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里水兵：评吴法宪回忆录

hank · 发表于 2009-11-1 09:08:29

评吴法宪回忆录

海里水兵

我的朋友际平寄来厚厚的两卷《吴法宪回忆录——艰难岁月》，在他的催促下，我放下最近感兴趣的章太炎，开始阅读这近千页的大部头“政治学习”材料。从目录上看，这书就象中共党史的提纲，除了第一章“我的一家人”和最后两章“阶下囚”、“保外就医到济南”，其余的简直是我们几十年来被强迫灌输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内容。我自幼不喜欢读《红旗飘飘》那样的书籍，对别人谈论四野Ｘ纵的司令是ＸＸ，叶挺独立团如何如何那样的话题恐怕连听的份都没有。再加上我读书慢，不会一目十行那样跳着来，不存在精读、泛读的事情，只有读或者不读。也幸亏我笨，才没有辜负吴司令的一片苦心。这本书真是难得的阅读经验，他的惊人记忆力，鲜活的个性，离奇的经历和军人的憨直调皮都使我对这个跃然纸上的吴司令和那个特定的文化环境思之再三，久久不能释怀。

　　一、恶名

　　近几年来对有人要给林彪翻案的事时有所闻，但看了媒体上曝的料并没有让我牵肠挂肚热血沸腾。一来我的家庭与我的经历都同那一事件没什么直接的联系；二来没人可以否认林彪在神化毛泽东的运动中起了相当拙劣的作用；至于共产党内的恩怨经过文革已经被搅得乌七八糟，世间令人同情的历史人物多了去了，谁有功夫有兴趣在言禁未开的当口去折腾这点陈芝麻烂谷子啊。无奈朋友推荐吴法宪的回忆录，又寄到我手上，不妨读一下罢。
　　吴法宪在文革期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经常出现在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之中，由于他一身军装，肥头大耳，笑眯眯的形象，被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人们贬为土匪胡传魁那样的反派人物，只要一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一个在样板戏《沙家浜》中虚构出的糊涂可笑的人物，土匪，汉奸加草包就出现在人的脑海里。正巧吴胡谐音，所以后来称他吴司令丝毫不带敬意。他在空军司令部娇宠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一句话更成了他永远也抹不去的恶行。他对林彪表示感恩的话，被批判材料用来夸张丑化他的人品，使他的公众形象固定在糊涂，献媚，口无遮拦，一无是处的大草包。其实政治人物遭到人们嘲弄讥笑，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象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钱尼，不知有多少演员夸张模仿他们的举止言行，搞笑的生动刺激程度怕是比中国那些业余的同行过份多了。即使是象克林顿这样很有民望的总统，娱乐界也从来没有停止开他的玩笑。所不同的是，美国是对在位的政治家开一些玩笑，又是出自局外人的编排，完全是以开心取乐为主，不同于政治集团内用于整人的下三烂手段。中国是人家在位时以保护首长为名，封锁各种相关信息，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群众，让老百姓来监督他们的“公仆”；下级官僚对上则唯唯诺诺媚之惟恐不及，等人家被拿下以后却又来发动群众，有意编排罪行，再来个批倒批臭，叫他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实在是太歹毒了一些。
　　正是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具的严格控制，使大众不易了解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资料，以至于建国以后的政治家明显地不同于一般公众人物，他们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一群毫无个性的人。只是在被批判的时候，人们才能毫无顾忌地谈论他们。美其名曰民主，实际是内斗不择手段，愚民以障人耳目，与现代民主真乃天壤之别。虽然罗织的罪名事后看来很可笑，发下来的批判材料也让当时老百姓枯燥的生活增加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乐趣，但是一想到当年中国这么多懂和不懂的人都跟着老毛起哄，心里就不是滋味。在那样的文化环境里，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和优点长处一般老百姓几乎无从知晓，到了被批的时候拿出来的又都是负面的材料，媒体和批判会绝对不给挨批的人辩解的机会，所以也难怪大众对官的态度除了因不了解而产生惧怕和由于批判材料激发的憎恨。严格地说他吴法宪也不全是被冤枉，在他没出事之前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别的人，他都积极参与了，唯其如此他的自述才更有特殊的价值。他的恶名是与这个体制的残忍和不人道互为表里的。一般情况下我比较缺少对党内失势者的同情心，乐于把办事的官员一概视为狗腿子，从而忽视了制度建设过程中人性的重要性。但读吴法宪的回忆录并没有引起我的幸灾乐祸心理，反而更增加了对不合理制度的恐惧。说到底，不能跟某一个人清算一个制度的缺陷。到了文革期间连吴法宪这样的政治局委员并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核心人物，都不清楚毛泽东的意图，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既然这么虚妄，谈什么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呢？
　　回忆录里吴法宪并没有花功夫去诉冤屈，而是把这些事情的前前后后仔仔细细讲出来。象他在私下场合在听完林立果汇报之后，鼓励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付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这个著名的“两个一切”还成了日后最高法院判决他的主要罪名。吴法宪说：“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明眼人，讲到这里也的确不必多解释了。对于一个空军最高长官而言，即使在非正式场合这么与自己上级的儿子讲话也不恰当。但以此而治罪，动静又搞得这么大，显然另有原因。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人是老毛。有趣的是象他老人家那么法力无边，仍然苦于指挥不灵，调而不动，要不他为什么老在那儿强调路线斗争呢？说穿了，不就是谁跟谁一头，在一起谁说了算吗？这路线斗争闹的呀没完没了，闹到他得了天下还没有完，闹到把所有开国功臣都整趴下了都不成，闹呀闹呀，一直闹到他死。

　　二、谁跟谁

　　吴司令倒霉是因为林彪出事了。作家师东兵问他后悔不后悔跟了林彪，他说：“没什么后悔的必要，我跟林彪走完全是出自自愿，没人强迫我。我只是料不到他发展到这个地步而已。在那个年代，不跟这个也得跟那个，跟哪个也免不了栽跟头。”提到林彪对他的赏识和举荐，他说：“我很清楚，决定空军司令员这样的事情，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没有林彪提议我来担任，毛主席听了别的老帅的意见，别人也会担任这个职务的。”话讲成这样很直白，不像以前我们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平头百姓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显得特别滑稽、抽象和空洞。看了吴法宪的书，觉得话从他们那种情况下说出来就可以理解了。要想得势，跟谁不跟谁的确是关键。可是不要说他，就是林彪跟着毛主席，不是也跟出问题来了吗？
　　在回忆录里说到林彪，他感慨道：“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要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来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要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从十五岁参加红军，头二十年在枪林弹雨中度过，后二十年卷入了建国后繁忙的政治斗争，他象一路有神灵保佑，在战场上毫发不伤，在官场上一升再升。最终这个他为之出生入死努力建立的政权还是毫不留情地将他打入牢房，而且一关就是十年！他入狱时才五十六岁，忙了一辈子，突然静下来，怕是比死还难受吧？
　　他入狱前夕也预感到大难临头，对妻子陈绥圻说：“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国民党迫害光了，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人，我绝不会离开党，离开人民和祖国。你不用担心，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除去暗示他的家人不会轻生以外，他当时大概还不清楚有些事情是讲不清的，讲给这个组织听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个组织还忙着去处理其它事情，就象他过去那样，忙着呐，没工夫去听，去搞清楚在他之前一批批消失的政治人物到底是怎么回事。
　　长夜漫漫的铁窗生活，连放风都遇不见另外的囚犯的恐怖监禁，吴法宪都想了些什么呢？他没有说。
　　他是林彪欣赏的心腹干员，相信一定是有吏能，又肯卖力。他在书中却没有怎么津津乐道他的功绩，讲的是每日每时不得不处理的事务，描写了上上下下直接共事过的人物。甚至在“阶下囚”这一章里，他记的是具体的事情，介绍秦城监狱的构造，看守人员的性情态度，伙食的质量和作息时间，却没有说他的思想。我看在这寂寞的时刻，毛主席一定比耶稣差远了。他建功立业心切，过多地倾心于驾驭人的帝王术，以至于无视人性，他的教导断然不可能给一个孤独的人多少慰籍，尤其是在他撒手人寰之后，没有哪个傻子会指望他来显圣，唯物主义者嘛！他那翻云覆雨的气概和阴谋阳谋胡来的把戏都随着他的离去儿一起消失了。最可怕的是做为一个精神领袖，他的教导缺乏宽恕和化解冤仇的胸怀，更没有疗伤避祸的法力。庐山会议批陈伯达以后，他亲口对吴法宪说：“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弄得本来已经诚惶诚恐的吴法宪信以为真，直到被关了十年放出来以后他才知道老毛南巡到了下边又对其他军队干部说：“黄、吴、李、丘倒了你们怎么办？”政治人物言行不一本不足为奇，可他这么寡恩多疑，绝无可能团结足够的人来丰富完善他的畅想，从而完成制度创新的事业。对于吴法宪这样的军人而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不是一句空话。他在江西加入红军时，师长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他说看到红军来了以后，除了给家里分了地和茶山，再就是看到有的同乡，只比他先参军两个月，就当了付班长，觉得红军当官很容易，想当官。后来他果然从一个放牛娃成为军中一员骁将，他追随的人和他为之工作的群体打下了江山，那个时候他忠诚而且坚定，生活很充实。到了监狱里，那个他曾经忙着面对的外在世界突然不见了，寂寞难耐的时候他学过英语，重新读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还有《红楼梦》、《水浒》、《三国》、《西游记》，有什么心得呢？他还是没有说。
　　回忆录从幼童写到耄耋之年，绝大部分以记实为主，铁窗生活虽然漫长，但也许是因为重复性强，枯燥乏味，缺少可记可忆的精彩人物的原因，它只占了很小的篇幅。我大胆猜测一下，这十年囚禁的生活使吴法宪完成了从官场重返民间所必须的心理过程。

　　三、讲人话

　　八十年代在人们几乎忘记了吴司令的时候，他悄悄地回到了人世间。很多人好奇地想知道他究竟掌握多少秘辛，却没有想吴法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文字不一定于政治理论上有什么深刻的见解，未必有助于搞清毛泽东的神机妙算。但他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从此放下，坦然以对。他一生一定写过不少检讨，尤其在文革中后期，那时他也许对回到体制内仍然心存幻想。跟党交心其实是什么用也没有的，从统治者的利益考虑，关着吴司令除了解密的功能别的什么意义也没有，所以到了时候找个说法，判他一下，也就完了。而对吴法宪和他的家人来说，熬过这段艰难岁月又是何其不易啊！一定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甚至会觉得他能安度晚年已然很幸运了。抛开他的功劳不谈，就算他为这个体系卖命冤不足惜，在盛年独坐十年牢也该是两清而有余。在一个先进的文明社会制度中一个过失杀人犯量刑不过如此，更何况任用他的顶头上司还没有得到清算，再说，他是空军司令啊！也许他是被这个体系踢出来的人，所以他没有很多革命回忆录里那种得胜者的空洞傲慢的口吻，反而显得实在，不必装腔作势，说的都是人话。他的回忆录就是一生最后一份检查，这一次他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心平气和一路谈来，讲给他信任的人，留给后代，很多他的党内同僚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这一辈子，值了。
　　印象里很多记录革命人物和历史的文字都充满了一种虚假的豪情，缺少真实生活中的人应有的感受。用一大堆不走脑子的套话，比如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难道国民党、土匪全都是阔佬吗？如果说红军为了穷人打仗，这个谎话不是早就被内战后的几十年饥饿和贫穷戳穿了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样的暴力语言，也不怕被人利用，坏了“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的美梦。搞宣传的人智商低最可恶的地方是把人辨别真假的兴趣都弄没了，见了就烦。
　　一般读者千万不要因为看了目录便把吴法宪的书甩掉，象“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夹金山”、“到达陕北根据地”，无论从题目还是顺序看了都让人倒胃口，可是看他的内容就不同了，在写到长征进入藏民区一节中，吴法宪写道：“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候也没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话讲得很实在，细节生动，不仅没有损害军人的形象，还让人觉得他对历史和读者都是尊重的。他们饿得没法的时候，发现庙里的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用水洗完了一煮，很好吃。回忆这些经历还有点调皮捣蛋恶作剧的味道，加上过草地时眼睁睁地看着掉队的战友等死而不能救，使长征生活更显艰辛，其痛苦难耐的程度甚至超过激烈战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书里全是他亲历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我看到的是一个机智、有趣对工作有热情又负责任的吴司令。再想到七十年代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他给大众留下的印象，真是觉得世事荒诞。

　　四、历史

　　吴法宪自十五岁离家，直到解放后六○年初才回了一次老家，阔别三十年，原先的青山绿水都变成了黄土岗，林子烧光了，河上的木桥也不见了，四处透着贫穷。革命究竟带给这个社会什么呢？他当然没有这么去追问，他的叙述速度就象他的军旅生涯，跑跑颠颠，好象从来也不觉着累似的。可是我却忍不住想，不闹革命，你吴家虽然穷，但祖父靠着给地主打长工还能攒下五、六十块大洋，把婚结了；到了父亲这一辈还能盖六间屋，置三亩地，买头牛和农具，并送你去读五年私塾。闹什么呢？话说回来，这也像做买卖一样，愿打愿挨，谁让共产党把你们都发动起来了呢？想到这里忍不住恨晚清政府的昏庸腐败，继而恨国民党吏治无能，也恨国父孙中山开了党争的先河，太炎先生批之甚烈，斥其“小器易盈”，“外好内猜”，属市井无赖，这么想下去一发不可收拾。
　　不了解早期红军的历史与错综复杂的恩怨，便不易理解建国后的一系列党内残酷斗争。同样的道理，不清楚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如何在夹缝中施展其政治手腕并获得成功，便不可能看清蒋介石毛泽东一辈政治人物的毒辣手段和狭窄心胸。但如果这样考问下去，难道我们非得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专家才可能做一个具备正常判断力和富有健康心态的现代人吗？答案是简单的，用不着费那么大劲。一个人只要给他生存的条件，允许他做出自己的选择，他总是会按照他的处境做他认为有利于他的判断，由于人们各自的条件有差别，所以他们的想法各个不同，对于这种不同的尊重便是一个普通人的健康心态，落实到政治制度之中便是现代社会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大多数美国公民对他们短暂的历史并不精熟，就连时下正在开展的政治活动也未必有明确的了解，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判断主要不是来自于强迫的政治学习，而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吴法宪的回忆录提供给我足够的素材，使我把他的生活同我的经验联系起来，尽管我对他的时代以及他的一群人了解还非常有限，但我开始渐渐感到那是可以并且值得理解的了。他摆脱了我们习以为常同时又深恶痛绝的说教，他是政治工作出身的干部，但他书中却没有共产党干部做报告那种自说自话无视听众的粗鲁蛮横。说到底，究竟谁能改造谁呢？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就已非常不易，人的生活那么杂乱，不要说那些文字无法记录的内容，就是可记的也得选择记那些，省略那些。这就看出吴法宪晚年所下的功夫。铁窗生活不是白过的，平民生活更给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整理过往的沉淀。
　　我被吴法宪的世界吸引了，尽管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段多么痛苦和血腥的历史，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后生活中仍然充满了恐惧和背叛。我不觉得他在刻意操纵资料，从而获得或者建立有利于他的读者印象。他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就这么直直地告诉你。他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那么多重大的事件，也有那么多次他恰恰处在事件进行的中心。他的叙述丰富了我对历史的想象。不象那些道听途说的，自相矛盾和漏洞百出的通俗版演义，他的故事单纯，生动，而且前后一致。有很多事件我们是熟悉的，或是听说，或是亲身经历，但是读到吴法宪的故事既不觉得离奇古怪匪夷所思，也不感到重复枯燥，由此可见他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在人际交流方面的信心和才华。

　　五、内幕

　　他描写的逮捕王、关、戚一节，使这一群文革中迅速消失的政治明星更象生活中真实可信的人物。印象中以人的姓氏组合用来称呼一组政治人物的叫法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理解这种做法所包含的侮辱、打击和广泛流行的破坏力，也不会对这种既不是灯谜又不是说书的形式感兴趣。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用小爬虫称呼他们，王关戚小爬虫，听着象个笑话，一点也不严肃，也不知道康生是从什么地方提炼出这样的词汇的？没有考证过是不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丑化乡绅的时候就是这样动员农民弟兄的？反正总是事出有因吧。据吴法宪回忆，毛泽东本来是想争取戚本禹的，但戚本禹不知动了哪根筋，在忘乎所以之计，“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分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楞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为了怕他反抗，杨德中趁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吴法宪接着讲到连戚本禹的妻子也关起来以后，如何安排两个年岁尚幼的孩子。如今也不知那两个可怜而无辜的孩子身在何处？
　　写到杨、余、付事件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关于逮捕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现场是这样的，深夜里吴法宪从人大会堂开完会回来，等一切布置好了以后，让秘书打电话通知余立金到他家里有事商量。“然后，我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的、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我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这里没有隐于帐后的刀斧手，楼上看去，人影来去，象无声片那样的一幕，寂静之中隐含着杀机。
　　到了九大时，黄永胜、吴法宪他们看不惯张春桥一班文人那么嚣张，于是安排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听着不象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更象一个有趣的恶作剧。计票结果出来以后，江青果然大发雷霆。这件事闹得有点过，也许直接种下了老毛与林彪集团决裂的祸根，事后他写道：“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对吴法宪来说，他未必在理论认识的层面上达到了清算和批判毛泽东的高度，但他对毛的失望，甚至怨愤却是显而易见的。

　　六、诉求

　　老毛总是强调要统一思想。我想他大概到死都怨恨大家不跟着他走，尤其是那些近臣，阳奉阴违，居心叵测。其实官僚们自保都还怕来不及，又要保证日常工作的进行，又要跟着他发疯。全国人民都快被他变成木头人了，全新的制度也没建成，经济仍然不发达，人民仍然贫穷，军事上还是仗着老一套。
　　大家都想的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各有各的想法才是最正常的状态。为了执行一个想法，不应该允许强迫的组织手段，如何促进交流和沟通才是正途。过去战争年代人的想法之所以容易统一，因为争取打胜，减少伤亡，是每一个指战员和战士的基本想法。至于如何具体作战，还是要看经验，靠一种什么思想取胜，那是扯淡，跟愚昧的义和团，大刀会有什么两样？老毛三年就打败了老蒋，他可能打心里觉着从头来他也不怕，要不为什么老提大不了再去上山打游击呢！他也许从来没有去考虑他用掉了多少历史上积累的资源，他的胜利不光是他和他的一群核心人物的正确判断和坚持不泄的努力，更积淀了远自晚清遭受的屈辱，近由抗日战争集中调动起来的巨大能量。
　　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显然被过份夸大了。他的治国方略更是没有被检验过，光是靠带领党和军队渡过层层危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的政权，不能保证他之后不犯错误。把他捧上神位，并一再从容他破坏民主制度的建立，鼓励不切实际的冒进，残酷整肃党内党外不同意见的集体与个人，虽然所有人都有责任，但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层官僚全都该付主要责任。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选择不批毛，一旦清算起来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也许不少读者会感到不满，在这么大篇幅的个人回忆录里吴法宪一点也没有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更别说批判了。我却不认为骂共产党有什么特别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象吴法宪这样一生都在为共产党奔忙的人，他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努力呢？离开了这个集体他就不能体现他个人的价值。他的结局不如其他一些同僚的好，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这个政权就应该怀恨在心。他笔下的林彪令人敬畏，对话简短精炼，有性格，虽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翻案文章那样的鲜明倾向，却生动而充满了怀念之情。如果说他有所悔恨，那是他迫于形势为了自保而伤害了他尊敬的同事和上级，象揭发黄克诚的小金库，打陈再道一个耳光，甚至对别的指挥官在行军途中因为一时冲动枪毙了骑兵排一个年轻战士，都说明这些事情曾经使他内心受到冲击，到了老年仍然耿耿于怀。
　　吴法宪没有象有的老人那样，揣着糊涂装明白。他在自序中说：“不虚构，不粉饰，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结论。”明摆着他对现成的结论是不接受的。对于一个人物的评判就象对历史本身，各个阶层，各个时期都会不同，要看如何对待所掌握的资料，更关键的是如何保存和收集尽可能全面的第一手记录，在这一点上吴法宪的叙述无疑是宝贵的。我很反感盖棺论定的说法，历史上那么多公案至今还众说纷纭，哪里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情。尽管对原始材料采信的标准各有不一，起码应该允许人讲出来。都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了，现在还不能在市面上敞开发行，只得在香港出版，多别扭啊！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是一个对所有革命题材的文字倒了胃口的读者，没想到吴司令的人生资料给我提供了新的思考，在此我记他一大功！
吴法宪回忆录将对林滮事件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我在一口气看完《往事》第49期刊载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节选）后感到很兴奋，我认为它将会对文革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吴法宪是林彪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过去他的一些供词曾被作为给林彪事件定性的重要依据。九一三后，在专案组的逼供下，吴法宪写了大量的材料，提供了不少历史细节。他写的材料过去就曾被一些细心的人们所质疑，现在吴法宪自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这必然会对过去以他所写材料为依据而写成的历史产生颠覆性影响。现择其要者陈述于下，以飨读者。
　　　　1．否定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最重要的证据。过去认定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而且由吴法宪招供的说叶群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成为最主要的证据。现在吴法宪翻供说，这话是汪东兴说的，九一三以后的专案组逼迫他将此话安在叶群头上。吴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庐）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2．披露了八届十一届中全会期间毛周关于用林彪替换刘少奇的经过。过去人们只知道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开始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而对其中的细节一无所知。吴法宪当时接周恩来命令派飞机将身在大连的林彪接至北京，并亲耳听周恩来细说此事。吴在回忆录中说：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它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着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恍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3．吴法宪回忆录道出了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的由来。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当总参谋长，江青想拉拢黄等，黄并不买账，矛盾逐渐尖锐。吴法宪说：

　　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至于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玉成等其他人，则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或逐渐向两派分化，或保持"中立"。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于是江青就认为黄永胜对她不够尊重，认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够理想。相反，黄永胜则认为江青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不同，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个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江青心中大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他们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还讲述了“枪杆子”、“笔杆子”两个阵营逐渐分明的过程，江青、毛泽东拉拢军委办事组的温玉成，而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则逐渐倒向林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远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都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讥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4．吴法宪回忆录中还谈到了1969年5月17日江青私自找六位政治局委员谈话之事。过去在批四人帮时也曾披露此事，但此次吴的叙述有了关于毛泽东的新内容。过去只说黄吴向毛报告此事后毛嘱咐对此事要保密。这回吴谈到了毛泽东对黄吴汇报的态度：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我们原来想，江青的这次活动直接侮辱了毛泽东，并且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外就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我们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还要委任他这样高的职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们认为，陈伯达的历史，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否则陈伯达绝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青在造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了，可毛泽东在听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更令吴法宪想不到的是，毛泽东一面嘱咐黄吴对此事保密，说让江青知道了会整你们的我也不告诉她，而另一面却是将此事告诉了江青——吴法宪是在一年多以后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才知道的。毛泽东决定批判陈伯达后，林彪让叶群带着黄吴李邱去向江青表示认错，江青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还追问：“你们还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 吴法宪说：

　　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的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

　　5．看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毛泽东原来在吴法宪心目中的形象彻底瓦解。吴法宪是在1981年保外就医后才看到毛的讲话的。他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毛泽东是个言行不一的人！他在提出一系列的质问后，痛心疾首地说：“真是让人寒心哪！”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寒心”二字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反复出现。我相信，吴法宪回忆录确实会让不少至今对毛泽东抱有敬畏之心的人们感到寒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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