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的知青：一个72届中学毕业生的回忆（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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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 (1) 毕业分配



1972年，我中学毕业了。本来我应该是71年初中毕业，可是因为文革，大家都推迟毕业了，70届的初中生，71年才分配。我们71届的，就轮到72年分配，上海市政府索性把我们改称为72届。于是，历史上，上海是没有71届中学毕业生的。并且，我们也不被称为初中生高中生什么的，就叫“中学毕业”生。

上海的68，69这2届，毕业分配是“一片红”，因为正是在伟大领袖的“12.24”伟大指示刚发表，于是全部到农村去“大有作为”去了。最近刚刚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的好总理其实已经策划了10多年了。

到了70届毕业时，可能政府也感觉到了，总不能让人家所有孩子都下乡离家吧，于是有了“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基层，边疆，工矿。到了我们这届，继续四个面向。所谓四个面向，具体在上海，就是外农（外地农村插队或农场），外工（外地工矿企业），市农（市郊农场或插队），和市工（上海市区的工矿企业）这4种。其中当然市工最好，外农最艰苦，外工和市农差不多，各有人喜欢。

一般来说，如果你是老大，或已有兄姐在市工，那么多数要去外农。反之若已有兄姐在外农，则属于“硬档”市工。我有2个姐姐一在外农，一在市农，我属于非常硬的硬档了。

这里有个插曲。毕业分配前我们学校来了几位吉林人，鼓动大家报名去吉林。那几个人确实特别会说，从我们学校只有一个篮球场，说到在吉林每个学校足球场都可以不止一个。然后从什么森林里的蘑菇，说到山里的野兽珍禽，等等等等。当时把我这个“硬档工矿”都忽悠得跃跃欲试，不过我那些铁定外农的好朋友们似乎没一个动心的，于是我也没有报名。

再回来说我的分配。作为“硬档市工”，当年最好的去向是那年上海几所大学开始办的“外语培训班”，每校仅一个名额，当然要学习成绩突出的。我们学校决定让我去。当老师征求家长意见时，却被我父亲拒绝了。父亲实在是被当时的分配制度吓坏了，家里已经有2个务农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硬档”工矿，岂敢放弃。要是去读书，以后毕业了，政策突然又变了，谁知道会怎么分配？

于是，老师又把我分到所谓的“1号局”—上海市远洋航运公司，不料被对方退了回来，说是我的眼睛近视，他们不要。于是老师又把我分到“4号局”—上海机电一局，机电一局把我分到了机械配件公司所属的标准件材料一厂。

顺便说一下，老师为什么看上去比较帮忙呢？是因为我在班里有几个很好的朋友，其他几位的家庭情况是必须去外农，并且他们也很配合老师，带头报名去了外农。老师觉得对不起我们这组人，就尽量在能出得上力的我的分配上尽点力。

老师给我通知时还说，标准件材料啊，难道他们就不要求好的视力吗?

拿到通知那天是1972年12月6号，那天是星期三，要我12月7号去报到，也就是第二天。时间比较急促，可能是我的分配几经周折的缘故。心情激动啊，毕竟我要踏上社会，成为那时最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的一员了。中午老爸回来吃饭，自然也为我高兴。我让老爸把他的老坦克自行车留下，又另外借了一辆，准备下午和弟弟一起，去看看这个伟大的标准件材料一厂是什么样的。顺便去探一下路，以便第二天顺利报到。这个事先探路的习惯后来伴了我几十年，凡重要的事件，比如考试，interview，工作报到之类，我都要事先探路，以确保万无一失。

这个厂在上海北郊，自行车要走约50分钟，坐公交车要换2辆车。工厂坐落在很乡下的地方，那时上海北郊过了中山北路就开始有农田了，过了闸北公园就大多是农田，然后是走马塘河，然后是彭浦新村，彭浦新村再过去4站，才到我们厂。我很喜欢厂的周围环境，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乡下，乡下就是我的天堂。

当我们找到我的厂时，工厂那天关门，后来知道星期三是厂休日。我们只能从工厂面临江杨南路的大门朝里面看。那大门是铁条焊就，朝里看很方便。只见大门后是一条可以并排开几辆大卡车的水泥路，大路尽头的“远方”是很高大的厂房。大路的右面是一个很大的空地，空地上堆着很多钢材，上方是一辆龙门吊车，很是威风。

当时和弟弟都觉得这个厂很气派，弟弟也喜欢这个农村的环境。工厂大门的旁边有一个小卖部，类似上海市区常见的“烟纸店”。我找出身上所有的钱，在店里买了一点糖果，和弟弟分享了，以表庆祝。

第二天，我就去报到了，开始了我人生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经历。后来这样的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经历，我有N次，这一次，是印象最深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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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 (2) 进入工厂--新工人学习班



在去工厂报到的公交车上，我就遇到了2个一起报到学生。那年一共分来8个学生，记得是4男4女。由当时的党支部负责青年工作的委员施福桃负责接待。小施那时也就20多岁吧，带着眼镜，看上去还比较诚恳热情，不是那种老奸巨猾的样子。他告诉我们，最初2周，将是一个学习班，进行进厂教育。然后有党支部委员人事科长高志忠和一位叫贲文清的师傅为我们介绍工厂概况。

其实这是一家小厂。有200多正式职工，100多外包工。所谓外包工，全是家庭妇女，工资低，福利差，在厂里地位很低，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介绍情况时，有一个传说至今我都不清楚是怎么来的，也忘了是谁说的。前文说了，我们厂区前面的空地上有一辆龙门吊，比较高大。在学习班里我们被告知，这个龙门吊，全世界有7辆，5辆在中国，我们厂有这5辆中的一辆。当时听得我们肃然起敬，自豪感油然而生。后来在上海各个厂去得多了，才知道这种龙门吊非常多，我厂的那辆，还是比较低的一种。

学习班的第二天开始，就由贲师傅带我们劳动。那天上午的工作是搬走堆煤场四周的石块，以便堆更多的煤。在4个男生中，我虽然不算最矮，但明显比其他几位瘦弱。虽然如此，搬石块时，我比较努力，因为我当时想，既然工作了，拿工资了，了，就要出力。其他的几位男生则有些懒散。不幸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没多长时间，我的手被一块石头砸了一下，左手的中指出血了。贲师傅让我赶快去医务室，我说没事，不用去。其实当时我有些怕，生怕厂里认为我不会干活，把我给退了。

因为手上出血不止，贲师傅硬把我带到医务室，医务室的柳杏秀医生为我包扎了，并说我必须回家休息。我哪里敢啊，回家把我给休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的2个姐姐。我坚持要回去劳动，于是就继续坚持干完了那天的工作。第三天，继续劳动，我的手却肿起来了，柳医生为我换药的时候，一看肿得这样厉害，要我赶快去医院，药也不给我换了。

到了医院，医生说指甲下感染了，要拔甲。打了麻药，拔了中指的指甲，还配了几包“五虎追风散”，叫回家休息一周，不许上班。我那个怕呀，但又不让上班，我只能回家。回到家，十指连心呵，麻药过了非常疼，但是我更担心的是，厂里会不会不要我了。休息了2-3天，忽然接到厂里的电话，说能否来参加学习班，不需要劳动了。我大喜过望，说明厂里还没有开除我。赶到厂里，说学习班要提早结束了，要大家各写一篇结业体会。

写心得体会我会，太会了。中学4年，不知道写了多少心得体会了。套话空话要多少有多少，什么阳光灿烂红旗飘，机器轰鸣形势好之类。我也知道文章必须有特点，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我碰伤了手，必须写进去，表示我对自己的失误有认识，希望厂部看在我已经有了认识的分上，不要把我开除。

正好有现成的格式—不久前看过时代英雄金训华的日记。上海知青金训华，到黑龙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一次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他下乡不久时，有一次割稻把自己的手割破了。在日记中他写道：为什么贫下中农没把手割破，而我却割了，说明下乡锻炼很有必要。呵呵，这不太容易了—为什么工人师傅 ，别的同学，都没有砸伤手指，而我却砸了。是因为我缺乏劳动锻炼，有小资产阶级习气，需要在实践中多多锻炼。

没有料到的是，我写的心得变成了范文。厂部不但没有开除我，还表扬了我，说我写的体会联系实际，有正确认识。学习班结束了，分配工作。有2个运输班司机的名额，是最好的岗位。我眼睛近视，自然无望。有5个名额去前方第一线车间，另外3个男生2个女生去了。我被分在属于后方车间的大炉间。

其实所谓的标准件，就是机器上用的螺丝螺帽。打螺丝螺帽是用冲床冲，其原料是一种表面光洁的钢圆条。我们厂的任务就是把轧钢厂出来的表面比较粗糙的钢条拉制成比较光洁，并且尺寸比较精确的钢条。说穿了，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拉丝厂。上海机械配件公司下有10多家螺丝螺帽厂，有2家标准件材料厂，我们是其中一家。

全厂有2个拉丝车间，算是前方一线车间。一个拉直的钢条，一个拉盘成圆盘的“盘条”。这2个车间劳动强度都比较高，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拉盘条的叫“捆车间”，拉直条的叫“冷拔间”。捆车间劳动强度最高，几乎全是熊腰虎背的中青年男性。我们中的3个男生去了捆车间，2个女生去了冷拔间。

大炉间的工作是把轧钢厂来的钢条，和已拉过一遍需要拉第二遍的钢条，加热到700-800摄氏度，然后自然冷却。这个叫“退火”，这样处理过的钢条比较软，容易加工。这个车间的工作比拉丝车间的略轻，所以列为后方车间。其实更好的后方车间有机修间，制作拉丝模子的模具间，电工间之类的，工作强度更轻，技术含量更高，我们这届没有一个被分到这些车间。

整整5年的工厂生活开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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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 (3) 烧大炉的纠结



我的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烧大炉，这个让我很沮丧。现在看来，第一份工作基本无所谓，后面变化的机会很多。但那时候不是这样看，因为那个年月，人们很少变动工作，常常一份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经常变动工作被看作不安心本职工作，是不好的表现，除非是组织上调动你的工作，或你被提升了。

我对被分配到的厂和工作都不很满意。我们厂的那一带，是著名的彭浦工业区，有很多在上海甚至全国都是很有名的大厂。比如彭浦机器厂，起重运输机械厂，先锋电机厂，石油机械厂，造纸机械厂，冷气机厂，等等等等。在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厂工作，是很令人羡慕的。大厂名气响，机会也多。偏偏我被分到了一个没有丝毫名气的小厂。

小厂就小厂吧，如果像我学工时的工厂—电子仪器厂也不错。那个厂的产品很先进，电子仪器啊。员工中很多都是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很多，我喜欢那里的气氛。而况，学工期间我曾亲眼看见该厂一个青工被推荐上了大学，说明那类工厂上大学的机会多。其实，自从文革开始后，我看见学校都关门了，大学，高中都没得考了，我已经失去了读大学的期望。就是在这家学工的厂里，自从看见青工可以被推荐上大学，我又看见了上大学的希望。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够被推荐上大学。

偏偏我的小厂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拉丝厂一个。偏偏我的工作又是烧大炉。那时青工最喜欢的工作是所谓“车钳刨”，所谓学会车钳刨，走遍天下都不怕。车钳刨没有当上吧，哪怕当个电工，机修工也好。我的愿望是某一天能够被推荐上大学，但至少我的工作要有点技术含量吧，这样我可以让大家看见我很钻研技术，学习很努力，值得并需要被推荐进一步深造。那时候上大学算深造，烧大炉需要什么深造啊。退一步说，即使我没被推荐上大学，做一辈子车工，钳工之类，也比大炉工强啊。

车钳刨之类的工种，最高的级别是8级，也就是说，其技术够一辈子钻研的。我们厂的大炉工，最高4-5级，2年就可以满师。看着大炉间那些师傅们，每天4-5个小时就干完活了，剩下的时间或是窝在大炉旁打瞌睡，或是聚在那里聊大天。这就将是我未来40年的生活？

我甚至很不情愿去告诉别人我被分到的工作，但是不可能回避，所有遇到的熟人，亲戚，朋友，看见你工作了，首先就问你，在什么厂啊，做什么啊。这些都令人非常纠结，非常苦闷。那时我18岁还不到，觉得要烧一辈子大炉了，看不见任何希望。那个时候下定了决心：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被推荐上大学，一切以此为目标。这是当时我能看到的唯一可能逃脱一辈子烧大炉命运的途径。

于是我设法弄来了文革前高中的课本，试图自学高中数理化，补充自己的知识，以便一旦上了大学，不至于基础太差。除了看数理化，还尽量阅读各种书籍，只要有机会，任何书都争取拿来看看，倒也看了不少书。

目标一旦决定，一切就比较简单了。凡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就去争取，凡不利于这个这个目标的就避免。这个策略基本影响了我5年在工厂时的一些重大决定。

（待续）

后记：现在的青年可能不理解，不想干就走人呗，何必想得那么复杂。咳，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分到一分工作不容易，往往就是一辈子的事情，能不多想吗？

去农村插队的同学又会想，你留在城里已经够好了，还想这想那的。呵呵，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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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 (4) 集体宿舍



进厂后，唯一让我高兴的事情是，厂里有职工宿舍，可以让需要的人入住。这个太让我高兴了。就在我进厂前不久，70年代初上海解放日报曾经有过一篇文章，报道上海郊区一家工厂怎样教育青工的故事。如果我没记错，好像这家厂在青浦白鹤镇，叫上海理发工具厂。因为在远郊，青工多住厂里，自然发生了许多事情。然后青工们怎样在厂领导及老工人的帮助下被教育好了。

我非常羡慕那些青工们的生活，又是在乡下。我看见报道时就希望我将来被分配去的工厂也在郊区，也可以住宿舍。有句话叫“心想事成”，我这一生有的时候觉得我还常常心想事就成了，这就是其中一件。

因为工厂在郊区，虽然通公交车，但是交通还是不很方便，职工住在市区的，至少要换2辆车才能到达，有些甚至要倒3-4辆车。另外由于厂里有不少职工的家在外地农村，单身在上海，也需要住宿。所以，厂里设有集体宿舍，只要愿意，就可以入住。

有的青工不喜欢住宿舍，宁愿每天花2-3小时挤公交车，我却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于是被分配住入了宿舍。在我们工厂的左面有一条较小的马路，似乎连名字也没有的，但是可以通行大卡车。在这条路上，我们厂还有一个大门，大门旁边是厂的行政兼生活楼。一楼是一些行政科室和食堂，二楼的一端是厂部的办公室，另一端就是职工宿舍。后来住厂的职工多了，又在上面加了一楼，三楼全部是职工宿舍。

后来我才发现，我住入的那间宿舍，是最好的一间。其他的各间宿舍，要么和那些家属在外地的老职工同舍，那些老职工，几十年住在宿舍里，东西就特别多，有的还抽烟喝酒，还规矩特多，小青工这也不许那也不行。要么有的宿舍全是小青工，那些宿舍也特别脏乱，比较闹。

我住的那间，大多数是几位大学生。有4个大学生，还有2位，一个是我师傅，还有一个是位司机。大学生们第一有住集体宿舍的经验，第二那时在厂里算仅有的几位知识分子，比较洁身自好，所以宿舍里比较整洁，气氛也比较文明。对于我这个“上学迷”来说，适得其所。

最主要的是，工厂是在郊区，四周有很多农田。厂的后面是一条小河，河对岸有一个村子及周围的一大片农田。我太喜欢这个环境了。我们厂旁边的那条小马路直通河对岸的村庄，河上有一座小桥。

在我以前的文章提到过，我们一帮青工常常在夏天翻出工厂的后墙，跳到那条河里去游泳。那时候的水还没有被污染，青工胆大的还爬上那座小桥，然后朝下跳水。我也跟着跳，但有一次吃了个“大饼”—身体平拍在水面上，非常难受，几乎有点恶心感。好在那时年轻，后来什么也没发生。有时我们还爬上对岸，在农民的田里偷甜鲁蜀吃。有次被农民看见了，追上来，我们赶紧跳下河，游回厂这边，然后爬围墙回厂。农民看见是我们厂的工人，也就没有继续追。其实我们厂建在那里，毕竟还是给那里的农民带来些好处的，比如修路，通公交，通自来水等等。由于这个原因，附近的农民对我们厂里的人还是比较友好的。

哈哈，这些故事，就跟我以前看见的理发工具厂的青年的经历一样。

厂里大多数的车间有早班和中班。轮到早班，下午2点半就下班了。通常我洗完澡，到门房间去看看报纸，4-5点钟就吃晚饭了。晚饭后，就和几个要好的青工到周围的乡间，或厂后面的河边去散步。几年里，几乎走遍了厂周围的田埂和小河边。天黑了，就在电视室看电视。那时，电视在上海普通人家，还是极其少见的，每天看电视，也算一大享受，虽然那时并没有什么好看的节目。

有时，跟着我同宿舍的大学生去后面的村子里“访贫问苦”。那几个大学生本来就来自上海郊区，和那些农民很有共同语言，听他们聊年景，聊谁家的女儿嫁到了“菜区”，谁家的儿子娶了“粮区”的老婆。从此我知道了，上海郊区的农民，“菜区”的要比“粮区”的要富裕的多。我们厂的后面属于粮区。

住宿舍最大的好处是，我有了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第一我不用每天浪费至少2小时的时间上下班。第二是摆脱了父母的管教，这大概是绝大多数那个年龄的人最向往的。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呵呵，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干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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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 (5) 师傅（上）


新工人进厂，除了分配工作，还有一件大事是拜师。师傅通常由工厂指定，本人是没有挑选机会的，指定是谁就是谁。你的师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你在工厂里的一切，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所谓“拜师”，当然用不着真的“拜”。我记得那天是我们那些青工坐在那里，等待厂长宣布每个人的师傅。轮到我时，颜富来厂长指着一条大汉对我说，这是你的师傅，胡仁南。我当时也完全昏了头，叫了声“胡师傅”，跟师傅握了下手，然后就跟着他去我们的车间—大炉间去了。

为什么说昏了头，是因为在这之前，我听我的一位先我一年进厂的好朋友说过规矩。一般在厂里，你叫任何别的前辈师傅，要带姓一起称呼，如张师傅李师傅等等。叫自己的师傅，则不带姓，只叫师傅。其实如果那时我已经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也会知道这个规矩。偏偏我当时忘记了朋友告诉我的规矩，居然叫自己的师傅“胡师傅”。不知道当时我的师傅是怎么想的，肯定会觉得奇怪，不过他也没纠正我，我就一直这样叫了几个星期。

幸亏没几天后我参加了厂里组织的野营拉练，师傅没去。拉练时某天晚上我忽然想起此事，2周后拉练结束回到厂里，开始改口称师傅，还算不太尴尬。

在工厂里，师傅的作用非常重要。除了教你技术，教你规矩，还有其他种种作用。其实，对于我的工种烧大炉来说，教技术几乎不存在。大概师傅就是拿着铁锹，向我示范了一下怎么往炉膛里加煤。记忆中没有其他教技术的事情了。

师傅更重要的作用是他在车间，在整个厂里的地位和影响。如果你的师傅面子大，威望高，那么作为徒弟，你在车间或者整个厂里，都不会吃亏，人人都不会小看你，更不会欺负你。如果你的师傅没威望，甚至人缘不好，那么你也就没人瞧得起，甚至人们会故意欺负你，以欺负你来报复你的师傅。

师傅的为人也很重要，你受了欺负，或者受到厂里的不平对待，好的师傅，有威望的师傅，就会为你出头，为你据理力争。窝囊的师傅，就不会为你出头，或者就是出头了，也没什么作用，没人理他。

徒弟之间会显摆自己的师傅，师傅当然也希望徒弟有出息可以显摆。一方面，名师出高徒，另一方面，师以徒贵。这些现象在美国也可以看见，但是在中国可能更为明显。

我的师傅胡仁南，其实非同小可。应该说，他是比较理想的一位师傅，我是比较幸运的。他是65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进了厂。进厂时，他可能是厂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了。师傅出身于一个著名老中医的家庭，家境不错，家教很好。虽然出身书香世家，却是长得高大威猛，圆脸，浓眉大眼阔嘴巴，颇有威势。但是，师傅脾气很好，从来不见他发火，似乎跟全厂的人关系很好。小青工们都称他“胡司令”，他也乐呵呵的答应。生活中，这个“胡司令”的称号，还真符合他性格的某些方面。

其实，“胡司令”这个称号是大有来头的。来头何来？且看下回分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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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 (6) 师傅（下）



前文说，我师傅“胡司令”的称呼是有来头的，来头何来？原来，在几年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高潮中，师傅曾经是厂造反队头头，人称“胡司令”。我进厂时造反队其实已经不存在，但师傅当时还是厂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大炉间组长，在全厂有一定影响。我们厂比较小，各车间负责人不叫车间主任，就叫组长，直接受厂部领导。

不仅如此，师傅在全厂的关系网也非常厉害。师傅的师傅，我的师祖，名字叫房有柱（这个名字不错哈），是造反大队的大队长，人称房司令，我进厂时也是厂革委会委员。当年我师傅就是跟着他的师傅造反的。我们厂是老造反单位，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最早的发起单位之一。厂里曾经出了戴立清，是工总司秘书长，后来是王洪文的武五虎上将之一，其名气自不必说。还有一位记得叫陶汉章，曾经潜入上柴联司卧底，在砸上柴联司的“8.4行动”中立下大功，叶永烈写的上海文革史中有记载。陶后来也是司令，曾担任工总司所属野战兵团司令。还有一位黄汉清，据说造反的资历比戴立清还要早，可惜没有能力，我进厂时他只是一位普通司机。据说，工总司赴安亭事件时的第一辆卡车是他开去的。我进厂后，他在厂里经常犯事，但都被王洪文保了下来。

我的师祖房有柱，是造反人员中仅次于上面几位的，我师傅就排在师祖之下。其实，造反的人未必都是打砸抢的。房师祖在造反之前，在厂里就很有威望。师祖身体壮实，力气很大，几百斤重的铁盘条，抗上就走。一个传说是，刚开始发粮票要给工人们定量，厂长问师祖，老房你一个月要吃多少粮？师祖答，大概40斤吧。于是，40斤成了我厂工人的最高定量。后来大家都抱怨，因为上海重体力劳动者的定量可达44斤，可是我们厂却以40斤封顶。

师祖还有师傅，我进厂时还在厂里，好像姓陈，那是我的祖师了。陈祖师自己很低调，似乎不太听见他发话，但是他有好几个徒弟，房师祖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位。到了我这一代，陈祖师的徒子徒孙遍布全厂，大概没有人有他这么多的徒子徒孙。后来在75年，我也带了2个徒弟，呵呵，那就是陈祖师的第4代徒孙了。

当年造反时，除了要有戴立清，陶汉章之类能说善辩的，还需要在工人中有威望，有影响力的。房师祖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最佳人选，仅师徒网络就遍及全厂，于是成了留厂造反组织的司令。文革后期师祖和师傅都成了厂革会委员。

实际上，房师祖和我师傅差不多，是“胡司令”似的人物，纯粹大老粗。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房师祖的水平。师祖喜与人辩论。有一次与厂政宣组长辩上了，2人各执一方，为某件事辩得不亦乐乎，下面是那一幕：

房师祖：            此事应该这样处理。。。。。
政宣组长：         不，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教导。
房师祖：            主席怎么说的？(注意：只有真正的自己人才称“主席”，其实师祖连党员也不是)
政宣组长：         毛主席语录第n页有有关论述。
房师祖：            主席这样说了？我不信。

(大家翻红宝书，在n+1页上看到了那段话)
政宣组长：         看，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房师祖：            你说是第n页阿，是第n页吗？是第n页吗？
政宣组长：            。。。。
师祖：                哼，还敢跟我辩论？！

师祖还有一位徒弟当时是团支部委员。团支部委员在一般单位不算什么，在我厂却有一定地位和权力。原因是可能厂领导觉得党支部人手太少，作为厂最高行政机构的革委会，有能力的人也不多，于是发明了一个组织叫“四委会”—包括了党支部，革委会，工会，和团支部，四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任何全厂的重大事情。

于是，在厂级最高议事机构“四委会”里，我师祖门下有3个成员，呵呵，又是老造反，上面有人，势力更是不可小觑。

按理说，我有这么一位师傅是很给力的。我现在想，当年我肯定是借了不少光的，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明显感觉到。我当时的感觉是，师傅虽然看上去很威猛，在厂里地位也不低，但是师傅其实并不厉害。在我进厂约2年后，师傅曾和同车间的工友发生矛盾，就显示出他的软弱和善良，根本不是喜斗善斗之辈的对手。甚至最后还殃及了我，严重影响了我在厂里的命运。此是后话。

进厂后的开始几年，我的经历还算顺利，应该和师傅和他的影响力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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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 (7) 大炉间（上）



大炉间其实很小，一共10多位工人，分2班轮流上早班和中班。我们班连我一共7个人。我师傅是组长，年龄最大的是李家祥师傅，50多岁，然后是薛长云师傅，50来岁，王永福师傅，我进厂那年才38岁，李保安师傅，20多岁，是66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已经满师。还有一位顾永顺，是70届中学生，比我早一年进厂。前面几位，师傅吩咐了，都称师傅，小顾还没满师，是师兄。小顾的师傅当时在锅炉间烧锅炉，可能刚调过去。

最年长的老李师傅人很老实，干活的时候是实心眼，不挑肥捡瘦。他的家境较差，老婆不工作，有2个孩子。老李的工资也就60多元，要养活4口人，比较拮据。我去过他的家，家里没什么好的家具，老婆很厉害，这大概也是造成他比较老实的原因吧。我至今记得他说过一句令我心酸的话：“要是哪一天，我能饱吃一顿糯米饭就好了”。现在，尤其在美国，你要想饱吃一顿任何常见的食物，应该不是难事。老李当时近60岁了，竟然连饱吃顿糯米饭都成为人生梦想，着实令我感慨。但愿他后来实现了他的愿望。

薛师傅看上去稍微有些狡猾，干活时比较会留些小心眼，贪些小便宜。王师傅话不多，但是比较活跃，胆子很大。有一年，有几只八哥在我们的烟囱上做了窝。八哥经训练会说人话，是一种比较稀奇的家养鸟。王师傅曾经几次爬到30米高的烟囱上捉八哥，竟然被他捉到了2只。为此事，他还被厂支书老张批评过，说他也算是老工人了，怎么跟小青年一样。因为早年生过胃出血，王师傅的工作是开行车，是我们车间最舒服的工作。

除了我，年龄最小的小顾虽然资历跟我最接近，但跟我不太有共同语言，他和外车间的几个小青年比较接近，喜欢“并苗头，扎台型”，不喜欢读书，所以和我关系一般。

剩下的是比我大5岁的小李师傅，喜读书和历史，跟我最有共同语言，是跟我关系最密切的，后面将有专文介绍。

这里插几句话。我这个人，重要的该记的事情往往记不住，但不需要记的事情却都记得特别牢。到现在我小学同学的名字大多至今记得，其实自从进中学，和小学同学基本就没有来往。所以厂里同事的名字基本都记得。大家认为，回忆文章中提别人真名，是否妥当？是提真名好还是化名好？

第一次进车间干活那天是早班。早早起床，到楼下的食堂吃了早饭，早饭通常是稀饭，馒头，加一点酱菜。来到车间，有几位师傅已经在那儿了。师傅胡仁南说了声开始吧，大家就走向各自工作的地方了。师傅也没教我或告诉我干什么，我想不是烧大炉吗，该提个铁锹什么的。师傅却带着我来到车间没有炉子的另一边，和另外几个师傅一起，开始干一些我觉得跟烧大炉根本不相干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

反正师傅基本上没教我干什么，也从来不叫我干什么。那是真正的“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师傅算是已经把我“领进门”了，接下去该我自己找活干了。我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就跟在师傅后面，师傅干什么，我也干什么，慢慢的才琢摩出所谓的大炉间，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的工作是什么。

（待续）

后记：《工厂的经历》从现在起改为《工厂里的知青》，以便更加点明那是文革年代没有下乡，留在城里去工厂的知青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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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 (8) 大炉间（下）



所谓大炉间，正式名称叫“‘火畐’（一个字）炉间”，这个火旁加畐的字读“逼”，字典里没有。“火畐”炉就是退火炉。那些钢条在被拉制之前必须经退火处理，即，加热到700-800度左右，然后缓慢自然冷却，如此处理过的钢条比较软，容易加工。

我们车间的工作，就是把需要加热的钢条堆放成一定的形状，然后放入退火炉加热。钢条有2种，直条和盘条。直条一般有3，4米到5，6米的长度，每捆约2-4吨，加热前需要把它们一层层堆积起来，每层之间有空间，使火焰可以深入其间。炉膛的内部空间大约1.5米高，一米多宽，7-8米长。铁条大致要堆得如此尺寸。车间上空有起重的“行车”，王永福师傅开行车，其余人在下面指挥行车，或用手搬动铁条及每层铁条之间的铁枕块。

盘条则放入一种铁桶内，一个铁桶可以放3盘。装铁桶需要一点技巧，盘条在桶内必须横置，如此可以叠3盘。如何使盘条进入桶内横置需要技巧。放得不对时，盘条竖立着，就要用行车吊出来重放。

直条堆放好，或盘条装进桶，再用行车吊到一个类似一节平板火车上，下面有铁轨，然后就把这节平板火车拖进“火畐”炉（以下简称大炉）。大炉2头是门，供“火车”进出。大炉的2边有各有4个烧煤的燃烧室，煤在此燃烧，火焰被烟囱的“拔风（吸力）”吸入炉膛，加热炉膛里的钢条。

整个把钢条装进炉膛的过程叫“装料”。大炉间里大多数人的工作是“装料”，工作量最多。我们一共7人，王永福师傅开行车，这份工作最轻松，据说因为王师傅曾患过胃出血，所以照顾开行车。小李师傅负责烧大炉。其余工人的主要工作就是装料。

装料开始前，全体还要做一件事，就是把当天需要的的煤运进来。那煤就堆在我曾经光荣负伤的煤场，在室外。大炉间有2辆小推车，2个人负责推车，其余人则在煤场把煤装上车。煤运进来要经过冷拔车间，有几个上下坡。运煤时最费力的是推车，一般大家抢着干，我也常常抢到推车的活。刚开始，我的体力还不强，非常吃力，尤其上坡时，不久也就能胜任了。

装料只要2-3个小时。装完料，大多数人就没事了。小李一人负责烧炉子，一般装完料的人会帮一把，即，小李在炉子的一边加煤的时候，另一人就去炉子的另一边加煤。

当大家在装料时，小李要开始生炉子。先把前一天烧过的煤灰扒出来，剩下一点没烧透还有点发红的煤，然后放进一把机修车间用过的油回丝，用鼓风机一吹，油回丝就燃烧起来了，然后铲一铲煤在油回丝上，让煤燃烧起来。这样就算把火点着了，可以不断的加煤。当装上了料的“火车”开进炉膛，就可以开始烧了。

烧大炉不辛苦。大约每10分钟左右加一次煤。3-4个小时，就可以把一炉钢条加热到需要的温度，一般是750-800度。生产科给我们的指令中会有温度的要求。煤的好坏也影响到操作。我们那时最常用的煤有2个来源，一个是开滦煤矿，一个是大同煤矿。大同煤质量好，烧的时候火头旺，火色发白，产生的煤渣少，较快可以达到所需要的温度。开滦煤火色偏红，温度不如大同煤，需要烧的时间长，并且会产生很多煤渣，常常在烧的过程中要出1-2次煤渣。在烧的过程中出渣很艰苦，因为温度高，常常大冬天的要出一身汗。

在大炉间出汗是不稀奇的。尤其夏天，每加一次煤，要出一身汗。一天下来，工作服的后面是一片白花花的盐。我小时候出汗不多，看见父亲夏天吃饭时都会出一身汗很惊奇。烧了1-2年大炉后，我也变得容易出汗了。直到现在，我吃饭时汗会从脸上往下淌。呵呵，汗腺变发达了。

大炉间的工作不算辛苦，大家比较团结，有近2年时间，一切还算平和。


（待续）

bluesky

工厂里的知青 (9) 厂级学习小组成员


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成立了2个重要的领导小组，习老大亲自担任组长。和以前中共中央经常有的各种“小组”一样，这些小组往往具有很大的权力和超然的地位。其实，中共成立这种小组的历史久矣。在下不才，在40多年前，就曾经是中共某个基层组织成立的某个小组的成员，尽管在下始终连党员都不是。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曾经提到，在进厂学习班结业的时候，我写的一篇谈体会的帖子受到厂领导的表扬。我的“才华”也受到了领导的注意。那些基层单位领导们，其实还真是求贤若渴的。我们厂以前曾经有过一位青工，非常低调，却被发现是一位难得的领导人才，我进厂不久已经是局党委成员，局团委副书记（见拙文小厂人物记（三）沉浮难料JQ兄（上） 和小厂人物记（三）沉浮难料JQ兄（下） ）。

领导看见我写的进厂学习班体会，就以为我也是那位JQ般的人物，就一心要启用我。那时我还刚进厂，什么名分也没有。没关系，中共有传统，领导有办法---厂部居然特地成立了一个小组。什么小组呢？总不能也成立一个什么改革领导小组吧，那时候还没开始流行改革呢。虽然那时还是文革中，但也不能成立一个厂文革小组吧，毕竟那时已是文革后期，重点是抓革命促生产了。领导很聪明，那时正好时兴学哲学，于是就成立了一个“学哲学小组”。

这个小组的成员在我们厂里非同小可，当然除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他们是：厂的第一把手党支部书记，第二把手厂长，支部委员施福桃，还有一位是曾经的部队的副营长，却因为犯了错误被贬到我厂，又因为处分不能担任实职的JYL（见拙文小厂人物记（六）一错再错的老J（上） ，小厂人物记（六）一错再错的老J（下） ）。还有一个就是那时刚满18岁的在下。其实就是党支部成员，绕开那位负责人事保卫的小高，然后加上2位没有名分的“人才”，一个是在我厂算的是真正的人才的前副营长JYL兄，一个是区区在下----他们以为新发现的“奇才”—只是因为曾经发过厂史上最佳进厂学习班结业的帖子。

这个所谓的学哲学小组，当然学哲学是幌子，主要是讨论厂里的重要问题，为厂里的重要决策做谋划。可怜当时我才满18岁，要和几个厂级核心人物一起讨论厂里的大小问题。比如接下去要开展的整团建团，比如如何处理模具车间两个组长老是闹矛盾的问题，或是最近一个工人工伤死亡，如何善后。我其实除了喜欢读书，从小对数理化和历史比较感兴趣，从来对这种事情没有兴趣。几年后才知道有这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那时候的我，除了听那些故事以外，说不出一点点自己的意见。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那时的幼稚，幼稚到何等的地步。正是由于这件事，我被终止了在这个厂级小组的使命。

那时这个小组已经存在了一年左右了，似乎我还没有给出过任何好建议。那是接近批林批孔的时候，支部书记老张非常担心。因为那时候的声势似乎有第二次造反的景象，好像又要改朝换代了。老张是亲自经历过这一幕的，亲眼看见自己的同事们一夜之间从当权派变成了阶下囚。老张觉都睡不好，非常焦虑。在学哲学小组会上，老张很痛苦的说，他希望大家向他指出他曾经犯过的问题，比如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帮助他过关。

老张其实未必真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运动的结果将会是怎样，谁将会是下一个倒霉者。

这个时候，我说了一句我这一生说过的史上最愚蠢的话。最近当我把这句话说给我20多岁的外甥女听的时候，她大笑道，啊哟大阿舅，你真够可以的。我的原话是：
“老张，你坐过什么事，和你说过什么话，你自己最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来指出呢。”---轰然一声，历史最蠢语言就此出笼了。其实，我当时还真的是这样想的，还自以为自从参加学哲学小组以来，第一次说出了有意义的话。

老张当时气得很久说不出话来，嗫嚅了半天，他说，小王啊，你是不是认为我有什么地方错了，你就直接说出来吧。

这番对话的结果是，那次会议是我参加的“学哲学小组”的最后一次“学习”，也许他们后来还在继续学习，反正我是没有再参加过。

尽管如此，其实老张后来还是待我可以的，没有因此而报复我。可能他也知道我其实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待续）

bluesky

工厂里的知青（10）上海民兵的岁月（上）



70年代去上海的人，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人，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手持铁长矛，胸前佩着一块标牌，红框围着4个黑字“上海民兵”，这就是那年头上海维持治安的重要力量，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武装力量的上海市民兵组织。

在文革前，上海自然就已经有民兵组织，但是在文革开始后，民兵组织的成员都分别加入了造反队或赤卫队，这个民兵组织就自然瘫痪了。

70年代的“上海民兵”，是一个专门的名称，专指这些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手持铁长矛，胸前佩标牌的人们。人们提到他们，不是说“这是些民兵”，而是必须称作“上海民兵”。这是“上海民兵”和文革前的民兵不同的地方。

“上海民兵”的前身是“文攻武卫”，使用同样的标牌，红框黑字。文革中，上海的公安系统成立了造反队，称作“公革会（公安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不知为何，“公革会”和消防系统的造反组织“消革会（消防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干上了。“消革会”有消防斧，“公革会”却没有枪，于是消革会把公革会给砸了。


“公革会” 被‘消革会“打败后，公安系统瘫痪。上海的治安维持系统一时处于真空状态，这时，上体司（上海体育系统造反司令部）乘虚而入，开始充当上海治安的维护者。一时上体司在上海街头抓流氓，护秩序，俨然上海治安的新维持者。上体司在各区都有分部，可以随便抓人关人。我同学家的隔壁 就是本区的上体司分部，日夜可以听见被拷打的惨叫声。小流氓打群架，或聚赌，听见一声“上体司来了”，迅作鸟兽散。

权力没有制约即腐败，在这里再次被证实。上体司没有制约，迅速变得腐败不堪。数月内频传以抓流氓为名奸污晚上在街头谈恋爱的女青年的，或假公济私，报私仇打死人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总司）早就对上体司独领维持治安的风头不满，见此情况，组织起人力，发起了一次砸上体司的战役。上体司的运动员们，虽然大多身强力壮，但是比起人多势众的工总司，比起工总司下面所属的钢铁工人，码头工人，还是嫩了点。上体司的总部在南京路国际饭店和华侨饭店之间的上海市体委大楼，那天工总司调集了几百辆大卡车，把上体司围了个水泄不通。膀大腰圆的码头工人钢铁工人们把几百斤重的大包从这辆车扔到那辆车，其声势非常浩大，上体司们缩在大楼内根本不敢出来应战。就这样工总司就把上体司接管了，各区的上体司总部也被各区的工总司组织砸烂了。

工总司下面有专门的组织进行这样的武斗，后来相应伟大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的讲话，这个组织被称为“文攻武卫”。在上海各个工厂，都有“文攻武卫”组织。上体司被砸烂后，一时，文攻武卫成了上海治安的维护者。在整个上海，经常可以看见本文刚开始时提到的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手持铁长矛，胸前佩标牌的文攻武卫们在巡逻。毕竟文攻武卫们的年龄要大一些，组织性要强一些，一时声誉还不错。

再后来，可能觉得“文攻武卫”的名称毕竟不伦不类，上海也需要恢复民兵组织，于是原来的文攻武卫组织系统就改称为“上海民兵”。

上海民兵分2种，一种是普通民兵，一种是基干民兵。一般青年工人，只要身体健康，没有特别的政治问题，都自然会被吸收为“上海民兵”，首先是普通民兵，经过训练，再升格为基干民兵。基干民兵要参加更多的训练，并且有机会练习射击，并且经常要参加市和区里安排的维持治安的活动。

我进厂后不久，就当上了普通民兵，后来又升为基干民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