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华：我的第二大学----北京师大女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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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大学----北京师大女附中

李启华

    我上的第一所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因缘机遇，我有幸借调到北京师大女子附属中学工作，那里成了我的第二大学。

    1958年8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校，在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当助教。教研室安排我在听课助课的同时，进修东方文学，每周两次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旁听印度、日本文学课，同时参与教研室大型参考书《外国文学参考资料》的出版校对工作。该书按国别按文学史的发展年代分为七册，是当时国内史料最完整最全面的一部。

    也许因为有上述的工作经历，1962年我被借调到中央宣传部教育改革工作室，参加九年一贯制中学语文教改教材的编写工作，负责选编教材中的外国文学课文。工作室汇集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教师和像我一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教改工作由陆定一部长挂帅，童大林处长直接领导。在那里，他们教会我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了解欧、美、苏联教育的经验，教会我从宏观的角度发展地看待中国教育现状和前景；在那里，我有幸到中宣部的大图书馆里无限制地借阅世界名家名著，自由地从中选择教材内容。高瞻的视角，广博的阅读，带着明确目的地选择，进而编写出课文导读、思考题和练习题，这一工作过程，使我在北师大上学、进修、助教时的教育思想更开阔了，专业知识更宽厚了，阅读赏析能力更大提高了。

    教材初编出来之后，中宣部教改室在全国选择了有代表性的试验基地，选派了实验教师，计划通过教学实验，发现教材问题，提出修改建议，不断提高完善，定稿后，尽快在全国推行使用。

    1963年秋带着全新的九年一贯制的教改教材，我被派往北京师大女附中进行中学阶段的语文教材实验。

    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改名叫北京实验中学。她是北京市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也是全国有名的重点中学。

    教育界传说，北京师大女附中“通天”。其根据，一是学校紧邻国家教育部，教育部里相关领导可随时进校检查；二是生源来自“三高”，即来自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军官，高级统战人士的家庭。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的女儿先后都是该校学生。学校有风吹草动会直达中央最高层。这也确实。

    女附中的校领导都是教育家和老革命，背景高深。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1963年我去时的校长是文化部部长林默涵的夫人孙岩（后来任北京市教育局长）。教师也是藏龙卧虎，大都毕业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学识渊博，作风严谨，教学经验丰富，每年全国高考命题的教师，多科出自该校。

    学校入学门槛高，初中入学成绩数学、语文双百是起点，品德要求也很高。不讲人情关系，即使是“三高”的女儿不够条件也一样被淘汰。入高中条件更高，因此升学率百分之百，且基本上是北大清华哈工大等全国名牌大学。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极严格。上课、自习、辅导、课外活动，安排得紧张有序：学生一律住校，统一在学校用餐；穿统一的校服；梳统一的齐耳向右偏束短发型；不得随便出入校门，更不能约会男生……

    上级给我大致介绍了师大女附中的情况，我没放在心上。因此，我虽是没有独立上过一节课的新手，但内心没有一点顾忌，却有着“钦差大臣”似的傲气和狂妄。心想，我是中宣部教改领导小组派来的，教材我参与编写，何况我还是大学老师，我怕什么！

    学校确定初二年级是试验的起点。我被分配到二班任语文课并担任班主任。

    第一节课讲记叙文，孙岩校长和教导处刘秀莹主任来听课，我按计划讲完了，自信地等待领导的评判，满心希望受到表扬。

    孙岩校长近50岁，个子不高，微胖；说话语调不高，语气亲切；总笑眯眯的，自然流露出一种亲和力。她肯定我备课认真，语言干净有激情。之后，突然问我会不会写正楷的“初”字。我被问得莫名其妙。我当然会。她让我在一张纸上写出来，端详着说，“写得很好嘛，可为什么你在黑板上把’衣’字部写成’示’字部？”我委屈地说，那是连笔写的。孙校长严肃地说：“教师是学生的楷模，不规范的字不能写到黑板上，学生都向你学习，学风就坏了。另外，你板书字的字架向右斜，结构不够严谨，要注意练习纠正。”。

    天哪，这个“下马威”太具体细微了！我心里不太服气，但行动上却认真对待了。

    孙校长和刘主任又听了我的一节古文课，似乎是《捕蛇者说》。之后，她指出教学要因材施教，女附中的学生起点高，讲古散文不能只停留在文字古今意义的对译上，班里的学生通过预习大都能达到这个水平。教师的任务是帮助他们掌握古汉语词句语法的运用规律，分辨古今词语表意的异同,赏析古散文的写作艺术……”刘主任要我注意教课过程要有逻辑节奏。

    我有点心虚了。

    他们还参加了一次我组织的《如果我是班长》的主题班会。会后，校长提醒我要有教师意识。我不懂。她解释说，就是要随时意识到自己是为人师表的教师，言行举止要端庄，矜持，让学生敬重你；而不是把你当成大姐姐。

    我明白了，我在班会上表现得太随意了。当时我24岁，听到学生近乎竞选的创意内容，就和同学们一起大笑，完全忘了自己是个老师……

    我脸红了。什么叫“班门弄斧”，什么叫自不量力，什么叫“贻笑大方”？我的作为就是答案。

我老实了，夹着尾巴了。主动听同级老师的课，向他们请教。

    大约过了两周，孙校长和刘主任又约见我。校长说，你努力好学，工作热情，还留在师大当了老师。但你底子薄，经验少，要想在女附中进行实验，必须继续学习，才能教好学生。我给你找了三个老师，你要虚心拜他们为师。不光要完成本职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还要完成他们布置的作业。

我不明就里地答应了。出了校长办公室，刘主任高兴地说：“李老师，对你的考查结束了。你是个好苗子，校长要培养你呢！”

    原来这一切是我的“入学考试”啊！即使是带着“上方宝剑”来的老师也必须达到女附中的教师标准。后来得知，女附中每年都会退回分配来的不合格的教师。进女附中当老师的门槛这么高哇！

    我的第二大学学习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5月，近三年的时间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刻苦地跟着我的特定老师学习。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语文组的王先生（王鸿禧？名字记不清了）。听说原是傅作义的文字秘书，起义后到女附中任教。王先生当时已50多岁了，口音带河南腔，瘦高个子，背微驼，很和蔼，对我们这几个特殊学生（还有三个青年教师），像个老爹一样慈祥。我们的读本是《古代散文选》。每周授课一次，布置自读篇目。他学识渊博，讲课语速较缓，但清晰准确，易懂易记。同一篇作品，在大学已读过，但他却能开掘出新的知识点。像《郑伯克段于鄢》，他知道我们能读懂，就舍弃通讲，只用训诂方法将其中一些古汉语的词语的演变和用法讲明白，还介绍了先秦时期诸侯国的历史典故，人文传统。使我们跳出了书本的铅字，如身临其境地观看郑伯与其母斗智斗勇，享受到《左传》记叙语言之美。王先生的作业我都认真完成，其中，有一篇是今译柳宗元的《封建论》并赏析。《封建论》是柳宗元散文中较艰深的一篇。我查辞海和说文解字，把文字翻译出来，再读唐以前的历史，请教政史老师封建制的形成过程，写出赏析文稿。用了整整两周的业余时间。当然受到王先生的赞许。“文革”时王先生的命运不得而知。

    我的第二位老师是体育邓先生。她善书法，教我写大字。也许得益于体育的动态，邓先生在讲不同体的书法时，总像古人从公孙大娘舞剑中得到书写启示一样，用形体展示其不同。狂草像舞蹈，颜体如高僧打坐，而隶书笔画像体操运动员的手脚绷直微翘……在展示的同时，讲解汉字间架结构的协调配合（这肯定是校长要她重点讲的）。她说：“跟人一样，斜肩瘸腿就不协调，不美；也如建筑，把握支撑点着力点，才能架构起高楼，楼上装饰的附件不论多复杂，都得保持均衡协调……”我每周写5篇共150个大字，听课一次，听课时老师当面批阅作业。邓先生是天津人，40多岁，是邓颖超的亲戚。

    第三位是夏秀蓉先生，教高中毕业班。她是北京市优秀教师，女附中语文教研室的台柱子之一，是全国高考语文命题老师之一。她是我的教学法导师，是我一生崇拜的偶像。

    校长要我全方位地跟夏先生学。即从教态、教风、备课、授课到作文教学、批改作业各环节都要学；还要主动多问。为了我能多听夏先生的课，刘主任让教务处专门为我调了课表。

    夏先生当时40岁左右，似乎是南方人。梳发髻，白皙的脸庞戴着一副银丝近视眼镜，秀气端庄，穿戴得体，气质娴雅，为人和蔼，礼貌有度，却不苟言笑，矜持得有些傲气。

    但夏先生对我很坦诚，开放她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很认真耐心地教我带我。使我学到很多教学方法，尤其是阅读分析、作文辅导、教学组织方面的。有些教诲在潜移默化间进行，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像教师的意识，态度、气质、风格，对我的教学风格的养成影响深远。

    我惊异于她无语地课堂组织。夏先生随着上课铃声走上讲台，环顾学生，教室里一时间鸦雀无声，只有沙沙地翻书声；讲课间，她注意到有学生分心了，自然地走下讲台，边讲边走，穿行到该生处，似乎不经意地轻轻拍拍该生的肩膀，没惊动任何人；即使是对因故迟到的学生，也是用眼、手形体语言示意。威严的震慑，亲切的提醒，营造了课堂的气氛，保有了课堂气场和节奏的完整。绝不像有的教师动辄打断课堂节奏去批评教训一个学生，使课堂教学支离破碎。

    我敬佩夏先生教学功底之深。课堂上，她教学语言干净准确传情；形体语言自然简洁。板书字体漂亮，文字概括简练，逻辑思路清晰，不足百字，就把课文内容和结构条分缕析透彻，再现到黑板上。

    夏先生课堂教学节奏明快，轻重缓急，起伏收束有序。如果按凯洛夫教育学讲的教学组织环节的几个步骤衡量，夏先生的课中规中矩；但她却不死套，节奏在行云流水间展开。从先生走上讲台的瞬间，教学组织过程就起始了。提问回答，复习旧课同时新的知识传授已衔接上。引领着学生学新课，课文的逻辑段落与讲授的逻辑节奏同一。边读、边讲，边启发学生思考、边讨论，边分析归纳，学生的笔记本上，教师的黑板上都记录下这一过程的结果。布置完作业，下课铃声就响了。整个课流畅得像一首歌。

    听夏先生讲课，总有一种美的享受。常使我想起庄子的《庖丁解牛》。庖丁解牛的技术熟练，游刃有余，解牛的过程有音乐节奏，可叩节起舞；也使我想起古文家们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之美。

    ……

    两年后，我也成了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代表女附中参加西城区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取得名次。

    在这个大学，我也受到教师应有的素质教育。不是专门开设课程，是优良校风的时时熏陶，是高尚言行的处处示范。

    这里的作风严肃、紧张，敬业，人人严谨自律，不论是办公室，实验室，还是教研室。每天走进校园，只听见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教师抑扬顿挫的讲课声。教研室里或埋头备课，或专心改作业、或相互切磋，或小声辅导青年教师。

    这里长幼有序，尊贤爱幼，诚信互助，礼貌谦让之传统道德已化为自觉行为，路遇老师长辈鞠躬敬礼；长者一律称先生，入长者室内不得先于长者落座；与学生说话，循循诱导，决不嘲讽挖苦，更不说反话。即使是对传达室、厨房的工人，师生们都以礼相待。

    我曾因不懂女附中的规矩，两次受批评。一次因为发型。大约是1964年，陈毅副总理兼任外长，曾携夫人张茜出访，张茜发型短而帅气，（即现在的运动员发型），精神极了。我和另外两个年轻女教师，立即效仿，到理发店剪去偏分的卡卡子的齐脖直发，“时髦”的回来了，上课时学生欢呼称赞。不料一下课就被卞钟耘书记叫进办公室。书记说，教师的发型要大方端庄，符合职业身份，但不能标新立异，影响学生。她要我们立即去烫发。我们只好将漂亮的短发烫出波浪，庄重得像中年人一样。 我因此知道了教师的服饰发型要符合自己的职业，要服务于学生的培养。

    另一次是支持学生在元旦前排演俄罗斯名家契克夫的《求婚》。《求婚》的内容是健康的，学生也积极热情，他们的能量很大，通过关系从中央戏剧学院借来了服装道具和化妆品。但这一活动“通天”了。有的高干家长以内容不符合学生年龄又影响学习为由反对。学校也出面劝阻。但学生不愿放弃，我极力为学生辩解，结果受到批评。错在我没有配合学校教育学生，犯了自由主义。通过主任的谈话，我明白了班主任工作的一个原则：要顾全大局，和学校的管理保持一致。

    ……

    这个大学没有毕业证书，但几年在实践中所学，补充加深加宽了北师大所学知识， 使我在教学实践中系统地学习掌握了行之有效地教学方法，教学能力大大提高，初步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对于教师的修养也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没有等到试验工作完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中宣部乱了，北师大乱了，我不知身归何处，只好留在更乱套的女附中。女附中已被造反派当成封资修黑窝“打倒”，造反学生组成的“西城纠察队”指挥部驻扎在女附中，学校的卞书记被活活打死，大批老师受冲击；我也因地主“反革命”出身和“走资派大红人”等莫须有罪名被批判，危难中，正直的出身好的师大学友们保护了我……

    1970年我被迫随丈夫的北京矿业学院离京赴四川建“三线”，全家在华蓥山区度过了十一年苦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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