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钧中国最后一个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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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钧（崔永元口述团队首席记者）

刚听到个消息：陆立之夫妇今年冬天在民政局的帮助下住进了养老院，两人一个104岁，一个93岁，没儿没女，在家就是出了事也没人照应。

去年，我曾和同事一起去看望过他们，那时陆立之的脑子已经有点糊涂了，之前，他托人告诉我们说，还有些话想说。摄像机架起来，他开始说，说来说去，都是三年前我采访他时说过的话。

陆立之是我采访过的第一位百岁老人，他可能也是国内在世的最后一位“托派”。

（一）

2009年2月15日傍晚，我突然接到同事孙老师的电话，他让我赶紧和原《炎黄春秋》的副主编刘家驹先生联系，他那儿有个百岁老人的采访线索，据说经历很丰富也很传奇。

陆立之，又名陆梦衣，出生于1909年，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秋回国，1930年被开除出中共，旋即加入刘仁静为首的托派组织“十月社”，第二年向南京政府自首，成为军统的一员。现居安徽滁州，他写过一些回忆早期中共活动的文章，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

刘家驹先生的介绍很详细，最后，他补充道：“他还是刘仁静的亲戚，而且很可能是目前在世的最后一个正牌托派。”

当时，我做口述历史采访不到一年，尚没有采访百岁以上老人的经历，陆立之让我既兴奋又惶恐，这是一个“出土文物”一样的人物，在他一系列令人咋舌的经历背后，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我有可能拂去蒙在他身上将近一个世纪的尘埃，把这个面目模糊的老人从少人关注的昏暗角落里请出来，这让我颇跃跃欲试。但是，他毕竟已经超过百岁，身体、思维、记忆力怎么样？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都还不确定。

不过我的忐忑只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负责联络受访者的张新就给我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由于刘家驹事先给陆立之打过电话，所以老人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陆老的思路很清楚，而且记忆力也没问题。”听了张新的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那天下着雨，冬末春初的北京潮湿阴冷，我走在朝外大街的便道上，一边走一边在电话里对张新说：“马上订机票，咱们后天就去。”

（二）

在出发前的一天时间里，我和搭档张新开始疯狂地寻找有关陆立之的信息，收获颇丰。我们不仅从著名托派王凡西的回忆录里找到了有关陆立之的记述，甚至还发现了中共1930年1月将包括刘仁静、陆梦衣等人开除出党的通知，这一切都为我们确定陆正牌托派身份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

由于陆立之的经历十分复杂和丰富，涉及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众多，这些事件、人物有的我们有所了解，而有的之前简直闻所未闻。每个枝杈伸出去都会耗费掉我们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我们自身的知识储备和采访积累可以稍稍减轻一点工作量，但是要做的准备还是做不完，这让我直到踏上飞往南京的飞机时心还没踏实下来。尽管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知识盲点，我的行李中装上了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参考书：《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史》，等等。

我另外的一点不踏实，是仍然对老人的状态没有把握，尽管张新的反馈是积极的，但在见到老人之前，甚至采访完成以前，一切都还说不好。如果老人身体不好，不能应付长时间的采访，只能持续一两天，那么我们重点问哪些问题？如果采访中发现老人的记忆力或者思维有明显的衰退，我们该怎样启发和引导，帮助他完成回忆？如果采访中老人的身体出了状况，我们又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一遍遍地冒出来，我就像个复习了很久，去参加高考的学生一样，反复熟练地回答着这些问题，从北京飞往南京的飞机上，一直持续到从南京开往滁州的出租车上。

（三）

2月17日傍晚，在滁州市工人路一栋破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陆立之。老人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精神看上去很好，特别是一双眼睛格外有神。我们走进房间时，他主动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向我。他的手有点凉，但和我相握时，我能感到从他手上传递过来的力度。

房间不大，临窗是一张老式的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和纸。我们坐定后，老人有点艰难地坐到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从桌上拿起一本黄色封皮的书，递向我，说：“这是我头两年出的一本书，送给你。”

我连忙起身接过书，我知道这就是那本我们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实的《谁主沉浮》。这本书是陆晚年所写回忆文章的结集，从上个世纪20年代一直写到1949年以后，内容很庞杂，既包括作者对其本人在五卅运动、上海三次工人起义、“四一二”事变、抗战等大事件中的亲身经历的记述，也涉及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托派组织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和覆灭、军统组织在30年代和抗战前后活动等情况的记载，还包括他对周恩来、王明、瞿秋白、米夫等中共和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的回忆。在见到陆之前，我们只在网上零散地找到了其中的几篇文章。陆立之把这本书送给我，为我们接下来的采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在交谈的过程中，陆立之有时会起身取东西，行动有些迟缓。他的夫人告诉我们，之前老人的腿脚还很利落，上下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去年他过一百岁（虚岁），市里领导来看望他，送给他一幅“寿”字。这幅“寿”字被端端正正地挂在房间里最醒目的位置。有天挂在墙上的“寿”字有些歪了，他自己登上沙发想把条幅扶正，就摔骨折了。养了大半年，现在刚刚痊愈，但腿脚已大不如前。

那次见面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我们拜访的目的却全部达到了。通过跟陆立之的交流，我发现尽管老人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重复和中断，但对一个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他的思维和记忆力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整个身体状况看上去也很好。这让我对接下来的采访增加了不少信心。

不过，在当时，还是有一个现实问题给我造成了困扰。以往我们对高龄受访者进行采访时，一般都希望能有老人的子女陪同：他们对老人的身体状况最了解，一旦发生意外大家也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反应。陆立之没有子女，身边只有年近九旬的老伴照顾他的起居。他的家房间不大，光线声音状况都不理想，很难达到我们拍摄的基本要求（我们的采访通常会架设红背景，布置简单的灯光，对环境声有较高的要求），在老人家里完成采访有难度。我们可以在宾馆里布置一个采访间，每天接送老人，但陆立之居住的楼房没有电梯，他住在四层，对骨折刚刚痊愈，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每天上下这四层楼梯，简直是莫大的折磨。

这时，一同前来的张新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把陆氏夫妻一起接到我们的宾馆去住，这样既可以省去老人每日往返上下之苦，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采访，同时，我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我觉得这办法不错，跟老人一说，他们欣然应允。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一早就把两位老人接到酒店去。

冬末春初的滁州天气还很冷，房间里没有暖气，陆老夫妇在室内都穿着棉袄，我们也没有脱下身上的羽绒服，陆立之的夫人王师正忙前忙后地为我们添茶倒水，拦也拦不住。言谈举止之间，看得出两位老人当年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同样看得出的是他们对我们到来的欣喜。在滁州这座破旧的居民楼的一方斗室里，人多一点总会更暖和些，他们过冷清的日子过得太久了。

（四）

第二天一早，张新就把二老接到了酒店，稍事安顿，对陆立之的第一天采访开始了。

与老人见面之后，我的心里有了底。对陆立之，是可以按照时间为经，事件人物为纬，突出重点的思路，来进行一次个人传记式的口述历史采集的。头天晚上，我连夜通读了他的《谁主沉浮》，更强化了这个想法，像陆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口述历史采访中也属难得一见，如果不能做一次深入的采访，全面地记录他复杂曲折的一生，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当时我心里的小九九是，在老人身体允许的前提下，争取花上一周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次采访。

我们的谈话是从陆立之的小时候开始的。对于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采访，我和我的同事，通常都会用这样的问题作为开端，我借用了挪威作家古尔布兰生一部著作的名字，将这个问题称为“童年与故乡”。一方面这样的问题更容易把老人带入回忆的情景中，逐渐忽略掉我背后一直虎视眈眈的摄像机，话题也不沉重；另一方面，这问题本身也有意义，可以让我们、让未来的研究者去了解镜头前的这个老者是“从何处来的”，会为解释他后来的很多行为提供有效的信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对进入拍摄后受访者的状态进行观察了解的机会，以便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尽快找到与受访者交流的最佳方式。

陆立之在镜头前兴致勃勃地讲了半个小时，这中间我没说几句话，却发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重复，一个是跑题，一个是不按时间顺序讲，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应该说，这样的问题在高龄受访者中很普遍。我要做的，就是耐心听，即使重复跑题了也不马上打断对方。过于迅速的反应有可能会破坏掉老人讲话的节奏和其固有的意识流动，让他陷入一种不知所措，大脑突然“死机”的状态。而且在老人跑题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有新的线索和故事浮现出来，这常常是对我们耐心的意外奖赏。只有当我意识到这样的重复和跑题不会再有新鲜的信息浮现时，才会在老人停顿的时候去引导他，使之回到正常的讲述轨道上来。

对陆立之我就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当我开始逐渐介入他的讲述，试图把其从跑到天边的自语中拉回来时，我发现，他可以跟从我的指引，重新回到对眼前事的回忆中。这让我大喜过望。一件事一件事地讲，一点一点地往前推进，采访者适当的介入和引导，当第一天下午，我们完成了对陆立之的头两个小时的采访后，我们之间的最佳交流方式也建立起来了。

（五）

每天上午一小时，下午一小时，对陆立之的采访按这个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中间，滁州市政协的领导来过，滁州日报的记者来过，他们和我们寒暄，请老人和我们吃饭，给陆立之拍照，这算是给我们单调重复的采访增加了一些热闹。凑热闹的还有宾馆对面街道上夯实地面的施工机械，它们发出的巨大声响常常让我们不得不停下工作。

来访的人中有人问我：“他说的是真的吗？”

其实这问题从采访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陆立之的经历中最有历史价值的是他前半生的经历，因为有这样经历的人本就稀缺，活到今天并且还能讲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他对上世纪20-30年代中共早期活动、莫斯科中山大学生活以及对托派组织的回忆和讲述都可称弥足珍贵。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年代久远，其他相关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他所呈现的许多故事和细节又多不见诸文字和相关史籍的记载，堪称孤证。如果老人通篇信口开河，那么我们所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的价值甚至这次采访的价值是不是都会大打折扣？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地给自己寻找着答案。老人的身份是确凿的，这点我坚信不疑。在托派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中，有三处提到他，1929年秋，他们曾经在从莫斯科大学回国时同乘一条轮船。里面还两次提到陆叛变托派组织，到南京自首的事。他与刘仁静的关系也是没问题的，在陆立之保存的照片中，有刘仁静晚年生活的照片，他与刘的合影，他参加刘的葬礼的照片。此外，从40年代的报刊里，也能找到陆曾发表的文章。他的一生脉络清晰可辨。同时，他去世不久的哥哥陆久之的经历也可以与他互为参照。至少，陆立之不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

而在陆讲到一些重要的史实时，我都会在采访中或者休息时多问几句，比如这是您亲身经历的吗？这是您亲眼看到的吗？或者，这是您从哪儿知道的？搞清楚信息来源，会为以后的研究者解除掉很多不必要的困惑。再有，就是当事件呈现出来而我将信将疑时，我会鼓励他呈现更多的细节，细节越多，辨别事件真伪的线索越多，对研究者的帮助就越大。

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很清楚，做得再多，我也无法保证老人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可靠的。我所从事的口述历史的采集工作也不应承担为受访者讲述史实背书的义务。对材料进行辨析、考证，决定是否采纳，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材料做扎实了，给未来的研究者提供尽量多的线索和可能性。想明白这点，我也就不再纠缠老人讲述是真是假的问题了。

（六）

陆立之的身体之好出乎我的意料，尽管在采访进行到第五天时他出现了轻微的感冒症状，让我很是担心，甚至开始考虑是否先终止这次采访。但第二天，老人家就几乎好了。很快，我们的采访就突破了一周，开始接近尾声。

对采访，总体上我是满意的，老人对刘仁静事迹的讲述，对五卅运动、“四一二”事变、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对托派组织的成立统一，对抗战时期上海孤岛里军统的活动等的讲述，细致而生动，充满了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一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出入其间，也是鲜活可亲的。我们希望他能重点讲的，他基本上都讲了，一些我们事先准备没有涉及的内容，他也在不经意间讲了出来，应该说这次采访的收获是沉甸甸的，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同住一家酒店，每天都在一起，除了采访，我们还常会拉拉家常。渐渐的，我们与两位老人之间有了些工作之外的感情。二老年纪大，吃不了硬的东西，一日三餐，基本上就是喝粥，或者是阳春面，小馒头。于是采访多少天，我们就一起吃了多少天的阳春面、小馒头。以至于我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不碰这几样食品。

陆与现在的夫人王师正是半路夫妻，王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年轻时应该很美。她后来也投身军统，与陆40年代相识结婚，1949年后一起被抓，一起劳改，一路辗转，晚年一起落户安徽。陆年轻时颇风流，结过不止一次婚，但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吃了几十年苦的，却是这位看上去与他不大般配的大家闺秀。我们每天采访时，陆在摄像机前讲，王就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他。

（七）

采访越是接近尾声，我内心由一个问题产生的纠结就越严重，这是在我看到《双山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后产生的：

在莫斯科的孙大中，彩莲以“美丽的小麻雀”出名的，因之不断为一些国民党大官们的贵介公子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们，甚至深恶他们，终于和一个并非公子的陆某结了婚。

文中“美丽的小麻雀”叫黎彩莲，被王凡西称为“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1936年因肺结核去世。陈独秀当年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过对黎去世的深切悲伤。而上面提到的“并非公子的陆某”就是现在每天坐在我对面接受采访的陆立之。

我的纠结主要来自下面这段文字：

反对派统一以及大破坏后，她的丈夫陆某变了节，投向南京政府。那时彩莲正在红十字会医院内产子，惊闻此讯，忍痛弃子逃出了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

在危难之时抛下在医院待产的发妻去自首，在什么年代这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他讲到去南京自首这一节时，陆立之没有跟我讲这个情节，我要不要在采访结束前点明这件事。

这件事的难处在于，陆的夫人有天在走进采访间前对陆立之说：“黎彩莲的事就不要讲了。”而这句话恰巧被我的同事摄像小吴听到了。而每天陆的夫人都会听他的采访，当着两位老人，这个问题变得重如千钧，让我始终无法启齿。

有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貌似无意地提起了王凡西和郑超麟的回忆录，问陆立之是否看过，他迟疑了一下，说，“看过”。我又问：“您觉得里面写得内容真实吗？”他想了想，说：“基本上还是真实的吧。”我没再继续往下问，他也没接着往下说。

整个采访持续了十天，比我们计划的多了三天，陆立之，这个目前中国唯一在世的正牌托派，第一次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在摄像机前系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2009年2月27日采访结束时，我特意问了一下摄像，一共录了多少盘磁带，他告诉我，四十二盘。后来我知道，那是1238分钟C20个小时零38分钟。

我最后也没有向陆立之提出关于黎彩莲的问题，我想那段往事一定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翻腾。我不愿意面对一个年过百岁的羸弱老人在镜头前的尴尬和辩解，或者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应，这对我们都是一件太残忍的事。

这可能有点遗憾，那就遗憾吧。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我们的历史》

http://hx.cnd.org/2014/01/17/%E6%9C%80%E5%90%8E%E4%B8%80%E4%B8%AA%E6%89%98%E6%B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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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中国处于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中。每一个青年都面临着多重抉择。

    周覆锵选择了托派，同时他也选择了苦难

　　中国托派成立于1931年5月1日。它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下成立的。托派成立后的一二年间，就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连续打击和残酷镇压，党的领导骨干包括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都相继被送入监牢。其他的人四处避难。曾经担任过陈独秀秘书的曾猛等几个人逃到了自己的老家温州，结果温州成了中国托派最活跃的地方。曾猛等甚至还领导过温州的制伞业和针织业等手工业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成功。一时颇为热闹。周覆锵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长大的。

　　1927年4月周覆锵出生在温州一个商人家庭里，家境殷实，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是在读中学时，他认识了在温州浙东第三临时中学任教的周仁生。周仁生1940年加入托派，是温州地区托派的领导人，1945年冬天他在温州发起成立了托派组织马克思主义挺进社。他家境贫寒，为人谦和，厦门大学毕业后长期担任教师。他知识渊博，工作非常刻苦，对学生热忱关怀，对自己的理想与事业无限忠诚。他一直宣称，马克思主义挺进社的宗旨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只是选择的方式与共产党不同。但是青年人哪里晓得这么多！何况周仁生以后还担任过共产党海潡县的宣传部长！一些参加过马克思主义挺进社活动的青年学生，还以为这些活动都是共产党组织发起的呢。

　　周覆锵深深为周仁生的人品所折服。他听从周仁生的意见，1947年1月跟随周仁生来到了上海，并在当年7月考取了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那是一所由著名教育家董任坚为校长的学校，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学教师。也是在这一年的三四月间，一天周仁生对他讲：“上海现在有一个哲学班，每周日的上午，由陈人白教授主讲。你愿意去听听吗？”周覆锵非常高兴。于是周仁生便带着他来到了位于山海关路上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听陈人白教授讲课，连续了将近一年时间。

　　陈人白，50多岁，讲一口很难听懂的湖南话，但口才很好，讲课时几乎不用翻讲稿。一堂课下来稍加整理就是一篇论文。他用烟斗吸烟，不吸时空烟斗也端在手里，显得风度翩翩。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欧伯，后来才知道欧伯就是大名鼎鼎的彭述之，在中共四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中共党的第二号人物。当时是中国托派多数派的领袖。听课的学员约为50人，多为青年人，每人手捧一本英文书，对外称之为英文补习班。1947年夏天，育才中学的哲学班搬迁到海宁路今国际电影院边上一条小弄堂内的大公小学里，这时讲座已经有了培养干部的性质，内容也从一般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到着重讲述托洛茨基理论与托派的历史。也就是这一年的7日，周覆锵加入了托派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了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

　　当时，中国革命风起云涌，在周覆锵就读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里，虽然也有少数反动学生，也有国民党的组织，但大多数同学都倾向革命，倾向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非常活跃。而加入托派的只有周覆锵、周仪、伍恭圣3人，而且都是温州人，此外还有一个女同学叫钱慧初，她是一个托派的同情者，以后成了周覆锵的妻子。托派人数稀少，但他们反对蒋介石，要求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因而他们实际上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覆锵不仅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学生自治会的成员，还负责主编《师专新闻》，是进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横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进行了疯狂的镇压。4月25日半夜，国民党特务在全市进行了大搜捕。单上海师专就抓走了15人，其中包括了周覆锵、周仪和钱慧初3人。26日下午，这些被抓的学生集中送到达人中学（今建国西路上的上海监察局）关押，总数多达300多人。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这些学生是要统统被枪毙的，但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巧妙地把这件事通过知名人士严独鹤先生捅到了报纸上，同时将被捕的352位学生名单都登在了大公报上，结果舆论大哗！许多教授联名抗议，许多学生家长到警察局要求领回自己的孩子。此刻解放军摧枯拉朽已经在向上海进发，国民党当局害怕了，于是，从5月23日起先后放人，300多个学生一个没杀。但是也是在4月底被秘密逮捕的上海交大学生穆汉祥与史霄雯却被枪杀了，成了上海解放前夕最后几位牺牲了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

　　新中国诞生，周覆锵还没从兴奋中转过神来，就被当作送给斯大林的祭品关入了大牢。他被送到内蒙古平安沼劳教，一去就是30多年……

新中国诞生了。周覆锵非常兴奋，因为这毕竟也是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们几个残留在上海的托派总还想做一点事情，于是就聚在一起出版了一本油印的小刊物，起名叫《学习》。意思就是说托派不能老是拘泥于过去的历史情节，纠缠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究竟是陈独秀负责还是共产国际负责；更不要再去讨论中国革命应该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是走议会道路……新中国的建立，要学习点新的理论与新的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讲，还颇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哪想到《学习》仅出版了两期就被禁止了，而周覆锵也被逮捕了。

　　其实这一次周覆锵并不在逮捕人员的名单中。1949年10月下旬的一天，他到托派同志沈芸芳家里，原本是去商讨《学习》第3期出版的事宜，不料刚一跨进沈家门就被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逮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托派分子王国龙、赵养性、钱川、沈云芳等近10人。除了钱川与赵养性外，其他的人仅关了一天就都被释放了。在问起周覆锵的简历时，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学生运动在“4.25”被国民党逮捕并险些被杀害的事。那位公安人员动情地讲：你们托派也是共产党的朋友……当他听到“朋友”这两个字时心里涌上一股暖意，眼泪夺眶而出……那位公安人员又讲：出去以后你们再也不要聚在一起搞什么活动了，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周覆锵记住了。出了拘留所，他将自己的妻子钱慧初留在了上海，自己跑到厦门教书去了……但是好景不长，仅过了3年时间，在1952年12月22日，也就是斯大林72岁生日的第2天，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苏联对消耗日益巨大的抗美援朝的支援，将中国托派送上祭台。这一天的晚上，全国公安统一行动，将1000余名托派成员以及托派的同情者等一网打尽，统统关进了监狱。史称“大肃托”。根据毛泽东“一个不杀”的指示，经过审判，罪恶太大，无法量刑的4个人，即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鉴铜4人被定为“无法判决”终身关押；上文提到过的周仁生等8人被判无期徒刑；周覆锵毕竟年轻，又是在1947年才加入托派的，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他的妻子钱慧初仅是一个托派同情者，关了几个月就释放了，以后一直在上海第二女中教书。但是周覆锵牢狱中的生活远不如他的那些朋友们来得幸运。1954年4月，周覆锵从福州被押到南平，和早已从各地押来的犯人集合在一起，每人发了一套棉衣裤，说是要去劳改队。他们从南平坐车到上饶，然后换乘闷罐子火车就出发了。火车不紧不慢地一直向北开，将近开了一个星期才停下来。车门打开了，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们跳下火车，只见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原。这些从南国被押来的劳改犯们大多数从未见过大雪。他们踏雪而行，走了将近一小时，才见到一块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地，里面有10多个工棚，一个工棚住100个人的一个小队。经过几天休整，领导召集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向他们宣布说：这里是内蒙古的集宁，整个工棚1000余人统称内蒙古第14管教支队第5大队。他们的工作是修筑一条从集宁到二连的铁路。

　　劳动是极其艰苦的，当时很少有大型的筑路机械，修筑铁路基本上都依靠人扛肩挑，劳改犯从事的就是这种最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从土坑里挖取土石，然后挑上100多斤重的担子爬到堤顶筑路基，一二个小时才能休息一次。周覆锵从未干过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几天下来手挖破了，肩压肿了。但他好在年轻，咬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

　　然而更大的苦闷和压力是来自心灵上的。被送到内蒙古来劳改的托派仅周覆锵与赵养性两人。到了1955年底，他从集宁调到包头修包白铁路时，赵养性的中队依然留在集宁，于是整个劳改农场托派仅他一个人。1954年春当周覆锵被送来劳改时，领导上就关照过他：对外不能说自己是什么托派分子，只能称自己是反革命。于是这位怀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梦想而参加托派的青年人，就彻底的与国民党的宪兵、特务、反动军官等混在一起了，对外统称为“反革命分子”。他很少与人交流说话，只是埋首劳动，支撑他生活下来的唯有信仰以及对远在上海妻儿的思念！最初几年他与妻儿音讯不通，生死两茫茫，他唯有将思念深埋在心底，用拼命劳动来麻醉自己，由于表现较好，而且又有文化，1957年冬天，周覆锵被领导看重作为工程技术人员，被押送到内蒙古更靠近漠北的保安沼劳改农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保安沼一待就是30年！   1959年12月22日，周覆锵服刑整整7年获释。其实他原先是有提前释放的机会的，也是那一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政府颁发了特赦令。一天农场的领导找到了他，对他说：“根据你在农场的表现，可以考虑特赦。但是你还有3个月就可以刑满释放了，特赦名额有限，就把机会留给别人了。”周覆锵答应了。那领导又说：“释放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周覆锵回答：“我想回上海。”那领导说：“哎，这事儿难办。你家在上海，但按政策，大城市的释放人员不能回去，只能在农场就业了，不过你可以把家属接来，也可以回家去探亲了。”就这样周覆锵就留了下来，先在劳改农场的水利组负责水利设计，后在学校里当老师，一直到1987年满60岁退休。但终于他可以与自己的妻子联系了。1960年春节他提出要回上海探亲，没有被批准。第二年他再提，依然没有被批准。不过领导同意可以让他的妻子来农场探亲。周覆锵写信告诉了钱慧初，钱慧初盼夫心切，毅然决定带着孩子跨越大半个中国到天寒地冻的漠北来探亲。他们母子俩一路上转了七八次火车，花了近一周的时间，总算到达了离农场还有40里路的江桥火车站，与在江桥火车站等了三天的周覆锵见了面。当晚住在了农场转运站，第二天一早坐农场运货的马车到农场，被安排住在了场部招待所

保安沼地区盛产大米，农场的农畜牧业都很发达，场部供应很好。当然这一切劳改犯是享受不到的。但周覆锵已是教员，农场领导得知钱慧初也是教师，有意将她留下来，就安排他们在干部食堂吃饭。当时全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上海的供应已很困难，钱慧初觉得在农场吃得比上海还要好……

　　从此周覆锵开始过上了候鸟般的生活。冬天保安沼天寒地冻，周覆锵从1962年开始获准可以回上海探亲。这也是他被关进监牢10余年第一次回上海探亲。他还回温州看望了多病的老父亲。而夏天钱慧初暑期较长，便千里迢迢到东北来寻夫。两人省吃俭用，小心翼翼地将钱都存了起来又扔在了千里铁道线上。“文化大革命”周覆锵被剥夺了回上海探亲的机会，但钱慧初还千方百计到东北来了三次，一直到1981年去世。

　　1987年冬，周覆锵退休，总算回到了上海，蜷缩在自己儿子的家里。从1949年他离开上海到厦门教书，1952年他在厦门被捕送到内蒙古服刑，那时他还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朝气勃勃，满怀救国救民、报效祖国的理想，回来时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所有的一切只因为他是一个参加托派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仅仅只有二年多时间的托派分子。

　　他把郑超麟当做导师，细心协助他写作。近80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1、2、3卷，有他的贡献。他送别了郑超麟、周仁生等导师与战友，但他不知道谁会为他来送行……

　　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释放最后一批关押的托派郑超麟、黄鉴铜、蒋振东、喻守一等，同时统统将他们安置在上海闹中取静的石泉新村，一则便于管理，二则让他们互相之间有个照应。

　　郑超麟此刻已是年近八旬的垂垂老者。他背驼耳聋眼睛高度近视加上青光眼近乎半盲，但此刻到他去世的近20年间，却是他一生中著作最多的时期。1979年9月郑超麟胞弟的孙女郑晓方来到上海，为了照顾他的生活，组织上把郑晓方的户口从漳平老家调到上海。1990年郑晓方上班以后，白天他的生活写作与外界联系等诸多事宜都由他的追随者与学生李培负责。1993年9月李培因病去世。郑超麟获悉极为悲哀：“李培死了，我也完了。”他在《悼李培》一文中写道：生活上的困难可用雇请佣人解决，但政治上的帮助就无人可代替了……周仁生获悉郑超麟的情况，心中非常忧虑，就打电话与周覆锵商量，让托派中仅剩的不多几个人中最年轻的周覆锵去帮助郑老，于是周覆锵就开始走入了郑家。

　　早在1947年秋天，周覆锵就和他的几个青年朋友在虹口公园见过郑超麟。郑超麟循循善诱，详细回答了这些年轻人提出的问题，表达了一个中国托派开创者对后辈的无限期望。在周覆锵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理论修养很高，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人。1987年周覆锵回到上海，才又和李培、沈云芳等一道到石泉新村见了一次郑老，总体感觉他的思想依然是那么敏锐，只是身体大不如前。而从1993年起，一直到1998年8月1日郑超麟以98岁的高龄去世，周覆锵就成了他的助手，成了他的耳朵、眼睛与手，帮助他接待来访者，替他处理来往信件，给他读书读报，帮助他查找文献资料，替他抄录稿件……而笔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与他相识的。

　　郑超麟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长达8万字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原先这篇文章叫做《最后的论文》，意思是他有生之年最后的著作了。周覆锵对他讲：“最后的论文”不妥，你还是会活下去的，同样也是会不断写下去的。于是郑超麟便将它重新起了名。他把初写成的原稿交给周覆锵，周覆锵便断断续续着手整理，每完成一章就送郑老校阅。他用放大镜看着，逐字逐句审核修订，还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内容，再由周覆锵抄录完成。到1997年底只整理完成了前4章。1998年元旦，郑超麟病重入院，他自以为不治了，便在病榻上嘱咐周覆锵说：“就算是我的遗嘱，我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就交给你整理了，以后如能发表，一定要说明，前4章是经由本人亲自审定的，后几十章根据手稿整理，本人来不及审核了。”

　　经医生会诊检查，确诊郑超麟已是肝癌晚期，考虑到他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还是以保守疗法为妥。于是开了药，将郑老送回家静养。此刻郑超麟身边的人都已经知道他来日无多。周覆锵于是放下手中的其它一切工作，加紧整理郑老《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论文，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要知道此刻他也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他每周整理出二章送郑老校阅修改，然后再细细抄写完稿。终于在1998年4月15日郑超麟98岁生日的时候完成了全部文稿。以后郑超麟又悄悄作了些补充修改，直至病重昏迷送入医院……《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真的成了他“最后的论文”。

　　1998年8月1日，郑超麟去世，5日上海市政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告别会。周覆锵望着这位20年代初叶就加入共产党、曾参加过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中共早期领导人、1931年5月与陈独秀一同创建中国托派的老人，百味交集，无限感慨。他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郑超麟乃至自己这艰难曲折的一生！

　　以后的日子，周覆锵在寂寞与淡淡的悲愁中度过。他送别了周仁生、赵清音、王国龙……有的是他的师长，有的与他素未相识，但他知道：这些死者都是与他有着共同信仰，而又蒙受着同样苦难的人，但是他又有些惆怅，以后又会有谁来替他送行呢？1952年“大肃托”时，全国托派总共只有一千余人，60年过去了，活在中国大陆的托派恐怕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2003年3月，周覆锵曾陪笔者到温州拜访几位当时尚在人世的托派。火车在杭嘉湖平原上不紧不慢地行驶着，我们俩在车上闲聊，突然周覆锵对我说：我是在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目的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新中国，为此还差一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我是这么热爱自己的国家，我在监狱与劳改农场几乎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总不会是一个反革命吧！我望着他刻满皱纹的苍老的脸，无言以对！是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党史专家，没有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感兴趣；新中国成立都60多年了，同样也没有多少人对当时用怎样的方式去夺取新中国感兴趣。托派是一个人数很少的派别，成立之初就争论不休，分裂为多数派与少数派。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同样的信仰，都想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创始人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只会写文章而没有什么行动，这些人蒙受了大半辈子的苦难，至今没有人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难道真的就让他们自生自灭？身上还带着历史的印记走入坟墓？

　　（本文摘自《世纪》2012年第1期，作者为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副总编，著有《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