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

tuffy05

作者：王伟光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主与专政及其实现形式等重大问题。为了搞清楚这些重大问题，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一、为什么提出国家与专政问题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就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走偏、不走样、不变色，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则。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然而，国家与专政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国家，总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阶级的国家，而把无产阶级国家说成是邪恶的、暴力的、专制的国家；一提到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都不那么喜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好心人”总是认为民主比专政好，认为“专政”这个字眼，是暴力的象征，不像“民主”那么美妙、招人喜欢；另一种情况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反对专政的幌子，把一切专政都说成是坏的，根本不提还有资产阶级专政，只讲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民主粉饰为“至善至美”的反专制、反一党制、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这些看法如果仅仅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爱好问题，就没必要兴师动众地长篇大论地讨论国家、专政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民主与专政实质上只不过是构成国家本质属性的两个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民主，就须有专政；有专政，就须有民主，二者有机统一于国家。那么，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专政，什么是资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又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以廓清人们的糊涂认识。而要说明这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则有必要从理论上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而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观点，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

　　民主与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问题都涉及怎样认识国家的起源、发展与消亡，涉及国家的本质与作用等基本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貌。

　　第一，国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人类之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就没有国家。当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对立阶级，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裂和对立，统治阶级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统治被统治阶级，缓和冲突，于是国家就产生了。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才出现了国家。国家不是外部强加给社会的某种力量，也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什么“伦理理念的现象”，更不像封建统治阶级宣传的那样，是上帝赐给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阶级和阶级对立，为了有利于统治阶级不至于在阶级冲突中与被统治阶级同归于尽应运而生的。

　　国家是阶级分裂、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国家是从社会冲突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了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科学地讲，国家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即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需要的。

　　第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国家又是一个政治的、阶级的范畴，国家是一种政治组织，是统治阶级的权力组织，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国家的核心是政权。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从来都把国家描绘成至上的、绝对的、不可侵犯的，同时又是超历史、超阶级的力量。譬如，封建君主宣称“朕即是国家”。资产阶级则把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历史、超阶级的全民国家，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工具。这些说法都掩盖或歪曲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既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那么国家就不可能是超历史的、超阶级的、全民的，而是具有阶级性的本质。有奴隶制国家，也有封建制国家，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而从来就没有什么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抽象民主、抽象的全民的国家。实际上，国家是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使统治阶级的压迫合法化、固定化，而这种秩序的建立不是阶级调和，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对内的主要职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机关统治被统治阶级，以保证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政治地位和根本利益。对外的主要职能是抵御外来侵略，保护本国利益不受侵犯。剥削阶级国家还担负对外侵略、掠夺的作用。国家除了这些主要职能外，还担负调整国内各阶级阶层关系、维护秩序、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统一道德、保障公平等职能。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主要是就国家的阶级实质、主要特征而言。恩格斯说，国家官吏掌握了社会权力和征税权，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剥削阶级的国家之所以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是因为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新手段。列宁认为，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压迫统治奴隶的工具，封建制国家是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统治农民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统治工人阶级的工具。

　　第三，特殊的军队，还有监狱、法院、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

　　恩格斯指出，国家同原始社会比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原始氏族组织是按血缘来区分它的居民，而国家则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另一个是氏族组织有自己的自动武装组织，没有军队、警察和官吏等专门从事统治和压迫的社会权力，而国家却设立社会权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由于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建立了专门用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特殊的武装队伍、法庭、监狱、警察等强力工具，且特殊的武装队伍等强力工具随着剥削阶级国家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对外侵略竞争的加剧而日益加强起来。

　　第四，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而国家的最终消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渡。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个过程，都有生、有死。无论是自然界的事物，还是社会领域的事物，都是如此，国家也不例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产生、发展和消失的经济根源，指出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国家不是永恒的，不是永存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消亡的前提是阶级消亡，阶级消亡的前提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并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国家阶级压迫的职能不需要了，国家才可以消亡。可见，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

　　但有人曲解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自行消亡”。列宁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歪曲，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灭它。因为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的力量”，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决不能靠“自行消亡”来实现。

　　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的国家是指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列宁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析强调指出，由于国家是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可以“自行消亡”。国家消亡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一定要把国家消亡同社会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考察。当社会发展到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阶级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那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而最完全的民主也只能自行消亡，这就根本不需要国家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社会主义民主将进一步发展，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学会管理社会生产和社会事务，这就逐步为国家消亡创造了条件。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告诉我们，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担负着最终消灭阶级与国家的历史使命。

　　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关于国家问题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些表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无产阶级在历史上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要求建立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科学总结和分析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著名结论，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这个基本原则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所谓“现成的国家机器”，就是指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用什么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是用新型的国家政权来代替之，由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政权，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新型的国家，是由剥削阶级国家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必经阶段。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就不可能消灭阶级，乃至最终消灭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不过它在阶级性质、历史使命、基本内容上都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专政根本不同。它是为无产阶级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创建条件的主要工具。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国家，之所以是新型的，因为它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国家，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体，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一切反动阶级、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进组织——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

　　由于各国情况的差异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从历史上来看，有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形式的最初尝试；有列宁总结俄国革命经验所肯定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苏维埃共和国；有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两个基本职能和属性，一是担负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对外抵抗外来侵略的阶级工具职能，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二是具有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协调关系、保证公平、繁荣文化、统一道德、提供保障等公共服务职能，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消灭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基础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阶级工具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加重。但这不等于放弃阶级工具的职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四、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对新中国国家本质及其形式的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要打碎旧中国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机器，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革命的实际行动分作两步：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革命战争，打碎旧中国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这个新型的国家机器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要同盟是农民阶级，其他同盟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只有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全民众的力量，才能战胜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历史地导致不仅仅只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广泛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不是单一的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最广泛同盟者的对少数敌人的专政。

　　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目的和作用。他说，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什么，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自己的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专政与民主的辩证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然，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主要基础是工农联盟。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告诉我们，不能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专政是对民主的否定，讲专政就是不要民主，从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性质和作用。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人民民主的保障，坚决地打击敌人的破坏和反抗，才能维护人民民主，才能保卫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也不能认为民主是对专政的否定，讲专政就是否定民主，从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对人民民主是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只有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挥民主，才能有效镇压敌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因此，必须强化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全体人民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达到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

　　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长期的、根本的任务。

　　人民民主专政的要义为：第一，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第三，坚持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为最主要的基础；第四，以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最广泛的联盟；第五，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对大多数人民群众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第六，通过社会主义法制实施民主与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否则，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设强大的公安政法力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保卫和平、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当然，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制定的各种法律、法令等法的规范，以及按照法律规定建立起来并贯彻实施的种种法律制度，它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执政党、参政党和一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群众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范内活动，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

　　来源：《红旗文稿》

http://news.sina.com.cn/c/2014-09-24/1456309076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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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社评:学界重提阶级斗争未必是政治信号

　　近日《红旗文稿》发表长文，谈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有一段谈到阶级斗争。应当说这是理论圈子的讨论，但这段话被截取下来，放到了互联网上。现在还谈阶级斗争？互联网上的反应很多是大众口号式的，开展实际争论的可能性迅速被这种声音吞没。

　　阶级斗争已经很久不怎么提了，客观说，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面貌被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冲得面目全非，如今我们对社会冲突的描述使用了许多其他概念。那么，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现象是否也随之分化瓦解了，不再具有相应的观察价值了呢？

　　恐怕不是。一个重大的事实是，阶级斗争在国际领域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这一主要线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直到今天，形式和节奏一变再变，但一直没有中断。这条线索延伸开来，又大致引导了中国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基本线索。中国道路之争隔段时间就会以不同形式重新活跃起来，它们遵从的是同一逻辑。

　　然而今天具体描述阶级斗争是困难的。人们不再使用这个视角太久了，已经相当生疏，而且周围世界的变化的确很大。如今很难再用单一标准或者两三个简单标准划分阶级，阶级的研究几乎是停顿的。斗争的规则也受到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层出不穷新元素的影响，它同过去时代的阶级斗争显然已有很大区别。

　　今天提阶级斗争，有认识论上的积极意义。但是提阶级斗争，不等于倡导搞阶级斗争，尤其不等于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到以群众性阶级斗争解决社会矛盾的时代。中国的所有相关事务都要以法律为基础，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

　　阶级斗争大概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但不激化它应是国家的上策。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应是把各种斗争都变成“官司”。其实提阶级斗争的真正意义，是要正视它，消化它，防止它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线索。

　　遗憾的是，中国社会有一批西方政治观念的追随者，他们很反感阶级斗争的提法，但恰是他们在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现在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真的是非他们莫属。

　　当然，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应当在理论界加以研究，形成国家的底线思维，与此同时，这个概念不宜成为舆论场以及生活中的热词。这是因为，过去的阶级斗争很突出，而如今的中国已是更加复杂、丰富的社会，阶级斗争在很多时候难以单独剥离出来，它常常要放在社会综合解决方案中加以对待。

　　然而虽然阶级斗争对新社会现实的描述力不像在革命时代和建国初期那样，常能提纲挈领，但它有可能是我们认识世界最具跨越性的角度之一，因而不能轻言“过时”。事实上，当代国内外问题盘根错节的现象常令人困惑，加入阶级斗争的视角，或许更容易看清它们。

　　对一些中国人来说，阶级斗争这个词固化了他们的一些特殊政治记忆。但今天使用这个概念，大概不是政治信号，而是创造更全面科学方法论的需要。反对这个词，而行阶级斗争之实的那些人应当反思并警觉：他们常带给社会刺激，他们如能自我克制，对阶级斗争不在中国激化将有显而易见的意义。

http://news.sina.com.cn/pl/2014-09-26/073030917763.shtml

tuffy05

就王伟光文再谈一次，“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

http://politicalconsultation.org/

老王社长


王伟光的文章，右派激动，跳脚擗踊而骂：“你们又要搞斗争，搞专政啦！”

其实，不必假装学究式地吵嚷那文章里的什么“阶级斗争”如何界定，干脆把这层纸戳开，明白说了，王伟光文无非是说：“右派要推翻我们共产党政权搞革命，我们共产党政权就不能袖手，就要回击，就要压制，就要反革命”。这，“并不输理”。

于是，问题就在，今日的右派，是不是正在斗争，要“推翻共产党政权搞革命”呢？如果不是，那么王某的此文，就应该如30多年前右派包括茅于轼们向共产党“表忠心”的年代一样，被认为是“极左的”，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扩大化”的（老王我本人那时也是这样认为的），应该被否定的，不必要的。

但今日的右派，不是天天都在网上网下开明车马鼓吹革命推翻共产党吗？右派中主张“无敌”的，也就是不主张革命的刘晓波都为他们所不容吗？反共革命那么必要，右派又怎么会认为共产党对他们的革命实行反革命，却是不必要的呢？

你正在对共产党斗争，革命，却又要共产党不可对你斗争，反革命，不然就要“绞死”人家。你们自己不觉得有点滑稽吗？对王伟光拼命地骂，说穿了，无非一方面要自己放开手脚革命推翻共产党，一方面要竭力缚住共产党手脚不许它反革命罢了。既英雄又安全，“零伤亡”获得右派革命成功。有那么顺当的“革命”？革命越顺当，革命后的“补课”就越动荡。有怎样的果实，就必得有怎样的付出。这是一定的社会规律。


老王早在《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一文里说过：
“反共革命派有没有革命的权利？当然有。共产党有革命推翻国民党的权利，反共革命派怎么就会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权利？革命是天赋的人权。问题在，革命是天赋的人权，反革命就不是“天赋的人权”？上帝的设计会不平等？反革命一样是天赋人权。你既然要革命，就不要抱怨人家反革命。因为权利平等，天经地义。”

右派说，“啊呀，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机器呀。我们弱势。这怎么公平？”这话真没出息。毛泽东当年革命，国家机器在谁手里？在你们反共右派手里呀！被你们追杀两万五千里，亡命奔北，“招安”改编，不是“弱势”？现在轮到你们革命，怎么不公平？你们把毛泽东骂得一无是处，但这书生两手空空上井冈山为“匪”，20年终于把你们推翻，这个奇迹，总还算他的本事吧？老王一直劝你们，不要“骂倒毛泽东”。你们既要革命，就一定要学一点毛泽东，连老蒋小蒋到台湾都总结教训虚心学，你们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老王真不希望看到右派与共产党及左派之间的“革命与反革命”搏杀。国之不幸。他希望右派的主流回到刘晓波“无敌”立场，积极地回应习近平谋求“全民意见要求公约数”的政治协商。右派们现在还很不乐意。他们认为只要没有夺得政权，政治协商便是“招安”，是“花瓶”。不“招安”不“花瓶”怎么办呢？就要坚持反共革命的立场，将共产党推翻为止。他们至今很有信心。其实他们心中并不认为他们“弱势”，他们的革命必胜信心，并不建立在国内广大民众支持上，而建立在西方联盟国家强势的奥援上。他们坚信，只要有一天闹出什么大的事件，西方盟国的飞机就能呼啸飞来把北京炸平，“自由、民主、人权”和“普世价值”就随这炸弹落下，革命就成功了。他们认定这是“时代潮流”，迷信很难破除。所以现在对他们除了劝说，还需要耐心等待。等到反共右派的主流什么时候感到他们革命的成功真的没有希望了，宪法下的全民政治协商在右派一方的障碍（还有左派一方的障碍，得便再谈），才可能被清除去。
王伟光的文章提醒共产党需要对右派的革命作出反革命回应，是有利动摇右派革命必胜的信心的，右派憎恶王某，老王社长则认为戳破那层理论纸，王某的文章有它的积极处。


2014年9月27日        

tuffy05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签不能乱贴

2014年09月29日 14: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夏夕烟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发表意见建议时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一个人说话时，如果不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叫昧着良心，瞎说八道。对于学术理论工作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街谈巷语。

　　可惜的是，有些人不喜欢实事求是，不去认真地阅读文章，不对问题做科学严谨的分析，而喜欢偷换概念，混淆视听，然后急不可耐地给别人扣上一顶大帽子，打上五十杀威棒，欲杀之而后快。例如，给一些正常的学术讨论和理论文章扣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帽子，就是如此。

　　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期间提出的一句重要口号。在民主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由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任务所决定的。不坚持这个纲领，完成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就无从谈起；不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现代化建设顺利展开的历史前提就无从奠定。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国家的重要任务就是搞经济建设，如果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就都是极其有害的。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因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中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确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

　　应该说，只要是对党的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只要是对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有些涉猎的人，就很清楚这个历史经纬。问题是，肯定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吗？恐怕不是，恰恰相反，是有人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帽子偷梁换柱地扣到别人头上。正由于此，笔者认为，在学术理论的讨论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公正全面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能乱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签。

　　笔者认为，以下四点应予特别注意：

　　第一，不能把关于阶级问题的研究说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现在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好像一提阶级，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事实绝非如此。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基本的概念。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根本观点之一，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久存在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在实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经济标准。恩格斯指出，“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列宁也曾说过，“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列宁关于阶级的经典定义更是广为人知。现时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方位的限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阶级和阶级差别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对阶级问题进行客观、全面、深入地分析讨论，本无可厚非。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阶级状况，我们党早已有定论，做出了明确的论断。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这里明确指出，在阶级尤其是阶级斗争问题上，必须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也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

　　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我们既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这同样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表的重要论断，同《决议》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当前，在涉及阶级问题的讨论中，必须坚持这些正确的论断，而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一见“阶级”二字，就神经过敏，忙不迭地贴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签。

　　第二，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说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相联系，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方法。我们经常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自在其中，不能无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讲话中就曾指出：“观点，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自然界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之中，涵盖面非常广泛。比如，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观点；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等等。这些基本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之中，内容博大、思想精深，需要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深入钻研，需要原原本本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才能领会得更加深透。”因此，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掌握，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运用，而不能将之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谈阶级分析方法而色变。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分清革命的同志、朋友和敌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时代条件、国际环境、历史任务、人民需求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阶级矛盾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只要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较量还存在，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丢掉。越是在利益主体分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协调复杂化的今天，越需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揭橥问题的实质、表现和根源，提出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

　　试想，不科学地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党如何确立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如何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如何确立我们的前进路线、前进方向，避免走邪路，避免走老路？如何去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协调和化解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维护安定和谐的大局，赢得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业？这些都是简单不过的道理啊！

　　第三，不能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各项事业蓬勃开展，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其中，“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但是，在极少数一些人的观念和做法中，“两个基本点”变成了“一个基本点”，只讲坚持改革开放，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甚至更加奇怪的是，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说成是“党棍”、“‘文革’余孽”。

　　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来没有只讲改革开放，不讲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提醒全党，必须注意那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的情况。他强调，“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邓小平还强调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的指导原则，并论述了它的核心。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九秩高龄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里，“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提到了，“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都提到了，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那还有什么理由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贴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签呢？

　　第四，不能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提法是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体。这一方面一旦动摇，社会主义中国自然就“国将不国”了。这样一条最基本、最明显的道理，现在反倒被搞糊涂了。好像一提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要搞“独裁”，搞“镇压”，就是“压制自由”，就是“反对人权”，就是“抗拒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

　　实质上，人民民主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的互相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因此，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党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也始终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个。”他强调，“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涵义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而不是其他阶级、政党领导，更不是多党领导、搞多党制。第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不是实施“多元主义”。第三，人民民主，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不是属于某一利益集团，更不容许外国人干涉。第四，对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分裂祖国的分子实行专政，不搞“仁政”。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第五，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要求，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对此，不禁让人想用网络流行语问一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还是回到文章的主题上来，在宣传思想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就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

　　这里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科学严谨的学风，是为党为民的忠诚。

　　而不是相反。

tuffy05

司马南: 王伟光现象

       向来行事低调的学者型干部，即使做到社科院院长也很少被媒体关注的王伟光先生两天来爆得大名。

　　网上热词搜索中预先嵌入了王伟光，与安徽女大学生裸体测体能，与刘铁男家某人失去自由，与平定县委书记被双开……花里胡哨的新闻排在一起。

　　不知道王伟光先生是感到庆幸，还是有些委屈，或者莫名其妙 。

　　媒体突然间集中为他做这么多免费广告，这是多少商家想要的效果呀!而他享受如此待遇，仅仅是因为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引经据典论述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标题《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

　　对邓小平理论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这篇文章标题的出处是邓小平文选，就是邓小平的原话。而文章的内容，不过重温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学者看来,这是一篇学术性很强内容很枯燥， 通常不会引起大众媒体关注的标准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假使在文章发表之前,请任何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做一个效果研判:你以为这篇文章会不会引起大众媒体的特别关注以至于作者本人会被人肉?所有的被问卷对象都会莫名其妙,因为这几乎是一个小行星撞地球一样的天文学意义上的小概率事件.

　　但是,小概率事件变成了现实.

　　(1)

　　王伟光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据他自己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主与专政及其实现形式等重大问题。为了搞清楚这些重大问题，他专门写这么一篇文章来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认为这个时候很有必要。

　　所以开篇他就讲起了国家与专政问题。

　　依然从邓小平理论入手。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是邓小平理论当中的最核心的内容。邓小平多次讲过这个内容要多少年不变。有的时候邓小平干脆讲"永远不变"。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的理论当中据何等重要的地位!

　　一心两点，尽人皆知也。

　　但是，实事求是说，在这两点当中，三十几年来在媒体上，关于改革开放讲的多些，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相对少些。即使讲到四项基本原则，通常也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很少分解开来掰开揉碎，不像讲改革开放那么强调，那么细致，那么坚实，那么不容置疑。我们很多干部讲到"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时候，自信满满的，声音大大的，通常还要加上壮士断腕割臂疗毒，杀出一条血路来等形容词。而很少有人用同样的句式讲"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死路一条"。即使讲到了，发出的声音也不自觉地降低分贝，读讲稿的速度不自觉地提速。

　　(2)

　　我打过一个比方，邓小平就像古典章回小说里边的那个黑旋风李逵先生一样，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手持两把斧子呼风唤雨运天地之力，把中国社会推向前进。这两把斧子，一把叫"改开"，一把叫"四则"。一切有碍改革开放的阻力，一切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势力，面对邓小平先生的两把斧子，莫不感到寒光闪闪冷气逼人。

　　昨天晚上在北京一家有名的清真餐馆，我碰上了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当中成功扮演了邓小平的著名演员马少骅先生， 我送给他一幅小楷书作，内容是1989年邓小平接见非洲朋友的一段谈话。那次谈话当中邓小平专门强调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永远也不会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就两条，一，改革开放;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你知道的，我们有两任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了跟头……"

　　看看，这就是邓小平。

　　在他面前，即使是得力的有着卓越功勋的推动改革开放的干将，即使是已经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重要领导职务的总书记(且连续两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不自觉、不坚定、不给力，也是不可原谅的。就因为，这两个基本点不能改成一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那不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认为，假使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走偏了、走样了、变色了、变质了。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手里只掂着一把斧子的江湖好汉，不管舞得多么高明，哪怕舞的龙吟虎啸，那都不是邓小平。

　　弃却四项基本原则，便不是邓小平理论。

　　(3)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王伟光先生引述小平的说法，强调"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假如王伟光说到这里便打住，或转而论述其它，也许这篇文章就不会引得那些公知特别留意十分过敏鼻涕眼泪哈喇子流一地了。王伟光说到这里用了一个然而一一然而，国家与专政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国家，总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阶级的国家，而把无产阶级国家说成是邪恶的、暴力的、专制的国家;一提到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都不那么喜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好心人”总是认为民主比专政好，认为“专政”这个字眼，是暴力的象征，不像“民主”那么美妙、招人喜欢;另一种情况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反对专政的幌子，把一切专政都说成是坏的，根本不提还有资产阶级专政，只讲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民主粉饰为“至善至美”的反专制、反一党制、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从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态势看，当王伟光讲到这一步，犹似跨入防空识别区，公知群的相控预警雷达已将其牢牢锁定，公知预感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来者不善。接下来无论你王伟光说什么，均已经不重要了，海外敌对势力及国内的公知这时只有一个任务一一寻找你文章中的漏洞，籍此羞辱你打击你在网上搞臭你。

　　(4)

　　偏巧，"阶级斗争"的字眼儿，在文章中，王伟光先生使用了。

　　从技术的层面来分析，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即使这个时候王伟光不想得罪公知及海内外的撞墙沉船势力，他很难绕过去。

　　复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不能不谈到阶级，不能不谈到阶级斗争，不能不谈到由阶级斗争而引发的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主义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国家本来就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因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所谓公检法，包括武警，即是国家政权的强力的工具……

　　满身学究气的王伟光先生丝毫没有意识到，在公知狙击手的瞄准器上，他王伟光已经被绑上了十字架，只待扣动扳机那一刻。王伟光先生依然在大谈国家的消亡，大谈这种消亡必须要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作为过渡形式，大谈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具体形式一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

　　即使这样心平气和斯文地论述，那些充满暴戾之气在网上习惯于拉屎拉尿的公知们也已经耐不住了。他们在王的文章中看到了这样一个自然段，他们以为在这里找到了击败王伟光的软肋和全部证据，
甚至来不及细看全篇文章，他们完全不顾及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论述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只把这个自然段当中的几个词拿出来大加发挥，海内外公知就发动了对王伟光先生的全面的围剿。

　　这篇文章押题的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公知的名字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

　　(5)

　　现在我索性把这个自然段全部抄来请大家过目: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否则，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设强大的公安政法力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保卫和平、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这段话再自然正常不过了，有什么问题吗?

　　有些人看到"阶级斗争"四个字便开始抽筋儿，那是他自己的心理问题。

　　有人担心文章中提到阶级斗争四个字,便会重现社会失序混乱局面，我只能说先生们的联想过于丰富了。

　　有人一听到阶级斗争,就想到自己不是好道来的那些富可敌国的资产有可能充公, 无须提阶级斗争，"依法治国"刚性原则也必格式化一番(整治)那些"流氓资本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有人污蔑王伟光要搞文革， 哪里能够找到王伟光要搞文革的意思呢!

　　有人污蔑王伟光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文章中哪里有这样的意思呢?

　　善意的主张"不要提阶级斗争与人民民主专政来刺激一些人神经"的朋友们,
难道今天的中国不存在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种力量的生死博弈吗?难道不提这几个字眼,这一切就会自然抹平和消失吗?

　　那些善意的主张"接受普世价值说法,与国外好好媾和"的朋友们,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在资源有限性无法改变的前提条件下,在中国日益增长让独霸世界的野心国及其附属国无法彻底放心的前提下,海内外敌对势力时时刻刻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中国何时放慢了脚步?
　　……

　　喂，别装傻了，还有那些有名的、没名的、拿着钱的、没拿着钱的、脑子好使的、脑子不好使的、给人洗脑的和被洗脑的公知们，这句话说的就是包括你们在内的撞墙沉船派恨国去共派，你们在网络上敲击键盘搞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斗争，便是新形势条件下的标准的阶级斗争具体形式。

　　(6)

　　环球时报今天的社论是一篇很理性的文章，对于王伟光先生的文章遭到公知围剿这件事，环球时报社论用大家业已熟知的环球时报社评风格做了一番分析。

　　一一[学界重提阶级斗争未必是政治信号]阶级斗争已经很久不怎么提了，客观说，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面貌被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冲得面目全非，如今我们对社会冲突的描述使用了许多其他概念。那么，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现象是否也随之分化瓦解了，不再具有相应的观察价值了呢?

　　恐怕不是。一个重大的事实是，阶级斗争在国际领域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这一主要线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直到今天，形式和节奏一变再变，但一直没有中断。这条线索延伸开来，又大致引导了中国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基本线索。中国道路之争隔段时间就会以不同形式重新活跃起来，它们遵从的是同一逻辑。

　　我在环球时报的社论后边跟帖讲了几句话:

　　1/勿谓什么"学界重提"。

　　2/阶级斗争理论写在党章总纲中。

　　3/刻意淡化无改存在,时而残酷悉为事实。

　　4/ 承认、正视、解决它不等于"以其为纲"。

　　5/践行邓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阶级斗争与人民民主专政便无法回避。

　　6/中国梦姓社，扩大两极分化没有天理。

　　7/共产党姓共, 抛弃共同富裕大逆不道。

　　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大体近似，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是这样论述的.

　　一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一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

　　环球时报社评惯走曲径通幽的逻辑脉路，带着大家欣赏理论风景, 我则不免失之于浅薄与刚烈,
激情有余而深沉不足, 而王伟光先生的文章则中规中距不越雷池一步,
通篇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其后的中央领导集体概言.

　　(7)

　　一说,越是如此, 便越是不能理解，海外敌对势力和国内的公知集中围剿王伟光先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一说, 越是如此,便越容易理解，海外敌对势力和国内的公知集中围剿王伟光先生, 其实并不关乎王伟光先生个人，他们所忌惮的痛恨的竭尽全力必欲推翻是王伟光先生所阐释的理论体系及其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貌似唾的是王伟光先生的个人名片,
实则诋毁谩骂对抗的正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表面上看是王伟光先生腹背受敌, 往细里分析, 海外敌对势力及国内公知用阶级斗争的形式，给我们上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有时会很激烈"的党课.从这个效果出发，我们必须向他们致以敬意, 我们还要大声地说："辛苦了先生们!"

　　作为在这场围剿当中起带头模范作用的那几张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公知脸, 我要特别地向你们致以敬意，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由自主地受本性的支配,，都跳出来了, 你们表现的很好.在共和国65年国庆日即将到来的时候，你们的顽强表现，对于爱国主义的张扬和宣传, 起到了他人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

　　(2014年9月26日深夜写于安徽淮南刘安府邸)

bluesky

环球时报:  有人借批判阶级斗争培养话语权牟私利

“阶级斗争”成靶树，互联网刮风不止

　　《红旗文稿》上个月刊发的一篇理论文章里谈到“阶级斗争”，被有人截取出来放到互联网上，引起巨大反响。该文作者的理论探讨被炒作成中国社会重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信号。大概由于引起的负面解读太多，相关网站删掉了那篇《红旗文稿》的文章，但即使这样，一些人仍紧咬不放，宣称那篇文章代表“极左这只大老虎”的“疯狂反扑”。

　　这段时间，一些批判者极力渲染中国主流理论界内部的“紧张”和“斗争”，制造中国处在政治十字路口的印象。必须指出，这是互联网屡见不鲜的泡沫，它提供的是一种假象。

　　《红旗文稿》发表了几篇论述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相关表述都有《宪法》和经典文献做基础，并非突破理论探讨的正常范围。问题在于这些理论性探讨被网络化了，突然面对了不适应这些表述的日常舆论环境。这种转化打乱了理论探讨的旧有规则，是个待解的新问题。

　　反对“阶级斗争说”的人中，有一些是出于对以往阶级斗争的痛苦记忆，以及对现实阶级情况并不了解。但那些批判《红旗文稿》文章最积极的人，则是把这个话题当成了发泄对十八大以来政治路线不满的茬口。他们如此起劲地发起攻击，意在强调中国已经面临“极左”政治力量的威胁，让人们相信这个国家正在“倒退”。

　　十八大以来，中国主流社会、尤其是党内围绕国家政治路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国家政治团结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威望，反腐败的诸多硬仗和改革的攻坚克难也因此推进得十分有力。


　　党内以及主流社会内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如果用放大镜寻找总能找到。今天它们的存在以及存在程度对于大兴改革的时代来说，远没有超过正常值。一些人很愿意夸大分歧，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制造分裂，在党和群众之间播种嫌隙，在党的内部挑动矛盾，这是应当及时发现并予以警惕的。

　　有些人这样做是因为喜欢是非和热闹，但也有些人是为了培育自己的话语权，实现私利。还有极少数人把这样做当成对体制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他们就是要制造混乱，在现实中搞不成，就搞互联网上的，搞思想领域的。

　　“阶级斗争说”并未在新近出版的各理论刊物上反复出现，这说明官方无意把“阶级斗争”重新变成舆论场的热词，这是一种态度。不停说“阶级斗争”的恰是那些所谓的批判斗士，我们不能不怀疑有某种很特别的用心在支持他们这样做。

　　我们认为可以让舆论场围绕阶级斗争的争论结束了。如果一些人拒绝结束它，则只能由中国社会对这样的“多元化现象”予以适应了。中国的怪人怪事多了，人们只能见怪不怪。那些批判者宣称他们发现了一个“撕裂”中国社会的人，而更多人终会看出，他们才是。

http://news.sina.com.cn/c/2014-10-15/004530988908.shtml

bluesky

武汉工农兵举行阶级斗争理论座谈会

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发表以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受到不同方面的赞誉和攻击。2014年10月9日武汉工农兵各界举行座谈会，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联系建国65年特别是30年来阶级斗争的事实，对阶级、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进行了座谈。现对部分代表发言摘要发布。


一、一个劳动模范如何变成“阶下囚”（武汉市劳动模范李玉琴）
我原在武汉搪瓷厂上班，工作勤勤恳恳技能娴熟不计报酬，是“三八红旗班”的班长，厂女工主任，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工作落下了职业病工伤，骨质疏松白血球减少到极限。原来我们厂效益很好，改制私有化后，被上级任命的厂领导折腾垮，2001年一小部分人自作主张未经职代会讨论强行改制贱卖，我30多年工龄给一万多元买断下岗失业，改制清算组的领导则拿到几百万，放进私人口袋，市里主持改制的人员，也拿了几十万。我们工伤人员的工伤补偿金，改制清算组的人员说，“这钱是专款专用的，任何人不能挪用，最后给你们解决。”我们相信政府是立法为民主持公道的。
改制清算结束了，没成想清算组把我们的工伤补偿金贪污了。我们不得不向市里反映此事，由于市里相关单位都分了我们厂改制的钱，哪里都找不通，我不得不一次次上访，于是一个劳动模范成了武汉市的“黑五类”，动用警力监视监控和抓捕镇压。为讨要职业病工伤补偿金，2010年10月19日，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到武汉柏泉“黑监狱”18天，蒙住头进蒙住头出，三点贴墙面壁罚站，拳打脚踢，扇耳光，皮鞭抽，不让上厕所，强制服用毒药等，遭到泯灭人性的法西斯迫害。出来时汉阳的国保威胁说，“这次我们对你是客气的，看到你是劳模的份上，如果再进来就让你骨头粉碎，让你生不如死！”
阶级斗争事实教育了我们，走资派“熄灭”的是无产阶级对贪官走资派的揭露和斗争，而且是用“黑监狱”等镇压的方法来“熄灭”的，坚持的是贪官走资派对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且是用“黑监狱”等残暴反人性的方式，对工人阶级进行斗争！那些声称“永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专政？这是什么斗争为纲？这是官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斗争，这是新生资产阶级对人民专政，这是资产阶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二、一个农民如何变成了“罪犯”。（武汉汉南农民聂世勤）
改革把劳动农民集体公有的土地分给农民个人耕种，后来政府官员强行土地流转，剥夺农民的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我们祖祖辈辈耕作的上万亩土地，一夜之间变成了少数贪官的财产，官员成了名符其实的地主资本家，我们农民变成了“租”贪官的地耕种的长工。
我们依法向上级反映贪官的罪行，政府就动用警察把我们绑架到“黑监狱”，进行法西斯迫害。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劳作，在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的条件下，贪官资本家动用地痞混混，拿着洋镐打伤农民，警察法院检察院不立案不查处。今年4月官僚资本家雇请的地痞混混60多人戴着安全帽，拿着洋镐再次殴打正在劳作的农民胡为清时，我们的农民胡为清不得不奋起自卫，伤了地痞混混的头头，这下公安检察院法院动作迅速，以“故意伤害罪”缉拿关押判刑。一个劳动农民被变成了“罪犯”！
开庭审理时限制农民旁听，侵害者地痞混混竟然和检察官公诉人坐在一条凳子上，律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了“正当防卫”的无罪辩护，公诉人竟当庭威胁受害农民，“不承认有罪，你要考虑后果！”
农民生存的土地受到官僚资本家的侵害，向上级反映不但不解决，还被抓进“黑监狱”遭到法西斯摧残；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被官僚资本家雇请的地痞棒子队打伤甚至打死，不了了之；我们进行正当自卫，官僚资本家利用国家机器公检法批捕判刑，这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吗？这是不是阶级斗争？这是什么专政？


三、一个村霸的成长与猖狂。（岱山村民刘金桂）
我们村的村霸是武汉著名的腐败分子，他初中毕业后靠卖猪下水为生，嫌这样来钱艰辛，就与其弟开赌场、组织抢劫团伙，多次入室抢劫，抓捕时因其姐夫在公安通风报信而逃脱。他深知没有权力不行，于是在村委会选举中，靠敛得的钱财和“黑社会”背景，挨家挨户送烟送酒，若拒绝收买就用“黑”社会相威胁，如此当上了村主任。
一朝权在手，就侵吞集体资产，抢夺村民财产，他深知利益不能独占，拿出贪得的一部分建村干部楼，一是收买村干部拉入自己的利益集团，堵住其他村干部的嘴，二是为今后更大规模的敛财作准备，于是村两委成了村霸一手遮天的“团结贪腐”的黑班子。
这样的村霸竟火速入党兼村党总支书记，他是要利用共产党员的外衣，更方便地侵占集体资产。我们村地处汉口城中村寸土寸金，有钱有权还有“黑社会”背景，真是如鱼得水黑白通吃。村霸任村主任没公布过一次财务帐目，一个八百多人的村，出卖集体土地收入在3亿元以上，现在帐面却没有一分钱，还欠外债9000万元，这些巨额费用都到哪里了？村民看到的却是村霸的私人工业园，雇佣的复员武警作贴身保镖，房子多套、车子豪华、除原配妻子还包养“女朋友”。
我们村民就村霸侵占村民集体财产开始实名举报，村霸恼羞成怒，动用他的“黑社会”势力，将举报人车子砸毁，带40多人手持长矛挑刀长棍等凶器，将举报者房屋团团围住，将举报村民多人打伤打残。村霸行凶后指令40多个暴徒站成一排，威胁村民“谁再举报，就是今天的下场！”新土豪是何等疯狂！
村民的举报受到地方的打压，不得不到北京向中央报告，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知道后亲自接谈了村民举报代表，该村霸的危害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而著名，批示武汉市查处，至今仅仅给了一个纪律处分应付村民。
新时代的彭霸天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抢钱抢地抢房子砸车打人，这不是阶级斗争吗？这不是专政吗？不是我们劳动群众要阶级斗争，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斗我们、侵吞我们的财产，我们不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斗行吗？


四、一个老居委会主任的“铁窗生涯”。（党员退休居委会主任鄢蕙兰）
我今年75岁，老共产党员，退休前在居委会主任岗位上干了16年，得到居民们普遍赞扬，多次受到公安部的表彰。做梦都想不到退休后会过“铁窗生涯”。
房屋被拆迁，拆迁商品房应该归还商品房，可是狠心的资本家伙同政府，在《商品房合同》上加盖“经济适用房”印章，用“经济适用房”冒充商品房，掠夺我们的财产。我相信政府会公道，向各部门反映，没有解决。2011年3月24上午应街道办约谈，在街道办门口被几名不明身份的“黑衣光头”强行拖进汽车，绑架到武汉柏泉“黑监狱”，没收了所有物品，把我推进一个小黑房把门锁上，过上了“铁窗生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身临其境真正感到一片“黑暗”！
狱卒要我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上访，我说“不会写字”，狱卒说“要不写个心得”，我说“心得几个字写得到。”随手写到：“夜盼黎明太阳升，日见太阳往西沉，抬头看见门上锁，室内锁的年迈人！”第二天，狱卒说，“你写的不行，领导不满意，要重写。”于是我又写到：“法制教育办得好，一无书刊二无报，又无领导来指导，只听窗外狼狗叫！”
我没有错，拒绝写“保证书”，他们就在身体上折磨，精神上摧残，不让休息，每天只给一点饭菜，我70多岁被这帮匪徒迫害，人的尊严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以死相拼，我把牢门插住，用裤腰带在床头自缢。狱卒们七手八脚把牢门砸开，已经生命垂危，虽然被他们救下，身体已经十分虚弱，高血压心脏病犯了，被送医院抢救。这些无人性东西，送医院抢救都不通知家人，稍好一些继续押往“黑监狱”关押，整整被关押16天！
一个70多岁的老共产党员老居委会主任，为揭露官僚资本家的骗局，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绑架到“黑监狱”关押迫害。阶级斗争熄灭了吗？这就是资产阶级掠夺人民群众的斗争，是官僚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专政！


五、一个解放军转业军官的心声。（解放军退伍军官罗志贤政委）
后三十年“不讲阶级斗争”，可是比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更加激烈而且残酷，特别是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变成阶级斗争，把党内斗争变成敌对斗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人大中工农兵的代表由过去占70%，变成现在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工人农民士兵的代表，改变了人民政权的性质，这算不算阶级斗争？不信仰共产主义的资本家可以入党，这是颠覆中国共产党性质的反共行为，共产党的官员可以成为资本家，或者为资本家保驾护航当“保姆”，投降资产阶级，危害工人阶级，这不是阶级斗争吗？政府官员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坑害工农兵民众，工农群众依《宪法》41条向上级反映，包括我们解放军转业军官，都遭到地方政府抓捕关押，进行法西斯迫害，这算不算阶级斗争？王伟光说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现实的阶级斗争证明王伟光是正确的！


六、阶级斗争没有熄灭。（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老工人徐坤山）
看了社科院王院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感到重提“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王伟光说，当今社会当今中国，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主线索。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在修正主义的姑息下到处发动战争，在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用最先进的武器杀人，多少人死于非命。在国内“改开搞”三十年，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重新成为雇佣奴隶，富士康工人的十三连跳，煤矿工人超过十万罹难，阶级矛盾及其引起的民族矛盾日益凸现，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黄赌毒杀炸抢恐怖屡见不鲜，经济遭破坏，四个现代化被推迟百年以后……。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没有熄灭，也不可能熄灭。王伟光的话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那些否定阶级斗争者是无视事实的瞎子胡说八道的骗子！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共产党的基本常识，“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很正常，奇怪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中央党校的韩钢在《学习时报》上发文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我只能认定他们是共产党的叛徒，是国内外反共分子在共产党内的忠实代表！

http://www.maoflag.org/portal.php?mod=view&aid=9473

bluesky

从统治阶级视角看阶级斗争为纲—关于中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几点看法

老田

　　王伟光的文章提到阶级斗争和专政，这大大地刺激了党内外公知们的神经，引起群咬和围攻。其实，王伟光的文章对于现实和转型过程的揭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群策群力加以展开讨论， 本文是老田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作出的一点初步的判断。其实，被统治阶级组织起来反抗，那种形态的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中间是偶然的反常形态，通常的阶级斗争体现为统治阶 级如何看待被统治阶级最基本的政治利益利益诉求，这是阶级斗争的常态。所以，分析阶级斗争最好是把统治阶级放在视野的中心位置来进行观察。

　　1、毛泽东1942年提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知识存在形态的“二分法”：“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到了1963年他在这个二分法基础上 ，分出一个科学实验，成为三分法：“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毛泽东 ：人的准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毛泽东那里，阶级斗争就是社会科学的内核，是人类关于社会知识的全部。而一个社会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具有最优先的位置和最高说服 力。

　　2、统治阶级的再形成过程：1978年以来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搞活”，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先贵并且拥有了超额话语权，与这个最主要的社会结构变化相对应的是：占有较多份额经济资本、 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资本精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确实已经成为高踞于大众之上的统治阶级。把改开搞说成是欠缺政治改革配套的经济改革，并不能完整反映三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全 面变化，而从社会结构的演变出发，得出结论则是更为全面和准确。

　　3、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利益的不兼容程度很高：阶级分析作为一种观察视野，仅仅是对社会结构和精英阶层对于资本、权力和话语权占有状况的确认，尚不足以阐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 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性质，要加上统治阶级如何对待被统治阶级的基本政治经济诉求之后，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是否兼容被统治阶级的基本政治经济利益决定了阶级矛盾的对抗性，仅仅描述 作为社会结构的阶级现象，还不足以得出真正的结论：阶级斗争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种方式和程度存在，而作为政治冲突的阶级斗争性质，完全依赖统治阶级是否兼容被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 目前，中国的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的兼容程度极低，不仅剥夺体力劳动者（工人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其感到没有出路，而且对于统治阶级的替补和候补成分——小资 白领的大多数——的剥夺程度也相当高，使其中大部分人感到当今社会毫无出路。也就是说，中国的阶级矛盾是很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对抗性程度较高。如果阶级分化和利益对立，无法被人 们确切地感知，显然谈起阶级斗争真有可能“撕裂”社会，而掩盖阶级斗争说不定真的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假如阶级分化和对立特别是对于被统治阶级利益不兼容的状况很严重，很容易被 感知，就不存在所谓的撕裂问题——毕竟会原本就已经被撕裂为互不兼容的两大群体。毛教员说“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不仅包括阶级分析法，还包括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基本 政治经济利益的兼容性判断，两者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纲”，与“目”成为对称。

　　4、统治阶级排斥的社会阶层非常多：站在统治阶级对立面的广大民众，不仅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白领的大部分，这两拨人对于阶级矛盾的感受大部分相同——统治阶级那里没有出路，但是 对于解决阶级矛盾的取向则截然相反。CJQ教授曾经精辟地指出：当权派形左实右，小右派形右实左。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政府形象往往极差，处于动辄得咎的地位上，网络和媒体上批 判政府的声音都拥有大批热情的听众，不管这些批判的声音到底是“左的”还是“右的”，换言之，阶级矛盾尖锐化时代的主旋律是：政府丧失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领导权。

　　5、统治阶级再形成如何可能：改开搞年代是承接文革时代而来的，所有的官方叙述都是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是一个有待梳理的重大转折，其思想和政治内涵尚未得到充分清 理。不过，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指出：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同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性是根本性的，五一六通知的措辞是“党阀”和“学阀”，十六条 的措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是公有制社会里头的统治者。著名的萧功秦教授所宣扬的“新权威主义”，完美继承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叙述的走资派理论，不 过萧教授也不是简单抄袭，而是一种“倒过来”的走资派理论，张姚等认为党阀和学阀联手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坏事，萧教授则认为这是好事，而且，还需要把权力集中地掌握在权力精英阶层 手里（萧教授还说要是民主化的政府就没有能力把几千万工人下岗），话语权由知识精英垄断起来以“培养公民文化”，整个社会关系的改造则交由资本家群体去培植所谓的“契约精神”， 这样才能够保证复辟事业的顺利推进。应该如实地说，就社会结构转型和再造的推动者而言，萧功秦教授与张春桥姚文元的看法没有区别，只是张春桥姚文元否定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按照 其阶级本能去挤压平民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由此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而萧教授则反过来予以全盘肯定和褒扬，并且说为了避免“红衫党”和“黄杉党”的互殴，还需要由精英阶层继续 垄断权力和话语权，不能开放民主。综合张春桥姚文元和萧功秦教授的内在共识，中国近三十多年的转型最初是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推动的，当今中国阶级结构的形成就是权力和话语权主 导的，按照萧功秦教授的看法，这个过去存在的现象还是继续下去的必要，否则国将不国。萧功秦以新权威主义曲折地重申张春桥、姚文元曾经全面表述过的走资派理论，在反面证成了那种 社会结构分析法的有效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那种社会结构分析法的理论预见性，一些网友研讨继续革命理论被一些自由派指斥为“文革余孽”，但萧教授就不同，他能够更大程度地 提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学术信誉”却没有余孽的帽子，这将使得他能够比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更多地证成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学术信誉（当然是从反面进行的）。

　　6、统治阶级不妥协的阶级意志：组成阿拉善协会和壹基金会的资本家群体，业已提出“官学产煤”四大同盟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的背后折射出一种坚决不对社会下层“妥协和让步”的坚定 意志。任志强长期坚持房价还不够高、还能够继续上涨的预测，这种预测是否正确毫无价值，有价值的是：作为资本家对于利润的欲望与多数小资白领成为“房奴”的矛盾对恃中间，资本家 群体根本不考虑让步和妥协。高房价背后，是由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组成的“三头分利同盟”，因为城市中间底层劳动者业已不可能成为合格的购房者，所以，实际上站在这个三头同盟 对面的是小资白领阶层的大多数。朱镕基任上曾经提出要壮大中产阶级的政策目标，而三头同盟的主要受害者群体发言之前——例如邹涛在网络上声称组建“不购房同盟”之前——中央政府 业已主动关注中产阶级的疾苦，多次主动出台政策要调控房价，但是，房价就是在中央政府的系列调控中间一路走高。这个事实说明：不仅是资本家群体主张实行强大的“官学产煤四大同盟 ”，证以房地产业的现实，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确实是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分利同盟，这个同盟力量之强大业已超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范围，能够毫无顾忌地实行自身利 益的最大化，丝毫都不考虑对候补统治阶级群体（小资白领）的让步。薄熙来作为统治阶级内部有觉悟的人士，注意到社会矛盾激化的危险，提出在经济上要向底层让步，在思想上（至少是 在唱红歌方面）要小小地迎合一下底层反抗所选择的政治文化符号，结果被统治阶级内部强势之手构陷和大V扣上“左派”帽子，予以肉体和精神上的全面镇压。薄熙来的认识起点其实与作为 地主阶级改革家的王安石很相似，其结局也很相似，其遭遇都一样体现了统治阶级不妥协的意志。

　　7、被统治阶级反抗意识形态的分散化现象：统治阶级的强大和强势，与被统治阶级的涣散和无力，互为因果。中国统治阶级所排斥的界限，大大高于传统统治阶级，把大部分小资白领都纳入 受排斥的对象。但是，三十年来学术西化的结果，使得小资白领和底层民众分别选择了两套互相对立的反抗符号，小资白领竭力高举民主和市场化的大旗，而底层民众则回归毛泽东这个政治 符号。在网络上，这两个符号相互冲突，构成一种“文革余孽”和“美分党”的对立和口水战。除了那些统治阶级内部的聪明才智之士外，大多数“美分党”是那种“形右实左”的受压迫者 受剥削者。这种反抗符号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种反抗行动归于无效，在反面促成了统治阶级的强大和强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统治阶级的不妥协意志，还因为存在着实际上的“李 代桃僵”策略而强化，主流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市场化还不彻底，政治学教授说中国还没有走到民主化政治的时间段，这种种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学说，都把社会怨恨集中到政府和权力精英身 上，使得资本逻辑下的扩张和压迫行为得到很大程度的遮蔽，也因而变得更加毫无忌惮。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占据高校讲坛，大量小资白领都是从高校这样的社会生产性加工过的，因此，就 自然地认定政府干预的存在是社会不公的源头，由此形成了那种“形右实左”的反抗话语，并发自内心地与传统共产党意识形态符号对立起来。这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间指出 的那种现象：在物质生产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精神生产领域同样占据着统治地位。

　　8、资本不愿回忆交税将导致“人头税”的复归：经过十数年的无效房价调控之后，业已在舆论宣传方面完成了“人头税”复归的动员工作，普通民众逐步提高了接受收取房产税的心理承受能 力。从统计数据看，购房信贷在房地产业资金来源中间不到六分之一，而所有出台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措施，都是把购房者的购房相关行为作为调控对象，从来不以“三头同盟”为政策调控对 象。这个事实深刻地揭示了：中央政府对于最强大的地产分利同盟毫无政策调控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地产商人王健林夸奖中央政府说：这次没有提调控房地产是一个进步。预测以 后税收政策演变中间，对于利润和经济流量征收的税负将会逐步减少，而针对生存条件——首先是住房——征收的税负将会增加，不出意外的话，房产税的征收将会逐步地扩大到全部住房， 这首先可能会经过几个阶段过渡：首先是对单个家庭拥有一套以上的房产征税，逐步过渡到单位人均面积以上征税，最后实现对全部房产征税。估计中国以后的地方税中间，会逐步地变得与 美国相仿：房产税将会成为最重要的部分，而由地税支持的各项公共事业例如教育等，都将由以房产税为中心的“人头税”来解决。从长期后果看，资本不愿意交税，也将有能力把税负转嫁 给民众，央视曝光暴利行业——地产商——高额欠税数字，这是地产商阶级本能的体现，同时也检验出地产商与官员紧密结盟的法律后果（不交税却不会受到追究），是检验“官学产煤四大 同盟”紧密度的重要指标。税负转嫁的长期趋势和平民心理接受程度提升，体现的是“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力量及其不妥协阶级意志。也就是说，房地产三头同盟及其不受中央政策调节的 事实，体现了中国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程度。严重的阶级力量对比失衡，让统治阶级成员看不到对下层让步的必要性。

　　9、阶级斗争中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毛泽东《矛盾论》中间提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其实是映射真实社会中间的阶级斗争状况，那些拥有权力、金钱和武力的统治阶级是有优势 的一方，占据主导地位，阶级斗争的对抗性质和斗争的方式都将由统治阶级决定，近似于物理学中间的作用力；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只是反作用力。主要和次要的措辞，其实意味着社会中间 无法实现物理学那样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对应和均衡关系，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作用力，远远大于和早于反作用力，因此，统治阶级有能力向外扩张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直到被统治阶 级无法生存不得不奋起反抗的那一点为止。不过，社会和历史中间缺乏均衡，反作用力一旦被组织和凝聚起来，就必然地要大于作用力本身，最终达到彻底葬送统治阶级的一切优势为止，这 其实就是历史上王朝循环所揭示的“阶级斗争逻辑”：先是统治阶级依仗政治、经济、文化和武力方面的优势，毫无节制地压榨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难于生存的客观条件导致其反抗成本 接近于零，这就满足了被统治阶级全面觉醒和反抗的门槛条件，结果，在长期的阶级搏斗中间被统治阶级曲折地完成自己力量的组织和凝聚过程，最终达到全面压倒统治阶级力量的优势并埋 葬之。

　　10、毛时代的阶级斗争史和斗法：毛时代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虽然确实结成了要葬送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圣同盟，但还不能够说这两拨人就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了，还只能说是“准统治阶级 ”。不过，在基层政治生活中间，当权派（权力精英）往往和民众中间投机性最强的那一部分（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损害多数人的政治状况，这个坏干部+马屁精组成的政治机会 主义同盟，在每一个单位内部都构成封闭的小圈子，其中圈子内的少数人可以毫无节制损害圈外人的利益，这种状况也不能够说就是标准的阶级斗争，但是确实在每一个单位内部复制了少数 人得益和多数人受损害的冲突结构，这在反右扩大化、四清和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中间都有普遍而典型的表现，这也只能说是“准阶级斗争”。这种“准阶级斗争”寄生在毛时代的群众 路线中间，把群众路线彻底异化为一种压抑多数人的小圈子利益。文革期间，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包括周总理支持那些受到损害的人群起来造反，结果是重新打开了一个新型的公共政治领域： 在这个公共领域中间，造反派批判走资派和保守派的资反路线，当权派和保守派联合起来镇压造反派，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说“两派都错了”是重新封闭这个曾经开放的公共政治领域，把 造反派镇压下去（胡耀邦领导“两案领导小组”主导全国的揭批查运动镇压人数超过2000万，其中浙江一省就超过400万人，云南超过150万人），给保守派中间少数人提干补偿之后让大多数 保守派也滚到一边去、在政治上彻底边缘化，此后就开始了当权派垄断权力不受群众监督的权力膨胀过程，封闭了那个文革期间到处存在的公共政治领域。在文革期间曾经开放的公共政治领 域中间，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神圣同盟也是血债累累，据自由派人士宣传说胡耀邦和叶剑英都说过文革整了上亿人，那么，这个上亿人中间被镇压或者挨整的造反派人数要占据百分之七十以上 ，剩下还有百分之二十几是当权派和保守派迫害“非文革派”（例如陈小鲁、孔丹等人积极参与的“打黑五类”）。文革是毛时代阶级斗争最为典型的时期，这个运动的演变中间，是那些准 统治阶级操作的准阶级斗争，去镇压异己或者伤害无辜，如果说整人或者镇压行为看起来还带点偶然性的话，那么封闭向普通民众开放的政治领域则具有必然性。要说文革证明了阶级斗争理 论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那就是：文革期间曾经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复辟力量的知识精英，绝大多数是参加了文革派一方，反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神圣同盟的倒行逆施。在文革结束之后，知识 精英阶层才更为紧密地与权力精英阶层结合在一起，共同编写谣言基础上的文革史，把文革期间“反文革派”所做的一切法西斯行为都盖在“文革派”头上，也许这是一种入伙的“投名状” ，或者这也是体现阶级斗争规律的现象，毕竟法国学者布迪厄说过知识精英是统治阶级中间的被统治阶级。

　　11、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斗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在共产党革命的年代，农村社会中间地主富农阶级拥有可出租的土地和余粮，也就是说具有经济优势，而贫下中农拥有人数方面的优势 ，也就是说人多，双方的斗争方法，直接地与各自的优势联系在一起。1925年韶山大旱，地主富农利用粮食绝对短缺的时机，操纵粮价放高利贷牟取暴利，贫下中农在毛教员的领导下组成“ 雪耻会”开展“阻禁平粜”的斗争。按照博弈论的概念，统治阶级（地主富农）拥有经济优势，所以可选的策略集合是市场和物价方面的策略，而贫下中农人数多，其可选策略是组织起来并 开展舆论宣传攻势来讨论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这是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策略，换言之，组织起来搞好宣传攻势是与人数多联系在一起的，强调产权和交易自由操作物价和市场则是 与经济优势相联系的。后来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也是这么干的，虽然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不再分田了，但是组织群众和颠覆剥削有理思想这两个方面，是决不让步的，各个根据地普遍组织“ 农民抗日救国会”，这样就形成了多数人的政治和舆论优势，有了这个方面的优势，共产党人才能够实施国民党颁布却没有能力贯彻下去的“减租减息政策”；建国后的“五反运动”也是这 个原理：把工人组织起来再宣传宣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资本家就迅速混不下去了，自觉要求公私合营。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也指出：没有政权和舆论的积极胁从，资本主义是一天都生存 不下去的。这样，毛教员就概括了平民阶层进行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组织起来形成政治优势并开展舆论攻势，建设起政治和思想方面对统治阶级的压倒性优势，是平民阶层进行阶级斗争的 不二法门，或者说仅有的“策略选择集合”，这个策略选择集合按照马列的语汇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论，对于执政的共产党而言，意味着要长期坚持扶持平民阶层的政治优势和 舆论优势，1962年毛教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间公开指出：中共不是“全民的党”必须坚定地站在95%的人这一边而不是站在5%那一边。文革的实践中间，就体现为毛教员、周总理和中央 文革小组支持群众造反，还办起各种小报掌握舆论宣传，批判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机会主义同盟及其异化群众路线的行为，目的是防止准统治阶级向统治阶级的蜕化变质。

　　12、先秦儒家有一个内在的“功能性的阶级分析法”：《论语》中间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儒家把被统治阶级状况看作是统治阶级正当性的依据，这 个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首要命题——必须联系被统治阶级的生存状况和感受来看待统治阶级的优势地位，隐含的威胁是：那些让老百姓过不下去的统治阶级绝对没有好下场。毛泽东对这个 思想的翻译最为传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功能性的阶级分析法，不像社会学教授那样强调个人的资产状况，但却是整体性地把统治阶级的正当性与被统治阶级的生存感受联系起 来看待，因此，这个思想就不仅仅是一种主张，还是一种政治和社会观察框架，有着方法论的地位。儒家这种功能性的阶级分析法，是从维护统治地位的最低限度要求出发去看问题的，可以 称之为“敦促统治阶级的自我觉悟”，而统治阶级采取各种“主动向被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改良和缓和阶级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改良派就是确实具有“统治阶级 觉悟”的人。如果认识到统治阶级中间的绝大多数拒绝“觉悟”是一个经久不变的现实，那么，组织被统治阶级力量对统治阶级进行文化和思想上的“斗争”，视为通过外在压力逼迫统治阶 级进行“非自愿的让步政策”，这其实就是毛教员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矛盾尚未激化的早期就主动组织民众进行低烈度的政治博弈，试图以此求得一个社会矛盾的缓和或者矛盾积 累过程的中断。由此可见，儒家希望透过“内圣”路径培训出有觉悟的统治阶级成员（关注统治地位与被统治阶级状况的内在联系）去实现“外王”事业，而改良派就是具备统治阶级觉悟的 人，但历史上一切真正的改良派都与统治阶级无限扩张欲望迎头相撞而失败（王安石、张居正莫不如此），结果，如果要把改良进行到底的话，在逻辑上就要走到如何组织被统治阶级的力量 去制约统治阶级的无限扩张趋势，这就肯定要成为革命家了。由此可知，因为统治阶级个别成员可能有觉悟，但是，其主流或者绝大多数很多是无觉悟的，因此，一切改良派不仅不能实现改 良而且还因为其得罪了多数统治阶级肯定不会有好下场，在改良派失败的逻辑道路上走到头，革命家就出现了。

　　13、目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资本家群体主导下的“官学产煤四大同盟”，要把“李代桃僵之计”进行到底。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流经济学家戴园晨说：改革本来是要到天津的，但只说到通 县，到了通县之后再说去廊坊，到了廊坊之后才说去天津。这也与姚文元1975年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间预言的“复辟三步走战略”：复辟派先是要大大地扩大资产阶级法 权，然后把公有制变成一个空壳再化公为私，第三步是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目前的状况是化公为私已经实现了，今天中国工业公有制比重不仅低于1949年，也远低于抗战胜利后的国民 党政权时期（当时工业固定资产公有制比重高达65%左右）。按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需要改变上层建筑来适应完成了质变的经济基础，目前，党外公知和党内普世派，正在 努力推进这一步，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上，北大教授贺卫方（同时也是美国线人）概括了改革第三步的大方向：就是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非法。整体上看，改革的最新步骤就是“到了天 津怎么办？”不仅中国的南方系是力推这个方向，就是海外的舆论宣传，都助推这一努力方向，按照姚文元的措辞就是要“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后的某一天，可能会有人出来说， 姚文元比海内外任何一个人都更为准确地预见到了后几十年的中国演变逻辑，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说法，那可不是什么左派捧出来的，而是海内外公知、党内外普世派联手追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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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葆：重提阶级斗争是对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主题的干扰

　　 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按照惯例，思想理论界理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会议的成功召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然而很遗憾，思想理论界近期对依法治国的研究宣传似乎并不热心。相反，倒是有权威人士重提阶级斗争的宏文惊动天下。此时此地，重提阶级斗争，是有利于依法治国呢，还是以专政压倒法治？在笔者看来，其实际效果只能是后者而不可能是前者。
　　 传统的阶级划分，是以人们的经济状况为基础。比如，新中国建立初期，土地改革时农村划分阶级，就是以拥有土地及收入多寡，按一定标准划分为雇农、贫农、下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如果套用这一方式，今天人们的收入状况千差万别，贫富差距也很显著，经济上的确形成了不同的阶（梯）级（有的专家也采用阶层的概念）。但是，有阶级的存在，并不表明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处理阶级关系的唯一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只能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处理和调节。比如，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一方面，通过立法，逐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包括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另一方面，通过税收等方式，控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通过国家调控使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所谓合理，就是既要允许有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激励机制，形成大锅饭养懒汉；又不能使差距过分悬殊，差距悬殊将不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
　　 与法治的方式相反，强调阶级斗争的人，主张的却是专政。按照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如果说，一个革命党在夺取政权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需要以专政手段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因而专政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成为执政党并长期执政以后，仍然崇拜专政，无法无天，这样做的结果，十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出了验证。在今天，如果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大约只有两类方式：一类是鼓动穷人抢夺富人的财富；一类是国家出面以专政的手段劫富济贫。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必然会全盘否定改革开放，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一大二公、普遍贫穷的境地。
　　 近年来中国法治的倒退，就思想根源来说，就是主事者奉行专政思维，而反对法治思维。要搞专政，当然要有专政主体，这就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当权者。那么，谁是专政对象呢？那就是当权者瞧着不顺眼的人（至于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历朝历代都是法律惩治的对象，似乎并非专政论者特别关注的对象）。当权者要搞拆迁，钉子户就是专政对象；当权者要维稳，上访户就是专政对象，如此等等。当然，如此专政毕竟有些理不直、气不壮。现在有人打出阶级斗争的大旗，正是要给这样的专政提供理论根据。你若是穷人，那么你与当权者过不去，就是为了私利受国内外敌对势力收买利用；你若是富人，那你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理当实行专政。如此一来，事情就好办得多，甚至不需要在法庭上打口舌官司，一顶政治帽子就可以置你于死地。只要认定你是专政对象，干脆连法律的外衣也可以弃之于地，便可以大获全胜，这是何等简洁明快！
　　 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阶级斗争是造反的理论，而不是执政的理论。造反需要发动群众，这就离不开制造阶级仇恨。执政需要的是依法治国，在法治的框架内解决矛盾和纠纷。四中全会确定依法治国主题，可以说是抓住了治国理政的牛鼻子，是推进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依法治国要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这就使得某些信奉和尚打伞的大人先生们心里难受。不过，依法治国毕竟写入了宪法，正面反对并非明智之举。于是，借道阶级斗争，引出加强专政的主题来，这就动摇了依法治国的理论根基。对于这一企图，善良的人们不可不察。

　　 （2014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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