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州文革往事[53-56]

bluesky · 发表于 2014-3-15 14:13:42

文革往事（五十三）
　　
(2013-04-15 18:39:20)

　　
　　68年是中央号称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一年，而已经过去的67年是号称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一般讲，在67年进行的是两个司令部的殊死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前面所讲的黄州1.11武斗为什么发生在68年初春，它说明的是，被打倒的保守派，人还在，心不死，这样的事情在全省都有，必须把他们彻底打死心。于是，湖北全省开展了“三反一粉碎”的斗争。三反指（反右倾，反分裂，反翻案），一粉碎指（粉碎复辟阴谋），网上有人把“三反一粉碎”说成是“一打三反”，其实不是一回事，一打三反是发生在70年，我的日记里记有。一打三反是全国性的，而三反一粉碎是局部性的，湖北省搞的，时间一个在68年，一个在70年。湖北为什么要搞三反一粉碎，就是湖北地区67年的7.20事件影响面极广，打倒了一大批干部群众。687年要成立各级革委会，于是就有人为这些打倒的人翻案，主张解放他们出来工作，而造反派不乐意了，两个主张之间发生了矛盾，而湖北地区此时的钢新两派斗争也越演越烈，在这种背景下，三反一粉碎出笼了，在这个运动中，整个湖北省有多达十几万人被整，被打。而且武斗事件越演越烈。
　　
　　我在3月份出事之后，还是在学校上课，并没有退学或被开除。不过，上学的环境不比以前了，学校的三大院里的所谓根红苗正的同学，老想来打我，只是从没有真正发生，口头威胁是有的，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对我还好，当有别班的同学过来威胁时，他们就出面制止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是小学里的最高年级，7年级，比我们小的同学肯定不至于来打高年级的同学，所以，威胁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发生过。这段时间不长，由于三反一粉碎开展后，各单位又陷于派性斗争中，复课闹革命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从5月份起又离开了学校，在社会上游荡。
　　
　　黄州的钢新两派之争在68年的6月份达到了顶峰。钢派是地直总部，以地区邮电局、地区医院、黄高、战校以及各地直单位为基础，外联浠水革联和其他县的组织。新派以县总司、黄师、团风二中以及各县直单位为基础，外联巴河一司等组织。两派在城里纷纷设立据点。地直总部的据点设在地区邮电局，即附小对面的大楼里，当时的论调是，邮电局是半军事化单位，牵涉到保密，没有人敢攻打的，另外通信也很方便。在黄高和战校也有学校的造反派学生把守。大修厂等几个地直的工厂也有自己的人员据厂。县总司在城里的据点有县医院，县印刷厂，这两个地方都在胜利街上。是当时比较高的楼房。在城外，有县机械厂，黄师等几个据点。另外在江边，宝塔上也被人占了，作为据点。沙街的县搬运站也是县总司的据点。双方都摩拳擦掌，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企图。在那段时间，街上走路的人都很少，两派的人员都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活动。我们家分住在黄师和地区医院，而这两个单位正好是两派，其实我父亲并没有参加哪一派，母亲是随单位持的观点，也就是地直总部的观点。为了避免黄师的学生找麻烦，我父亲就决定全部搬到医院去住，在医院传染病房（六病房）的一间屋里安了家。
　　
　　大战终于在6月23日这天爆发。在这天之前的某一天，街上就传说，浠水革联的一号头头黄凤娇到地区革委会来开会（黄冈地区革委会于年初成立了），被县总司的人绑架了，关在黄州某处。大家都知道浠水革联是当时黄冈地区的派性组织里战斗力很强的一个组织，巴河一司与其打了几仗，死伤惨重，原因之一是浠水革联的二号头头是部队营长转业的军人，有作战指挥能力，没有组织敢绑架它的人，这次县总司是死定了。
　　
　　说说黄凤娇。她是一个女同志，原来是浠水妇联的干部。67年在7.20事件前，就倾向于造反派的观点，而浠水革联也想找几个干部来撑门面，两者一拍即合。黄凤娇就成了浠水革联的一号勤务员，在68年进入了县革委会，地区革委会任职。文革后，成了三种人，被审查。
　　
　　话说黄凤娇被县总司绑架。地直总部的胡学界、王思泰等人是无计可施，在黄州，地直单位肯定干不过县直单位，人家是地头蛇，又有团风的力量支持。只有求助于浠水革联。经过几天的密谋，6月23日这天，动手了。这天，正好是个星期天，虽然在文革时期，对星期天的概念很模糊，但星期天还是社会上的休息日。浠水革联组织了几十辆汽车，装满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一大早从浠水县城向黄州进发。汽车都是敞篷货车，全副武装的开起来，也是很吓人的。浠水到黄冈沿途乡镇的邮电所都被他们控制，不让打电话报信。在两县交界的上巴河有一座巴河大桥，这是个战略要地，浠水人在这里留下了少数人守卫，防止巴河一司的人趁机偷袭他们的退路。
　　
　　浠水革联杀来了。那时的通信能力是很差的。等到人家杀到黄州城外县机械厂时，城里才知道消息。但地直总部的人是知道的，一大早，地区医院就通知医护人员集合，告知今天有大仗要打。每个人都背上急救箱，带上红十字袖章，做好准备，随时上前线救护伤员。这是我亲眼所见，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如此紧张的场面。我们医院里的好几个小孩子都跑去看热闹了。如细毛，他最不怕死，竟然跑到东门外去看去了。我没有跑那远，就在城墙上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起。
　　
　　只听见东门外时时响起枪声，有时密，有时稀。消息不时的传来。大约在十点钟时，说是县机械厂被攻下来了。后来听到过现场的人讲，浠水革联的人来到黄州城外，就以战斗队形展开，向县机械厂发起攻击。几阵枪声过后，里面的一个机枪手被打死了，县机械厂的人就怂了，没有死抗，投降了。浠水的人把机械厂的人枪缴了，人绑了，用车送往浠水。打死的那个人姓陈，送到医院来已没救了，后来安葬在龙王山上，当时还立了碑。
　　
　　浠水革联的第二个攻击目标是黄师。攻打黄师时，我们在这边的城墙上看的见，主要目标就是学校办公楼，一进学校的第一个楼房。那栋楼只有两层，外墙上被枪打的百孔千疮，到处都是弹孔，窗户玻璃都被打破了。黄师在上面守着的只有几个人，大部分人都沿着学校后面跑到龙王山上去了。没几分钟，就看见从一扇窗户里举起了白旗，意思是投降。枪声停了。黄师攻下了。黄师被攻下后，整个学校办公楼被看热闹的人哄抢，办公用品如电话机，书本，纸张，笔墨等全被抢光。图书馆在学校后排，幸免遇难。黄师的学生年龄大一点，多半是农村的孩子，可能胆子没有城里的人大，所以没有认真打，没有一个人受伤，是不幸中的万幸。
　　
　　浠水人在地直总部的人带领下，乘胜向城里的据点进攻。县医院门诊部，胜利街上的一栋楼房，被他们攻下了，打死一个人。县印刷厂在青云街与胜利街的交叉路口，被攻下了，也打死一个人。浠水革联这时是大获全胜，自身没伤一人。从县印刷厂到县委会很近了，但是县总司此时毫无恋战心情，知道打不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黄州新河到堵城再到团风，一条逃难的路上，那天全是人。整个县直单位的人都往团风跑。那个场景我是没见到。但我的同学告诉过我。而且，我自己也很快就见到了那个场景。
　　
　　浠水革联的人来到黄州后，把自己的指挥所建在龙王山上，用旗子来指挥队伍，颇有军队风范。龙王山是县里的人逃难的必经之地。黄师的学生也跑到这里来了。其中有个同学眼尖，发现了这个指挥所，看见一个人手拿军用望远镜，到处看，他的手一指，就有旗子举起，估计是个指挥者，于是，举起手中的步枪向其瞄准。这个同学是个民兵神枪手，射击水平很高。只见他手一动，枪一响，那个人就应声倒下。这个同学赶快和其他同学往团风跑了。那时的消息是说，浠水革联还要攻打团风。可是，到了下午，浠水革联的人就上车撤退了，回浠水了。消息说，巴河一司要炸掉巴河大桥，让他们回不去，所以他们撤退了。事后才知道，被黄师学生打死的那个人就是浠水革联的二号头头，营长转业的军人，本次武斗的总指挥，命丧黄州。他是浠水革联的灵魂，他被打死了，浠水人肯定不能恋战，匆匆从黄州跑了。
　　
　　这次武斗共打死四人，黄冈三人，浠水一人。损失财产没人统计。凡是被攻下的单位，后面都跟有一大群人进去抢东西。胆大的细伢都抢了东西回来，细毛也是其中的一个。我老老实实的在城墙上度过了这一天。黄凤娇有没有被救回去，我们当时无从知晓。后来才知道，其实黄凤娇早几天就放回去了，这次武斗是地直总部借题发挥，利用浠水革联来打县总司，自己不出面打。
　　

bluesky · 发表于 2014-3-15 14:13:54

文革往事（五十四）
　　
(2013-04-16 20:07:06)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说黄师昨天被抢的厉害，就想去看看，因为我们家在那边还有一间房，放有一些东西。我父亲肯定不敢去，怕学生抓他。我和母亲一起往黄师方向走。沿着城墙走到东门时，远远的就看见以前在抗日电影里才有的逃难场面在黄州街上重演，一群一群的人们往城外走去，手里拎着大包小包，大人们拖儿携女，衣冠不整，神色肃凛，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刷刷的脚步声。那种场面我不是亲眼所见，不敢乱说。这种战争的场面居然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不是讽刺吗？
　　
　　我和母亲来到黄师教师宿舍，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家那间房子门大开，地上一片狼藉。我们赶快清点东西。衣服被子这些没人要，写字台中间的抽屉被撬开了，那个写字台是公家的财产，我父亲从广济带到黄州来，只因它是一块整体樟木做成，不象家具，到象工艺品，我父亲很珍惜这张写字台，后来退休时，花钱把它买下来，现在还在用。那中间的抽屉是他放最重要的东西的地方。我和母亲打开抽屉看，存折还在，心里又放下一块，再一看，就是抽屉里我们家积攒的毛主席像章全部没有了。个人财产一点都没有损失。这时，黄师的一个教中文的老师，走过来，看见我和母亲，吃了一惊，说：“你们母子二人赶快走吧，这里是造反派学生抄你们家抄的，他们说不定还会回来。”他的那个语调，我至今都记得，文质彬彬的，称我们为母子二人，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听过如此称呼的，而且语气十分急迫。我们马上就用被单打个包，把值钱的东西包起来，四角一系，我背在身上，真的成了逃难的难民。门也没有办法锁了，只有让它去吧。逃命要紧。我和母亲就这样离开了黄师，急匆匆回到了医院。
　　
　　一两天以后，跑到团风的县总司看到没有什么新动静，于是杀回黄州了，当时是号称要报仇，首当其冲的是地直的胡学界、王思泰。我们地区医院也紧张了，头头们到地区开会，回来传达说，各单位全部撤离，只留地区邮电局和医院，因为这两个单位情况特殊，邮电局是半军事单位，医院救死扶伤，应该不会有大事。撤离的办法就是个人投亲靠友。这个消息一传开，整个地直单位都乱成一片。大家蜂拥地往黄州城外跑，可是交通中断，江里到武汉的船停开，汽车停开，黄州又没有火车，地直单位的人有很多都是外省人，此时没有办法，只有最原始的办法，走路。我有个地区卫生局的同学，姓张，他父亲是河南人，是地直总部的有名的造反派，在这次逃难中，他们一家人就是从黄州出发，经过回龙山，淋山河，一直走到新洲、麻城、信阳，走到他河南老家，他们家他最大，也就是十二三岁，小的才几岁，晚上就到农民家里去借宿，饿了吃馒头或用粮票跟农民换东西吃，渴了，就喝塘里的水，那情境就和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
　　
　　我们家也不例外，自然也参加到逃难的队伍中。我记得那是68年6月26日，一清早天还没亮，父亲就把我弟兄四人叫醒，准备上路。父亲和母亲头天晚上商量好了，母亲由于在地区医院工作，单位全部留下来，同事间有照应，估计没问题，而我父亲，学校的造反派一直想找他的麻烦。就决定由父亲带着我弟兄四人回武汉去。一来我们的亲戚全在武汉，二来是听说鄂城到武汉的火车还是通的。我父亲把钱和粮票分成五份，每个孩子身上放一份，他自己身上一份，我们的都用线缝在衣服里。同时还交代我们，如果走丢了，身上的钱就是救命钱。那种凄惨的气氛，我始终记得。
　　
　　天还是黑黑的，我们离开医院，沿着十字街往宝塔走去，一路上还遇到几个也是逃难的，我父亲认识的，于是就结伴而行。一起有七八个人，目标就很大，走到宝塔底下时，上面的人把枪栓一拉，大声呵斥，什么人，干什么的？我父亲赶快回答，说是赶船的。可能隐隐看见有大人，有小孩，对方也没再说什么。只是我们小孩子没见过这些，心里有些害怕。
　　
　　到轮渡的路通常称之为十里。我最小的弟弟，那年才6岁不到，也跟着我们走，一步也不拉下，也不知他脚疼不疼。等我们到了轮渡，才知道，轮渡不开了，一群人傻在江边，不知如何是好。回去吧，不安全，不回去，那到哪里去呢，虽然我们会游泳，可是还有更小的弟弟，总不能游过江去吧。
　　
　　这时有个农民走上前来，问我们，是不是要过江，我们说是，他说，轮渡肯定是没有了，如果你们要过去，可以坐我的划子过去。划子是黄州的土话，就是小船的意思。我们一听，喜出望外，马上答应同意坐他的划子过江去。那时的人很善良，并没有趁机敲诈我们，只是按轮渡的价钱收我们的船钱。
　　
　　我们一行人上了他的划子。划子很小，坐七八个人就满了。记得有一个人上不了，留在了岸边。天刚刚蒙蒙亮，一个极小的船，载着几个逃难的人，在一条极宽的大江中，慢慢的摇着。船到江中，就像在汪洋大海中一样，四处望不到陆地，大家都不说话，只听见船夫的划浆声和水流声，哗，哗，就这样，我们摇过了江，来到了鄂城。上了岸，也没有公交车坐。一路往火车站走去。鄂城的老火车站在雷山脚下，要从鄂钢门前那条路走过去。鄂城的武斗也很厉害，鄂钢和鄂城水泥厂是分属两派组织的，又在同一条路上。鄂钢在西头，走到它的门前，看见路边用钢板焊成的两个象碉堡似的作战掩体，里面有人，路上还要盘查我们。再往前去，是水泥厂的地面，路上也有碉堡，不过是用水泥做成的，这看来是各取其长。钢厂用钢板，水泥厂用水泥。文革时就是这样的。
　　
　　等到了鄂城火车站，已到了中午时分。火车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间还早，我们买了票，简单吃的干粮，就在火车站外面找个有树荫的地方，打开随身带的凉席，弟兄四人睡起了午觉。这是我父亲的拿手好戏，记得从广济开始，我们每年回武汉过年，总是带个凉席或布单，等时间的时候，就在地上睡。
　　
　　火车站里人越来越多，火车站售票窗口不卖票了，听人说昨天的火车没有来，很多人没走成，都压在了今天。有的人说今天也不知来不来。我父亲听见此言，也发慌了，到处打听，站上的人根本不理，就说等。火车正点的时间过了，火车没来，再等一个小时，火车还是没来。这时，车站的广播响了：“各位旅客，今天开往武昌的某某某次列车因在黄石站没发车，予以取消，已买票的旅客请到售票窗口办理退票。”车站里人群马上哄动起来，叫的叫，骂的骂，大家都挤向售票窗问个究竟。有的人说是黄石那边也在武斗，火车司机被打跑了，找不到人开。不管什么原因，总之是没有火车来了。那时鄂城到武昌就这一趟火车。也就是说今天是没有办法到武汉去了。
　　
　　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个我父亲学校里的老师，也是武汉人，那时很年轻，还没结婚。他后来结婚就是和医院里的护士结的，估计是我父母亲介绍的。他帮我们跑来跑去，把票退了。一行人只好又走回鄂城街上。等我们在鄂城老街找个小旅社住下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晚上在旅社里，父亲和同伴到处打听，听鄂城人说，汉九班好像还停鄂城。汉九班是武汉到九江的轮船的简称。黄州因武斗前几天就不停靠了，听说鄂城还停船，大家无形有了一个希望。于是就决定明天早上去赶这班船。我们累了一天，走了几十里地，两腿早就酸了，那时是夏天，很方便的，随便找个地方躺下，一会儿就见周公去了。
　　
　　第二天又是天还没亮，父亲就喊我们起来，向船码头走。记得在鄂城搬运站门前，就是码头正对着的那条小巷子里，遇到造反派的巡逻哨，把我们逐一盘问，还把行李打开看，说是看有没有枪。检查完，才放我们走。码头上人山人海，挤的要命。全是昨天火车没走成的人涌到码头来了。
　　
　　船终于来了，我父亲拉着老四，一手提着行李，我拉着老二老三，拼命的挤。还好，一个没少的挤上了船。船上可是人挤人，根本没有位置坐，站着都困难。就这样，我们坚持着，船慢慢的开到了汉口江汉关码头。完成了我们逃难的第一步。

bluesky · 发表于 2014-3-15 14:14:17

文革往事（五十五）
　　
(2013-04-17 18:38:09)

　　
　　我舅舅家在汉口汉正街大通巷。汉正街是一条很长的街道，从汉口的长江边上，沿汉江而上，直到硚口。自古以来，商贾林立，热闹非凡。那天，我们一家五口逃难到此，三个舅爷是又惊又喜。惊的是黄州竟然闹成这样，跑反跑到武汉来了，喜的是我们全家都还安全。舅舅们关心我妈妈的安全，但这时也不知道消息，电话肯定是没有的，写信要得三四天，只有暗中求菩萨保佑（那时是不准信这些的）。
　　
　　三个舅舅都是一大家人，我们表哥表姐十几个，房子并不宽敞，在加上我们五个，住在这里也够呛的。我有个姨妈在武昌，于是当天晚上进行分流，我父亲带着两个小的到武昌去了，我和老二留在大通巷。
　　
　　过了两天，父亲来说，汉正街也不安全，怕黄师的学生能找到武汉来，只留下最小的两个弟弟在汉口，我和老二、父亲又坐船跑到了五通口。
　　
　　五通口是黄陂县的一个地方，这里是父亲的老家，离武汉很近，与汉口谌家矶只隔一条河。与青山隔江相望，江中间就是天心洲。解放后，五通口划到了武湖农场管辖。父亲出生在南京，在武汉读书，在黄冈工作，两代单传，老家没有什么亲戚，所以我们从没有回过老家。这次逃难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的一次。
　　
　　五通口与汉口之间当年有轮渡相通。在汉口粤汉码头坐船，一个小时一趟。下水半个小时就到了五通口。还好，我父亲跟老家的远房亲戚还有书信往来，很容易的就找到住在码头边上的叔叔家。我们就在这里过了十几天的难民生活。
　　
　　五通口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分堤里堤外两部分。估计是怕淹水的原因，堤外周围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是用竹子绑在一起做墙，用茅草盖顶，墙上用泥巴一糊，有的泥巴掉了，看得见里面。这种房子唯一的好处，是涨大水时，在地上用铁钩绳索拉住，就不会跑，也不会垮，大水退了，再弄点泥巴一糊，又可以住了。我表叔家的房子就是这种房子。那时是夏天，住着很凉快的，我不知冬天能不能住人，我们没有等到冬天就离开了那里。
　　
　　在五通口的日子过的很爽。少年不知愁。没两天就把逃难的事忘光了，跟着几个表哥到处玩。因为夏天涨大水，对面天心洲上的种瓜人都撤退了，瓜地也被水淹了，成了无人管的地方。这正好合我们心愿，我和二弟都会游泳，表哥弄条小划子，我们划过江去，到洲上弄瓜回来吃。瓜泡在水里，要下水才能摘到。我们把短裤一脱，光着身子跳到江里摸瓜，一会儿功夫，收获就不小。
　　
　　傍晚时分，我们就到码头的江边，跳进长江尽情玩耍，轮渡一开来，波浪一涌一涌的，我们对着浪尖，勇敢地冲上去，美其名曰为“冲浪”。每天如此，没几天，身上全晒黑了，只剩短裤处还留下一点白印。
　　
　　那时，从武汉下来的轮渡，人很多，从五通口回武汉的就没有什么人。是不是也有很多人跑反到这里来也无从可知。有一天傍晚，我们照常在江中玩水，只听见码头跳板上有个女的在高声喊：“我的手表掉江里了，掉江里了，怎么办啊？”原来跳板上人很多，挤来挤去的，把那个女的手表给弄到江里去了。那个女人站在跳板上哭了起来，一块手表那时要一百多元钱，得好几个月的工资呢，如果是进口手表那就更贵，所以那个女人哭的很伤心。见此，旁边的人就叫我们，说，你们几个快帮忙摸一下，看找不找得到。听见这话，那女的马上就朝我们喊，伢们呢，快帮我摸啊，摸到了我给你十块钱。这是个武汉人，一听她喊就知道了。我表哥第一个行动起来，他叫支保，比我大两岁，那年十五。他这个名字很特别，本来起名字是按族谱起的，支字辈，可偏偏起了个支保，和文革时的支左，支保对上号了，左是左派，保是保皇派，如果在城里，这还了得。五通口是个小地方，就没有人和他讲这个了。只是我们从城里来，觉得很好奇，还有人叫这个名字。他的水性很好，一个猛子扎进江里，可以四五分钟再起来。我和弟弟也开始了摸表。江边的水并不深，只是涨大水，水很急，而且是昏的，看不见江底，在水底下，全凭手脚在泥里摸、试，找了半天，我们都没有摸到，天渐渐黑了，再摸也无用了，我们说，摸不到，没有办法。那个女的只好失望的哭着走了。
　　
　　等那个女的走远了，我的表哥从水里把表拿出来了，啊，原来他早就摸到了，放在脚下站着，不拿出来，故意说摸不到，等人家走了，他再拿出来带回家。我和弟弟两眼望着他，心里想，还有这样的啊。我们很不理解。按我们受的教育，捡到的东西要还给人家。可他不还给人家，白白得了一块手表。我们也没话可说，谁叫他是我们的哥，我们还住在他家呢。不说没人知道的。这事就算过去了。
　　
　　那几天，江里经常从上游漂东西下来，有木头，家具，还有箱子之类的，说是上面哪里发大水，冲下来的，表哥们都划着小船，盯着江中，只要看见有漂浮物下来，马上出动去捞，原来这是五通口人的一个副业，年年都有，这叫捞浮财。谁捞到谁得，怪不得昨天表哥捞着手表不还给人家，是有这么个规矩在里面。有运气的话，可以在江里捞到好东西。死人也是有的，谁也不愿意捞到死人。见这个情景，我和弟弟没有参加他们的打捞。只是远远的在岸上看。
　　
　　我父亲把我们送到五通口后，就回汉口去了。因为汉口的消息比较快，五通口是个小地方，在没有现代通信的过去，消息是很闭塞的。后来得知，黄州6.23武斗后，交通和通信中断了几天就恢复了，母亲写的信收到了。县总司对地直总部采取的报复手段也不算激烈。对几个地直单位进行了搜查，说是搜枪。如地区医院就被搜了，每一间房屋包括我们家都被搜查，其他东西没有拿，就是家里被翻的乱七八糟。医院的造反派头头挨了打，如郦培发、张根来等。县总司对最恨的地区头头胡学界、王思泰等人的家也进行了抄家，把他们两人家里的东西全扔到街上，放火烧掉了。王思泰据说没有跑远，就在黄州长江公社，县总司不敢去抓，因为那边有农民的武装。据说是想去，但到了城外，被长江的农民打回来了，所谓打，也是隔了好远，匍匐在菜地里，双方放了几枪，没敢过去。黄州的人真正武斗起来没有广济人厉害。父亲收到母亲的信，知道家中还好，心里也安定了些。只是不敢贸然回去，怕还有事。

bluesky · 发表于 2014-3-15 14:14:45

文革往事（五十六）
　　
(2013-04-19 19:54:27)

　　
　　我们在五通口住了十几天，父亲又把我和老二转移到汉口谌家矶。那时老家的亲戚不是特别亲，另一个原因是住长了，他们也负担不起。所以又来到这个远房亲戚家住几天。谌家矶是汉口的最东边了，出了这里就到了黄陂县。这里有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老的京广铁路从这里通过，是汉口的一个工业区。这里有公交车通往汉口。我们的亲戚家住在谌家矶火车站附近，他们家也是从五通口出来的，家里有人在工厂里上班，故住在这儿。亲戚家经济条件不好，我记得有一个比我小的妹妹，每天要提着冰棒瓶去卖冰棒。这也成了我和弟弟的新玩意。我们从来没卖过冰棒，到了这里后，没有江边的水玩了，于是就每天和妹妹去卖冰棒。那时卖冰棒的都是小孩子，大家用一个类似暖水瓶的保温瓶装冰棒，现在好像看不到这种保温瓶了。保温瓶的口比较大，有一个提手，可以提着到处走。一个瓶可以放二十只冰棒的样子。一般是上午到批发的冰棒厂去拿货，然后沿街叫卖。卖完了，再去拿货。一天如果卖了两瓶，是很不错的成绩。保温瓶外面有时还用棉花之类的物体包住，防止冰棒融化。我们参加了帮忙，妹妹每天卖的就多了些，她也很高兴。在街上卖冰棒的味道不好受，夏天太阳那么毒，人都想休息，谁愿意在太阳下跑来跑去，可为了赚取那么一点小钱，就有那么多的孩子在太阳下跑，有时会为了一个顾客，两个买冰棒的孩子争吵起来。黄州也是一样，我觉得60年代的孩子一般都卖过冰棒，如大毛，大明等我儿时的同伴都有此经历。那时记得，他（她）们7、8两个月卖冰棒赚的钱，可以交下个学期的学费。
　　
　　谌家矶那时是个城郊结合部，有大型工厂，也有农民的菜地，街道很小的，我们卖冰棒要到处走，比在闹市区要累的多。不过，也略略尝试了一下赚钱的乐趣，知道了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有人买。到了下班的时候，肉联工厂的大门处就有很多小孩子在那里叫：“冰棒，四分。”叫的时候要用武汉话，后音要拖很长，很有韵味的那种。如果是雪糕就要卖五分，不过吃雪糕的人不多，一分钱的差别就那么大。雪糕也就是在做冰棒的时候加了点奶的成分在里面。卖雪糕的就要喊：“奶油。。雪糕。。。。”中间还要停顿一下，象唱歌的一样。呵呵，现在还记得那种叫卖声。
　　
　　谌家矶火车站就在我们亲戚家附近，每天都有很多火车从此经过。我们黄州当年是没有铁路的，很多没出过门的孩子都没见过火车。我们两弟兄还到过武汉，虽然见过火车，但是对其还是很好奇。每天吃过晚饭后，我们俩就走到铁路上去看火车。那火车经过时的风驰电掣般的情境深深吸引了我们，火车要进站了，就听见：“唔。。。。。”的汽笛声，一列喷着白烟的火车轰隆隆的开过来了，我们站在铁道外，可以看的清火车经过时，车头里的司机的动作，有的在往锅炉里一锹一锹的添煤，有的坐在位置上，把头伸到窗外，看着前面的情况，手里还紧握汽笛手把。那时，我们对开火车的司机是羡慕死了，就想长大后，也去开火车就好。有时，我们会跑到铁轨上，试着在一根铁轨上走路。65年，解放军大比武，就有战士开摩托车在单根铁轨上行走的电影，我们都看过，印象很深，现在亲自走在铁轨上，觉得那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们走都走不稳，歪歪倒倒，没走几步就掉下铁轨来，要开摩托车在上面跑，真是神仙！
　　
　　有一天傍晚时分，我们两弟兄又来到铁路上走，谁知这次发生了我们永生难以忘记的事情。前面汉口方向有一列火车，远远的向我们这边开来，我们能看得清它在傍边的铁轨上，我们两个就走在另一条铁轨上，看着火车向我们驶来。“唔。。。。。。”火车拉汽笛了，声音很大，我们以为是前面的火车拉的，仍然在铁轨上继续往前走，谁知，在我们的身后，就在我们走的这条铁轨上，飞快的开过来一列火车，火车司机发现了我们，拉响了汽笛，也采取了刹车措施，可是，火车的惯性太大了，这列火车仍然是快速的向我们两个驶来。我们死到临头了，可是我们两个浑然不觉，依然在铁轨上走着，我们把后面的声音全当成是前面那列火车的声音了，它离我们还相当远呢。这时，路边有一个铁路工人，很大声的向我们吼了一句：“你们两个不要命了！！，快点跑！！”我们两个走的铁轨是靠近道旁的那条，因为是在火车站内，道旁有一个1米多高的木栅栏，这个工人就是在木栅栏外向我们发去的吼声。这个工人救了我兄弟两个，这个吼声我听见了，我回头一看，啊，我的妈呀，一个巨大的火车头，带着巨大的响声向我们扑来，说是迟，那时快，我把弟弟一拉，用尽力气向铁路外跳去，一下子跳过了那个木栅栏，跳到了路边，那火车好像是贴着我的背后，轰隆隆的开过去了，我们两个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过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我们两个都不知道是怎么从那个铁路上竟然跳到木栅栏外的，平时，翻过去都很费事的，两个人竟然毫发无损。真是奇事。我们当时吓得要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铁路上行走了。我们两个都不敢把此事告诉父亲。事隔多年，好像是我们下放后，在一次过年全家团聚时，我说出了此事，全家为之震惊，这以后就成了我们家每年过年的话题，那年差一点就没了我和老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个后福到现在也不知应在何方。那个好心的铁路工人，救了我们两兄弟，我虽然不知你姓名，不知你是谁，但你也会好人一生平安！！！我们一家人念了你几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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