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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拓:1998年的喜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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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9 01:19: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友联出版社于1951年在香港创立,到了1998年,已经47个年头,在这47年之内,大概有好几百个人在友联出版社工作过。1998年的喜相逢,把散居世界各地的前友联社员联系起来。

    19981114日至28日,我们友联出版社把这两个星期的日子,定名为喜相逢。意思是说,凡是以前在友联出版社工作过的朋友,包括全马的学友们在内,都可以在这个喜相逢的日子里,到吉隆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互相会合。

    友联出版社于1951年在香港创立,到了1998年,已经47个年头,在这47年之内,到底有多少人在友联出版社工作过, 大概总有好几百个人,而且自从1954年以后,友联出版社先先后后南来的朋友们,起码也有二十多到三十位。有的逝世多年,墓木已拱;有的星流云散,不知所踪。到今天仍有连系的实在不多。我是在1953年的春天进入《中国学生周报》工作(隶属于友联出版社),迄今50年。如今留在马来西亚的,除了我以外,就是现任友联出版社董事经理的黎永振,负责财务的王兆麟和董事王瑞龙,仅仅4个人而已。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远居海外各地的人士。这次参加喜相逢的,计有 来自美国的陈思明夫妇、俞南琛夫妇、朱学禹古梅夫妇、王健武夫妇、奚会章先生、赫凤如大嫂、陈小玮、胡小郁与丁璐小姐、刘国坚夫妇、郑萼芬夫妇、刘君狄夫妇、詹远浦夫妇、陈负东先生,来自巴西的刘甫林夫妇,来自加拿大的任显潮夫妇,来自香港的林悦恒夫妇、赵永青夫妇、何振亚先生,和来自新加坡的余德宽夫妇、周立良夫妇等等。以上诸友,都是我在友联出版社的老朋友,而且都已认识了45年以上,例如古梅、奚会章和陈负东等诸友,我们在吉隆坡分手时,他们都是 二十多岁的人,我也不过三十多岁,想不到一别40年,如今再次见面,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了。岁月虽不饶人,但因经常通信,所以见了面也就格外亲切。其他如王健武夫妇、郑萼芬夫妇、刘甫林夫妇等等,都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提起往事,依然眉飞色舞,不减当年。他如何振亚先生,早年是友联社的董事总经理,离职后另创他业,早有所成。还有新加坡的余德宽先生与周立良先生,香港的友联出版社社长林悦恒先生、赵永青先生等等诸友,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大家的心 情格外高兴。可惜燕归来女士无法从瑞士赶来,香港的祖国临、郑育胜、孙述宇、胡菊人先生,以及远在美国的杨启明先生,住在巴西的谢可风先生,都无法前来,自然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四十多年如飞而过

    与吉隆坡诸学友的聚会日期,是1998年的1121日,当天到会的有一百多人,可谓盛况空前,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想当年我们是年轻的小伙子,在金马仑高原,在波德申海滨,在槟城太平山,在马六甲,在关丹,在福隆港等等那些数不尽的日子里,我们谈理想,谈抱负,谈人生,谈 志愿;可是四十多年如飞而过,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还年轻得很,事实上最年轻的也是五十以上的人了,甚至有的已经退休。如今旧友重逢,有的携家带眷,有的牵老扶少,只听到人声一片,莫辨南北。

    我常常对朋友说,自从1957年来到马来西亚以后,令我最感到欣慰的,就是不论我去到马来西亚的任何角落,我绝对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我知道在我的周围,一定有学友在我的身边。

    至于其他朋友,这次在马聚会,更是难得,例如陈思明先生是我们友联出版社的董事长,现居美国,我记得1953年我初到友联社工作时,他就是友联的董事长,这多少年来友联中人来人往,也只有他一个人中流砥柱,没有他也就没有友联出版社这个名字。俞南琛先生是我们的副董事长,自从他来到友联后,友联的业务蒸蒸日上,甚至马联公司的组成都是他的设计。他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原先在台湾大学教书,经不起思明兄的再三邀请,他才南来。他的太太王纶女士,随夫来马后,一直在马来亚大学教书,后来做到马大的中文系主任。1980年左右,他们全家移民美国。至于黎永振先生,是我数十年来的良师益友,我们在香港时就是工作上的挚友,他是《中国学生周报》的社长,我是主编,两个人对面而坐,无所不谈,虽然他比我小10岁,他和我先后来到马来亚, 他做《学生周报》社长,我仍然做主编;后来他做了友联社的董事经理,我做了总编辑。也可以说这四十多年以来,我和他患难与共。他只有一个女儿,现居美国; 他对我说过,他喜欢马来西亚,不打算移民。刘国坚笔名刘戈或白垚,这个人呀,不知该用什么文字来评论他,如果说他没有才气,他怎能写下《汉丽宝》和《寡妇山》那样美丽的诗篇,留诸千古而不朽;说他有才气吗,为什么惜墨如金,现已年届七十,除了最近有些散篇之外,尚未结集出版任何作品。不论你如何用激将法或者用鼓励法,他都顾左右而言他。他来到马来亚后,先是负责学友会的事情,后来王健武先生离马返港,他到友联印刷厂担任厂长职务,兼编《学生周报》与《蕉风》,假如没有他,《蕉风》也不可能支撑到488期,他是我在马来西亚的最亲密的战友。王兆麟先生,从我到友联那一天算起,他就是负责财务的大老爷,平生沉默寡言,与人无争,但到紧要关头,却是坚持己见。王瑞龙先生,比我小10岁,他干得最出色的,是担当大人餐厅执行董事二十多年的日子,无论大事或小事,都是亲力亲为,任劳任怨。最后该说到我了。我于1957年来马,先在新加坡住了一年多的时间,负责《学生周报》,1958年来吉隆坡,主要是《学报》与《蕉风》的编务,后来逐渐参与了教科书的工作。到了1980年左右,马联成立,我做了马联的总编辑。事实上,当年我已到了60岁,很坦白地说,假如要说我对马来西亚有什么贡献的话,应该是我60岁以后事情,因为我觉得凡是经我亲手编写的教科书,都好像我的子女似地百般爱护。最难能可贵的,是编辑部的朋友们同舟共济的精神。我于1998121日退休,也可以说,在我退休前有18年,是我平生度过的最快乐最令人恋念的日子。

    当然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有痛苦也有快乐。当我们这么多的人,在喜相逢的这一天,高声唱着生活营的营歌时,自不免想到去世的友联社的社员们,例如史诚之先生、司马长风先生、徐东滨先生、黎永昂先生、员霖先生、常友石先生、陈士尧先生、廖重兴先生、高伟觉先生、王安娜女士、 杨一凡先生、陈稚农先生、孙远帆先生等等,他们在生前对友联出了多少力,付出了多少精神,实在使人难忘。

http://www.sc.edu.my/jiaofeng/mix-detail.php?id=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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