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中央工作组与上海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的重新处理

bluesky · 发表于 2014-8-6 01:08:37

中央工作组与上海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的重新处理

李海文

　　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从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开始的。1976年12月5日，中央下发了2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的通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认为，在上海重新处理这些案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上海直接反对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的人很多，重新处理反对“四人帮”案件工作做好了，可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
　　选择典型，以点带面
　　1976年12月13日，倪志福主持召开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央12月5日下发的23号文件和12月10日下发的24号文件《王、张、江、姚反党罪证（材料之一）》。然后，中央工作组成员严佑民讲话。他对上海市委根据23号文件所作的通知，进行了说明，并宣布了贯彻中央文件应注意的政策。他说：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处理过程中遇到复杂情况时，如有的人主要反对“四人帮”同时还有一些错误言论，处理时要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区别不同情况，由公安、法院、武装部门等组成专门小组处理，或由原单位处理的仍由原单位重新处理。过去特大案件，要经过调查研究妥善处理。处理中认真做好善后工作：一、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对其判决书、口供等当面烧毁。背着本人装进档案的拿出销毁。二、照发工资。三、安排工作，原单位安排，工人回到原单位。四、被逼死的要向家属宣布，有生活问题的给以补助，对亲属子女受到影响的应消除。
　　党委加强领导。问题多的单位，党委有一人专门负责。上海造成问题责任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不在于办案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1977年1月11日，上海市委专门成立贯彻23号文件办公室。各级党委迅速传达、学习中央23号文件和市委文件，领导挂帅，成立了专门工作班子，普遍进行排除分析，作了重新处理。
　　“文革”十年中，上海人民反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斗争情况，中央工作组心中是有数的。清查工作一直与揭发批判同步进行，简称“揭、批、查”。严佑民等一到上海，很快领导清查了经过市公安局处理的2500个案件，这还不是全部。一些案件起名为“防扩散”，因“四人帮”确有许多污点，所谓“防扩散”就是不准扩散，防止扩散、传播“四人帮”历史上的丑闻。粉碎“四人帮”前，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只准写上诬蔑中央领导，不准写具体内容。这些“防扩散”案件，反对“四人帮”的占40%至50%。市委、市革委的专案办公室39件“防扩散”案件中就有22件是反江青的，有6件是逼供信造出的假案。这仅是已发现的案例，全市各个单位还有更多的冤假错案。有清查任务的单位数不胜数，仅以纺织、机电、化工、冶金、轻工、仪表等10个局，对所属1863个基层厂调查，就有873个厂有清查任务，约占47%。中央工作组的人员有限，从何入手呢？
　　苏振华指出：“及时发现群众中好的经验。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是搞运动、抓工作的必要方法。”会后，严佑民和办公室人员研究，选择了三个典型，以点带面。第一个是王洪文起家的十七厂；第二个是国防科委在上海的七一一所，这个所1968年参加“炮打张春桥”（指贴反对张春桥的标语）的人比较多，受到迫害的人也多；第三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三个单位情况不一，但都是重灾区。
　　中央工作组指导十七厂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
　　初步摸清因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到迫害的对象
　　一开始，十七厂的各级干部中，对贯彻中央23号文件有不少想法。一些人认为“我们厂里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对象难找”，“落实中央23号文件没啥好搞的”。于是，中央工作组人员专门组织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认真学习。经过学习，不少支部书记、总支书记说，十七厂是“四人帮”反党分子王洪文的老窝，他们排斥异己，大搞法西斯专政，苦心经营了十年，干部、群众早已恨之入骨。在十七厂贯彻落实中央23号文件精神，十分必要、十分及时。
　　中央工作组通过四个渠道进行调查研究：一、举办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学习班，组织大家对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运动中受审查，以及受党纪等处分的156个对象，逐个排队，并复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判刑、戴帽、定性等的77个对象；二、同过去办案人员座谈，请他们提供对象线索；三、从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大字报上搜集情况；四、通过一些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材料进行研究分析。
　　通过以上反复排队分析，内查外调，初步摸清了过去因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到迫害的对象，分三种情况：
　　一是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受到迫害的。这些人员都对“四人帮”的丑恶底细有所了解，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被打棍子、扣帽子，受到种种政治迫害。
　　二是过去被怀疑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这些人员从学校分配来厂，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怀疑参加过1968年“炮打”张春桥的“四一二”事件，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三是本人虽然过去没有反对过“四人帮”，但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受到迫害的。
　　召开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群众大会
　　在了解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中央工作组人员不急于具体处理，而是运用这些材料，对“四人帮”及其余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工作组在几个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中，选择了马骥为典型，召开了有4000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群众大会。共产党员马骥，原是厂保卫科的干事。1969年新党委成立时，他对王洪文、唐文兰的野心和在厂里的所作所为不满，没有投王、唐的票，之后又公开具名写信给市委反映王、唐的问题。王、唐对他恨之入骨，抓住马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站错队这个“辫子”，以追查所谓“匿名信”为名，动用专政工具，将他隔离审查，把他妻子也送入学习班，大搞逼供信，抄了他的家，还派人到他的儿子、女儿、弟弟的单位进行诬告陷害。马骥长期被下放劳动。此次大会宣布了对马骥等人重新处理的决定。
　　工作组着重了解被害人、办案人以及当时参加活动的人员的思想情况，做仔细的思想工作。受迫害者对具体办案人员也很气愤。有的被害人与办案人员是死对头，情绪十分对立，几年来一直见面不讲话。现在，原来的一些办案人员也顾虑重重，他们听到要重新处理这些案件，怕追查责任，搞到自己头上来。另外一些当时曾参加批斗被害人的人也有顾虑。工作组针对这些人员的思想，分别情况，积极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
　　认真落实政策
　　认识统一后，就要落实政策。
　　第一，销毁有关材料。按照市委〔1976〕29号文件规定，工作组把原受迫害者的检查、交代、批判会记录、大字报稿等全部材料，整理集中起来，编造材料目录。在有工作组、复查小组人员和受迫害者一起参加的会议上，当面把材料清点过目，当场予以销毁。销毁材料的目录不放入本人档案。
　　第二，恢复名誉。由党委署名，为每个人专门写了一份重新处理的决定，以肃清影响，恢复名誉。充分肯定这些人员当时反对“四人帮”的言行是正确的，“四人帮”搞迫害是严重破坏党纪国法的，鼓励他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
　　第三，适当安排工作。对受害人员的工作，由党委讨论，作出适当安排。马骥原来是干部，后来被迫害下放劳动。运动中，先把他调上来，在帮助促进党委头头的学习班里作为一名骨干来使用。有的人员调上来参加大批判组的工作；有的人员身体有病，待恢复健康后，安排适当的工作。
　　七一一所先抓“人头”（思想）
　　七一一所是另一种情况，没有派工作组，平反工作由七一一所党委领导。
　　1968年4月，“‘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七一一所的群众刷出大标语、发表声明，支持了这一革命行动。张春桥及马、徐、王等人，说“‘四一二’炮打就是反革命事件”，还诬蔑七一一所是国防科委在上海的“桥头堡”，等等。他们扬言要砸烂“桥头堡”，揪出“马蜂王”。王洪文叫嚣：“像田震环这样的人不打倒，上海工人阶级就没有本事。”于是对所革委会原主任田震环等人进行关押达3年之久。经马、徐、王批准，被隔离、抄家的干部和群众达30多人；经所、室二级点名批判，勒令检查交代的有52人。至于受到影响的在全所14个党支部中每个支部都有一批，许多人在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遭折磨长达8年之久。不仅如此，他们借口清查“五一六”分子，整了另一部分群众和干部，将近80%的党支部书记靠了边，甚至对所原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停职审查。
　　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使七一一所党委在贯彻中央23号文件时，起初存在一个“怕”字，认为受迫害涉及的人多、面广，矛盾复杂，担心大张旗鼓地重新处理，弄不好要引起派性回潮，群众对立。因此，只想依靠专门工作班子，按照文件规定把材料处理掉，开个会讲一讲，个别做一做工作就了事。经过学习中央、市委两个文件和市委领导的讲话，对照、分析了所的情况，所党委思想开了窍，深深感到造成“老大难”问题的根子，就在“四人帮”和马、徐、王。现在要解决“老大难”问题，也必须把斗争矛头对准“四人帮”和马、徐、王。
　　在所党委工作班子中有的人认为，先打开材料，理清后处理掉，好满足群众的要求；有的人认为，材料是“死”的，人的思想是“活”的，不消除思想里的影响，即使材料处理了，也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到底是先抓“人头”（思想），还是先抓“纸头”（材料）呢？所党委反复领会中央、市委文件精神，进一步认识到：贯彻中央23号文件，必须把人的思想工作做好了，“纸头”上的材料才能处理好。于是所党委和工作班子人员，带着中央和市委文件，分别到全所14个支部中去，同支部领导成员一起学习文件，传达党委的要求，听取意见。同时，了解研究各种人员的思想动态，并直接找受害深的20多名人员谈心，做工作。
　　这时，群众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受“四人帮”迫害的人，批评党委贯彻中央文件行动缓慢，希望快点处理材料；另一部分人则不同意。此时，七一一所五室和其他室的部分受迫害的群众，酝酿出“海报”，要在食堂召开揭发、批判“四人帮”镇压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罪行大会，而另一部分原来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则对召开这样的大会表示“不放心，不参加”。
　　党委掌握情况后，明确支持广大群众揭批“四人帮”的积极性，同时又表示应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开好这个大会。所党委主要成员兵分三路做工作：一是由所革委会原主任田震环分别找受迫害人员谈心，听取意见，引导他们增强党的观念，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积极支持党委开好大会。二是由党委主要领导先后两次召开各组室负责人、支部书记会议，同受迫害的部分群众一起研究商讨，把原揭发、批判稿中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删掉。三是分别到原来不愿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中做工作，向他们阐明揭批“四人帮”是斗争的大方向，教育、鼓励他们积极投入斗争中去。经过做工作，把各方面人员的不同想法，统一到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和马、徐、王这个斗争上来。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平反工作
　　上海市出版系统是“四人帮”及马、徐、王直接插手控制的地方，谁反对他们或表示不满，就会遭到残酷镇压、疯狂迫害，受害人很多。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平反工作也由单位党委领导。党委首先抓组织落实和排队摸底。党委决定：由一名书记、常委、党委委员、编辑室支部书记，组成社一级贯彻中央23号文件领导小组，同时抽调10名干部组成工作班子。各基层支部也相继建立专门工作班子，由一名支部负责人员具体抓这项工作，参加工作的有过去的办案人员，也有受“四人帮”迫害的人员。
　　在初步摸清情况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举办了工作人员学习班。通过学习，大家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党委提出在1977年1月20日左右先解决20个人的问题的要求。学习班一结束，工作班子立即行动。以原处理单位为主，现在所在单位主动配合，以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为重点，先个人（即单个案件）后集体（即牵涉人员较多的案件），抓住重点，查阅档案，召开各种座谈会，同本人谈话。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选出7个案件共14名人员，作为第一批重新处理对象，党委连夜召开会议进行讨论。1月26日，党委召开了第一次贯彻中央23号文件、揭发控诉“四人帮”罪行的大会，宣布对受“四人帮”迫害的人给予重新处理，恢复名誉。
　　基层单位有人提出：“公安局过去发反革命的案例，征求群众意见，现在同样可以搞革命的案例，应发给群众讨论。”出版社党委接受了这个意见，连夜赶编材料，发给群众进行讨论，征求意见。这样做，群众很欢迎。在讨论中，广大群众不仅对案例提出许多建议，而且对材料中使用的语言，也提了很多意见，对党委很有启发。
　　会上，几名受迫害的人和一名受迫害致死者的家属，控诉、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被迫害致死的柴庆祥的女儿，原来在发言稿中要求追查是谁逼死她的父亲，并点名批评基层单位领导和具体办案人员，经说服后删去了这样的言词。开过会后，群众普遍反映几人的发言“揭批有力”“控诉感人”“姿态很高”，“很受教育，很受鼓舞，对领导、群众、办案人员今后掌握政策都有意义”。群众普遍反映：“这个会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成功。”“如果‘四人帮’上台，不知有多少人头要落地。”
　　在做好被迫害人员的思想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工宣队、军宣队人员的工作。因为有些工宣队、军宣队的人员过去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处理工作，群众对这些人有意见，一些工宣队、军宣队人员因此产生灰溜溜的情绪，认为“这次运动是搞我们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贯彻中央23号文件工作，就要受到一定的影响。为此，党委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人员座谈会，举办全体工宣队、军宣队人员学习班，帮助他们中的一些同志解除了思想顾虑，促使他们也积极起来揭发问题，同“四人帮”及其余党作斗争。
　　严佑民在经验介绍会上的讲话
　　三个典型单位的重新处理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严佑民要这三个单位写出经验介绍，同时将自己的总结交给办公厅。1977年2月22日，他提出：请毛联钰同志安排常委讨论一次。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十分重视这项工作。2月下旬，他们召开常委会讨论了这三个典型经验和严佑民在经验介绍会上的讲话。
　　2月下旬，召开了有各区、县、局、大专院校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党委分管该项工作的书记及工作班子的负责人约300人参加的会议。十七厂、七一一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代表介绍经验。最后，严佑民讲话。他说：
　　据工交、财贸、文教、科技、地区、郊区几个系统初步统计，过去纯属反对王、张、姚“四人帮”而受迫害的案件有3000余件，主要是反对王、张、姚“四人帮”而又犯有其他错误的案件有1000余件，合计近5000件（不包括有些大案、集团性案件中受迫害的人），现已重新处理了15%左右。一些单位领导抓得很紧，贯彻行动快，措施得力，效果较明显。
　　他指出，存在的问题是：工作发展不平衡，有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有的有“怕、难、等”思想，举步不前；有的工作简单化，由少数人凭印象“拍脑袋”，不走群众路线，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心中无底；有的有单纯任务观点，结案了事，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忽视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妥善处理，效果不好；还有少数单位没有紧紧抓住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纠缠于某些一时还搞不清楚的历史案件，使这项工作的进展遇到一定的阻力和干扰。
　　严佑民说：中央和市委文件已经下达两个月了，应当抓紧清理。
　　最后，严佑民再次强调加强领导是做好重新处理工作的关键，并引用毛泽东的话：“不但一定要抓，而且要抓紧。”
　　经过一年紧张的工作，1977年12月，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工作结束，全市复查平反受迫害的党员、干部和群众10500余人。对被拘捕、判刑的281人全部撤销刑期予以释放；立案审查的3759人被解除了审查；作组织结论或鉴定的3252人被取消了组织结论和鉴定；对受批判的2892人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了是非，消除了影响；原受党纪团纪处分的407人全部被撤销处分，本人的交代和结论材料当面销毁；没有工作的重新安排工作，已死亡的认真做了善后工作。

党史博览 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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