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人：“老红卫兵”是造反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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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副主任   聂树人


本文与前人的论述不同之处在于：

1、“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更不是最早打破“党禁”的造反派，而是“保爹保妈派”，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

2、“红卫兵”是各式各样的，不是同一类人。不加区别地指责“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人，多数是“妖魔化”文革的人。


第1章               “老红卫兵”与“血统论”
“出身问题”的渊源
从“扎根串联”说开去
全国解放以后，由土地改革而起的“成分划分”和“极左”政策一直延续着，一直加剧着。对年青人家庭出身问题的看重最突出地体现在每年的征兵上。参加解放军，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的专利。中农及“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是没有参军的权利的。此外，在招工、提拔等方面,也有这方面的分别对待，只是没有参军那样的严格。

家庭出身的优越感或自卑感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出现的。其实，还可以往前追溯到解放区。但是，在五十年代，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的歧视还仅限于事关“政治”的大问题上。

到了1962年，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的歧视就更加明显起来，特别是在这些人的“入学”问题上。在学生中大讲阶级路线，起因于1964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中的有关规定。1964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四清、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报告。他说：从山东曲阜、甘肃白银厂的两个报告里，可以看出四清、五反的过程。其余的也有一些材料，反映有些单位的领导权被篡夺，各种问题十分严重。

1964年9月10日，在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14日）前一个月，刘少奇根据1963年冬天到1964年春天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的经验，根据他自己1964年上半年亲自在湖南蹲点18天的体会，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其主要标题和内容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中农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地富子女问题。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这个文件是对毛泽东制定的《前十条》的补充和完善。按照《前十条》开展的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是打了败仗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关键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经验，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文件。在《后十条》中，有如下规定：“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键在扎根子。”

文革中，“红卫兵”组织的建立，不就是仿效这种办法吗？

对于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子女的歧视，“《后十条》”有明确的规定：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能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备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要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受对方的坏影响。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团员和干部，能不能做党员、团员，能不能当干部，主要根据他们本人的表现，而不是单纯看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这一点。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对方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文革中，“血统论”是不是完全承继了刘少奇的这一套？

地主、富农，是“五类分子”“之二”，对其它“之三”，当然也应照此办理。

徐友渔在《自由的言说》（1999）中说：

清华附中是干部子弟十分集中的学校，尽管该校以教学质量高自负，但到了1964年，学校的偏爱已绝对地倾向政治一边。校长和班主任常常把学生中的高干子女召去开会，谆谆嘱咐他们：“你们和其它同学不一样，你们的父母是革命家，你们天然地对党有特殊感情，党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争气，以后接班就指望你们了！”......

郑义在90年代初回顾了1964年发生在班上的一件事。一天，两个同学发生口角，一位姓熊的出口伤人，另一位姓娄的给了他一拳，这本是小事一桩，教导主任对双方均作了批评。但晚自习之后，校长对全校学生作了没有前例的讲话，重提此事，把娄狠狠批评了一顿。全校学生觉得不公平，贴出不少大字报，这招来学校当局的严厉压制。原来，问题的实质是：挨打的学生是高干子弟，尽管他自己写大字报承认自己首先骂人，侮辱了娄的人格，表示道歉，但学校领导仍然要以打击其它学生的方式表示自己站稳了“阶级立场”，坚决地贯彻了阶级路线。因为就在前不久，另一个学校的领导就因为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贯彻阶级路线不力而在四清运动中垮了台。

“老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卜大华回忆说，在1965年，他和几个干部子弟同学得知，学校准备培养一位学习好，又听话，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入团，他们感到愤愤不平。他们质问道，不第一个发展根正苗红的卜，想干啥?他们结伙和学校当局抗争，终于使学校同意卜成为全年级第一个团员。过了不久，在选举班干部时，他们又挑起争论，指责校方选拔学生干部不讲阶级路线，挑选学习好、听话的学生是鼓励走白专道路。这次，他们又成功了。

许多人抱怨说，“文革”前贯彻所谓阶级路线，已经是极其不公平的事，它剥夺了许许多多品学皆优的非红五类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在毛泽东和他的侄女王海蓉谈话时，王就说过：“我们学校里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百分之七十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其它就是干部子弟、烈士子弟等。”这种政治标准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规则，它规定一部分人带上脚镣和别人赛跑。尽管如此，“文革”初老红卫兵仍不满足，因为带上脚镣赛跑还是一种规则，他们要求干脆取消规则，取消竞赛，按照家庭出身(甚至按照父母职位的高低)预先分配“奖牌”。在他们看来，讲规则(不论这规则对自己多么有利)就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

在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气候下，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在文革前就是不平等的。到了文革初期，“出身问题”或阶级路线问题就由“老红卫兵”自然而然地演化成了 “红五类”与“黑五类”问题，打出了“血统论”对联，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空前的“红色恐怖”之浩劫。

1967年7月14日《东方红报》以《“血统论”的总经理》为题，发表建工学院“八一.三七”战斗队的文章，对“血统论”追根溯源：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却在六六年八月初，向建工学院师生宣扬“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资产阶级反动口号。八月三日，他对保守的＂革命团”的代表说；“枪毙了，还有子女呵，他们的子女要报仇呵，有杀父之仇，儿子不报，孙子还得报。”他又对造反派＂八一”战斗团的代表说：＂地主阶级枪毙了一部分，现在还有他们的家属，他儿子有杀父之仇，......把所有人都枪毙，杀父之仇就更多了。”

永远的“权贵阶层”
中国社会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历史实际反映出的“阶级队伍”可以分划为三个层次：权贵阶层，平民阶层，贱民阶层。上文的“敌”属贱民阶层；“友”和“我”属平民阶层，“权贵阶层”不包括在“阶级队伍”之内，而应该在“阶级队伍”之上。

事实上，从“阶级成分”划分或对民众“分类排队”的目的（分清“敌友我”）即可看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1949年以后，哪一次划分，划分者都没有将自己列入划分结果中。这就如同军队的将帅，从大原则上说，他们都属于军队，但是，从军队的管理和作用过程看，他们又在不同层次上站在军队的“队列”之上、之外。比如，文革运动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就站在国人之上，要求工作队对芸芸众生“分类排队”，划分为“左、中、右”。依次下推，从中央到工交口，从工交口到地质部，从地质部到地质学院，从学院领导到年级政治辅导员，他们都（曾）是“反干扰”的组织者、指挥者、实施者，他们都是站在“反干扰”之上、之外的权贵阶层。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林秀伦和年级党支部成员就试图从权贵的角度出发，居高临下地将我（们）打为右派。邹家尤工作队进驻地质学院后，特别是在“反干扰”中的“分类排队”表明，他们是游离于、超脱于或“高高在上”于地质学院师生之上的主宰者，属于“划分者”，而不是“被划分者”。

事实上，只有权贵阶层才有资格对其它阶层进行“阶级划分”和“分类排队”。正是这一阶层的存在，自1949年以后，至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至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不断进行的“敌、我、友”划分中，“敌”的队伍就从“四类分子”到“五类分子”，再到“九类分子”、“十类分子”，不断发展壮大。相对而言，“友”及“我”的比率必然下降。

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权贵阶层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宰。

“夏传子，家天下”。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权贵与权贵阶层是可以世袭的。现代史也表明，权贵阶层是非常愿意将其“权贵”世袭给自己的下一代的。对孩子来说，或贫或富几乎是与生俱来，因而也无从选择。要是在孩子刚刚开始懂事时，成人社会就有意无意地加深他们的贫富意识，那么对穷孩子和富孩子的人格塑造和心理健康，都可能起着无可挽回的负面影响，对穷孩子来说，强烈的贫富意识往往会使得原本就十分自卑的心理雪上加霜；而对富孩子来说，由此而生的盲目的优越感往往会导致他们成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小霸王。

因此，近现代许多国家都在为淡化孩子的贫富意识而格外做出努力。日本的中小学都明文规定禁止学生穿名牌服装或名牌运动鞋来学校，并对何为“名牌”做了严格、具体的限定。据调查，此举也得到了9成的富裕家庭家长的欢迎。此外，直至今日；日本仍有部分小学要求男生一律剃光头上学——为的就是：千篇一律的光头至少让人一下子难以分辨出谁是富家子弟，谁出身于贫寒之家。

在美国，虽说有关学生是否应该着校服上学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但绝大多数州的中小学依然坚持“校服制”，而且赢得了8成以上家长的支持。

在加拿大，中小学大多向孩子们提供免费午餐，午餐的档次完全一样，因而孩子无论贫富，吃的完全相同。即便在贫穷的肯尼亚，有幸受到救助的小学往往给每个孩子都发放一份救济物品（卸寒衣或食品)，而不论孩子是贫是富。有人有疑问：富家子弟也许并不缺这份救济物品，“照发”是否意味着是一种浪费？而学校坚持认为，让大家尽可能都能领到一份，穷孩子就会大大减轻心理上的压力。[1]

所谓的“老红卫兵”，后来多数成了“联动分子”，他们无疑是一群富孩子。

遇罗克之被杀，主要原因在于，他在《出身论》中有如下的判断：

“联动的骚乱告诉我们：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着教育部门的时候，给高于子弟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最近被革命群众查抄的联动老窝——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的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工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保姆，动辄遭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辱骂。’(据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传单)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条长龙，迎来送去，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据说，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发给十八——二十五元零用钱。我们可以和下面几个数字做一比较。国营农场的一个壮劳动力，每天工资八角；一个社员的收入比它还要低。一个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是每口人每月十二元。但是在哈军工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一项，就达二十几元！这样的青年哪里懂得艰苦朴素?怎么不大肆挥霍?只要看看联动开会时，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叼着烟卷，穿着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于子女可以任意挑选‘理想’的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任意调校。一些培养国家特殊人才的地方，不仅剥削阶级子女无权问津，就是广大工农子女也只占极少数。”“这群联动分子......囿于自己的集团之中，连十三级干部以下的子女都耻于交往。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依靠父母的功勋，享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

应该说明的是，在“八一学校”里，还有洗衣机之类的用具。我们在那时及以后很长时间，还没有听过“洗衣机”这名词。在中国的商店，根本就没有洗衣机的影子。“八一学校”的洗衣机都是从外国专门进口的。这一切，与其它中学比起来，真有天上地下之别。全校有师生员工千余名，其中有600人是服务人员。

遇罗克的这个判断，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逻辑发展。可是，在既得利益者（包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看来，“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这一判断，是将斗争矛头对准了他们，揭了他们最隐密的疮疤。因此，这是不能容忍的，是必须要清除的。

英国人John Milton曾写过一本《失乐园》，我只知书名，并没有看过该书。从书名的字面上解，乐而失，肯定是一件令人伤感异常的事。回想自己，虽然出身于“红五类”家庭，但是，苦难众多而绵长，且总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回顾一生，好象没有几项值得快乐的事情，叠不成一本小册子。土地改革以前，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子，只有8分土地，经常吃不饱肚子。租住他人家的房子，那原本是人家的乐园，自家没有一片瓦，想乐，也乐不起来。而且这“乐园”两个字我在上中学以前，是连听都没有听过的。看到他人的孩子嘴里发出得意响声的大嚼声，我就得赶快走开，因为先是母亲不让我“望嘴”[2]，后是我也不愿意使自己显得矮小卑微。长大些了，寺下、辕门观前的河岸[3]这些放牛娃、野孩子们的天堂，就成了我的“乐园”。但是，挖点猪草野菜，也不能随便挖！挖到庄稼地里，被地的主人看到了，立即就会发出驱赶令，人家一是怕我踩坏了地里的庄稼，更怕我偷了人家的庄稼。但是，笼筺中必须装满了柴禾或牛草或猪菜才能进得了家门，纳方、点牛窝、扩牛、挞草把、抽塞子[4]......这些放牛娃的乐子对我说来，多数情况下只能是一种向望，偶而充数去玩一下，也因为玩艺不精，很快就被他人轰开。老虎沟、辕门观后也是放牛娃的乐园，但是，那里留给我的只有洪水、烂泥淖和老黄牛的挣扎......

没有“乐园”，也就没有了“失乐园”。

一位一出生就住在天安门东侧一座门口有解放军岗哨的院落中的红色接班人，在回顾自己早产的情景时，是这样描述的：

“如果由美国人创立和资助的协和医院没有在当年一月份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没碰上这么仁慈的林巧稚大夫......××就根本活不成......而且进一步认为，正是这种复杂的因素：历史机缘、革命特权、先进科学技术、人类爱心......由于它们在××出生这一时刻神秘矛盾地纠集在一起，由于它们共同造就，××的舒适优裕的早年生活，使她的人格从童年起就充满疑惑......”

看看人家的：为什么不能让月亮永远圆着，而且每天都得挂在我的头顶？让导弹部队放个火箭，把天上的星星弄下来几颗！......不平不解，人人都有。可是，我的不平中永远都不会有：“为什么毛泽东的房子比我家的大？为什么林彪家的房子在更高处的山洼洼？为什么刘少奇、朱德和陈云家的房子靠海那么近，从窗子里就能看见海？……”

看看人家的乐园，汉水边放牛娃们的乐园还能叫乐园？！

由此回忆开去，保姆、炊事员（工作人员）、专为干部子弟开办的学校、首长专列、戒备森严的北戴河浴场......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种高不可及、远不能想的天堂仙境，与平民子弟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神话里，人们将“天堂”放在天上，其实，它是在人间的。

进而想，不看这种回忆录，哪能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乐园。疑惑疑虑，人人都有。可是，我的疑惑疑虑就土得掉渣，绝对上不了档次，至少，我从不曾想过会有人对我、对我家雪中送炭。我的信念是，要想从苦海里爬出来，得完全依靠自己的挣扎，别指望有人会伸手拉一把。对此，时间长了，经见的事多了，也就习惯了，也就不在乎天色的阴晴圆缺，周围的雨雪冷暖，在自卑自怜中，逐渐滋生出对世态的“麻木”。

我从小就知道的一句俗语是“自己的路得自己走”！

“老红卫兵”与“血统论”
“老红卫兵”与“新红卫兵”
在文革早期的“造反”队伍中，最神气的是“老红卫兵”。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信公布于世后，穿着草绿色军装，扎着宽宽的军用皮带，戴着红袖标的这一群人就成了当时中国的“革命象征”。他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横冲直撞，他们看不顺眼的一切都成了他们革命的对象。

《狂飙——红卫兵童话》P161说：

“1966年8、9、10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特征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疯狂、荒诞。”



了解“红卫兵运动”史的人都知道，该书的作者在这里指的仅是中学生红卫兵，确切些说，是指那些“老红卫兵”，还有大学里成立较早的保工作队的“保皇派”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疯狂、荒诞”，正是这一群人制造的。

在上个世纪出版的有关“红卫兵”的著作中，清华附中和其它学校的一些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老三届”红卫兵，都自称自己是“老红卫兵”，还简称“老兵”。

“老红卫兵”的“老”，大概是指成立的时间早，红卫兵的“资格老”。若论年龄，比起大学生红卫兵来，比起后来广而泛之地戴上“红袖标”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来，这批成立最早的红卫兵只能算是弟弟辈、儿子辈或孙子辈。

据中学生们自己的回忆，“红卫兵”的最早成立时间是1966年5月29日，最早成立红卫兵的中学是清华附中。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老红卫兵”其所以敢卖“老”，是因为毛泽东8月1日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是因为自8月18日始，毛泽东曾八次检阅红卫兵。毛泽东的言与行，唤起了许多“老红卫兵”的优越感，特别是唤起了“革军”、“革干”等高干子女的优越感。因此，“红五类”的家庭出身俨然成了红卫兵的组织原则。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带着血统论的胎记很快风靡北京，风靡全国。

问题就出在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毛泽东当时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可能主要出于下述考虑：一是，他急于发动群众，二是出于他对“革命后代”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不信任他们的地方，于是，他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后半段说了“解放全人类”那段话。当“老红卫兵”果如他的所料，背叛了他的时候，他对他们并不客气，下令将他们抓了起来。

一个显然对“三司”和“地质东方红”有偏见的“老红卫兵”关海庭写文章说：红卫兵运动在其组织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起伏。1966年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成立。这是红卫兵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的开始。因为这一派红卫兵组织大多都是1966年8月18日以后陆续成立的。我们称之为新红卫兵，而在此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我们称做“老红卫兵”。……

对于首都三司的成立，“这是红卫兵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的开始”的说法，我只赞成前半句，而不赞成后半句。“三司”的成立，的确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是红卫兵运动从反动“血统论”、狂热的社会破坏（乱批、乱斗、乱抄家、乱遣返、打人以至杀人）和以保工作队为主要特点的“白色恐怖”中走出来的一道分水岭。

“老红卫兵”与“新红卫兵”从来就没有“合作”过，他们从来就没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斗争目标，共同的语言，或者直言说，他们从来就不是一路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针锋相对。因此，说“三司”成立“也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的开始”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错误的。“三司”的成立恰恰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革命，是对“老红卫兵”破坏性作为的一次全面否定。因此，说“三司”的成立宣告了“老红卫兵”的末日，我倒认为是切当的。

“老红卫兵”是造反派吗？
5月29日“成立”的红卫兵是秘密的。

以“红卫兵”名义公开活动，人们才能知道它的存在。这“公开活动”的时间是哪一天？

是1966年6月2日！

据《狂飙——红卫兵童话》所述：

“正当全国各地大中学校仍在为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指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争论不休时，6月2日在清华大学附中的校园里，贴出了一张题为《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充满空泛而气势不凡的‘革命’词藻，号召人们‘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它的署名——‘红卫兵’，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在“红卫兵”三字的后面，不到一个上午，密密麻麻的签名竟达100多人。卜大华名列首位。……

不久，北大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等校中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东风”、“红旗”等学生组织。

这就是北京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的成立经过。他们的造反行动，不早于1966年6月2日。

而正是自6月2日开始，不仅是清华附中，在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以及其他所有中学、大学，许多人“造反”了，大字报贴满了墙！在各大学里，各种造反派组织纷纷出现。

在地质学院，6月2日，以“聂沙华”名义发表的大字报出现，接着，“呐喊”、“打狗队”、“打鬼队”、“牛马骆”等等战斗队陆续出现。

因此，“老红卫兵”并不是“最早”成立的群众组织，只是第一批成立的群众组织。

他们也不是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在6月2日除贴出那张“充满空泛而气势不凡的‘革命’词藻”的大字报外，并没有其他业迹。直到1966年的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老红卫兵”才写了他们的“三论”。

而正是在6月2日及其以后的十几天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其他学校，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学生们经历了“6·3反扑”，经历了欢迎工作队，以及给工作队提意见，反对以至驱赶工作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从“老红卫兵”的誓言（见上文）中，我们看不出他们是“自下而上”进行造反的造反派。从他们给毛泽东的“一论”、“二论”，再加上后来写的“三论”中，能不能看出他们是“自下而上”造反的造反派呢？为了便于读者判断，我将他们的“三论”引述如下。

一论：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附中红卫兵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１００％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１７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衷主义。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二论：

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附中红卫兵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

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苦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了。

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

（《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１１期）



三论：

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附中红卫兵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义统治有理，无产阶级造反无理。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把这个混蛋理论颠倒过来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

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 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

对待革命的造反行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鉴别忠实于最高指示还是反对最高指示的分水岭，是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你是革命者么？你就必然欢迎革命的造反，拥护革命的造反，参加革命的造反，一反到底！

你是反革命么？那就出于阶级的本能，就必然咒骂造反，反对造反，抵制造反，镇压造反。

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革命的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

一听革命的造反就心惊肉跳，就皱眉头，就暴跳如雷，就骂街，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先生们，不是反革命就是糊涂虫！

这些混蛋们，只准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不准我们无产阶级造他们的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有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还需要！

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激荡的大风暴。红卫兵的战士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这场大风暴中翱翔吧！

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１１期）

在这“三论”中，我们能看到的他们的“造反”对象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１７年了。”“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 ”

在这几段文字中，“附中的反动派”在“老红卫兵”的眼中，是他们“自上而下”的打击对象；“四旧”、“黑线黑帮”是他们“自上而下”横扫的对象！至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那只不过是在“阶级斗争”大形势下，一张贴到哪里都可以的抽象的臭膏药。

这，就是他们的打击对象。

判断他们的“造反”是“自上而下”的一个主要标志，是他们在“二论”中的一句话“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当他们“自上而下”地大喊“血统论”的时候，当他们大搞“斗、批、抄”，大搞“破四旧”，大喊“杀！杀！”的时候，当他们要“油炸三司”的时候，他们“保爹保妈”的保皇派面目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说心里话，那时，我对“老红卫兵”的“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的话也是绝不敢苟同的！这是什么话？1949年以后，“水深火热”的“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吗，中国不是已经建立起“红彤彤”的“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了吗？在这样的世界里，说出这样否定“无产阶级的新世界”的话，而且是“这么‘理直气壮’，这么杀气腾腾，现在读来都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更不用说那个时期那个气氛了”！不怕杀头掉脑袋吗？不要说他人会“一片叫骂、斥责”，我也在为“说这话的人”的末日担忧。

正如徐友渔所言：

干部子女敢于造反，和他们自身的先天优势有关。他们比其它学生有更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对他们而言，这句话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座右铭，天下就是自己老子打下来的，迟早要传到自己手中)，他们是党的嫡亲骨肉，被当成“反革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父母的官比一个区区校长大得多，他们没有—般同学对领导的那种敬畏心理。当然，他们的最大优势是政治信息灵通，他们常常干一些出格的事，弄得学校领导和同学目瞪口呆，如果谁要说他们的言行是错误的，他们会给你来一个“请君入瓮”，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毛泽东的意向了。运动初期，颇有一些平时较为平庸的学生：作出惊人之举，贴出大字报要打倒这人那人，原来他们是从父母或亲戚那里知道了中央的会议或决议精神：教育部或北京市委的领导人要倒霉了。[5]

说“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还有更为重要的事实。据《狂飙——红卫兵童话》：

但不久，他们就听说，全北京市只有清华附中一家红卫兵组织被认为是好的。其他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仍旧被冠之以非法。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而被强行解散。

最早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与工作组度着“密月”。

由此，我们想到，他们的“造反动力”何来？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啊！

由此，他们自6月24日始至7月27日，先后写的“三论”，除过高唱空洞的“革命造反精神”口号之外，还能有什么？

“血统论”的横行
自7月25日始，北京航空学院附中部分高于子女学生贴出的“血统论”对联，这就从根本上暴露了他们的底牌：除革解放以来，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其他“黑帮”的命以外，剩下的就是对“黑五类”子女的打杀！

至于“破四旧”，“遣返”，那都是“打死老虎”，远离文化大革命的主旨。 “老红卫兵”除了“血统论”之外，他们的手中就再也没有可资张扬的其他“造反”武器。

在大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政治背景下，必然要孕育出“血统论”这个畸胎。在那个以出身、以“血统”论思想、论亲疏、论荣辱的时代，年长的被分成了“朋友”和“敌人”两大部分，年轻的被分成了“好的”和“可以教育好的”两大部分。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天生注定、娘胎里带来，你就是“另类”！你不服？哭没用，喊没用，打没用，骂没用，只能认命！即便是平民年轻人，也是分有许多层次的。在“出身好”的当中，有的人入了党，有的人入了团，有的人还是白丁。在“出身不好”的人中，因为要体现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也有少数人“破格”入了党，入了团。这种人算是“背叛了”家庭，成了“自己人”。但是，即使是平民中的人，还是不大受组织信任的，我们在政治领导人的眼球中总能看到一个或几个或明或暗的问号......

“血统论”的含义集中体现在“血统论对联中。它的全文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狂飙——红卫兵童话》详述了“血统论对联”出笼的经过。

7月25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部分高于子女学生，贴出了那副引人注目的对联。

对联贴出后，立即招致了其它出身不太“高贵”或“低微”的学生的反对，双方在校园里就对联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辩争。

辩论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写对联的一方坚持己见，为表示对出身“低微”的学生的鄙视，他们特将此对联起名为‘鬼见愁’。

8月1日晚上，发明对联的北航附中干部子弟被自己掀起来的轩然大波所陶醉，他们决计把这场风波进一步推向社会，以期引起更大的社会影响。处于狂热状态中的干部子弟们找来了大红纸，在教室里写了几十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这群青年学生成群结队举着刚写的对联，骑着自行车耀武扬威地出了校门，在学院区横冲直撞，嘴里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将对联贴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和一些中学校门的门框上。

8月1日，在我住的宿舍楼——北京地质学院南五楼西门口贴的“血统论”对联大概就是这“来源”。当时，我不在“鬼”之列，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鬼见愁”对联时，心里却感到很不舒服。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显然是那些一贯傲视平民的贵族子弟的杰作，是他们从皇坛走进文革，居高临下的一种情不自禁的优越感的流露。

不舒服归不舒服，不舒服又能怎样？你为什么不出生在权贵人家？因为无可奈何，我对这对联的态度就只剩下“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幼稚的中学生的“小儿科”。我绝不曾想到，因这幅对联而引致的一场所谓的“红卫兵运动”，招致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血腥四溅的惨烈。

他们所从事的“破四旧”、抄家、打人、乱批乱斗，把“五类分子”赶出北京城、打砸抢“三司”、冲击公安部和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实为反对毛泽东）等一系列活动，扮演的都是文革逆流的角色。

丁晓禾在《狂飙——红卫兵童话》一书中指出：

“时至今日，不少人在抨击高干子弟时，仍联想到‘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喧嚣，视老红卫兵不成功的表演为高于子弟谋求权力的第一次尝试。”



“血统论”的横行事关人们的贴身利益，事关一些人的生死存亡。面对着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们的“红卫兵”组织在社会上的横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高干子弟为主的“干部子弟”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纷纷成立散发着血统臭气的各种“协会”：“革命军人子弟协会”、“革命烈士子弟协会”，“革命干部子弟协会”等。这些协会显然是数千年封建“帮派”的延续，是中国现代社会等级制的表面化。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协会”的出现，不能不使平民大学生有所警惕。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工人子弟只好成立“工人子弟协会”，贫下中农出身的农民子弟只好成立“贫下中农子弟协会”，与工农子弟有更多共同语言的普通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弟与工人、农民子弟一起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

在平民院校，如地质学院，干脆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血统论红卫兵”相对抗。


毛泽东与“血统论”
毛泽东8月1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除了肯定他们空洞的口号外，就是告诫：“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写信时，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行一时并引起争议的时候。毛泽东为了不给他们泼冷水，没有公开批评对联，但是，这段话隐含着对对联的不满。

《狂飙——红卫兵童话》一书的作者对这段话可能也不感兴趣，因此，没有引用。

“老红卫兵”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尽管这些话来自他们的“红司令”，被尊为“最高指示”，也充耳不闻。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何种政治权威，如果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都会被他们弃于一边。

但是，对“血统论”对联不满和反对的大有人在。

“血统论”对联的喧闹终于惊动了毛泽东。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接见持不同意见的辩论两派，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是，一些人并不接受。当天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游行，高呼“鬼见愁”这副浸透了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的对联。工作队的继任者清华“伪临筹”对此支持，举行大辩论。会上，他们把不同意见的学生骂为“混蛋”，“狗崽子”，挑起群众斗群众。

8月4日，江青在北京大学对那些热衷于组织“协会”的学生们说：“小将们，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叫你们上当了。”

8月6日，江青与康生等参加了只有“血统论”对联拥护者独占辩论台的“辩论会”——因为没有辩论对手，这个被“老红卫兵”称道几十年的“辩论会”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观点的阐发会，宣扬会。在这种情况下，江青虽然不同意血统论对联的观点，也只能反复声明她“赞成陈伯达8月2日的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显然，她所表达的只是一种权宜的折衷的观点。从思想体系上说，她不可能越出毛泽东们“打天下，坐天下”的帝王思维模式；从政治大局上说，毛泽东也不允许她给这些刚刚起来的“勇敢分子”泼冷水。

“血统论”的根源在于阶级划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前提下，“老红卫兵”与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至少，“老红卫兵”说的话，和毛泽东的如下言论是一致的：“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8月1日，毛泽东信中说的“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如果这些话正确，那么，自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历史的这个时段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枪杆子却没有出现在学校里？光芒万丈的革命思想却没有照到学校里，这是事实吗？这是历史吗？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在月球上发生的吗？

问题还在于，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何时“剥削压迫”过“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在这个时段里，在中国大地上，究竟是谁在压迫谁？不争的事实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不仅早已被“打翻在地”，现在又要“再踩上几十脚”！

读者在后文立即就会看到，这种黑白颠倒的“判断”招致了“血腥的八月”以至“血腥文革”的出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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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2005年《光明日报》.

[2] 别人吃东西，盯着人家的嘴看，叫“望嘴”。

[3] 位于我故乡村子的西边。

[4] 放牛娃们玩的游戏。

[5]徐友渔.《自由的言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b858e90100kra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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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论”的变种
1966年8月，是“血统论”横行的时期。在那幅被叫做“鬼见愁”对联的基础上，这时，又出现了一些变异种。中学生们已经把它们汇集在《狂飙——红卫兵童话》中，我摘其中之五，并点评之：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基本如此

——他们是太子！只有太子才有“接班”的资格。“反动父母”的儿子一旦“背叛”，岂不是要来“抢班夺权”，与太子一争高下？因此，管你背叛也罢，没有背叛也罢，前提早就设定好了——很难！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专政到底

——“枪杆子”才是命根子！它能控制党，它能瞄准国。有了它，才能“打天下”；有了它，才能“稳上稳”“坐天下”，才能“稳上稳”“保天下”。皮带算什么，不过是小儿科，充其量也只是枪杆子的象征和补充！不过，对付老百姓，用不着让“老子”亲自出马，用不着在高墙上架机枪，在高墙外布大炮！用皮带及与皮带有关的动作，足矣！血流、惨叫、死亡、坟墓，单用皮带，够了！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代代相传

——“革命”、“造反”，是他们的专利。革命成功了，“老子”站在法律之上，站在民众之上，贪占，成为当然；腐败，成为革命。即使是给“老子”——“工作队领导”提点善意的意见，那也是不允许的，是别有用心的，绝对是“右派翻天”！为了使“坐天下”成为永远，“儿子”就得来“造反”，来“定乾坤”——就得将“反动儿子”统统“赶尽杀绝”。而且，这种“革命”和“造反”还要“代代相传”。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谁敢翻天

——世界只有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它民族、其它人群，如不消灭，就要奴役。中国只有“打天下”的“老前辈”才是人，才有资格代表中国人，其它人都不过是供他们驱使的畜牲，而“黑五类”则连畜牲都不是。不仅要“大杀大砍”他们的“妖魔父母”，还要“猛镇猛斩”“妖魔父母”的“后来人”，把他们消灭得干干净净，让社会主义天下成为纯而又纯的红色，永不变色！

“血统论”与“谭力夫讲话”
“血统论”未能在大学里泛滥横行，但是，也明显存着它的市场。原因很简单，大学里同样存在着“等级制”，存在着高干子弟。

大学里，“血统论”的主要表现是所谓的《谭立夫讲话》。

8月12日，“血统论”对联的坚决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1]与他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热烈支持红卫兵的举动和江青对待“血统论”对联的看法有某些不吻合之处，这就导致了在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的大字报的事情，并引致了北工大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一次又一次的浪潮。就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发布后的第三天，1966年8月20日，在北京工业大学，被杜万荣工作队一手扶植上台的高干子弟谭立夫利用“工业大学文革副主任”身份，抛出了一篇《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的讲话，公开宣扬“血统论”和“血统论”对联。这就是后来被走资派、工作队和保工作队的干将传得如佛旨般的《谭立夫讲话》。这次讲话影响很大，几乎传遍全国，成为流行的“行话”。[2] 这篇讲话不仅宣扬了“血统论”，也道出了不少处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大革命”有复杂感情的青年的某些直觉。他说的很形象：“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通过谭力夫的讲话，我终于知道了“无产阶级”的样子！不过，“挺着肚子”的样子肯定不是工人、农民的样子！

“我反正权力还在手”！被工作队任命为（与“指定为”是同义词）北京工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谭力夫，他手中的权是谁给的？当然是工作队给的，具体说，是工作队队长杜万荣给的，从根本上说，是他的“老子们”给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因此，谭立夫说：“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

显然，“挺着肚子”的不应该是“无产阶级”；“挺着肚子”又敢“骂人”的“无产阶级”只能是权贵们，只能是有高贵“血统”的衙内们。

衙内们有权，就应该像“无产阶级”那样“骂人”！

因为在人厅广众之下，不好说打人杀人。走下主席台就不同了。“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权力在手，不仅敢骂人，还敢整人、杀人！

“血统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只不过是封建等级制的再现，是德国法西斯党人“德意志民族优等论”在中国的再版。

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这样一来，学校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那怕是运动的旁观者都成了红卫兵“专政”的对象。就如同卡米尔·德穆兰所说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简单的注视、忧戚、同情、叹息、乃至沉默，差一点都变成罪行”。在一段时间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看报、学文件。上厕所都要向“红卫兵看守”请假，回来稍迟一步．便不是遭白眼，就是遭训斥。当然，也有极个别出身“黑五类”的人明明被骂为“狗崽子”、“混蛋”却还覥着脸去跟红卫兵拉近乎，以便讨得红卫兵的青睐，夹在红卫兵中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此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出现过一张题为《飞出了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便是对那些出身“黑五类”的红卫兵打手的尖刻讽刺。

谭力夫的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写得很好。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坦，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不少人被谭力夫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名叫“力夫”。仅福州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五个人易名。

自认“高贵血统”的青少年争先之恐后地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扎上皮带，更加不可—世地到处横冲直撞。“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成了他们的另一种口号。很快，以“家庭出身”决定一切的风气盛行起来：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甚至去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都必须报出身、看出身。上火车、汽车要报出身，进商店、旅店要报出身，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当拒之门外。那些既不会戴上红卫兵的箍去唬人，又不会说假话去骗人的人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不少人当他说出自己是地主或资本家出身，被骂做“狗崽子”后，只能拖着沉重的病体，离开医院，咬牙抗病，甚至赔出生命。不过，大多数年轻力壮的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对谭力夫讲话从心底里生出反感，而在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车时，大吼一声“工人”，使畅行无阻了。

1967年出版的《大事记》对这篇《讲话》是这样评述的：

修正主义的杰作——谭力夫《发言》出笼后，一时身价百倍，党内走资派如获至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们把它奉为经典，吹捧它“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些高干子女（实际上有的是黑帮子女）更是狂热称赞这个发言“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精神病似地叫嚷“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于是，这样一篇“海瑞罢官”式的奇文竟然不胫而走，不久便流毒全国，到处害人，有的地方还搞什么“力夫语录”，什么“力夫同志论”，真是荒诞至极。于是乎，谁要是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力夫、李力夫们便跳出来大骂：“他妈的！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狗崽子”、“替狗崽子说话”、“不斗黑帮”、“反对大讲阶级路线”、“别有用心”等等帽子满天飞。一时间，阴霾迷漫，邪气横生，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大肆泛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獗一时。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贯彻谭力夫讲话中“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的实验场。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自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于最脏、最繁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活。有的红卫兵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不仅剥夺了对立面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读语录的权利，而且将他们的语录本没收。本来，有没有语录本是无所谓的事情，然而，在当时情况下，被打入另册，受人歧视、凌辱，对年少的学生来说，却是一种痛苦的打击和折磨。更有甚者，是借助农村所谓贫下中农的力量制造声势，压倒非红五类出身的人。

“破四旧”后改名为反修路中学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在劳动之余，就被红卫兵和招来的贫下中农围在井台旁批斗而引起流产。

只要这个社会是伯乐体制的社会，“血统论”就有生根发芽的土壤，衙内们就有大展宏图的温床。

自来红“宣言”
“血统论”在继续发展！自来红的“宣言”彻底暴露了这伙人的嘴脸。

1966年12月26日这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写了一份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老红卫兵”的思维与平民子弟决不相同。如“地质东方红”这样的当年全国公认的造反派，在这些“自来红们”面前，是谈不上有任何革命性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与“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的人比起来，先天就不具备革命的基因。革命，是“自来红们”的专利。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清华附中红卫兵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

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得无法比!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的革命立场最最最最坚定，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最最最最热爱，我们革命之心最最最最红。”

我们有没有缺点?有!但这比起我们的优点来是次要的!为了革命更彻底，为了我们红得更纯，缺点我们一定要克服的!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力，谁敢反，我们就坚决专他的政，要他的命!以前，我们这些“自来红”，被那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王八羔子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我们的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他们的后代反而低人三等，连那些资产阶级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做主，我们“自来红”扬眉吐气了!往日我们矮三寸，今天是顶天立地的人!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反我们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暝目!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放心，我们这些“自来红”，一定要读一辈子您的书，听一辈子您的话，一辈子按您的指示办事，一定要把红色的江山给您保下来，把您的伟大思想红旗插遍全世界! [3]



与这篇大字报相类的一篇大作则出现于几天后的1967年元旦。元旦这天，部分“联动”成员困兽犹斗，以中共中央革干子弟、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革干子弟、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央军委军干子弟、国防部军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号《通告》。《通告》中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挥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参加。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血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4]



请注意，上文中，“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就不行了？这说明，他们对毛泽东思想也不相信。



“联动”贼心不死（2月下旬～3月初）
据地质学院《动态报》报导：

▲有些东、西、海纠分子，保守派的老红卫兵，又借整风与（《红旗》）四期社论之机蠢蠢欲动，重新活跃，成立新组织。如人大附中成立了“红卫兵革命联络委员会”，31中出现了“八一纵队”等，女八中出现了“红特纵”

▲北京三中：发现很多反动标语，如“复活血统论”，“打倒，解散三司”，“活着干，死了算”，“八司越战越强”，“狗崽子越骂，八司越强”等。还有反动诗“问与答”，全文如下：

小将问：你的狗头值几钱？敢与我小将为难。利用小将小缺点，阶级报复你来干。

混蛋答：以前你们抄我家，四旧东西抛天涯，今天反身咬一口，看你还想八一八。

小将说：你们一时把我压，破掉我们脑袋又何怕。我们还要闹革命，看你兔尾往哪夹。

（未署名）

▲八十五中：最近校内分子猖狂，在校内贴出“青松必老，三司必倒”，“有红旗四期社论撑腰，老红卫兵不倒”等反动标语。一些老红卫兵与与造反派辩论时，竟大喊“三司我们不承认”，“三司算老几”，真混蛋！

北大附中：北大附中“红旗”一小撮坚持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现在正使用一个恶毒计划，叫做“树靶子，打靶子”。其实质是，专门挑选一些出身不好表现也不好的人当班长，以便将来抓住把柄，借此打击革命造反派。希望同志们密切注意，警惕他们的阴谋。

▲五十六中：“八一”红卫兵头目肖铁民声称，要把老红卫兵重新组织起来。第二日，该校“分子”全部回校，并宣扬新总部比旧总部好，因为旧总部批反动对联。

▲2月25日，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以后。

（联动）在八一中学发展组织，被三司联络站抄家后，抓住十几个联动分子，抄出了八种图章，介绍信几百张，及绸、缎袖章。



又据地质学院《动态报》37期（3月1日）：

▲现在，大部分中学开始军训和批判中学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有些顽固不化的分子竟抗拒军训。他们不仅还不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而是四处活动，反攻倒算。我院附中“红旗”是其骨干之一，他们在批判“红旗”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上批上“狗屁”，“附中红旗永不倒”。三个分子组成“虎山行”战斗队，贴什么“东方红红附联夺权非法”的大标语和一评“红旗永不倒”的大字报。

▲最近，中学对“中学文革报北京家族出身研究小组”所写的《出身论》争论很激烈，北大附中“红旗”认为这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组织的宣言书。在四中门口有人贴以下对联“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好汉，这还可以”。落款四中八路军。还有一张大字报：出身论≌王八生龙，凤生龟，老鼠生儿满天飞。四中新四军。



人变成兽需要多长时间？
在这个世界上，人，大概只有在出娘胎的那一霎那间是平等的，只有在焚尸炉里刚刚烧去衣服的那一霎那间是平等的。只有这两个时刻，才能称得上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一部分人，在“赤条条来”后的时日里会变成野兽。据说，人是由猿变来的，用了好多万年时间。可是，由人变成野兽需要多长时间？好象很快。《世界报》上曾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初步探讨了这个问题。文章的题目是《他们是如何从人变成野兽的》[5]，不长，全文引述如下。

在六十多年前，是什么，让这些原本善良的日本百姓变成了禽兽不如的战争工具呢?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接受采访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将原因指向了战前的教育——

“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里设有神坛，那里供着天皇的像，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不能正视，必须弯着腰鞠躬，腰要弯到不能在弯的地步，如果不这样的话，老师就会生气训斥。这样的教育持续了6年。”金子说，“日本和日本国民都非常优秀，而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你的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所以一定要杀，也因此我们就很坦然地去杀人了。”

冈田黎子说：“当时学校就教育我们，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做什么都一定能赢，打仗也是如此。在古代，蒙古曾经侵略日本，但是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台风，风非常大，于是船翻了，士兵们最后都葬身海底。这是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正因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神才刮起了大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冈田黎子，76岁，她在14岁的时候，应征参加了毒气的制造。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年轻的士兵们满怀着为天皇效忠、为国家效力的自豪感，理直气壮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而他们的亲人。也怀着同样的自豪感，把他们送上杀人与被杀的战场。



你看，日本人“将人变成兽”，“从娃娃抓起”，仅用了几年时间！

“老红卫兵”从“自来红”到“血统论”，从“赤条条来”的霎那间以后，到残害人、杀人不眨眼，经历了多长时间？如果将1949年至1957年间视为“准血统论”教育阶段，则自1957年始至1966年的十年间的“阶级教育”和“异化教育”，可视为兽化的“正血统论”教育阶段，时间不足十年。这，大概就是文革初期，大学生与中学生之间在残暴性与善良性或兽性与人性上出现差别的主要原因。对于大学生说来，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正血统论”的前教育阶段。这中间，“存在决定意识”是主要的经济本源。

到了1966年，“血统论”就到了水到渠成阶段，只等文化大革命打开闸门。于是，“造反”的口号最先从中学生的嘴里喊出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那可是亘古未有的造反杰作！

此前，“造反”，我不敢喊，其它平民子弟好象也不敢喊。在中国共产党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喊“造反”，居何用心？！可是，衙内们敢喊！他们敢喊，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身份！他们有最先看到听到毛泽东对彭真的指责及“中央出修正主义”警告的文件的先机。

他们的父辈等级森严，他们从小就享受着不同的待遇。有的人从小就可以去“五浴场”，如我等，一辈子也不知道这“劳什子”在什么地方。为了向高等级奔波，衙内之间当然也有竞争。人们只要想一想两千年来皇子间为接班而发生的残杀，就可以想到这竞争的激烈。为了从众多的血统高贵的人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要有“政绩”，优先的选择就是要像英雄老子那样，对那些反动老子和混蛋儿子，以及对所有看不顺眼的痞子、下三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至肉体消灭，为保卫红色江山世世相承、代代相传建英雄之新功，立英雄之新业，从而，也使自己成为站在英雄老子肩上的顶天的英雄！

于是，“造反歌”有人写了，有人唱了；烧毁庙宇、毁坏佛像；掘挖古坟，不准警察穿白衣服，交通指挥灯要改成“红灯放行”；镇压“五类分子”和“黑五类”，将“九万人赶出北京城”，最好是将一切不顺眼的人统统送进焚尸炉或毒气室。于是，就有了傅雷夫妇自杀，老舍投湖，李文波被枪毙......抄家，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不准看《红楼梦》、《红与黑》之类的“黄色”书刊；剪女人的长辫子，剁男人火箭鞋的尖头，不准烫卷发头，不准理“飞机头”，不准涂口红，不准穿牛仔衣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长安街得叫“东方红大道”，东交民巷得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也得改为“反修路”，东安市场要叫“东风市场”，协和医院要改名叫“反帝医院”；三名三高不能要，“全聚德”招牌必须砸烂，“荣宝斋”算什么东西......他们要以一个比一个更残忍的手段，一个比一个更革命的行动来表明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比别人更革命！于是，为了能捞到更多的政治资本，众多的中国人就不得不付出欢乐、鲜血、健康、生命和发展的代价。

“自来红们”的英雄业绩大都写在了《狂飙——红卫兵童话》中，上海的英雄有什么大作我还没有看到，只听说陶铸的千金陶斯亮当过上海“红革会”负责人，与北京的英雄一样，到处“破四旧”，打、砸、斗。

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祥地，又有毛泽东信的钦定，因此，清华附中要改为“红卫兵战校”。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他们“打天下”的战场。当我们在毛泽东“自己解放自己”的号召下试图从地上爬起来时，1966年8月，他们却“杀”上了社会，“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于是，“非红五类”都成了狗崽子，九万“五类分子”被赶出了北京，“黑帮”们被送上了批斗台，大兴县的22户“四类分子”被满门抄斩……

对“九种人”子女的打杀
“黑五类”与“可教子女”
文革前，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统称为“出身不好的子女”。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开始，为了减少称呼上的“刺激性”，将“出身不好的子女”改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出身不好的子女实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而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

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给这些人起了一个新名称“黑五类”。

事实上，“黑五类”或“可教子女”是在“红五类”这个名词出现之后才出现的对应名词。“黑五类”的概念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的另一种称呼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随着运动的发展，“阶级敌人”涉及范围（“叛徒”、“特务”、“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有海外关系的人”等等）的不断扩大，“可教子女”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行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又有“界定”。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第二条指明，当时的中国有九种“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有此文件依据，“九种人”的子女当然就都属于“可教子女”。有的省对此有所发展，在上述九种“分子”之外，又增加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样一来，就有“十种人”的子女属于“可教子女”。于是，他们在被泛称为“黑五类”的同时，又被称为“黑七类”、“黑九类”或“黑十类”。

事实上，同“阶级敌人”的概念不断变化一样，“可教子女”的定义从来都是不清晰的。在某些政工干部和“老红卫兵”的眼里，“可教子女”的范围是可以任意扩大的，如“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归侨或亲属有一般历史问题的，“社会关系复杂”的，也都被随意包容进来。有的人还通过“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进行隔代株连。

“可教子女”大多数人比其他同龄人更老实本分，勤恳劳动和工作。但是，受到的“政治待遇”与其祖辈和父辈相同或相类。农村的“可教子女”一般都禁止听文件传达，实行变相劳动改造，剥夺参加民兵的资格，同工不同酬，招工、招生、入党、提干，基本上都被排除在外。

“可教子女”与其父辈一样，从小就受到社会传统的歧视。为了争得一条出路，在执掌权柄的人对他们勒索的的情况下，有的人甚至做出了对个人、对父母、对别人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性的委身，人格上不断的忏悔，做坐探，经济上的行贿等等。在不少地方，“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成年之后，大有接其父辈“班”而成为新一代“地、富”的趋势。1964年，我在房山县惠南庄大队西堡生产队参加“四清运动”时，那个生产队有一户地主，其女儿名叫刘兰香，她自觉低人一等，开会时直往后面躲，我对她也是怜而远之。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史汉声，为人随和，高中三年中一直担任我班劳动委员。可是，因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对政治进步格外看重。为了取得“往前排”的资格，他在政治进步上过于认真。高二时，他虽然入了团，但是，由于在政治进步上消耗掉了过多的精力，学业上难免受到影响，加之高考时，初战（考语文）失利，严重影响了他的情绪，发挥失常，终于落榜[6]。三十多年后，我从他的村人（一位在青海省检察院工作的史耀军）的口中得知，他回到农村后，不要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简直就成了地主崽子，连媳妇也找不上。超大龄过后，不得不入赘于山区一马姓人家，改姓马。于是，国人的花名册上，“史汉声”消失了，突然冒出了个“马汉声”。寄人篱下，连姓都不得不改掉的人，日子的艰难就可想而知。更使人难堪的是，他的“地主血统”和“待遇”又遗传给了“马”姓子女。儿子二十多岁，眼看又要成为“光棍”，一怒之下，远走新疆，奋发于戈壁荒原，终于有了点长进，成了家。于是，潦倒大半生之后，年过半百的“马汉声”于世纪之交终于告别了令他心酸的故土，去了新疆。此后，史耀军再也没有听到他的音讯。

由于“可教子女”无法通过正当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无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招工失败、失恋等重大人生打击后轻生的，并不鲜见。

对“可教子女”的歧视，也涉及到一系列社会问题。即便是中农家庭出身的子女，虽不属“黑五类”，但是，在就业、婚姻、入党、提干这类事关人的一生的大事上，因为没有“优先权”，这些人的自我感觉并不良好，有时，也会有“出身不好”的忧虑。

据《红卫兵档案》一书的记叙，1969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运动中，“可教子女”在上山下乡知青中占很大比例。平时，作为“可教子女”的知青处处低人一等．甚至于被变相管制，而在招生、招工时，出身不好的他们更是自然地成为淘汰对象。据1973年国务院知青办《关于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问题》一文透露：湖北省荆州地区在开始招工以后，有15名下乡青年自杀，其中多数是“可教子女”。

“可教子女”也算是一种政治帽子，是对有“阶级敌人”家庭背景的青少年的区别性统称。无论这些子女出生前即带有“原罪”（“老红卫兵”认为，这些人体内流淌着先天赋予的黑血），还是在父母亲或其祖辈成为阶级敌人后，他们才株连成了“可教子女”（算是“次生原罪”），他们都有义务背叛自己的反动家庭，同自己的“反动爷爷奶奶”、“反动父母”划清界线。也就是说，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应该下定决心，在政治上表现良好。事实上，“政治表现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或可以量化的标准，有资格打分的正是这标准的制定者、认定者。“佛家语”说：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不好，就不好，好也不好。

对“黑五类”子女的打杀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界开始的。“文革”前夕，毛泽东多次指责教育界。1964年、1965年，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1966年5月，他又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讲话实际上是向青年学生发出了造反的动员令。

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早在文革前学校就对我们传达过。我至今还记得“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这句话，但是，对“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这句话，却没有印象了。原因很简单，“造反”这种词语，毛泽东可以说，我们不可以说！“造反”这种行动，高干子弟可以搞，我们不可以搞。

在那个时代，“不可以说”的话要赶快忘记。因为，不忘记，就有“说漏嘴”的可能。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可教子女”，也必然导致“血统论”。

但是，政治家们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主张”并不为“老红卫兵”们接受，那些“革命的红后代”在张扬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血统论”对联时，就注定了，这些人是“混蛋”，而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此后，毛泽东8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不仅显示了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也包含了对“血统论”的明确支持。

“黑五类”是“混蛋”，而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为国家司法部门所实际认定。此时，国家司法部门也明显偏袒于红卫兵。在“血统论”猖獗的时日里，北京发生了一件“李文波杀人案”和“李文波被杀案”。李文波是民族资本家，居住在北京崇文区一座自家的二层楼里。8月某日，北京二十五中的红卫兵到他家造反，让他们夫妇下跪，向他们要“变天帐”。李文波说没有，红卫兵就翻箱倒柜，穿着鞋在床上乱踩。没翻着变天帐，红卫兵就用皮带抽打李文波夫妇。李文波忍无可忍，抄起菜刀对准一个女红卫兵猛砍，并砍了15刀。这个女红卫兵的爸爸是著名小说＜烈火金钢＞的作者——刘流。不知是李文波年龄大了，还是他不敢使劲，刘流的女儿并未倒下，而李文波夫妇在遭到多人殴打后被抓走，没几天就被专政机关枪决。

此后，“红卫兵纠察队”、“联动”先后猖獗，其根源盖出于此！

请记住“老红卫兵”的“丰功伟绩”。他们首先收拾的，是自己的师长。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卞仲耘，安徽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从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建国之时百业待兴，卞仲耘觉得自己喜欢当一名教师，就接受战友邀请，来到师大女附中这所著名的学校。

在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教过语文，转而教政治，又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到1966年“文革”前夕，师大女附中校长暂缺，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

“五·一六”通知一出，积蓄能量多年的潘多拉盒子终于被打开了。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张贴了攻击北京市委、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 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全校师生主要以开批判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开展“革命”，学校里很快贴满了攻击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大字报。

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大部分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理论辩驳，却充满了粗俗的谩骂。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它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气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当时情形已非常残忍，但是无人制止。

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2时左右，女附中一个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她们将学校5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接下来，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大批判”会立即开始了。

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师被赶到小操场，要他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自己动手把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被批判和殴打的教师完全没有抗辩可能。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

毕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关，于是叫来一个校工和语文教师林莽，将她搬上平时推垃圾的手推车。红卫兵们继续批斗神志还清醒的另外4人。

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了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住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这时，红卫兵渐渐散去，有人到邮电部医院请来医生急救。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状立即将卞仲耘抬往医院抢救，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她的生命在50岁时突然结束，甚至来不及发出抗争的呐喊，来不及留下遗言。[7]



显然，在“老红卫兵”的眼里，人的生存权、生命权，都是无所谓的，都是儿戏！只有“夏传子，家天下”，才好处多多。并且，这传统应该继续下去。这世界在由他们的老子主宰后，接着也要由他们来主宰。“革命”是他们那个家族或阶层的专利。“反动”的“老子”已经由他们“英雄”的“老子”收拾了，一个个一群群地被打爬在地上。而反动“老子”的混蛋“儿子”，当然得由他们来继续收拾。至于平民，那本是由他们的“老子”随意放牧、驱使的牛羊，现在和以后，当然也得由他们继续放牧、驱使。

在“血统论”横行的中学里，有一段时间，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看报、学文件。上厕所都要向“红卫兵看守”请假，回来稍迟一步．便不是遭白眼，就是遭训斥。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遣返”，“斗黑帮”，就有了穿着军大衣、戴着红袖标、腰别日本战刀、骑着自行车的暗夜大游行，就有了大批大斗、乱批乱斗，就有了“破四旧”，就有了“六中监狱”……

在署名为“北京红卫兵”的传单《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中，他们说：“几千年来，地主老爷传宗接代维持统治还不是要靠家传吗?”他们对出身不好的人说：“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要像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霉!”

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了。请看《红卫兵档案》一书的如下记载：

（1966年8月）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条标语，使人想起德国纳粹的惨无人道，也为文革疯狂的岁月提供了一条最妙的注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何处没有冤屈的鬼魂？

中国发疯了！



1966年8月、9月，是中国人（主要是北京人）自杀、他杀的又一个高锋期。而“自杀”、“他杀”的罪魁或始作俑者，就是“老红卫兵”！

另据《大事记》记载：

1966年11月19日，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前往北京六中“劳改所”（西纠私设）查看。“劳改所”实际上是一个地下法西斯集中营，他们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师生，不少人被打得骨折、残废、脑震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光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王光华同学是六中高三（2）班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因为坚决反对反动血统论，被西纠暴徒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的一笔血债。陈伯达同志严厉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



中国确实发疯了！但是，发疯的情况截然不同。“老红卫兵”发疯，是特权阶层为权势利益而发疯的结果！中国的平民、贱民发疯，则是被逼疯、吓疯、打疯，逼死、打死的！

由“血统论”而致起始于北京的“红色恐怖”运动并不止于1966年8月（见上文），亦不止于北京。当“阶级路线”和派性及武斗相结合时，野蛮屠杀达到了高潮。比如，1967年10月，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由民兵执行，抓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在此前后，湖南的道县、邵阳县等地，也发生大规模集体屠杀“21种人”(地、富、反、坏、右、军、警、特等)及其子女的事件。

丁晓禾在〈狂飙——红卫兵童话〉P61中说：

“令人至今不得理解的是，血统论本是封建遗毒，而继承和发扬最卖力气的，并不是多少在1949年以前生活过几年的大学生，倒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块诞生成长起来的中学生们。”



我的回答是：原因很简单，在“在1949年以前生活过几年”的“老五届”中，平民子弟占多数或绝大多数。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平民大学生已经依据土地改革时划分阶级成分的“亲身经历”，对家庭出身问题有了较深刻而成熟的看法，已经对“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而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有了较为理智的理解。这一点，与贵族中学生是绝然不同的。中学生所受到的教育是模式化的“阶级教育”，他们接受的是1949年以后“阶级成分”划分的结果，而不知道其划分的过程。他们只知道“五类分子”都是阶级敌人，都是“黄世仁”，都是“周扒皮”，而不知道其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以正统的“革命接班人”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的，在革命的宣传教育下，他们要表现得比他们的父辈更为革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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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谭立夫，北京工业大学学生，文革初期，因保工作队有功，被工作队封为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巴黎公社红卫兵”头头。其父谭政文1954前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调最高检察院任副检察长。

[2]谭力夫后来干了什么？据说是官至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

[3]载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兵团战报》（1966年11月26日）

[4] 《红卫兵档案》.

[5] 载2005年10月4日出版的《生活文摘报》.

[6] 几十年来，对史汉声的落榜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想来，他的落榜有没有“家庭出身”上的原因？

[7] 钱江. 06/《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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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血统论”受到大学生的抵制
我讨厌“老红卫兵”
当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队度着“蜜月”时，大学生却受着工作队的压迫。

大学生造反派对“血统论”不感兴趣，有一个主要原因：在批判、斥责、摈弃“血统论”的同时，致力于要求工作队为自己平反。在与工作队及其派出者的严重对峙中，引致出对封建专制体制的强烈批判和反对，引致出对权贵阶层的极大不满，引致出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深的忧虑。

造反派指责工作组领导学校运动期间把普通群众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要求工作组回校作检查，为被打击的群众彻底平反。造反派红卫兵的家庭背景比较多样，与老红卫兵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基本来自不当权的社会阶层。血统论在大学生中市场不大，“文革”前3、4年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已经使大学生中家庭出身“好的”所占比重上升。大学生争论的中心是工作组问题，而不是血统论的对联。[1]



这一点，《狂飙——红卫兵童话》分析得基本正确。

我上的小学、中学都在农村，且都设在古庙里，极少有“裤裆扣扣子”[2]的干部愿意将自己的子女送进这样的学校。1956年我上了中学后，戊班有个绰号“大金牙”的女生，其父是我们中学所在区（谢村区）的区长，姓高。在几乎全是农民子女的这所中学里，此人与她嘴里的“大金牙”一样，是我们学校熠熠生辉的干部子女。她其所以没有进县城中学（“洋一中”），一因年龄过大（当时估计在20岁左右），二因文化程度不高，在我们这个“田坝中间”的“洋二中”里，混个文凭或许比较容易吧！听聂宝善（戊班学生，与我同生产队、同族）说，她的学习是“一塌糊涂”。不过，毕业文凭没等混到手，人家就走了。听说，高区长已经给女儿找好了工作，上班去了！

解斌生，算是我们班上的“纨绔子弟”，尽管他的父亲只是大巴山深处一个县（镇巴县）的月工资仅二三十元钱的最基层干部，我在他的眼里也是“另类”。初中三年，除上课外，我们没在一起活动过，甚至不记得他和我说过几句话。物质的“优裕”并没有给他带来学业上的进步。初中毕业后，他父亲的权力有限，中专未考上，在家混了一年。就又花钱托门路，上了高中。可是，高中“毕业”后，仍然没有考上大学，只好回家当农民。再后来，他父亲过世了，日子就过得更为艰难。连个普通农民都当不好。

大学里的情况与中学大不相同，来自于城里的、吃商品粮家庭的同学多了一些，但是，因为地质学子的专业注定，将来要钻山沟，走旷野，中官大官大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地质学院。全院少有的几个“高干子弟”，其父母也都不是京官，官都不大，局级副局级而已。

因为我们普查专业（后来改为地质学专业）毕业后，必须面对高山大川，因此，三个班90个学生中好象连个“中官”、“小官”的子弟都没有。

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思想还现实，我们这些平民子弟与“高干子弟”原本就是两路人。这种状况招致我形成的偏见是，高干子弟大多数是纨绔子弟。从伯乐体制看，中国的未来又必然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我虽然上了大学，有了端铁饭的资格，但是，将来的长进也不会很大。因为好不容易翻过了几座大山，横在前面的却是更大的山！

我的心里原本就有些不平，不曾想，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学生衙内却又将这不平上升为“血统论”，公开向平民子弟叫战，内心的反感可想而知。



“8.24大辩论”的教训
1966年8月23日早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名战士步行20多里路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回地院听取意见，作深刻检查。

可是地质部以何长工为首的党组无视革命师生的呼声，违背中央指示，拒不交出邹家尤；地质学院秉承工作队意志的“伪文革”也不给师生饭吃。

要明目张胆地对“地质东方红”的学生进行镇压，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刚被毛泽东和林彪“点名”的何长工毕竟还心有余悸；《十六条》的公布，两报一刊社论和有关文章传出的中央高层主流派的信息，何长工及其它地质部领导也不能不有所畏惧。然而，维护权势的本能又驱使他们不能就此干休。他们通过自己的途径，“召唤”来一大群戴着“红卫兵”袖标的正在热火朝天地“破四旧”的“老红卫兵”到地质部大院，对我们这些静坐者进行围攻、漫骂和挑衅。他们之中，有一个叫藏丽蔓的月坛中学女学生。

这些戴着红袖标的中学生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

由于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由于8月18日毛泽东对“老红卫兵”的接见，红卫兵立即成为最有光彩的称号。

因为有了这种“黄马褂”式的光彩，“老红卫兵”们才敢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文革中“打砸抢”及乱批乱斗乱杀的腥风血雨才有了“响亮”的开头。这个“响亮”的开头，不仅加之于“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艺术家荀慧生、白菩生等30多人”的头上，在同一天（1966年8月23日）的下午，还加之于“地质东方红”的头上。不同的是，前者在国子监，后者在地质部；他们给前者挂上了“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并全部被剃成“阴阳头”，—些人头上还被倒上了墨汁，对后者，他们虽然还不敢大打出手，但是，围攻、指责、咒骂，却是一点都不含乎的。

这些具有“革命专利”的“好汉”们的到来，立时使地质部大院充满了杀气。那时，我们还没有想到要成立什么红卫兵组织，更不可能身穿绿军装，腰扎军用皮带，臂戴红袖标。在那个时代，在中学生眼里，不戴红袖标的人不是阶级敌人，至少，也是不革命的混蛋！都在“滚他妈的蛋”者之列。

但是，与大学生较量，中学生毕竟还嫩了些。我们的方针是：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不理睬他们。因此，他们只能站在我们的静坐圈之外，用嘴巴或通过地质部的高音喇叭对“地质东方红”的“狗崽子”、“反革命”们进行“声讨”和谩骂。他们指责和谩骂的要点是：

“工作队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

“地质部工作队是一类！”

“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反对工作队就是对党的不信任！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你们在国家机关的大院子里搞静坐绝食，这是反革命闹事，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

“希望受阶级敌人蒙骗和利用的同学赶快醒悟！不要在反革命的泥坑中越陷越深！”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他们之中，叫得最响的人就是那个女中学生藏丽蔓。这个学生有十五六岁，个子不高，胖乎乎地，剪着齐耳短发。我至今还记得，她通过地质部大院的高音喇叭对我们说：

“我路过地质部大院，看到有这么多人公然在国家机关大院里闹事，干扰国家领导人办公，真是不可想象……”这位十几岁的中学生娃娃一再指责二十岁上下的大学生“受人蒙蔽”，“奉劝”大家要立即猛醒，“回头是岸”！

……

看来，这些“好汉的儿子”根本就没有学习过《红旗》和《人民日报》社论。或者，他们有更权威的信息渠道，对党报党刊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此时，他们对刘少奇有关“反干扰”的话却牢记在心。早在我们向地质部进军的一个月前，刘少奇就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问题的看法，并得出结论：

工作组有三种类型，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很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好的......[3]



这就是“老红卫兵”说的“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地质部工作队是一类”的根据。

“工作组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意味着被工作队定成的“右派-反革命”案的成立！

我们这些“右派-反革命”们当然不会同意这一结论。

那些刚在街上把过路女人的长发剪成“三八式”、把男人的火箭式皮鞋尖头剁掉之后来到地质部大院的中学生，突然在我们的女同学中发现了“发辫”，他们立即大叫大嚷，指责这些女同学是“资产阶级臭小姐”，是“修正主义的接班人”，是“黑五类”等等。他们扬言，要把这些女学生揪出来，要剪掉她们的发辫。

其实，我们中的女同学的发辫长度不到20厘米。

我们都不去理睬他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为了不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坐在外圈，并且都挤得紧紧地，扎着辫子的女同学则都坐在圈子的中心部位，使挑衅者只能在圈外“发威”，却无法也不敢有越规之举。

那时，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之风还没有刮起来，“老红卫兵”的武斗只敢施之于他们认为的“牛鬼蛇神”身上，还不敢与大学生较量。这些小贵族只敢在圈外指手划脚和发出政治性的污言秽语。

由于我们的不理不睬，既使他们异常恼怒，时间长了，也使他们泄气。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又找不到发泄的借口和对象，胸中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过一会儿就发作一气。当时，谁也没有统计他们一共发作了多少通“气”。

……

“一进地质部”的胜利成果是引致了“8·24”大辩论。为了平安度过这该死的8月24日夜晚，何长工等地质部领导和地质学院的“伪文革”对这天晚上的“辩论会”进行了精心的筹划。

筹划之一是将在地质部大院中围攻漫骂“地质东方红”的那些伶牙利齿的“老红卫兵”，特别是藏丽曼之流“请”来“助战”；筹划之二是偷换概念，转移会议方向，坚持并大肆宣扬工作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大部分工作组是好的”，是“人民内部问题”等论调，以阻挠“地质东方红”师生对工作队错误的揭发批判；策划之三是力图挑起事端，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工作队镇压革命师生既是工作队的疮疤，也是伪文革的疮疤，是绝对揭不得的！最好的办法是，来它个鱼死网破，让辩论会开不下去！

何长工、邹家尤等端坐在主席台上，看着保皇派和中学生破坏大会而无动于衷。“老红卫兵”看到保皇派顶不住了，就自己跳上主席台，想在大学的讲坛上也当一回好汉。他们之中，也有那个昨日指责大学生受蒙蔽女中学生藏丽蔓。

“好汉”上台，表现得更为赤裸。他们以自己受毛泽东直接支持的特殊身份，在地质学院的大操场上推销他们的“血统论”了。他们首先指责“地质东方红”成分不纯，是“黑五类”组织，里面混进了不少坏人，包括许多妄图翻天复辟的“黑五类子女”。他们虽然没有给“地质东方红”贴上“反革命组织”、“黑五类组织”之类的标签，但是，从他们近乎于歇斯底里的怒斥声中，人们不难感觉到腾腾的杀伐气息。

在台上捣乱的“老红卫兵”中，最活跃的是那个藏丽曼。

从“老红卫兵”的反复捣乱可以看出，他们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保皇派的本底特色，是造反派的死对头。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东吹西吹的山风，遇到比它坚硬千百倍的山岩，只能碰得“灰飞烟灭”。那时候，我们从心底里就瞧不起那些乳臭未干的中学生，特别是瞧不起他们身穿无领章、帽徽的军装，手挥军用皮带，到处“破四旧”，动辄“他妈的”这类形象。

但是，这样一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们就不免要“低”人一等。贵族中学生转向台下发问：

“你们‘地质东方红’里有多少‘黑五类’？”

没有人回答。

“‘地质东方红’里的‘红五类’，都给我站起来！”

大家端坐着，纹丝不动，没有一个人理睬。

他们恶毒咒骂“东方红公社”是“东方黑”，企图把它打成“反革命集团”。

会议秩序就这样被践踏！

对此，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笳无动于衷，何长工、胥光义、邹家尤等地质部领导“无动于衷”！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在此时此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或许是他们很愿意看到的情景——对阶级敌人，哪能仁慈！

特别要说明的是，8月24日晚，何长工、胥光义、邹家尤等地质部领导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连站都没有站过，更谈不上有人给他们“戴高帽”，“挂牌子”或搞“喷气式”。

由于“东方红”战士坚持原则，据理力争，面对下流的咒骂，歇斯底里地吶喊，巍然不动，表现了革命者的高姿态、高风格。从而粉碎了他们的猖狂进攻，获得了来自各院校师生的称赞与支持。

8·24大辩论的“成果”之一，使“地质东方红”战士意识到，“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组织自己的红卫兵，以红卫兵对抗红卫兵！

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也要取得与他人平等的地位。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被迫成立
从“一进地质部”遭到“老红卫兵”的挑衅和进攻起，“地质东方红”就开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筹建。

一进地质部时，老红卫兵们戴着红袖标，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指责我们是“黑五类”、“黑七类”！

在那个时候，红袖标是革命的标志。戴上红袖标，就意味着你是革命者！即便你出身于“一文不明”的人家，或“革干”、“革军”家庭，思想红，革命得很，但是，因为你没有戴红袖标，你就没有资格谈革命，你就没有资格搞革命。甚至你会成为戴“红袖标”的贵族中学生的“革命对象”。

为了能同“贵族”对抗，你就得有“贵族”的标志，有了这标志，你就有了同“贵族”中学生直接对抗的“资格”。

可是，一进地质部时，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我们没有钱买红布做红袖标。我们只弄来2尺多红布，只好把它剪成小方块。晚上，刘胜安等同学用黄油漆在上面写上“东方红”三字，作为胸章别在胸前，以此表示我们也是红卫兵。因为红布有限，只做了200多个胸章，发给一部分出身好的“东方红”战士佩带。

当时，我们原本反对以家庭出身在“东方红”战士中划分等级。参加东方红公社的条件只有一条：不同意并反对工作队执行的错误路线。

“地质东方红”的“红卫兵”当然不能与持“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同流合污，为了同他们相区别，我们在“红卫兵”三字之前加上了“毛泽东主义”的“前缀”。后来，因为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有异议，我们就把“毛泽东主义”改成了“毛泽东思想”。

这种无奈之举大约到了1966年11月份才停止实行，“地质东方红”的全体“社员”才都毫无顾忌地戴上了“地质东方红红卫兵”和“首都第三司令部红卫兵”的袖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始终坚持着与“老红卫兵”和保字号红卫兵划清界线。在红袖标上，“红卫兵”三字较大，其上方“地质东方红”或“首都第三司令部”的字号较小。

当时，人们把这种以“造反派红卫兵”对抗“保皇派红卫兵”，以本地、本单位“红卫兵”对抗外地、外单位红卫兵的作法称为“红对红”。

读者从后文可看出，北京以至全国如“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等在北京和全国极有影响的大学生群众组织，并不是步“老红卫兵”后尘而成立的那种带有浓重“血统论”色彩的红卫兵组织。相反，这些大学生群众组织是在同后来发展成东城纠察队、西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所谓的“三纠”）和它们败退后的新组合“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艰苦而坚决的斗争中才成长并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些群众组织其所以在后来采用了“红卫兵”这一名称，只是因为毛泽东的肯定，只是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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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戴上了红袖标


《狂飙——红卫兵童话》一书在叙及毛泽东 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后（第58页）说：

“一时间，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里。从此，红卫兵组织跳出了仅限于一些中学的少数学生组织的圈子，开始扩展到高等学校；从原限于北京市大中学校蔓延到了全国各地。

“在8月1日到8月18日的半个月时间内，红卫兵组织成了每个学生组织的当然名称，学生们纷纷放弃了原组织的五花八门的名称而归属于红卫兵。”

关海庭在《红卫兵运动始末》中说：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公开发表之后，红卫兵立即成为最有光彩的称号。各个学校的学生纷纷放弃原来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而统名于‘红卫兵’。这对红卫兵运动来说无疑是一响亮的前奏。”[1]

上述说法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就以他们自己在紧接这段话之后举出的例子为例，自8月1日始，北京建工学院、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天津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院校最早成立的学生群众组织都不叫“红卫兵”组织。而该书作者却睁着眼睛说瞎话：“红卫兵组织成了每个学生组织的当然名称，学生们纷纷放弃了原组织的五花八门的名称而归属于红卫兵”。

至于8月3日哈军工“高干子弟”在“红色造反团”中成立“红卫兵”，那正合乎“老红卫兵”的“血统论逻辑”，与大学生群众组织没有必然关系。

第59页，在叙述地质学院群众组织成立经过时，有“8月8日，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东方红战斗队’成立。随即另一派组成了‘斗、批、改兵团’”的说法。这句话明显错误，需要更正：

1、8月8日，北京地质学院并没有红卫兵组织；是日成立的是造反派的“东方红战斗大队”，而不是“红卫兵”；

2、北京地质学院“伪文革”在“东方红战斗大队”成立之后，立即成立了“斗、批、改兵团”，并随即在“斗、批、改兵团”内部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

3、“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是保皇派组织，与造反的“东方红战斗大队”及8月17日升格成立的“东方红公社”无关，与8月下旬“东方红公社”在其内部被迫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无关。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大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和取名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合关海庭的说法。我们将自己的组织称为“东方红”而不顺乎“红卫兵”这潮流，不仅无“赶浪头”之嫌，更谈不上“纷纷放弃”。单从“地质东方红”（全名“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大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这名称说，根本就没有沾“红卫兵”的半点“光彩”。隶属于“地质东方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迟至8月下旬才成立，则完全出于不得不如此。作为大学生，我们当时绝没有小视中学生的任何故意。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跨进了大学的门坎，比起中学生来，有了更多的人生磨练。因此，没有人会回过头去重历人生幼稚路，将木棍当钢枪，将竹片当刀剑，在胳膊上戴一个红布圈就认为自己革命了。因此，在开初时，我们谁都不把“红卫兵”当一回事，视戴在中学生胳膊上的“红袖标”为“小儿科”。

我当红卫兵，我写红卫兵，我说红卫兵，我也戴上了红袖标。但是，在我的内心里，我从来都羞于与“红卫兵”为伍!

我对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封信不感兴趣。主要原因是，我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不仅不屑，还深恶痛绝。在我看来，对这样一些头脑中装满了封建毒汁的现代衙内表示支持，不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所为；我们这些平民子弟不可能与现代衙内为伍，去干他们在《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所宣扬的那些事。

在毛泽东“8.18.”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前，大学里已开始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只是，组建和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主要是拥护、支持工作队，掌握学校大权的保皇派。“地质学院红卫兵”就是其一。

这些人是红卫兵，我们当然就不应该是红卫兵！

就我个人来说，我羞于与“红卫兵”为伍，除上面的原因外，还因为我对那些自称有着高贵血统口口声声要革他人命的“红后代”们的盛气凌人极为反感，对“血统论”对联很不以为然。当然，我对“老红卫兵”的“破四旧”和保皇派的乱批乱斗行为很不赞成。一个大学生的智商怎么能同疯狂的“幼稚行为”划等号呢？一个以人类解放为已任的热血青年，怎么可能与特权阶层的公子哥儿唱同一支歌呢？除人的本性外，权势利益所驱，平民与权贵之间是不可能有共同性的。

“红卫兵”，卫谁？按照“老红卫兵”开初的誓言（这誓言和我们那时喊的一样），他们“卫”的是毛泽东，“卫”的是党中央。我相信这是他们的心里话。就大多数而言，从他们的老子和娘起，早就把自己的命运同毛泽东和党中央密切地链接在一起。

在我的学生阶段，在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上，我始终认为，没有能比我更深厚的人了。但是，直到文革开初，“老红卫兵”们“杀上社会”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社会还有那么一层人，他们对“坐天下”者的感情比我要深许多。1949年的“解放”之于我，不过是眼看着打着红旗的一支军队从我的故乡村子北面的“官路”上走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减租减息，查田定产，土地改革……我家确实分得了一些土地，从原先的8分地一下子增长到4亩多地，也有了自己的房屋。从而，使我们全家人和千千万万万的其他人有了平起平坐的经济地位，此后，我也有了上学的机会。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毛主席带给我们一家的，带给我的，我终生不忘。但是，在那时的中国农村，类如我家的人家实在是太多了。从中学到大学，我的同学中，部分人的情况和我一样，多数人家的情况则比我家的家境要好许多。横向一对比，我家虽然有了和他人一样多的土地，但是，祖上既没有遗传下来的经济家底，更没有留传下来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家底”。比如，我从小就很希望能有一张可以供我坐下来学习的桌子和凳子；后来又想，如果有，在我家那窄小的不足20平米的屋子里又该往哪儿放？谁都知道，家族代代相传的较高层次的经济观念和文化观念，较为广泛的社会交往，都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家乡人有一句俗语：“朝里有人好坐官。”说的应当就是这种社会资源。

因为居于同一县境，我对中学同学的家境比较了解，其中有一些同学的父亲、哥哥、叔伯等因为“有工作”（当干部，吃皇粮），经济条件明显优于我们这些从土坷垃里刨食吃的家庭的同学。因此，虽然解放了，我家也有土地了，也住上自己的房屋了，但是，大家都有“一亩三分地”，大家都有自己的住房，其他人家还有许多我们家没有的东西，我家仍然是穷家，我的父母仍然是穷人，我自己当然只能是穷人家的孩子，我们仍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从1949年到1966年，脱开管理和被管理这一层关系，与“老红卫兵”相比，我，我家，我的父母，与权势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也就是说，当权者的起伏荣辱生死，于我，毫不相干。从这一点上说，我得老老实实承认，我对“党”的感情远不如“老红卫兵”深，远不如人家“休戚与共”。人家一出生就跌落在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革命的“龙凤”窝里，从小就受到中国最革命化的教育。我虽然从不赞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胡说八道，但是，在与“革命大神们”的距离上，我与人家存在着天壤之别却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老红卫兵”认为自己“革命血统高贵”，但是，秉性使然，从来蔑视权势的我，只将他们视为纨绔子弟，“清末八旗的后代”。因此，我认为自己比衙内们更高贵。

但是，我们这些平民大学生却不得不步这些中学生的后尘——也戴上红袖标，当红卫兵！原因很简单，并不是因为当了红卫兵、戴上红袖标就可以成仙成佛，就可以天上掉馅饼，地上长金树。大家其所以都戴红袖标，惟一的，或极为重要的原因，一是出于自我保护，二是为了抗争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戴上红卫兵的袖标，我们就会遭到那些毛泽东支持的“英雄老子”的“好汉儿子”的斥骂和鞭打，我们就会被他们视为下三赖，“黑五类”，就会被“老红卫兵”和走了的、不走的工作队继续当作右派-反革命，我们就活不出来！简言之，不戴红袖标，我就没有和那些戴红袖标的年青人站着说话的权利！总之，不戴红袖标，你就不能和那些有“红色血统”的“好汉”平等，你就不能剥夺掉他们手中懒以整人的武器。

显然，古人的“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说教和行为，都是逼出来的，而不是文人们想出来的！

我再说一遍，我虽然戴上了红袖标，但是，我心底里想的却是，我和那些“老兵”们，和那些保皇派“红卫兵”们，从来都不是一路人！

在大学生的带动下，自1966年10月初开始，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造反派”走红并“响当当”之后，就连工人、农民及其他阶层的人，也都红袖标一戴，“响当当”起来。于是，全国到处都是“红卫兵”。

令“老红卫兵”大感意外的是，他们却在这红卫兵的“红海洋”里被淹没了。

保皇派大学生虽然很欣赏“血统论”，但是，他们与老红卫兵-联动的目标是有很大差别的，前者追求的是“保工作队”可获得现实利益。他们在“反干扰”中和“反干扰”后，着力与造反派大学生作对，全力保卫“反干扰”的成果。当他们看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时，他们从工作队手里接承下来的既得利益难以维持和最后兑现时，他们就“一轰而散”。而“老红卫兵”则从开始时的“包打天下”，转而成为保爹保妈派。校园文革不结束，他们保爹保妈的努力就不会停止。因此，保皇派红卫兵与“老红卫兵”也不是一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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