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3334|回复: 0

费明:我童年的文革记忆

[复制链接]

0

主题

331

回帖

12

积分

新手上路

积分
12
发表于 2010-2-7 00:44: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 ... id=176&pid=1403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首页 》民间拼图 》辽宁 》沈阳:我童年的文革记忆

1.jpg
图:作者1974年11岁时与外婆在沈阳留影


我童年的文革记忆

--作者:费明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刚好3岁。对这个世界能够连成一片的记忆,就是从“全国山河一片红”开始的。最初是充满色彩,激情无限的疯狂画面,接下来就变成丧失理智,灭绝人性的丑恶表演。

“三忠于”

我对文革的第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是“三忠于”几个字。一次在家门前玩耍时,比我大一些的孩子们都在念叨“三忠于”,有一个男孩子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三忠于”吗?我说:不知道。他就拿出了一个带别针的,小孩子手掌那么大的塑料“红心”,上面有毛主席像,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文字,他说:这就是“三忠于”,还问我明白没有。我回答:明白了。其实我当时的理解是:这颗“红心”叫“三忠于”,就像蛋糕,饼干,脸盆,饭碗等名字一样。几年以后,我才知道所谓的“三忠于”,不是具体物品的名称,而是一种活动,一种思想。

后来在“三忠于”活动高潮中,我和父亲一起看过一次大游行,那是沈阳市许多单位共同参与的游行。人们在市内主要街道上行进,载歌载舞,还有很多宣传车随行,非常热闹。好像后来我在海外看到的“嘉年华”一样。当时我和父亲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整个游行队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非常兴奋,不停地跳,觉得很好玩,心想要是天天都有这样精彩的“节目”看,该有多好。

那个时期,我们大院里也有很多人跳忠字舞。人们在工作时间,成群结队地在院内的道路上跳舞,一边跳,一边向前走,很是“壮观”。记得有一首藏族歌曲,唱“毛主席的光辉,照到了雪山上……”就是这些跳舞的人经常使用的“伴舞曲”。

“黑手”与“牛鬼蛇神”

一天上午,我和外婆一起去大院里的国营商店买菜。出来的时候,看见门前的街道上锣鼓喧天地来了一行车队,这不是我们研究所的车,估计是附近其他单位的。十几辆插着红旗的解放牌卡车上站着一些挂着大牌子的人。他们每个人都举着双手,做成投降的样子,两只手都是漆黑的。我们离车有20米左右的距离,所以看不清这手是用墨汁涂黑的,还是用黑泥糊上去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游街的场面,很好奇,很想走得近一些,看清楚一些。但是刚从北京回来的外婆,在北京时看够了这些疯狂的行为,她很紧张地拉着我,赶紧从马路的另一边往家溜。听到扩音器中讲到“×××黑手”等等,我问外婆:什么是黑手?外婆的回答,对年幼的我来说是个严重的“误导”。她指着车上的人说:这就是黑手。我“恍然大悟”,黑手就是那些黑色的手。随之而来,又有了新的困惑,怎么我们的手是白的,而他们的是黑的?直到上了小学,才真正搞清“黑手”的含义。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进入我眼中的一切变成了一台恐怖大戏。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像雪片一样覆盖了整个大院,犹如六月飞雪一般。我们的大院,为两个科研单位所共用,我家的位置离工作区很近,站在阳台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工作区内发生的事。

那时,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就是隔离审查,批斗游街,批斗大会上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我们在阳台上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每到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和外婆都会站在阳台上看“西洋景”。左前方是另外一个研究所的工作范围,批斗会后,那些牛鬼蛇神们被押送回被关押的地下室(离我们的住宅楼只有50米的距离),那些负责看管的人,不停地用军用皮带抽打那些走得较慢的人,一边打,一边吆喝。牛鬼蛇神们,每个人都是拎着裤子一路小跑。后来才知道,这些人要自己提着裤子走路,是因为看押的人怕他们自杀,“下班”时把裤带都没收了。他们每天都是如此生活的。

我家的右前方,是大院的主要路口,有一个巨大的毛主席像。我们研究所那些尚未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们,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被人押送到毛主席像前请罪。请罪的程序是:90度弯腰低头,背诵“群众专政好,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每次三遍。之后才可以解散回家。这过程当中,经常有人腰弯得不够度数,被看管的人用军用皮带狠抽。这样的事天天发生,每次请罪都有人被打。

这几句请罪“台词”,我记得很牢,因为在一连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会重复记忆。后来,我们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还曾经模仿过这个“请罪”的过程。

一天下午,大人刚上班,我在阳台上看到我母亲那个研究室的室主任,被人五花大绑,挂牌游街,从工作区走到住宅区,就从我们楼前经过,我感觉很震撼。此人就住在我们楼下的一楼,家里有三个儿子,小儿子后来成了我的同学。他的岳父、岳母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当他被人捆着从家门前经过时,他的岳父、岳母就在楼门前观看。我在阳台上看到这一幕,心想:他的家人一定很难过,多“丢脸”呀。将近下班时,大约下午4点多钟,我和外婆出去买东西,在工作区的大门口,还看见这位主任在那里被罚站示众,仍然是双手被绑,脖子上挂个大牌子。这一天真够他受的,两只胳膊被捆几个钟头,恐怕都要没知觉了。那天,我心里很不舒服。

父亲成了“囚徒”

很快,倒霉的事就落到我们头上了,父亲被隔离审查,被关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那张写字台,白天用来写交代材料,晚上就是他的床。一日三餐都是我和妈妈给他送饭。妈妈带我去的目的,是让我们父女能够见见面。父亲他们的办公楼,是栋三层的白楼,“仿苏”建筑,在那个时代,看上去很气派。里面有的房间是实验室,摆放着许多贵重的研究设备,还有一些房间是办公室,供研究人员使用。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整个大楼成了监狱。几乎每间办公室都被当成囚室来用,关了不少的“被审查对象”。收发室成了监狱看守值班室,每次我们去,都要接受检查。我们送去的饭菜,也要拿出来让门卫认真检查过才能放行。

一天早上,我们照例给父亲送早餐,看守打开“囚室”的门,我们一进去,就发现父亲的脸色不对,准确地说,是脸上有一大块呈青紫色。妈妈很紧张地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回答说,是头天晚上被人打了。他们那个研究室的几个被审查对象都挨了打,专案组的人对他们拳打脚踢。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听了他和妈妈的交谈,我很难过,也很害怕。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天,不知为何,大楼的门卫不再让我这个小孩儿进门了,从此,在父亲被关押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我没有再进过这栋办公楼。那一晚,我哭了,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总之,很委屈,很郁闷。

在父亲倒霉的日子里,我们家里的其他人也遇到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我和外婆出去买菜,一出门就会碰到很多“坏孩子”,他们用石头向我们投掷,用胶皮管往我们脸上吹小果粒,还用污秽的语言侮辱我们。有一次,甚至搞到家里来。他们用几根木棍,顶上几片瓦,支在我们家的门上,然后敲门。幸好那次是外婆去开门,她个子比我高,瓦片没有打到她的脸,要是我去开门就惨了,肯定被打个头破血流。还有一次,全家在吃晚饭,突然有人向我们的窗子扔石头,把玻璃打碎了。饭桌就在窗子旁,不少碎玻璃掉在上面。妈妈很紧张,不知道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攻击,她让我们全家都趴下,以免被碎玻璃伤到。趴在地上,我很气愤,心想: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干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开始有仇恨的情绪产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仇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很久,才慢慢地被化解掉。

“抢”食品

文革爆发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越叫越响亮,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苦,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一天比一天缺乏。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很大一部分与 “吃”有关。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来描述,就是经常要“抢菜”,“抢酱油”,“抢……”。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文革开始时,生活在我们大院里的职工与家属,总共有3000人左右。在大院的东门和西门,各有一间国营商店,销售居民日常用品,商店不大,但经营的品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齐全的。再往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和外婆早上出去买菜,无论是哪个商店,菜案上总是只有一盘姜,一盘蒜,其他什么都没有。照说我们出去得不算晚,早上8点多钟进商店,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难道当天的菜8点前就卖完了?当时,我外婆认为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太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商店里根本就没有蔬菜供应。

我们的大院,前后长1公里,宽也将近1公里。我家刚好是在整个大院的中心部分。从家里到西门外的商店,300-400米,在西门外商店没买到菜,我们就得再折回到家门前的路口,再经过整个工作区从南门出去,沿院墙外的大路,走到东门外的商店--因东门在工作区的内区里,文革期间禁止家属进入内区。这样,等我们走到东门的商店就快10点了。整个过程,将近4公里的路。一个小脚老太太,每天带个孩子,为了一家5口的伙食,从早上8点半走到10点半,拎个空篮子出去,再两手空空地回来。很辛苦,很心酸。外婆总是有些自责,认为是出去得晚了,路走得慢了。其实,这根本不是她的错。这么多年来,每次想到这样的往事,我就很难受。外婆这一辈子,实在是很苦,从义和团到文革,哪有几天安生的日子!

自从一切凭票供应,我们沈阳居民每人每月能够得到的只有三两肉,三两油,“三两”成了那个年代描述我们东北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语言。为此,主持东北大局的陈锡联,有了个时代性的外号——“陈三两”。鸡蛋的供应是每月半斤,形象点儿说,也就是中等大小的鸡蛋,每人每月5个。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院的人们开始使用各种方式来“搞”吃的。养鸡是那个时候最普遍的方法,既解决了蛋的问题,又可以偶尔改善一下生活,炖只老母鸡来吃。

由于家属宿舍都是楼房,如果要养鸡的话,只能是养在家里。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有阳台,加上东北的冬天气温太低,把鸡养在户外是不行的,所以,人鸡同室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那个单元,是3间屋子的格局,文革中,两家人住在一起,共用厨房和厕所。单元的过道很窄(那时的住宅没有门庭),是个实实在在的通道,两人并排行走都嫌挤。这样的地方,放上一个大鸡笼,养上几只鸡,实在是很不方便又很不卫生的事(幸亏那时没有禽流感)。不要说行走不便,每天鸡粪的味儿,就够你闻的。我们和邻居,都养了几只鸡,他们的鸡窝在过道安家后,我们的,就只能放在阳台上,冬天里,还要格外为鸡窝提供些保暖措施,压上小棉被等等。自从家里养鸡后,给鸡喂食儿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累人的是要把白菜帮子等剁成碎末,这个工作由我和外婆完成。那个年代,各家各户都是这样的生活,每天都能听到四处传来的剁鸡食的声音。养鸡虽然辛苦,剁鸡食儿也很烦,但每当看到有大鸡蛋从鸡屁股里掉出来,我的心情就会变得非常愉快。

文革后期,连蔬菜也采取凭卡供应的方式了。每户每天5斤,两天领一次,也就是一次领10斤。每月1卡,分单双号配给。这10斤菜,不是净重,是连泥带土的毛重。分的时候也不用称,售货员(准确地说是配货员)用一把大耙子,在地上一扒拉就成了。至于重量是否准确,没人计较,有口菜吃就不错了。如果是那种从白菜地里“间”下来的菜苗(当地叫“小白菜”)就惨了,整个菜全被泥糊住,10斤菜里能有5斤土,纯粹是烂菜一堆。我外婆最怕领到这个“小白菜”了,清洗太费功夫。

有意思的是“等菜”的过程。这些凭卡供应的菜,店里不是随时都有。每天有一部卡车来送菜,时间不定,数量也不够分配。也就是说,从早8点到晚6点都可能送。所以,要想得到应得的那份儿,家中就要有人来等,两天等一次。从早等到晚,总会有等到的时候。双职工家庭很惨,只能是孩子放学后,让孩子们负责领菜。如果来得太晚,很多时候就领不到了。我在小学期间最要好的一个同学,她家就是双职工,深受“领菜”的困扰,一日三餐,经常是辣椒油配饭(那个时候,连辣酱、咸菜都买不到)。我们家还好,外婆负责这项工作。暑假的时候,这个任务就由我来完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车没到大家就要排队,这过程中,经常有人不守规矩,乱挤一通。要想不被挤出队列,就要拼命“站稳立场”。车一到,人们更加疯狂,很多时候是一拥而上,疯抢!这不是偶尔一次的“体验生活”,而是形成常态的“持久战”。需要“抢”的东西,不仅仅是配发的菜,还有凭票供应的豆腐,自由购买的酱油,等等。这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以为生活就是如此。这样的状态,一直到1978年才彻底结束。

提到酱油,顺便说说文革时期对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油盐酱醋的供应。那时不需要凭票供应的东西不多,油(酱油)盐酱醋算是一类。不过,就是这样一些煮菜(不能叫炒菜,因为那个时期,大院的煤气供应不足,菜都是“煮”熟的)的必需品,也严重缺乏。酱油是经常性的断货,偶尔来货,大家就要“抢”回来一些储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家的床底下,有好几大瓶子长了白毛的酱油。每个瓶子都有5立升的容积。即便是发毛,也不能倒掉,每次用的时候,加热一下就算是 “灭菌”了。精盐的供应最差,文革后期的一段时间里,我家煮菜都用盐水,是把很大粒,含沙的粗盐用温水化开后,食用上面那些干净的盐水部分。食用油的供应和酱油、盐比起来算是好一些,每人每月起码有三两油(当地叫豆油,不知是大豆油还是黄豆油)。但是要说的是,由于食用油不足,大家只能想办法找肥肉来熬油。文革后期,所里的职工经常出差外地,如果到一些凭票供应制度执行得不严格的地区,例如北京,那里买5角钱以下的猪肉就不限量,就可以用多排几次队,多跑几家店的方法采购一些肥猪肉,或是直接找亲友帮助解决。由于每次的采购量太大,有的能达到20至30斤,外地的亲友们,把我们这些来自东北地区的出差人士称为“东北虎”。最后,连我们大院的人每次出差,都会戏称自己是“东北虎下山”。

这样的方式,固然能够暂时解决食用油不足的问题,但长期吃猪油,对身体的损害是严重的。80年代,大院开始实行集体检查身体制度,相当一部分的职工,都患有胆固醇高,高血脂等疾病,其中很多人的年纪并不是很大。按照那个年代的生活水准,这些人是不应该过早地患上这类疾病的,都是猪油惹的祸。想一想,这也应该算是文革的“成果”吧。

文革十年,对食品行业生产的破坏,可以从罐头的制作上看得很清楚。由于肉制品的供应严重不足,我们家遇到有客人来吃饭时,经常用肉罐头来应付。那时罐头的价格很贵,2块多钱一罐,这对每月只有几十元人民币收入的家庭来说,是消费不起的。好在父亲的工资不低,文革后期,我们经常靠各类罐头来改善伙食。原来的猪肉罐头,都是纯瘦肉的,货真价实,一小罐200克的碎猪肉我们能吃上几顿。后来就不行了,罐头里面都是些肥肉,再后来就更可怕了,全是猪皮。 5-6小块烂猪皮值2块多钱,实在是太离谱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个时期,无论有钱没钱,都没办法“搞”到足够的食品。

其实我们大院这些人文革期间的伙食,和其他一些地区相比并不算差,至少还有饭吃,不至于挨饿。儿时的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糟蹋生活物资,无论是食品还是衣物。这种“勤俭节约”的习惯,至今仍在影响我的生活。

准备打仗

文革期间,我们这个科研大院,有很多荒谬的事发生。在我这样一个小孩子的眼中,最可笑的莫过于搞战备,在楼前楼后挖防空洞和战壕。那是1970年左右发生的事。今天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好笑。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我们在沈阳的研究所,一直是处于战备、准战备的状态中。按照上级的命令,我们各家各户的窗户玻璃上,都要贴上用报纸剪成的大大的“米”字,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苏修的飞机来轰炸,玻璃不容易被震碎。我当时就在想:一层报纸的厚度,能有如此的力量来保护玻璃?

全家动员,老少都上阵,刚刚搞定家中所有的窗户,我们又接到上级通知,要所有住户都准备5天的干粮,说是要打仗。这个消息让我们全家人都处在十分紧张忧虑的状态中。外婆蒸了好几十个馒头,就等着一声令下,好疏散撤退。我那时是个孩子,对打仗的事,没有恐惧,只有好奇,天天盼着疏散的命令。结果,等到馒头都要变质了,命令还没有来。无奈,为了不糟踏粮食,我们一家人只好顿顿吃馒头,直到全部吃完,也没有人再提打仗的事。半年之后,为了擦掉玻璃上的米字,我们又是全家动员,清理工作非常难做,几十块大玻璃的清洗,有如一项工程。这一切对我们来说,纯属无妄之灾。

接下来,就到了四处挖战壕的时刻。那一年,沈阳军区向我们这个研究所派了3名军代表。来做党委书记的,是一名副团级军官,其余二人是排级干部。这位新任书记,负责“主持大局”,具体工作,由二位小排长出面指挥。当时战备形势严峻(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形势严峻,根本是胡诌),每栋家属住宅楼的前后,都要挖战壕和防空洞。我家那栋楼的前面也是如此。

说到此处,不得不简单提一下我们科研大院的环境。我们的研究所,是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整个大院呈长方形,前面是工作区,后面是家属住宅区。家属区内,共有20栋三层宿舍,其中二栋是高级研究员住宅,简称高研楼。两栋高研楼的前后,都是面积很大的花园,里面有各种树木和花卉。每到夏天,鲜花盛开,景色非常美丽。文革开始,花园也受到破坏,树断花残,一片狼藉。前面说到的战壕,就是要从这个花园中通过。

命令一下,各单位的男人们都要出来挖壕沟,一天的功夫,楼前就出现了一条横贯东西,宽度大约1米,深度半米的长沟。傍晚,两个小排长前来视察,对各处“工程”进度表示满意。当时,我就站在壕沟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离开后,我和几个小孩子就跳了进去,玩起了“打仗”的游戏。站在壕沟中,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浅的一条沟,十来岁的孩子把它当“战壕”玩游戏刚好合适,不知道大人们如何在沟里行动。真当战壕用太浅,前后也没有屏蔽,如何战斗?当交通壕的话,估计人们在里面爬行才能躲避子弹。现在回想起来,也猜不到如此做法的真实用意,可能这就是“折腾”吧。

几天后,楼后面的防空洞竣工。其实这只是个很小的半地下掩体,十多二十米长的砖土结构,大概也就是能够抵挡个手榴弹之类的攻击。接下来就是防空演习。警报随时会响起来,一听到警报,所有的人都要钻进防空洞。对孩子来说,第一次进防空洞的感觉是新鲜的,几十个邻居挤在一起,门一关,里面黑乎乎的,只有蜡烛微弱的光亮在一闪一闪。有时,不小心把蜡烛搞灭了,里面就是漆黑的一片。慢慢地,我开始有些不安。由于空间狭小,人们又是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几分钟后,就有些空气不足的感觉,大家都觉得很闷。记得有一个叔叔说:“这样的地方呆久了,一定憋死。说不定这个简陋的洞还会塌下来。”这样的言论,更加深了我的恐惧。随后的日子里,每次警报,我都是站在洞口,生怕有塌方的事件发生。没过多久,果真听到了其他地方有防空洞塌方的消息,从此之后,我和外公就再也没有进过防空洞,我们偷偷地躲在家里,拉上窗帘,闭门不出。

我们的大院,这时一共挖了十几个防空洞,基本上是每楼一洞,把院里优美的环境完全破坏掉了,到处是洞和沟。这些战备“遗址”,一直到80年代初,才完全消灭掉。

一个女人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

文革动乱那个疯狂的时代,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记忆。对我触动最深的,是一场小型批判会。那是发生在文革后期,1975年夏天的事。

初夏的午后,天空碧蓝,偶尔一片白云飘过。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科研大院的工作区附近玩耍。忽然从一扇敞开的窗子里传来一阵嘈杂声。我们几个小孩儿本能地跑过去看热闹。一排平房的一间办公室里,坐着十来个男人,正在冲站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女人吼叫,声音尖锐而严厉。我站在窗口,向里面望去,这是个40岁左右的女人,短发,瘦高身材。一身灰色衣裤,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式样。由于是站在她的斜背后,我看不到她的脸,只能通过话语的音调,来想象她的表情。旁边的小朋友说,这是住在我们后面楼那个小女孩儿陈园她妈。

我们跑过去的时候,批判会已经开了一阵,所以听不明白事情的原委。我站的位置,是这群男人的正面,刚好能看清这些人的容貌,一个一个横眉竖目,面目狰狞,还不时地撸胳膊,挽袖子,好像在做动手打人的准备。

生活在文革时代,对这类场面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参加”批斗会。当时我的感觉非常恐惧,心跳得厉害,呼吸也变得不是很顺畅,很怕这些男人会对这个女人动粗。

我们的大院,是两个研究所共用的,批判会上的人属于另外一个研究所,所以这里面的人,我除了知道那个女人是陈园她妈外,其他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是文革中的一对“现行反革命”,罪状不详。她的儿子比我大几岁,从不和人说话。女儿陈园比我小几岁,永远是满脸忧郁,有点林黛玉的味道。由于有幼年的子女要照顾,那女人和丈夫一起被关进监狱一段时间后,她被提前放了出来,说是监外执行,留在研究所监督改造。(我读中学的时候,70年代末,据说这个陈先生也放出来了。但我从未见到过他本人。)这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一群人批斗,似乎是那些人要她交代什么问题,还说她“很不老实”,要她低头认罪。

面对一群凶神恶煞的男人,这个女人的态度非常镇定,回答问题时,语调平静,既不紧张,也没有激动,当然,更听不出来一丝的恐惧。和那些审问她的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方是气急败坏的吼叫,另一方是波澜不惊的从容。这个对比给我的印象很深,在那一刻,年少的我对这个女人充满了敬意。在这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那就是,当那些男人口出秽言对她肆意侮辱的时候,女人放在身体两侧的手,会不自觉地攥紧拳头,这个动作,让我体会到了女人内心的感受。从容不迫的背后,是坚定无比的意志和压抑的愤怒。

这出闹剧是如何收场的,我不知道。当时很害怕,不敢再继续看下去。儿时的这个见闻,陪伴了我30多年。对这个女人心态的解读,随着年龄的增加,也变得越来越深刻。文革中看了太多的低头认罪,只有这个女人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多年以后,回想当年的情景,即便是今天的我,设想遇到同样情形,也无法达到她那样的境界。时至今日,她依然是我敬佩的榜样。

不堪回首的小学生活

我的整个小学时光,是处在文革中后期的时间段中。从批林批孔,反对师道尊严,到评《水浒》,批宋江,几乎所有的记忆都和政治运动有关。那是个疯狂的时代,校内校外都处在浓厚的政治气氛当中。

1970年春,我开始读小学。那时家附近的几所“正规”小学校舍不够用,我们科研大院的适龄孩子,都不能循序进入小学读书。解决的办法是:科研所负责找个地方,由民办教师充当师资。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们几十个孩子,在被称做“牛棚”的两间土棚中上课。用大人们开会用的长凳当桌子,每个孩子自带板凳上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牛棚”这个名词,据说这个地方,之前真的是用来养牲口的,但应该不是养牛,我们所里不存在养牛的可能性,也不应该是养猪的地方,因为猪圈就在隔壁。为什么叫牛棚,对我来说是个“世纪疑问”。

开始上课了,但没有课本,每天的内容就是语文和算术。第一堂语文课是教几个拼音字母。算术课就是1—100个数,每天教几个数字。老师是档案存放在街道的两位20出头的女孩子,是民办教师的头衔。我至今也没搞明白,这民办教师到底是个什么含义,给民办小学当教师?还是教师的水平属于“民办”的档次?

这年的冬天,天寒地冻,牛棚里的气温和外面的没有多少分别。我们这些孩子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只能提前放寒假。开学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教室,是家属住宅楼一楼的一个单元。新教室的条件比牛棚好多了,至少是人住的地方,加上研究所“资助”,木工房利用寒假的时间制作了一批简陋的课桌和椅子,总算是有个教室的样子。接下来,新课本也发下来了。语文课本前面几篇课文,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学习毛主席语录。第三课:高唱东方红。第四课: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每篇课文一页纸。虽然学会了读和写,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搞明白什么是“叛徒、内奸、工贼”。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是何许人。老师从不解释,我们也没人问,不懂得问,也不会问。既然打倒,肯定是坏蛋无疑,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小学一,二年级的生活,相对来说还算平静。老师能够掌控课堂上的一切,调皮的孩子们也不敢太放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尽管受歧视,不被批准加入“红小兵”,但没有遇到过多的刁难。从三年级开始,进入正式小学上课后,一切都变得不同起来。

小学校舍坐落在我们大院的北院墙外,与大院是一河之隔。三层大楼外,有一片100平方米的操场。和其他同时期的小学相比,条件算是不错的,可惜管理得一塌糊涂,校内秩序远不如其他小学。我们班里,学生们都是大院子弟,几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子,天天在课堂上捣乱,不但和老师对顶,口出秽言,还欺负女同学,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都是他们暴力发泄的对象。每天的课堂生活,乱哄哄地开始,又乱哄哄地结束。

四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学校里更是乱成一锅粥。整栋教学楼每一处角落都铺满师生们的大字报,不过这只是运动在校园内展开的外部表现,针对教师个人的“反师道尊严”,则是运动进入校园实实在在的本质内容。当时,我们学校每位教师、学生,都要写大字报(不写不行),内容是批林批孔,对一个11 岁的孩子来说,这篇“命题作文”的难度实在太大。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如何完成的,我的大字报是我妈帮我写的,准确地说,是照报纸抄的,斗大的字写了一筐算是交差。至于内容如何,我完全没有印象,根本就没看。接下来就是批判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这是她们班里一位“根红苗正”的“反潮流小将”,在家长的授意下,向黄帅同学学习,带头造班主任“师道尊严”的反,在校内打响的第一炮。不知道这位老师的“罪状”如何,只记得这事是搞得“轰轰烈烈”,全校师生都知道这个班里发生的“反潮流”行动。最后的结果很可笑:这位老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站到了革命阵营中来”。我当时根本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感觉她们师生二人都红了,出名了,无论是“小将”还是老师,都成了我们全体师生学习的榜样。学习“小将”容易理解,对这个老师,学她个啥?勇于批判自己,改正错误?我甚至还有个不敢说出口的感觉:不知道这二人,是不是串通好了演一场戏,大家都出名。之后,这个老师“更上一层楼”,比以前神气多了。难怪我有这样的想法,否则,实在是不好理解。

之后,我们班里也有人跟风,几位同学,其中还有“臭老九”的子女,向校革委会汇报,说我们的班主任利用政治学习时间,给我们班里的同学补珠算课。情况是属实的,我们的班主任的确是用政治学习时间给我们补课。那个时候,学时少,老师都在“跳着教”,这个老师比较负责,看完不成教学进度就增加学时,结果被学生告了一状,最后被迫在全班同学面前检讨错误,自我批判。我当时感觉很不对劲,这几个同学不是“恩将仇报”吗?

从“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开始,校内的秩序就更完蛋了。前面提到的,我们班里的那些“混小子”,更加无法无天,在课堂上公然行凶打人,互相打斗,打女同学,最后到了敢和老师动手的地步。课根本没法上,记得有一次,老师气得离开教室回办公室,我们这些女同学被他们搞得从窗子跳出去“逃生”。当时心想,幸亏教室在一楼,不然都不知道如何了结。

那一段日子,是我学生生涯最苦恼的时期。无论校内校外,天天都要受这班“小混蛋”的欺负,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有时还被这班家伙堵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百般羞辱,真是受够了气。这种乱象,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才算结束。

“反潮流”后,由于校内的秩序混乱,公共财物也被破坏得很厉害。我们教室里的玻璃窗,基本上没有玻璃,学校也没钱更换。大冬天的,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上课,很艰难。最后,快毕业的时候,还是两位家长从研究所“搞到”了一些玻璃,总算把窗子安上了。

这段小学生活里,让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一位老农民前后两次的忆苦思甜报告。这位贫苦的老大妈,三年里给我们做了两次报告,讲述她自己及家人在 “万恶的旧社会”里所遭受的苦难。同一个家庭,同一个人,两次的讲述内容出入很大,除了姓名以及家中人数一致外,其他的“苦难经历”基本上没有一致的地方。记得在第二次听报告的时候,开始时我心里的想法是:这个人八成年纪大了(其实也不是太大,60岁出头的样子),过去的事记不清了。到后来就觉得很不对劲,再糊涂,也不会把基本的事情说错。她可能以为台下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瞎编也无妨。岂不知有我这样一个记忆功能非常优秀的学生坐在那里。

小学时期对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段铺满鲜花的路程。父母的宠爱,师长的呵护,同学之间的友谊,这一切像一首优美的交响曲,伴随着心灵的成长。可惜,在那个变态的时代,整整一辈人,没人能得到这本应属于自己的一切。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子女能够快乐无忧地享受校园生活时,心底都会涌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遗憾,我美好的童年时光,全被糟蹋了。

我的童年经历,耳闻目睹没有一件事是“正常”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思维,意识难免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这让我在走出国门,融入西方社会的最初几年里,不得不花大力气来调整自己,以期适应“正常社会”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得不经历的过程。值得庆幸的是,我走过来了,现在的我,是自由社会里,一个正常的公民。

(本文作者现居荷兰从事商务工作。)

感谢作者同意本网站刊出。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GMT+8, 2024-10-3 21:50 , Processed in 0.039334 second(s), 22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4 Discuz! Tea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