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栋：“文革”中发生的新疆霍城“11.27”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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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发生的新疆霍城“11.27”惨案

高栋

1967年11月27日，正在所谓“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霍城县发生了一起史上最为惨烈的血案：在一场事先预谋的大屠杀中，一群手无寸铁的游行示威者纷纷倒在血泊里，其中11名青年学生，1名解放军干部和3名群众死于非命，14名学生和1名解放军战士身负重伤与轻伤。

事件发生后，此起彼伏的鼓噪声不绝于耳：什么“学生武装冲击面粉厂！”“四野开枪是自卫还击！”等等。鼓噪者还煞有介事地拿出一幅幅拍有死者及其身边枪支的图片，以及所谓的“高思德录音”作为“人证”大造舆论。一时间被害者成了“罪魁祸首”，杀人者倒成了“功臣”，历史整个儿被颠倒了。加之长期以来派性作怪，罪犯得到“保护伞”的庇护，“11.27”惨案的真相一直没有大白于天下。作为这起惨案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本该早将这段历史写出来，以正视听，但多次提起笔又放了下来，怕的是揭开历史的伤疤，会让原本受到创伤的心再流血。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鼓噪者们搅起的浑水早已澄清，而被害者仍冤沉海底，再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有愧于众多死难者，我也会终生不宁，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背景

1967年，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学生只知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愿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其中，却全然不知这场“革命”的内幕和背景，前途和命运。我们只知盲目地崇拜领袖，狂热地呼喊革命口号，积极地采取革命行动，一个个脚底打旋，身不由己，被裹挟到难以自拔的激流狂潮之中。徒有满腔热情却不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做事仅凭良好的愿望却往往不知讲究斗争策略，总之，对于流血的政治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这就是新疆霍城“11.27”惨案爆发之前学生们的真实心态。

这一年，依据对原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态度的不同，新疆群众组织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派：主张打倒王恩茂的以“红二司”学生组织为首，被称为“三新”；主张保王恩茂的以“红三司”、“红革联”学生组织为首，被称为“三促”，有军区支持。各地州县也以此形成两大派。当时，霍城县的情况比较特殊：以对待校文革的态度为分水岭，形成“红革会”、“红联会”两大学生组织，但在新疆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又一致，都属于“三新”派。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按照毛泽东设计的“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路线图运行，而是出现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动乱：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个社会处于骚乱和无序状态。狂热的人们热衷于打“内战”，个个自封“左派”，将对方组织视为仇敌。尽管“十六条”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形同虚设：这一年群众组织间的争斗早已由“口水仗”发展为动手动脚，“自卫”武器也由棍棒长矛发展为真枪实弹。而这一切则源于江青臭名昭著的“九五”讲话。1967年9月5日，江青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了颇具煽动性的讲话，中心意思是若有人侵犯自己，一定会拿起武器自卫。江青这番讲话流毒甚广，给争斗中的两派群众组织火上浇油，自此以后，全国范围的抢枪事件频频发生，两派对立情绪陡然升级。

围绕着寻求所谓“自卫”武器的枪，此后霍城县发生的一系列抢枪事件，便明显受到江青“九五”讲话的影响。当时，县里“三新”一派人数虽多，却无军方支持；而“三促”一派力量薄弱，却有军方和农四师驻县单位——面粉厂的支持。那时的新疆，兵团单位几乎一边倒——持保王恩茂观点的占压倒多数，加之他们手中有值班部队，公开以武力相威胁，没有多久，就与县上的“三新”组织形成严重对立，这就是“11.27”惨案发生前两派对峙的态势。

起因

任何一个大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事先总会有一根导火索。“11.27”流血惨案的导火索就是11月24日发生在县银行门前的抢车抢枪事件。

这天上午，农四师东风农场银行人员驾车前来霍城县银行提款，有武装人员押车。消息很快地传开了，银行门前聚拢了闻讯赶来的“红革会”学生们。学生的目的很清楚：试图推走汽车，伺机抢枪。这时，押车的武装人员端起五零式冲锋枪进行威吓，被学生当场夺下，并把卡车推出银行，推往学校。学生们并没意识到，他们这一举动正是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前奏。

11月25日一早，“四野”（农四师以复转军人为主的群众组织，数量上占压倒多数，并掌握值班部队）武装人员分乘几辆卡车前来“红革会”学生居住的县红卫中学，把学校团团围住。他们开枪打坏了高音喇叭，冲进学校，抓走了东风农场籍的初中学生华xx、张xx。当天下午，“红革会”组织了抗议游行活动，要求释放被抓学生。路经县委门前，“红联会”学生也加入游行队伍，并走在最前面。当游行队伍走到农四师面粉厂大门口时，一名“四野”武装人员朝天放枪进行威胁，“红联会”学生冲上前去夺过他的枪，游行队伍有序地走进面粉厂，在厂区内游行抗议一圈返回。当晚，“四野”武装人员四处搜捕学生，在县医院又抓到高中学生苗xx、高xx。

11月27日清晨，“四野”武装人员再次包围红卫中学，抓走了刚刚返校的东风农场籍初中学生彭xx、周xx和王xx（为躲避“四野”抓人，学生不敢在学校过夜，常常是夜出晨归）。连日来，“四野”组织接二连三抓走“红革会”学生，“三新”一派群情激愤，对立情绪迅速白热化。

屠杀

11月27日这天，天，异常地冷，空中飘着点点雪花。当大部分学生返校后，“红革会”立即组织了大规模游行抗议要学生活动。学生们抬着毛主席像，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走上大街。游行队伍先来到县武装部，“红革会”一号勤务员王闯同学向驻军7974部队派到县里支左的张广印排长反映了情况，并要求他们参与游行。随后，张排长和战士高思德抬着毛主席像加入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途经县委，“红联会”学生以及其他“三新”派的群众组织也纷纷加入，形成一支四五百人的队伍。在县城十字路口，王闯还站在凳子上向围观群众做了宣传。

当游行队伍来到农四师面粉厂时，和25号的情况相反，大门敞开着，队伍自然地停了下来。这时，围绕进与不进面粉厂游行，产生意见分歧。此前，已经有人出来通风报信，说农四师“四野”总部已从附近团场调集值班部队到面粉厂，游行队伍若进去恐怕要吃亏，一部分人持反对态度。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赤手空拳的和平游行，又有解放军参加，他们不敢开枪。这种意见最后占了上风，队伍开始鱼贯进入面粉厂。天真的学生哪里知道，有解放军参与并不能增加安全系数，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哪有按常规出牌的！等待他们的将是万劫不复的厄运。

四周出奇的静，这一异常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当队伍的前身刚刚走过距离大门五六十米远的一座小桥，突然间枪声大作：架在面粉大楼上的机关枪疯狂地叫了起来，子弹飞蝗般射向正处于厂区马路上的人群。马路两侧的办公室、暗堡内也射出一颗颗子弹，走在前面的“红革会”学生纷纷中弹倒地。我当时就在这群人中，倒地时已身中两枪：一枪是面粉楼的机枪子弹紧贴着头皮而过，将帽子打飞，顿时鲜血淋漓。事后才知，这颗子弹若再往下几毫米，天灵盖就会被打飞。另一枪是爆炸的弹片从左臂麻筋处穿入，打坏了尺神经。

这时，趴在地上的解放军排长张广印猛地站起，振臂高呼：“不要开枪了！它们都是学生！”话音未绝，“呯”的一枪，他被子弹击中。部分学生刚刚从地上爬起，密集的枪声又响了起来，一阵劈头盖脑的子弹又把他们压在地上。经过两次打击，学生死伤已达数十人，一时血流成河，哀叫声不绝于耳。在新疆十一月底的寒冷中，卧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的受伤学生多么需要及时救治，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们得不到任何救援。后来才知，就在枪声停止后，县医院的救护车曾急如星火赶来救援，却被面粉大楼上无情的机枪子弹挡在大门外。

大约在地上爬了不到一个小时，负伤的左臂又酸又困，我刚想稍稍挪动一下，突然，左臂就像着了一重镑榔头似的，我疼得大叫一声，回头看时，左臂炸开了碗口大的血窟窿，里面红的，白的都翻了出来。我只看了一眼，便不敢再看。事后我才知道，残忍的面粉厂“四野”武装人员竟然使用了国际禁用的达姆弹（俗称炸子），这种炸子见血就会爆炸，其出口比一般子弹出口要大好几倍。一位同学是脑后中弹，整个天灵盖都被揭开，死得非常惨，使用的就是达姆弹。所幸这颗子弹是从我小臂的两根骨头中间穿过，否则，整个左臂将会不保。

我们在冰冷的地上爬了一个多小时后，耳畔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随即听到一声声严厉的嚎叫：“不许动，不许抬头！谁抬头打死谁！”我们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谁也不敢抬头。大约十来分钟后，四周归于平静。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被准许从地上爬起。我是扶着受重伤的左臂自己走进路边的办公室的，其他腿部、腹部负伤，无法行动的同学都是被没有受伤的同学抬进来的。我曾注意地看了看，没有发现王闯同学的遗体。

在面粉厂办公室里，我目睹了两位同学活活疼死的惨景：一位是能写一手漂亮文章的高中67级学生冯建丰，一位是年仅16岁的初中68级学生王志新。他们两人都傷在腹部，肠子已经流出，用一只瓷碗扣着。这种情况若及时送医院救治断不会致命的。我们苦苦哀求尽快抢救他俩，但对方毫不理睬，任他俩在地下抽搐，挣扎，冯建丰同学就是这样活活疼死的。而王志新同学在我们被押走之前还没断气，据说我们走后不久也疼痛而死。

在“11.27”惨案中，有15人致死，他们是：解放军排长张广印和王闯（高66级）、冯建丰（高67级）、毛肃民（高67级）、尹炼钢（高68级）、杨生梅（初66级）、李金秀（初67级）、芦忠云（初68级）、王志新（初68级）、吴家新（初68级）刘凤芝（初68级）、李连海（初68级），县银行干部董少林、回族少年赛文军以及维吾尔族儿童阿不来提在大门外被流弹击中身亡。有15人受伤，其中“红革会”学生14名，解放军战士1名。伤者最重的当数初中68级回族女学生马xx。她因不幸感染气性坏俎细菌而双腿被截肢，导致终身残废。

当晚7时左右，在苍茫的暮色中，身负重伤的八名学生被扔上一辆敞篷卡车，由武装人员押送伊犁农四师医院，而这时距离受伤已过去八九个小时。一路上，失血过多的马xx、吕xx同学曾多次昏迷。。。。。。

阴谋

“11.27”流血惨案发生之后，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纷至沓来，什么“红革会学生武装冲击面粉厂”、“面粉厂四野开枪是自卫还击”等等。街面上充斥着对方组织大量翻印的小报，上面赫然登着一个个死者身边摆放有枪支弹药的图片以及作为证人证言的所谓“高思德录音”，编造出一个荒诞离奇的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在解放军的威信如日中天之时，“高思德录音”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不胫而走，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如果事实果真如他们所说，是“武斗”，是“冲击”，那么请问，怎么会一方死伤多人而另一方毫发未损！这种谎言怕是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但在当时，派性蒙蔽了许多人的双眼，竟有人信以为真。

“11.27”惨案的制造者比谁都清楚：进入面粉厂的学生个个赤手空拳，有的只是一本《毛主席语录》，他们游行只不过是为了抗议和要学生。但造成死伤几十人的流血惨案是要承担责任的，而这个责任只有推给学生，对上对下才好交代。于是，“假现场”的一组图片便出笼了；光有“物证”不行，还得有“人证”，于是，所谓的“高思德录音”也出笼了。他们自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却不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上苍在冥冥之中盯着他们呢！倒是那个枉披了一身解放军军装，操关中口音的高思德（后从部队复员到西安体院），贪生怕死，为了治伤，昧着良心编造谎言，不惜把屎盆子扣在无辜的青年学生头上。他若还活着，不知是否会为当年编造的离奇谎言感到羞耻？

更有甚者，伤员被送走后，“四野”人员还对未负伤的学生搞“假枪毙”，威逼他们写“自首书”，承认“带武器冲击面粉厂”，表示“愿意悔过”，并将学生被迫写的所谓“自首书”在广播上大肆宣传，造谣惑众。当晚，他们还将胯部受重伤的“红革会”另一位勤务员、高中66级学生李xx留在厂里非法审讯，直到第二天才送往医院。

事件过后，“四野”迟迟不交出死难学生的尸体，将血衣偷偷掩埋，直到第十天，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才把尸体交出，还附加三个条件：不得从大街上抬过；不准给尸体拍照；拿回去马上安葬，不得停放。违反其中一条，杀全家的脑袋。凶手们内心的恐怖与虚弱可谓到了极点！

最后，要说一说青年学生王闯之死，这也是“11.27”惨案的重要谜团之一。

王闯，原名王前光，四川梓潼人。原霍城一中高66级毕业生，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为人正直，乐于助人。“文革”初起，响应最高领袖号召起来造反，曾被选为红卫兵赴京代表参加过第六次接见。成立红革会时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一号勤务员。

“11.27 ”事件之后，王闯的尸体被家人领回，安葬之前，发现他身上只有一处枪伤，即头部有一枪眼，但肋间有一明显的三棱刺刀捅的伤口，手腕、脚踝骨处有清晰的铁丝勒过的印迹，而且肩胛骨被扭断，胳臂是游离于身体的。显然，这是严刑拷打留下的痕迹。常识告诉我们，若王闯当场被打死，断无对尸体折磨的必要。只能解释为他当时身负重伤，但并未死，是被活活折磨而死的。王闯身上的累累伤痕正是凶手作案的铁证！凶手为何要折磨王闯？其目的很清楚：逼迫王闯就范，承认“红革会学生武装冲击面粉厂”，制造口实，嫁祸于人。没料到王闯不像高思德，是个硬骨头，啃不动，恼怒之下才将他杀害。至于凶手是怎样认出王闯并把它从学生堆里带走的？我想起了我们趴在地下一个多小时后，由远而近的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以及“不许抬头，谁抬头打死谁！”的呵斥声。几乎完全可以断定，王闯就是在那段时间被拖走的，而出卖和指认王闯的，就是后来尽人皆知的一名“红革会”软骨头学生。

结局

“11.27”惨案发生将近半个世纪了。据了解，“文革”期间，新疆死于武斗的群众为数不少，但像“11.27”事件这样，对赤手空拳的游行群众开枪镇压导致大量死伤的现象却极为罕见。由于当时新疆一边倒的支“左”局面和派性作怪，这场流血事件一直得不到公正处理。1971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面粉厂内部揭发出事件的部分真相，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农四师政法科拘留了以陈景泰为首的三个杀人凶手。但后来新疆批判龙书金的“扩大化”错误，有人说这也是龙书金搞的“扩大化”，陈景泰等三人被放了出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上世纪70年代末“揭批查打”和查“三种人”的斗争开展后，“11.27”流血事件的指挥者——农四师面粉厂陈景泰和一帮有人命的嫌犯才又被依法拘留，而且逐步揭发出冰山一角——幕后操纵的农四师和军区的一些“大人物”，“11.27”惨案的真相有望重见天日，霍城县的老百姓为之欢欣鼓舞。谁知好景不长，由于自吉林返疆的那个“大人物”重新掌权，形势急转直下，关在监狱里的“11.27”嫌犯受其保护全都被“一风吹”，释放出狱，逍遥法外，而“11.27”血案则冤沉海底，从此不见天日。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死难学生王闯的父亲王开云（时为霍城县城镇公社党委副书记，一位解放新疆的老兵）一直在不断向上反映，要求上级领导秉公处理“11.27”流血事件，为死难学生讨还公道，但不知何故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如今他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在世时日不多了。

平心而论，发生在“文革”中的任何一个流血事件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11.27”事件的起因，作为红革会一派的学生，固然要为抢车抢枪负责任，但他们罪不至死，凡有良知的，都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学生痛下杀手，更不能做栽赃陷害，嫁祸于人的下三滥的事。作为这场动乱的当事者和见证人，在事过近半个世纪之后，无论哪一派，都理应消除派性，站在历史的高度，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反思过去。因为一个不知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今天，我所以写下这篇文字，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当年对方组织的知情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告诉世人以真相，给无辜的死难者讨个公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因为，即使是当年的年轻人，而今也到了暮年，此时此刻，他（她）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悠悠往事，还有良心的拷问。

《炎黄春秋 》 2014年第7期

bluesky

新疆霍城“11•27”事件

高栋

　　1967年11月27日，新疆霍城县发生了一起血案：在一场事先预谋的大屠杀中，一群手无寸铁的游行示威者纷纷倒在血泊里，其中11名青年学生，1名解放军干部和3名群众死于非命，14名学生和1名解放军战士身负重伤与轻伤。
　　作为这起惨案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再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有愧于众多死难者，我也会终生不宁，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背景

　　1967年，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学生只知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愿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其中，却全然不知这场“革命”的内幕和背景，前途和命运。我们只知盲目地崇拜领袖，狂热地呼喊革命口号，被裹挟到难以自拔的激流狂潮之中。
　　这一年，依据对原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态度的不同，新疆群众组织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派：主张打倒王恩茂的以“红二司”学生组织为首，被称为“三新”；主张保王恩茂的以“红三司”、“红革联”学生组织为首，被称为“三促”，有军区支持。各地州县也以此形成两大派。当时，霍城县的情况比较特殊：以对待校文革的态度为分水岭，形成“红革会”、“红联会”两大学生组织，但在新疆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又一致，都属于“三新”派。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按照毛泽东设计的“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路线图运行，而是出现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动乱。狂热的人们热衷于打“内战”，个个自封“左派”，将对方组织视为仇敌。尽管“十六条”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形同虚设：这一年群众组织间的争斗早已由“口水仗”发展为动手动脚，“自卫”武器也由棍棒长矛发展为真枪实弹。1967年9月5日，江青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中提出了“文攻武卫”，自此以后，全国范围的抢枪事件频频发生，两派对立情绪陡然升级。
　　围绕着寻求所谓“自卫”武器的枪，霍城县发生了一系列抢枪事件。当时，县里“三新”一派人数虽多，却无军方支持；而“三促”一派力量薄弱，却有军方和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驻县单位——面粉厂的支持。那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单位几乎一边倒——持保王恩茂观点的占压倒多数，加之他们手中有值班部队，公开以武力相威胁，没有多久，就与县上的“三新”组织形成严重对立，这就是“11•27”惨案发生前两派对峙的态势。

　　起因

　　任何一个大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事先总会有一根导火索。“11•27”流血惨案的导火索就是11月24日发生在县银行门前的抢车抢枪事件。
　　这天上午，农四师东风农场银行人员驾车前来霍城县银行提款，有武装人员押车。消息很快地传开了，银行门前聚拢了闻讯赶来的“红革会”学生们。学生的目的很清楚：试图推走汽车，伺机抢枪。这时，押车的武装人员端起五零式冲锋枪进行威吓，被学生当场夺下，并把卡车推出银行，推往学校。学生们并没意识到，他们这一举动正是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前奏。
　　11月25日一早，“四野”（农四师以复转军人为主的群众组织，数量上占压倒多数，并掌握值班部队）武装人员分乘几辆卡车前来“红革会”学生居住的县红卫中学，把学校团团围住。他们开枪打坏了高音喇叭，冲进学校，抓走了东风农场籍的初中学生华××、张××。当天下午，“红革会”组织了抗议游行活动，要求释放被抓学生。路经县委门前，“红联会”学生也加入游行队伍，并走在最前面。当游行队伍走到农四师面粉厂大门口时，一名“四野”武装人员朝天放枪进行威胁，“红联会”学生冲上前去夺过他的枪，游行队伍有序地走进面粉厂，在厂区内游行抗议一圈返回。当晚，“四野”武装人员四处搜捕学生，在县医院又抓到高中学生苗××、高××。
　　11月27日清晨，“四野”武装人员再次包围红卫中学，抓走了刚刚返校的东风农场籍初中学生彭××、周××和王××（为躲避“四野”抓人，学生不敢在学校过夜，常常是夜出晨归）。连日来，“四野”组织接二连三抓走“红革会”学生，“三新”一派群情激愤，对立情绪迅速白热化。

　　屠杀

　　11月27日，异常的冷，空中飘着点点雪花。当大部分学生返校后，“红革会”立即组织了大规模游行抗议要学生活动。学生们抬着毛主席像，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走上大街。游行队伍先来到县武装部，“红革会”一号勤务员王闯同学向驻军7974部队派到县里支左的张广印排长反映了情况，并要求他们参与游行。随后，张排长和战士高思德抬着毛主席像加入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途经县委，“红联会”学生以及其他“三新”派的群众组织也纷纷加入，形成一支四五百人的队伍。在县城十字路口，王闯还站在凳子上向围观群众做了宣传。
　　当游行队伍来到农四师面粉厂时，和25号的情况相反，大门敞开着，队伍自然地停了下来。这时，围绕进与不进面粉厂游行，产生意见分歧。此前，已经有人出来通风报信，说农四师“四野”总部已从附近团场调集值班部队到面粉厂，游行队伍若进去恐怕要吃亏，一部分人持反对态度。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赤手空拳的和平游行，又有解放军参加，他们不敢开枪。这种意见最后占了上风，队伍开始鱼贯进入面粉厂。
　　四周出奇的静，这一异常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当队伍的前身刚刚走过距离大门五六十米远的一座小桥，突然间枪声大作：架在面粉大楼上的机关枪疯狂地叫了起来，子弹飞蝗般射向正处于厂区马路上的人群。马路两侧的办公室、暗堡内也射出一颗颗子弹，走在前面的“红革会”学生纷纷中弹倒地。我当时就在这群人中，倒地时已身中两枪：一枪是面粉楼的机枪子弹紧贴着头皮而过，将帽子打飞，顿时鲜血淋漓。事后才知，这颗子弹若再往下几毫米，天灵盖就会被打飞。另一枪是爆炸的弹片从左臂麻筋处穿入，打坏了尺神经。
　　这时，趴在地上的解放军排长张广印猛地站起，振臂高呼：“不要开枪了！他们都是学生！”话音未绝，“砰”的一枪，他被子弹击中。部分学生刚刚从地上爬起，密集的枪声又响了起来，一阵劈头盖脑的子弹又把他们压在地上。经过两次打击，学生死伤已达数十人，一时血流成河，哀叫声不绝于耳。在新疆11月底的寒冷中，卧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的受伤学生多么需要及时救治，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们得不到任何救援。后来才知，就在枪声停止后，县医院的救护车曾急如星火赶来救援，却被面粉大楼上无情的机枪子弹挡在大门外。
　大约在地上趴了不到一个小时，负伤的左臂又酸又沉，我刚想稍稍挪动一下，突然，左臂就像着了一重磅榔头似的，我疼得大叫一声，回头看时，左臂炸开了碗口大的血窟窿，里面红的、白的都翻了出来。我只看了一眼，便不敢再看。事后我才知道，残忍的面粉厂“四野”武装人员竟然使用了国际禁用的达姆弹（俗称炸子），这种炸子见血就会爆炸，其出口比一般子弹出口要大好几倍。一位同学是脑后中弹，整个天灵盖都被揭开，死得非常惨，使用的就是达姆弹。所幸这颗子弹是从我小臂的两根骨头中间穿过，否则，整个左臂将会不保。
　　我们在冰冷的地上趴了一个多小时后，耳畔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随即听到一声声严厉的嚎叫：“不许动，不许抬头！谁抬头打死谁！”我们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谁也不敢抬头。大约十来分钟后，四周归于平静。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被准许从地上爬起。我是扶着受重伤的左臂自己走进路边的办公室的，其他腿部、腹部负伤，无法行动的同学都是被没有受伤的同学抬进来的。我曾注意地看了看，没有发现王闯同学的遗体。
　　在面粉厂办公室里，我目睹了两位同学的惨景：一位是能写一手漂亮文章的高中67级学生冯建丰，一位是年仅16岁的初中68级学生王志新。他们两人都伤在腹部，肠子已经流出，用一只瓷碗扣着。这种情况若及时送医院救治断不会致命的。我们苦苦哀求尽快抢救他俩，但对方毫不理睬，任他俩在地下抽搐、挣扎，冯建丰同学就是这样死的。而王志新同学在我们被押走之前还没断气，据说我们走后不久也死了。
　　在“11•27”惨案中，有15人致死，他们是：解放军排长张广印和王闯（高66级）、冯建丰（高67级）、毛肃民（高67级）、尹炼钢（高68级）、杨生梅（初66级）、李金秀（初67级）、芦忠云（初68级）、王志新（初68级）、吴家新（初68级）刘凤芝（初68级）、李连海（初68级），县银行干部董少林、回族少年赛文军以及维吾尔族儿童阿不来提在大门外被流弹击中身亡。有15人受伤，其中“红革会”学生14名，解放军战士1名。伤者最重的当数初中68级回族女学生马××。她因不幸感染气性坏疽细菌而双腿被截肢，导致终身残废。
　　当晚7时左右，在苍茫的暮色中，身负重伤的八名学生被扔上一辆敞篷卡车，由武装人员押送伊犁农四师医院，而这时距离受伤已过去八九个小时。一路上，失血过多的马××、吕××同学曾多次昏迷……

　　阴谋

　　“11•27”流血惨案发生之后，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纷至沓来，什么“红革会学生武装冲击面粉厂”、“面粉厂四野开枪是自卫还击”等等。街面上充斥着对方组织大量翻印的小报，上面赫然登着一个个死者身边摆放有枪支弹药的图片以及作为证人证言的所谓“高思德录音”。
　　如果事实果真如他们所说，是“武斗”，是“冲击”，那么请问，怎么会一方死伤多人而另一方毫发未损！
　　“11•27”惨案的制造者比谁都清楚：进入面粉厂的学生个个赤手空拳，有的只是一本《毛主席语录》，他们游行只不过是为了抗议和要学生。但造成死伤几十人的流血惨案是要承担责任的，而这个责任只有推给学生，对上对下才好交代。于是，“假现场”的一组图片便出笼了；光有“物证”不行，还得有“人证”，于是，所谓的“高思德录音”也出笼了。倒是那个穿了一身解放军军装，操关中口音的高思德（后从部队复员到西安体院），为了治伤，编造谎言，不惜把屎盆子扣在无辜的青年学生头上。
　　更有甚者，伤员被送走后，“四野”人员还对未负伤的学生搞“假枪毙”，威逼他们写“自首书”，承认“带武器冲击面粉厂”，表示“愿意悔过”，并将学生被迫写的所谓“自首书”在广播上大肆宣传。当晚，他们还将胯部受重伤的“红革会”另一位勤务员、高中66级学生李××留在厂里非法审讯，直到第二天才送往医院。
　　事件过后，“四野”迟迟不交出死难学生的尸体，直到第十天，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才把尸体交出，还附加三个条件：不得从大街上抬过；不准给尸体拍照；拿回去马上安葬，不得停放。
　　最后，要说一说青年学生王闯之死，这也是“11•27”惨案的重要谜团之一。
　　王闯，原名王前光，四川梓潼人。原霍城一中高66级毕业生，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为人正直，乐于助人。文革初起，响应最高领袖号召起来造反，曾被选为红卫兵赴京代表参加过毛主席第六次接见。成立红革会时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一号勤务员。
　　“11•27”事件之后，王闯的尸体被家人领回，安葬之前，发现他身上只有一处枪伤，即头部有一枪眼，但肋间有一明显的三棱刺刀捅的伤口，手腕、脚踝骨处有清晰的铁丝勒过的印迹，而且肩胛骨被扭断，胳臂是游离于身体的。显然，这是严刑拷打留下的痕迹。常识告诉我们，若王闯当场被打死，断无对尸体折磨的必要。只能解释为他当时身负重伤，但并未死，是被活活折磨而死的。凶手为何要折磨王闯？其目的很清楚：逼迫王闯就范，承认“红革会学生武装冲击面粉厂”，没料到王闯不像高思德，是个硬骨头，啃不动。

　　结局

　　“11•27”惨案发生将近半个世纪了。据了解，文革期间，新疆死于武斗的群众为数不少，但像“11•27”事件这样，对赤手空拳的游行群众开枪镇压导致大量死伤的现象却极为罕见。由于当时新疆一边倒的支“左”局面和派性作怪，这场流血事件一直得不到公正处理。1971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面粉厂内部揭发出事件的部分真相，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农四师政法科拘留了以陈景泰为首的三个杀人凶手。但后来新疆批判龙书金的“扩大化”错误，有人说这也是龙书金搞的“扩大化”，陈景泰等三人被放了出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上世纪70年代末“揭批查打”和查“三种人”的斗争开展后，“11•27”流血事件的指挥者——农四师面粉厂陈景泰和一帮有人命的嫌犯才又被依法拘留，而且逐步揭发出冰山一角——幕后操纵的农四师和军区的一些“大人物”，“11•27”惨案的真相有望重见天日。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掌权者更换，形势急转直下，关在监狱里的“11•27”嫌犯受其保护全都被“一风吹”，释放出狱，而“11•27”血案则冤沉海底。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死难学生王闯的父亲王开云（时为霍城县城镇公社党委副书记，一位解放新疆的老兵）一直在不断向上反映，要求上级领导秉公处理“11•27”流血事件，为死难学生讨还公道，但不知何故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如今他已是83岁的老人，在世时日不多了。
　　平心而论，发生在文革中的任何一个流血事件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11•27”事件的起因，作为红革会一派的学生，固然要为抢车抢枪负责任，但他们罪不至死，凡有良知的，都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学生痛下杀手，更不能栽赃陷害，嫁祸于人。作为这场动乱的当事者和见证人，在事过近半个世纪之后，无论哪一派，都理应消除派性，站在历史的高度，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反思过去。


《炎黄春秋 》 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