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明：我童年的文革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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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1974年11岁时与外婆在沈阳留影


我童年的文革记忆

－－作者：费明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刚好3岁。对这个世界能够连成一片的记忆，就是从“全国山河一片红”开始的。最初是充满色彩，激情无限的疯狂画面，接下来就变成丧失理智，灭绝人性的丑恶表演。

“三忠于”

我对文革的第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是“三忠于”几个字。一次在家门前玩耍时，比我大一些的孩子们都在念叨“三忠于”，有一个男孩子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三忠于”吗？我说：不知道。他就拿出了一个带别针的，小孩子手掌那么大的塑料“红心”，上面有毛主席像，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文字，他说：这就是“三忠于”，还问我明白没有。我回答：明白了。其实我当时的理解是：这颗“红心”叫“三忠于”，就像蛋糕，饼干，脸盆，饭碗等名字一样。几年以后，我才知道所谓的“三忠于”，不是具体物品的名称，而是一种活动，一种思想。

后来在“三忠于”活动高潮中，我和父亲一起看过一次大游行，那是沈阳市许多单位共同参与的游行。人们在市内主要街道上行进，载歌载舞，还有很多宣传车随行，非常热闹。好像后来我在海外看到的“嘉年华”一样。当时我和父亲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整个游行队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非常兴奋，不停地跳，觉得很好玩，心想要是天天都有这样精彩的“节目”看，该有多好。

那个时期，我们大院里也有很多人跳忠字舞。人们在工作时间，成群结队地在院内的道路上跳舞，一边跳，一边向前走，很是“壮观”。记得有一首藏族歌曲，唱“毛主席的光辉，照到了雪山上……”就是这些跳舞的人经常使用的“伴舞曲”。

“黑手”与“牛鬼蛇神”

一天上午，我和外婆一起去大院里的国营商店买菜。出来的时候，看见门前的街道上锣鼓喧天地来了一行车队，这不是我们研究所的车，估计是附近其他单位的。十几辆插着红旗的解放牌卡车上站着一些挂着大牌子的人。他们每个人都举着双手，做成投降的样子，两只手都是漆黑的。我们离车有20米左右的距离，所以看不清这手是用墨汁涂黑的，还是用黑泥糊上去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游街的场面，很好奇，很想走得近一些，看清楚一些。但是刚从北京回来的外婆，在北京时看够了这些疯狂的行为，她很紧张地拉着我，赶紧从马路的另一边往家溜。听到扩音器中讲到“×××黑手”等等，我问外婆：什么是黑手？外婆的回答，对年幼的我来说是个严重的“误导”。她指着车上的人说：这就是黑手。我“恍然大悟”，黑手就是那些黑色的手。随之而来，又有了新的困惑，怎么我们的手是白的，而他们的是黑的？直到上了小学，才真正搞清“黑手”的含义。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进入我眼中的一切变成了一台恐怖大戏。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像雪片一样覆盖了整个大院，犹如六月飞雪一般。我们的大院，为两个科研单位所共用，我家的位置离工作区很近，站在阳台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工作区内发生的事。

那时，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就是隔离审查，批斗游街，批斗大会上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我们在阳台上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每到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和外婆都会站在阳台上看“西洋景”。左前方是另外一个研究所的工作范围，批斗会后，那些牛鬼蛇神们被押送回被关押的地下室（离我们的住宅楼只有50米的距离），那些负责看管的人，不停地用军用皮带抽打那些走得较慢的人，一边打，一边吆喝。牛鬼蛇神们，每个人都是拎着裤子一路小跑。后来才知道，这些人要自己提着裤子走路，是因为看押的人怕他们自杀，“下班”时把裤带都没收了。他们每天都是如此生活的。

我家的右前方，是大院的主要路口，有一个巨大的毛主席像。我们研究所那些尚未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们，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被人押送到毛主席像前请罪。请罪的程序是：90度弯腰低头，背诵“群众专政好，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每次三遍。之后才可以解散回家。这过程当中，经常有人腰弯得不够度数，被看管的人用军用皮带狠抽。这样的事天天发生，每次请罪都有人被打。

这几句请罪“台词”，我记得很牢，因为在一连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会重复记忆。后来，我们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还曾经模仿过这个“请罪”的过程。

一天下午，大人刚上班，我在阳台上看到我母亲那个研究室的室主任，被人五花大绑，挂牌游街，从工作区走到住宅区，就从我们楼前经过，我感觉很震撼。此人就住在我们楼下的一楼，家里有三个儿子，小儿子后来成了我的同学。他的岳父、岳母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当他被人捆着从家门前经过时，他的岳父、岳母就在楼门前观看。我在阳台上看到这一幕，心想：他的家人一定很难过，多“丢脸”呀。将近下班时，大约下午4点多钟，我和外婆出去买东西，在工作区的大门口，还看见这位主任在那里被罚站示众，仍然是双手被绑，脖子上挂个大牌子。这一天真够他受的，两只胳膊被捆几个钟头，恐怕都要没知觉了。那天，我心里很不舒服。

父亲成了“囚徒”

很快，倒霉的事就落到我们头上了，父亲被隔离审查，被关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那张写字台，白天用来写交代材料，晚上就是他的床。一日三餐都是我和妈妈给他送饭。妈妈带我去的目的，是让我们父女能够见见面。父亲他们的办公楼，是栋三层的白楼，“仿苏”建筑，在那个时代，看上去很气派。里面有的房间是实验室，摆放着许多贵重的研究设备，还有一些房间是办公室，供研究人员使用。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整个大楼成了监狱。几乎每间办公室都被当成囚室来用，关了不少的“被审查对象”。收发室成了监狱看守值班室，每次我们去，都要接受检查。我们送去的饭菜，也要拿出来让门卫认真检查过才能放行。

一天早上，我们照例给父亲送早餐，看守打开“囚室”的门，我们一进去，就发现父亲的脸色不对，准确地说，是脸上有一大块呈青紫色。妈妈很紧张地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回答说，是头天晚上被人打了。他们那个研究室的几个被审查对象都挨了打，专案组的人对他们拳打脚踢。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听了他和妈妈的交谈，我很难过，也很害怕。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天，不知为何，大楼的门卫不再让我这个小孩儿进门了，从此，在父亲被关押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我没有再进过这栋办公楼。那一晚，我哭了，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总之，很委屈，很郁闷。

在父亲倒霉的日子里，我们家里的其他人也遇到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我和外婆出去买菜，一出门就会碰到很多“坏孩子”，他们用石头向我们投掷，用胶皮管往我们脸上吹小果粒，还用污秽的语言侮辱我们。有一次，甚至搞到家里来。他们用几根木棍，顶上几片瓦，支在我们家的门上，然后敲门。幸好那次是外婆去开门，她个子比我高，瓦片没有打到她的脸，要是我去开门就惨了，肯定被打个头破血流。还有一次，全家在吃晚饭，突然有人向我们的窗子扔石头，把玻璃打碎了。饭桌就在窗子旁，不少碎玻璃掉在上面。妈妈很紧张，不知道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攻击，她让我们全家都趴下，以免被碎玻璃伤到。趴在地上，我很气愤，心想：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干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开始有仇恨的情绪产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仇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很久，才慢慢地被化解掉。

“抢”食品

文革爆发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越叫越响亮，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苦，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一天比一天缺乏。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很大一部分与 “吃”有关。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来描述，就是经常要“抢菜”，“抢酱油”，“抢……”。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文革开始时，生活在我们大院里的职工与家属，总共有3000人左右。在大院的东门和西门，各有一间国营商店，销售居民日常用品，商店不大，但经营的品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齐全的。再往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和外婆早上出去买菜，无论是哪个商店，菜案上总是只有一盘姜，一盘蒜，其他什么都没有。照说我们出去得不算晚，早上8点多钟进商店，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难道当天的菜8点前就卖完了？当时，我外婆认为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太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商店里根本就没有蔬菜供应。

我们的大院，前后长1公里，宽也将近1公里。我家刚好是在整个大院的中心部分。从家里到西门外的商店，300－400米，在西门外商店没买到菜，我们就得再折回到家门前的路口，再经过整个工作区从南门出去，沿院墙外的大路，走到东门外的商店－－因东门在工作区的内区里，文革期间禁止家属进入内区。这样，等我们走到东门的商店就快10点了。整个过程，将近4公里的路。一个小脚老太太，每天带个孩子，为了一家5口的伙食，从早上8点半走到10点半，拎个空篮子出去，再两手空空地回来。很辛苦，很心酸。外婆总是有些自责，认为是出去得晚了，路走得慢了。其实，这根本不是她的错。这么多年来，每次想到这样的往事，我就很难受。外婆这一辈子，实在是很苦，从义和团到文革，哪有几天安生的日子！

自从一切凭票供应，我们沈阳居民每人每月能够得到的只有三两肉，三两油，“三两”成了那个年代描述我们东北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语言。为此，主持东北大局的陈锡联，有了个时代性的外号——“陈三两”。鸡蛋的供应是每月半斤，形象点儿说，也就是中等大小的鸡蛋，每人每月5个。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院的人们开始使用各种方式来“搞”吃的。养鸡是那个时候最普遍的方法，既解决了蛋的问题，又可以偶尔改善一下生活，炖只老母鸡来吃。

由于家属宿舍都是楼房，如果要养鸡的话，只能是养在家里。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有阳台，加上东北的冬天气温太低，把鸡养在户外是不行的，所以，人鸡同室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那个单元，是3间屋子的格局，文革中，两家人住在一起，共用厨房和厕所。单元的过道很窄（那时的住宅没有门庭），是个实实在在的通道，两人并排行走都嫌挤。这样的地方，放上一个大鸡笼，养上几只鸡，实在是很不方便又很不卫生的事（幸亏那时没有禽流感）。不要说行走不便，每天鸡粪的味儿，就够你闻的。我们和邻居，都养了几只鸡，他们的鸡窝在过道安家后，我们的，就只能放在阳台上，冬天里，还要格外为鸡窝提供些保暖措施，压上小棉被等等。自从家里养鸡后，给鸡喂食儿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累人的是要把白菜帮子等剁成碎末，这个工作由我和外婆完成。那个年代，各家各户都是这样的生活，每天都能听到四处传来的剁鸡食的声音。养鸡虽然辛苦，剁鸡食儿也很烦，但每当看到有大鸡蛋从鸡屁股里掉出来，我的心情就会变得非常愉快。

文革后期，连蔬菜也采取凭卡供应的方式了。每户每天5斤，两天领一次，也就是一次领10斤。每月1卡，分单双号配给。这10斤菜，不是净重，是连泥带土的毛重。分的时候也不用称，售货员（准确地说是配货员）用一把大耙子，在地上一扒拉就成了。至于重量是否准确，没人计较，有口菜吃就不错了。如果是那种从白菜地里“间”下来的菜苗（当地叫“小白菜”）就惨了，整个菜全被泥糊住，10斤菜里能有5斤土，纯粹是烂菜一堆。我外婆最怕领到这个“小白菜”了，清洗太费功夫。

有意思的是“等菜”的过程。这些凭卡供应的菜，店里不是随时都有。每天有一部卡车来送菜，时间不定，数量也不够分配。也就是说，从早8点到晚6点都可能送。所以，要想得到应得的那份儿，家中就要有人来等，两天等一次。从早等到晚，总会有等到的时候。双职工家庭很惨，只能是孩子放学后，让孩子们负责领菜。如果来得太晚，很多时候就领不到了。我在小学期间最要好的一个同学，她家就是双职工，深受“领菜”的困扰，一日三餐，经常是辣椒油配饭（那个时候，连辣酱、咸菜都买不到）。我们家还好，外婆负责这项工作。暑假的时候，这个任务就由我来完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车没到大家就要排队，这过程中，经常有人不守规矩，乱挤一通。要想不被挤出队列，就要拼命“站稳立场”。车一到，人们更加疯狂，很多时候是一拥而上，疯抢！这不是偶尔一次的“体验生活”，而是形成常态的“持久战”。需要“抢”的东西，不仅仅是配发的菜，还有凭票供应的豆腐，自由购买的酱油，等等。这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以为生活就是如此。这样的状态，一直到1978年才彻底结束。

提到酱油，顺便说说文革时期对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油盐酱醋的供应。那时不需要凭票供应的东西不多，油（酱油）盐酱醋算是一类。不过，就是这样一些煮菜（不能叫炒菜，因为那个时期，大院的煤气供应不足，菜都是“煮”熟的）的必需品，也严重缺乏。酱油是经常性的断货，偶尔来货，大家就要“抢”回来一些储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家的床底下，有好几大瓶子长了白毛的酱油。每个瓶子都有5立升的容积。即便是发毛，也不能倒掉，每次用的时候，加热一下就算是 “灭菌”了。精盐的供应最差，文革后期的一段时间里，我家煮菜都用盐水，是把很大粒，含沙的粗盐用温水化开后，食用上面那些干净的盐水部分。食用油的供应和酱油、盐比起来算是好一些，每人每月起码有三两油（当地叫豆油，不知是大豆油还是黄豆油）。但是要说的是，由于食用油不足，大家只能想办法找肥肉来熬油。文革后期，所里的职工经常出差外地，如果到一些凭票供应制度执行得不严格的地区，例如北京，那里买5角钱以下的猪肉就不限量，就可以用多排几次队，多跑几家店的方法采购一些肥猪肉，或是直接找亲友帮助解决。由于每次的采购量太大，有的能达到20至30斤，外地的亲友们，把我们这些来自东北地区的出差人士称为“东北虎”。最后，连我们大院的人每次出差，都会戏称自己是“东北虎下山”。

这样的方式，固然能够暂时解决食用油不足的问题，但长期吃猪油，对身体的损害是严重的。80年代，大院开始实行集体检查身体制度，相当一部分的职工，都患有胆固醇高，高血脂等疾病，其中很多人的年纪并不是很大。按照那个年代的生活水准，这些人是不应该过早地患上这类疾病的，都是猪油惹的祸。想一想，这也应该算是文革的“成果”吧。

文革十年，对食品行业生产的破坏，可以从罐头的制作上看得很清楚。由于肉制品的供应严重不足，我们家遇到有客人来吃饭时，经常用肉罐头来应付。那时罐头的价格很贵，2块多钱一罐，这对每月只有几十元人民币收入的家庭来说，是消费不起的。好在父亲的工资不低，文革后期，我们经常靠各类罐头来改善伙食。原来的猪肉罐头，都是纯瘦肉的，货真价实，一小罐200克的碎猪肉我们能吃上几顿。后来就不行了，罐头里面都是些肥肉，再后来就更可怕了，全是猪皮。 5-6小块烂猪皮值2块多钱，实在是太离谱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个时期，无论有钱没钱，都没办法“搞”到足够的食品。

其实我们大院这些人文革期间的伙食，和其他一些地区相比并不算差，至少还有饭吃，不至于挨饿。儿时的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糟蹋生活物资，无论是食品还是衣物。这种“勤俭节约”的习惯，至今仍在影响我的生活。

准备打仗

文革期间，我们这个科研大院，有很多荒谬的事发生。在我这样一个小孩子的眼中，最可笑的莫过于搞战备，在楼前楼后挖防空洞和战壕。那是1970年左右发生的事。今天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好笑。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我们在沈阳的研究所，一直是处于战备、准战备的状态中。按照上级的命令，我们各家各户的窗户玻璃上，都要贴上用报纸剪成的大大的“米”字，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苏修的飞机来轰炸，玻璃不容易被震碎。我当时就在想：一层报纸的厚度，能有如此的力量来保护玻璃？

全家动员，老少都上阵，刚刚搞定家中所有的窗户，我们又接到上级通知，要所有住户都准备5天的干粮，说是要打仗。这个消息让我们全家人都处在十分紧张忧虑的状态中。外婆蒸了好几十个馒头，就等着一声令下，好疏散撤退。我那时是个孩子，对打仗的事，没有恐惧，只有好奇，天天盼着疏散的命令。结果，等到馒头都要变质了，命令还没有来。无奈，为了不糟踏粮食，我们一家人只好顿顿吃馒头，直到全部吃完，也没有人再提打仗的事。半年之后，为了擦掉玻璃上的米字，我们又是全家动员，清理工作非常难做，几十块大玻璃的清洗，有如一项工程。这一切对我们来说，纯属无妄之灾。

接下来，就到了四处挖战壕的时刻。那一年，沈阳军区向我们这个研究所派了3名军代表。来做党委书记的，是一名副团级军官，其余二人是排级干部。这位新任书记，负责“主持大局”，具体工作，由二位小排长出面指挥。当时战备形势严峻（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形势严峻，根本是胡诌），每栋家属住宅楼的前后，都要挖战壕和防空洞。我家那栋楼的前面也是如此。

说到此处，不得不简单提一下我们科研大院的环境。我们的研究所，是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整个大院呈长方形，前面是工作区，后面是家属住宅区。家属区内，共有20栋三层宿舍，其中二栋是高级研究员住宅，简称高研楼。两栋高研楼的前后，都是面积很大的花园，里面有各种树木和花卉。每到夏天，鲜花盛开，景色非常美丽。文革开始，花园也受到破坏，树断花残，一片狼藉。前面说到的战壕，就是要从这个花园中通过。

命令一下，各单位的男人们都要出来挖壕沟，一天的功夫，楼前就出现了一条横贯东西，宽度大约1米，深度半米的长沟。傍晚，两个小排长前来视察，对各处“工程”进度表示满意。当时，我就站在壕沟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离开后，我和几个小孩子就跳了进去，玩起了“打仗”的游戏。站在壕沟中，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浅的一条沟，十来岁的孩子把它当“战壕”玩游戏刚好合适，不知道大人们如何在沟里行动。真当战壕用太浅，前后也没有屏蔽，如何战斗？当交通壕的话，估计人们在里面爬行才能躲避子弹。现在回想起来，也猜不到如此做法的真实用意，可能这就是“折腾”吧。

几天后，楼后面的防空洞竣工。其实这只是个很小的半地下掩体，十多二十米长的砖土结构，大概也就是能够抵挡个手榴弹之类的攻击。接下来就是防空演习。警报随时会响起来，一听到警报，所有的人都要钻进防空洞。对孩子来说，第一次进防空洞的感觉是新鲜的，几十个邻居挤在一起，门一关，里面黑乎乎的，只有蜡烛微弱的光亮在一闪一闪。有时，不小心把蜡烛搞灭了，里面就是漆黑的一片。慢慢地，我开始有些不安。由于空间狭小，人们又是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几分钟后，就有些空气不足的感觉，大家都觉得很闷。记得有一个叔叔说：“这样的地方呆久了，一定憋死。说不定这个简陋的洞还会塌下来。”这样的言论，更加深了我的恐惧。随后的日子里，每次警报，我都是站在洞口，生怕有塌方的事件发生。没过多久，果真听到了其他地方有防空洞塌方的消息，从此之后，我和外公就再也没有进过防空洞，我们偷偷地躲在家里，拉上窗帘，闭门不出。

我们的大院，这时一共挖了十几个防空洞，基本上是每楼一洞，把院里优美的环境完全破坏掉了，到处是洞和沟。这些战备“遗址”，一直到80年代初，才完全消灭掉。

一个女人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

文革动乱那个疯狂的时代，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记忆。对我触动最深的，是一场小型批判会。那是发生在文革后期，1975年夏天的事。

初夏的午后，天空碧蓝，偶尔一片白云飘过。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科研大院的工作区附近玩耍。忽然从一扇敞开的窗子里传来一阵嘈杂声。我们几个小孩儿本能地跑过去看热闹。一排平房的一间办公室里，坐着十来个男人，正在冲站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女人吼叫，声音尖锐而严厉。我站在窗口，向里面望去，这是个40岁左右的女人，短发，瘦高身材。一身灰色衣裤，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式样。由于是站在她的斜背后，我看不到她的脸，只能通过话语的音调，来想象她的表情。旁边的小朋友说，这是住在我们后面楼那个小女孩儿陈园她妈。

我们跑过去的时候，批判会已经开了一阵，所以听不明白事情的原委。我站的位置，是这群男人的正面，刚好能看清这些人的容貌，一个一个横眉竖目，面目狰狞，还不时地撸胳膊，挽袖子，好像在做动手打人的准备。

生活在文革时代，对这类场面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参加”批斗会。当时我的感觉非常恐惧，心跳得厉害，呼吸也变得不是很顺畅，很怕这些男人会对这个女人动粗。

我们的大院，是两个研究所共用的，批判会上的人属于另外一个研究所，所以这里面的人，我除了知道那个女人是陈园她妈外，其他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是文革中的一对“现行反革命”，罪状不详。她的儿子比我大几岁，从不和人说话。女儿陈园比我小几岁，永远是满脸忧郁，有点林黛玉的味道。由于有幼年的子女要照顾，那女人和丈夫一起被关进监狱一段时间后，她被提前放了出来，说是监外执行，留在研究所监督改造。（我读中学的时候，70年代末，据说这个陈先生也放出来了。但我从未见到过他本人。）这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一群人批斗，似乎是那些人要她交代什么问题，还说她“很不老实”，要她低头认罪。

面对一群凶神恶煞的男人，这个女人的态度非常镇定，回答问题时，语调平静，既不紧张，也没有激动，当然，更听不出来一丝的恐惧。和那些审问她的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方是气急败坏的吼叫，另一方是波澜不惊的从容。这个对比给我的印象很深，在那一刻，年少的我对这个女人充满了敬意。在这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那就是，当那些男人口出秽言对她肆意侮辱的时候，女人放在身体两侧的手，会不自觉地攥紧拳头，这个动作，让我体会到了女人内心的感受。从容不迫的背后，是坚定无比的意志和压抑的愤怒。

这出闹剧是如何收场的，我不知道。当时很害怕，不敢再继续看下去。儿时的这个见闻，陪伴了我30多年。对这个女人心态的解读，随着年龄的增加，也变得越来越深刻。文革中看了太多的低头认罪，只有这个女人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多年以后，回想当年的情景，即便是今天的我，设想遇到同样情形，也无法达到她那样的境界。时至今日，她依然是我敬佩的榜样。

不堪回首的小学生活

我的整个小学时光，是处在文革中后期的时间段中。从批林批孔，反对师道尊严，到评《水浒》，批宋江，几乎所有的记忆都和政治运动有关。那是个疯狂的时代，校内校外都处在浓厚的政治气氛当中。

1970年春，我开始读小学。那时家附近的几所“正规”小学校舍不够用，我们科研大院的适龄孩子，都不能循序进入小学读书。解决的办法是：科研所负责找个地方，由民办教师充当师资。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们几十个孩子，在被称做“牛棚”的两间土棚中上课。用大人们开会用的长凳当桌子，每个孩子自带板凳上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牛棚”这个名词，据说这个地方，之前真的是用来养牲口的，但应该不是养牛，我们所里不存在养牛的可能性，也不应该是养猪的地方，因为猪圈就在隔壁。为什么叫牛棚，对我来说是个“世纪疑问”。

开始上课了，但没有课本，每天的内容就是语文和算术。第一堂语文课是教几个拼音字母。算术课就是1—100个数，每天教几个数字。老师是档案存放在街道的两位20出头的女孩子，是民办教师的头衔。我至今也没搞明白，这民办教师到底是个什么含义，给民办小学当教师？还是教师的水平属于“民办”的档次？

这年的冬天，天寒地冻，牛棚里的气温和外面的没有多少分别。我们这些孩子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只能提前放寒假。开学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教室，是家属住宅楼一楼的一个单元。新教室的条件比牛棚好多了，至少是人住的地方，加上研究所“资助”，木工房利用寒假的时间制作了一批简陋的课桌和椅子，总算是有个教室的样子。接下来，新课本也发下来了。语文课本前面几篇课文，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学习毛主席语录。第三课：高唱东方红。第四课：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每篇课文一页纸。虽然学会了读和写，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搞明白什么是“叛徒、内奸、工贼”。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是何许人。老师从不解释，我们也没人问，不懂得问，也不会问。既然打倒，肯定是坏蛋无疑，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小学一，二年级的生活，相对来说还算平静。老师能够掌控课堂上的一切，调皮的孩子们也不敢太放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尽管受歧视，不被批准加入“红小兵”，但没有遇到过多的刁难。从三年级开始，进入正式小学上课后，一切都变得不同起来。

小学校舍坐落在我们大院的北院墙外，与大院是一河之隔。三层大楼外，有一片100平方米的操场。和其他同时期的小学相比，条件算是不错的，可惜管理得一塌糊涂，校内秩序远不如其他小学。我们班里，学生们都是大院子弟，几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子，天天在课堂上捣乱，不但和老师对顶，口出秽言，还欺负女同学，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都是他们暴力发泄的对象。每天的课堂生活，乱哄哄地开始，又乱哄哄地结束。

四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学校里更是乱成一锅粥。整栋教学楼每一处角落都铺满师生们的大字报，不过这只是运动在校园内展开的外部表现，针对教师个人的“反师道尊严”，则是运动进入校园实实在在的本质内容。当时，我们学校每位教师、学生，都要写大字报（不写不行），内容是批林批孔，对一个11 岁的孩子来说，这篇“命题作文”的难度实在太大。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如何完成的，我的大字报是我妈帮我写的，准确地说，是照报纸抄的，斗大的字写了一筐算是交差。至于内容如何，我完全没有印象，根本就没看。接下来就是批判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这是她们班里一位“根红苗正”的“反潮流小将”，在家长的授意下，向黄帅同学学习，带头造班主任“师道尊严”的反，在校内打响的第一炮。不知道这位老师的“罪状”如何，只记得这事是搞得“轰轰烈烈”，全校师生都知道这个班里发生的“反潮流”行动。最后的结果很可笑：这位老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站到了革命阵营中来”。我当时根本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感觉她们师生二人都红了，出名了，无论是“小将”还是老师，都成了我们全体师生学习的榜样。学习“小将”容易理解，对这个老师，学她个啥？勇于批判自己，改正错误？我甚至还有个不敢说出口的感觉：不知道这二人，是不是串通好了演一场戏，大家都出名。之后，这个老师“更上一层楼”，比以前神气多了。难怪我有这样的想法，否则，实在是不好理解。

之后，我们班里也有人跟风，几位同学，其中还有“臭老九”的子女，向校革委会汇报，说我们的班主任利用政治学习时间，给我们班里的同学补珠算课。情况是属实的，我们的班主任的确是用政治学习时间给我们补课。那个时候，学时少，老师都在“跳着教”，这个老师比较负责，看完不成教学进度就增加学时，结果被学生告了一状，最后被迫在全班同学面前检讨错误，自我批判。我当时感觉很不对劲，这几个同学不是“恩将仇报”吗？

从“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开始，校内的秩序就更完蛋了。前面提到的，我们班里的那些“混小子”，更加无法无天，在课堂上公然行凶打人，互相打斗，打女同学，最后到了敢和老师动手的地步。课根本没法上，记得有一次，老师气得离开教室回办公室，我们这些女同学被他们搞得从窗子跳出去“逃生”。当时心想，幸亏教室在一楼，不然都不知道如何了结。

那一段日子，是我学生生涯最苦恼的时期。无论校内校外，天天都要受这班“小混蛋”的欺负，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有时还被这班家伙堵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百般羞辱，真是受够了气。这种乱象，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才算结束。

“反潮流”后，由于校内的秩序混乱，公共财物也被破坏得很厉害。我们教室里的玻璃窗，基本上没有玻璃，学校也没钱更换。大冬天的，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上课，很艰难。最后，快毕业的时候，还是两位家长从研究所“搞到”了一些玻璃，总算把窗子安上了。

这段小学生活里，让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一位老农民前后两次的忆苦思甜报告。这位贫苦的老大妈，三年里给我们做了两次报告，讲述她自己及家人在 “万恶的旧社会”里所遭受的苦难。同一个家庭，同一个人，两次的讲述内容出入很大，除了姓名以及家中人数一致外，其他的“苦难经历”基本上没有一致的地方。记得在第二次听报告的时候，开始时我心里的想法是：这个人八成年纪大了（其实也不是太大，60岁出头的样子），过去的事记不清了。到后来就觉得很不对劲，再糊涂，也不会把基本的事情说错。她可能以为台下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瞎编也无妨。岂不知有我这样一个记忆功能非常优秀的学生坐在那里。

小学时期对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段铺满鲜花的路程。父母的宠爱，师长的呵护，同学之间的友谊，这一切像一首优美的交响曲，伴随着心灵的成长。可惜，在那个变态的时代，整整一辈人，没人能得到这本应属于自己的一切。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子女能够快乐无忧地享受校园生活时，心底都会涌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遗憾，我美好的童年时光，全被糟蹋了。

我的童年经历，耳闻目睹没有一件事是“正常”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思维，意识难免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这让我在走出国门，融入西方社会的最初几年里，不得不花大力气来调整自己，以期适应“正常社会”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得不经历的过程。值得庆幸的是，我走过来了，现在的我，是自由社会里，一个正常的公民。

（本文作者现居荷兰从事商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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