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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 00: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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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打手的世界9 n" V% ^9 Z; G# U+ B! ~8 y+ E
我告别了他们,匆匆赶到厂里。那个泰兴老头,安排了我的工作岗位后,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我在酸洗工序的出布岗位上。/ f6 T' v, K0 S( R S# p
不多一会,发觉有些异样,没有人同我说话,有个姓刘的坏种,若即若离的在近处对我监视着,还不时有造反队的人远远看一看就走。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果然,半个小时后,造反队头头之一的姓蔡的坏种同姓刘的走来,要我去造反队办公室。
5 w1 p9 f0 |) m4 A; b: t! q 我一进办公室,马上围上来几个彪形大汉,我一看就知道这些是“职业打手”。完了!我又要被严刑拷打了!这些人用黑布蒙上我的眼睛,押上卡车。待他们扯下我眼上黑布时,我一看,又是在一间教室内(事后知道是上海航空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人的学堂成了惨无人道的同类相残的地狱,这真是对人类文明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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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 n2 b' n( p8 | M8 o" x 后来我才知道,在杨浦区虹口区的一些工厂和学校,组织了一个叫虹杨联防站的组织。我不知道他们的宗旨是什么,联防?防什么?防谁?实际上他们是工总司属下的基层造反队联合组织的一批打手。称他们为“职业打手”毫不为过。这些学生和工人,不念书不做工,就是每天打人,打无辜百姓,美其名曰打流氓。工厂造反队之间发生争执,发生武斗,就派这些职业打手上阵。1 x+ e) z) E* N! k% q. q: P% ~
在以后的日子里发生了一起武斗:在文革前我们厂同外厂共同联办了一个职工疗养院,因为我厂出的经费最多,所以领导权亦在我厂,该疗养院也以我厂命名,叫上海绒布厂疗养院。在造反夺权的日子里,疗养院的夺权成了问题,各厂造反队谁也想夺这个权,要在“疗养院”三个字前面挂上自己的厂名,于是各厂造反队争得不亦乐乎。其中有一家是上棉卅二厂,这厂出了一个王秀珍,是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红极一时的市革会委员。因有这个背景,该厂动员外厂几千人来冲我厂。我们厂就把虹杨联防站上千人的学生调来,把工厂筑成一个堡垒,用硫酸、烧碱作武器(纺织印染厂里这种“武器”多得是)对付冲击者。这次武斗,幸好被军代表及时制止了,否则其伤亡后果不堪设想。但在外面几十辆卡车冲来时,我厂原来的一位党委秘书(现时也是工总司造反头头),为表现自己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到大门口进行劝阻,被对方用弹皮弓弹瞎眼睛一只。外厂有几人被抓进来毒打了一顿。尽管大规模武斗被制止了,但毕竟是伤了几名无辜者。“虹杨联防站”就是这样一个职业打手的组织。
9 i$ l3 x# l5 [9 {( R 在文革中,出现打手和以打人为乐,是必然的。毛主席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对一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说:“要武嘛!”既然老人家倡导“武”,那位红卫兵当即改名宋要武。于是,从中央报刊到街头小报,无不充斥着“专政”的语录,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种“暴力的行动”,煽动红色恐怖,播撒阶级仇恨,把文革序幕中,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那一点点当作遮羞布的学术气氛扯个干净,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中国从一个礼议之邦,一下子成了打手的世界。1 ^% b" [/ N, M" H* ?. }' w4 l) z) D) r
当文革结束,武斗的烟尘降落后,人们看到了报应——兽化的尚武,并没有使民族强悍,反而使见义勇为者大大减少。因为文革的武斗是对无辜者的施暴,是对弱者的酷刑。它培育的不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只是狐假虎威的懦夫。它摧残了人性,摧残了民族精神,毒化了民风。如果说文革对经济是一场浩劫的话,那么对民风的毒化则是更大的犯罪。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把国家打个稀烂,三年不就恢复过来了吗?大跃进、浮夸风使国家饿殍遍野,三年不也恢复过来了吗?但民风的恢复恐怕要化几代人的努力。文革结束已经近三十年了,人们称赞经济快速发展,但人们却悲叹人心变得刁滑了,社会诚信水平大大下降了。; Z w/ k0 ]$ G# Q
这笔帐不知找谁去算。% X0 ^& o5 T/ Z2 _
毒箭双雕" E7 p a0 D# x$ k4 b; k
我站在教室的一隅,几个杀气腾腾的打手环立我的身旁,手痒痒地急于要动手。对于这样的场面,我已经领受过了,我心中明白,厂内的造反队头头尤其是车间的头头,他们是在用打击支联站头头为借口,对我进行报复。
3 o; s# Z- i6 @2 Z4 y8 b& w8 P 六六年夏天,在党支部的领导和组织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资反路线中,我们车间的大字报大都出自于我的手,触痛了一些人。后来在六七年二月红工组织解散,我回厂的一段时间内,我又用大字报同他们唱对台戏,冲击批斗厂长和车间党政领导的大会,使这些工总司造反队头头对我恨之入骨。现在我轻率地回厂,正撞在刀口上。得!我认了,我只有满足他们的复仇心理了。
7 h+ s R6 g4 |; V+ h8 i; V 打手们刚要动手,忽然从外面走进一人,我一看,是我车间的造反头头蔡长根,此人猴腮尖嘴一肚子坏水,他插在我与打手之间,对打手眨了眨眼,对我说:“这里是虹杨联防站,把你抓来的是联防站,我们也没有办法(他在假充好人了)。只要你讲出厂里支联站的成员情况,就没有事了。”" [& H5 R2 x; `
我对他说:“厂里支联站我不知道,我不在厂里,如何知道呢?”
6 n8 C' [' D) t2 o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他歪了歪嘴,这些打手立即扑了上来,“大背包”接连不断,人尚未站稳,又被凌空摔起。我干脆不起来,他们就用厂里带来的织布机上的“打梭板”猛力抽打屁股,我一阵阵钻心的痛,撕心裂肺的痛。这次打的要比上次厉害多了,我不得不以揪人的嘶叫来减轻痛苦。2 j, L) v" T6 R8 F$ H7 L
打手累了,休息的时候,蔡和厂里外号叫狗熊的出来讲话了:“你还是讲了的好,何必皮肉受苦呢?”这些打手以满足的神情,歪着头嘻笑着抽起香烟,欣赏我的痛苦。/ E: m0 z, I7 Z8 i
我重新对他们说:“厂里支联站的事,我不知道,我人在外面,有些什么人参加,我怎能知道呢?”我的回答,实际上他们也明白。" ^6 V9 V$ h+ Y# g
“那么,上绒支联站(筹)是你搞的吧!”3 I: o7 \ U: T
“是的,那张支联站(筹)的宣传品是我张贴的,我贴出后就离厂了。”
3 q! V0 l9 D0 n. a. D 这时又进来几个打手,他们没有参加刚才的打,似乎损失了什么,便插话说:“不交待吗?”蔡对他们点一点头,这几人冲上来,把我拖翻在一只长条凳上,我脸朝下躺着,他们就抡起“打梭板”轮流抽打,直打得我拼命叫喊。
( _# M: B& W# p. {" ~ 厂里又有几个头头赶来,看看不对,出面制止道:“不能再打了,不要打出事体来。”(这是指不能打死我。)这些打手才歇手,又是抽香烟、嘻笑。
8 n" ?' K# J; K' U 他们把我拖起来,我的下半身像在火里烧烤那样刺心的痛,我望着昏黄的灯光,晕晕乎乎的头脑一片空白。这时忽然从隔壁传来陈鹤鸣的声音,我明白造反队把他抓来关在隔壁。只听有人在说:“刚才沈××不老实,不肯交待,你已经看见了,怎么样?不要不识相,还是识相一点好。”又听陈鹤鸣急急为自己辩护:“厂里支联站头头是沈××,不是我。”这小子真不是人,明明他以头头自居,发展组织了不少人,而现在却全推给了我。# ]+ n# n3 @( ?
“啪——”一下响亮的梭板打在桌子上,“怎么?要吃生活(打)吗?”我只觉得陈的声音逐渐低下来,嘟嘟哝哝再也听不出说些什么了。我有了殷的教训,知道此人要出卖我了。
# C9 n# A5 `4 i 过了半天,厂里的头头们从隔壁走进来,又开始对我审问:“你还是交待的好,陈鹤鸣已经坦白了。”
& @- K% v- P/ T3 Q& N( |7 Y; D: A1 i 我明白不开口不行了,而且我不值得为了保陈鹤鸣这样的软骨头而受罪,我就叙说了他来找我的过程。但我没有把我知道的另外两人的参与说出来。他们对这样的“交待”当然不满足,要我把所有参加的人的名单交待出来,我坚持说不知道,他们居然也不再继续追问我,反倒穷追不舍逼我交待厂里的党员干部是否有人参加。这时蔡长根又用软的一套“诱供”,明确要我把党委书记参加支联站坦白交待出来,软的不行,又来硬的,把我拖翻在地又是一番毒打。
! Z0 a& T7 w( N1 m, V" f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逼我把党委书记范雨生逼上死路,我心想,这些人也太狠心了,夺权就夺权吧,何必这样无中生有地陷害一个人呢?喔——不对!这坏种今天是毒箭双雕,既可对我报复,又要利用我达到诬害党委书记。事后一旦真相大白又可一点不负责任,罪名由我来承担。这着棋太卑鄙了!
7 Z5 j9 V' M0 C' r* D/ \( p& M 我说:“蔡长根,你太阴险了。你打吧!只要你今天不把我打死,总有一天我不会饶了你!”于是,免不了又遭来一顿毒打。但只要打手停下手来,我就是这样一句话:“要打,就打死我,不打死我,你蔡长根不要想太平!”
/ @) J6 n- x+ n! C 我这种顽强态度,倒也镇住了他们,他们停止了审问和拷打。又把我连夜押回厂里,关在工会的二楼走廊。我躺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呻吟(这时的痛疼简直无法忍受),这惊动了驻在我厂的支左军代表,一位年轻的战士问我怎么了。我说什么呢?我没有理他,只是翻动身躯,啊呀,啊呀地呼叫。他呆了一会,把医务室的夜班医生,一位叫朱敏的女医生叫来。这位“白衣天使”一见我这个“支联头头”或者说“临时工头头”,便“噢,这个人呀!”回头便走,啥话也不问,啥药也不给。* ^$ E; T! F, x: Q' H" i2 v
我看着她走了,我从心底里可怜这个女医生。你是一位医生,而且是解放军请来的,你如果是怕的话,我也能理解,但你那对我不屑一顾的鄙夷,说明了你并不是怕得罪造反队,而只是轻信谗言,随风摇摆,也把自己降得那样低微。9 c7 V, c: d t, @' r& c7 z" T
我想吞下纸条! \8 a# y c9 }; l, J5 l$ {
那个年青的解放军战士在我的身边站了一会,也走了。我继续在地板上翻滚,天色开始发白。天亮后,他们把我关进东头原团委办公室内。我一人在空荡的房子里,听着楼下的路上,不时有车间里的工人走过,从他们的声音中我了解到,这时厂里造反队开始对凡参加过支联站的人,三、四人一抓,分批往航校送,由航校的打手拷打。一时把厂里的气氛搞得恐怖万分。
3 Q7 X# S3 K' C$ p. M 我在抚摸伤痛时,突然手指触及口袋内的纸条。啊!昨天晚饭时殷庆宝给我的黎伯昂写的字条!如果这张字条被搜去的话,他们只要把这字条照抄,在前面加上一两句说明,我们两人将在全厂三千工人面前成了偷糖吃的小偷,会有多少人笑话我们,几年后还会有人把它当成笑柄。这太严重了,我要消灭这张纸,把它吞下肚去,像电影中地下党那样。
3 @3 k: L; u8 V# Z 不过,时间还来得及,并不是到了电影中国民党搜捕拍门的关头,再说吞纸张一定不好受。我就把纸撕成小小的碎片,想把它撒到窗外去。( q: h+ ?" X& |7 n+ T2 z- |4 Z
窗外,对面大楼的底层,就是造反队办公室,千万不能给他们发现,而且两座楼之间是一条通道,来往的人不断,一次撒多了会出问题。我就一片一片的往下扔。幸好一阵阵的东南风帮了我的忙,纸片飞得远很开,我用几分钟了了这件心事。花了十几元请客要来一张纸,又冒了被造反队发现的风险消灭掉,想想可笑。我真是白痴!
( e' E/ h+ {# F 好了!绑架、拷打、审讯,我都经过了,这次又差点吞“文件”,我都能挺过去!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算得上一条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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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的中午,我被看管着去食堂吃饭,我在一个角落埋头吃着,一些布机间挡车女工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议。不用说,我成了大家议论的对象,从飘过来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了两件事,第一是上午有大批人被抓到造反队和航校,只是几拳也就了事,没有受我这么多罪。第二件事,使我极为痛苦,因为从她们的话中露出,是由于我的招供才导致了这些人被抓、被打。- m' A6 s" _+ w" X0 E/ x3 R
我成了罪魁祸首!我成了出卖大家的叛徒!我有口难辩啊!这顿饭吃得好痛苦,我咽不下,但还是在强咽,这样可以拖延一点时间,再听听一些外面的消息。一直到慢慢吃完,也听不到党委书记范雨生的一些信息。我判断,由于我不肯就范,造反队陷害范书记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 L1 S1 j& x/ j 二、三个月后,我才知道,陈鹤鸣这孬种那天夜里,没有挨过一记打,一吓就交待,咬出了五十多人。第二天白天,这五十多人全受到了冲击。这其中有陈鹤鸣顺着造反队头头的意思,胡乱咬出来的人,这些头头乘机报复,满足了个人恩怨的老帐。$ x* k+ x2 J. h' j
原来的一个电工、一个机工是参与搞支联站的人,这次也吃了一点苦头。由于陈鹤鸣使坏,假充好人,说我把他们招供出来,他们两人一时对我恨之入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路上碰见,都给我看白眼。直到多年后,这一内幕逐渐从造反队中传出,陈鹤鸣的为人才逐渐被人彻底看清,这些受害者对我表示歉意。而且从这一件事上厂里的工友都看出我不肯出卖朋友,讲义气的品性,反而进一步树起了对我的敬意和威信。
9 }) x/ F- q+ b+ Q2 F$ s7 S 逃出去!& e+ X: F3 ?, ]
下午,蔡长根又来了。(上午不见人影,大概睡足养好了精神。)他们对支联站的人员已经不感兴趣,该打击的,他们已经打击了。(实际上我厂的支联站并没有干什么事,徒有一个空名)。现在对我揪住不放,要我交待车间党支部及支部书记在执行“资反路线”时的一些详细情况,在组织大字报时,谁出了什么主意,干了什么。在党委书记范雨生的问题上,一再逼着要我把他与支联站扯上线。' s0 T) W; Q9 n5 G8 u* ]! r
我冷静地想了想,不管我怎样挺住不开口,姓蔡的坏蛋也一定会说我已经如何如何交待了,这样就能很方便地对他要进行报复的干部实施打击,事后,把一泡稀屎拉在我身上,他则可以轻描淡写推卸责任。
: L% ~9 Q2 `$ `( {2 P8 W 不!在现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我要改变策略,对这些干部我要保护,不能让蔡制造我的假口供,使他们遭受肉体折磨和政治磨难。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共产党的信徒,对厂里的这些干部,还有一些感情联系。在文革初期,我参与了写“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当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造反队头头后,我仍然认为这些“牛鬼蛇神”是有问题的人。我仍坚信,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百姓之所以受苦受难,是由于下面的干部,现在是造反队头头歪曲了上面的政策。
2 C" }' @* b: M; j& c8 f m! { 那么,怎么保护自己呢?我不能硬顶。硬顶除了皮肉再次受苦,还挡不住他们制造假口供。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对!逃!一逃了之。
" g9 {1 X" b1 k* K/ m 主意拿定,我同蔡周旋起来。我想,只要混过眼前,然后瞅机会赶快逃。我装出一副温顺的样子,对他说:“我混身是伤,让我休息休息。”我还特意把裤子解下来,整个屁股已经发紫发黑(他一看,肯定充分满足了报复的欲望),我又说:“你们下毒手打得我如此,终不能逼人太甚吧!如果把我打死,你怎么交差?”
: A- y6 ?( x. d- |, V! Q$ G 这又软又硬的两手,使他没有进一步逼我,他还没有开口,我又说:“明天你来,我一定交待。”他现出得意的奸笑,大概想不到我会软下来答应交待,很快走了。# X9 D t7 Y5 t8 c
晚上,一开始睡不着,直到下半夜才睡着了。天刚亮,我就醒了,我注意看了看,外面走廊上竟然没有人看守。我很高兴,出这座楼不成问题,但如何走出工厂的大门呢?如果门卫把我拦下来怎么办?而且现在时间尚早,上早班的人还没有来,一般来说大门还没有开,这样出去,必然要被门卫拦住,但又不能太迟,迟了进厂门的人多了又不好。
3 M7 y7 @) s& [" J( t# A 我耐心地等了一会,估计大约5点刚过,我快速下楼,直到厂门口,没撞见一个人。往前一看,大门洞开。我便以稍快的脚步走向厂门。一般来说,门卫不可能追赶出来,他们同情心总有吧!如果是同造反队头头一条心的人当班,只要我走得快,冲出厂门外,我就不怕了,一对一我可以奔跑,可以逃离。不怕!我快步经过门卫室,两个值班的人,对我看了看,扭头只当没有看见。
6 R M- ?- N! n4 ]& k7 b 好!成功了!我快速走出厂门,向25路电车站走去。去哪里呢?不能回家,回家他们可以来抓。到愚园路6743去,他们是不敢到那里去抓我的。
' v: l& t/ h& T# {, ~7 Q. }( l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联络站。3 q/ s+ E9 r. w! q1 M4 s! X& o& o* f/ J
两天后,蔡长根竟由黎伯昂带领着来到愚园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王继鑫也想马上动手教训他一顿。黎赶紧声明说,他是向厂里保证过的,要保证蔡的安全,请看在他的面子上不要动手了。我真恨啊!你黎伯昂不该屈从他们的压力,蔡有胆量来就让他自己来,你真不该来。王继鑫几个人不管,走上前去要打蔡,把蔡吓得脸都变了色儿。我为了朋友只得劝阻王继鑫等人。蔡大概是受了厂里造反队的训斥,叫他来找人,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拖了黎当保驾来叫我回去。并说回去后保证不怎么怎么。
4 c+ x4 ^) L. l# C- f 我当然不能上他的当,拒绝了,恨恨地骂了一通。
, h3 i$ x. h! J 我重新在联络站呆了一个多月,不过,对联络站的工作不再参与,无所事事,在混。+ S. m, c% V, B$ Q9 Y. W& _3 m' q
到了十月中旬,厂里的党组织像上海的其它单位一样开始恢复,先是以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恢复,后来再恢复党委。党组织的恢复,意味着造反队权力的削弱,这些头头不可能再胡作非为了。这时,我就马上回厂。果然谁也不再来与我纠缠,我重新做我的工。$ `( p# w/ x) U
“专案审查”序幕. _/ m% h' o8 J
这时的上海,自8·4后,趋于稳定。九、十月份,各单位党组织相继恢复,市革会这个上海的权力机构真正地开始稳固。虽然在“一·二八”,“四·二七”两次炮打过张春桥,说他是叛徒,但由于江青和中央文革保他过关,上海的炮打事件也就烟消云散,他在中央和地方的地位十分巩固。王洪文的地位也已确立,成了上海的“工人领袖”,一个实力人物,张春桥、王洪文成了相互依靠的帮派集团,这就是日后发展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6 X! ?% E5 Q! h* }' z1 L I 一稳定,就要开始“算帐”了。市革会、工总司继“8·4”大行动后,以原公、检、法为基本力量,掺以各单位抽调的工人,组成各有针对性的“专案组”,对各路在野的造反人物进行“专案审查”。1 h; l) h: J' t( p; D* H' c
我在十月初回厂后,过了一段安定的生活。愚园路的联络站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活动和解散了。5 k* K+ S" U7 f
到了十二月份不断有消息传来,我们这一圈子的人陆续开始被审查。# t9 J% v. ^- _2 o9 ~+ ^' t; m
审查的序幕是这样开始的:专案组以市政法指挥部的名义指定某人去胶州路派出所报到,要你去写交待。每天早上去,晚上放回家,几天后再调换另一人去。这段时间后,王继鑫、郭文美、朱力军、刘俊等人相继被正式关进公安局,后来转入思南路看守所。 @) O% Z3 o/ i3 K! p
那时社会上流传,凡自己认为要被抓起来审查的人,事先必须准备好一套“毛选”,五斤粮票,两元钱。我扳扳手指头已经差不多了,早该轮到我了。我准备好毛选、粮票和两元钱放在更衣室的箱子里,每天等待厂里造反队的通知。
' k, L+ q. _% Z. s0 ~+ r 但通知很久没来,我像条漏网的鱼。一直到了六八年的一月二十日,这天我是早班,刚发好工资,我被人喊去。
' p# H/ G3 p+ a, e# y0 h8 c 轮到我了!8 |! Z8 d2 z# R- `) c# g
来人要我去造反队办公室,我明白轮到我了。我就向同组的工友们告别,我说:“再见了,我要同你分别一段时间了。”有人打趣说:“哟!你又要出去造反了吗?做了官可不要把我们忘记呀!”我苦笑着摇摇头,说什么呢?我马上去更衣室拿了毛选等物,换下工作服离开车间。
* k4 T+ r; `: e 到造反队办公室的大楼前一看,没有吉普车。+ o# A* z8 i+ f9 v
怎么?没有用车来抓我?我走进造反队,几个头头用一种不在乎的眼光对我看了一眼,说:“你现在去市政法指挥部,马上就去。”
! N+ L. t" e6 d' G9 Z( F# d+ g 我看了看周围,办公室内没有陌生人的面孔,更没有穿公安制服的人。; ^5 Y3 G( V$ k0 V) a
我问:“我自己去?”
2 A4 b4 C8 ?. m5 W6 d& F+ H5 Y “是的,你自己马上就去。”
, E$ s8 S* ]/ D. H 轮到我的时候,怎么去政法指挥部,而不是胶州路派出所?我又问政法指挥部在哪里?那姓王的头头说:“怎么?你不知道?”他翻了一下,在抽屉内取出一张纸,说胶州路××号。
# u5 K' H$ R4 h/ F/ m 噢!还是胶州路派出所啊!
( G2 O' y1 I8 }. d 我出了造反队,心想,如果马上就去,今天肯定要饿肚子。干脆吃了午饭走吧!我立即赶到食堂,一个人在角落里埋头吃饭,装饱肚子好去受审。我明白,这次的受审要正规多了,动手严刑拷打是不可能有的了,但也难对付了,因为这是一些正规的公安人员,要想蒙混过关是不容易的,但我并没有恐惧,吃完饭很坦然地骑上自行车就走。转念一想不对,万一他们今天就把我关起来,这辆自行车怎么办?我不能失去它,算了,乘车吧!
% n' B6 V" M7 E 到了静安寺,徒步走向派出所。这派出所原来在万国殡仪馆的隔壁。我不禁想起了那次为了我们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在这里开的追赶悼会。那时我们确实风光了一阵,门口大小车辆不少,一个做临时工的平民能进万国殡仪馆,场面搞得那么大,不容易啊!可现在我们组织垮了,我是作为一个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来接受审查的,不久将走向监狱,走向劳动改造的营地,而且是那么的“自觉”和“自动”。
! O2 K4 m( F+ m" G 后来看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著的《古拉格群岛》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早就这样做了,在苏联,那些被审查的人更“自觉”了。一个妇女被抓走了,留下了出生才几个月的婴儿,邻居的一位妇女出于同情和母爱,不愿看到这条小生命夭折抱来照料。隔了一段时间后,这位邻居的妇女等不到被抓妇女的消息,她就去有关部门询问,并询问对于这个婴孩如何处置。好,这个妇女就自动送上监狱之门!当局为了凑数,也就不管她一点没有什么“罪过”,也把她抓进劳改营地,再也不见回家。* n7 D) B" }8 g& W5 R2 A: |, S
自觉走进监狱的人们
2 y$ f, z3 c$ s0 J. q" G5 F+ J/ ? 五十年代,在我们上海,我们厂也有这么“自觉”走向公安局,走进监狱大门的人。% ?. I+ W3 g" {+ j; u% }+ K
一个运动到来了,厂的领导和保卫干部就要拟一份按上级要求的数字,填满要抓的人的名单。这些没有犯什么罪过,却是有个性,不愿俯首听命,在平时顶撞了领导的人,被认为是不听领导、不听共产党话的坏分子。其中有一人被一名工会干部很偶然地保了下来,这干部对他的上司说,这人就是脾气坏了点,人倒是不坏的。就这样把他从名单上勾去,但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数字,又把另外一个凑了上去,这下这名凑数上去的人倒霉了,一去二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才给予平反。9 Q" m. V* R' _4 H$ T
由于每次运动中列在名单上需要“送走”的人太多,厂里保卫干部一时忙不过来,就会直接通知本人。接到通知的人就会自动地拿了铺盖、衣物、日用品喊上一辆人力三轮车,走向公安局,这一去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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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W/ ] o+ a1 S; Y$ V+ f$ j% F现在,该想想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会那么顺从地、自动走进公安局了。是无处可逃吗?的确是原因之一,因为严密的户口制度和无所不有的票证制度使无户口、无任何基本生活票证的人无处躲藏。但,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那时的百姓太老实。大家都相信共产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既然自己不是坏人,那么叫去就去呗!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最多在里面呆十来天就会出来。而进去的人为什么去了就没有回来呢?外面的人就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们是坏人!而回不去的人经过反复的引导、“教育”后,也会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的确犯了罪,是个坏人,把自己关起来是“挽救”,对外面尚未犯罪的人是个警戒。
, o* C& I8 @4 p0 ?/ q- @ 说实话,那时共产党的威信实在无与伦比。有的人家小孩学坏了,大人管不住,也会自动地把孩子送到公安局去,让共产党来管一管。公安局收下孩子之后家长放心地走了。过几个星期家长去领孩子的时候,却领不出来。对不起,孩子被送去劳动教养了!一直过了三十年,孩子变成了半大老头的时候,才平反。! T8 g3 K' F& N9 v- C N
这实在太轻率!
7 R, m) K0 L7 y4 J! [, t( B; b& h 之所以轻率,是因为自己是胜利者。6 B) I: t# d7 Q# m# R$ ], g
胜利者是很难自律的。尽管共产党在胜利刚刚现出曙光的时候,就让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汲取李自成腐败的教训。但,共产党是一个无人能够制约的党。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必定要腐败的权力。虽然那时贪污腐化并不多见,但草菅人命、侵犯人权却比比皆是。这是比贪污、腐化更能刺伤百姓心灵的腐败,胜利者这样玩弄百姓的敬仰,太不爱惜自己的威望了!
- ^& M! W/ W9 N' z1 o9 b 单纯的我,根本不明白进狱后的非人待遇,还异想天开,为不能尝尝铁窗风味而懊恼不已,直到若干年后,读了《生死在上海》这本书中所描写的真实的思南路看守所内的监狱生活,才后怕得打了个冷战。- e q$ I/ [, z
这时的我,坦然无惧地进了胶州路派出所。
1 x# @- a/ E3 ]6 S5 |' [* n 写“交待”% B4 Y+ Y, y Z+ X, w& L
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那民警要我稍等,一会儿,有两个年青便衣把我领进一间房中,他们要我坐下,给我一迭报告纸,要我交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我说我没有罪,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参加的。这两位便衣还算客气,没有大发雷霆,只是说,你把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经过情形写一写也可以。他们扔下一迭纸就走了。我一个人就这样呆坐在这间房中。. F5 `3 P( k- H
我对这间房作了观察,这派出所是一幢花园洋房,我呆的这一间朝北,外面是一片草坪。西北风从窗缝吹进来,这是一年中最冷的三九严寒天气,一个人坐在冷板凳上一动不动,实在太冷了,冷得脚趾发痛,手指发麻,时间久了,一直冷到骨髓。3 M6 \! x! K1 n/ @6 t( g& u& }& r
我就这么呆呆地坐着,突然从左面的隔墙传来一阵鸽子的咕咕声,啊!鸽子。我的脑海突然涌现了一张五十年代的宣传画:两名活泼可爱的儿童,一男一女,手捧和平鸽,画的名字是《我们要和平》。但文化大革命要的是战斗!连在海上航行的“和平××号”的货轮,一律被改为“战斗××号”,“平安电影院”改为“战斗电影院”,哪里有和平啊!我觉得一阵阵的咕咕声好烦人!! O! y1 l b# x
这一天从中午到下午,一直没有人来管我。天黑了,我实在是又冷又饿,就去找派出所值班的,一位女民警说:“你等一等。”我又退回小房间。过了一会,她大概通了电话,得到指示,来通知我说,你今天可以回去了。明天早上八点再来。+ O, x9 y+ K, B% } `& \) o: R
我快步走在寒风凛冽的马路上。行人稀少,静安寺也失去了夏日之夜的繁忙和热闹,我匆匆在一饮食摊上吃了一碗阳春面,急急走到殷庆宝的家中。
9 F7 m$ v4 h5 x$ W 我告诉他现在轮到我了。他告诉我,其他人已经正式关起来了,现在搞联络站的就我们两人没有关起来。他还说,在昨天以前的一星期他也在那个派出所那间朝北小间坐了一个星期。他夸夸其谈,说他如何如何地与审问的人顶了起来。我默默地听着,似信非信,没有久坐,就回家了。
; G8 X$ q& D5 s! O: N; b8 b 第二天我老实地到胶州路派出所按时“上班”,那两位便衣还不见踪影,我就在窗口望着枯黄的草坪和凋零的树木发呆。直到九点多钟这两人才出现,他们要我把交待材料拿出来。我把只写了几十个字的纸交给他们。两人一看,大发脾气,说我不老实,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干。我不去同他们争辩,他们也不想与我周旋,虚张了几句要我老老实实把经过写下来,又匆匆走了。7 E5 k7 x" ~& g" m
这就开始写我的交待。! H, f. d& Y! M2 `; b& R
我写道,在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号召下,我们起来串联,起来造反,于66年11月15日得到华东局的承认,成立了组织。又是只写了半张纸,写完我就看窗外的草坪、树木。这时隔壁人家养的鸽子被主人放了出来,鸽子自由自在地在草坪上嬉戏啄食,有深雨点也有浅雨点,还有灰壳,我看来看去就是没有酱鸽(一种咖啡色的鸽子)。我站在窗口,冷气透过玻璃,刺人心肺。我挪动着双脚,不断移动着冻得发痛的脚趾,等待着从鸽棚里能飞出一对酱鸽来,但等了半天还是不见,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失望。/ J a( n- i* B$ ^4 Q3 O7 v' G- F
读小学时我也养过鸽子,有一段时间特偏爱的是酱鸽——“双阳”纯种。那时养鸽子的讲究要种纯,品种有:司大瑟,凡尔琴,日本黄种,李美林等。到了六十年代后再也没有纯种鸽子。/ X2 s& g+ d3 B# t
整个下午我就这么看着枯黄的草地,看鸽子,百无聊赖,一时莫名忧愁袭上心头。这样的审查算什么王法?关不像关,放不像放,没有自由,让你“自觉”地走进牢笼,精神上的压抑让人觉得气也透不出来。人啊,还不及这些咕咕叫的鸽子。# J0 ^8 G) T6 o8 K
毛主席在去年号召全国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系列的社论、最高指示,一次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这一切让人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他对人民是那么的信任,把人民调动起来,把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都调动到疯狂的地步。毛主席实在是伟大,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著述那么多,加在一起恐怕要有几千万字。可是毛主席只用一句话就把它们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是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南昌起义、井岗山,不就是造反吗?劳动者向剥削者造反,夺取应得的权力,不是天经地义吗?不是天然合理的吗?全中国、全世界哪里能有第二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如此精辟的概括呢?没有!只有毛主席,只有伟大的毛主席!
! N9 p) f1 Y$ x6 s7 Z 然而,为什么今天,却把一批批造反的人投入监狱挨整、审查呢?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上柴联司又是犯了什么罪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造反有理”是骗人的。是谁在骗人呢?造反自古是要杀头的,现在你不是起来造反吗?你是在造谁家的反啊!造共产党的反那还了得,今天就抓你来了。# ~- X- A5 a8 R$ e) U0 x
受骗上当的感觉油然而生,一股愤怒在心头激荡,我犹如一头困兽在房中不时走动。
9 X% w& g; R: T4 C' c5 C: i 夕阳西下,那两个便衣来了,我仍站在窗口,我不想坐下来,直直地站着,看着他们。两人拿起我写的纸一看,就大吼大叫地开始对我训斥:“沈××你不老实!难道你想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吗?你为什么不老实交待……”
% U; w; u, u0 ^6 F% x8 X7 U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竟与他们顶了起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按他的指示起来造反有什么错?难道我写的东西不对?我看你们才是在反对毛主席”。在我毫无顾忌地与他们一句来一句去顶牛的时候,有一位便衣出去了,我估计他去打电话汇报了。0 B) E; s: F5 g# F9 o
走了的便衣进来同那人咬了咬耳朵,对我说:“你这样硬顶没有好处,你会吃亏的,你知道吗?王继鑫不老实已经关起来了,你不要走他的路。”
- ^" L- W2 s# J& T- s# d) ] 我说:“今天你们也把我关起来吧,我不愿每天这样受罪,已经是三天了”。那两人要走,我把他们喊住:“天已经黑了,我肚子早已饿了,我要吃饭去!”那两人说:“不行,你等着。”$ J5 C: Y1 `6 |2 R. B$ `: l
他们走了,大概吃饭去了,我却又冷又饿地呆坐着。
7 w- l+ w6 p6 h% `) \$ z w: Y 两人回来后很有耐心地与我磨蹭,要我老实地交待。在提问中,不时提及一些我们过去的造反经历。这时我明白,他们已经从王继鑫等人身上取得了材料,基本掌握了我们的情况,开始来审问我了。这时我却不去回答问题,大吵大闹地要求回家,他们不准,我又提出给我出去吃饭,他们也不许。我火了:“我今天只在早上吃了泡饭出来的,中午饭也没有吃,你们就是把我关起来总也该一天两顿饭给吃吧,你们如果怕我逃,可以陪着我出去吃一碗阳春面。”这些人丝毫没有心肝。
9 m) U ?) Z8 g$ @5 O( W7 m# l 我发现唇枪舌战的时候,他们中一人不时去打电话,我料定这两人只是一般的角色,我就说:“我要见你们的领导。”这句话大大伤了这些老爷的官面子。两人拍桌子瞪眼,说要把我关起来。
3 i8 d- [" x- l) Y5 F4 R0 x 我用蔑视的眼光,斜着看他们:“那请你们马上把我关起来!”
8 J2 H( v" S0 d; y8 h 没有动静。
A; ^- b. m/ ^- G$ V 我冷笑一声:“想当初我起来造陈、曹的反,就已经把头拎在手中了,还怕坐牢吗?我们这些人早就上了黑名单了,还怕什么呢?”我横下心了,什么也不怕,我想早点结束这似关非关、使人心焦的生活,干脆关进去算了!这是迟早的事,王继鑫他们关起来了,还少得了我? B/ f) ~; Z6 q0 ?2 I
可是这两人倒矮了下去,再也不理我,但却坚持不让我出去吃饭,用这来报复我的顶撞。
# c6 h5 m: E4 Y( K x" z8 S. v5 a 与裘顺富初次交锋# c3 ], d2 f% l( k3 a, \
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便衣,这人一进来,那两人就很恭敬地站起来,轻轻地对他耳语了一番退了出去。
* ], S$ z9 }3 k# { 我看着来人,他也看着我,互相对视了片刻。他踱着方步,不时看我一眼,又不停走动。, I8 z# p0 ]8 K+ n: x
这人身材瘦小,精干利索,他的面孔倒显不出什么凶恶和奸刁的样子,如果他不是一个公安,兴许还是一个使人乐于接近的人,我想这人一定是他们的头了。这样相持了一会,他坐下,坐在我的对面,又对我注视片刻,拿起我只写了半页的所谓交待扬了扬开口了:“听说你这三天来什么也没有交待,这可不行!你要知道,王继鑫也是这样和我们顶,现在我们把他抓起来了。你这样下去,对你不利啊!” G+ C7 h# `- L% [+ L
我说:“我没有犯过错误,也没有辫子可抓,我怕什么?”2 y: I) D9 e% T' j
“你没有问题?那我们把你请来干什么?”+ ]! S; S7 e8 a; X$ x+ q
“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的,何罪之有?”
% ~! R7 X; S- U I) q. T7 b 他立起来:“你们造反,这是造谁家的反?”
; _2 s3 |; G6 J: q+ y0 Q 我也不甘示弱:“我们是造黑市委的反,造资反路线的反。”, z; t0 R8 h8 D* I
“你们是在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
% o4 w" w d- g D- t3 K' r$ J: e 我一不作二不休,顶他一句:“我不知你们是哪一个司令部的,很可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把我叫到派出所,关不像关,抓不像抓,你们到底是哪个组织的?”
4 F# ^4 e, F g7 x 这么一说,他非常生气:“好啊!你沈××到还真有胆量啊!竟敢怀疑我们,难道我们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吗?”
3 K7 v% N+ J1 N- u& f) W7 ^ “谁知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大有人在。”
7 y T1 T' C! C1 [8 u 他一拍桌子,气得一时没有话讲。他想了一会,又坐下来,我也坐下来。他说:“你要我表露一下身份?好!我给你看。”他把右手伸进衣服口袋,拿出一张工作证来,送到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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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9 S2 L9 p% X7 O1 ~$ o0 s& l 我一看——“上海市静安公安分局二科裘顺富”,照片也是他本人。他的身份是公安人员,这无可怀疑。我刚才其实并没有怀疑他,只是与他顶着干。% M# f) H9 @; O" w9 ^' l0 `& O
我还是故意激他:“公安局是黄赤波的,早就砸烂了”。7 B9 i$ h) M, \7 W4 X1 O8 u% r
我看出他在努力控制自己,从口袋里拿出飞马牌香烟,抽起烟来。他改变了策略说:“广大公安干警是好的,毛主席说95%的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现在上海的政法指挥部成立了,这是在新生的市革会直接领导下,是受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他话锋一转:“你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下起来造反,这大方向是对的,但你们这支队伍是很复杂的,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混进坏人,你还年青,还很单纯,你还不了解。我们对你作过调查,是有了解的,你在前一阶段做过一些好事,我们都知道,我们请你来,就是请你帮助我们,把混进你们红工司中的坏人揪出来,要把这些人和事理一理,你应该协助市革会做好这一严肃的政治工作啊!”- ?, q, M" J3 h, {! Q
他的话满足了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我的气消了。他看我已经在专注地听他的讲话,于是,这个老公安更进一步的说:“你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你掌握了那么多的人,我们就是请你来把坏人揪出来。这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是为无产阶级立新功的时候了,你要看清形势啊!”
, [% f4 i, I% _ 听了这段话,我有点飘飘然了。他便把高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抛了过来。我平心静气的说:“我也不要立什么功,我做的事光明磊落,完全可以审查,我也愿意接受审查。”
2 l, w% W/ i+ r4 w2 Z 他顺着我的话说:“对!我们了解你,信任你。”
& ?# |: _7 q8 e 我说:“我从开始串连到造反成立红工司,以及后来的活动,都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些过程谁都看见,谁都知道,完全可以审查。”8 r) m" t0 h" Z3 b5 S( n& ~
他凑近一点,以职业的敏感说:“是啊!你不说,别人也会说的。”
, c0 I; a, \$ P. f 我有点警觉:“我们革命造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光明正大的、公开的活动,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d0 g# t: A% M: F- W
他与我又坐得凑近一点:“好!那你就把这些经过详详细细地写下来。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经得起审查,经得起考验啊!”他站了起来,满意地注视着我,他的内心一定得意非凡。我这一个还不成熟的青年,到底被降服了,上了他的圈套。大凡中国的警察——公安人员在审讯中很容易用封建社会的刑讯逼供的一套,但历史毕竟是在迟缓地进步,对骗、吓不吃的人,就用“哄”的办法。现在,他高帽子一戴,避开“老实交待”这个刺耳的词,我就轻易就范了,答应“把经过写出来”。
5 L1 @' `% q* i8 o$ O 他拍拍我的肩膀,非常友好地说:“还没有吃饭吧,一定很饿了,我也没有吃过,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这人的弱点是吃软不吃硬,我被他的关心所感动,马上回答说:“不饿,不饿。”实际是又饿又冷。他把我送出派出所大门,还关心地说:“你先去买点吃了再回家吧!”我说:“是的,我去吃点暖和一下再说。”
" d* N. j& i0 Q 这一天真冷啊!天已经很晚了,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西北风在吹。我挨着饿努力蹬着自行车,飞快地向家中踏去,坐了十几小时的“牢”,一下子在空荡的马路飞奔,舒展了筋骨,那份自由让人高兴。
' E$ l0 l! j8 Z6 S 好像在写回忆录* ^8 Y v9 X! e, s9 O
第四天早上又按时“上班”。这天我很勤快,坐下后就开始我的“写作”。我把造反过程按时间前后,就事写事,报流水帐似的写下去,按事件前后一个一个地报,这中间不具体涉及到某一个人。到下午太阳西下时,一篇洋洋万言的红工光荣造反史已经写就。寒意阵阵袭来,我已经写到总部的解散。我就此打住,后来的什么重拉队伍与这一切活动一概不提。; U# g5 e5 ]( f3 ^
我重又站到窗口眺望着枯黄的草地,盼望看到鸽子,但只听鸽舍内的咕咕声,却不见主人把鸽子放出来,或许鸽子已经放飞过,而我忙于写交待而没看见。我望着空荡的草地,仿佛自己已经失去了一次囚犯的放风的机会惆怅不已。我望望摊放的“报告纸”,今天已经写了很厚的一迭了。我想,造反至今一年有余了,还从来没有写过什么纪念或回忆的文章,这似乎是在写作,好像在写回忆录,而不是什么交待。9 m: T! r y p+ j
经过这么一写,造反的过程变得十分清晰,是的,我们是没有犯过什么罪,搞过什么非法活动。我有些高兴,这是我们临时工的光荣历史,也是我个人的光荣历史。( F2 A" f+ B3 k5 C
一阵高兴后,寒意袭来,冻得心中发冷,我今后的生活道路会是怎样的呢……。今天什么时候能回家?今天写了几十张纸,该早点放我回去吧!我孤寂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焦急地等着他们的到来。这天上午十点钟时,一位年青的便衣曾来过,看我已经写了不少,满意地把写好的一迭纸拿走了,下午又来过一次,把写好的又拿走,而现在却再也不见人影,我等不及了,到外面找到值班民警,请他打电话给他们,但左等右等不来,真不知他们在忙什么。 O2 @' u- _9 j# Z/ B w
天已经黑了好一会了,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我很饿,坐下吧,冷得脚趾发痛,人发抖,不停地走吧,走得人发慌。我就坐下再站起,走几分钟又坐下,犹如动物园大铁栅栏中的一头老虎来来回回麻木地走,麻木地等。我不知老虎为什么要这样的走来走去。但我知道,我这么走是在消磨宝贵的时间。$ `/ I# W( N. r( c
七点多。他们来了,裘顺富和他的两个属下。他们看我写的东西,越看越不满意,裘生气地一扔,在我面前不停地走来走去,又不时侧转头来看我,考虑如何对付我。9 x& O$ ^2 v- J
他终于开口了:“这就是你的交待?”他顺口说出了“交待”,而不用经过伪装的“过程”。
. h" {) v! m; _1 d' N) W8 E 我不答理他,看着他的生气的模样我还有点高兴呢,我就是要这样对付你们,昨天你对我的一套,在我冷静后想明白了,这是你对我的“哄”,因为你吓不倒才用哄。我昨天还很受感动,可今天我不能上你的当,我用歌功颂德的一套,为自己、为红工司涂上了一层亮丽的红色。再说,我们确实没有干什么坏事啊!至于重拉队伍,与上柴联司的联络,能瞒的还是瞒。至于8月7日对我们的冲击,我想他们一定是知道的,不是已经搞过了吗?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了。我也不能把红工司的一切事和盘托出啊!尤其是涉及个人的问题,我就是要这样与你们周旋。我这样想着,自认我很聪明,把自己看得很高明。' j! I8 E6 o( ^- ^! j
裘不再走动了,再问我:“你的交待就是这样么?”他又用了一次“交待”。0 d" e! \6 b& Y# E
“是的,我们做过的事我全写下来了。”7 v! K6 E: c3 k5 P0 r! E5 ?
他拿起我写的纸,在我面前扬了扬又扔下:“按你写的,我还要为你请功了?”
( ? e& N0 f) G& k2 b; C+ W: ^2 L7 D “实事求是嘛,我做过的事不赖,不扩大也不缩小,有什么不对呢?”% z6 J7 M0 g- D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王继鑫已经在里面交待了,你为什么不交待?”
3 v6 d4 H$ J" g& \: h, b }, N0 Q+ Z “他是他,我是我。我起来造反所做的一切,是大家看到的。如果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是有罪的话,那么就判我的刑吧!该几年就几年,这是我罪有应得”。我还真有点大义凛然的模样。; G" C8 L3 z3 t3 B- D/ ]/ v' l
现在看来,我那天要他对我判刑的要求,好像有点请他用“罪刑法定”和“罪罚相当”的现代法制原则来对我量刑的味儿,但那时我们国家,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竟然没有刑法和刑诉法,判不判,怎么判,全跟橡皮筋一样随意(我国第一部《刑法》在十二年后,建国三十年才颁布)。那时我国只有一部(1954年)《宪法》和一部《婚姻法》,婚姻法对冲破封建包办婚姻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而那部宪法的作用呢?刘少奇在挨批斗的时候,高举着它大声说:根据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这个举动,既神圣悲壮,又天真可笑!更可笑的是,有一位书呆子教授在一九八九年讲法律课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法律,如果那时有一部《宪法》(他忘了那时有《宪法》),我就可以用《宪法》为刘少奇辩护。”唉!有法律就有用吗?在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的地方,强权能撕毁一切法律。
' `$ z# d4 X, r" q4 [6 O! S% O: q( u 裘同志气得又开始走动起来,还是不时侧转头来盯着我看,我也就等着他的下文。
5 F' z9 P# z+ ?! N! @ “你还真讲江湖兄弟义气啊!还在为他们保。这样对你不利,我们今天是在挽救你,给你机会。”他停住脚步:“你要好好考虑你自己的后果,不要再保下去了”。
6 r2 d; P4 q1 K$ d0 u+ Y/ k$ K 我说:“王继鑫的事,他自己会交待,我做的事我交待。”
, K3 q7 a; o/ r' p! H( E5 [3 f$ E 他用苦口婆心的口吻说:“你们这支队伍中是很复杂的,有坏人混进革命造反的队伍中来,你为什么要保呢?”* ]+ v9 D5 v# P0 r8 h2 G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他:坏人?谁是坏人?。
4 X3 y# ~' c: y D. n9 ]: P- _9 ]" ? 裘沉思了半晌:“你还是执迷不悟?好!”他从上衣的内口袋中拿出一张照片扔在桌上,手指:“这人认识吗?”
, O Y% U! n6 v* |3 G9 v: r" H 杨解泉是特务?!8 s4 B9 L+ m* l! U5 V( E; @5 Q
我一看,这是一张一寸报名照,杨解泉!
7 M5 {, l7 R& H3 n4 L 啊!这个人,自称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我对他一直有怀疑,现在公安机关要指名调查他的问题了,他果然有问题,这个政治骗子!
4 X$ G9 k" O1 H' x$ J# }, k 我本能地感觉到,这和文化大革命,和造反的正确与错误完全是两码事。
7 h+ _$ o& W9 _. O3 k7 F 我老实地说:“认识。”8 z3 C6 \6 C/ y9 n% @* l( P
“叫什么名字?”
; `! x0 f0 C# J5 A. Z! l% C* r+ a “杨解泉。”
5 M& c5 [( w0 c9 S1 Z' p 裘又摔下一张一寸照片,是个中年汉子,我辨认一下摇摇头。5 \2 u2 |, O: V) _# b2 A% f
裘又摔下第三张照片,也是一个中年汉子,我摇摇头:“不认识。”3 G( i5 p8 ~, j# Q: a
他收起照片:“这两人是台湾国民党派遣特务。”$ P' `/ q) D2 X8 L# P( {, ]
我吓得一跳。9 w/ B$ }" F1 p7 |
裘继续不慌不忙说出让我吃惊的话:“这两人是在解放初期随蒋匪帮××号军舰起义过来的派遣特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台湾方面要这两人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运动混进造反队伍,掌握你们红工司,乘机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妄想复辟。这两人是杨解泉的朋友,他们选择了杨解泉,用他来打进你们常委内部,掌握你们常委。”# p% A. n: o5 ~. E. H
我吃惊盯住他那严肃的脸,头脑中全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青天白日旗,这是最严肃的对敌斗争啊!是最不得了的敌我阶级斗争啊!我们竟然跟台湾国民党敌特机关联系起来了!我头皮一阵阵发麻,毛骨悚然,混身燥热,这可不是喊喊造反有理闹着玩的。我不由感到如芒在背。- n/ N6 T0 {9 P4 [8 W
裘盯着我,成竹在胸地说下去:“王继鑫和杨解泉关系最密切,你们一起开过不少黑会,我们全部掌握。”2 D7 ^4 e+ t' r" S3 N1 l' p
我的防线崩溃了,而且是全线崩溃:“我一点不知道这些情况,我对这人的出现是一直有怀疑的,我同他的接触有过两次,第一次在淮海路的一间公寓里,还有一次是在虹桥路的一幢别墅里,时间是在1·28炮打张春桥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人一直存有疑心,所以,王继鑫、郭文美、殷庆宝他们瞒了我,开过几次会没有叫我参加。”/ X5 p! q( q# e8 }: s3 n6 K
“好!你把这些情况写下来,一定要如实交待,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
" v$ o" s9 o* }9 j# J “我一定原原本本写下来,决不隐瞒。”
4 V+ U, p8 i \& D2 { 他又对我开导一番,之后顿了顿,故意说:“殷庆宝到现在还在保他。我信任你,明天你不用来了,你在家中写交待,写好后交到静安分局来。明天我再找殷庆宝,如果他明天还不交待,还要保杨解泉,我就马上把他抓起来,不能再等……”他突然停住,似乎像是意识到这话说漏了嘴,不该给我知道,转而说:“你马上回家,不能去和殷庆宝通风报信,不能把我刚才的话去告诉他,否则你要负责,把你一起抓起来。”6 ?# }3 [5 u; W/ A0 i1 {
我马上站起来,不知对他说了些什么,急匆匆走了。4 b- _" }& Q) l$ N
报 信
. o. \1 |6 w" M/ ~ 他的话无疑提醒了我,我应该去通风报信,不能让殷庆宝被抓去坐牢,我们不该为了台湾特务的牵连而入狱,殷庆宝如果被抓,他还有三个小孩啊!我不能不讲朋友义气。* y: c+ t4 M$ d6 Q, I
我急忙骑车到静安寺面摊上吃阳春面,一面吃,一面快速而胡乱地思考着,难道我们已经卷进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敌对斗争的旋涡中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行为,性命交关啊!在今天,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今天,竟让国民党特务混了进来!那还了得!好在我没有参加以后的活动,王继鑫对杨解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一直背着我与杨在一起,我被排除在外,不知他们搞些什么名堂。谢天谢地,幸亏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想起来了,有天殷庆宝通知我,说杨约我们几人去复兴公园门口的洁而精川菜馆吃饭,要我按时前去。结果我这“下只角”的乡下佬在复兴路上的复兴公园门口转了半天,没有找到洁而精。这次会面我就没有参加,事后被殷嘲笑了好几次。幸好,鬼使神差使我找不到,也许真有神明在暗中指点我。我庆幸我的运气。现在王继鑫他们已经抓起来了,殷庆宝可不能再陪进去啊!
6 K% A, J5 W/ u, T 我在寂静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不时向后面看,是否有人跟踪监视我,我不时以快慢不同的速度骑行,判断在我身后的自行车的是不是跟踪我的人,当我确信没有跟踪,便匆匆拐向长乐路,朝殷家中骑去,敲开他家的门,他的小孩已经睡着了,夫妻俩人困惑地看着我。0 s+ r2 G3 h1 n
我压低了声音焦急地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
1 b, U/ @( Q) B9 I/ y2 q& J' e9 q 他们俩更吃惊了。我迫不及待地说:“你知道杨解泉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打进我们红工司?他是台湾特务!”
- S$ N) x- C( A* ^1 H 我此言一出,像扔了一棵炸弹,他夫妻俩都倒抽了一口冷气,“腾”地站起来,瞪大了眼睛。" U3 b$ }, k9 O5 n
我把刚才裘对我讲的话,看照片的事飞快地讲了一遍,但殷庆宝却两手一摊说:“他的朋友是台湾国民党的派遣特务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没有搭界怕什么?再说老杨又不是我们组织的人,我们的活动他又没有参加,怕个屁!”
8 g% S2 ~3 ^* D8 b6 S 我实在想不到他竟会这样轻描淡写地说话,有些不悦,强调说:“我可是冒着危险来给你通风报信,你如果这样硬顶也不关我的事,我是尽了朋友的责任了。”我立起来:“不过我要把话说完。殷庆宝,你知道吗?那个人小样来西的人是静安分局的公安人员,叫裘顺富,我估计他是负责人。他说你一直在保杨解泉,刚才他说了,明天要找你,如果你明天还不交待,继续保老杨,那么就马上把你抓起来。”% I3 S% }) S& C" Z
殷听了我这番话,像被打了一闷棍,再也不是轻飘飘的了,呆呆地坐着,像个哑巴。他的妻子急了,劝丈夫好好想想,并要我坐下,问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5 u& {' \$ E! P5 u* r5 R 我说:“裘顺富警告我,不准与你通风报信,否则要把我一起抓起来,我冒着危险来,你殷庆宝反而不相信,那我也没有办法,我总算尽到朋友责任了。”
! u* p. ^! G' s0 E) I4 P 他妻子焦急地问殷:“你怎么不响啦?杨解泉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倒是讲啊!”! |, E9 W" E' s
殷回过神来,故作轻松地说:“我同老杨没有什么接触,王继鑫同他关系密切。”很明显,他是在安慰他的妻子。
X. E0 C, J4 b; r, ~ 我说:“你比我先进胶州路派出所,我去了四天,明天我不用去了,又轮到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6 t D" X7 ?- a/ l( L/ I! b: [ 不管殷庆宝如何想法,如何去应付明天,我不敢久留,匆匆回家了。
2 s# p3 h7 i4 @/ s$ a$ p3 x1 c 机智干练的裘警官
3 r& y) a. k8 C5 y2 } 从这天起,我再也不用去胶州路派出所“上班”,我每天照常在厂上班,专案组裘顺富要找我,就直接打电话,他往往用市革会的名义找我,一方面也许是他不便公开专案组这个机构,同时又也给了我面子。他一般打电话到车间办公室,由办公室传话:“喂!沈××,市革会来电话,快去接电话。”或者:“刚才市革会来电话,要你×时去一次。”我就去静安分局同他碰头,后来专案组迁到市局,他就约定我在广东路派出路碰头。所以在这审查我的三年中,厂里的同事还当我同市革会上层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表面看,我的日子过得还很消遥。
, z' D; y4 [4 q: W s5 W* r0 k, ~, X 我年青单纯,性格倔强,公安人员用吓的一套没有吓倒,哄的一套我也不吃,但最后还是在骗字上被骗进了。裘利用我对共产党的热爱和怕被国民党牵连打成反革命的心理,用什么台湾派遣特务啊,××号军舰起义等一套谎话,骗得我乖乖地就范。这一套骗人的说法,使我相信了十几年,对这一段历史一直抱着神秘感,庆幸自己的幸运。但随着年岁的增长,见识的增多,明白了这全部是公安人员哄、骗、吓的一套。
" d o7 @ S$ a+ n- i 应该承认,裘是我见到的公安人员中十分罕见的机智干练而有人情味的警官,在两天的交锋中他迅速看透了我既倔强、又讲义气的特点和为人,轻易地驾驭了我。他要利用我使殷庆宝就范,就故意对我说“明天殷庆宝还保杨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故意警告我“不能去殷家中通风报信,否则也把你抓起来”。而我真的被利用去通风报信了。
9 f1 R9 i& H6 O* ^$ m 果然,隔了几天,裘满面春风地问我:“你去殷庆宝家通风报信了吧!”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又故意说:“我本来要抓他的,因为你去过了,他第二天来,我一问他就马上交待了,我就没有把他关起来。”6 l, F: r! G& G9 O9 c) [6 d" Z. v& e1 h; R
我只好老实地说:“是的,我去过他家,我之所以去报信,是为了他家的三个小孩啊!”6 i5 \' y1 l9 P- R2 `5 f
他听了不知是赞赏还是什么,很温和地说:“今后你可不能这样啊!告诉你不能去,你却去了。你不老实,当心我把你关起来呢!”
% s! y" V. g# k3 I4 u! z! ]- h 裘顺富这人有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和对职业的责任,因而对手中“猎物”采取的手段既紧紧不放,但有时也会自然地显现出很浓的人情味。这在文革中,对一个被审查的对象,表现出这类情绪,按说是极不应该而且危险的,因此,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有次,我在早晨到静安分局去见他,因为我是夜班出来,在分局门口等候他出来的时候,伏在门口的桌子上睡着了,尽管门口风大,但我倦极了,睡了不知多少时间,等我醒来,一抬头发觉他立在我面前,好像已经有段时间了,他带着怜惜的神情看着我。我一下站了起来。他说:“夜班很辛苦吧!这里风大,进里面去吧!”
! b/ [4 V! i5 m* N+ s) Z( p7 m 人,总是有两重性的,离开了政治、残酷的政治,人总是有七情六欲的,有人情味的,在那冷酷年代中,一位公安人员能流露出对被审查对象的关怀,实在是难得。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建立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当后来(一年后),审查到我们常委中有人曾把资本家的抄家物资偷出去变卖这段事情,殷在总部和联络站重拉队伍时与资本家抄家物资有染,我在愚园路联络站经集体同意动用抄家物资充作经费,经我的手卖过一只电风扇,此款全部供联络站使用。裘对殷的处理是“退赔”,通过厂里每月扣工资,扣了好几百元,赔了好长一段时间;而对我的处理却大不相同,他让我用节约闹革命的名义,去九江路财政局付钱,把我去北京的飞机票与火车票的几十元差额“上交”。裘暗示我,这笔钱就作为我的退赔,他催我尽快去付清,以便可以为我说话。我自然很感激他。
& y3 y9 V# L! r# j 我在派出所四天写交待的生活结束后,果然殷庆宝在次日被叫去,多大功夫,他就把杨解泉的情况和盘托出。% M, a" e' z# u, L
几天后,裘要他通知我,由我们两人打入杨解泉他们这一圈子中去。
n0 d& R: C# \' r 要我打进敌特!?
/ i( m0 f; Q* U0 s0 L 我听后大吃一惊,心中老大不愿:一,怕与台湾特务沾边。刚刚使我的防线崩溃而就范交待,生怕卷入这敏感的政治旋涡,而现在反而要我靠上去,混进去,这实在太可怕。二,由他们在后面操纵“打入内部”,我是什么身份呢?密探?叛徒?眼线?耳目?这些字眼都实在令人讨厌,反正共产党“侦察员”的称号是不会给我们的。三,心狠手辣的台湾派遣特务如果把我杀了灭口,我算是共产党的英雄?烈士?还是死狗?恐怕是一条死狗吧!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这算什么!( s% A0 ^, F' H u4 S
不过,这些想法我不敢说给殷庆宝听。看得出,殷在耍滑头,他也不想干,可又不敢得罪专案组,却把我当傻瓜,把杨的地址交给我,说“还是你去的好,我上有老下有小”,露出一副可怜相。我的心肠软了下来,这担子就我来担吧。- G4 @- |) I, P a
我打电话给裘,他约我见面。见面后,他说就你一个人去?我不愿说殷耍滑头不愿去,事到如今不要去拉他了。我万般无奈地表示就我一个人去,一副为难的样子,又装出什么都不懂,十分害怕,请他面授机宜,教我用什么方法打进去,讲点什么话。 \( ]2 @& a; o6 ]2 w9 }
裘却什么也不愿教给我,只是笑了说:“你是几十万人的组织部长,这些聪明才智你一定有的。”9 u- J( _- t5 q% c; @
我面露难色:“这是对敌斗争啊!”/ k/ R* P' k* L" I/ j" ]5 K( W
他看出我不愿意,但也看出我不敢回绝。他只是说暂时不要说什么,只要靠近他们,听他们说些什么,能接近就是胜利。最后他给了我两个地址,说一个地址是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一个是杨的家。他家的地址在唐山路、汉阳路,离我厂不算远;另一个地方太远了,我根本不想去,他们“碰头”的地方必定十分危险。我心想还是去他家应付一下再说。
6 B' v8 M+ Y' U0 [ t1 } 我装出一副英雄气概说:“好!我一定完成任务!”像电影中的英雄。) e# D0 l6 {8 X5 t0 E" }
这时,裘非常关心地说:“你要注意:一,不能暴露自己,更不能漏出是我们要你打进去。你要明白你的对手是谁,是国民党特务。二,你的对手是谁你已经明白,从现在开始,你不得再骑自行车,行走时,应当走人行道,不能走在马路下面,尤其是在横穿马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 C: P, j( y9 O- \
他这一番内行的关照反而使我真正害怕起来。我对苏联和国内的惊险反特小说看得很多,尤为欣赏《一付铜钮扣》,那些双重间谍心狠手辣,杀人灭口的伎俩就常用制造车祸的手法。
6 F/ B5 r6 s3 P, z 裘又安慰我说:“你放心去,我们会保护你的。”3 v$ X0 d) m8 b$ o/ f' G
我耐不住天真地问:“你们怎么保护我?”我想,难道派人跟着我不成?他说:“这你就不用管了,我们对你是负责的。”2 i" Y9 E5 a0 r2 ~" u
领受了这极不愿意的“任务”后,我想得很多,决定能拖就拖。一拖拖了好几天,直到他们打了几次电话,一切借口都用完了,我才决定去杨解泉的家。
6 m$ i) R" D, D* Y! k 我特意挑近中午的时间去杨解泉的家,汉阳路桥堍的这个弄堂,弄口正好是25路电车站。我折进弄内,抱着说不清的心情,找门牌号码,号码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抽越紧。我进了他的家门说什么呢?用什么借口呢?这一难题一路上困扰着我。本来,我与他毫不来往,现在,我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必定引起他的警觉。我想起殷庆宝对我说过:杨曾对我有过一句评语:“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叛徒。”杨解泉既然对我有过如此的评价,对我的防范之心必然早已有之,我之被排除在外也顺理顺章。他为什么要对我严加防范?难道真有特务活动?- n! g8 |) a( K/ u4 |
& L7 ?) B" T: Q) h! y# _# z5 Z! R 我去他家,还有一个漏洞,就是他的地址,我是如何到手的?我将怎样自圆其说?想到这里,老裘啊!老裘,你这个老公安(他常自称老公安),这一漏洞你想过没有?
% l& f) @1 A8 b! f* e2 G 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寻着门牌号码。走过头了,回头再找,又过头了,再回头。哎——不对!根本没有这个号码。我反复徘徊,真的,这个号码确实没有,这是一个空号。我问了人,回说是没这号码。 f5 B9 A& G$ l" B+ R
嗨!高兴啊!我如释重负,我可以交差了,这想不到的意外!
9 `# n4 V6 z8 }& c. H 我又拖了两天,才向裘交差。他非常惊奇,问我:“你是到唐山路吗?”我确切地说是这地方,向他说明25路19路电车站就在弄口,再把地形说了一遍。他听了陷入了沉思,自语自言地说,“这门牌号码……怎么会不对呢?”稍定他又问:“你去过第二个地址吗?”我说:“没有。”他立即说:“你去。”
1 T. h, }( o0 J- M- D 我只得答应,可是我内心极不愿意去,马上又补问了一句:“这地址不会假吧?”他没有回答我。/ h8 v0 M8 }. c& Y- C0 p" N+ X
这第二个地方,我始终没有去,拖了几天,他把我召去,我一见就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那也是一个假地址。他对我看了一眼,沉思一会:“好吧!这事就这样了。”我像得到大赦,一下轻松不少。从此裘再也不提打入内部的事了。
6 E. ^* ?, M9 J 我感到奇怪的是,讲好要我和殷两人一起打入,可是殷从未提起殷干过什么,可见他耍滑头比我更甚。
( C9 n* [; c/ @: Y7 l. d) P 神秘的台湾派遣特务的说法,或许根本是子虚乌有,是专案组故弄玄虚,逼我就范的手法;或者是文革中一件所谓台湾特务的冤假错案。" c. U+ p" F8 q+ e7 [/ n
“这事就这样了。”裘说完后,就要我专题写杨解泉的材料。我就把以前写的有关杨的材料,集中起来再写一遍。这是我的第一份牵涉到具体个人的专题交待。交上去后,裘并没有再逼我什么。& z+ L- R {7 |3 X' D
我隐隐感到,杨解泉已经被捕。
7 B( T" Z( b+ M# r* A 杨的可怜的妻儿
. G# ^$ C; M0 p% k9 q7 b' @ 果然,一天杨的妻子怀抱几个月的婴儿,皆同小姑(杨的妹妹)来我家找我。我很惊奇,她们怎么会找到我家的?这一定是殷庆宝在充好人,把我推上尴尬的地位,好像我成了出卖杨的罪人。
% w4 m# ~, r3 H1 w C1 O9 f$ D7 B/ | 杨解泉出现之初,以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自居,后来退而说他的妻子是上海的大红人、国棉十七厂厂革会主任唐文兰。对这样的话,我嗤之以鼻,摇头不信。今天这位冒牌的唐文兰就在我的面前。! b. a# S6 Q. M5 @& ~' x- P- E
她,看上去有40岁(可能实际年龄没有40岁),一副狭长的驴脸,门牙外扒,其貌很丑。我很纳闷,杨怎么会讨这样的老婆。这两人很不般配,杨是一个内外均具才华,口若悬河,很适合做一个政治家(如果称得上家的话)的人;而这位夫人,却是一个地道的家庭主妇,纺织厂女工,言语木讷。她怀中的婴儿还在吃奶,而她年龄却这样大了。
" n2 v' I, w/ ^3 U6 `6 R 她哭哭啼啼,抱怨错嫁了人,嫁给一个被抓起来的“反革命”。她诉说,到了这么大年纪,嫁了这么个丈夫,刚养下儿子,却要承担起全部家庭重担,叫她怎么过啊!
& A$ Z6 U: p# s* j/ G 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但我能说什么呢?
# c0 I' z3 _5 q" [! \2 u% a 她的小姑,杨的妹妹,自我介绍在邮局工作。形成反差的是,她长得很美,也很会说话,她代嫂子说明了来意:哥哥已经被关起来了,她们来的目的是想听听消息。
$ \4 r* c" D$ D# _7 g; T 我能说什么呢?我反问你们如何知道我地址的呢?她回答说,是她哥哥在临被关时,告诉家人,如果出了事,可去沈××家询问。看来,在这期间殷把我被审查的情况,详细地向杨解泉透露了,殷把自己洗刷得干净,把我推出来,让她们来我家。我年青,还不知人世的险恶,一直被人当乡巴佬在耍,还自作多情去通风报信。
0 O3 [+ g. U& c3 W/ M; ~ 她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能有什么消息可以安慰她们呢?只是说些语无伦次的空话:我也是被审查的对象,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相信市革会,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情会清楚的。9 e. o8 D2 r7 e: p% k
这样的空话安慰不了人,她们始终缠着我,她们几乎每个星期五(我厂休日)来找我,后来杨的妻子一人怀抱小孩也来过几次,我真厌烦死了。她哭得伤心,语言中就是怪我,怪我不肯对她说什么。记得有次我对她说:“你丈夫冒充中央文革的人,把你说成是唐文兰,而我也是一样被审查,只是没有被关起来而已,你找我是找错了人,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无能为力。”我不敢再多说了,怕把国民党特务的事说出来吓坏她。我望着这怀抱婴孩的纺织女工,从心底里同情她。这样老实巴交的妇女,怎么会嫁给杨解泉的;而杨解泉怎么会讨这样一位老实得可怜的女人。我的同情心并不能帮她什么忙,更不要说能减轻社会对她的压力,她只有以泪洗面的份了。
9 m% P8 l3 g x7 C1 y6 U" P' W$ i 唉!不知杨解泉这敌特案件是真是假。
& q/ g! U# R% E0 ~; l& n 神秘的吉普车
$ s( N0 S& v) ?! [* O, u 在这段审查杨解泉的时间里,我还算轻松,毕竟我同杨之间发生的事就那么两次,简单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我严格地按裘的警告,没有骑自行车,每天乘25路电车上下班。中班晚上十点下班,洗澡、乘车,到家总要近11点钟,夜很深了。我偶然发现,我下车后,走上十几步到路口时,总有一辆小吉普停着,当我走过这停着的吉普车时,我的身后响起了发动机声,吉普启动,很快调头开走。今天如此,明天也是如此,这个星期中班是这样,隔了两个星期的中班也是这样。我有些纳闷,这是不是裘所说的,对我的保护?真的有台湾特务要暗害我吗?那我真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了,我没那么伟大。我肚中实在没有什么秘密,对杨的情况可说一无所知,我并不值钱,为什么要保护我?不过,我因此平添了一份安全感,也不由得对裘警官的负责态度萌生敬意。- T4 e: L4 O4 E! P# l% C$ y
如果这辆吉普确实为我而来,他们化了那么大的本钱,看来他们总是认为有这种必要,有这么一个潜伏的特务组织。
4 e1 q: x' P) ] 姑且当他是真的吧!假案也是要当真的。世道就是这样的颠倒。$ _& s- @: J6 D9 p) {- e
我成了印证交待材料的标准/ Z+ V M/ a ^7 r
杨解泉的被捕,使我得到了一段时间的清闲,大概他们在忙于审问,忙于要知情者交待。大概杨的问题审查完毕了吧,接下来就是要我写王继鑫的情况,集中谈王的事,按时间,按事件围绕王写材料。隔一段时间,又开始要我对被关的另一人专题写材料,这样一个人一个人的审查下去。
. o# p+ e. [& G# M 时间长了,我发觉他们要我写的材料,往往是对其他人的交待材料印证与核实。当我摸准我的角色的重要性后,我下笔就更慎重了,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扩大和随意,我强调人与事同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关系,突出人与组织的关系。
3 I( F$ y# \4 z) Q 我是尽力了,但被关的人并没有消除厄运,他们还是被一关到底,抓人的人和机关历来是不会认错的,只有到十年后的大规模平反,他们才得以昭雪。
6 f1 `% H4 T( j/ r+ k3 n 觉得棘手的事,就推说不知道,或者写得含混,但他们就一次次地找我,逼我。遇到要逼我时,这角色就由专案组的其他人来担当,裘不出面。有次他们有意把我带到里面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房间很小,好像没有窗户,阴暗、压抑、灰暗的墙壁从来没有粉刷过,墙角挂满了蜘蛛网,满地灰尘烟蒂,肮脏不堪。在五、六平方的空间里,只有一张课桌,这是公安人员坐着记笔录用的,人犯坐在桌前一只脏不堪言的废小木箱上。这样的环境,可以使人犯从心理上感到害怕,让你顺着他们的思路,“老实交待”。
) n" V# W* u8 u$ h8 M! z, A 有时他们为了一件事,几句话就对你上纲上线,置你于死地。没有真实的材料,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就一次又一次用各种办法压你,逼你,反复提问,反复暗示,这样时间一长,从来没有的事,就会慢慢在头脑中“清晰”起来,“记忆”恢复了,最后自己也吃不准:“这事大概是有的吧!我怎么会忘了呢?”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使年青人的脑子像患了老年痴呆症似的,把过去的事和近期的事扯在一起,胡言乱语起来,他们就得到了所谓交待材料。人在这样长期的折磨下,就会变成精神病,总部纠察大队的朱力军就是这样被关押在思南路看守所,一关多年,最后成了精神病人。(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此人成了一个玩具发明者,做老板发了财)。
4 J s/ l9 B9 e5 T' w 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交待是去印证和核实关在里面的人的交待,而且感觉到这是老裘同志有意的安排,是他的一种善意的、良心的体现。我胆大起来,敢于直书否定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为人开脱,我开始心安理得起来。$ K7 z4 p3 P' T
攻击过江青吗?# j8 l* C5 W1 [: ^6 T/ \
要命的事来了,我这印证交待材料的“角色”也不好当,终于有件事搞得我死去活来:
! _' i1 t) Q/ t1 a2 r 在三年的审查后期,专案组的注意力集中在王继鑫和郭文美两人的所谓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专案上。我不知道是谁咬出这么一件致命的事来,这是摊在我们头上最严重的罪名。
|9 x3 x: u: z5 P8 M 他们要我老实交待。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就反复找我,逼迫我坦白交待,最后摊牌说,一共有谁谁谁在场,而且加重语气说,已经确切掌握我也在场,要我认清形势,赶快坦白交待。看我不肯就范,又用软的一套说:“你放心,我们知道你,当时你没有讲过话,只是在听,所以我们不会定你的罪。”反复保证我没有事。0 j7 u9 T2 ~+ E8 ~# K, C6 C% j
反复的暗示诱供,搞得我神魂颠倒,在我的思维将要逐渐“清晰”时,他们认为火候已到,由裘出面,再来软的一套,捧上捧下地说:“你的一枝笔真好,写的东西有才华,你可以尽情描写,把当时的情景描写一番就可以了,只要把情景描写出来。”9 j6 k( L# j' @* [( T$ b
注意!这里只要你“描写”,像文艺作品那样地描写(虽然我从来没有尝试要写小说)。在反复的提示和暗示下,我仿佛在头脑中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在一个阴暗的天气(反革命分子在攻击伟大旗手时不会是阳光灿烂的,必定在阴暗的角落里),天像要下雪,我和王、郭、殷等人坐在(愚园路联络站)那个二楼朝东的下房内的沙发上,我们在一起闲谈,王和郭的攻击江青的言语就是这样出来的。5 @4 t* z. k) Q" ~6 H4 V. R5 n
我回家写了这样的一篇东西给他们,他们很高兴,马上拿了进去(那时他们已搬到福州路市局),不一会又出来生气地说,你怎么不写郭文美的攻击江青的言论?我茫然不知所答,心想,郭文美是怎么说的?那人就提示我,说攻击江青是郭文美说的。) s- D; g& Q) k* ?, q7 w4 Y6 b
我不懂,郭文美究竟说了什么攻击江青的话?
L( { v) L* @" M$ q 那人就提示说,郭文美不是去过北京吗?江青流着泪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后来又解散全国的临时工组织,郭文美就是这样开始攻击江青的。要我马上补充写交待。
7 F; k- L$ |5 f 我说,“我没有听见她这样说过。”; y) I! J: l: {! Q: z, U- j$ Q" R
那人就沉下脸:“怎么?你要翻供?要知道你已经写了一份交待,你现在翻供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立逼我在这市局闹哄哄的接待室一隅,按他的意思写下来。过了几天又要我写郭文美说了这段话后,王继鑫又接上口,共同攻击江青。
; M5 X, L8 b- [: _' B2 z8 q 我实在无法写,就去找殷庆宝,把这段时间的情况告诉他。他说,他也在写同样的交待。我问殷,这段攻击江青的故事,到底有没有?他说有的,郭文美是说过的,他描述了一番。被他这么一说,似乎是有这么一回事,是我记性太差,现在回忆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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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m0 Z3 d2 ]# U8 S- w我就顺着殷的说法,把这一交待写好送上。
# C( G0 O8 b# `- c4 M+ T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于心不安,攻击伟大旗手江青,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是要枪毙的!不能这样胡乱交待害人啊!我主动打电话给裘,要求约时间见面。我预先写好一张纸,说我以前写的郭、王两人的攻击江青的材料是不真实的,他们两人没有说过这样的话。4 s' y% h z8 P: j3 d9 i2 S
出来见我的不是裘,那人一看我写的东西,大发雷霆:“你又要翻供吗!你包庇现行反革命……。”他训了一顿,把纸扔给我就往里走。我一把拖住他,再三求他把这材料交给裘,他总算收下了。
' O S7 I( N' \. P9 [& k b 第二天,裘打电话给我说:“怎么翻供了?好呀!你来一次。”* E- T; I# X$ ^ d
我忐忑不安地去见他,他把我上下打量了又打量,双眼逼视着我,用威严的口吻,要我把有关这一恶毒攻击的事集中写一份材料。我慌了,只得答应,把以前写过的再集中起来起来写了一份,交给他时,他大约看了看,露出了笑容,放我回家。4 U) {7 k% S# [' O* `: T
几天后,又把我召去,问我这事发生在什么时间。我懵了,发生在哪月哪日呀?天知道!我只得说,我想不起来。他说:“你再好好想想,回去吧!”几分钟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就真的使劲儿去想,越想越糊涂。! m2 s6 L! d7 j
我只得再去问殷庆宝,殷说“这事肯定有,但几月几日讲的,当时啥人会去记住它。反正有这么回事。”
w p. f3 L( V! K/ N' j+ J5 _7 C 我不得要领,又只得再想,我想了几天,突然想起我的“描写”:“那是一个阴暗的天气,很冷,好像要下雪的天气。……”
6 Y! I& M2 b" G! P | 见鬼!我突然跳起来!
- b6 ^ S, d' u1 Q$ w 大热天哪里会下雪!
% H5 d! o" ~1 z7 j, D+ S- y 我们在愚园路67弄43号联络站活动时是在夏天,5月份到9月份,哪里会下雪,真是活见鬼!; p" P2 j* z: M* ^- I* Q
好啊!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漏洞,所以要我写“准确”的日期了。我不能害人,不能再写什么东西了,更不能去找殷庆宝。让这份在时间上有明显漏洞的交待材料自己来说明自身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假材料吧!绝不能再写虚假的材料了,在时间问题上,就坚持到底:“记不起了。”/ \) |! q/ K2 r" R4 f' ^
以后几次召我去,我死活坚持说:“记不起了。”奇怪的是,居然他们不再来逼我,以后,再也不提这事,好像就这么不了了之。7 p* g* q+ U* b* k7 [8 j
王继鑫出狱后,在“四人帮”垮台后的平反高潮时,他曾来找过我(他在狱中加上出狱后戴上坏分子帽子前后共十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对红工司被抓的人员都予以平反。王在平反后,偕同郭文美来串连我们这些人,提出要求市高院对我们红工司组织平反。我冷静地表示不参加,我的理由是:红工司这一组织,当时并没有被打成什么反革命组织,高院不可能同意“平反”的提法,这是毫无意义的行动。给予组织平反,还想干什么?重当造反司令?笑话!再说,全市的临时工在几年前已全部转正,你还想干啥?) y# F6 s& o( f- P0 t
但王继鑫仍反复劝说我参加,仍是当年造反司令的架子,一副重温旧梦的神态。我笑笑说:“你还是不减当年勇啊!”他得意地笑了,以英雄的架子说:“听陶××(过去总部的工作人员)讲,你在外面做叛徒,出卖了不少人。”
1 g5 N5 X) X c* W/ g) Q 我正色道:“陶××一直是夸夸其谈、言不由衷的人,在几年的审查阶段,我从未与他见过面和接触过,此人也够不上被审查的资格,他何以知道我的表现呢?谁在这三年的审查中扮演什么角色,各人肚中都很清楚,你清楚,我也清楚。”
! u) c" T2 B7 F4 q' G9 Q* r/ ?4 z6 C 他被我抢白后,一时语塞,稍后,他不无遗恨地说:“在攻击江青的问题上,你为什么不坚持说我和郭文美是恶毒攻击江青的,如果这样,我们现在就好了。”他大概想,江青成了“四人帮”,他和郭文美如果曾经攻击过江青,现在就是英雄了。但他不想想,他和郭也许早就被枪毙了!% G7 l9 U: ]/ s. f
我正色道:“王继鑫,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是不是出卖朋友的人,你的话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我有我的良心,不能为了自己的安逸出卖人,何况是莫须有的罪名。”0 E6 S# D, H0 {- B
他还是说:“如果把我打成恶毒攻击江青的反革命分子的话,现在就是英雄了。”他的脸皮还真厚。7 K# z2 n# J( Z, L/ Z4 x
我说:“如果当时我顶不住,按他们的说法写了,你可能也已不在人世了。”5 \2 ^" m5 [+ u& a
他争辩说:“只要不死,就是英雄。”% v, f; E1 M; N W. G6 a
我冷冷地说:“那你也成不了张志新。”0 G& \) O" L+ e
我对泼来的脏水,还耿耿于怀,不无生气地说:“既然你和郭文美是恶毒攻击的英雄,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自己爽爽快快地坦白,现在自然就成了反江青的英雄,何必要我来出卖你呢?”
& ?% [# o, S& A- Y 王一时显得有点尴尬。. z; y- [+ d# w' S# F- B
稍后,他转成懊恼状:“郭文美是说过江青流泪支持过我们,可后来又要我们解散,我们被出卖了,被利用了,我也附和了几句。为了这几句话,被追查了很长时间,吃了不少苦头。” C$ u# h' ^* W: ~; g D6 I
我问他:“你们说这话时,我在场没有?”他答:“正巧你那天不在,殷庆宝在场的。”
/ k8 D: y& q$ B/ T9 s% P6 t( K “那何苦把我也扯上呢?是谁把我扯上的?又是谁把这事咬出来的?”
: J+ U, ~9 m \6 Z. {- M. s 他不响。! |* w2 x$ x0 Y. B
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事上面的反复?”
$ ?! t: @1 x, t. i+ A4 q 他把话扯开去了。
/ n* {9 W" `0 }5 A! y ——这是十年后的话。) G0 l J5 o: |6 _6 j8 C) [: g
支联问题裘网开一面
# i: z# s$ E" E 在三年被审查的日子里,我们常委一个个被审查。一段时间内是某人,过一段时间又换一人,大家互相交待,我就一个接一个地写我的印证式的交待,把一百天的造反和后来一百余天的重拉队伍的经过,一点一滴地写清楚。最后,我也被作为重点,交待自己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专案组也要其他的常委集中写我的材料。% }6 \/ k1 ~; N* J/ a
我自认为没有什么辫子可揪,既无经济问题,又无生活问题;在杨解泉的问题上,我很放心,我不可能卷进去。难于过关的是重拉队伍时,我曾积极主张与上柴联司和支联站搞全市的大联合。王才生作为我同上柴联司之间的联络员,积极活动,我自己也去了上柴联司同他们谈判过,又在8·4行动的前一天去了陈卜昌的厂里,积极准备大联合。在这件事上,殷、王、郭等人却一直持观望态度。现在审查我的问题,他们定会把这一切推向我。支联问题上,我无退路,结局不妙。
- `( q9 [+ ^9 T! z: K! n 按当时“分析”和“推理”,我主张同上柴联司、支联站搞大联合,性质是严重的,势必造成上海两大派打内战,这是破坏上海大好革命形势,是针对被毛主席肯定的上海市革会。我又听说这样一个传闻:在8·4攻打上柴联司时,毛主席在上海,而且还看了电视实况,说明这一行动是得到毛主席承认和肯定的,所以我的问题实在比所有被关押或未关押的头头严重,我过不了这一关!" q% |2 ?+ X( h' g3 H/ K
我自忖也要坐牢。
" w; t( O( a& P5 e& d% h( Y 可是为什么不首先抓我,而是先抓别人呢?我决定这段事不交待不写,我反正是要被关的,到了监狱里面有得写了,关就关吧!
" ^6 G! u0 g8 [ m2 m( R0 k% c 这样决定后,我把自己的“专题”交待送上。不几天裘打电话来,我在公用电话处回电给他,他问我:“你的交待全部写好了?”, }8 l5 V- U+ @' {% i
我明白,他要提这段“支联”的故事了,我索性直言不讳地说:“我全写了,就是支联的一段没有写。”
/ V8 I; @* l6 p+ B; H; v+ _' H “你为什么不写?”) G# t. w j& m) U
我说:“这事你已经掌握,也瞒不了你,我也堵不了殷庆宝、王继鑫的嘴,我沈××就这件事是有问题的,你看着办吧!”# d# W H* B5 N" S( S, M L
他大声说:“好啊!你明白就好,等我把你抓起来!”
) q( N- L/ r( u# P5 y 我平静地说:“该怎样就怎样,反正这事我做了,该判几年劳改就几年劳改吧!”8 [7 v4 a" P+ v8 J
他追问一句:“你不写?”) O( Y: l K# u6 s5 w
我坚决地说:“我不写,关就关吧!”9 n1 u9 j0 w, e) X4 Z/ K
想不到他大笑起来:“你倒是顶硬的一个,竟然等我把你抓起来!好吧,就这样。”他搁下了电话。
P2 p# ]# B9 r5 U3 V$ @ @ 我也平静地放下电话。
' h; f, X3 R2 z) q/ Q 过了两天,又把我召去,我同往常一样去约定的地方,他对我看了半天,带有一点赞许的眼神,点了点头:“你人还是老实的。”
; Z! q }8 I6 l% t% E 从此,裘同志再也没有提及这段最严重的事情。
" @3 o [1 \1 b3 D 他为什么轻易放过我?是裘的个人良心,个人的作用,还是上面有指示?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讲究策略”而把我放在外面?至今我猜不透。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裘为人正派,虽是公安,但有良心,有他自己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他个人既有执行党的命令,服从上级需要的一面;又有网开一面的善心。! v6 N1 `' p5 C3 K7 w
在十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我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在医院中住了一年,患了中国第一例的怪病,服用大量激素以维持生命。凡大量长期服用激素,必定脸是“满月脸”。我的尊容就可想而知了。外加我全身器官受损,反应迟钝,走路蹒跚。1982年年初,我刚搬家,住到控江路一带的新村。我在上午九、十点钟从菜场买了一把芹菜,行动迟缓地行到控江路桥堍处,那里恰好距派出所不远。一群约五、六个人迎面走来,我目光呆滞、神情木讷,只听他们从我身边擦过时飘进耳内一句话:“沈××怎么成了这样的人?”0 j' }# x4 z% G3 I: o% i7 t) D7 z
沈××?谁提及我的名字?我缓缓地回转身来,只见他们在停下来在看我。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我们相距十几步,哦!原来是十年前专案组的原班人员,裘也在,他们在低声说着什么。一位曾来我家几次的年轻人(这时也不算年轻了)问裘:“现在沈××情况怎样了?”裘不答,对我看了又看。这时,其他人别转身向派出所走去,裘还是注视着我,带着同情、复杂的眼神。我们两人相对而视,我当时头脑中一片空白,直到他回头走去。他不时再回头看我,他的身影逐渐远去,我才迟缓地回转身子。! Y: ^; c* z" H Y3 w! g
世界好大,世界又太小,相隔十年,我与裘在这样的情景下相会。他注视我的眼光给我留下永不消逝的印象。& N/ ?+ t: l. L5 T2 I9 V
我重病在身,我们两人的地位不同、处境不同,说的话也不同,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心灵是相通的。9 f) E# x: }: `$ k) \7 M
对付外调的人
1 o9 C( |! l" \5 Q/ _ 随着文革中“一打三反”、“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展,对我们这圈子的审查面一下扩大开来,连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也被列入审查对象。我这个昔日的“组织部长”,今日的“编外犯人”成了大忙人,除去我做夜班以外,早、中两班,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厂找我外调,高潮时一天同时有二、三个单位。说来好笑,我刚报到上班,厂组织组(当时称“组”而不称“科”、“股”,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精简)来电话到车间找我,那个老泰兴值班长神秘兮兮通知我去组织组。后来他也习以为常,只简单地说:“去噢!”我心领神会,调头就走。
0 [+ _- W7 q- F7 P" P# a1 Q6 q4 f 组织组是厂革会下属的一个机构,其中一个职能就是接受外单位前来外调的专案人员,外调人员为审查本单位的认为有问题的人而常去外单位或外地,向知情者调查情况,是一种“美差”,因为可以乘机游山玩水。
4 ]4 Q2 b. a& e! v1 F 我们这些共同造过反的人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因而牵连在一起。但这里的“牵连”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牵连,在那个年代,被视作同共同犯罪中的“共同犯”。专案外调人员摆出(或者说尽可能做得像)一副提审犯人的架势,让你感到惧怕,唯唯诺诺,诚惶诚恐,把他们要的材料供述出来。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谁也不敢顶撞外调人员。
6 r2 n3 e1 y, N& [2 d. S9 z+ l 开始总以这样的提问开场:姓名?年龄?籍贯?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再就问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外调人更横,竟问你犯了什么罪。(不知世界上有哪个法制国家会这样询问知情者。)% a4 j* \8 F. D- t. w
1 Z! \4 M" a9 v+ \( _4 ?我一听就顶了起来:“你是什么单位?来审问我!”言下之意,你们没有资格。外调人员火冒三丈,拍桌而起:“你好嚣张,还不老实!”- ~/ T% N6 k/ U8 E
我心中明白,你们奈何我不得,你们只是外单位一个基层组织来外调而已,我难道还能被你们吓住?但我又不想闹得太凶,因为他们的后面是市革会的专案组,总导演是市专案组。于是我就转弯道:“你们要了解谁?我就把这人的情况介绍给你们,是不是这样?”
( ? y& K9 ~+ R1 {8 x: p0 s* r 外调人员骄横地说:“怎么?你要摸我们的底?”0 X7 t! y. W9 L) K: Q1 w$ ]
我也不甘示弱:“那我就无法向你们谈了。”" j, Y; a9 ^6 T% p' I! @
我立起来,表示不再谈下去。他们就大发雷霆,说我太嚣张,竟敢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干。
8 c8 a/ g8 U3 |$ A G 我反唇相讥:“你们竟自称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更狂了么?你能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级别太低,根本无权来问我。”) g6 C$ K2 v7 S, |! |8 U
他们气得要命,大声跟我吵。这时往往是我厂组织组人员闻声出来打圆场,对他们说:“你们要外调谁,就问谁的问题嘛!”又对我说:“你对谁了解,就实事求是,把知道的情况谈出来。”我就以胜利者的口吻,顺势“落蓬”:“那你们就爽快地说要调查谁,我配合你们。”表明我不是一个能被随手捏捏的人。$ Y7 V6 c# v2 U0 v. ]8 H9 R! X$ ~ ^
外调人员只得萎下来,无奈地说:“×××认识吗?”+ [) q' T6 |4 O$ G9 U
我就一面坐下,一面说:“哦!他呀!认识,这人是我组织部的一般工作人员。”我特别强调一般两字,有意贬低:“他是一个跑跑腿的,作用不大;好夸口,好吹牛。”甚至骂上几句。让他们感到,他们手中的猎物是个简简单单、不会隐瞒重大问题的人。
1 G( p' v4 M7 v2 L- Q; F 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一个人下了台(如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一生干的事全成了坏事,成了罪状,连说过的话,也都是错的;一个基层的党政干部被“靠边”,他过去所做的好事,也全被说成坏事而挨批斗。上至中央下到地方,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同样,我们这个被解散的造反组织,被关押被审查的的大大小小头头全成了“坏头头”。现在是“清算”的时候了,我就得“老实坦白交待”,把同我一起干过事的人的“罪行”提供给他们。
/ N Q- D- V& ~$ L 我为了能减轻我的部下的磨难,所以当他们问什么事是他干的,我就轻描淡写的说,这是在当时什么样的背景下,是我布置他做的,他如何做了,又如何向我汇报了,这事的责任是我的。我把能揽下来的全揽下来,虱多不怕痒,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在我身上无所谓,搁在别人身上就重了,光是学习班、批斗会就够他受的。说来也有趣,为了我这个“大将风度”,还受到了裘同志的警告。最后,来人问不出什么了,就说:“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8 {4 x0 V; C; Z0 c2 v. ]
我轻松地说:“怕了我就不造反了。”我手一指:“来吧,把陈述笔录拿来。”他们就把纸和笔递过来要我签字。
, r' N4 g' F7 ^2 J 我挡回递过来的笔,认真看他们的笔录。) @+ q) ~, O" x0 ?6 Z
这些人很坏,断章取义是惯用手法,对他们认为需要的材料就记,不需要的不记,对对象不利的绝对记录在案,有利的情节和开脱的语句只字不录。这样的一篇陈述笔录,是歪曲事实,无端整人。(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整人的材料,回单位后可以变本加厉地整。)
; Q; p) ]9 Y4 B. R 看到这样的笔录,我就拿起笔来,大笔一挥,整段整段划去。他们连说:“嗳,嗳!你怎么……。”我就反问一句:“我是这样说的吗?”我就管自重写,他们也奈何我不得。
/ U: c; D: F y4 w 最后,我必定在陈述笔录上写:“经本人审阅(不写‘以上看过’),情况属实。”再签上我的大名,像大官批阅文件一样。最后再盖上我单位的组织组公章,这一外调材料就算完成。% g1 V" h# L D
牵着他们转- j7 H( H' v( E# ?+ S. i
有的外调单位来三、四个人,如果他们态度和气,拣好听话恭维我几句,我们之间就不存在敌意,对他们的提问我就叙述起来,说得兴起,便以夸耀的口气像讲故事似的说我们的造反经历。听的人津津有味,一副满足了好奇心的神色,他们不时撩拨几句让我说下去。我朝笔录纸上一看,什么也没有记,我发觉上当了,不高兴了:“你们是来听我讲故事的?你们回去吧!”接下来就是一场争吵。 T+ Y+ x3 o' ]7 G
厂组织组的一位女同志闻声赶来。他们指责我拒绝合作。
+ Y- F' S# s) P$ d# X; i. |7 r 我针锋相对,指着他们的笔录纸说:“你看,我讲了半个小时,口也干了,他们记了几个字?”我得理不让人,摆出教训人的姿态:“抓革命、促生产这么忙,他们却浪费时间听我讲故事,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当儿戏,我要回车间去抓革命促生产去了。”我做出要走的样子。- P% J/ M9 \" h5 D* S$ R! \
这时我厂的同志必定劝我坐下,对他们说上几句大家都忙,抓紧时间的话,我就重又坐下,摆出不屑一顾的神气,大大咧咧地说:“好吧,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你们说吧!”于是,叙述,开脱,修改笔录,签名,外调材料完成。
8 K% M" C7 g1 ~4 G+ s* ]8 T7 D4 ~ 像我这样对付外调人员,大概是极少见的,但我并不是第一次就敢于这样顶、这样斗。在头两次的外调时,我是被懵住了,老实地问一句、答一句,被人当犯人审。事后分析分析,我才感到窝囊,他们不是针对我的,而是利用我去整人!
; S ~9 R. N/ y& d; t. T3 { 逐渐摸到了外调的规律和外调人员的心理,就明白了怎样掌握主动权,就可以对对象减轻压力,开脱“罪责”。我的智商并不比他们低,我的经历比他们丰富,以我的胆识和气魄,镇住了这些外调人员,达到了我的目的。- Z+ K4 t. L' J" o5 e
这些情况后来陆续反映到专案组老裘那里,他打来电话:“你的反革命气焰好嚣张哟!竟敢对外调人员大发脾气。”我解释说:“这些同志摆出审问的架子,我受不了。再说他们就是好听我讲故事,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听,浪费时间嘛!他们总不该像你老裘那样,什么都该知道吧?这对阶级斗争来说也是不利的。”
4 X( l* W9 u) X0 P" w, H: `! c9 V% F 裘听了我的话,口气平和地说:“你的脾气也够大的了,以后脾气不要发了,有什么要求就好好向他们提出来。”+ c- \0 K& o; N5 t8 ~
我抢着说:“我要他们告诉我被调查的对象姓名,他们就说我摸他们的底,逼得我发脾气的。”' o3 W+ p' ]8 q' B9 K/ m0 {5 v
裘说:“你可以好好向他们提出来,然后把你知道的实事求是地说出来。”2 P- H8 K, @6 n T T' g5 D# v
我赶快抓住这句话说:“但他们就是不实事求是,断章取义地记下我的话。”
" T+ T8 }1 o! X# P 他不耐烦了:“好了!好了!他们说你好摆组织部长的架子,你倒真会摆架子啊!”
! ?- i* m# U V- U- w 从这一次电话后,我心中更有底了,我的架子就更大。' }7 Q: M2 `$ c" o, O& \$ t
后来,这些外调单位(也有二、三次重复来的)大概被告知过,摒弃了审问式的问话,没有了专横的态度,开门见山要某人的材料。有的单位不主动的,我就会往椅背上一靠:“说吧!你们要谁的材料。”这样缩短了不少时间,少费了口舌,用不着我费心揣摸。我处在有利的地位,掌握了主动,就更可能摸到对方的“底”,也摸到了专案组的“底”,使外调人员完全在我定下的狭小范围内,收集他们已知的材料,避免节外生枝。6 t: k9 G% `7 n8 O
我明白,我的陈述记录,成了决定性的东西,于是我放手干起了保护过去工作人员和各区分部头头的事,尽力使他们早日从“学习班”中解放出来。( r; r, B# M3 v# Y& r; G! \+ q. d
没完没了的整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就是整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对我们这些造过反的大小头头,都要整一整,折磨得让人终生不忘“学习班”,终生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终生不忘因自己“轻举妄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s& t' I" p0 O) B
我尽情表现自己,我要让这些外调人员看看我这大头头,不是活得还算潇洒吗?那么,你们手中那个小小的猎物,还值得这么整吗?
* c& l$ s/ o8 L" R 有时等待我的外调单位来了几家,我就潇洒地往当中一站,对满屋子的外调人员说:“哪一单位先到?后到的请排在后面。”对先到的单位,手一招:“请坐,请你们开门见山,否则时间来不及。”直截了当,某人、某事,三言两语打发走人。可来人意犹未尽,只得退过一旁,但还不想走(我知道,这些人很想听听我们过去的造反史)。我管自接待(我很自豪可以用“接待”这个词)后面的单位,有时我兴致所来,也想让这些外调人员听听某一段造反过程,让他们全面了解背景材料,我就会说:“今天你们几家外调的内容差不多同在一段时间内,我给你们多说一些,大家一起听听。”我就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这时,在静寂的气氛中,他们围着我一个中心,听着一段段刚刚逝去二三年,曾经震动上海的旧闻和内幕。看着他们聚精会神的样子,看着他们被我在牵着鼻子转,我好不得意。
N0 y) A" v( W7 I1 p 有一点必须注意,外调人员最忌的是不能问他们是什么单位来的,就是到了目前这样的场面,我仍不能问,否则他们一定不高兴。有时我明说你们是某厂来的吧?他们就显出不高兴,只当没有听见。不让问就不问吧!那时的人,哪里知道公民有“知情权”,哪里知道有“告知权”,更不用说“沉默权”。
/ S4 k! k& q" V: Y4 k' t 漂亮的泼妇: e, K2 m: w1 G1 l# T
有一天,通知我去组织组,我与往日一样,悠然一脚跨进办公室,两男两女,一个单位的,好大的阵容,调查谁?他们是什么单位,看来今天我得小心点才是。
) U9 e$ K- C. w" }% }% a 坐定后,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摆开做笔录的架势,另一位俏丽的30岁左右的女人示意另一男的:开始吧!他们以询问姓名、年龄、籍贯等等一本正经的问法作开场白。
, q5 b: q% X7 ^ `1 c3 C; z 在这段时间,各单位专案外调人员来厂,都已经用相当温和的态度来迎合我,这样的外调开场白好久不见了,这虽然引起我的不快,但今天在没有摸清对方的单位和意图前,我不便发作。
9 y Z6 v! U- R+ w" c: D8 O 那位男同志从造反初期开始问起,他们一个事件问毕,又问下一个事件。那个俏丽的女人,不时打断问话和我的回答。我从她的随心所欲,可以认定她是四人中的头。她对那些关键的问题并不感兴趣,轻轻放过,她和这伙人在兴致勃勃地听我讲故事!再看那做记录的,也在饶有趣味地听,什么也没有记。我不由勃然大怒,腾地站起:“你们是在听我讲故事啊!我拒绝回答你们的提问。”我马上把组织组的女同志请来,指着他们的纸:“你看看!我讲了半天,他们记了几个字?”
) `5 ]: k" A9 y! S8 a1 J0 L 那个女的说:“我要你回答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记不记是我们的事。”% _ E. @; G6 o" T# j! L' M" P2 q
我说:“那么我不回答,你拿我怎样?”& d4 L1 W$ q7 ?( y; h$ }
那个女的露出泼妇的嘴脸:“你敢!”
- N1 O E5 a! {5 \1 v& [ 我针锋相对:“那我拍拍屁股走了。”那个女的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你敢,你敢!”她原来俏丽的脸庞,小巧的双唇,这时却那样令人生厌。
. r* m6 d J O0 \ F+ Y7 _ 我玩世不恭地笑起来:“你这泼妇的模样,请你在家对你的丈夫去发吧!这里是上绒厂,没有人吃你这一套。”这一来她更受不了,跳起来,大叫大喊。
# x/ p5 M( @! f3 ~; y/ w 我厂的女同志把我拦住:“你耐心点,不要走,不要走。”我却挑逗说:“我一定要走啊!否则,就是不敢走。”我怕她还没有听出味来,又加上一句:“我就是怕她罗。”我厂的女同志微微一笑,息事宁人地对他们说:“你们就直截了当地问要了解谁?大家都很忙,抓紧时间,好吧?”她回头又对我说:“耐心点,把有关的向他们谈。”
' u) \# M% i6 {3 V$ g" M% @% K4 D
. J% d! C2 N2 z* R+ ~- p我也大度地说:“好吧!我可以配合,你们是什么单位?”
6 D# l6 N) V2 G# Q; C/ f. R; d 那女的气犹未平,轻蔑地说:“你无权知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法制国家会这样回答被询问人。)
5 |5 {, l1 q; u/ Q0 S 我微微一笑,“那你们要问谁的问题呢?”5 m1 ?5 ^% a) I P$ ^" X* ], t- J5 P
他们几人相视了一会,女的说:“周××。”) g1 {( Z* ]) K9 O
我从鼻孔嗤的笑了一声:“你们是卢湾区果品公司下属的中心店了。”/ ]: Q5 @4 B% |# j5 u
周××在这家食品店做临时工,卖水果,他是总部大队的人员,在67年夏天“重拉队伍”时,他一直在愚园路联络站跑腿打杂。此人无能耐,为人糊涂,但又不安分,离过一次婚,又讨了上棉十二厂一女工为妻,这女人生得漂亮,好像有精神病史,讲话搭七搭八。这是一对糊涂夫妻,只要今天快活,不愁明天无米。周某人不算坏,待人办事挺热心,就是到了月底无钱用时,手脚有些不干净,在愚园路时,常干些顺手羊的小把戏。
7 R) g" k% m0 ?$ f9 Z" G, s* Z3 p9 x1 k 当我们决定变卖被封的资本家财产充作经费时,周某某显得很活跃,熟门熟路地把东西挑出来,经手过几件东西。此人要审查的看来也只有这不干不净的事了。(文革开始,写“牛鬼蛇神”的大字报,被中央斥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它“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么,现在由“组织”去调查、整治这些鸡毛蒜皮人物的鸡毛蒜皮的事,算是什么“路线”呢?)
; m4 j( y( H% }$ ~, B" l# `1 R' f0 l4 U 我大大咧咧地坐着,对那作记录的说:“你听着!不要漏记,不要断章取义,歪曲我的话。”, `" {0 G7 Y1 c. b7 h
我扫视了他们一眼,见他们对我有点挑衅的话语没有反响,我就故意再次挑衅道:“周某某,此人是在总部混混的,在总部值班看门,在联络站时打杂跑腿,没有什么职务,也没有干过什么事,够不上审查的资格。他的情况就是这样。”# x2 w( D. D3 `( `% A& ]
我这寥寥几句,把那泼妇的气得说不出话来。
6 J! c2 e% g5 ]9 @6 @ 冷场一会,男的问了一句:“就一点没有干过坏事?”
" h; q$ x* E! G: D 我反问道:“那你干过坏事吗?”
$ ~1 b9 U+ m4 U 那男的真是好气量:“你再回忆回忆。”我装着没听见,把头转向窗外。- Q& h ~8 f( [1 f( h/ y+ {
那女人开口了:“听说他手脚不干净!”3 d6 X0 y2 l! H5 n* M2 n; r1 C
我反击道:“那只是你的听说。”( i! U8 X5 d7 v: K) [! S9 Q2 Q
那女人显得耐心了:“周某某这人,在店中经常小偷小摸,在你们总部也偷,是个贼。你知道他偷些什么吗?”
" f$ Z I# S/ ` 这愚蠢的问题,机会来了,我装出大怒的样子:“你说他是贼,偷过东西,我怎么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他偷什么,我不也是贼了吗?你在侮辱人。”我猛地立起来,大声说:“你在侮辱我的人格,我拒绝你们的提问,我走了。”
- N7 j) i$ R9 |3 v2 k5 @! w 组织组的女同志闻声,无奈又赶来,我对她怒气冲冲地重复了一遍,头也不回地走了。
1 w$ H6 J, D3 G; P 这次外调就这样结束了。哼!* I% }& ?0 w3 ]% x
第二天,裘来电话:“你怎么脾气又大了,人家又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解释说,“他们正事不干,听我讲故事,又侮辱了我,我当然要发脾气。”裘对我也不怎么样,只是说,下次不可以,就搁下了电话。
$ }4 X1 Y$ C. N6 L" U* H3 | 现在想来,裘同志不但在审查红工常委时,对不同的人采用了不同的策略,给予了不同的处理,而且在全市大大小小单位对红工一般群众的外调中,也能容忍我对手下人的正当保护和对外调人员的高傲不驯,显示出他既精明干练又通达情理的为政、为人的高水准、高素质。事隔三十年,回过头来,我应当庆幸审查我们的公安负责同志是裘顺富。如果裘同志(请允许我称你同志)能看到这本书,那么,在这里我向你表示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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