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来（徐绥之）文革初期日记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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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回望序
    “卌”〔xì[细]〕的意思不会太难猜——“四十”。只是它如今出现频率远少于“廿”〔niàn[念]〕、“卅”〔sà[萨]〕，好些人念不出声来而已。
    就人生阅历而言，长点儿的不过两个卌年左右。而所谓“阅历”，显然该从人生“启蒙”以后，比如孔夫子说的“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时候算起。碰巧，本人从15岁至今的第一个完整卌年周期之始，正值那个重要历史关头来临之际。

    整整卌年前，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更合适的修饰词似乎是“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廿卅年，见到不少正史野史及文艺作品讲那段故事。但作为过来人，我总觉得里边好些内容，特别是跟自己亲身经历有关的内容，往往和我的记忆有差异。这里边固然有视角层次或者立场观点的见仁见智。但我觉得，还可以把它归因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换言之，不论历史还是其他什么作品，一旦面世，便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或许，这既是历史学术和职业史家的悲哀，同时却也是这门学术、这个群体的无穷魅力与诱惑之所在？所以，有阅历的观史者，往往更注重细节真实，而对于有关“结局”或者“规律”之类简单结论，也就不满足于盲目的接受了。

    那天，我翻出卌年前的日记本。那是文革前常见的一种：红紫色塑料皮，右上角烫印了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总共120页纸，包括十几页插图，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的学雷锋题词（不知为什么没有陈云的）以及雷锋画像和生活照。日记“正文”，第一篇写于1965年4月19日，当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附中上初一，14岁生日刚过一个多礼拜。最后一篇写于1968年12月6日，12天后，我就离京去山西汾阳插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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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本封面、扉页和插页

    那时候跟今天差不多，很多中学生写日记。所不同的是，正如前些天一位朋友说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写雷锋日记”。我虽缺乏持久性，只能做到隔三岔五记一篇，但从内容看，自然也未能免俗。尽管如此，我当时写这些日记，绝不是给老师看的。证据不光是扉页上写着“本人日记，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私自翻阅！违者格揍勿论！格杀勿论！一切后果违犯者负责！”更是凭现在认真回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它们大致记录了我当时的真实状态，至少是其中最主要的东西——也正因此，这次重读时的第一感觉，便是自己跟自己不好意思，心里发麻，有股酸涩的滋味。硬着头皮看完，凝神静思，真可谓恍如隔世。

    在努力克服了虚荣心之后，我决定，从那些拙劣文字里，照录一部分（1966年5月底至翌年初）作为素材和线索，结合相关重大事件，对自己这个卌年周期之初，作一番“回望”。我想，如果它能显现以往不被许多人知晓或有意无意忽略了的、哪怕很琐碎的某些真实，岂不可以在自己反思之余，也给他人观史作个鉴借和参考吗。

作于2006年5月24日

【注】

    1.说是主要以当年日记为素材，但实际上，从1966年6月以后，我常常一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才记一篇（那二百多天总共只写了不到20篇）。作为弥补，我打算把现在能想到而且认为值得一提的一些事，凭回忆加写几篇。总之，这个“卌年回望”系列，将隔三岔五不定期贴出，也不强求跟今天的日子一一对应。当然，我也没打算为此而影响到本职工作。

    2.说是“照录”，错别字还是要改的，明显的丢字也该加上（在方括号“[]”里注上正字、丢字）。此外，对同学等一些人名也作了模糊处理（用×××表示）。这也是出于对读者和有关人等的尊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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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我日记里首次提到“文化大革命”


【当年日记照录】

66.5.25.[星期三]
    团支部召开了一个关于超龄队员入团认识等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我谈了自己的认识过程。
    现在对为革命而入团的目的有一些提高。
    这一时期由于自己已超过了十五岁，所以对“入团”问题就比以前更“关心”了。做一件事前，先想对“入团”有利没利，做班干部，首先想到这样可能会早入团；觉得自己纪律不强，就只是影响自己入团；团组织不主动找自己，就觉得不能入团了；别人入团了，自己就着急。……
    这个想法非常不对。这说明我对为革命而入团的目的很不明确。入团不是为入团而入团。入团是为了革命。入团是为了更好地干革命。做班干部是为了革命，加强组织纪律性也是为了革命。
    当然，现在一般地来说，为革命和为入团做工作并不是有很多冲突。但是这种想法仍然要不得，这种习惯也很不好。举个明显的例子。比如暴露自己的错误思想，有时会影响从组织上入团，但是从为在思想上入团，对为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对革命事业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今后，我要向[像]王杰同志那样，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而不是一心为入团，一切为入团。
    当然，真正做到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那入团也就不成什么问题了。
    会上，我说了我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还没有树立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我觉得我的许多缺点都是由于这。在行动上的表现主要是不能坚持学毛著，纪律太差，行动散漫。这真是我的问题吗？我不敢保证，我准备在下面找×××〔团员〕或林老师谈一谈。
※　　　 ※　　　 ※
    从这星期起，我们学校也正式开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件大事。周总理说这是关系我国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是关系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我要积极参加到这场新的斗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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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反思】

    1966年的5月25日，当然不是什么大日子。我拿此篇做“卌年回望”系列的开头，全因我日记里这天第一次提到了“文化大革命”，虽然只是最后顺带提了一笔而已。
    文革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常见说法有两种：一是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其间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二是这年6月1日，新华社发表聂元梓等7人批判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此外也有人认为，文革始于上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不过按正式说法，那只是揭开了文革“序幕”。
    至于我这篇日记，跟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那张大字报正好是同一天，则纯属巧合。事实上，在听到公开广播之前，还没谁知道有这个事儿呢。也因此，25日这个日子，对聂元梓们固然很重要，但拿到文革史上，其意义就完全没法跟官方媒体的公开发表相提并论了。
　
    这篇日记看着挺俗。但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可琢磨的：

    1.那时候，多数希望被看作好学生的人，如果过了15岁对入团还不能有明确预期，就会自觉很没面子。尽管当时肯定不怎么懂得“革命”的含义，但我至今不认为，我这“为革命而入团”的表白，仅仅是句空话。当时教育方针和学校、社会环境，对我的影响显而易见。对此，或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正在接受着个人服从团体——既包括班集体，也笼统地包括了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观念；二是努力要养成自我解剖、反躬自省的习惯。这是正面的解释。从负面看，则无疑是以弱化和摈弃独立思考为代价的。今日反观，前两者可以说让我受益至今；后者则在其后十年间，逐渐完成了堪称颠覆性的改变。

    2.此前几个月，官方媒体除了连篇累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也陆续点名批判了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及“反动学术权威”（如田汉、周扬等）。按说学校都得组织政治学习，我也该念过这类文章。何况我是班干部（学习委员），正积极要求入团，而且在班上好歹也算个“关心政治”的人物呢。然而，那种山雨欲来的形势，此前在我日记里从未涉及。今天仔细回忆，那也的确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对此，光拿我当时只有15岁来解释，似乎尚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仅仅过了一个礼拜，我和几个同班同学，就在我们学校贴出了第一张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后来也有同学说第一张大字报是别人贴的）。

    3.我日记里记录下当时的官方提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为什么把“社会主义”改成了“无产阶级”？个中来由，我好像从来没闹明白。也许，这只是毛或者文革小组的什么人，仅仅为了让6月初前后的说法有个区别？对此，我懒得去做什么考证了。因为我相信，当时不论用什么说法，后来的动乱都是无法避免的吧。
　
【重大事件提示】

    ·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没出席。会议决定审查所谓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16日，通过“五·一六通知”。
    ·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    　
    ·18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自杀身亡。
    ·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自杀身亡。
    ·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反对校党委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6月1日根据毛泽东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播出，次日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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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学毛著
　
【当年日记照录】
　
[1966]5.30.[星期一]
    新的一个星期又开始了。
    上星期有一些进[步]，思想上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一些了，纪律上也比以前进步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这星期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上星期最大的缺点就是学习毛著不经常。昨天看了山西一个农村妇女介绍她自己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使自己从一个“只管鼻子底下的一点小事”[的人]变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思想提高的过程。可以看出，她对毛主席著作怀有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我们向工农兵学习，就是要向他们学习这种感情。今后，一定要努力培养和提高这种感情。一定要坚持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
　
〔附〕两年多后，即1969年2月7日，我自己在这篇日记后面写了如下评语：
    这以前的一个时期全国正在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而在我的日记里却看不到一点影子！真差劲，太不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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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反思】
　
    上篇之后，空了5天没写日记。想当年，我虽是班干部，很想早点儿入团，却由于生性好动，散漫不羁，总忍不住在各种场合出点儿洋相。故此处所谓“有一些进步”，大概也就是没犯什么规矩而已。
    这篇日记比上篇简短，也更空泛。但还是让我生出了以下三个联想——
　
    1.1966年以前，我日记里经常出现“毛著”，即“毛泽东著作”简称。我已经记不得当时都学了哪些——《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也许只是报纸每天登的“语录”？有印象的是，半年后的1967年3月，也就是“复课闹革命”、“军训”和其后一两年，所有人反复学“老三篇”（即上述三篇）、“老五篇”（加《反对自由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直至背诵得一字不差。再就是山西插队两年间，我第一次通读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其实“毛著”还应包括“诗词”和近年陆续面世的“文集”、“书信集”、“全集”等〕
    虽不记得很多细节，但我承认，始于那两年的学毛著，对后来的潜在影响是长久的。诸如对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和国情之了解，关于个人、集体、社会、国家、民族以及人类世界之间关系的思考，再就是对人生观、历史观、宇宙观之类哲学思辨开始发生兴趣……我当然不再认为，任何人要取得类似收获，惟一途径是学毛著。我也不再相信，毛著或任何别的什么著作有可能“句句是真理”。而且我知道，我由此受到的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但无论如何，我自己和相当多我的同时代人，在各自成熟过程中毕竟都曾有过这么个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前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看到关于毛著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说法，给我印象深刻——“‘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即：一是“毛本人实际上的思想”；二是50年代到70年代末，由正式渠道发表的毛的讲话、著作、指示、语录所组成的“正统学说”；三是1978年后经重新解释的上述两种当中“仍被看作是正确的”部分。
    我相信，在学术上作这样的区分，既然符合实际，也就是必要的。只是不知为什么，我由此联想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三个范畴：“本我”、“自我”、“超我”。也许，这联想有点儿牵强？
　
    2.这篇日记当天，在任何一种文革大事记上都是空白。此前一天则不同——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成立了红卫兵。
    我听说“红卫兵”这三个字，最早也是在几星期之后。具体日子和场景完全不记得了。其间，6月1日晚上电台广播了聂元梓大字报，随即大中学校群起响应，开始跨校“串连”、“看大字报”……到8月初，毛泽东写信支持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继而在天安门接见，于是全国涌现出数以百万计红卫兵。是为文革动乱之第一波狂潮，史称“红卫兵运动”。我们学校头一个红卫兵大约成立于7月底，我是首批成员（好像也可以算是发起人之一）——不过，按照这个《卌年回望》系列的构思，就红卫兵这个纷繁复杂且至今众说纷纭的话题作进一步解析，现在还没到时候。
    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就在红卫兵业已面世之际，我这个后来的“老红卫兵”，竟是处在那样一种懵懂状态，对正在降临的政治风暴，对自己即将登台出演的角色，没有任何察觉，没有任何概念，没有任何反应！更重要的是，直到不久以前我才发现，而且越来越相信：当时，绝大多数中学生（包括许多比我大三四岁的高中生）的状态，其实和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也是那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写到：“在60年代初，几乎没有市民注意到即将发生的一场大动乱的苗头”。其实在今天看来，“没有注意到”那些“苗头”的，又何止60年代“初”、何止“市民”？——其证据，当远不止于我这一篇日记。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从小学起几乎隔两天就要喊一次的那个口号——“时刻准备着！”，这时候早已在我们的心底埋下了种子——至于“准备”干什么，则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
　
    3.我发现这篇日记里有一句话，总共63个字，除了引号之外没有断句：
    昨天看了山西一个农村妇女介绍她自己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使自己从一个“只管鼻子底下的一点小事”[的人]变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思想提高的过程。
    写这么长句子，还能做到基本通顺，也真够难为当时我这个初二学生的。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受到这种“党八股”、“新八股”或曰“翻译文体”、“外国话”之恶劣文风影响的，岂止我一个中学生。当然，这种恶劣文风的源头应当更早些，而且今天的报刊图书及网上仍然十分常见——这话题太大，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以后有机会再说罢。下面就让我把那句话改动一下，让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有了些进步——

    第一种改法：昨天，看了山西一个农村妇女介绍她自己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使自己从一个“只管鼻子底下的一点小事”的人，变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思想提高的过程。
    第二种改法：山西一个农村妇女，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使自己从一个“只管鼻子底下的一点小事”的人，变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昨天，看了她对自己思想提高过程的介绍。
    第三种改法：昨天，看了山西一个农村妇女对自己思想提高过程的介绍。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使自己从一个“只管鼻子底下的一点小事”的人，变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哪种改法好些？

【重大事件提示】

    ·28日，中共中央通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2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顾问。其后约一年间，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陶铸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先后被请除出中央文革。
    ·29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成立。〔其后，北大附中、地质学院附中、矿业学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等相继成立了北京最早一批红卫兵（红旗）组织〕
    ·30、31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革命的灯塔》专栏下，刊裁了外国朋友热爱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的谈活。《解放军报》并发表编者按语。（此条录自1966年6月《新华月报》上的5月大事记）
    ·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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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第一张大字报
【追忆加推测】
　
    这天没记日记。实际上，从上篇以后，直到6月23日才写下一篇。为什么二十多天没写日记？因为忙。
    经过一番回忆加推测，1966年6月1日、2日这两天我的经历，还是可以勉强捋出个大概的。
　
    6月1日星期三。时值初二第一学期期末，头一回不过儿童节（不记得搞没搞退少先队的仪式了）。
    当时住校，早晚两次听广播：《新闻和报纸摘要》。这天早上，应该听了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骡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对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现在多少还有点儿印象：听时候所有人都很严肃，都被广播员的慷慨激昂所激励或震摄（这应该不只是这一次的印象）。至于当时听懂多少，另说。
    白天应该照常上课。上的什么课，不记得了。（也许有政治学习念报纸？）
    晚上7点还是8点，又听广播。这回是北大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后来知道，是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康生、江青等人参加策划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是为引发全面动乱的一根导火索。
　
    按说住校学生平时不许回家。但那天晚上我回家了。不但我，班上四五个同学也来我家了。学校在宣武区和平门外，我家当时在东城区报房胡同，离得不近（骑自行车需要20来分钟）。这么些同学，当然是商量好了来的。但是各自找的什么理由、跟谁请的假，晚上听广播前还是之后离开学校，都不记得了。
    来我家干什么？写大字报！写什么？“炮轰”校领导！为什么写？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
    那晚熬了一夜。先一起商量内容，无外乎指责校方领导运动不力、怀疑他们跟“三家村”有瓜葛、企图把学校引向资本主义、配合美帝苏修“和平演变”阴谋之类。具体写什么，完全没印象了。当然不会有什么真凭实据，调门儿却肯定不低。因为只能去模仿聂元梓大字报以及报纸大批判文章的手法。简单说，就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扣大帽子、表示忠心——不过，这话只是今天回忆时候这么说。而在当时，这群15岁的中学生，个个斗志昂扬、精神亢奋、一丝不苟，满怀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使命感，颇有拯救学校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并无投机取巧出风头的私心杂念。
    打完草稿，标题还没想好。于是先空着头，就拿毛笔往整开大白纸上抄，抄了三四张。早晨五六点钟，经反复切磋，最后敲定题目：《问题出在哪里？》同时决定，在个人签名前面，写上“革命后代”四个字。然后分头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返校。会合另几位事前约好的同学，一共9人，逐一在大字报上签名。接着一起把它贴在离教室不远处一个大告示牌上面。这时，已是6月2日上午大约八九点钟了。
    当天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上没上课？补没补睡觉？跟没跟谁发生争论？其他同学、老师、校领导对这张大字报有什么反映……现在全想不起来了。
　
    那以后一段时间（几个月？半年一年？），我们一直相信，我们贴了全校学生中炮轰校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后来听有同学说，第一张大字报其实是别人贴的，我们这张顶多算第二张。听了这话，我好像也没什么失落感。因为我记得，6月2日当天中午前后和下午、晚上，又有好几拨学生贴大字报炮轰校领导。两三天里，大字报已经布满校园。只是不记得其中有没有“保”校领导的——即便有，应该也没发生什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第二又有什么分别呢。
　
【重大背景事件】
    ·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8点还是7点，记不清了），根据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7人批判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
    ·2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此后几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连发社论和各类文章，发动文革。
    ·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同时，新市委派出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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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旬：被遗忘的难忘经历
【当年日记照录】〔那些天没写日记，但6月23日的日记追记了若干事情，就把它提前放这儿吧〕
　
1966.6.23.（星期四）
    我校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
    部党委和学院党委在上星期派来了工作组，李光斌同志负责我们班和西语班。这个人真不错，理论水平很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校文化革命是在6月2日开始的，是在北大七同志的大字报上报后开始的。那天我们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问题出在那里》（“我们”是我、……[以下8人姓名略]，[署名]“革命后代”）。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学校问题非常严重，闫鑫泉有可能是黑帮分子，李涛、齐平等也不会是好人。
    这一段情况我一生也忘不了。我真正参加了阶级斗争。并得到了经验和教训。6月3日的班会给了我一次最严重的教训，这是我的耻辱，我更忘不了。要吸取教训。
    今后，我要比以前更加坚定地做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革命中来。
    我是班上文化革命核心小组成员，我要起好作用。
    在运动中，我要好好地、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思想指导运动。
    要抓紧自己的思想改造。要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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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上星期”：即1966年6月13日至19日这个星期。
    〔注2〕我们学校附属于北京外语学院，学院隶属外交部，所以工作组由部党委和学院党委派出。
    〔注3〕闫鑫泉、李涛、齐平，时任教导处主任、副校长、党总支书记。所谓“不会是好人”，即怀疑他们跟原北京市委及“三家村”有瓜葛。这自然是欲加之罪，不着边际。但当时学生们是很认真的。
　
【回望与反思】
　
    所谓“这一段情况我一生也忘不了”，其实只是15岁中学生的想当然。
　
    事实上，要是没这篇日记，6月2日我们大字报的标题，一共几个人在上面签名、都是谁等等，我都不能确定了。至于“6月3日的班会”内容，日记里没具体写，我已毫无印象——现在倒不妨推测一下：也许因我们写大字报耽误了什么集体活动，引起老师同学指责？所谓“教训”、“耻辱”，也许是说遭指责时我们辩解不力、丢了面子？不知道。反正那个“最”字肯定言过其实了。又比如，我们班的“文化革命核心小组”（它应该是工作组进校后布置各班成立的学生组织），成员还有谁？经没经过同学选举？它跟原来的班委会什么关系？再比如，我们贴了大字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还做了些什么？完全想不起来了。印象里，后来学校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革委会”。我是（代表我们年级的）委员之一（但后来提起这事，我们班有的同学却完全不记得）。
　
    不过，如果单就“大感觉”而言，文革“爆发”这段亲身经历，还是可以说让我“终生难忘”的——就像一本书里写的：
　
    “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有时会受到我们根本回忆不起来的事件的内隐影响。我们所经历过的往事经验，已经有很多特殊的情节永远地从我们的心灵中消失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记忆系统又相当成功地保持了我们往事经历的一般轮廓，并准确地记录了许多重要的事件。这一切都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记忆是我们的大脑企图理解经验，并将往事经验组织成连贯叙事故事的核心职能之一。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有关我们自身的，并因而构成我们如何理解自我的强大决定因素。我们的记忆力既是脆弱的，又是强大的，它是我们回顾往事、理解现在、并憧憬未来的综合产物。”（《找寻逝去的自我》，（〔美〕D.夏克特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354页）。
　
    不言而喻，下面罗列的当时背景事件，光凭记忆是记不下来的——其中不少内容，就是现在出版的各种“大事记”也记得不那么周全（我是从1966年6月、7月两本《新华月报》里抄录下来的）。
　
【重大背景事件】

    继6月1日白天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之后，是紧锣密鼓的一系列煽动，包括——
    人民日报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2日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2日评论员文章）、《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3日社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3日长篇材料）、《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4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4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5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8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16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20日社论）；
    新华社报道“改组中共北京市委”（3日）、“全国各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党中央英明决定”（4－8日、11日）、“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愤怒揭发和声讨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行”（12日）；以及
    解放军报《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5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教育要点》（5日发表，同日人民日报转载并发编者按），红旗杂志第8期社论《毛泽东思想领先干部层层带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人民日报6月8日转载），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揭露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信件”（10日人民日报转载）和批判瞿白音“电影界黑帮的反革命纲领”的文章（人民日报19日转载并发编者按），还有北京各报发表批判“坏影片”《逆风千里》（14日）、《大李、老李和小李》的文章（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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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加推测】
　
    上篇（“六月上旬”http://blog.daqi.com/article/19803.html）所录6月23日的日记写到：
    部党委和学院党委在上星期派来了工作组，李光斌同志负责我们班和西语班。这个人真不错，理论水平很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那么，1966年6月13－19日这个星期，工作组怎么进校的？进校前学校乱得厉害不厉害？进校后开没开过大会、班会，都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了。影影绰绰的印象是，学生们除了继续炮轰校领导，还给一些老师写大字报，攻击他们思想落后、历史不清白以及生活腐化等等。我参加写过这类大字报没有？好像没直接写过，但应该参加过商议讨论。这一段还没有发生动手打人的事情。
    对“李光斌同志”还有印象（但如果没这篇日记，名字肯定不记得了）：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秃顶（“列宁头”），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一副书生模样，态度平和而不失威严。学阿拉伯语专业出身，好像在外交部驻西亚北非某国机构工作或实习过。我还记得，在教室里，他教我们用阿拉伯文写自己名字，以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类。我为什么说他“理论水平很高”？他给了我什么“帮助”？完全回忆不起来了。还有印象的是，他对我们这群写了全校第一张（或第二、第三张）大字报的孩子——15岁，在他眼里当然是孩子——始终很客气，甚至可以说很尊重。我和我们“革命后代”中另一同学当上本班“文化革命核心小组”成员，然后又都成了校革委会成员（那位同学是常委，我是委员），似乎就是他提名的。
　
    说到这儿，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特殊情况：1959年成立时只有高中，设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5个专业。1961年，外语学院根据外交部关于附中应发展成为“一条龙”的指示，提出“从小学办起，准备若干年后将附属中学逐步发展为完备的十年一贯制学校”。后根据周恩来、陈毅等指示，经教育部同意，于1963年秋开办小学部、初中部，更名“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简称“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进一步简称“外语附校”，中学部有时也简称“外语附中”），按“绝密”专业招小三、初一、高一学生。外语课改为英、俄、西、法4种。1964年以后高中不再招生。因此到1966年，中学部只有初一、初二、初三和高三4个年级，16个班，在校生仅600人左右。
    那年6月初文革“爆发”时，北京各中学的学生积极分子，大多出自高二、高一。这是因为，此前高三、初三学生已进入高考、中考准备阶段。从年龄看，高二18岁，高一17岁，处在未成年和成年之间。可我们学校却没这两个年级，至于初三，说是直升高中，好像也比普通的期末考试严格许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校文革发动的主力，便落在一群15岁初二学生身上。这便是我这么个绝算不上“早熟”的人被工作组看中，成了文革初期“骨干”的背景之一。另一背景是：我们初二法语班，是全年级外交部干部和员工子弟最多的班（大概因为外交部的人更知道法语在外交中的重要性？）。“李光斌同志”对我们班好些同学的父辈，即使没直接打过交道，也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吧。
　
    总之，在我印象里，我们学校，至少是我们班的文革“积极分子”们，和工作组的关系还不错。反正六七月间，至少跟别的一些学校比，我们学校好像乱得不怎么厉害。是不是还上课？完全不记得。应该会拿出很多时间写大字报、开批判会什么的吧。有没有反对工作组的人和事？即便有过，好像也没发生什么很大的影响。
    然而，就全局而言，正是由于工作组问题，文革在全面大动乱的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重大背景事件】
　
    考虑到工作组问题的复杂性，此篇背景未采取列举大事的方式，而选录了王年一著《1949－1989年的中国（3）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31－49页）中关于工作组问题来龙去脉的叙述〔黑体字为引者所标〕：
　
    ……6月初，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那时中央经常开会，有时叫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时叫文化革命情况汇报会〕，作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与会者一致作出的，不是一两个人专断作出的。派出工作组的依据是：第一，大、中学校领导已经瘫痪或将要瘫痪，情况混乱。这是最现实的情况。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组非派不可。与会者纷纷论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派工作组要快，要象消防队救火一样快。”第二，广大师生员工要求派工作组。如北京各校向北京新市委要求派工作组。工作组去时，学生很欢迎，敲锣打鼓。第三，有例可援。毛泽东批推了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和北大。第四，派工作组是传统的、惯常使用的工作方式。尚未结束的四清运动中派出了数以万计的工作队。以上四点，主要是第一点，客观情势决定了非马上派出工作组不可。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八条规定”，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不要上街游行示成，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派工作组和“八条规定”的实质是：有领导地、有限制地、有秩序地开展运动。八条没有形成成文的指示，口头传达下去。这一期间，毛泽东在抗州〔毛泽东在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以前，在外地的时间在八个月以上〕。刘少奇多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约在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员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除极少数者外，都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对中学派出了160几个工作组；末派工作组的，派出了联络员。
    工作组的工作，注定了要遇到莫大的困难。有了《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楚许多问题，没有讲清楚什么叫“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什么叫“无产阶级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没有讲清楚怎么开展“文化大革命”。除“八条规定”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都没有什么明确指示。学生们中已有拥护和反对党委或党支部的两种观点，意见分歧，争论激烈，思想混乱，情绪激昂。中央报刊鼓动造反，但不讲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员来自四面八方，仓促上阵，既不熟悉学校和知识分子，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认识各各不一。有一个重大问题工作组是明确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按“八条规定”办事。有一件事是工作组不敢忽略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努力使二者一致起来，实际上常常是不可调和的。中央第一线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存在分歧，又注定了工作组要犯“错误”。
    工作组进校之后，既受到了大多数师生员工的欢迎，又受到了少数人的反对。大多数人或者由于长期接受党的教育，或者由于记取了1957年“右派”倒霉的教训，不反对学校党委或党支部，拥护工作组。当时许多人未必对党委或党支部没有意见（有意见是很正常的），但是或者认为党委或党支部总的还是好的，或者估计到这一回很可能又是“引蛇出洞”，迟早要再来—次“反右派”，所以不愿或不敢反对党委或党支部。工作组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不少是或明或暗地在不同的程度上维护党委或党支部的，所以人们也就拥护工作组。能量很大的少数造反者，认为他们的造反行动是无可非议的，他们或迟或早地觉察到工作组的政治倾向，又对“八条规定”之类的制约不满，因而或迟或早地反对工作组。拥护工作组者和反对工作组者之间的尖说斗争迅速展开。拥护工作组者仗着人多势众，反对工作组者仗着《人民日报》社论的支持，各不相让。他们双方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白己的正确。他们也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批斗“反动的‘学术权阶’”和不包括当权者在内的“牛鬼蛇神”。工作组自然地站在拥护工作组的一边，压制或者打击（甚至过重地打击）反对工作组者，犹如火上加油，反对工作组者就更加反对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者有“尚方宝剑”，人少、受压而毫无畏惧。中央报刊不间断地鼓动造反，使造反者扬眉吐气。工作组和大多数人指望中央会判明造党的领导的反者是错误的，这一天却不到来，他们越来越觉得不可理解。造反者对大多数人无可奈何，就把一切怨恨倾泄于工作组，他们甚至驱赶工作组。生活是复杂的，实际的情况比这里说明的要复杂得多。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千言万语难以尽述。举例略说如下：
    ……〔以下列举上海、北京若干高校学生与工作组冲突事件，略去〕
    谁也没有想到，在派与不派工作组问题上，党内上层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先录到这里为止，下面讲到7月以后的事，以后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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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月间：填补记忆空白
　
    1966年6月中下旬到7月上中旬这一个来月，在许多大学、中学接连发生了反对工作组的事件。然而，在我的记忆里，这一段却基本是空白。为寻找可资提示的线索，我查了几种文革史、大事记、回忆录之类书籍，从中选出一些重要背景事件，列在后面。
    浏览《竺可桢日记》时，我发现里边不少记载虽没能帮我想起什么具体事儿，却另有一番意思（比如这位时年66岁的老气象学家对每日天气的准确记载等）。于是决定逐日抄下来，以填补我这段记忆的空白，也留作将来查考的备用材料。
　
【竺可桢日记摘录】
    〔说明〕1.以下摘录自《竺可桢日记 V （1966－1974）》，科学出版社1990年，75－88页（1966年6月11日－7月15日）。2.竺可桢（1890－1974）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地理研究所所长（参看我的《百年百人排行榜·竺可桢》一文http://blog.daqi.com/article/10785.html）。其间，他一边撰写“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波动”，一边参加单位的文革运动，参加过几次外事活动。为节省篇幅，所记业务和工作内容多从略，其他内容择要简写在方括号〔〕里。引原文时加注引号“”。3.日记中反复出现“昙”字。查《现代汉语词典》知，读作tán，释为“云彩密布；多云”。
　
    6月11日 星期六 晴。北海公园月季也开着，但不盛。尚未闻黄莺、布谷。珍珠梅开着已久，现盛开。〔11点到科学院看大字报，“……说科学院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后于形势，领导落后于群众。……”〕[注：此日首次提及文革运动——所谓“首次”仅就书中所载文字而言；但日记中多有删节号，删去了什么内容不得而知。例如6月2日日记，内容是出席科学院“院务常务会”，却只记了“三查节约”、“备战备荒为人民”，而对当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一事只字未提（正文前后均标以删节号）。]
    6月12日 星期日 晨阴昙，下午阴。〔记业务事。略〕
    6月13日 星期一 晨晴昙，下午晴，晚有阵雨。〔记业务事。略〕
    6月15日 星期三 晨晴，下午阴。〔记业务事。略〕
    6月16日 星期四 晨晴，七点半降雨至十五点半停，四点半昙。〔记外事活动等。略〕
    6月20日 星期一 晴昙。〔上午参加政协委员第六组学习文件[没记学什么文件]。与会者贝时璋、谭政、丁西林、茅盾、舒舍予[老舍]、张含英、汪菊潜、金城、陈垣、李仲揆[李四光]、吴有训、王芸生、竺可桢。会上舒舍予“提议我们组（文艺科学组）高薪阶级自动提出减薪，得大家同意。”〕
    6月21日 星期二 晴 夏至〔……“今天甚热如炎夏，闻下午已达38°C。”〕
    6月22日 星期三 晨阴，雷声隆隆，天发黑，上午大雷雨，中午后昙，晚又雨旋止。炎夏天气需要扇子，晚间觉热闷。〔……8点半到政协礼堂开会。茅盾按老舍写好的建议（各人自动减薪1/3－1/2），大家传阅。“谈毕要缮写签名。时忽大雨雷电交加，未几天稍亮，但雨不止。今日谈者首是沈雁冰。”〕
    6月23日 星期四 晨阴。端午。上午允敏闻布谷在寓附近鸣。〔9点到政协礼堂开会学习。“关于自己声明减薪由全组13人签了名（郭[沫若]、陈[垣]二人不在内）。”
    6月24日 星期五 晨半阴，日中时有阵雨。〔……上午到政协礼堂开会，“未几，王芸生来，我问他《大公报》解放前销数达多少。他说六万份报馆就要庆祝。现在已达36万份。而《人民日报》虽以纸张关系限制多印，也印360万份云。小说解放前不过几千份，而近来《欧阳海之歌》印四百五十万份。”〕
    6月25日 星期六 晨晴昙，在阵雨之后地仍潮，上午仍有阵雨，下午晴。〔记业务事。略〕
    6月27日 星期一 晨晴，下午晴昙。办公室迁移至西郊。〔……下午到人大会堂听刘少奇等报告〕
    6月28日 星期二 晨雨，下午四点微雨。〔……“据云地理所大字报现转向过去的领导攻击……也有提浙大毕业生在地理所人多有四世同堂之说。”〕
    7月2日 星期六 晴 马铃花和黄槐尚开着。〔“从昨起早晨广播已不再奏‘国际歌’，而代以‘东方红’……近北大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东语、西语、生物、化学、无线电等系斗争时，发生了戴高帽子、擦黑脸等行为，显然有坏分子从中捣乱，一部来自校外，所以运动要办得仔细才行。……”〕
    7月4日 星期一 阴。〔到图书馆查阅史料，记心得。略〕
    7月5日 星期二 晨雨，下午雨。今日在北京体育馆称得无衣82市斤，是历来最少的重量。〔在办公室查阅史料，记心得。略。晚上游泳〕
    7月6日 星期三 晨晴，下午晴，晚下雨数点，寻止。〔记查阅史料心得。略〕
    7月7日 星期四 晨晴，下午阴昙。〔到图书馆查阅史料，记心得。略〕
    7月8日 星期五 晴。〔上午到图书馆查阅史料，记心得。下午到郭沫若办公室听业务报告。略〕
    7月9日 星期六 晨晴，下午晴热。〔记业务事。略〕
    7月10日 下棋日 晨阴闷热，下午晴。〔记业务事。略〕
    7月11日 星期一 晨昙，下午三点起下雨，[有]雷，半小时即止。〔记业务事。略〕
    7月13日 星期三 阴。北海公园帽樱花（合欢）仍开着。中国槐开花。〔记外事活动等。略〕
    7月14日 星期四 晨阴，下午昙。〔与单位同事谈话，获知“缘所中同人贴了许多大字报攻击地理学会理事人选以为尽是专家，而《学报》与《地理知识》、《译报》均以来源无着，所以要停刊。……”〕
    7月15日 星期五 晨半阴，微雨，下午阴。〔“……院中正希望对院领导有大字报，所以明天张[劲夫]副院长将在友谊宾馆跳舞厅作一次发动的报告，这样能揭发，使领导人员有所警惕是好的。如综考会提我不应介绍崔克信，科学史室评我对于地主阶级大官僚徐光启评得过高，地理所说我在该所造成四代同堂。除地理所提的不中肯外，其余均提得很对的，我应该改正自己错误观点，以免再蹈覆辙。下午继续写英文稿。……”〕
　
【背景事件－国内】

    ·6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宣判大会，判处持刀杀伤外国朋友的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死刑。杨秀峰院长在宣判会上说，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6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并为此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济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同期，北京和全国一大批高等学校的党委书记和中等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先后被以“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或停职反省。
    ·6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6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彪3月11日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写的一封信。
    ·6月20日 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一份简报批发全国。称“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后来，刘转发简报之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6月22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把我们的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并发表三五一七工厂突出政治办企业的经验。同日人民日报转载此社论和经验介绍。
    ·6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同日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其后，又于7月4日和27日接连写出“再论”和“三论”。大约在7月初，前两论即开始在北京中学和大学学生中开始传抄。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其后，毛的信和“三论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更是不胫而走。
    ·6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
   同日 高教部通知暂停196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此后12年全国未招研究生。
    ·7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同日 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成立。
    ·7月2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全文转载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
    ·7月3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9期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7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李豫生等7个学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
·7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驳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背景事件－国际】

    6月8日 出席5月19日至23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纺织、服装、皮革、皮毛工人第三次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苏联领导集团联美反华充当美帝帮凶的丑恶面目，抗议苏联代表操纵会议配合美帝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
    6月13日－16日 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储文在会上发言，痛斥苏联领导利用和平理事会兜售美国的“和谈”骗局。16日，我代表团提出总文件草案和关于越南问题的文件草案，并发表关于投票态度的总声明，谴责苏联领导集团联美反华出卖越南人民
    6月16日－24日和24－28日 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相继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17日、25日、2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中罗人民友谊的新篇章》、《中阿友谊的又一个高峰》、《中阿战斗友谊万岁》。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文章《揭穿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新骗局》。
    6月21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热烈欢呼中国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6月23日 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北京举行会议并通过一项声明，谴责开罗分裂会议的非法决议，并宣布从事分裂活动的苏联作家，自绝于亚非作家的队伍，永远丧失在常设局的一切权利和地位。
    6月25日 首都各界集会纪念朝鲜解放战争十六周年。
    6月27日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向印尼政府提出照会和备忘录，“最强烈抗议印尼各地反动势力的反华排华暴行”。
    6月28日 印尼暴徒骚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次日中国驻印尼使馆照会印尼政府就此提出严重抗议。
    6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澳共（马列主义者）主席希尔在四月间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钢铁般的中流砥柱。
    7月3日 中国政府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连续轰炸越南河内、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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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记照录】
　
一九六六·七·廿
    昨天下午开始放假。文化革命刚搞一半，谁愿意离开学校呢！但这是党中央下的指示，为的是照顾我们初一初二“小同学”的身体。革命左派最听党的话。党叫我们在学校搞革命，我们就要在学校扎下根来搞；党叫我们在家里搞革命，我也决不能有一点怨心，只有坚决地执行，更加自觉地搞。
    这次决不是一个平常的暑假，我也决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它浪费掉，我要在这暑假里，更加努力、更加自觉、更加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加自觉、更加刻苦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毛泽东思想水平有所提高，为将来更多、更好地给革命增添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虽身在家里，但要非常关心学校的文化革命，关心全国的文化革命，更要关心国际的形势，特别是关心越南的形势。何止是“关心”，我要参加到革命中去！
    大庆人说：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我不但要做到这两条，我还要做到在学校和在家里搞革命一个样。我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没有离开革命的战场！
    暑假里我要坚持好好“补课”，好好补毛泽东思想的课，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学社论。一定在暑假里通读完四卷《毛泽东选集》，重点学好、学深、学透几篇文章，把过去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的重要社论继续学深学透。
    我要通过这个暑假，使自己的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使自己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大步，使自己的革命自觉性有所提高。我要做到这些。我能够做到这些。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这些。

    〔注〕后来我自己在这篇日记的第一自然段下面批注了“刘贼阴谋”四个字。什么时候批的不记得了（应该是在1968年前后）。
    “刘贼”指刘少奇；“阴谋”指当时中央决定初二以下学生开始放暑假，是故意不让我们在学校参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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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反思】
　
    1.各种文革大事记都有这个记载：1966年7月13日教育部发了个《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等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城市的中学初三以上学生不放暑假，参加运动（参看文末背景事件）。
    我们学校初一、初二学生从19日开始放假，为什么比那个通知发出的时间晚了一周？不知道。
    通知还规定，中小学凡未举行期末考试的就免考了，“改由师生民主评定”。我们考没考？没印象了。
　
    2.其实，从6月2日到7月19号之间一个多月，上课已经不那么正常了。那一段，班际、校际“串连”占了我们不少时间精力——文革初期，“串连”一词有二义。这里是指同校各班级之间和同城各学校学生之间的串连，跟后来说的到外地进行“革命大串联”有所不同。
    文革前，至少是初中生，很少机会跟本班以外的同学来往。但从这时候开始，界限渐渐被打破。因为都要给校领导和老师们贴大字报，在本班同学中难免发生分歧和辩论。而在校内别的班级，却可能找到同情者和支持者。遗憾的是我的日记在这方面没留下一点儿记录。
    至于校际串连，印象里，当时去海淀（包括外语学院以及清华北大及其附中）看过大字报，一块儿去的好像就不光是同班的。另外，当时在学生中已开始流传各种传单，比如我最早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参看文末背景事件），大约就是在7月中下旬。当时的观感，不外乎为之感到振奋和激动吧，当然不会有什么反感。不过，我自己具体受到了什么启发和影响，完全没印象。
　
    3.这篇日记第一句话有点儿意思：“文化革命刚搞一半”——不料想，这两个月时间，还占不到整个十年动乱的百分之一！
    日记里写到的要学毛选、“参加到文化革命当中去”云云，则反映了我当时对文革的实质毫无感觉。事实上，这种状况后来又持续了多年。
　
【重要背景事件】
    ·7月13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同意，教育部发出《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等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城市和农村的高中（包括中师、中专）、初中、小学，本年秋季仍继续招生。中小学各年级的学期考试，凡是没有举行的，一律不举行，改由师生民主评定。城市的高级中学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初级中学全体教职工和三年级学生，小学的全体教职工，今年不放暑假，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城市中小学毕业考试一律不举行，采取民主评定办法考核成绩。高中应届毕业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毕业时间推迟到寒假。县以下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应纳入“四清”范围内，由“四清”工作队领导进行。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此前毛自1965年10月离京，先后在杭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一直没回过北京，甚至连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也没参加。其间，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6月初，刘、邓就派工作组问题多次请示毛，毛只是含糊其词（参看《卌年回望·6月中旬 工作组印象》[http://blog.daqi.com/article/21340.html]文末所附“背景事件”）。
    毛18日回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北大等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日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的意见主持“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中央文革”成员在会上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开会，批评刘、邓，决定撤销工作组。次日毛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28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师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宣布北京市委上述决定。会后，北京和全国迅速撤销了工作组。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新部长陶铸，顾问陈伯达（仍挂副部长名义）。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因“停课闹革命”，这一通知未能执行。从本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六年之久。
    ·6月24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为给团中央派驻改校的工作组出难题，贴出一张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文中引用毛泽东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7月1日和27日，他们又连续写出“二论”、“三论”，并于7月28日将前两论寄给了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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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7月21日：学习刘英俊
　
【当年日记照录】
　
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一日
    今天报上刊登了刘英俊同志母亲的一篇题为“英俊是党和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孩子”的文章。下面抄录几段：
    “毛主席啊！是您老人家把俺们从苦海里救了出来，是您把英俊教育成了一个好孩子。我要像儿子那样，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跟着您。”
    “他打心眼里咱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晨上学，晚上放学，他总要望一望毛主席的像，嘴里唱着：‘天上有颗北斗星，地上有个毛泽东，……’”
    “我觉得他读了毛主席的书，听了毛主席的话，脑子里想的净是革命的大事，真是越读毛主席的书越进步。”
    “他还说：‘我现在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毛主席是咱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的书，是咱劳动人民的命根子，咱们不论啥时候，都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毛主席的书，俺要读一辈子，毛主席的话，俺要听一辈子，毛主席的指示，俺要执行一辈子，毛主席之处的革命的路，俺要走一辈子。”
　
    刘英俊同志是我们好榜样！
    我们学习刘英俊同志，学习他“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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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反思】
　
    刘英俊的名字，如今不到40岁的人大概很陌生了。下边是他的简历：
    刘英俊（1945－1966）吉林长春人。196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3月15日，随部队炮车外出训练，当驾炮车的辕马被汽车喇叭声惊吓，向人群中冲去时，扑向惊马，拉紧缰绳，为保护在场群众而牺牲。被所在部队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记—等功。〔录自《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
　
    首次介绍刘英俊事迹的新华社报道，发表于196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时值文革动乱初露端倪之际。比如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署名文章《驳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当时，媒体称刘英俊是“又一位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在不少人心目中，雷锋却因有“驯服工具”之嫌，似乎已然“过时”；而刘英俊，则具备更符合文革需要的“造反”精神。我清楚记得，同学间曾议论过：刘17岁参军，21岁牺牲，当兵4年居然没入党，就是因为他时不时要自行其是，“刺儿头”。至于官方宣传重复最多的话，是要像刘英俊那样“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不言而喻，其中“勇敢捍卫”是要害：特别强调了一种危机感，从反面激励年轻人凭着极度的个人崇拜，去造反，去参加制造动乱——虽然，后来天下大乱这笔账，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刘英俊这位满怀人情味的血性青年的头上，这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我这篇日记写于暑假第三天。这三天，我除了写两篇日记和读《人民日报》之外，肯定还干了别的什么事儿，可惜都没能记上几笔。没法子，谁让我当时就这么个水平呢。
　
【背景事件】
〔我找到一本《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发现其中对1966年7月的记载，比好些更正式的当月大事记有意思。特全文照录于下，以备查考〕
　
    ·7月1日　 根据“文化大革命”以来听众的要求，经中宣部批准，中央电台，北京电台自即日起，改换开始曲，并改换一部分节目的前奏曲。中央电台各套节目全天播音和各次(总)播音开始的开始曲，由《代国歌》，改用《东方红》合唱曲。北京电台各语言节日开始曲由《代国歌》，改用《东方红》管弦乐曲。
    同日　 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央电台举办《毛主席语录》节目，每天广播3次(后两次为重播)，每次10分钟，播送毛主席语录1条，共播送6遍(前2遍和后2遍为正常速度，中间2遍为放慢的速度，并读出标点，便于听众抄记。前后各说明毛主席记录出处1次)。
    ·7月13日　 梅益局长受到错误批判并被宣布停职反省。“文化大革命”期内，全国广播系统各级领导干部都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7月14日　 晚上，陈伯达、康生召见中央广播事业局丁菜夫、李哲夫、王殿举，声称他们支持北京广播学院少数学生“造反”，并说，一部分学生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不是反动的，学院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应该的。
    ·7月19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警卫工作的指示》。指出，各军区必须十分重视切实加强对所在地区的广播、发射、转播、实验、战备等电台的警卫工作。
    ·7月23日 24日 27日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人先后到北京广播学院接见学生中的少数“造反派”，并召开大全，市布撤消广播局工作组，成立“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
    ·7月　 中央广插事业局就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中宣传“文化大革命”问题向中宣布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了请示报告，提出：“凡阐述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社论、文章，新华社和北京电台对外广播编发的，对台广播都照用。对台文艺节目要充分反映文化大革命成果，增播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作品及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作品。戏曲节目，全部播送革命题材的现代戏，传统戏一律停播。文化大革命期间，暂不组织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写稿”。
    ·7月－10月　 中央电台“清理”外国音乐库存，消磁将近90％的库存外国音乐胶带，仅留下10％的节目录音。消磁处理的原则是，主要留各国革命内容的作品和主要作曲家的主要作品，如贝多芬的9部交响曲中只留第三、五、六、九交响曲，并且基本不留不同演奏版本。消磁后剩余的节目中，相当部分是“革命歌曲”，包括不少短期流行的越南抗美歌曲，而大量的世界经典作品被当作“大、洋、古”处理掉了。侥幸留下的一部分节目多数也非原版。这是我国外国音乐录音资料的一次空前洗劫。
    ·8月1日　 中央广播事业局取消广播中播音员报名及电视新闻片记者署名的制度，并取消了广播文工团在演播中报作者、导演、演员、指挥名字的作法。
    同日　 中央电台新办《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节目。撤销《理论学习》节目增办《工农兵群众文艺》节目。撤销《文艺节目选播》和《外国音乐星期音乐会》节目。
    《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播送毛主席语录。
    同日　 北京广播电台对印度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广播开始播音。这是对国外广播的第二十八种外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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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个人崇拜升温
　
【当年日记照录】
　
六六，七，二十五
    我们最最伟大，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又一次横渡长江，“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样[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
    毛主席
        万寿无疆！
    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地，永远地
        飘扬在祖国的天空上，
        飘扬在世界的天空上，
        飘扬在我们每一个革命人民的心里！
    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加努力地改造思想，一定天天读毛主席的书，时时听毛主席的话，处处、事事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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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反思】
　
    1.不用说，上面这些既真诚又空洞的表白，基本上不是我自己的语言，而是对当时刚刚时髦起来的新八股的模仿和抄袭。这些新八股，包括“最”、“最最”（以及后来的“最最最”）、“万寿无疆”以及“最高指示”，再加上没有任何信息量或者完全不着边际的诸多修饰语（如“努力”、“天天时时事事处处”、“永远”、“每一个”、“革命人民”），等等等等。
    在我这本卌年前的日记里，此篇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一个新水平。那之前，我日记里凡涉及毛，基本上说的是学习他的著作和思想。像“万寿无疆”和“最”字的滥用之类，还是头一回出现。
　
    2.现在回头看，毛那次畅游长江，堪称文革初为煽动个人崇拜而精心策划的一个经典案例。我这篇日记，或许就可以当作其成功的证明之一。
    只是作为“主谋”的毛本人，并非一个计划周密和循规蹈矩的人，而更喜欢心血来潮和随心所欲。这就难免把他身边的随从和事后的吹鼓手们搞得手忙脚乱〔参看《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比如当年的新华社报道（详见文末背景事件），在讲到毛一小时零五分游泳“近三十华里”的时候，如果注明当时长江水流速度是多少，就可以减少许多疑惑和议论了——因为毛的游程即使按25华里即12500米计算，那天的游泳速度也达到了3.2米/秒或192.3米/分钟，亦即百米速度为31.25秒——比今日百米自由泳世界记录49.78秒，快了三分之一以上。何况他连续游了超过120个百米呢。
　
    3.联系当时大背景：就在新华社和电台报纸发表毛畅游长江的消息之际，毛本人正在以派工作组的问题为由头，紧锣密鼓地发动组织了针对此前在北京主持文革运动的党中央一线集体的攻势。 〔参看我的《卌年回望》系列之《6月中旬：工作组印象》[http://blog.daqi.com/article/21340.html]和《7月20日 ：放假了》[http://blog.daqi.com/article/27991.html]两篇的《背景事件》。〕一周后，毛便贴出了那张只差点出刘少奇名字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背景事件】
    〔注：下面是当年新华社就毛游长江所作报道，全文4000多字。虽然长点儿，却颇具典型性。特照录于下，供过来人反思，或许还可以帮年轻人找到些那个年月的感觉。〕
　
毛主席畅游长江
    【新华社武汉二十四日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再一次乘风破浪，畅游长江。
    这一天，武汉晴空万里，长江两岸万众欢腾。
    十年前的六月，毛主席曾经三次在武汉横渡长江，并且写下了光辉豪迈的诗篇《水调歌头·游泳》。十年后的今天，毛主席又在大江中遨游，历时一小时零五分，游程近三十华里，“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主席再次畅游长江的喜讯，很快传遍了武汉。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七月十六日上午，武汉市五千游泳健儿，遵循毛主席到大江大海去游泳去锻炼的教导，在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上，热烈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我们的伟大领袖在这个时候乘快艇检阅了参加比赛的游泳健儿，这给了武汉全体人民以无比巨大的鼓舞。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的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上午九时二十分，大江两岸的扩音器，播送出歌颂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乐曲《东方红》，激动着人们的心。人们想着：是毛主席为我们在长江上开辟了平坦大道，今天，毛主席要是能来看我们横渡长江，那该多好！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就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刻，从东方太阳升起的江面上，一艘快艇破浪驶来。这时，不知是游泳健儿中的哪一个，第一眼看见了快艇上的毛主席，立即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紧接着，游泳大军高举百面红旗，朝着毛主席的方向游了过去。在旗帜映红的江面上，在两岸江堤上，千千万万人的目光向着毛主席！千千万万人表达着同一个祝愿：伟大的毛主席万寿无疆！千千万万人发出了同一个心声：毛主席万岁！与此同时，停港的船舶，汽笛齐声长鸣，向伟大的领袖表示敬意。欢呼声、汽笛声汇成一片，震撼着武汉上空。
    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在甲板上检阅正在与江水搏斗的游泳大军。这时，宽阔的江面上，健儿们有的高举红旗，有的推着高大的毛主席语录牌，组成一条水上长城，拨开千层波浪，奋勇前进。语录牌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看到游泳健儿们这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十分高兴，一会儿走到快艇这一边，一会儿走到快艇那一边，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向大家频频招手，并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万岁！”
    由两百多名小学生组成的少年儿童游泳队伍，受到了毛主席特别的关怀。这批大多是八岁到十四岁的“红领巾”，簇拥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语录牌，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歌，乘风破浪，努力前进，表现出毛泽东时代红色少年的革命气概。当孩子们游过来的时候，毛主席让快艇向少先队员们驶去。少先队员们看到了毛主席，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向他们招手，亲切地说：“少年们，你们好！”
    毛主席的鼓励，给孩子们增添了无限的力量，他们迎着滚滚波涛，游向终点。
游泳队伍中的汉口水力发电厂民兵聂长燊见到了毛主席，兴奋得忘记了自己是在游泳，他举起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他觉得江水特别特别的甜。就是这样，五千游泳健儿分批从毛主席身边游过，连续高呼“毛主席万岁”，胜利到达终点。
    游泳健儿们登上比赛终点的江岸，掉转身来，和成千上万的群众一起，热烈地向江中快艇上的毛主席欢呼。快艇向岸边驶去，毛主席站在船头上，不断向大家招手，高呼“人民万岁！”岸上的人群沸腾起来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淹没了滚滚长江的风浪声。
    就在这人欢水笑、群情沸腾的时候，毛主席乘坐的快艇开到武昌大堤口附近。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这时是上午十一时整。
    汛期的长江，水流湍急，浪涛滚滚，拍打江岸。毛主席在浩瀚的江面上，时而挥臂侧游，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陪同游泳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和一群矫健的男女青年，紧跟在毛主席身边。
毛主席一面击浪前进，一面同周围的同志们谈笑风生。一位女青年告诉毛主席：“我这是第二次在长江里游泳了。”毛主席笑着对她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陪同毛主席游泳的另一位女青年，只能游一种姿式，毛主席发现了，便亲切地教她仰游。毛主席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第四次横渡长江的时候，曾经教导过我们：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毛主席在游泳时，还同身旁的王任重同志交谈起来。毛主席问：“武汉青少年游泳活动开展得怎样?”王任重同志说：“青少年游泳的越来越多。他们的特点是：胆子大，勇敢，学起来也快，一般学五六天就可以下水了。”毛主席又问：“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游泳吗?”王任重同志回答：“有。”毛主席满意地说：“这很好！”王任重同志还向毛主席报告：去年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武装泅渡过长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冬天横渡过武汉的东湖，会游水的人越来越多了。能够横渡长江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了。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鼓舞了广大群众。近几年来，千万青少年和广大群众遵循着毛主席“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的教导，更加广泛地开展了渡江游泳活动。第一届横渡长江时，女运动员只有二十多名，现在每届都有上千名，其中还有女民兵武装泅渡。那时，参加渡江的少年儿童只有一个，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了渡江的先锋；许多在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以后出生的儿童，如今也成了横渡长江的小将。
    将近十二点，辽阔的江面上刮起五级风，浩浩江面波涛滚滚。停候在江心的快艇向毛主席开来，准备迎接毛主席上船。王任重同志几次请毛主席上去休息。毛主席问：游了多少时间？周围同志说：四十五分钟了。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说：“还不到一小时嘛！”接着又继续向东游去。游过一小时零五分，王任重同志再一次请毛主席上船休息。毛主席风趣地说：“你是这里的省委第一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主席从武昌大堤口顺流而下，一直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游程将近三十华里。毛主席登上快艇的时候，精神焕发，毫无倦意。
    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振奋了每一个人的心，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长江航运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武汉港务局二○五队指导员魏月安，回到队里以后，向同志们介绍了毛主席检阅游泳健儿并畅游长江的盛况，激动地说：“我这个在水上生活了几十年的码头工人，饱尝了旧社会的苦难。解放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今天我能和毛主席同游长江，真使我终生难忘，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毛主席的话，人在长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生产，为建设伟大祖国，为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革命斗争作出贡献，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
    在长江航运管理局船舶管理部航修站，三百多名职工和家属永远忘不了七月十六日这一天。因为他们在这一天看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精神这样好，感到无限幸福。这一天下午，工人们就在车间里写了大批保证书，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多快好省地修好船，支持国家建设，支持越南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
    汉口火力发电厂的工人游泳运动员刘武卿，在江心看到毛主席的时候，就发出了誓言：“毛主席！我一定要更好地读你的书，像刘英俊同志那样，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在回厂的路上，刘武卿满怀激情地和大家一起高唱“东方红”。
    一个少先队员在游泳完毕以后，怀着无限幸福和无比激动的心情，拿出小日记本，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他一生最最难忘的一件事：“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十时三十五分，我见到了毛主席。”
    到武汉访问的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朋友，在这一天乘船观看武汉群众横渡长江比赛的盛况时，他们会见了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外国朋友们热烈欢呼，游轮上一片沸腾。尼日尔的代表在北京开会时，曾集体赋诗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热爱的心情。他们写道：“毛泽东，你是我们的导师，毛泽东，你是我们的灯塔，把最阴暗、最遥远的地平线，照耀得通亮、通亮。……”今天，他们亲眼看到了毛主席，怎能抑制激动的心情！有的朋友连声高呼：“毛主席！毛主席！”有的用中国话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的外国朋友在船上不停地鼓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朋友们，看到毛主席以后，心情异常激动，他们不停地欢呼，并且放声高唱起革命歌曲。
    毛主席热情地向各国朋友们招手、鼓掌。外国朋友们看到毛主席是那样的健康，都非常兴奋。有的外国朋友说，“毛主席的身体好极了！”一位非洲朋友说：“毛主席这样大的年纪都渡过了长江，毛主席健康长寿，这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外国朋友们对毛主席倡议横渡长江并身体力行，都极为称赞，认为这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事情。他们说，毛主席带头横渡长江，中国人民掀起全民性的游泳运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勇气，不畏任何艰险。叙利亚代表扎达特?里卡比说：“今天横渡长江的运动员，个个都显得健壮、热情、勇敢。毛主席提出的这一非常好的倡议，可以使青年人锻炼身体，而且树立一个很好的思想，不管困难多大，江河有多宽，都能闯过去。”这些朋友们说，长江天险可以征服，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
    毛主席再一次踏破长江水、畅游天堑近三十华里的壮举，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在长江两岸一直持续了四个多小时。这动人的情景，表达了我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敬仰，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七亿人民放开眼界看未来，乘风破浪向前进！
〔原载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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