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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 00: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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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
做实事 救组织' ? P- ?: I! s9 b6 P
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酝酿着去北京。
3 _* _% F* w' f# l0 D 十日在报社经历的情况和那篇文章的结尾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认定在上海已经没有我们的地位,笼罩在头上的经济主义组织的阴影已无法摆脱,我决定上北京去捞取政治资本,照当时文革普遍使用的贬义词,就是去北京捞“救命稻草”。 F' ]' Z/ p& _7 H; K A1 x2 z/ b# ^
我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5 o* E, W9 f; k d 让我们把时钟倒拨二十天,从六六年的十二月下旬谈起。8 v# v' b$ h# M4 l1 f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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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卫队覆灭前,在造反派中普遍传闻赤卫队要制造“三停”事件,指责赤卫队妄图制造“三停”的传单和标语到处可看到。在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的一次造反组织的聚会上,大家曾在闲谈中,对港口和铁路的运输表示担扰,因为那里的生产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上海的工业用煤(包括发电厂用煤)已经只有三天的储备量。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想想看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一旦这三天的储备数字再往下降,一旦上海没有了煤,所有的工厂将停工,电厂不能发电,那可真要大乱了。
% s' U8 ~ u) q* l2 |+ R4 C( H0 ] 有人讲,陈丕显在战备工作会议上说,以往一直为上海储备三个月的用煤量。上海有那么多的工厂,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工业城市,这一煤炭储备工程是何等的伟大。就连高喊打倒上海市委的造反派们也不得不交口称誉:陈丕显做了一件大好事!又不无感叹地说,如果没有陈、曹预先储备了那么多的煤,上海早就瘫痪了。
, E J y" n; Z 我一直痛感到,我们没有政治背景,造反以后一系列事件表明,我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在这样变化剧烈的政治风云中,我们这个组织要保持和存在下去,并争得一个相当的地位,前途是渺茫的。
) E- X/ H1 l- X 现在上海运输紧张,用煤的储量只有三天,而“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党中央再三提出的号召,国民经济是绝对不允许瘫痪的,不管谁在掌权都是这样。我认为目前上海的生产形势为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只有干出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来,才能改变我们的形象,进而在造反派中争得一席之地。
% X: C. A5 v9 ?, M( l1 K 我国的知识分子曾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提出过“实业救国”的口号,我却在六十年代提出这个“做实事,救组织”的想法。
# X/ [8 ]; U1 ]' J; O' V 我觉得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一时热情高涨,兴高采烈地把我的想法同费、殷谈,提出要组织人员去港口和铁路“抓革命、促生产”,恢复那里的生产秩序。
7 x; S) @ Q: V. n& ? 我的提议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甚至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懒懒地说了声“同意”。2 C. l0 D# y# @9 Q/ Z( m! G( Z
“同意”两字一出口,等于是说你就去做吧,是你提议的嘛!
. `, J7 v6 P" Q* n; R 我热情不减,说要先去蹲点,了解和熟悉情况。: e- {) J' n% l/ C8 e' u3 \: n9 Z# C
那你就去呗!1 h. t. D4 [0 f+ N
我把组织部的工作交给了杨福海,自己则全身心地扑到了铁路上。8 M8 r! ?; Q6 z/ N& v1 f
我先到我们下属的铁路总部。(按我组织部原先的安排,按系统成立的一律称“总队”,但铁路局的临时工们为了突出他们的特殊之处,用了铁路总部的名称,在既成事实面前,我就默认了。)这个铁路总部的成立,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着“临时工”的旗号,以我们红工司已经在上海获得承认的优势,在路局内部获得了承认,打出了“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铁路总部”的旗号,事后才来我的组织部挂钩。自然,这种挂钩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手续,我们知道了有这么一个自己成长起来的自称是我们下属的组织,并且也愿意受我们的领导,这就成了。本来我们应该发给他们公章的,但是他们通过路局自行解决了。)3 k& u, H$ x. _; q3 D: h
瘫痪的是铁路港口,所以我打算去两个地方,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港务局,我先去了铁路局。(我一到铁路局就被那里的事务缠住身,再也无法去港务局了,我就委派杨浦分部的顾华前去,结果我用人不当,委派的人能力太差,一点名堂也没有搞出来,连一般的情况也说不清楚,港务局那一头我只得放弃了。)
+ g, `) E# j8 Z2 r- H 事先我用电话告知铁路总部我到达的时间,我在民德路“红房子”――铁路员工对上海铁路分局的办公大楼的称呼――找到了他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在赤卫队失败后,上海始发的二十六对客车已经停驶,形势非常严峻。但是,我刚把我的来意和设想同总部的人们谈了,工作刚开了个头,第二天,工总司却在铁路局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由工总司的谢鹏飞指挥,我们的铁路红色工人总部被排除在外。
; x3 ^$ c) ^8 ]/ U- U& R: O; e& Y 于是,我同工总司,同谢鹏飞在铁路系统的角逐从此开始。5 k I/ i/ F0 x- k( N
在铁路上,临时工的地位低下的情况要比其它行业更严重。工总司的造反队之所以居于正统地位,是以正式职工为基础的,这些职工工作多年,情况熟悉,更有不少干部参加进来,尤其在铁路局这个技术性特别强的准军事性质的系统中,临时工只能干最低下的力气活,我的工作范围当然被局限在这个狭小、低等的圈子内。而谢鹏飞的火线指挥部一开始就从上层着手,带有夺权的倾向。我虽然有办实事的思想和行动,但从我自身的思想和条件来说,我没有夺权和掌权的动机。无论怎样比较、分析,我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退缩,为了四十万红色工人,为了挽救组织,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而且,这几十天来,我对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自信,谢鹏飞不可能是我的对手!4 }7 N* D/ n) [4 w e& E
我是一个小人物,平凡的青年,但造反使我拥有了部长的头衔,我的来临,给了铁路局临时工们不小的鼓舞,“组织部长”要在铁路总部蹲点,意味着我对他们特别重视。“蹲点”这一词汇是中国所特有的政治术语,是上级领导要在蹲的“点”上,推行新的工作方式或者贯彻新的意图,创造出新的经验,再来指导全面的工作的意思。对于已经习惯了政治术语的群众来说,我的蹲点,给他们壮了胆,客观上促使了铁路上的“红色工人”积极地活动起来,至少在这些头头中,能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实实在在地做点实事。我把我的思想在他们总部的头头会议上反复阐明,他们也完全同意和领会了我的意图。我几乎每天要去铁路总部,同铁路总部的头头关系非常融洽,这些头头的年龄都比我大,谨小慎微,缺少造反头头应有的胆识和魄力,在铁路的准军事环境下,他们的自卑感太强,处处缩手缩脚。不过列车段的红工头头吴国祥,却是出类拨萃的人物,此人身体虽很病弱,但能言善辩,有胆有识。他率领他的“娘子军”们参加了一月五日人民广场的大会,大会的磅礴气势鼓起了他们的勇气和胆识,列车段的红色工人在他的领导下,勇敢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日六日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 P2 E- M: V- k: K. v9 _
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 I2 S& V3 k5 J2 O( \ M( G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赤卫队在上海覆灭,部分赤卫队员随着他们的头头步行北上“告状”,上海的铁路调度人员大多离沪随赤卫队北上。因此,上海的铁路运输全部瘫痪,在混乱状态中挣扎的全国铁路系统雪上加霜。一九六七年元旦过后,大刮经济风的上海铁路处在更为严重的境地,上海站始发的二十六列客运列车全部停驶,大量旅客滞留在车站。列车段“红工”头头吴国祥大胆地组织了一支由临时工(即我们“红色工人”)担当的客运列车。, s8 v- J/ o0 @9 g6 ~
吴国祥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他选择了最有影响的京沪14次特快列车为突破点,那时全国的铁路交通几近中断,以上海开往首都北京的14次特快来震动全国铁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举动必能直接受到中央的注意。
2 x0 e9 R) h8 l5 c 首列“红色列车”发出后,成了铁路“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它向社会表明,只有我们红色工人是在“抓革命、促生产”,为全面恢复铁路运输作出贡献。但这样的壮举,这样的胆识,必然遭到世俗偏见的阻挠。
5 H9 l. n, V6 p6 x) r! G 这个阻力还真不小。当时铁路的经济风刮得非常历害,正式职工不愿出车,而14次特快的餐车上全是固定工,他们以耻于同临时工一齐出车为借口拒不上车。至为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车长。因为这一技术性强的重要岗位从不安排临时工来担当。我们都是一些工龄不长的女列车员,无法胜任车长职务。吴国祥就在众多的车长中,选择了一位好说话的张姓车长,请他担任这次红色列车的车长。吴真是一个有头脑、口才又极佳的青年,在他的鼓动下,这位车长同意随车出发。
+ Y6 `* d; @! Z 但是我们这位吴国祥头头并不到此为止,他创造了一个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车长制:任命一位女列车员金月雯为正车长,职责是去抓政治工作,张车长为副车长,去抓业务。政治统帅业务么!这在当时是谁也不敢批驳的。实质上吴国祥以突出政治为名,突出了红色工人的地位,这是吴的聪明之处。
' o' O. N! R2 m; `0 U5 q5 B8 A 餐车还是挂不上,吴国祥无法动员好多的正式工上餐车,那一千多旅客吃什么呢?铁路总部火急向我汇报要求解决,这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杨福海想出用面包来代替餐车。对呀!这可是一条绝好的主意,又省事又省力。我马上批条子,派出总部的大卡车去泰康食品厂装了一卡车的面包和饼干火速送到列车段。1 }$ X/ H B9 l, w
这一车面包是由纠察大队的几个人押送去的,我们这些纠察队员在外面总喜欢借总部的名义夸耀自己。那好得很,这列整装待发的红色列车缺少的就是男子汉的勇气和胆量。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姓蔡的大男人被娘子军列车员们扣下,要他随车一起出发上北京,这位“总部要员”在“娘子军”们的簇拥下上了14次列车。: a( t. m) Z2 L7 ]7 p8 ^
冲破重重阻力的红色列车终于满载旅客,开出了上海,驶上了艰难的进京之路。
/ L4 D ]& P% }4 C) R" p 列车艰难地行进- a9 E- v/ ?! R* u
在沪宁线上还比较顺利,渡江后,开始遇到麻烦。
* C! T2 b% `9 s$ ` 列车严重超载。
' }9 }' a' i, x( {' V5 h8 i 这不算什么,最严重的是常常被迫停下,停下后,车站又迟迟不发开车信号,时间久了,旅客骚动,谁也不想在这拥挤不堪的车厢中遭罪,旅客找列车员、找车长,两位车长又能怎样呢?当然要找我们这位总部来的姓蔡的“要员”想想办法喽!娘子军们把他推向了旅客。他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路可走:带领一些旅客到站上找站长,讲不通怎么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现场批斗站长,促令发车!这一招还真行,列车终于向北爬行了。
* b2 Q* R) r( f4 y: v# Z 然而这一招并非处处管用,在一个站上,列车又被迫停下,蔡重演故技,带着人去找站长,结果被当地的“革命群众”用麻袋往蔡的头上一套,饱尝了一顿冷拳,幸亏旅客中的勇敢者,仗着人多势众,又把他抢救出来,人们簇拥着鼻青脸肿的他,再去找车站上的当权派时,已经找不到一个主事的人,只得用电话向铁道部求救,几番折腾,列车又开始爬行。“红色列车”就这样艰难地向北京靠近。' ~3 r: |7 W+ {" z; R* d% w k
全国铁路运输的严重情况,当然引起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在全国处于瘫痪状态的铁路运行图上,却有一列14次列车缓慢地向北京前进,而且这列车不断有电话向铁道部频频告急,这引起了国务院有关方面的注意。) K' R7 k" I; }& ~7 E5 @9 l# y
14次列车一到北京站,国务院就派出了工作人员前来迎接,崭新的轿车停在边上,要有关人员随他们去,说有首长接见,要了解铁路情况。这些女列车员们哪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慌了神,出头露面的事又落到了这位“总部大员”蔡的头上,可是这位心地厚实的老临时工,也被这崭新的几辆轿车和“首长要接见”吓坏了,他看了这气势,连连摇手。可来人又非请他走不可。他权衡再三,事关重大,就说,我们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一个赴京代表团,代表团中有几位常委,要找到他们才一起去。想不到国务院的车队竟陪着他到左家庄去找王继鑫,没有找到,又在北京城转悠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只得把他送回,不了了之。他也就随13次列车折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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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8 _* |+ R: x% m- R: p回上海后,他把这段经历讲给纠察队员们听,遭到了不少人的责难,说他放弃了一次多么好的机会啊!传到我的耳中后,我把他找来,请他详细谈一谈,我极力想了解究竟是谁派人来接他,为什么来接他,来接他的人同他讲了些什么,要他们去见哪位“首长”,可是这位拘谨的蔡什么也讲不清。" t0 ^4 i1 \- N" h+ \: v" {
也许,那天要接见14次列车工作人员的“首长”,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j0 Q j# o; H$ I2 r: O* x
唉!我们又丧失了一次改变自身形象和地位的绝好机会。
0 d" X9 U& w. b& q2 v9 f 但是,我不抱怨这位姓蔡的老工人,他已经额外地承担了列车北上的许许多多任务,历尽了磨难。我只能在心里拚命地埋怨我自己!是我考虑不周到,没有估计到可能出现的最好情况,预先关照他们如何应对,如何争取。我想起诸葛亮能事先推算出后事,交给赵云三个锦囊,在遇到难关时再一个个打开来看,里面有他预先写好的妙计。我为什么不能努力多想几步呢?这虽然是“促生产”的列车,但它担负着改变红工形象的政治使命,为什么我不把能言善语的头头吴国祥派上车呢?这次“红色列车”我们红工虽然胜利了,但是,胜利的果实本来可能更大。这种机会只有一次啊!丢失这次机会,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4 L: J7 ^8 A6 b
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写上这段历史:! o; }1 t' h: W$ `7 D, m( F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元旦后,在全国瘫痪的铁路运行图上,有一列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艰难而顽强地从上海向北京运行,它是我“红色工人”发出的14次特快,是我临时工的光荣!! R3 u/ U6 O1 i- T, [! ^
然而,“胜利者”写的历史,不是这样写的。那个张姓车长他因这次偶然的因素当了“红色列车”车长,被王洪文们选送为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在上海的报刊上大大红了一阵,为王洪文们掩去了大刮经济风的真实历史,王洪文们反而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先知先觉的英雄。2 w+ N: h E7 a0 @; ^
自14次红色列车到达北京后,吴国祥接又连组织了几次以红色工人组成的列车开出上海。在国务院周总理的干预下,铁路运输开始逐渐恢复。但是(又是但是!)上海站秩序刚有点恢复,吴国祥的权力就被工总司谢鹏飞的火线指挥部收去。我们再度处于无权的从属地位。那个病弱的吴国祥,最终在谢鹏飞之流的迫害下,被辞退回家,抹去了他的存在。1 ~2 B% U3 F; a3 i
今天,我郑重地为红工,为吴国祥,为“红色列车”上的女列车员――我们红工的娘子军,写上这两节光荣的历史。
- ?2 i& K2 N- _& @ 我们成了弃儿7 u( Y9 O. ^+ D/ j
“紧急通告”这颗“原子弹”的爆炸,敲响了我们组织的丧钟,红工司像一叶扁舟在内外交困的风雨中挣扎。虽然一月十日去解放日报社搞出了一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表态文章于十一日见报,但我总认为大势已去,在上海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好不容易发出了“红色列车”,却丢失了与中央首长见面的机会。; }6 t" b( Z3 q- g x, X
在铁路总部,我了解到1月13日铁道部要召开批判吕正操部长的大会,内容是抓革命、促生产,据说有周总理参加。我一听这是一个机会,我们红工司铁路总部如果以14次红色列车为资本,进入大会去,能见到总理就好了。再以此为契机,得到中央的肯定,就能在上海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来站住脚跟,挽回我们在“紧急通告”上所失去的一切。
$ r9 J% |$ J! a! I 铁路上的同志建议我一起去,我心中也想,这是一次机会,再也不能白白放过,只有我自己去,才能搞出一点名堂来,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
' A: u5 ~; R" E/ a 我们商量具体的人选,当然,吴国祥必须去。吴提出带当时的女车长金月雯一起走,这样在汇报情况时,有这样的一个当事人出来讲话,比什么都顶用。时间太紧,如果乘火车走,虽然这时铁路已通,但还是怕中途受阻,不能及时赶到。为确保赶上大会,我们决定三人乘飞机先走一步,铁路总部的同志和我的随行人员乘火车走。
2 w! Q( ]% R8 |' d& r9 u8 q 决定后,我当即去延安中路民航售票处去购12日的飞机票。可惜,去晚了一步,被告知只有一张晚上八点十分的机票了,其它的机票已被工总司购去。我就把那张票买了下来,等明天再来买13日的票吧。
& p; f% T8 q5 U2 T 票虽买来,却使我犯难了,一张票,让谁先走呢?7 _0 K* Z$ b$ @, }; C
晚上我同殷、费碰头。我们的心情沉重,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还能说些什么呢?只有费敏璋还在唠叨那天在锦江九楼签署紧急通告的经过,好像他的表白可以洗刷掉他的罪过。好吧!就算我们两人相信了,能对四十万红工谢罪么?/ T( i+ K7 i; ]' P
闷得实在憋不住了,我打断了他那梦呓般的噜苏,把我在铁路上的情况简单谈了一下,说出了我的打算,我决意亲自去北京,要把这根救命稻草抓住。殷庆宝听完我的话,半天不出声,只是拼命抽烟。我想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取得他们的同意,我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我就对他们说:“今天我已去购了机票,不想工总司也得到消息,派人参加这个大会,把机票全买去了,只剩了一张,我把这一张买来了。我们红工司不去,又会落在工总司后面。我反复想过了,我们一定要去,在上海已经没有我们的出路了。再说王继鑫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在干什么呢?我也要去看看。”# Z% q9 D' ]" x
想不到,费敏璋却提出把那张机票给他,他要去北京。3 s; d# f6 @$ K- j6 o D! D$ ?% q
我问:“你去干什么?”我心想:你对铁路情况一点不熟,现在谁去我都不放心,尤其是你能干什么?什么事都坏在你的手上。我去的理由是那样充分,而你以什么理由,什么资本去呢?
! X* @# E! B8 r6 T4 t 他竟然说,他曾写过一本作品,寄给了中央文革,他要去查询,通过查询,他可同中央文革接触,再把我们红工的情况向中央文革汇报。
0 q, \- F( l1 @6 ^: J; D4 E 我听了这天方夜谭式的理由不由得说:“你那是什么大作品啊!竟然认为中央文革会来接待你!你去北京充其量只能到文革接待站,那能有什么用?不要做梦了。”
& s0 B1 ~* N$ x. m4 K3 j 呆子对我的嘲讽毫不介意,苦苦求我把机票给他,近乎哀求的声音令人讨厌而又心烦。大概是这两天他的日子实在不好过,想去北京避避风头,逃避外界和内部的责难,否则他的日子怎么挨过去?, z; D/ r; K) `6 w* X. @$ {' `6 R5 x% ?
他见我不肯把机票给他,又哀求殷庆宝。殷庆宝连抽几根烟,沉思良久,说:“好!你们都走吧!剩我一人来支撑这残局吧!我祝你们都能成功!”声气中大有伤感的味道。看来,他们两人私交甚好,他是存心放他,让他逃过这要命的难关。或许他对费的梦话还存一线希望。
) e. L5 Q: l3 c& G 既然殷这样说,我就把机票给了他,反正一张票对我来说也没有用。
4 t- O$ |) }: N6 Z0 N" ~ (费在12日夜逃也似地飞离上海,之后音讯全无,我们后到北京的人谁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他悄无声息地飞走,不知过了几天,又悄无声息地回来,没有向任何人谈起他的北京之行。)
- G6 z. L' g. H0 |8 N# r; k 殷又接着抽起他的飞马香烟来,吸了几口后,郑重地对我说:“我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不管办得成办不成,快去快回,办出点名堂最好,办不出名堂也赶快回来,总之快去快回,我一个人撑不起!”稍停他又说:“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到,王继鑫去北京已经一个月了,不晓得在搞点啥?你到北京后不管情况怎样,也要找到王继鑫,一起回上海来,就这件事,你一定要做到。”我说:“你放心,我这次去北京,不管怎样,一定尽快赶回来,我会去找王继鑫的,把他们撤回来算了。”4 r+ x! i4 R3 C$ ~ T
十二日全上海的马路上贴满了大红字印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来的贺电,一看到赫然在目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开头语就令我黯然神伤,一种失落感,一种我们已经被这个狂热的世界所抛弃的失落感揪着我的心,我们成了弃儿。
`: O. f% ~6 C, i/ Y# w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F% F6 n% | Z+ h4 R$ Z6 ?4 C
贺电对工总司的肯定,用词之高无以复加。上海的造反派扬眉吐气,兴高采烈,不时有锣鼓声传来。对我们来说,这兴高采烈的锣鼓声实在让人受不了,我匆忙地奔向民航售票处,我要飞北京,去捞“救命稻草”。
- c" O8 |: Y% n1 J& E 十三日下午一点二十分,我、吴国祥、金月雯飞离上海。我的随从们在十三日早上就先我们乘14次特快出发。. i9 j7 I) {' w4 U" ]: Q' P
我的随从大约有近十个人,其中有邮电总队的头头李林义,他向我建议把他使用的轿车一起带走,这样到北京后可以方便许多,说北京的交通不像上海那样方便,又说了不少别的好处,被我断然拒绝。我这人不愿太张扬,免得日后被人指责,还是谨慎点好。他被我挥手推到边上,只得不作声。毛胡子老陆又向我进言要带摩托车走,他的理由也是交通不便,可以为我争取时间。我想想还是不带好,他见我不同意,编了不少理由来说服人,我想带上摩托车走,影响不太大,这不同于轿车,坐摩托车不是享受,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带就带吧!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得寸进尺又提出把一辆永久两用车和一辆苏联制造的两用车(现今称助动车)带走,我挥挥手:“带吧!”把他们全打发走了。
! F4 a) `# P2 D7 r# G 在我组织这次北京之行的准备工作时,我要厂里的丁胜成为我去总务科借了好几件工作棉袄供大家御寒,这几天正是三九严寒,北方的冬天要比南方冷得多。说来也可怜,上海造反派的头面人物风行一件棉军大衣,而我无此能耐,现在要去北方,只得向厂里借了。我们印染厂的工作服是用印布车上的衬布做的,反复使用后被涂上了各种颜色的染料,用得不能再用了就废物利用做工作服和棉短大衣的面料,看上去像外国军人穿的迷彩服,难看死了。
) f4 q% [- v; Y: c/ y. y: c2 `; e1 t 我同吴国祥约好,在延安中路民航售票处一起乘班车去机场。我不喜摆场面用轿车,平时我的行动靠毛胡子的摩托车,现在他先走了,我也没有要小车送我。我们上了民航的交通班车,刚要开时,我的姐姐赶来,为我送来毛衣等御寒衣物,一股浓浓的温情流向心田(亏得这件毛衣为我抵御了北京零下十度的严寒),我匆匆挥手与她告别,连话也没说几句,车就开了。
: T& O. J: y9 }, u$ y; b# Y 当心谢鹏飞的人?5 w7 ?5 s2 f9 S5 O1 h$ \* z
班车很快进入虹桥机场。六十年代的候机室,空荡寂静,寥寥无几的旅客在静静地等候上机。封闭的中国,封闭的上海,又是动乱的文革,中国的老百姓乘飞机,犹如《天方夜谭》中乘上有魔法的飞毯。我乘飞机上北京,成了厂里的新闻,成了日后数年中朋友把我介绍给初次见面朋友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乘过飞机”,用来作夸耀性的开场白。' F# M9 [' u) H* r
我们三人在静默中等候。女同胞金月雯努力使自己稳定下来,尽管做了这样努力,还是寸步不离地紧紧跟随着我们,紧贴着吴国祥的身背,似乎只有这样才不会被丢下。而作为男子汉的我俩,何尝不是小心翼翼,生怕多走动一步,犯了什么规矩。
X( o" ^+ H# N8 i4 T 时间过得好慢,一下从忙乱中安静下来,思绪跌落到空虚、失落、飘渺之中,我对这次北京之行实在不敢细细思量。我们没有后台,没有高层的信息,我们能在北京得到点什么呢?我们已经是文革的弃儿。2 l% p2 d" \9 a9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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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闷空气,我同吴国祥交谈起来,他充满信心地说到北京后,如何找人,如何把14次列车的事向上汇报,他是那样的善谈,可惜这时的我一点也没有听的兴致,失落和悲观越来越浓。我烦燥地走向宽大的玻璃窗,望着停在跑道上的银色客机。这是我第一次来机场乘飞机,但此时此刻唤不起一丝一毫新鲜感,心烦意乱。/ V9 U; s2 D, e9 E& N# N; ?! _+ ^" r3 F
有人招呼登机了,旅客开始向飞机前走去,我们三人排在末尾,准备登机。突然广播中响起了:“请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部长去机场大门,有人找你。”我听了一惊,发生了什么事?
/ [$ x! `' V1 ^7 v& ~" f 我焦急地对吴说:“你们两个先上飞机吧!”吴听了欲言又止,我又补上一句:“万一我走不成,去北京的事就靠你了,明天同我们的人会合后,你们商量着办吧!我会在铁路总部等你的电话。”% k5 M$ ~& P7 T2 L5 S
我回头就奔跑起来,时间不多了,去机场门口要走好长好长的路,再返回登机,时间是绝对不够用的,我一下放慢脚步,心想去还是不去。正在这时,我们总部的一辆济南产的轻骑二用车驶到了我的面前,来人要我赶快骑上他的车,告诉我殷庆宝在大门口等我。. v. Y; V F& q/ Z/ K* g
原来殷庆宝在机场门口被守卫机场的荷枪解放军战士拦了下来,不准进入机场,经交涉,警卫就打电话,用广播召我,再经交涉,他们放一人骑车来接我。车很快在门口刹住,殷庆宝带着一行人和一辆小车在门口等着我,我心急火燎地问:“出了什么事?”
$ L+ z x2 c. b o3 l 殷庆宝笑着说:“没有什么事,我是专门来为你送行的。”我松了一口气。殷接着说:“我在总部没有等到你,听说你是坐班车走的,所以我就赶了来,路上出了点事,耽搁了时间,所以来晚了。”
: j T" I# e C2 J+ e 我忙问:“出了什么事?”殷又笑笑说:“小事一桩,没有时间谈了,”他抬手看看手表,“没有几分钟了,你快走吧!我只有一句话:找到王继鑫,快去快回。”" a' V. L5 }+ `; t
我转身跨上二用车要走,他又说:“还有一句:当心谢鹏飞的人。”车很快就驱动跑开了。
* l" N3 L) Q( W: ? 谢鹏飞?与我什么相干?我没有当回事,随即忘掉了这句话。车瞬间就停在飞机旁,我急忙掏出我的机票,匆匆登机,进舱一看,旅客已全部就坐。* l! w2 {- ]- T+ O+ b
我不想坐前舱3 a) W% U2 z$ x/ ~3 r/ Z+ e
我的座位在前舱,他们两人在后舱,一开始不明白售票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其实道理是简单的:因为那时买飞机票要单位介绍信和工作证,售票见我是红工司常委组织部长,就理所当然地把我安排到前舱了。在官本位的中国,处处体现了这种封建等级意识。
7 t' w" l/ M6 T! ]. j 我穿过中舱来到前舱,前舱要比中舱小得多,里面坐着几位外国人,中间剩着我的一只空座位,我看看我身上的“迷彩服”,自惭形秽,再说我不知道这些外国人的身份和国籍,我想不必去挤身前舱吧!别惹出点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为好。(事后从服务员口中知道,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从文革开始到现在的半年多,中国在国际上处于绝对的孤立,与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交往。苏联是“苏修”,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只有和“明灯”关系最好,《地拉那――北京》高唱了好几年)4 G" R4 o; [1 j: p
我向后舱走去,后舱实际就是中舱座位的最后一排,再后面就是厕所和服务员的工作室,幸好在吴国祥的座位旁还留有一只空位,我们三人正好坐在一起。
6 L/ k6 K5 e z) J 服务员(那时不称空中小姐或空姐,小姐的称呼已经抛弃了十七年,――这是资产阶级地主剥削阶级的称谓)看了我的票后,要我到前面去,我说:“我就在这里吧!我不用去前面。”她――年青貌美的服务员的眼神有点不解:放着前舱的好位置不去,在这厕所旁坐?我领会她的眼神,我指着吴、金说:“我们是一起的。”她大概发觉我们三人穿的工作衣是一样的,便点点头同意了,走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似乎在想怎么有这么难看的花棉衣。
" q1 ?8 g0 | o0 p2 m& q 经过这么一折腾,我情绪好多了,便告诉吴国祥没有什么事,殷庆宝只是前来送行。我这时我才对这次同行的金月雯看了几眼,这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妇女,身材娇小,穿上宽大的工作棉大衣,显得更为娇小玲珑,一张白里透红秀气的脸,羞涩地低着头,一路上几乎没有讲过多余的话,即使开口也是轻声慢语,我怀疑像这样的弱女子,能在拥挤的车厢里干列车员的活吗?更不要说当车长了。列车员应该是泼辣能干的,每当列车要停靠前方车站时,应该扯开嗓门大叫某某站到了,真难想像,她是如何应付那趟进京列车的。看来大风大浪的确能锻炼人,对人的才干进行评判,更不能单凭外貌,面前的金月雯就是这样,柔弱秀丽的外貌隐藏了她内在的聪明能干。. q7 V& W2 {! Z- K! }
飞机上的服务员开始忙碌起来,手中托着盘子,为旅客送口香糖,以前听人说过,口香糖是一定要嚼的,否则飞机升空时耳朵很难受,我记住了这点,很快剥去包装纸填进口中大嚼起来。
, s# F& ~2 y/ n 飞机的轰鸣声传入耳膜,在跑道上越来越快,昂头升空,当我想到要看看地面时,圆形的舷窗里已经看不到地面了,我懊恼地想,算了,待到北京时再看地面是什么样吧!4 O7 ~' R0 Z) X
过一会服务员又用托盘送来了鲜桔水,有热的有冷的,服务员先问我要冷的还是热的,我就手指吴和金示意先给他们,可是吴摇了摇手,金和我也就不要了。这时我发觉吴的面色非常难看,灰中带青,呼吸急促,我问他怎么啦,他艰难地说:“我生过肺结核,开过刀,现在觉得难过得很。”他睁开眼对我看了一眼又说:“不要紧的,你放心好了。”大约过了十来分钟,他的脸色好转一点,呼吸也平稳些了。他说比刚才好得多了,但还是紧闭双眼,好像睡着了似的,让人多少放心了些。
" e% c% ^" ?$ | 两位服务员――年轻的妙龄女郎,在收拾完毕后,宣布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她们身穿合身的浅灰色制服(像文革中海军的制服颜色),腰束一根军人的武装带,一头齐耳短发。这身打扮,说是空姐倒不如说是一名军人。灰色的制服,掩不住青春的朝气和苗条的身材,飒爽英姿的她们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挥动,有节奏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她们边舞边唱毛主席语录歌,嗓音清丽好听,简单的舞蹈动作婀娜多姿,透着一股轻柔。最后一个歌是《地拉那――北京》说是为在坐的阿尔巴尼亚外宾演唱,这使机舱内的气氛热了起来,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都和着节拍拍手,直到唱完这支歌。( L- m' M6 Y x# u, F: c
手拍得最响的旅客是在中舱前部的一群人,从这些人的举止动作来看是工人,我猜想他们必是工总司的人了。难道昨天他们的人没有全走掉,今天同机的人也是他们吗?我想起了刚才殷庆宝要我当心谢鹏飞的人,难道他们是谢的人?要我当心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的脑袋像一罐浆糊、头沉得很,头顶上的舱壁上一个个白色的喷气孔,丝丝地喷出缕缕暖气,透过圆形的舷窗,可以看到半只机翼和机翼上飞速旋转的一只螺旋浆,发出沉闷的轰鸣,睡眠严重不足的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0 S5 k1 p4 E6 g& T; w; P( f
当我醒来,服务员又在微笑着问我要热的还是冷的,我要了一杯热鲜桔水,几口就喝了下去,味道好极了,真想再喝一杯,想想这大概是配给的吧,又不好意思开口了。那时上海的寻常百姓是不会买饮料喝的,对乘飞机时无偿送来的饮料感到挺稀罕,哪像现在喝饮料像喝白开水那样随意。服务员收去空杯子,又送上了口香糖,说北京到了。
! B% J3 S @; L4 r. p5 O8 o! X 什么?北京到了?我才打了一个瞌睡呀!我刚把糖送入口中,飞机已开始下降,耳膜感受到一阵压力,就像从江湾游泳池的高台跳板上跳下,直插水底时,水压使耳膜胀得难受,只是飞机下降时间长得多,也难受得多。我再一看吴国祥也是双眼紧闭一脸难受的样子。他极力想控制自己,好让我们放心一些,可是力不从心的他,脸色是那样灰白,呼吸急促,头仰靠在椅背,用微摇着手来回答我们关切,好像连说话也会增加他的痛苦。幸好,圆窗外掠过机场的建筑物,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
& O, m c u' A# o& F9 r4 F 谢鹏飞和我都错误估计对方
7 T: T" y2 W& u. s' l- l/ X1 }" { 我们三人在后舱,理所当然的是在最后下机了,我们随着人流向候机楼走去,吴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常态,我们三人只得慢慢地拖在后面,与大家逐渐拉开了距离。待人们走进候机楼,楼的另一面有机场接客人的大客车驶来,人们陆续上车开走了,随即第二辆也来了,工总司的人全上去了,我们三人在离车十多公尺的地方被人客气地拦了下来,请我们坐一会,说等一会有车送我们。" ~+ b/ M& q* C" q
我说:“我们急着要到铁道部去开会。”那人说:“对!会有专车送你们去。”' o+ e# b* y; K E9 y; H
我有点疑惑不解,问:“送铁道部吗?”那人还是说:“对!会有专车送你们。”我不放心地问:“要等多少时间?”那人答:“马上有车来了。”
0 m j8 T" U* R$ D% _. ~ 我虽然有些疑惑,但听到有专车送,一时就相信了,我不了解北京的地理和情况,被懵住了,眼看着同机的人全开走了。
( B" O' K1 L M/ p9 o 嗨,这一等呀,可就完了!车迟迟不见到来,大约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吧!那拦我们的人早已不见踪影,在偌大的候机大厅去找谁啊!凡看到穿灰色民航制服的人我就问,但得到的回答是:等一等!会有车的。到了这时,急有什么用呢。吴国祥昏昏然地坐着,他还没有恢复常态,倒也不急。我焦急地在大厅中走来走去。
7 E3 n' U2 V3 a: H7 Z. m/ Q* ~2 Y 在大厅的一侧,有几只玻璃柜台,我想那里是售货的柜台吧!本不想买什么东西,但肚子早饿了,去看看有什么面包之类的食品吧!但柜台里没有什么商品,只是香烟、毛巾、香皂几种日用品。4 V% R% u" K: i
我突然眼睛一亮,在一只玻璃柜台中,陈列着一排精致的毛主席像章,要比外面流行的稍微大些,制作也精细得多,六七年的一月,毛主席的像章在中国大地风行还不很久。在随后的一、二年里,像章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精细,品种也越来越多,数量更是惊人。在玻璃柜中的毛主席像章的下面有一行字:凭机票,每人可请宝像一枚。我大喜过望,马上招呼他们,把我们三人的机票递上:“请”了三枚宝像,我们每人一枚,马上别在胸前,那股高兴劲儿扫除了焦急的心情,时间也好像过得快起来,总算有人来通知,送我们的车来了。
7 u v0 N- c& c 车行驶在去市区的公路上,两边的田野不见一点绿色。黄土,望不见尽头的黄土,北方的冬天就是冷。
# M) X5 a' M' f! E& W3 x 进入市区后,不多时车就停下了,下车一看也如上海一样是民航售票处,向行人一打听,铁道部离这远着呢!我恍然大悟,我们被人愚弄了!殷庆宝要我当心谢鹏飞,是不是谢鹏飞的人在捣鬼,把我们拦下了?不管怎样,我们被耽误了近两个小时。% U5 t% a8 X* m" I/ v @
我这个怀疑不是空穴来风。这个“耽误”可以和殷庆宝在为我送行路上的“出了点事”联系起来。: y8 Z1 B9 e% W
我从北京回来后,他告诉我那天送我的路上发生的事:他带着人,坐上一辆经改装的吉普车(座位比轿车多),前往机场,在虹桥路上,遭到一辆轿车的跟踪和拦截,那辆轿车在路上不断制造麻烦,企图迫使殷的车子停下来。殷急于赶到机场,不予理会。轿车见殷的座车不停,竟用车来相撞,殷的车子只好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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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执中,殷倚仗人多势众,搞清了对方的面目。原来谢鹏飞得到了我们三人进京的情报后,他为了不让我们在铁道部的会议上把红色列车的真象公诸于众,不惜用这种卑劣的特务行径来阻拦。6 M+ i% K: |) G" J+ }
谢鹏飞必定认为我这头头是会乘小车走的,所以他亲自带人坐一辆轿车,预先在我们总部附近盯上了殷的车子,一路追逐,拦截,撞车,终于拦下了我们总部的改装吉普,没想到车上坐的不是我,而是送行的殷庆宝,他想不到我这“部长”竟是乘售票处的班车到机场去。' Q s% i6 V" X+ N
殷人多势众,谢“光棍不吃眼前亏”,居然答应殷的要求,落笔写下他承认违反交通规则,向红工司道歉,并签下谢鹏飞的名,我看了这张字条,哈哈一笑。
3 ]+ ~$ Z! D0 b" H/ ^! \3 `( Q8 f$ C 笑过之后,我突然想,在上海谢没有得逞,但在北京我不是轻易地上当了吗?我本来想,双方都是工人造反组织,还不至于加害于我吧!结果上了当。谢和我都失策一次,都错误地估计了对方。1 L6 N% S. E) y1 x; H4 q+ K `. \$ ]5 v
这很像中国与南越在西沙的海战中,我方以为对方的指挥舰必定在前,对方以为我方的指挥艇必然在后,于是开火的首发炮弹互相都没有命中对方的指挥舰艇。一个是以君子之心度了小人之腹,一个是用小人之腹度了君子之心。
3 E4 e4 E" r, c, V6 H0 K 唉!我这人那,一生以诚待人,诚得迂腐,面对奸诈和不择手段的小人,显得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年青时这样,中年步入老年也是这样,面对社会,无能为力,只好躲进蜗居,面对妻儿成一统。# v& ^! _( a e" d/ j1 u/ K) W; K
没赶上铁道部的会: @& ]& M" Z" p! L7 m
我们在民航售票处下车后,想赶乘公交车去铁道部,连问了几个人都说,北京的公共交通已经全部停驶,今天没有车可乘,你们只有步行。: M3 {; G6 ?, O; V" j
天啊!路还远着呢,今天下午的这个会是绝对赶不上了,到这时我算死了这条心了。但我们还是不断地问着路,向铁道部走去。 K4 _6 r2 r, u8 n' y8 p/ K
大白天,没有公交车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走着走着,发现北京的商店门面全被大红颜色的油漆所覆盖,走了一程又一程,街道的两旁全是红色,一律的红色,无一例外。这些油漆是新近在同一时期刷上去的,亮得耀眼。在这红海洋中漫步,我们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革命热浪,在红色的海洋中,金色和白色的毛主席语录和政治口号是那样醒目,顿时使我们热血沸腾,不由概叹,倒底是伟大领袖所在的首都,政治空气是那样的浓烈。我们三人兴奋地走着,东张西望,交谈着各自的感受。8 t5 R" c! N5 \ g
在一条路口,看到有群人在围着看一张传单,我也凑上前去看,是一张红卫兵刚贴上的传单,内容竟然是反对北京城内搞的这种“红海洋”,传单把这奇异的“红海洋”斥指为极左思潮,掩盖了阶级斗争,难道只要把门面刷成红色,就成了革命派?反革命也可以把自己刷成红色,因此这些红卫兵呼吁停止这种形左实右的做法。我一看对啊!说得有理,透过现象,把事物的本质揭示出来。倒底是北京红卫兵,敢说敢讲。刚才的亢奋一下冷静下来。
* c" Q% B7 x @4 v 我们三人继续走着,脚步越来越沉重,人走乏了,肚子也饿了,买了几只面包啃,无心去观赏北京的“红海洋”了,“红海洋”与我们无关。
5 H# F6 k0 _/ f; j6 T4 j9 h 待我们赶到铁道部时,夕阳西下,已近傍晚了,只见有两卡车的人高唱着语录歌开进铁道部大院,纷纷跳下车。我们上前向他们一打听,他们说,铁道部的大会已经散了,他们就是从会场回来的。
3 R3 N' n0 j: a3 Q% @- P) z' s 完了!为了赶这个会才乘飞机,可还是没赶上!
1 i5 w: V0 c9 n R 不去管它了,先找人安排吃的和睡的地方吧!8 i3 U" f! X. o4 \' Y+ ?! E5 u
吴国祥很快找到了我们上海铁路总部的一位同志(这人我也认识),他先安排我们在食堂吃了晚饭,随后吴和金去了乘务员宿舍,我被安排在中央调度室的一间办公室里。& J, I1 a4 y. y- u& {# e3 K
总部被砸
$ ]5 k! d& |- U7 y2 t+ V 偌大一间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在办公桌上为我铺就一床被褥。我实在太困了,很快就入睡。半夜,枕边的电话骤然响起铃声,我一惊而醒,拿起电话,听筒传来总机接线员的声音:“请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部长听电话。”我说:“我就是。”
, R5 b$ y9 m5 z) F4 k, y “那好,上海你们的总部找你,请你通话。”
: Q1 u( [0 F+ y# H' h 话筒里传来了殷庆宝急促的声音:“是你吗?我告诉你,今天总部被砸了,你马上回上海来。”! d" {8 @) T, N. |3 {& |# C% Z
“什么?总部被砸?”这消息太突然了!转而一想,这也是必然的,费敏璋拆烂污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连累群众感受到压力和委屈,情绪落入低潮,而反对派早就在蠢蠢欲动,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当然会抓住费敏璋的辫子,运动一些群众,乘我离开上海之机当夜发动了这次砸总部的行动。好啊!这批反对派!我恨得牙痒痒的。( ^* [3 P, c. \0 ^% ?& v8 y
我问:“殷庆宝,是谁领的头?”
4 c* t' e' ~4 ? “南市分部,蒋端根、林新中他们带人来砸的。”
2 e( J3 a' S/ s5 y! M 哼!这恰恰是你殷庆宝拆下的烂污,是他不能容人,开除了他们,造成了这种后果,我怒火中烧,睡意顿消。( s7 p/ n# Y' ]( T+ i
殷急促地说:“你马上回上海吧!乘飞机回来,明天就回来。”
, ~( o6 k7 T/ _/ m/ I: n( n 明天回上海?已经半夜了,明天就是今天!我想了想,我总不能就这样回上海呀!我说:“我不能就这样马上回上海,我总要在北京搞出点名堂来。”我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1 r+ g- M# z& F% Y2 i3 K
“不!马上回上海,乘飞机回来,北京的事不要去管了,家里的事要紧。”他态度很坚决。也难怪,上海就他一人在支撑,他一定自感撑不了这个场面,才深夜打来长途找我。+ \! N/ A3 I& v8 b
我问:“总部现在怎样了?你现在哪里打电话?”他告诉我,总部被他们抢去了一些财物和自行车,一辆改装吉普车等等,现在这些人已经离开总部,他是在总部打的电话。我一听放心不少,殷还能在总部打电话,说明这些人还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是抢了一些东西就走,并没有占领总部,没有宣布接管总部的权力,另组总部领导班子,他们还成不了气候。想到这里,我劝他不必惊慌失措,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请他安心等我,我说:“我一定尽快回上海,就在这两三天好吗?至少我要把王继鑫找到,把他们一起拉回上海,平定内乱。”
9 v( b5 u9 s5 Q% k! A0 Z( q$ N. y 话筒里沉默了一会:“好吧!我希望你越早越好。”7 N+ w0 a4 {" H2 u( [
我同情他的处境,我说:“殷庆宝,你再撑几天,我一定尽快回来,放心好了。”6 u6 C" p1 N8 G4 p7 [
我放下电话,重新躺下,可是再也睡不着了。这些乱子都是他们两人种下的祸根,如果我在上海,肯定不会出这种事,反对派们知道我离开上海才敢于下手。
7 `; X. q& A4 @; u; ` 我又想,刚才的电话,远在上海的殷庆宝的电话,居然会接到我的睡处,嘿!做了一个造反的头头,连上海到北京的电话几分钟就接通了。
|: u3 W: H' Y2 c* M; l 事后我才知道,总部被砸后,殷惊惶失措,马上打电话到红工司铁路总部,他们就把殷的电话,通过铁路内部电话线,接到铁道部的总机上。我住在中央调度室办公室,部里一定是知道的,否则半夜时分,总机话务员不会找到我。当时我住进去时,部里有人反对,说这里是中央调度室,是机要部门,全国的铁路就是在这里调度的,不能睡人,经上海去的那位同志说:“他是我们上海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他们就不再吭声,退了出去。所以这个电话就被接了过来。
* e2 c4 q/ f" A! t 去找“全红总”
. v- t6 [+ W/ R+ C* [" x 天一亮,我就起来刷牙洗脸,盘算我今天的行程和打算。上海的总部出了这么大的事,昨天的会又泡汤了,这个铁路上的事交给吴国祥看着办吧!找王继鑫的事,等大老李、毛胡子他们来了再一齐去吧!我一个人先去全国总工会看看,听说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总部”(全红总)就设在总工会,我要去会会这个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的头头。
9 b8 W" t$ v( t0 m6 K 吃早饭时,我把安排告诉吴国祥,他听了很乐意,他说铁道部的事由他来办,他可以去找熟人想想办法,一定搞出点名堂来,不能空着手回去,听他的口气似乎还有些把握。就这样我们各自分手。+ G1 t2 H. x) e$ G! F
今天,北京的公交车正常行驶了,我一路乘车问询转了半天,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7 ], h: m1 g) ]
踏进总工会大楼,大楼内一片狼籍。
& I# ]* M0 u/ { 满地的污泥已经干涸,看来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打扫过,乱糟糟的卫生状况好不吓人。走廊的情况是这样,室内的景象更是吓人,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人,衣冠不整的男男女女,席地或坐或睡,男女同室,稻草碎乱地铺满一室。这些从全国不同角落来的人,像群战争难民,像旧社会走江湖的流浪者,为了保持室内暖气片发出的暖气不外流,窗门紧闭,有的门上垂着棉门帘,当我掀起门帘探头一看,一股臭气扑来,那些或坐或躺着的人,木然地瞪着我,呆滞的眼神看得让人心慌。8 k: s! ]3 X8 ~% L. l; W2 @
怎么啦?这里是地狱?还是革命的圣地?我返身而退,一间间看过去,全是这样的景象。我再向楼上走去,二楼也是这样,三楼稍好些,没有人住在里边了,但原先是办公室的门窗支离破碎,办公桌椅凌乱不堪,冷落、破败的办公室内空无一人。
7 d# H! Q" u% Q" N& ?2 R* P, E 我不想再深入探究下去了,不想在这“中华总工会”去找什么“全红总”了。我回头下楼,走过厕所,一股臭气刺入鼻腔,一股黄色粪水流向门外的走廊,冻成冰粪,而那男女偎依在地板乱草上的情景更让人恶心。3 u) x( v* B) w+ H, r
联想到上海,我们总部内的大队部也有这种情况,原先我以为,只有我们上海总部才有这种丑恶,想不到在首都,在全国总工会,情况更糟。
. A1 q$ l7 B, t$ M; n0 X1 v5 X 原来,革命造反都是这样的?!这算什么革命造反啊?革命是这样的么?这样的革命造反能成什么气候!这样能造出一个新世界来么?以前的革命、井岗山、延安,会是这样的么?决不是!只有自身朝气蓬勃,才能造就崭新的世界。再想想这两个月来我们遭受的挫折,耳闻目睹的事实,昨晚上海总部的被砸――唉!我们自己真是一片乌烟瘴气!我算看透了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B! K3 I% I5 [8 R4 Q' Z5 i
我走出了大门,不由得转过身来,面对在我心目中原是那么神圣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大门,恍然彻悟: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人类的伟大革命,是一批乌合之众以各自的心态,在被动与主动之间演出的一场傀儡戏而已。难怪上海的“老保”们骂我们造反派是社会渣滓。
2 U4 _. M1 h& m8 M 不知怎么的,我的情绪一下跌落到冰窑里,混身瘫软,我觉得太累了,太累了……6 M u4 I ]* @: d# w- `& G' {) Q
疲倦突然袭来,一股莫明的心理占据了我的脑海。
, S- r) _8 C: r' E1 N, i 厌倦!我厌倦这造反的生涯!我要退出这造反者的行列!
0 i5 p2 d D/ J( X 我离开中华总工会,像受了重伤似的一步步向铁道部走去。
Z) |0 i. V3 q+ x9 p; r 回到铁道部,刚在我下塌的办公室坐下,我的随从大老李、毛胡子等人从上海赶来了。他们刚下火车,看上去他们还挺兴奋的,嘻嘻哈哈的拥进来,我正要找人发泄一下我心中的愁闷,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p' j: W, E/ K+ U! T6 S5 ^. Q$ N) P
我把在总工会看到的景象对他们描述了一遍,发泄了一通对革命造反的厌倦心理,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
% n' d" p0 D- W' |% M) D( U 或许我的情绪感染了他们,他们立在我面前,神情凝重,一言不发。
; z1 y \! @$ a 我心中的郁闷全发泄了,人反觉得好受一些,话题转入眼面前的事。我向他们通报昨晚上海发生砸总部的“1·13事件”(因为发生在1月13日,我暂且把它定为1·13事件),他们听了大吃一惊,马上乱糟糟地议论起来。5 C+ s8 r1 ^ h( h {
+ [% H: m' N% o5 `待他们平静下来后,我对他们说:“这事也就这样了,殷庆宝要我今天就回去,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瑞根、林新中这些人反不了天。我总想在北京搞出点名堂来,但是昨天我们又没有赶上那个会,铁路上的事,我让吴国祥去办。我想在北京活动几天,如果没有希望,就立即赶回上海。”他们点头称是。我又说:“我们首先要找到王继鑫他们一伙人,真不知道他们一个月来干了些什么事,找到他们后,一起回上海。”
; v9 w' {2 d4 n. S: [ 寻找王纪鑫3 [$ u( n9 f! z, X; ~
我们正在商议时,上海铁路总部的那位同志和中央调度室的一位同志来找我,向我传达昨天13日大会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简短地谈了几句,话题一转说周总理指示:在中央调度室睡觉的造反派同志撤出去。
4 _5 ^2 c( Z+ B- y. v3 H 喔?周总理指示!我立刻爽快地说:“周总理的指示,坚决照办。再说我们上海又来了那么多人,我马上撤出去。”
5 c. `! \- {' a, _! ~ 大老李马上说:“铁道部不能住,我们去邮电部。”大老李指指自己的邮电制服,对那同志说:“我们几人是邮电职工,我们全部去邮电部。”铁道部的同志高兴地同我握手道别。
, m1 H% a, K+ H$ B 待他走出去,我对我们铁路的同志说:“你对吴国祥说,请他继续为14次列车的事争取机会,我会不断与你们保持联系的。”一面我又拿起电话要通了上海,向铁路总部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但他们对总部的具体情况不甚明白。我有点失望。或许接电话的人听出来了,他说,“你可以通过上海路局的总机转接我们总部殷庆宝,只要把总部电话号码报过去就可以了。”一试果然通了。9 G# \& ]) c8 P. t) T
殷庆宝平静地说:“总部非常太平,今天一天没有什么事发生。”我告诉他:“我要离开铁道部,明天去找王继鑫,以后有什么事,你可打电话给吴国祥,我会同他联系的。”" W+ B% s' w% B6 L
打完电话,我们一伙人去邮电部,邮电部把我们安排到郊区的一所地方去住宿,我们的人分成两批,一批人乘公交车前往,一批人乘座摩托车和两用车走,在这零下十度的严寒中,上海产的适应江南气候的永久两用车显出劣势,踩得浑身冒汗才发动起来,而那辆苏修(苏联)的两用车,适应寒带气候,毫不费劲地一蹬就发动了。我们在冬日夕阳的余辉下,冒着大风向我们的宿营地驶去,我虽躲在毛胡子老陆的身后,尖利的寒风还是把我的没有戴帽子的脑袋吹得发痛,老陆也直喊两个膝盖冷得发痛。到北京航空学院时,我冷得几乎受不了,幸好,我们的住宿地就在附近。- k% n0 I+ D/ ~- P7 F9 J, Z8 o$ f
踏进住宿地,我一看非常满意,大概因为这里已是郊区,住的人不多,里里外外的卫生状况很好,洁白的被子、床单,整齐地摆放着,地上干干净净,完全没有总工会那种令人恶心的景象。我们在食堂心满意足地吃了一顿热饭热菜。他们是坐了一夜火车没有好睡,我也只睡了上半夜,所以大家早早地睡下。我就在这里度过了我北京之行的第二夜。
! u6 W! Y$ ^" c5 W) a+ r 早上醒来,已经是一月十五日了,我们决定还是去左家庄找王继鑫。我们在左家庄寻了个遍,也找不到他们的人,一打听他们全部搬到劳动部去了,我们又赶往劳动部。
, s/ t# C9 h# A" |6 }; Z) n 这是我在北京见到铁道部、邮电部之后所见到的第三个部,也是房屋建筑最差的一个部。
! F6 ^- i$ {5 r& Z* V7 X; y 劳动部的外观像民房,门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的牌子却硕大无比(其实它的牌子并不比其他部的牌子大,而是这块牌子立在这原来是民居的平房旁边,其比例就失调了),看着这一排平房,简直难以相信这里竟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部级机关。踏进大门,里面的房子一排排、一进进全是平房,占地面积很大。' I: K l9 R6 p8 p1 L+ K7 t
我们随便一打听,马上有人指给我们说在那一排屋中,看来上海来的他们影响还不小呢!他们是几十人的代表团,占了好几间屋子。这里也同总工会一样,地下铺着稻草,人们散乱地坐在地铺上交谈着。这里的景象要比总工会清洁得多,至少没有太令人反感的地方。: [8 g9 T4 @- {( o- r' S5 k
我们找到了王的一伙人,相见之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互相打听情况,高兴地叙谈起来。事先我对我的随从们交待,不得把总部被砸的事向大家尤其是下面基层来的人透露,我不想在北京再引出一场骚动来。或许这是我的多虑。; u& C J# u+ k+ {: K
我与大家握手寒喧后,人们把我引向王继鑫住的那一间。# j9 r( v3 B. X" s
在京的常委会
, o, Q. G* I" e" b2 \. ^9 S' O 敲开门,王继鑫和郭文美一见是我,先是一怔,继而以惊讶的神情望着我,半天才招呼我进门,几个基层分部的代表也随着我进来,人们高兴地围着我,打听上海的情况,我就泛泛谈了一些情况。王继鑫以一种怪异的口吻问我:“听说你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一个大会是吗?”我说了一些大概。从他们的言谈来看,他们对上海的情况不甚了了,连三十二个组织发了一个紧急通告的事也不知道,连12日的人民日报也没有看过,这些人真不知在搞啥名堂。- } ]3 E' s4 ~& o3 a; j$ H
我心急,就对王继鑫说:“我们是不是找一个地方,召开在京的常委会吧。”我的话一出口,其他不是常委的都知趣地退了出去,我、王、郭和另几个常委便席地而坐。
+ P% Z* m' b, l5 g) U, q 我首先把前天发生的1·13事件向大家通报,奇怪的是他们听了并没有什么反应,好像在听我讲故事。这里是不是有嫉忌的心理在作怪,抑或有些幸灾乐祸呢?我说不清楚,也不去细想,我转入我这次来京的任务这个话题,把我办实事的设想和铁路的情况,14次列车等向他们汇报了一个大概,又把我们由于费敏璋没有在《紧急通知》上签字造成的巨大困境,内部又在造反,以至发生1·13事件,这种内外交困、几乎使我们红工司陷入绝境的局面告诉他们。
. G6 |* d: N0 c9 O) J% e/ h 我告诉他们费敏璋也在北京,我问他来过吗?他们说根本不知道他来京。我又把费来京的经过向他们通报。
' t2 ^6 ?4 X) l( ]: a 王继鑫嘲笑费敏璋说,如果他去中央文革的接待站,要通宵排队,而且就算轮到接待,也根本不起作用。
) U/ Z# q& p+ F 我说:“现在由于费的错误,造成了我们在上海被动挨打的局面,前天又发生了1·13事件,总部被砸。现在上海实际上只有殷庆宝一人,我来京前他再三要我找到你们,一起回上海。鉴于这么一团糟的局面,我们应当立即回上海,全力应付困难。”
r4 R2 ^3 Z3 ^! C3 A- ?8 S 他们听完了我的话,都不吭声,一时沉默了半天,各自打着算盘,随后几个常委提出不少他们必须留下来的理由。这些混帐王八蛋,他们竟然对《紧急通告》、组织的困境等等面临的一大摊子严重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些政治上的盲人,还在做梦呢!
2 e) m3 V! z8 \2 l0 _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赴京代表团已经在京一个月,我看也不见得有什么名堂能搞出来,在北京已没有什么意义,我和殷庆宝的意见是明确的,全部人员立即撤回上海。”
+ {4 Z8 j( {! K+ { Z9 {* ]% j2 ^8 K 王继鑫和郭文美还算聪明,不明确反对,推说后天中央文革召开一个会,他们要去参加,说他们已经为这个会作好了准备,不能放弃这个机会。0 C7 W0 X& [, ^* j
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会议对我很有诱惑力,我想,是不是能捕捉到一点机会呢?我表示,这会就在眼前,大家一起去参加吧,会后就回上海。但王伟明确反对回上海,他的理由是,王英现在生病不能走,而且他已领了“全红总”的记者证,要参加一个几天后“全红总”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内容是控诉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的血腥罪恶。1 S1 f% ?9 T+ N% m: s) v( M
(“全红总”的这个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确召开了,这些头头被江青的接见和讲话冲昏了头脑,胆大妄为,拿出了血衣什么的进行控诉,向外国记者展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种做法暴露得太过分了。我认为正是这些举动才导致了中央解散“全红总”的“二月通告”的出台,因此这个中外记者招待会恰恰是解散“全红总”的起因。)
+ D8 t1 @! T' S1 m; f9 | 一听王伟要参加有外国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我的政治敏感告诉我:不能参加!这不是引火烧身吗?会惹来麻烦的。我坚决反对!不同意王伟留下来参加记者招待会。0 \2 k8 \1 F+ |$ |: Z1 G
奇怪的是郭文美原来是记者出身,她为什么没有去领记者证?而且在我极力反对时,她不表态,不表示自己的意见?) H7 x# X: [# ]3 j
这个在京的常委会就这样结束了。
5 g, E( f6 @$ M* O0 M) ?# g 赴京代表团干了什么
: r% r, J; t% T+ J- @ e& F 会后,我与其他一些成员接触时,不少人向我反映了四位常委在京的表现,内中一人是南市分部的(这次1·13内乱就是南市分部策划的),这人书生气很重,原是黎伯昂联系、帮助组织的南市分部的头头,后来又有一个分部冒出来,经做工作后合在了一起,但他受到排挤,被推到赴京代表团。因这层原因,他对我比较亲近,我们见面后,把他在北京看不惯的一切详细地向我反映。总之,把大家的反映归纳起来:王伟和王英两人的关系昭然若揭,已成众矢之的,反响强烈;王继鑫和郭文美的关系,是“暧昧”二字,众人略有微词而已。
) y5 `! N, m; F- Y2 ?5 s! @3 M 同大家接触交谈后,我得出如下印象:赴京代表团在北京,大体上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 l9 B- q }
就全国来说,上海是举足轻重的,上海“红工司”的赴京代表团,曾是“全红总”拉拢的对象,他们拉王继鑫和郭文美参加,但因为只是“拉拢”而不“看重”,因而他们两人拒绝参加“全红总”,所以我们上海红工司同全红总没有建立组织关系。对于这点我不反对,觉得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有好。全红总给我的形象太坏了,我一点也不可惜。# J5 g2 T, g* u n' G
在北京期间,王继鑫和郭文美做了这么一件事: ~2 ]3 I$ p; B1 m
1966年12月26日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接见全红总代表,代表们在会上控诉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12月28日上午我接到王继鑫发来的电文:
4 @+ L4 V( o7 p7 I6 ^1 \ 1966年12月26日晚上,陈伯达、江青、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大部同志接见了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负责同志。江青同志讲:要了解现在全国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是什么情况,并已考虑到这是不合理的制度。江青同志在听了代表们的反映后,极为感动并为此气愤得流泪,在座的其他首长听后也极为愤慨。江青同志听了以后吓了一大跳,说:“这不是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包身工一样了吗!江青同志还说,过去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苦了!这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不合理的制度砸烂!她又说:我们跟你们是感情相通的,必是相连的。江青同志讲: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是干革命的,是革命的同志。康生同志也讲:你们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少奇要在工人中间闹分裂,企图使企业变色。在场的代表还向陈伯达、江青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谈到劳动部对代表极为苛刻。江青同志就对劳动部李部长和郗部长讲:你们一定要让代表们吃好、住好,给予开展工作的方便,这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n# B+ B1 W6 |. k4 [
手捧电报,我惊呆了,我们临时工代表竟然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见,我的眼光在“江青同志在听了代表们的反映后,极为感动并为此气愤得流泪”上停留打转,热泪止不住地流下。我确实被感动了,我们老百姓遭受的一切不幸全是下面的官僚在蒙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情况下造成的,你看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不是“听了以后吓了一大跳”吗?我们的造反终于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了,得到了中央文革的理解和支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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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 L3 O" }0 @; g8 y$ L用江青的眼泪平息内乱 m3 B9 I: M8 [; l7 u/ O8 W' `
那天我把电文递给杨福海,让他当众宣读,让大家分享这份每个人应有的喜悦。正当每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时,突然杨浦分部来电话告急:从国棉十七厂(王洪文所在的工厂)来了一红工头头,他组织了人马欲夺取杨浦分部的领导权,分部的头头们在惊慌失措中直接向我求救。我扔下电话心中骂了声:这些无用的草包!随即对正巧在场的虹口分部一名头头布置任务,请他立即回去调动人马。他神气地向我表示,立即调几卡车人直接去杨浦分部。3 E% n5 V' F; _
我略一思索,情况还不至于糟糕到要动用武力,此举只是有备无患,便对他说:“你调好人马在原地待命,不必立即就去,我先去解决,需要时我再用电话调你。”他听罢急匆匆就去调人了。2 s" G9 r( K2 a0 g& c" q0 h" I
我带上毛胡子就走,杨福海关心地说:“多带点人去吧!”我说:“用不着。”
: f0 [, I' N0 v, h) ~: S 我们的车奔向长阳路江浦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杨浦分部所在地。1 h, E; e$ q" n- g0 Y
走进分部的门,只见气氛很紧张,楼下挤着不少人,看来是来夺权的人,有人把我引到楼上。神情紧张的分部头头们见我到来,立刻松了一口气。一个头头小声地问我带了多少人来?
' X% S8 x+ Q6 j3 o5 f5 E6 i 我笑笑,小声反问他:“来夺权的就下面这些人吧!”& r/ k7 y5 K" s. s" R7 M$ Y: m
他点点头,一面指给我看, “就是他带来的,国棉十七厂的。”4 F+ t* h" L( g: m: q( r/ R
这人二十岁出头,肤色微黑,个子不高,操一口纯正的国语,能说会道,他对我这总部组织部长的到来略感吃惊,但很快稳定了情绪,重又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我正要摸清他的底细,就让他说下去吧!
0 _3 s# \3 s' Y( T3 b4 H 他以王洪文这块金字招牌吓唬人,以十七厂引以为荣,以十七厂来压人,贬低分部头头,抬高自己,处处暴露出他的个人野心,赤裸裸提出夺权要求,但他在我这个总部来的头头面前并没有放肆的举动。- h3 S. Z6 F; G: Z( g, b
听到这儿,我明白他没有什么能耐,仅此一点吓唬人的本领,对这么一个小毛孩子我不想多浪费时间,但我也不想用简单粗暴的做法逼得人“跳墙”,能和则和。
6 `* h3 v9 P. I; [2 a 用什么办法来制服他呢?怎样既能清除这种不该有的夺权行动,又能不伤和气呢?
# M+ x6 _$ l; ^6 G) L, W, E 有了!这是一个最简捷的办法。我把刚收到的电文拿出来,当众读了一遍,读毕我把电文交给分部头头,让他们马上抄写一份,向下面传达和刻印传单;然后我开导这个毛头小伙子说:“江青那样支持我们临时工的革命造反,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分成两派,内部夺什么权呢?你要好好想想啊!”, I. w, q; J4 M5 d$ l& h# y* {
这一着果然有效,镇住了他。他爽快得很,当即承认错误,表示愿意在总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不再另拉山头。
/ M2 q& ]" X& P" ?" s 我听了趁热打铁,抓住时机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虹口分部,告诉他们:人马不必来了,立即撤消调动命令。这毛头小伙被我这只没有打出的“拳头”彻底镇住了,对我表示:愿意一切听从我的指挥。我也马上安抚他,既然他口口声声王洪文,我也就顺水推舟,要他与王洪文拉好关系,搞好十七厂的红工工作。我一定会对他委以重任云云。
1 e$ Q* J# f' M 这场风波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平息了,事后,再也听不到这人的消息。哈哈!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会事,你能聚起一群人,拉起一个山头,再强横一点,就能变成发号施令的草头王。如果失去了时机和信心,你就去他妈的蛋!
1 C4 d D) U0 I8 \) [( E' m) y 回忆起12月28日的这场插曲,王继鑫他们在北京的所作所为,除了他们12月28日发回来一纸电文,被我用来平息了一场内乱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8 c$ c0 k5 Q. F& A$ F* ]* Q7 _. ]5 C# x 实际上,王继鑫他们并没有参加12月26日的座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这个会,那是“全红总”一手组织的,岂容他人染指?12月26日晚上的会,他们直到28日晨才发出电文。现在,从电文的措辞和时间上来推测,他们是在27日白天从铺天盖地的传单中得到了消息,再经过郭文美的拼接整理,用这样的开场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六日晚上陈伯达、江青、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大部同志接见了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座谈会……。”隐去“全红总”三个字,让看的人误以为,王继鑫的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中央文革的接见。% \6 `. o$ j$ K3 v. ^# G
郭文美的笔又把此内容进行“上海化”,临时工、合同工是全国各地通用的提法,在外地是没有“外包工”的,唯独上海有外包工(事实上外包工与合同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电文中郭文美硬是把它拉在一起,在合同工后面加个括号放上外包工,让这纸电文上海化。他们这是为了掩盖自己没有参加座谈会,便把北京的传单改头换面发回上海。* u! m6 Q6 k& s1 R+ d* L) C4 L
面对赴京代表团这样一堆烂摊子,我决定在这两三天内回沪,把赴京代表团也一并撤回去!
" F0 T- t6 o. J. { 我的随从们也明显表现出对赴京人员的不满,尤其是毛胡子和大老李,他们性格豪爽,嫉恶如仇,有正义感,完全站在我一边,是我可信赖的人。我决定一旦赴京人员拒绝回沪,就要采取行动,逼迫他们回去。
+ w G4 Q& f1 |4 n0 M% E 与首都红三司交谈
- ]7 N" x9 d' l 中午过后,有几位红卫兵来到我们住的房间。王继鑫向我介绍,他们是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隶属于首都三司。他们送来了首都三司出的《首都红卫兵》报纸,这是一份1967年1月10日的一期,头版头条是《砸烂刘邓,彻底解放合同工、临时工》的社论,第三版整版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是《评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落款是,湖南大信纺织厂萌芽文革小组等八十三个单位合同工代表。
% y8 `8 ~4 Y7 r0 X& x" g 萌芽小组!就是我和黎伯昂转抄他们的传单在外滩张贴的萌芽小组!我猜想“全红总”这个组织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搞起来的。9 q, l! C6 O# |6 P/ A: _4 ^' H2 H
另一篇文章是《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了》。第三篇是《合同制度十大罪状》。" b3 p, F ~9 G; q' f
首都三司的报纸这样化大力气支持,是对12月26日江青接见“全红总”代表的呼应。首都三司在北京,在全国是响当当的左派,影响之大无与伦比,他们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在同这几位学生握手时,心中突然一亮,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7 ^7 y% r9 `: u3 M L3 ?* S. @. k
我请他们席地而坐,向他们介绍起我来京的目的,向他们介绍我们红工司在上海的情况。也说了由于费敏璋个人的错误,使我们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经过,并介绍了我们在抓革命、促生产抵制经济风中,我在铁路蹲点,组织了14次列车进京,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北京,国务院派出人员来接我们,从这次列车开通后,在周总理的关怀和过问下,使全国的铁路畅通,说明这次行动影响的巨大。
' _ H4 A: j" N' S8 @; h4 I; ] 我又告诉他们,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曾派记者到铁路局的列车段采访这次列车的组织者吴国祥。我告诉他们,记者是带着这样一个观点去采访的:“你们在刮经济主义歪风中,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又是怎样转而抓革命、促生产的?”这当然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吴国祥当即同记者辩论起来,指出刮起经济主义风的根子在市委,不在我们红色工人身上,我们红色工人不可能刮起经济主义风,在这次经济风中,真正得益的不是我们红色工人。他指出记者这种提法是带着偏见和歧视来的,这是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所不能忍受的。结果采访变成了长时间的争论,于是采访也就不了了之。因此上海至今没有登载我们这次列车的消息。所以我们来京想参加13日铁道部的会,可惜没有赶上。% [! J W6 l% x1 `2 V+ q4 U
在我介绍情况的过程中,红卫兵小将一直静静地听着,似乎并不专注,是不是对此有些冷淡呢?还是故意老成持重,不轻易表态?我突然想起他们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我便笑着说:“还有你们外语学院的一段插曲呢。”我故意顿了顿。- q( G1 @2 \' x
“唔?”他们几人不约而同注意地看着我。
4 b" }; q) u& P$ U “事情是这样的,这列由我们上海红色工人组成乘务员的14次从上海开出后,到南京摆渡,过长江后,列车在浦口车站受阻,因为客运有几天不通了,浦口车站滞留不少旅客,这些旅客拥在站台上,拼命往列车上挤,列车严重超载,再也挤不上人了。这时有一位外国青年用生硬的中国话向我们的列车员请求帮助,对于外宾我们的列车员还是要照顾的,允许他从车窗中爬进乘务员休息的车厢中来,他是你们外语学院的英国留学生。”
0 m) t8 S% _( i4 L1 T 我的话被打断了,红卫兵们向我提出问题:“是北京的外语学院吗?”“你怎么知道是英国留学生?”学生们表现出异常的热情。
8 R3 s' _( f( m6 i5 A( N9 k' d 我说:“是你们北京外语学院的留学生,他也外出串连,在回北京的路上,被滞留在浦口,把他急坏了,当他看到有一列车开往北京,就急不可耐地跟着往上挤,无奈,同样想挤上车的人们并不由于他是一名外国人而买他的帐。他终于在乘务员的休息车厢中安顿下来,受到我们列车员的热情照顾,因为没有餐车,列车员们除了分给他带去的面包外,还把自己带去的食品分给他吃,列车员又将自己带上车的大米煮了粥送给他吃,又饥又饿的他,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他激动之下,写下了一张字条,表示感谢……”. u* E4 x9 u8 H) F
红卫兵们马上打断我的话问:“这张字条带来了么?给我们看看。”有的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他签的是外文姓名,我不认识,但中文写的是感谢上海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万岁!等语句。”
' ^* C( J+ v7 `- i+ ] M 那位领头的红卫兵伸手要看,我摇了摇头:“不在我身上,这字条在列车段的头头吴国祥身上。这样吧!我们约个时间,我去铁道部,把吴国祥他们请来,并把那字条也带来。”我们一言为定——一小时后再见面。
+ Z- x$ |; d8 S 中央播发14次列车的消息* _' A5 _( E- s7 I; ], A
时间这么紧,去铁道部接他们两位,用什么交通工具呢?正在我为难时,大队部的陈铭声(他随赴京代表团一起来的)说:“我去司机班要辆小车吧!”看来他已和劳动部的关系搞得很熟。他把我领到劳动部的司机班,向他们说:“这是我们上海总部的常委、组织部长,有急事要用车去铁道部。”那位班长二话不说,马上派了一辆小车给我。这时旁边有两位女红卫兵不高兴地对班长说:“我们要车,你说不行,为什么他们要车马上就行?”
+ h7 N; c9 M; [- d( {6 | 我一看,是两位女学生,她们手拿着被子之类两个大包。
6 S0 e+ u7 S& b5 K, |7 _ 那司机班长说:“说不行,就不行!你们还蘑菇什么?”两位小将也不甘示弱与他争吵。
: R/ q& j; b+ I/ T 我息事宁人地劝说道:“这样吧!我一人坐一辆车也是空着,如果顺路的话,就带她们一起走吧。”那班长对我看看,还是坚持说:“不行!”两位小姑娘又要与她论理,我说:“算了,她们拿着那么多东西,带她们走吧!”那班长无可奈何,极不愿意地说:“那就上车吧!”
( H x" J. ^0 t 两位挺凶的姑娘也不对他道谢一声,出门就往车中扔她们的东西,另一个又急忙去拿别的东西,我们只好等她。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司机不耐烦地嘟囔:“你们今天要车,明天要车,没个完,答应你们了,又这样拖拖拉拉,好人就是不能做。”话虽是对那姑娘说的,似乎也对我的多管闲事不满。我只得一声不吭。. Q T" y8 k( I3 U0 i3 M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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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了,驶过一排排平房出了劳动部的大门,在半路那两位小将连道谢一声也没有就下了车,甚至不回头看一下就走了,是北京人不讲礼貌呢?还是在这特定的年代,人们不讲礼貌了?9 x) \% O U ]( I# V7 `
我以上海人特有的热情和客气,向那司机道谢,开始聊天。我问:“这车怎么一点声响也没有,那样平稳?”他告诉我:“这辆车是西德的本茨轿车,是部长的座车。其它的小车都出去了,这辆车平时是不用的,只有部长才用,所以刚才不能答应那两个学生。你是上海来的部长啊,我们班长就派我出车。”
! k f9 Q* [# g( W 原来如此!想不到我处处能沾“部长”头衔的光。
3 {0 w; Z& u3 r' u9 a* y- j 司机又问我:“北京来过吗?”我说:“第一次。前天刚乘飞机来。”他就说:“我陪你看看北京城吧!我们兜上一圈吧!”他一面开车兜圈,一面指给我看,这是景山,这是中南海大门、天安门、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王府井大街等等。这是我这次北京之行,唯一的一次忙中偷闲,领略了首都的风光。* Z, S# l. M0 G( f2 b7 W% \3 p
到了铁道部,金月雯已经回上海去了,我只得把吴国祥一人接到劳动部。那几位红卫兵小将已经在等我们了。吴把那张字条出示给他看。
. w( w: ]4 ?2 R' \6 `5 G7 a/ K6 Z 他一看就兴奋地说:“是他,真的是他!是这个英国留学生的签名。”他指着字条说:“这个留学生平时非常反动,想不到他居然会写出这样的字条。看来你们的工作做得太好了,使他转变了反动立场,站到我们无产阶级一边来了。”他热烈地握着吴国祥的手:“感谢上海的铁路工人改变了一个外国反动学生的世界观和立场,感谢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感谢你们!你们真了不起啊!”* M: F \( X5 s: [* _9 M) ^
他征求我们的意见:“这张字条是不是给我,我要把它在我们首都三司的报上发表。”我当然表示同意,吴也连声说好,我们趁此把我们红色列车的情况向他详细介绍,吴国祥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同时把一份经过材料交给了他。那几位红卫兵兴奋地拿着材料走了。/ A( M2 k8 `: Q$ B# D; |
我心中万分高兴。我们14次列车的报导,连同那位同学的字条即将在下一期首都三司的报上发表。" a# p3 `6 S. b( |
吴国祥对我说,他在部里还要争取一下,这两天也要回上海,上海铁路红工总部已经几次打来电话催他回去。我告诉他,我在这两天也要回去,而且在京的代表团所有人都要回去,请他转告那位在京的铁路总部的同志,请他有所准备,为我们回沪安排一下。我与吴就这样匆匆分手了。从这次北京分手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见过面。
( M+ ]5 m6 ~3 h2 x 这以后的进程太快了,意想不到的快!清早,我刚在收拾睡铺,有人兴匆匆地跑来告诉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14次列车的消息,人民日报也登载了。我再三追问你们有没有听错?那带着半导体收音机的同志说,没有听错!没有听错!啊——首都红卫兵果真手眼通天!我马上请毛胡子开着摩托车去购买当天的人民日报,遗憾得很,他兜了很多地方也买不到人民日报。
. u* b0 k- M5 V% ~1 C% A6 Q. L; { 我兴奋得不能自己,我的北京之行总算没有白跑!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该立即回上海了。! R5 e* ~5 b0 {$ n; Y
回到上海后知道,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人民日报之后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报导,通栏标题是《红色列车在前进》。不过这篇报导里面有不少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最奇怪的是插进了上海的一个复员退伍军人组成的“红卫军”组织,说什么一卡车面包是他们支援的,我看了只得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管怎样,总算努力没有白费。
2 z, f0 V# S2 Y, o% S. s 我想,这次北京之行,使中央大报、中央电台、首都红卫兵大报、上海大报都用大块文章发表、广播了我们红工司的消息,我们的形象该扭转了,红工司应该说是挣出了困境。3 X* m8 I4 Q: o" F
误入“白虎节堂”$ _' l8 X5 q9 c4 C0 K; D" ]
现在该是想想家里的事了,1·13事件还没有了结,回上海后如何对付这些“内部造反”的反对派呢?我向外语学院的首都三司红卫兵提出请他们随我到上海一起闹革命,参加我们总部的工作。那位与我接头谈14次列车的小将(看来他大小也是一个头头,家在南京)欣然同意,由他组织了20多位红卫兵小将与我们一起成行。这些红卫兵小将是真心实意搞革命的人。(哪怕他们观点很左,哪怕他们干过错事)我们成行的日期就定在1月18日。
; z# ] C( v, `$ ^8 z 回上海的时间定下了,但是购买车票的事,王继鑫他们却不愿承担,因为他们对回上海本来就是勉强答应的,看来这事只有靠我自己的积极性了。
; E, g, S) o6 V/ O, H* d5 b4 B 我预见到车票不太可能购到,为了不至于拖延下去,我就亲自去铁道部找我们的铁路总部的那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我决定在明天全部撤离回沪,并有首都三司的二十多位红卫兵跟随我们回沪,请他安排,他一口应承:没有问题,到时来接我们。9 \ t% F+ a8 Q9 I+ ~+ q% }
我很高兴地离开了铁道部,换乘了好几辆车匆匆去北京工人体育馆去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会议,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对我们总是那么有吸引力。
3 ]: g, l5 j" Z8 ?' f. E" c! Y 北京的工人体育馆离市区很远,好像在郊区似的,四周空地很多,一大片黄土环绕着园形体育馆,路上车流稀少,有一种空旷、荒凉的感觉。体育馆外面很冷静,不见人来人往,我想大概会已经开了,便急急跨上台阶向玻璃门走去,门口两旁荷枪守卫的解放军战士把我拦住。我出示了我的证件——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常委组织部长的工作证,我用上海普通话向他们说明我是来开会的,他们看了我的证件后,退后一步向我示意我可以进去了。我穿过门廊,一股暖气扑面而来,走上楼梯,上面是环形的走廊,沿窗有沙发可供休息,但是不见一人,我向中央的大厅走去,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我很诧异,怎么这样静呢!我继续向里面走去,到了看台,一排排座位竟然空无一人,静得可怕,我略微一惊,马上退了出来,到了外面的环形走廊,这时西下的夕阳透过明净的大窗户,照得厅内一片光明。啊!时间早着呢!在这容得下万人的体育馆中,竟然只有我一个人,这个将要有中央首长参加的会议大厅中,竟然只有我一人!我脑中突然出现《水浒传》中林冲误入“白虎节堂”的情景,我越想越怕,混身燥热,立时惊出一身汗来。
' H3 _; p/ j# V. ~( @2 Q, v3 ] 北京的公交不像上海那样方便和快捷,我从劳动部到铁道部到这郊外的工人体育馆,换乘了不少公共汽车,北京的公交车要等好久好久才来一辆,换得我昏头转向,由于我没有手表,把时间估计错了,开会还早着呢!今天的会是中央文革召开的,传闻说江青也来参加。今天我一个人闯了进来,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测,那该多么倒霉,说也说不清。假如我是一个阶级敌人,在主席台安放一颗定时炸弹,那不就是一个绝好的暗杀机会吗?该死!我怎么会有这念头?
# a* j8 T6 j% z9 j2 K 我越想越怕,立即向大门走去,通过那两个卫兵守卫的大门时,幸好,没有把我拦住。我快步向公路走去,心中好生奇怪:他们根本不该放我进去,而我马上退出来,他们又为什么不拦住我问一问呢?在这大讲阶级斗争、提高革命警惕的年头,至少要对我匆匆而进,匆匆而出存一点怀疑啊!起码要问问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想想我们这个国家,年年月月强调阶级斗争,时时处处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但我们从未听到什么有阶级敌人破坏的消息)。今天中央文革召开大会的地方布置了警卫部队,必定也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而我仅仅是出示了我的组织部长的工作证,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造反派的得势,另一方面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封建主义的意识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官越大,活动自由也就越大,而“限止”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管”辖老百姓而设的。
% P: U' f4 B# n _, g( R 这天的会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进入会场看了会标才知道,是“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动员大会,后来也知道,江青等头面人物并没有出场。当时,全国各地的人涌入北京,压力太大了,当局必须动员这些人离开。我在劳动部住宿的第一天吃晚饭、王继鑫给我一大张的油印饭菜票去食堂就餐,饭菜票是免费发放的,食堂的每个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只要扯下一小张交给食堂,每人一律是一勺白菜肉丝和几两大米饭或者馒头。在长长的队伍边上,不时有人来向我讨取饭菜票。我很奇怪,我说你们不能自己去领吗?他们没有回答我,只是死乞白赖地盯着我,我明白了,他们是领不到才来向我讨,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是盯着我要呢?% R& v& U4 p7 ?1 u; ^1 G- `
当又一个中年妇女向我讨饭菜票时,我扯了几张给她,可她盯着我手中一大张簇新的饭菜票,要我再多扯几张给她。我明白了,我手中这一大张,一个人足足可吃一个多月。他们是不属于接待的或要被赶回去的人,他们没有饭吃。我想我在两、三天内就要回上海,要这些纸张何用?就慷慨地扯下大半张送给她,她千恩万谢到后面排队去了。后来我也学乖了,排队时只拿一小张,不再“招摇”,免得召来麻烦。
4 w$ X' b( y2 ]: F+ U! O 从这小事可以看出,北京的外地上访人员太多了,北京已不堪重负,中央必须把这些人赶回去,所以召开 “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大会,这时的铁路已经畅通,具备了“杀回老家”的条件。会后第二天,北京城内“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标语口号遍地都是。我们在此氛围下“杀”向上海。
" U* ^6 z3 o2 S7 r' U, T$ l# x' j$ s 和三司小将“杀”回上海
% H; e- u- F, A2 } 行前王伟又一次提出要留下来,不愿回上海,理由还是:一,王英有病不能回沪。二,要参加全红总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6 w3 J( v( K/ n3 @ J. Z 我怒不可遏:“不行!有病理应回上海治疗,中外记者招待会更不能参加!”
- v) c4 [; |. @ ^ 王伟冲着我说:“你个人有什么权力干涉我?”
4 b0 W1 }" ^# ^4 j. U9 Q: y) P4 b 我大声说:“我以常委会的名义勒令你们两人回去。”我的声浪传到了外面,我的随从毛胡子和大老李们一下把门打开冲进来,怒目对着王伟。' Y5 s/ \. N( }$ T6 Q. Y
很好!这两个忠实随从来得太好了!我又说:“你们一定要留下,就必须退出红工司,交出红工司证件,以你个人的名义去参加,后果由你个人去承担。”王伟铁青着脸,冲到我的面前说:“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你凭什么……”
1 k2 k/ @. ]$ [ 我打断他的话:“难道你要我在大家面前揭露你们两人干的好事吗?这两天我掌握了你们大量的证据,你说要不要?要不要!”
. P! x" ~: I) e( `0 _ 毛胡子像铁塔般往他面前一站:“王伟!你们两人不回上海,我马上把你们送公安部去。”大老李冷冷地说:“你王伟凭什么名份为王英包办要留下来?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我看你还是识相点好。”) G- @: F* l$ T: C# D
在众人的恫吓和怒目注视下,王伟默然低下了头,权衡再三,终于就范,表示愿意回上海。在火车站上车时,王英被裹在被窝内,由王伟抱着上车,我看了这场景,只能摇摇头。我这个尚未成婚的毛头小伙,不能理解为何要这样包裹严密,抱着上车。说病重吧,按常情应该急于回家,好有亲人服侍治疗,他们算什么关系?说没有病吧!这模样病得还不轻呢! Z9 x0 n( q: V0 C
1月18日下午,在约定的时间,外语学院的二十多位三司同学雄赳赳地列队前来劳动部会合。我们在铁道部的上海铁路的同志也已来到,将由他带领我们进站(我派出去购车票的同志,早就向我报告,车票无法购到,看来,我早先的安排不是多余的)。我们向劳动部要了两辆大客车,浩浩荡荡地开向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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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N, ?# n, }; o6 z* Y车站广场人山人海,都是“杀回老家”去的英雄们。我们上海铁路总部的同志一看这场面,对我说:“不可能从正门进站了,要从铁路职工进出的边门进站,就像我们上海北站那样走民德路‘红房子’进站一样。”(“红房子”是铁路职工出入的口子,旅客是不能进出的,一般旅客也不知道。)我明白在大群受阻旅客面前,堂而皇之地无票进站是会惹麻烦的。我们很快整理好队伍,红卫兵在前,我们在后,大约有六、七十人。我同那位带路的走在最前面。我们的队伍离开广场向右转,沿着北京站外围走。那位上海铁路总部的同志抱怨我带的人太多了。我从他的神色和一路的唠叨,明白他的难处,他毕竟只是上海铁路列车段的一名临时工列车员,尽管在上海大小是个头头,但不可能在北京站有很大的活动能量,要无票带这么多的人进站确实太难了。但是我想,如果到了门口我们进不去,我的脸往哪搁呢?那么多人再折回劳动部吗?年少气盛的我,用一脸的若无其事走在前面,怕什么?“船到桥头自会直”嘛!
3 \5 x2 J+ |) O' s( i! X 队伍在小胡同中转了几个弯,我问快到了吗?那小头头说,快到了。我就请红卫兵们唱语录歌,那位红卫兵头头马上指挥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队伍合着整齐、嘹亮的歌声前进,壮起我的胆。我胸前挂着王继鑫的照相机,神气地向那扇一百米外的小门走去。这时我的带路人不是合着歌声的节拍前进,而是越走越快,与我拉开距离,后来干脆一溜小跑,快到那小门时边跑边掏出证件给门卫看了看,像个贼似地闪进门内不见了,连回头望我们一眼的勇气也没有。这家伙!我头皮一阵发胀,好吧!没退路了,硬着头皮闯吧!我把照相机端正一下在胸前的位置,毫不畏缩地走向那黑色的木栅栏的小门。
6 C, E- w: ^6 c8 D7 E' u 两个门卫迎出来把我拦住,问我:“你们去哪里?”我从容地说:“我们是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我指指我身后的红卫兵:“这些是首都三司的。”1 v6 {+ J3 R; [
身后的红卫兵们真棒!他们原地立正、队形不乱,在头头的指挥下,一遍遍高唱语录歌,代表团也队形不乱。) m( ?& P' S3 f
门卫看了看我的袖章,看了看雄赳赳的红卫兵。
! Q0 U6 ^6 ~. L0 t1 ?/ S6 c- O 我灵机一动,马上递上我组织部长的证件。这几天的经历告诉我,在首都,官衔能起很大的作用。证件一扬,还真管用,两人的态度马上和顺不少,我傲慢地说:“我们是回上海。”我指了指军歌嘹亮的红卫兵们说:“他们是协助我们去上海工作的。”
" q9 S3 T# j3 p$ V 一个门卫说:“那你们应该从车站进站,这里是铁路职工出入的地方。”
: K; W- P. G% x' H 我说:“今天车站人太多了,我们无法进站,是你们站内同志要我们从这里进站。”我想光骗还不行,还需要吓唬他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上海14次列车的事吗?是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恢复了全国的铁路交通,我们是被邀请来参加铁道部13日的大会的,今天我们回上海是铁道部安排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采访任务。”我特意摆弄了一下我胸前的照相机。二门卫低头看了看当时并不多见的相机,又看了看我们几十人整齐的队伍,这一切大概镇住了他们,一位门卫说:“那你有介绍信吗?”
: }0 k& L/ A+ @0 s6 \& ~) \ 我一听乐了:“有!”马上从我灰色拎包内,拿出一本红工司的介绍信,当场填写撕下交给他们,那门卫收下后看了一眼大红的印章,退后一步让我们进去。我得意地一挥手,我们的队伍就顺利地进入车站范围。走了几步,在转弯处,那个带路人不好意思地迎上来。我对他笑笑,不想责备他。9 Y# M( \. o" S0 W1 {5 L- j# s8 ^
他默默地在前面带路,我们进入站台,在13次列车前停了下来。这时车站还没有对13次的旅客检票放行,站台上就我们这些人,车厢门紧锁着,我们无法上车。
' m: Y# f" M# J 我要带路人把本次列车车长找来,车长一到,我问他:“我们上那一节车厢?”车长就指了指我们面前的这最后一节车厢说:“你们就上这节吧!”一面命令列车员开门放我们上去。我还不放过他:“这节车厢我们包了,不准放其他人上车。”他无可奈何地只得说:“可以,可以。”就匆匆走了。
' O( M2 g6 A# b( S! l- S 我们上车后,刚刚安顿好,毛胡子他们几人也赶到了,我不知他们是使了什么法术进站的,而且已经把摩托车、两用车送上了行李车。毛胡子在我耳旁轻轻地说:“王伟和王英也被我押来了。”我一看车下,王伟双手抱着用棉被紧紧裹着的王英,吃力地向车厢上迈步。原来,在车站广场上,我忙于整队,向边门走时,在混乱中,王伟借口王英有病,以向车站借用病人专用手推车而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两人的行踪被随后开着摩托车和两用车赶到的毛胡子他们发现,身不由己,一起进了车站。& h# f6 g; t" [
给车长照像6 F) i1 p4 X O4 B: f H
开始放客了,只听前面车厢和站台上人声鼎沸。这同我们无关,谁也不去理会,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按各人的亲疏分群在座位上坐下来,整个车厢是我们的,怎么坐都可以。红卫兵小将们自成一个天地;我们的人又分成几个群体:各分部的自成一群;王继鑫他们自成一群;我的随从们当然又围在我的四周。只听前面的争吵声更为激烈,探头向窗外看去,前面站台上围着不少人,在叫骂声中,不断向车上拥挤。这时,车长急匆匆走进我们的车厢,在过道中用目光扫视,当看到了我,急步走到我的面前,焦急地说:“开车时间已过了,但是还不能发车,因为前面的车厢太挤了,还有不少旅客在站台上无法上车。”为了证明他的话,他探身窗外向前一指。争吵怒骂声从这些滞留在站台上的人群中一浪高过一浪地传来。我明白了车长的来意,我扫了一眼我们的车厢内,该坐三人的座位我们只坐了两个人,该坐两人的座位只坐了一人,而我们的车门在我们上车后早就关闭了,车厢的通道门也锁上了,其他的旅客无法进入我们车厢。这位车长倒是十分尽职,执行了我的命令。
: U3 T4 L# p1 k; ^5 {' W 他以十分小心的口吻问:“如果这些人不能上车,就无法发车,我想来跟你商量……”他略一停顿,注视着我的反应,我不等他再说下去,我就爽快地说:“我们腾出三分之一的车厢给你,但你必须保证我们车厢的安静,人员必须……”话没有讲完,他马上高兴地说:“我安排上海的一批文艺界的人来,保证使你满意。”我说:“好吧!就这样,请你尽快发车。”他如释重负地走了。(文革期间,车长是多么难当啊!)很快,我们的车厢里来了一批年轻的文艺界造反派,我们的人在我的招呼下,很快收拢起来,让出了部分座位,刚好坐满一车厢,也没有站立的人。这精明的车长! t/ i: G* t# D. p1 b) H
列车终于开动,我的心也平静下来,作好坐一天一夜火车的打算。当夜幕笼罩大地,列车在天津经过一阵喧闹,重又开行时,在北京数日的疲劳,催使我很快坐着进入梦乡,睡得好死好死。这是我一生中坐火车过得最快的一夜。我一生中从未乘过卧铺,但这一夜也是睡得最好的一次。好像只有一会儿,天就亮了。
" R8 D$ L2 ?2 M6 X, G X; e 13次特快列车在祖国北方的原野上奔驶,早晨的我,神清气爽,心情好极了,活动了一下身子。早饭后我们的车厢里开始热闹,不知是谁拉起歌来,请那些文艺界的人唱歌,他们也请我们唱歌,我们唱歌的任务当然地落在红卫兵的身上,双方轮番高唱语录歌。大老李发现在我们过道对面的年青姑娘是评弹演员,大老李知道我喜欢评弹,就扯开大嗓门,请她们弹唱。# R" I$ L- ~8 i, M H& b$ R
两位演员就拿出琵琶,弦子弹唱一曲开篇《雷锋,我们的好榜样》(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评弹只能唱这一曲,或者是赵开生谱曲的毛主席诗词《蝶恋花》)。唉!榜样是好,就是一点不醉人。张鉴定的《误责贞娘》;蒋月泉的《杜十娘》那才叫醉人。两位姑娘一曲《雷锋》唱罢,放下琵琶,大家沉浸在一片不可名状的沉默之中,竟然没有掌声。不是她们唱得不好,也许是大家对这厌倦,谁也不想听不想唱。文艺界的人大概觉得已经还了我们昨天的情,也就低声自顾谈他们的话,车厢一下冷清下来。
! |+ @* E7 a2 l' Z: s& Z9 B: @% M 我不甘寂寞,胸前挂起照相机,向前面的车厢走去,在人群中“挤”着走。到了餐车,餐车内空空的,有几位列车员在打扫卫生,那位车长也在其中。我走上前去,高兴地同他打招呼。他客气地让我落座,在客气和拘谨中努力揣摸我的来意。我摆出一副采访的架势,向他提问,问他一些铁路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铁路中断的原因,经济风在铁路上刮起时的情况。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他都小心翼翼地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或者用几句套话来搪塞,让人听了,等于没有讲。
$ l4 t& ]1 ?$ F) |9 Z! `, i: X 我觉得无趣,就对在边上几步远看着我的几位女列车员说要替他们照相,我端出“记者”的架子,把镜头对准她们。她们现出中国人特有的过分谦虚,慌乱地散开不愿我给她们照相,有的列车员干脆背转身拿起抹布揩抹桌子,我就一边“卡嚓”一边说:“好!这是你们在打扫餐车的镜头。”我又拉车长照相,他左躲右避,礼貌而小心推辞,怎么也不肯。
& i, z* N# [7 j- ~4 g 我心中想:我们的14次列车冲出上海时,一些固定工耻于和临时工为伍,甚至不肯挂上餐车。现在这个车长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呢?如果他也是不愿和我这个临时工的红色工人头头交谈,那对我来说不也是一种耻辱吗?我有点忿忿然,今天我这个红色工人的头头,非要给你照张相不可。但是他死活不肯在镜头前亮相。我总不能咆哮动武吧!我灵机一动,说:“车长!这样吧!你和她们,”我指指那些女列车员,“一起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语录,你们在出乘途中还在积极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样的镜头不是很好么!”这一招真灵,你敢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吗?他再也不敢推辞躲闪了,乖乖地与女列车员们围坐在餐桌旁,每个人手捧“红宝书”。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卡嚓,卡嚓”地照了几张,同车长握了握手,扬长而去。) X+ z+ t4 e; V0 L0 U" y8 L6 s2 A
我回到自己的车厢,王继鑫要我坐到他那里去,说开个会商量一下回沪后的工作。我明白,说得好听是商量,实际上郭文美一直在同他窃窃私议,另外两个王也在等候我参加这列车上的常委会,不知他们会说出什么怪事来。这时的王英坐在郭和王伟的中间,不像是一个病恹恹的人了(直到上海,她再也没有躺下过),我对这两人很反感,爱理不理。* y. ^" D+ F/ p" n9 N" J
我坐定后,便说:“回上海的工作,不便在这样的场合下谈,事实上上海情况究竟怎样了,谁也不知道。在北京城里,上海的造反派都很吃香,我们借了这个光,很顺利地上了车。在车上我们利用了我们在铁路上的优势,人多势众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可是回到上海,一踏进上海的大门,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红工司在上海已经臭不可闻,铁路上还有一个工总司的谢鹏飞是我们的对头,他为了阻止我到北京,用尽心机。他如果知道我今天带了这么多人回上海,必定要来找我们的麻烦,现在我们该讨论的不是回沪后的工作,当务之急是如何应付谢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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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听了我的话,都愣愣地看着我,大概是不明白为什么冒出个要对付谢鹏飞的话题来。于是我说:“今天我们一进上海北站,没有车票,几十个人如何出站?如果谢鹏飞得到我们今天回沪的情报,完全可以把我们阻拦在站里,使我们出不了站,让我们出洋相。这样我们在首都三司的红卫兵面前,台要坍光了。”
" y: l' X6 P9 O( C0 k9 x4 m 怎样出站?( F- J. h% [4 q0 Y+ a$ P+ w y% j
听我这一说,能说会道的王继鑫不响了,能说会写的郭文美也呆了,沉默了半晌,看他们没什么话可讲,我便回到了我的座位上。+ d) p* p$ p# e8 ]9 F0 U" w
我也沉思起来,一上午的高兴劲全消失了,这几十人出站的重担自然又落在我的身上。思虑一番,有了!我起身去找那位车长。% Q, Y* _+ v) h; ` u; R5 ?
找到他后,我说我要打一个电话到上海,请他在前方站停靠时,陪我去站上打电话。他好像有些不愿意,吞吞吐吐说:“列车进站,停留时间只有几分钟……。”不等他说下去,我造反派脾气上来了,我问:“下个站是哪里?”
& P- F0 |. m6 W: k6 M" b, c# V “蚌埠。”! H& J6 W$ n4 d* j3 f
我以不容分辩的口吻说:“那好,到蚌埠后,你来我的车厢,一起去打电话,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发车!”甩下这句话,我扭头就走。
2 |( {* N @* G 大约过了一小时,蚌埠到了。我跳下车厢,车长也从前面车厢下车从站台上奔了过来(车厢内拥挤不堪,他无法快走),他把我领进站上一间办公室,指了指电话机。我对他命令道:“我的电话没有打完,你不能发车。”我拎起电话,报了上海我们铁路总部的电话号码,很快接通了,幸好有人,是我熟悉的头头。我对那车长看了一眼,他知趣地走开说:“我去招呼列车。”
7 } K3 u* J$ F+ H 我对着话筒对那个头头下达命令:“一,马上去通知殷庆宝,我们今晚坐13次到上海,同车到达的还有20多位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请他安排车辆来北站接,并安排红卫兵的住宿。二,我们没有车票,请铁路总部安排我们出站,并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防止谢鹏飞捣乱。”
4 p; z6 |, U! h0 g; C 我用简洁的语句很快打完了电话,这时车长来到了门口,我挥了挥手,就近奔上列车。车长向机车发出发车信号,列车开出了蚌埠站。我的心稍稍安定些。# I u$ _7 \, b
车到浦口车站,我们的列车被分解开来,推上了火车轮渡。
2 l T0 L7 Q/ b8 G F; s* P2 c# \ 在长江中,我思潮起伏,原先安定的情绪,又不安定了,我不知道铁路的红工头头们是否安排妥当了?我最好再打个电话落实一下。在南京站,我下了火车,在站台上找到车长,告诉他我还要打电话,他很为难地说:“列车在过江时晚点了,在南京站只停留两分钟,到常州时再去打电话吧!”我想常州是到上海前的最后一个停靠站了,万一打不成电话呢?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在南京打。”车长再三保证,到常州时一定会有时间给我打电话的。此时车站的铃声大作,站上的工作人员在忙着打信号发车。我只得作罢。
( b+ G7 I7 f9 |, K& @ 车到常州,我不等车长,自己奔向车站的办公室,看见电话拎起就向上海要,正巧还是那个我熟识的头头接电话。我告诉他,我们已到常州,列车准时到达上海,询问准备工作做得怎样?他告诉我,已经通知殷庆宝,刚才又同殷通了电话,说车辆已经调好,铁路红工总部也已经作布置,要我一切放心。; p f2 U, L5 w* v( R& S$ B5 ~
我又问:“谢鹏飞有何举动?”
4 y( U0 Q4 H }2 ?$ Z( {7 W5 z “谢鹏飞不知道你今天到上海,一切正常。”) u L8 m0 ~9 P
我很满意。
$ ?; K( n ~2 \& @2 d, i 我又特意告诉他,我现在是在第一节车厢。放下电话,我匆匆向列车走去,车长见到我上车后,向新调上的机车头发出了信号。夜幕中,列车驶向上海。3 s! K) W/ p' V0 C! m
车过真如,放慢了速度。我们乘座的这节车厢在北京时是最后一节,在浦口过江后,成了最前面的一节,缓缓驶进上海北站时,我见到站台上全是臂带红工司袖章的人,啊——我们的人!他们手挽着手,拉起了纠察线,在夹道迎接我们。6 f1 B5 v |& _! _
车停稳后,铁路的头头在窗下高声喊我的名字,我高兴地打开窗,同他握手。他说:“一切顺利,都布置好了,快下车吧!”我们一行人下车,列队向车尾方向走去,通过一节节车厢时,我注意到后面各车厢门还没有打开,显然这是铁路总部的特意安排,为了使我们的队伍不致被旅客冲散。众多的旅客在车上眼巴巴地瞧着我们神气地向后面“红房子”处走去,那个头头一路还领呼了几句欢迎的口号,场面挺热闹。我看了看这批几百人的迎接队伍,放心了。出了站台,转弯向北,我看到沿铁路进入红房子的道口一直到红房子前的小广场。也布置了不少纠察队伍,上海的铁路总部还真够细心的。8 {% y6 {- b, j: X% ]
殷庆宝在小广场迎上来,满脸笑容,看上去得意非凡,完全不是13日夜里打电话给我时那种焦虑惊慌的样子,我很惊异。
; a0 _: `9 I7 v7 I5 c. k, K5 G% x5 ` 我把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介绍给他,他同每个红卫兵热情握手,把大家向车上让。我一看,已调来了好几辆的大大小小的车,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4 @' i/ d+ V* l9 V4 x$ }# ]* O 他得意地手一摊,作了一个潇洒的姿势,请我上车,坐在我的边上,笑容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他神秘地在我耳边说;“有好消息,到了总部后再讲给你听。”
" [! t- H* K' [# p 我如坠云里雾里。
& m. j, N ^7 q7 \4 w5 j6 @ 回到愚园路总部后,安排了小将们的住宿,一阵忙乱过后,我环顾四周,没有感觉到总部被砸的迹象,仿佛那天只是刮了一阵轻风。殷庆宝对我们称之为1·13事件已经不介意。% q. M) z+ M1 |: a
当然,我称之为“1·13事件‘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抢走了一些物资,诸如自行车、宣传工具,还有一辆吉普车,这辆吉普车被抢走后,没有加水就开,结果汽缸发热烧坏,这辆车就被弃之路旁。我们找回后,向原借单位一还了之。但是我认为,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潜在的反对势力在全市流行的内部造反风潮中,日益强大,他们在全市好几个地方无时不在策划夺权阴谋,要夺我们常委的权,企图取而代之。好在这些人虽然充满了野心,但又各怀鬼胎,不可能真正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势力。所以在我回沪后,这些人曾发动了几次行动,均被我轻易地压平,这在下章中叙述。
# f5 w! ]& w, i( M 其实,真正的危机在总部。就在殷庆宝神秘地要告诉我的“好消息”中。" `# ^3 @% h0 x% p( q- S3 W" C- A
貌似吓人的“通告”——授人以柄的绞索
3 F1 ~* P& T' \# P9 K 这时的总部常委们——我们这些头头——已进一步分化,各人搞各人的一套,以自己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事物的见解,顽固地表现自己。我搞我的“实业救国”——办实事求生存,关心的是铁路上的“抓革命、促生产”。王继鑫热衷于赴京,走捷径。这条路事实证明行不通,回沪后也没有什么新的举措,只知与郭文美卿卿我我,有时两人密谋总部的工作,却又矛盾尖锐,时哭时笑,嘻笑怒骂相互交织,我也看不懂。费敏璋和殷庆宝想的是经济主义的实惠。其他的常委就不用去提了,二王的情况已经描述过了;还有两个常委也是不起作用的人。——这就是我们总部的现状。4 A# Y- e3 z) @
然而殷庆宝是如何面对现状的呢?他在路上对我闪烁其词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 ~1 k9 ]) ]* ^2 a 他乐不可支地坐在我的对面,对旁边的骆江华说:“让他们看看。”两人的得意溢于言表,五天前电话中的惊惶失措荡然无存,潜台词是:“让他们开开眼!”
$ G4 S# T. b( E4 i, U* M a 一张大型的供张贴的铅印传单展现在我面前。传单分左右两部份,右面一版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通告。这是66年12月26日江青接见“全红总”代表的产物,如果没有这次江青流泪的表演,“全红总”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迫使劳动部和总工会同意泡制这么一个《联合通告》。这张通告的下半部份还有这三家的大红印章和部长及总工会主席的签名的影印件。这张具有劳动部长和总工会主席签名影印件的怪诞的文件,在文革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但其内容仅仅局限于临时工、合同工的切身利益,概括起来共有三条:一是不能解雇;二是已解雇的要召回,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三是遭受迫害的要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 D- Y- H+ c* c 天哪!这三条陈旧的内容,让人看了马上联想起经济主义,自己把自己局限在经济利益的圈子内,这样的内容已经不再适应一月风暴即一月革命的需要!这可以从毛主席对上海三十二个组织的《紧急通告》迅速作出认可的反应来证明。而江青在12月26日流的那点幼稚而廉价的眼泪,完全不合毛主席的胃口,善于揣摸毛主席心思的张春桥,当然不会去迎合江青对临时工的态度,张春桥也绝对不会允许在上海另有一个势力强盛的工人造反组织崛起,同张一手扶植的工总司平分秋色。(这可从后来不久的历史发展来证明。)9 X" N! n! ]+ _# F7 o. i( F
再来看看殷庆宝搞出的东西的左面一版:那是一个《特急通告》,以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三司三家发出,共有七条内容,结合上海的形势,披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外衣,还是一个不准解雇,强调劳字114号文件(我总部成立之初的造反成果,我们总部发出第一号通令,同时上海市委发出劳字144号文件——不准解雇)。更为可笑的是第七条:勒令市劳动局和各区劳动局正副局长在1967年1月22日前来总部听候受审。(其结果是,殷并没有做“审”这些正副局长大人的准备工作,也没有一个局长愿意前来受“审”。殷放了一个响屁。)5 ^2 ]7 Z9 F5 Y* O. v/ A
我把这一张貌似吓的“通告”一目十行看了看,一点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可欣喜的,我清楚这一纸文字并不能把我们从厄运中解救出来,这是一张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它是一条授人以柄的绞索!殷庆宝、骆江华的头脑太简单了。0 ]* J- R4 Y; C4 k# o
我不好把这层意思直接表达出来,只是指着下面工总司和首都三司的署名,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们会同意出这么一张东西么?”骆江华面孔涨得红红的,以急促的语气说:他去了工总司,去了首都三司的驻沪联络站,他们同意这么署名,为这他忙了一夜。骆江华在讲时显得异常激动,让听的人感到,他完成了一椿多么了不起的伟大业绩,让人明白他为了这份传单能得到工总司和首都三司这两个全国响当当的左派组织的认可,已完成了高不可攀的壮举。
/ V; e' t* Y2 D t, u2 ]- Q 我把传单不经意地随手递给了王继鑫。他一看右半部三个大公章的影印,便以轻蔑的眼光,指着公章说:“在北京,全红总的人找过我,我没有理他们,他们竟然带着这个东西找到上海来了,你们也接待了他。”王对左面一版的《紧急通告》看也不看,还给了站在边上的骆江华。
$ ^4 K4 D: i) ] 我们两人不屑一顾的轻蔑,使骆江华的“热度”立时冷下来。但殷庆宝还是堆着笑脸,指着《通告》想要说点什么,却被王继鑫打断了:“我们还是谈谈上海的情况吧!”这时,我们的宣传部长陡地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说:“1·13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我已查清,蒋瑞根和林新中操纵了南市分部,带着人来砸总部的,抢走了不少物资……。”
) L) m4 H( D8 |9 h& i6 B 王冷冷地说:“这两人不是你宣传部的人么?”殷一时语塞,等回过神来,才气愤地诉说这两人在宣传部里如何搞分裂,闹派性,有野心,而他又是如何整顿开除这两人,等等。这话听得让人心烦,我不耐烦地说:“宣传部搞了些什么宣传工作呢?有些什么成绩呢?我们吃亏就吃亏在宣传上没有做好。”9 K1 l6 a7 h2 u6 @
- R3 _1 q/ m1 n( c: t9 o* n殷听了,指指那个通告,不快地说:“你们在北京时,我们在上海搞了这个通告,连夜联系印刷厂,印了出来,哎呀!忙得我……。”言下之意这是极大的成绩和功劳了。他掏出一枝烟,慢慢点燃,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似乎在说:“你们懂什么?这才是真正为红色工人谋利益。”好像有了这张东西,已经把我们组织从逆境中解救出来。7 m8 K. ~/ l" J! @
瞧着他的这副样子,我只得说:“到了今天再提这种东西,你还不觉得是不合时宜的吗?我们不能再钻进经济主义里兜圈子了,尤其是在中央的贺电出来后再搞这种东西!”我顿了顿,继续说:“在北京我去过总工会,原想去看看全红总,与他们取得联系的,但进去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一片乌烟瘴气。本来我们同全红总没有任何组织关系,现在这件东西往外一贴,让人看了似乎认为我们上海红工司是全红总这个全国性组织的下属组织了。听说他们在近几天要搞什么中外记者招待会,我看是要出事的,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拖进去陪葬。”
; V) ?! P, h! ^& L V8 t 我的这番话,当然得到了王和郭的连声赞同,因为这样说对开脱他们在北京的无所事事的责任是有利的。当然我的本意并不是为王、郭开脱,我只是据实分析,阐明观点。2 o5 L4 D. B& B' t% x
然后,我又把话锋转到上海:“这个特急通告又把工总司和红卫兵首都三司一起拉来署名,通过了谁?他们会真正同意吗?”殷抢着说:“这是骆江华去联系的,工总司是同意的,首都三司的驻沪联络站也去联系过的。”% \9 a1 P2 G+ U
我问:“具体是那一个头头同意的呢?这个头头能代表组织吗?再说,首都三司这个名称的用法就不妥当,在卅二个组织的紧急通告上,用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名称。”我的态度非常明朗:对这两个组织同意署名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3 C2 W( O" S% g! c& v 我的话激怒了殷庆宝,他恼怒地与我争起来。王继鑫大度地说:“我看对这通告不用去争了。费敏璋不在《紧急通告》上签字是犯了极大的错误,但这些已经成了过去,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把工作做好吧!”, _' ]2 S+ `& [; a5 G; u
郭文美睁着美丽的小眼睛吟起了毛主席的一首诗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 N. F; r# B- }6 K; i( p% n0 e 她激越地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今天开始,我们常委要齐心协力‘从头越’,局面会打开的。我们在北京看到、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认为这次北京之行是有收获的。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她和小王两人摆出一副胸有成竹地回上海来收拾残局的架子。郭文美的这个“从头越”获得了大家的赞赏,好一个从头越!争论就此打住了。
: G* \; V# ^- e% r 然而真正把这通告“打住”的是张春桥。 g0 U4 `9 v9 W+ S3 @1 P
张春桥判了“通告”的死刑/ k' k: _$ }6 x+ p
从工总司方面传来了张春桥的意见:“请三个组织好好坐下来讨论一下通告的内容。”
. }% J7 O% M! _" F i 张春桥这一句官场上惯用的含意明确的否定性暗示语言,无异宣判了通告的死刑!于是,工总司表示这张通告根本没有同意署名;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表示,没有通过北京方面的同意,不能以首都三司的名义署名。
F/ i# e, }; T, p 好了!这下子通告成了废纸一张。我们的宣传成了反宣传,宣传部长再也得意不起来了。
' v# t8 g y. R 在新的压力和惊恐之中,我们的常委班子重新聚拢起来。但是积习难返,仍是各搞各的一套。王继鑫和郭文美干脆不在乌鲁木齐中路露面,他们两人躲在愚园路总部的房子内,不知在搞什么名堂。费一个人从北京回来后,仍在忙他的陡劳无益的外交。殷在忙他的宣传——没有头绪的宣传。我仍把注意力集中在铁路。
: C# Q G; l5 x3 j 一天,我们铁路总部的头头通知我,说杭州铁路的造反派有代表在上海,杭州的形势紧张,现在铁路局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谢鹏飞召开有关杭州问题的会议,请我参加。我听了很高兴,以为这表明我们在铁路局的局面打开了,以为谢鹏飞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了。我兴冲冲地赶去赴会。
1 i" P2 q; }3 K# \7 g# k2 _- L 我被人引进了民德路“红房子”的铁路分局的办公大楼。我的老对手谢鹏飞见我到来,迎出来握手让坐。平日不可一世的他,始终不正眼看待我们临时工,今天却格外的热情。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议尚未开始,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到来。当我被介绍给杭州的铁路造反派时,我受到了更为热情的长时间握手。我们的铁路红工头头在我耳旁轻轻地告诉我,杭州铁路方面的造反派也是临时工。
4 {- j# f+ q- e 我一听就明白,今天为何要我出席这个会了。' g) [ M5 j! J/ E9 R0 u& b# n
张春桥要利用我压杭州人% q' ] k' H8 K& a2 q4 z
其中的一位,看来是杭州来的人中的总负责,他特意把我让进他们中间坐下,围着我热烈地交谈起来。被冷落在一边的谢鹏飞,悻悻地说:“开会了!开会了!”高声打断我们的谈话。大家只得坐下,听他宣布开会。那头头小声向我介绍他们在杭州的处境,诉说他们受到路局的压制,不得已来上海寻求支持。因为杭州路局亦受上海管辖,杭州不稳定,必然影响上海,杭州方面的临时工组织找上海的铁路红工组织求援。上海路局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却认为杭州路局的临时工造反派在闹事,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于是进行干预。
/ H& {$ a/ Q- W 谢鹏飞的开场白我根本没听,不知他在说些什么。对于这个会,事先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在铁路上,谢鹏飞飞扬跋扈,处处压制我们红工的活动,前一时期他在我北京之行时干的卑鄙勾当,使我一直与他处于对立地位。所以,今天这个会从一开始我就从感情上站在杭州人一边。谢鹏飞为了抬高他的身价,再一次大声制止了我们小声的谈话:“春桥同志非常关心上海的形势,春桥同志也非常关心铁路的大好革命形势,关心铁路的运输畅通,在春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春桥同志指示以火线指挥部的名义,由我来主持召开这个有红工司组织部长参加的三方面会议,解决杭州铁路面临的问题。”好家伙!他一口一个“春桥同志”。自己没有力量,就抬出后台压人。可以想见,没有张春桥的指示,他绝不会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 m1 M7 ]9 C4 ?; W6 K: T5 ? 可悲的是,我没有明白张春桥的用意,还不懂揣摸的艺术。张春桥要我来参加会议,是要用我的力量让杭州的临时工不得轻举妄动,也就是用“宋江”压“李逵”。而我却天真地认为张春桥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没有忽视我们红工司在铁路上的作用。所以待谢的发言停顿时,我马上发言,表示对杭州方面造反派的支持,请他们介绍情况。杭州的同志以激昂的情绪,诉说了受压制的情况,在发言中流露出对“火线指挥部”的不满。1 Y# r' o! I, {- o
他们的发言被谢多次打断,谢以火线指挥部的气势压人,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压人。我对这些杭州的同志深表同情,与谢据理力争,在吵得不亦乐乎,僵持不下时,我就天真地提出我们一起去向春桥同志汇报,分清是非,解决问题。我的提议当然遭到谢的极力反对。而我坚决主张去见张春桥。
4 o1 A8 O+ q' j9 f3 b3 u5 A 谢看看没有把会开下去的可能,只得同意向张春桥电话汇报。他把我们扔在一边,顾自到隔壁房间去打电话。我很生气,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有后台,有权。我们临时工的命就该如此!过了一阵,谢进来了,要我去听电话。我到了隔壁,谢对我说是张春桥的秘书何文秀要我通话。9 o' T0 q* I6 V' b, T
张春桥根本不听我讲! T! I) w' g7 T8 G
这意外的电话,使我一时不知所措,怎样才能打好这只电话呢?已经没有时间想了,我拿起了听筒:" z5 ]& g# `$ c, [+ O
“你是红工司的×××吗?刚才谢鹏飞已经汇报了你们的争论。春桥同志指示,请你们好好坐下来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 [9 M! v7 d/ V' Z1 j, F1 x
我一听急了,这不是只听谢的一面之词吗?我急忙说:“我要当面向春桥同志汇报情况。”/ h* y7 h# R3 ]# }2 L$ d$ \
对方不耐烦地说:“这就是春桥同志的指示,就这样了。”
0 p6 a8 V; C; `, R1 s; e 我更急了,对方要挂断了,我不能放弃这么一个机会。我赶紧说:“我要向春桥同志汇报情况,有关我们红工司的全部情况,希望能得到春桥同志的当面指示……”不等我再说下去,对方软软地然而又是冷冷地说:“就按春桥同志的指示办吧!”电话断了。3 v, m9 j7 K4 J* `) _% ^5 D
我手拿话筒呆呆地立在电话机旁。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机会,却被冷冷地关在了门外。电话被挂断了,就这么被挂断了。我们是后娘养的!我们好不可怜啊!我们没有张春桥的电话号码,我们就是想要这个号码,也根本沾不上边,我没有办法重新拨打过去,我们处于如此不平等的地位!我们遭受歧视的命运是不可能改变的。想不到堂堂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一个炙手可热的中央大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也对我们如此歧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主席的夫人——江青的眼泪又值几何呢?
. Q7 S/ `4 k& W 在我接电话的时候,谢鹏飞一直在旁边站着。现在,他狞笑着把我拉回原来的会议室中。我怅然若失,默默地坐下来。谢得意地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请杭州的造反派回杭州去,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6 ^5 P8 g$ c& t4 m9 N/ O 怎么?内容变了?要他们立即回去?张的秘书不是说三方面再好好讨论的吗!转而一想,争也是没用的,坐下来谈什么?抓革命是虚幌一枪,促生产才是正经,路只有一条,乖乖的回去“促生产”吧!( S: f$ c& u6 ?$ e
看着谢鹏飞这暴发户狐假虎威的得意模样,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也别说了,说了也白说,实际上今天把我叫来,就是要我帮着谢压制杭州人,至少要我明白,不得插手。我在这扑朔迷离的政治面前显得太幼稚了,我总想,革命造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我们造反派不支持造反派,这算什么造反派。而作为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为什么不肯听听我们的反映呢?当时我百思而不得其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历史的面目一点点被揭开,这些就不难理解了。
1 M5 B, m- ^: G* a z 那天我被迫成了一个局外人。我只能在沉思中保持沉默。可是对杭州人来说,就生死攸关了。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同谢激烈地争吵起来,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个会就在吵闹声中结束。! G+ g3 e2 b' o( V# m
回去吧!杭州人。; U5 J6 x$ h4 i2 [1 B4 L
这是我在铁路上的最后一次较为重要的参与,自此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面对我们的红工组织分崩离折、支离破散、摇摇欲堕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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