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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耀，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汪熙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光耀于1986年硕士毕业留校，1995年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先后于1989 年和1997年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留学、访问一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出版学术专著有《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等。
我是７８届的，那时上山下乡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待了七年，然后考了７７届的高考，分数线也过了，但是体检被查出来是高血压，没通过，后来再考的。不过因为第二次考得好一点，所以进了复旦。那时候在安徽考和上海有个不一样：上海考生多，全部考之前就要填志愿，所以不敢也不会填复旦的。我们在安徽考的，分数出来再填志愿。分数一出来，看考得还算不错，而且特别历史分数考得很高，所以就第一志愿填了复旦历史系，就这么进来了。７６年后整个社会都翻天覆地的发生了变化，自己也开始困惑：在农村留下能做出什么事来？该怎么办？就想到重新去学习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很看重这次机会。机会一来我感到非常高兴，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二十四岁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小学五年级，正常的学习和正规的教学秩序在那时就结束了。
校园·重回复旦
复旦是一个很好的读书的地方。因为当时的复旦和现在环境很不一样，大家都感到耽搁了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十年，包括老师都觉得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总算结束了，该恢复到正常轨道搞业务了。大家都有种很急迫的愿望，想要把损失的十年抓回来。所以感到这里确实是很好的读书地方。当时有篇小说，是谌蓉的《减去十年》，带点荒诞意识。实际上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这种意识：我们最好回到66年的起点上。
那时读书的机会也不像现在那么多。我们有个校徽，到市区去的话坐在车子上，那个校徽让人家一看到都肃然起敬的。大家都很愿意戴校徽，星期六带一个校徽回去，走在马路上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时大学生确实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尤其是复旦的学生，真是百里挑一进来的。当时入学率是很低的，一听是大学生不得了，一听是复旦的更不得了。
那时学校的硬件比较差，图书馆也很小，只有现在的理科图书馆这一块。六点半开门，大家都是要去抢位子的。甚至五点半、五点就有人排在那边了，互相间抢位子，放书包。进去，图书馆一楼的朝西面是一个文科阅览室，里面放了很多小说什么的，大家都争着进去看小说。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没有看多少东西，只听过许多很著名的东西，当时不准看的，现在有点open的性质了，什么《红与黑》啊，《战争与和平》啊，这些东西照理中学应该看掉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都没看过，类似的东西很多很多：巴尔扎克的，雨果的……。可到下午四点半、五点半它关门了还没看完怎么办？把它弄好放在书架上某一个地方，别人进去一下找不到的地方，等会儿吃了晚饭我第一个冲进去马上拿出来继续看。晚上九点半关门，回到寝室大家就“你今天看什么书呀？”“我今天看了某某书”……聊很多这样的东西，对这种吸收知识的愿望非常非常强烈。那时资源也比较匮乏，大家看到一本小说高兴得不得了。有些同学也会问：“你这本什么时候看完？看好我过来啊！”
那时学习确实紧张，饭一吃，六点半之前大家书包一背 “哗”就走了，到图书馆。图书馆没有空位就到教室里面去，不会浪费的。如果今天晚上吃晚饭聊天聊晚了，聊到7点，8点，不想出去了，就感到今天一天浪费掉了。但是一回到寝室，大家又聊天聊得非常厉害，寝室里面窜来窜去，有时候到隔壁房间去聊天。10点半要熄灯的，熄了灯以后同寝室的又会聊。包括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也会拿着饭碗，互相到房间里面走来走去。包括有时候周末，隔了一两个星期，几个比较谈得来的同学会到附近——当时附近没有什么小饭店，要走到五角场的小饭店，去喝点酒啊。所以当时生活确实是比较多侧面的，学习方面很认真，课余生活方面也不是很刻板的。
毕业的时候我和一些很要好的同学大家一起聊天。四年结束了，大家感到成长了很多，肚皮里也装了很多东西，觉得大学里面最大的收获不是说你看了多少书，知识掌握了多少，专业上有多少长进。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怎样做人。这和我们的经历是有关的，所谓学会做人实际上是学会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因为我们当时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要求我们一切都听从毛泽东的，毛泽东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按当时的话说就是：“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毛泽东一切的话都当圣旨一样听，在那种政治情况下我们的思维受到很大的束缚，很少有自己的思想，都是用《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媒体的宣传，来形成自己的思想，包括语言，词汇，都是从报纸上过来的。到大学以后看了很多很多书，接触了很多东西，就明白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这大概是大学里面最最大的收获。这以后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82年毕业到现在22年了，中间社会变革也很多，政治风浪也很多，就学会了一点，不会盲从，不管你媒体上怎么说，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学术·史海无涯
本科毕业后，其实我想进报社，还有后来好像不算好的档案馆，当时也有五个人去，包括上海地区的应届生，应该说他们的分配要靠后一点，因为我们经历过农校，年岁比较大了，后来不知什么情况，也没有给我到档案馆，把我分配到化工局党校。这也好，反而激励我考研究生。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余子道老师。当时选专业是自己决定的。因为本科的论文也是做清朝的外交方面，本科时候就有一点想法，做点和中外关系史相关的。因为当时学外语学的很努力。进复旦的时候我外语也不是很好的，尽管当时考了48分，但进来以后学得比较努力,当时在我们班上,我的外语水平在中上,考进来比我好的人,毕业时也不一定比我好了,我主要好在阅读,听和说是哑巴,主要因为没有录音机。所以当时感到不要把外语扔掉。很多人外语好就去学世界史，但我好像对世界史不是很感兴趣。中国人学世界史总是和外国人隔着一层，而且很多时候不能接触到第一手资料。所以要学与中国相关又要用外语的，那么就学中外关系史。美国很重要，当时就很想学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有这么一点想法，所以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余子道老师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尤其是现代史，就现代史来说，他算是比较权威的。美研中心是84年建立的，研究美国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政治思路，都是现状，涉及历史很少。我的博士生导师汪熙老师，是美研中心的创办者之一，他在里面做中美关系的项目。现在他退了以后，主要是搞当代史的。这两位导师对我的影响非常深，两位老师的特点就是非常非常认真，做学问非常扎实，所以在他们底下做学生就感到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你不敢拿出去给他看。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就慢慢练出来了。这种影响不是颠覆性的，而像润物细无声，慢慢慢慢的，三年过后一看，感到自己在写作和其他方面都有长进了。当时硕士论文做陈纳德与美国航空队，抗战时期与中国空军的问题，写出来之后感觉自己有长进了。以前写一万字的论文都感到很害怕，现在写五、六万字都不害怕了。博士出来后又写了十二、三万字的文章。题目更大了，进步不是一下子的，是积累起来的。
我89年去英国留学，待了一年多。这是当时中英友好奖学金的项目。80年代时，历史系在学校的对外交流名额很少，不像现在很多。当时学校每年会给历史系几个考试的名额，外语考试过了就行，我记得当时有几个老师考试没有过，所以历史系很少有人出去，有的人就自费出去。那年给我的名额被我抓住了，88年我到北京教育部去考，考过了，然后就到成都参加培训。到英国我是学中外关系史。但实际在做中美关系史，已经开始写中美关系论文，而且当时已准备跟汪熙老师念博士了。后到英国去要搞英国的资料，所以改做中英关系史，写过一些中英关系史的文章，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那是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90年回来，92年以后就跟汪熙老师念博士，做中美关系史。因为硕士是研究陈纳德，是从人物入手，所以念博士我还想从人物入手，而当时顾维钧回忆录不断地出来，可当时还没有人注意到，那我就把这个作为中美关系史题目。我对做人物有点兴趣，而且成书后出版会好一点，从人物挖掘会更有意思。不像研究事件呀，干巴巴的没有人。另外那么大一本回忆录加上顾维钧留下的许多文献，我可以从中挖掘很多东西，所以从这些出发当时就选了顾维钧。从事了十多年，我觉得这条路是选对了。
96年时，开始了第一届国家奖学金。有这个机会就应该去申请，申请后就成功了。因为第一届嘛，搞得比较隆重，《光明日报》也登出来，上海也召开授予证书大会，当时复旦有9个。因为到美国机会少，大家又都想到美国去，所以国家留学基金会打电话来问：“去美国的很多，你能不能改去英国？”我说我搞的项目就是美国，是顾维钧。他们大概不看申请内容，以为学历史的到哪个地方都可以。如到英国，那我就不申请了。后来他们还是让我去了美国，所以国家留学基金会对我的帮助很大的。97年到哥伦比亚大学那边待了一年，把整个顾维钧的档案，不能说全部但大部分看了一遍，找了很多资料，写了好几篇文章，就算有点突破吧，在整个历史研究中间提供了一点以往没有的东西。
精神·海纳百川
复旦对我的影响，那也就是因为我进了复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然后使我能成为一个现在还够格的老师和一个够格的历史工作者。它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复旦本身就是很大的资源。
像申请国家留学基金的话，我作为复旦的老师，对其他学校就有很大的竞争力。当时博士论文还没有写出类，96年申请的，我刚好95年作副教授，人家一看复旦的教授，申请这样一个项目，而且是在读博士，又发表过各种各样的文章，那我肯定比其他学校老师有竞争力。尽管这个项目是我自己去争取的。我实际真正从学校里拿到的出国项目是88年那个，以后出国都是我自己去争取的。但每一次争取都与复旦有关，因为复旦的老师，人家相信你。这是肯定有关系的。
复旦给我很多机会，包括瑞典隆德大学请我去。因为欧洲很多学校与复旦都有着关系。那一年夏天，很多北欧学校的学生到复旦来，我去给他们讲中国历史，课后有很多讨论。讨论过程中隆德大学又给海外学者提供访问教授的名额，他们就提供给我了。当然啦，这是在我和他的交往中得到的机会，但也是复旦给我提供的机会。
作为复旦的老师，有很多其他学校没有的优势。所以其他学校老师无形中都会提到：“因为你们是复旦的。”确实是这样的。后来因为我研究顾维钧，要开几次讨论会，以复旦的名义出去，人家很愿意，2000年顾维钧讨论会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人家很愿意，如果是个小学校，人家哪肯跟你合作。而且是知名的学校邀请的话，包括像唐德刚他们都愿意过来。唐德刚与我有交往也是因为复旦。他到国内访问，首先到复旦来。所以通过复旦，我们跟许多很著名的学者有接触的机会，在接触中间又会产生许多新的机会出来。确实因为复旦的声望在那边，所以给复旦的老师和学生提供了很多机会。
今天的复旦与当时的复旦在校园文化及学术氛围差异太大了。整个学校的物质基础变化大概与整个城市变化是一样的，变得越来越热闹，现在整个物质基础都变了很多了，现在是数码时代，而且可以网上交流，和我们当时沟通方式完全不一样，不能说孰优孰劣，只能说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我们那时相对说来范围小一点，人之间更贴近一点。还有当时整个社会没有那么商业化，外界的诱惑相对少一点，大家更关注知识本身，更大一点说就是文化本身。我们当时就非常喜欢古典音乐，而且就在那时培养这个兴趣，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听这些东西，每天总要听。不是说专门抽时间坐在那里，比如吃饭的时候啊。现在我与同学们聊起来，他们认为古典音乐好像变成深奥的东西了。我们念书的时候，像李德仁——中央音乐团的指挥啦，上海音乐团的指挥啦，他们就是到复旦来，到相辉堂。每个学期都会有这么一两次，他们来普及。文化大革命，整个这种古典乐都不能演奏了。无标题音乐都是资产阶级东西，都批判了嘛。当时我们对古典的东西都有很强的求知欲望。在大礼堂，印象很深的，比如李德仁讲解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所以慢慢地喜欢古典音乐。
为什么复旦好，因为复旦的学生是很优秀的，都是高分考进来的，互相间熏陶。有时候不同学校的老师差别并不是很大。我们当时寝室同学喜欢交响乐，像曹景行他们都是很在行的，互相间熏陶。所以到现在，同学见面都会问，哎，最近听什么好的CD。
这些都是大学里面给你一生很深的影响，所以不是知识技能本身的东西，实际是整个的东西。现在不大知道学生们是怎样的了，大概看网上的电影啦、网络音乐啦还有各种其他的都忙不过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感到这是很大的差异。当时从个人来讲我还是很喜欢看话剧，每个出来的话剧我都会去看一下。票价也便宜，学生票也就一元钱一张。
我感到，实际上作为一种精神，它是很多代人积淀下来的，并不是某一些人刻意为之而成的。我想，北大的精神是“兼容并蓄”，这是蔡元培开始倡导的，而且他们一直下来都是以此为豪的。那么如果复旦真正要有自己的精神的话，因为在上海，所以我想更好的应该是能够做到“海纳百川”。实际上每个大学都应该做到这一点，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态度。做到这一点不是容易的，需要每一个人在这中间去努力。
（整理人：陈诗麒 李鑫淼 高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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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2 01: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