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东生：我的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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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个教师，每当我们说当老师不好时，他总是会说，他是章家第十八代的教书匠，意思是我们应当接他的班。后来大哥、三姐和我都当了老师，可最终都离开了老师这个职业。父亲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后来老听三姐说起一件事，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伯，在县政府不知当了一个什么官，贪污了不少钱，被抓了起来，当时我父亲在南昌教书。后来，县里就派人去对我父亲说，如果他回南城县教书，大伯就可以从监狱里放出来。父亲为了哥哥就只好放弃在南昌当校长的职务，回到了南城教书。（省城——县城）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55年，父亲调到江西师范学院物理系教书，父亲带了二哥到南昌，我同母亲、三姐过了一段时期才到南昌。我们是坐汽车去的，半路上停车时，还遇到火车，那长长的庞然大物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父亲傍晚会去散步。有一次他牵着我的手带我去散步，实际上也就是逛街。牵着父亲的手，我心里痒痒的，感到十分地幸福，父亲只带我逛过一次街，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三反五反”不久，我们家又搬到江西师范学院的南区，那里是一排排的平房。那时记忆中家里只有父亲、母亲、二哥和三姐。一天，二哥、三姐上学去了，父亲也不在，只有母亲在家。我一个人觉得十分无聊，那时自来水装在两家后门的中间，母亲在那儿洗衣服，洗完后，母亲就拿了几块饼干给我，让我到外面去玩，我高兴地拿着饼干就出去玩了。玩了不久回来，只见我家围了不少人，都在从窗口上朝里看。一个人对我说，你妈妈自杀了，她用刀砍了自己的颈子。我一听，吓得哭了起来。口里不停地叫着“妈妈！”可门却开不了，里面被死死地栓住了。后来来了一辆救护车，踢开门把妈妈送去了医院。过了几天，父亲带我们几个去医院看母亲，母亲的刀砍得不深，被抢救了过来。母亲见我们去了，不知是内疚还是不好意思，她把脸背过去，颈部的纱布还可见到斑斑的血迹。父亲和我们可能都没有说什么话，静得只听到母亲的抽泣声。不久母亲就出院了，过了几天，天还未亮，我突然被父亲凄惨的叫声吓醒，他当时是在喊：“来人哪！”并拉亮了电灯。我们都慌乱地起了床，只见母亲吊在窗框上。母亲这次没有活过来。当我看见黑漆的大棺材放在房间中间，我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恐惧。那年，我刚好六岁。

　　对母亲的死的原因，父亲从未对我们子女提起，后来只是零星地从二姐和大哥的嘴里知道一些，一说是母亲精神出了问题，还有一说是母亲的两个哥哥都被镇压了，这对她打击非常大，而自己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父亲又在学院里被集中学习，不能回家。这些对她的打击太大，她承受不了，所以就采取了这种激烈的行为。不过我觉得这有点可疑，虽然我很小，但我觉得母亲还是很正常的，除自杀以外，她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是我父亲的原因，可父亲已经回家来了，她为何还要第二次去自杀呢？这是我一直纳闷的地方，也是对她们的解释有疑的地方。如果父亲在，他可能还了解一些实情，可父亲也到母亲那儿去了，所以母亲为什么自杀，在我心里依然是个谜，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对母亲的印象虽然随着时光渐渐地变得模糊，但却不会消失，因为她已深深地植根在我心中。

　　母亲去世后，我变得更没有人管束，整天在外面跑，经常和别的孩子打架、翻墙、上树去抓知了，成了真正的野孩子。到了夏天，浑身晒得黑漆漆的，就象个非洲小孩。当时的野，可能在整个师范学院的宿舍区，都出了名，是个没人管的孩子。

　　由于在外面野惯了，第一天上课闷在教室里就很不适应。第二天我就逃学了，没有去上课，在外面玩时被父亲抓住了。记忆中，父亲并没有责备我，只是把我带回了学校。现在一想起，我也十分地纳闷，父亲为何没有骂我，是因为母亲不在了，自己的失职而引起的内疚？这真是个谜。

　　因为天天只知道在外面玩，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所以很难体会到父亲当时的心情。直到我为人父之后，回想起小时家里的一系列变故：母亲自杀，大姐和二哥都是精神病患者。我想，父亲当时肯定是十分痛苦的。而他的痛苦还不止于此，他没有人倾诉，对我们在家的几个子女，从来在精神上没有什么交流，更不可能有什么倾诉，内心的痛苦得不到渲泻，那痛苦就会象一座不断堆积的大山，深深地重重地压在心上，可父亲并没有被压倒，只是沉默着。我记得他老是用报纸卷成一个圆筒，朝天上四处张望，不知想在天上发现什么，我虽然奇怪，但也从未问过父亲。要么就是把他的那只老怀表，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有一段时间，还自己制作放大镜。更多的是喝酒，喝酒大概是他麻醉自己，忘记现实的一种方法。这些只是我为人父之后，才渐渐地意识到父亲的痛苦。

　　父亲当时也有些疑心病，他老是怀疑住在我家旁边的一个人是专门监视他的，那人老爱咳嗽，所以他很痛恨咳嗽的人。连学生在课堂上咳嗽，他也会大声训斥。因为父亲年青时加入过国民党，大概是26年，后来又退了党。据此分析，父亲年青时也有过政治抱负的，可后来又失望了。到一九四六年，他又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三青团的辅导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父亲曾参加了国民党，那当时这真是象一个晴天霹雳把我震呆了。那时候，讲的就是成份，自己如果有了这种出身，那就会属于另类，并且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来。因为有这段经历，受人监督是很自然的。那时候天天讲阶级斗争，父亲随时都可能被打入阶级敌人的队伍中，而且人们的阶级斗争觉悟都挺高，要这样做也是必然的。想不到父亲就是过着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时不时的一场运动，稍稍平静的心又要沉重起来。而我当时对此，却一无所知。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民族是一场灾难，而我当时却是很快乐的。当时师范学院还有一个“8.11”事件。因为工作组要撤出该院，我读书的附中和师院是同一个工作组，学生当时运动的起因是：工作组走了，那些“走资派”牛鬼蛇神就会纷纷出来翻案，就搞了个黑帮大游行。那是夏天，气温36度以上，师院有一个红场，以用来溜冰用的，那地方经过日晒后，地面温度少说也有80度。因为小时我夏天常打赤脚，都从来不敢走上那片红场，一走上去，脚就会烫起血泡。疯狂的学生们就让那些六、七十岁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教授们用光膝盖跪在红场上，颈子上挂着大牌子，双手要高高的举起。一会，就有几个教授倒下，膝盖上的皮粘在红场上，腿血糊糊。学生们看见教授们倒下了，还用脚去踢，骂他们是装死，而有四个人当场就停止了呼吸。

　　令我奇怪的是，我父亲却没有被揪，而且也一直没有见到有什么大字报，虽然我对此十分地担心。虽然当时到处看热闹，但却没有留下那种痛入肺腑的失去亲人的印象，对此也就印象平淡了。
　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家，只见家门口围了不少人，走近一看，是二哥吊死在绳子上。我走过去摸摸二哥的鼻息，已经停止呼吸了。我当时一点也没害怕的感觉，只是心里觉得悲伤。他死时只有二十二岁，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来到这个世界打了一转，然后消失在虚无中。

　　父亲那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灯一直亮着，他呆呆地坐在那张藤椅上，不时地，慢慢地叹一口气，仿佛想将心里的悲苦都吐出来。我时睡时醒，看见石雕似的父亲，心里也很痛苦。

　　5月10号从梅岭回到家里，这时又开始了双四查运动。平静了这么久的父亲，突然被宣布为特务，历史反革命，这次运动是专门针对那些历史上有问题的。父亲的特长就是在无线电方面，这很容易被人们同特务联系上，因为当时同台湾的联系就是靠电台。父亲可能是为了避嫌，他装的收音机，是从来不用发射管的，因为只有发射管才能将信号发射出去，这种电子管要公安局的证明才能够买到。父亲也从不给别人修收音机，有一次，我们校长的收音机坏了，让我带给父亲去修，父亲一听立即就拒绝了。我当时很奇怪，只好又将校长的收音机又搬了回去。父亲就是这么谨慎，可还是被打成了特务，我们家也被抄了。当时，我是有一种大祸将临之感。这时三姐从广东湛江回到了家里。她65年考到了广东湛江气象学校，她们那儿武斗也很激烈，她就逃回来躲避。

　　5月25日，中午，父亲从学校回来，身上满是伤痕，他已经是63岁的人了，他情绪非常低落，中午饭也没有吃，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当时我和父亲住一个房间，三姐就让我看着父亲。叫我不要出去玩，因为我从来都是在家里呆不住的。我呆了一会儿，觉得很难受，刚好有个同学来叫我去钓黄鳝，我就跟他走了。下午三点多钟，我往回走，很远就见青山湖边的高高的岸上站了一排人，而湖边上躺着一个人，我心里立即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吞吞吐吐地说“那湖边死掉的好像是你爸爸。”我只觉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阵发黑，不敢走近到湖边，立即跑回家，见到父亲留下的遗书，大哭了一场：

　　无穷无尽的问题实在难以答出，只有一死了之。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父绝笔 5.25.

　　在父亲死去的地方，我曾经救过三条人命，而现在父亲却死在那，按照迷信的说法，因为水鬼要投生，所以要抓人顶替，而我却几次坏了水鬼的事，所以他要来报复我。这也是后来才想起这些事，每当一想起，我就不免疑惑，当初该不该救人，这迷信是不是有道理。但对父亲，心里总是有愧。

　　我对父亲的理解，也是过了几十年，成了人父之后。父亲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是很苦的：丧妻、丧子、大女儿得精神病，他曾是国民党员，在当时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环境中，心理上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他心里一定是苦闷的，可他又无人倾诉，他很少同子女交流，我基本上没有见过他怨天怨地，就是哀声叹气也很少，他只是默默地支持着这个家，希望我们快成人，能自力。所以三姐没考高中，而是考了中专学校，当时我刚好初中毕业，他也让我去报中专学校。他唯一的排遣方式，可能就是喝酒，有一段时间他天天喝酒，那一段时间，可能是父亲最苦闷的时候，可我当时，只知在外面玩，一点也不理解这一切。后来父亲不知为何又把酒戒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现在，我也不知自己能读懂父亲多少。

　　我认为父亲是一个诚实、善良、正直、谦虚的知识分子，他从来不弄虚作假，他的无线电技术在大学里是公认一流的，2000年我替儿子办第三代入江师大附中的证明时，看到了父亲的档案，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多少懂得一点无线电技术。”他不求名不求利，想平静地过完自己一生，但却碰到一个不平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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