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拓：1998年的喜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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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联出版社于1951年在香港创立，到了1998年，已经47个年头，在这47年之内，大概有好几百个人在友联出版社工作过。1998年的“喜相逢”，把散居世界各地的前友联社员联系起来。

1998年11月14日至28日，我们友联出版社把这两个星期的日子，定名为“喜相逢”。意思是说，凡是以前在友联出版社工作过的朋友，包括全马的学友们在内，都可以在这个“喜相逢”的日子里，到吉隆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互相会合。

友联出版社于1951年在香港创立，到了1998年，已经47个年头，在这47年之内，到底有多少人在友联出版社工作过， 大概总有好几百个人，而且自从1954年以后，友联出版社先先后后南来的朋友们，起码也有二十多到三十位。有的逝世多年，墓木已拱；有的星流云散，不知所踪。到今天仍有连系的实在不多。我是在1953年的春天进入《中国学生周报》工作（隶属于友联出版社），迄今50年。如今留在马来西亚的，除了我以外，就是现任友联出版社董事经理的黎永振，负责财务的王兆麟和董事王瑞龙，仅仅4个人而已。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远居海外各地的人士。这次参加“喜相逢”的，计有 来自美国的陈思明夫妇、俞南琛夫妇、朱学禹古梅夫妇、王健武夫妇、奚会章先生、赫凤如大嫂、陈小玮、胡小郁与丁璐小姐、刘国坚夫妇、郑萼芬夫妇、刘君狄夫妇、詹远浦夫妇、陈负东先生，来自巴西的刘甫林夫妇，来自加拿大的任显潮夫妇，来自香港的林悦恒夫妇、赵永青夫妇、何振亚先生，和来自新加坡的余德宽夫妇、周立良夫妇等等。以上诸友，都是我在友联出版社的老朋友，而且都已认识了45年以上，例如古梅、奚会章和陈负东等诸友，我们在吉隆坡分手时，他们都是 二十多岁的人，我也不过三十多岁，想不到一别40年，如今再次见面，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了。岁月虽不饶人，但因经常通信，所以见了面也就格外亲切。其他如王健武夫妇、郑萼芬夫妇、刘甫林夫妇等等，都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提起往事，依然眉飞色舞，不减当年。他如何振亚先生，早年是友联社的董事总经理，离职后另创他业，早有所成。还有新加坡的余德宽先生与周立良先生，香港的友联出版社社长林悦恒先生、赵永青先生等等诸友，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大家的心 情格外高兴。可惜燕归来女士无法从瑞士赶来，香港的祖国临、郑育胜、孙述宇、胡菊人先生，以及远在美国的杨启明先生，住在巴西的谢可风先生，都无法前来，自然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四十多年如飞而过

与吉隆坡诸学友的聚会日期，是1998年的11月21日，当天到会的有一百多人，可谓盛况空前，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想当年我们是年轻的小伙子，在金马仑高原，在波德申海滨，在槟城太平山，在马六甲，在关丹，在福隆港等等那些数不尽的日子里，我们谈理想，谈抱负，谈人生，谈 志愿；可是四十多年如飞而过，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还年轻得很，事实上最年轻的也是五十以上的人了，甚至有的已经退休。如今旧友重逢，有的携家带眷，有的牵老扶少，只听到人声一片，莫辨南北。

我常常对朋友说，自从1957年来到马来西亚以后，令我最感到欣慰的，就是不论我去到马来西亚的任何角落，我绝对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我知道在我的周围，一定有学友在我的身边。

至于其他朋友，这次在马聚会，更是难得，例如陈思明先生是我们友联出版社的董事长，现居美国，我记得1953年我初到友联社工作时，他就是友联的董事长，这多少年来友联中人来人往，也只有他一个人中流砥柱，没有他也就没有友联出版社这个名字。俞南琛先生是我们的副董事长，自从他来到友联后，友联的业务蒸蒸日上，甚至马联公司的组成都是他的设计。他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原先在台湾大学教书，经不起思明兄的再三邀请，他才南来。他的太太王纶女士，随夫来马后，一直在马来亚大学教书，后来做到马大的中文系主任。1980年左右，他们全家移民美国。至于黎永振先生，是我数十年来的良师益友，我们在香港时就是工作上的挚友，他是《中国学生周报》的社长，我是主编，两个人对面而坐，无所不谈，虽然他比我小10岁，他和我先后来到马来亚， 他做《学生周报》社长，我仍然做主编；后来他做了友联社的董事经理，我做了总编辑。也可以说这四十多年以来，我和他患难与共。他只有一个女儿，现居美国； 他对我说过，他喜欢马来西亚，不打算移民。刘国坚笔名刘戈或白垚，这个人呀，不知该用什么文字来评论他，如果说他没有才气，他怎能写下《汉丽宝》和《寡妇山》那样美丽的诗篇，留诸千古而不朽；说他有才气吗，为什么惜墨如金，现已年届七十，除了最近有些散篇之外，尚未结集出版任何作品。不论你如何用激将法或者用鼓励法，他都顾左右而言他。他来到马来亚后，先是负责学友会的事情，后来王健武先生离马返港，他到友联印刷厂担任厂长职务，兼编《学生周报》与《蕉风》，假如没有他，《蕉风》也不可能支撑到488期，他是我在马来西亚的最亲密的战友。王兆麟先生，从我到友联那一天算起，他就是负责财务的大老爷，平生沉默寡言，与人无争，但到紧要关头，却是坚持己见。王瑞龙先生，比我小10岁，他干得最出色的，是担当大人餐厅执行董事二十多年的日子，无论大事或小事，都是亲力亲为，任劳任怨。最后该说到我了。我于1957年来马，先在新加坡住了一年多的时间，负责《学生周报》，1958年来吉隆坡，主要是《学报》与《蕉风》的编务，后来逐渐参与了教科书的工作。到了1980年左右，马联成立，我做了马联的总编辑。事实上，当年我已到了60岁，很坦白地说，假如要说我对马来西亚有什么贡献的话，应该是我60岁以后事情，因为我觉得凡是经我亲手编写的教科书，都好像我的子女似地百般爱护。最难能可贵的，是编辑部的朋友们同舟共济的精神。我于1998年12月1日退休，也可以说，在我退休前有18年，是我平生度过的最快乐最令人恋念的日子。

当然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有痛苦也有快乐。当我们这么多的人，在“喜相逢”的这一天，高声唱着生活营的营歌时，自不免想到去世的友联社的社员们，例如史诚之先生、司马长风先生、徐东滨先生、黎永昂先生、员霖先生、常友石先生、陈士尧先生、廖重兴先生、高伟觉先生、王安娜女士、 杨一凡先生、陈稚农先生、孙远帆先生等等，他们在生前对友联出了多少力，付出了多少精神，实在使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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