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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何家栋，曾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经济学周报》总编辑。2006年去世。
被采访人：王光美，刘少奇夫人。2006年去世。
关于《四十四天——刘少奇回乡记》遗稿的说明
王光美采访记录《四十四天——刘少奇回乡记》，是我已故的岳父何家栋于1983年完成的一份采访手记。那时候，他作为20多年的右派分子，刚从山东平反回到北京没几年，还在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任上，十分繁忙，但在我的印象中，对这份稿子，他是下了大工夫的，先是陪同王光美到湖南一趟，熟悉乡情，一路上记录当事人回忆，回来后就是废寝忘食、颇费斟酌地写作，并多次与王光美交流，又几易其稿。可惜的是，后来这篇长文居然没出版，成了废稿，枉费了一番心血。据说是少奇同志的一个女儿认为文章语言太平淡，没有反映出作为国家主席的应有风范，才弃之不用的。
老人故去后，遗稿全部送与朋友，这篇文章我们作为亲属的都没有留存，仅存记忆而已。去年（2011年）10月，岳父辞世5周年的日子里，在与他的一个老友闲谈中，这位老人找出来一份这件原稿的打印件，赠送与我，我就把这份打印件用电脑录入下来。在录入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这份被废弃的以被采访人为第一人称所夹叙夹议的采访记录，内容非常之好，可以说真实平易，接近生活，内容丰富，是值得阅读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也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珍贵记录。
有两点，我觉得是这份采访录的可读之处。
第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1961年的宁乡之行，是中共党史上值得重视的一笔，因为建国以来，还没有别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能有如此长时间地深入基层农村考察，作如此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凋零破败的时候，这44天调查研究，更具有它特殊的历史意义。从采访录中我们可以读到50年前的干群关系与党内风气，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国家主席与最基层的村干部之间的碰撞与互动，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与化解，官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些场景的细节记录，在今天读来可以说是无法想象、难以置信的，但却是50年前党内生活的原生态写照。如果我们今天能沿袭当年的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贴近群众，那眼下的社会风气与干群关系，又何至如此遭人诟病呢？
第二，“知屋漏者在下，知政失者在野”。有党史研究者认为，刘少奇在湖南宁乡老家蹲点44天，其间的所思所想，正是成为后来他与毛泽东发生争执与分歧的一个政治纠结。因为中共的领导层人人皆知，刘少奇有这44天的宁乡蹲点，而毛泽东却从未蹲过点。之后，又有了王光美蹲点的“桃园经验”。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向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讲话中曾说，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这段期间，刘还反复强调，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四清的发言权。刘少奇的这些话本是对下面人说的，但到了极度敏感的毛泽东那里，却有了影射之嫌。到了这年12月毛泽东71岁生日，他在自定名单请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时，直接批评“有人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毛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话。”可见，共和国主席夫妇的先后蹲点之行，给他们自己后来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有鉴于此，特将这份原始材料披露于世，供有识之士参考。
——韩三洲于2012年春节
序篇
一九六一年春天，是一个阴暗的春天。连续两年工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物质缺乏，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困难。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形势是严峻的。虽然国民经济已经开始调整，但是，真正复苏还需要时间。人们怀着忍耐、等待、期望的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年。
自从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路线泛滥全国。不久，毛主席和中央就觉察到这些问题，并且领导全党努力纠正。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主席又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因而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在人们心头又蒙上一层阴影。
少奇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当选国家主席的。他受命于危难之中，知道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沉重。记得选举那天，等他回到家里，工作人员和家人出来迎接，同他握手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神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理解他的心情，担任一个伟大国家的元首，不仅意味着荣誉，而且意味着责任。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感到忧虑多于欢快是理所当然的。
在同少奇相处的日子里，我并没有感到他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太缺乏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缺乏幽默感。他平时沉默寡言，过于严肃，常使人望而却步。他看文件的效率不算高，一份文件他常要反复看多遍，才敢批上意见。对任何问题，是就是，非就非，很难有迂回的余地。但他的确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倡的东西，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他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能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他以为在共产党内，人人都应如此，也必定是如此。他相信这一点，几乎到了执迷的程度。薄一波同志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担任党支部书记，确凿知道陈伯达写了自首书。出狱后，他向少奇反映这一情况，少奇就问陈伯达有无此事，说：“对党必须诚实，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组织相信你说的话。”陈伯达不承认有，少奇就相信了。一波同志说：“你不能这样算完了。”少奇说：“伯达年轻，他不承认就算了。他工作能干，又能写，不要细究了。”当初一个小小的陈伯达，后来成了党的大祸害。回首往事，薄一波感慨万分：“这是少奇一大错误。他保了陈伯达，陈伯达反过来又害了那么多人，还害死了他。”少奇是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瞒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与忧虑。他常从好的愿望出发，去观察人和对待人，碰上陈伯达这样的两面派，就无可奈何。所以，在一次晚会上，毛主席向我提起他要退居二线让少奇主持工作时，我感到很意外，我说：“主席，这恐怕不行吧？少奇有些迟钝，不像您那么敏锐，恐怕干不好。”主席说：“我脑子有毛病，一着急就疼。”当时国家正面临着许多困难，正是需要少奇挺身而出尽自己最大的责任的时候，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在出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少奇不负所托，他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同志一起，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方针，实现了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的那样：“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持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令人惋惜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打断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国家又被拖回危险的深渊。
少奇这个人工作起来是不要命的。他像一头负重的骆驼，在干旱酷热的沙漠里，昂着头，阔步向前。即使风暴来了，被沙砾掩没，也不惊慌，挣扎着爬起来，一步一步，继续奔向既定的目标。这种临难不苟的品格，也许是从青年时代就养成的。他具有细致缜密的组织才能，不尚空谈，不事喧哗，总是脚踏实地去干。听说一九二二年安源罢工运动中，李立三同志因为开展活动引起反动派的注目，工人怕敌人迫害他，把他藏起来，一天换好几个地方。拉到一个地方，睡不到半小时，又拉走，后来藏到山后的砖瓦窑里。因此就没有人出面同资本家谈判了。这时，主席说工人起来了，立三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去和他一起搞。少奇就出面任工人总代表，面对反动军警的枪刺慷慨陈词，工人们赞他“一身是胆”，而他在工作总结中则责备自己“懒散”、“过于审慎”。 罢工胜利后，他又着手建立纠察团、消费合作社、建筑演讲厅，扩充工人补习学校，还在安源创办了第一所党校。当时，“二七”罢工被残酷镇压下去，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在一片黑暗中，安源工会靠少奇苦心经营却做出了“光明的事业”。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了。一夜之间，几十万工人同时宣布罢工。但是，人是要吃饭的。少奇立即通过各种渠道筹集捐款，向有困难的工人发放救济金，使罢工得以坚持数月之久。繁重的工作摧毁了他的健康，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几乎丧命。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被推上第一线，也许他是承担了自己力不胜任的任务。阿基米德曾经放言：“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共产党人找到了这个支点，这就是人民群众。他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尽管他有些不安，却没有失去信心。
少奇说自己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在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一个贫穷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心中是没有数的。他说过：“农民与小生产如何集体化，同主席有距离，但主席提出实行合作化的主张，又确实觉得高明，令人折服。”只是他后来发现，不是任何集体经济都能发展生产的。如果干部不劳动，又多占，那就不是一个保长，而是几十个保长。再加上责任制实行得不好，征购太多，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经济就不能发展生产。集体经济比单干优越，是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的。但他自己也有“急于求成”的心理，看到快就高兴，就支持。一九五八年，他到河北、河南、江苏视察，一路走马观花，人家说粮食多得吃不了，他也相信。甚至说有七八年就赶上美国了。因为据说美国每人只有粮食两千斤，而我们居然达到一千九百斤。高兴了几天，原来都是假的。他终于意识到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把好事全做完。
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过去。一九六○年冬天，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一九六一年三月中旬，毛主席提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当时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正在北京开会解决安徽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有鉴于此，建议分南北两片开会，以免徒劳往返。毛主席开了一句玩笑：“好嘛，就开个分裂的会议。”这样一来，不好再持异议，便都去了广州。
少奇在会上发言说道，这几年调查研究工作减弱，造成目前被动局面。如果做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毛主席非常赞赏这个意见，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少奇便先走一步，四月一日，从广州到湖南，开始了历时四十四天的农村考察。
往事历历如绘，一切恍如昨日。他严谨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与群众共甘苦的精神，使人经久难忘。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时时浮现在眼前。他没有离开我们。他的骨灰已撒向大海，无穷无尽的思念，也恰像大海一样深沉。
四月一日
少奇是建国后第三次来长沙。上次是一九五七年三月下旬，在毛主席作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那时匈牙利事件刚刚发生，我们国内也有些反应，少奇到长沙、株洲一些工厂摸情况，了解人民内部存在一些什么矛盾。但时间紧迫，来去匆匆。当时有些中学生不能继续升学，工厂住房拥挤是很普遍的现象。针对一些具体情况，他提出过一些应急办法，例如也主张上山下乡，来解决青年学生就业问题；或采取“自建公助”的办法，解决工人的住房困难问题等。
长沙，在少奇生活中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一九一六年，他背着小小的行李卷，从宁乡徒步走到省城，投考长郡中学和第一中学，均被录取。后来听说望麓园宁乡驻省中学招二年级插班生，他又去应考，亦被录取。这里的校长曾在宁乡玉潭中学任过教师，伙食费也便宜些，少奇便选择了这个学校。一九一七年冬天，他顶替六哥云亭一个朋友刘丰生的名字，以第一名的身份考进湖南陆军讲武堂，不料军阀混战，讲武堂被捣毁了。也是这一年，他是用刘丰生的名字与第一个妻子周氏结婚的。为了取得一张中学毕业文凭，他不得不到十字岭一家私立学校“育才中学”去插班。他在省城前后度过三年时光。这是充满幻想、希望、追求的三年。在这里，他第一次朦朦胧胧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看到了蔡锷、黄兴（也曾是宁乡中学的教师）的灵柩运抵湘江码头而为之凄然泪下。他参加了盛极一时勤工俭学运动，一九二一年春，靠六哥借贷的三百块银元，才得以与任弼时、肖劲光等人一起，从上海搭乘邮轮，奔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他从苏联回来不久，上海党中央把他分配回湖南，在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会面。九月十日，少奇奉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指示，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今天，他又回来了。他无暇穿街走巷去寻访往昔的足迹，青春年华随着岁月流逝，两鬓已添上一绺绺白发，也来不及探问亲朋故旧的下落，在蓉园稍事休息之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就来向少奇汇报了。
这两年，在“左”的影响下，湖南省也折腾得厉害，伤了元气。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搞得人人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也许湖南同志汇报的时候，正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们态度拘谨，言语闪烁。我这个秘书，只记了些数字。但少奇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不插话，也不提问，只是接连不断地抽烟，浓浓的烟雾几乎把他包围了。他惯常吸“大前门”牌子的烟，一天至少一包。我觉得少奇是体谅同志们的苦衷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说粮食过关了，下边就到处放卫星，你说一大二公好，下边就这也大办那也大办；上边说亩产八百斤是左派，下边就说亩产七百斤是右倾。下边有几个袋子，是用来对付上边来的领导的，你要什么，他就掏什么，像变魔术一样。少奇下车伊始，就感到湖南领导人不敢讲真实情况。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调查到什么情况？少奇知道靠汇报是听不出名堂的，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
这次回宁乡炭子冲看看，是想了解灾情、民情，到底形势如何、是大好还是不太好？群众都在想什么？我感到湖南也有一股不敢说真话之风，如何叫人说真话，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也要调查研究。回老家可能是一个好办法，家里有一些亲戚、熟人，或许给你说真话。解放初期，我特约了几名农村通讯员，给我反映情况，不知为什么，这几年也不同我联系了。
张平化同志说，省里组织了一个工作队，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队长，已经先去花明楼。这次由省公安厅长李强负责安全保卫和生活接待工作。住宿地在花明楼公社，都安排好了。
“我来蹲点，既是私访，也是公访，不要影响省委工作，瑞山同志不要去了。”少奇停顿了一下，又点上一支烟，说：“这次调查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穿布衣，背被包，自带柴米油盐，自备碗筷用具，睡铺板，铺茅草，人要少，一切轻装简行，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不这样，就无法兴起调查研究之风。”
人们散去后，夜色已深。我陪少奇到室外散步。蓉园林木葱茏，还有大片大片的橘子树，偶尔传来几声布谷鸟的叫声，园林更显得幽静。我并不喜欢离群索居的生活，还是人多些、热闹些好。紧张的生活节奏会使人精神振奋。
四月二日
上午，张平化、李强同志来到住处商量下乡的细节安排。当时，宁乡属于湘潭地区管辖，地委书记华国锋也来蓉园看望少奇。李强已去过花明楼，公社腾出十六间房，还从长沙运去沙发、床铺和日用器具，名义上是省委工作队李瑞山来住，但群众纷纷猜测是少奇要回去。少奇本要悄悄回炭子冲，先找知近的人做过调查再露面，如果声张出去，一些亲友跑来看望，就没法子工作了。占那么多房屋、摆那么大排场，尤其不妥。他回乡是工作需要，不是为了衣锦还乡，炫耀富贵。因此，少奇又一次交代，如果回炭子冲不便，就住在老百姓家里，省委谁也不必去。李强作向导，我们三个人乘一辆吉普车就够了。 话尽管这样说，但出发时吉普车里还是多了一个女同胞。少奇以为是医生，李强说，是省里派来照顾光美同志的。少奇苦笑了一下，似乎无可奈何，但还是说话了：“事情这么多，派人陪什么？明天回去吧！”他们事前并没有打招呼，我感到尴尬，哪有秘书还用秘书来照顾的道理！
李强是山西大同人，一九三六年参加薄一波同志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年代就做公安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下，这个关云长的老乡就在湘江之滨落地生根了。他高高的个儿，四方大脸，颇有武士之风。
“到湖南生活习惯吗？”少奇关切地问。
“多年了，习惯了。”
我想，他第一次吃大米，可能同少奇第一次吃面食的滋味差不多。
宁乡距长沙六十五里。一路上，少奇心事重重，一眼望去，都是荒山秃岭，看不到春天的气象，水塘干枯，田里看不到人影。少奇指点着窗外：“过去这里都是林山林海，虎豹出没，现在都光了，破坏了生态平衡，不仅野兽不能存身，水土流失也无法控制，如何不闹灾荒呢？”
公路边有座墙上用白灰刷了一条标语：“刘主席万岁！”少奇皱皱眉头：“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怎么搞这些名堂？”李强忙着解释说：“这是您当选国家主席时群众自己写的。宁乡写得多，其他地方也有。”少奇说：“赶快洗掉，赶快洗掉。我们只有毛主席万岁，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叫万岁！”
当车子转弯开到花明楼的时候，少奇下车看了一下山，还看了路。他依稀记得小时候在城里读书，常走这条路。“星期六回家，布袜子套草鞋，一路飞跑，到家正是午后茶时。”
临时安排少奇住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街上很冷清，因为省委、地委的工作队来了许多天，炭子冲情况不明，大概是省里担心群众知道少奇回来了，说不定会包围他要粮食。回到自己家乡，却不能同乡亲见面，这是我意想不到的。省里对近在咫尺的地方不甚了解，也使人啼笑皆非。少奇似乎不太介意，因为大家是好心，怕你被动，但丝毫没有回家乡的那种喜悦，眉头锁得紧紧的，在屋里踱着步。
天正落雨，淅沥有声。下了吉普车，少奇撑开雨伞，在前引路，穿过一道烂泥田埂，走过堤身，来到一座大院，有个妇女在屋檐下洗衣服，田里有几个农民披着蓑衣在插秧，谁也没有留心来了什么人。门前有一株高大的香椿树，枝叶浓密，在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的浪潮中，它居然幸存下来，真是个奇迹。我们在树下避雨，忽然看见门楼上有三个醒目的大字——“万猪场”。
“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猪场能养万头猪。宁乡有了万猪场，可还没的肉吃！”少奇苦笑着说。
“这里以前是乡公所，”李强忙着介绍说，“后来提倡大养其猪，把户养的猪集中起来办猪场，最多不过三百头，不久都死光了。”
“拨点款养些母猪才好。”少奇说，“现在是春天，容易打猪草。”
我们歇息的屋子是原来的饲料库，清扫得很干净。外间摆一张方桌，四条板凳，两把椅子，里面一张条桌，放着一盏煤油灯，还有一张“太师椅”，木板床铺的稻草，倒也简便。窗户是敞开的，灯火在冷风中摇曳，空旷的屋子更显得落寞了。工作人员住在厢房里，我向同来的炊事员郝苗师傅说，入乡随俗，这里的群众无油吃，咱们也不要炒菜。这似乎给郝苗出了个难题，但晚饭时他仍独出心裁地给少奇煮了一小碗蛋羹。
雨天出门不便。饭后，少奇在走廊上漫步，旁边小院里似乎还住有人家，一个穿黑衣服的妇女探头看看我们，就把门关上了。我冷得打哆嗦，正巧，李强给我们送来了军大衣。
往年这时候，也许是村子里最活跃的时候，炊烟四起，牛羊入栏，鸡鸭归笼，猪叫狗咬，该多热闹。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只觉得冷冷清清，像置身孤岛荒原，惟有如泣如诉的淅沥雨声……
四月三日～七日
省里作出极严格的规定，不许透露少奇到来的消息，就连宁乡县委书记到了东湖塘公社也不清楚谁来了。李强如临深渊，心情特别紧张，惟恐出什么事故。据说，这里社会治安不好，小偷小摸成风，看禾场的偷稻谷，偷红薯，彼此心照不宣，你拿我也拿，只瞒着工作队；山上树，园中竹，你砍我也砍。还有会道门活动，稀奇古怪的谣言，敌情严重。
少奇却认为是庸人自扰。一次，少奇听了汇报后说：“社员随便拿东西，不要说是偷。一说偷，就把人归到坏人一边了。小拿小摸成风，一个原因是肚子有点饿，拿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平二调成了风气，公社大队拿社员的东西，社员也就拿公家的东西，拿别人的东西。公社大队既不尊重社员所有制，社员就会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这种风气是上边造成的，不是社员造成的。要巩固集体所有制，必须保护个人所有权。”
大概是我们住下的第二天，在长沙天华大队蹲点的胡绩伟同志来向少奇反映食堂问题。他是中央工作组副组长，搞了一大本材料。食堂的弊端，少奇早有所闻。有主张办的，有赞成散的。有干部说，食堂确有优越性，因为打钟开饭，出工齐，好管理，能治调皮捣蛋的人，不听话，好，不开饭！而且，湘潭地委书记还说过办不办食堂是大是大非问题，所以，宁乡对于解散食堂想都不敢想。其实资本主义国家也搞家务劳动社会化，办食堂办托儿所。在马克思以前，就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办公社、办新村嘛！现在，我们有的同志比他们还执迷，宁肯勒紧裤带，也不愿放弃食堂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的“阵地”。
“我们许多同志都吃了不懂装懂的亏。”少奇无限感慨地说，“既然不懂，就要虚心，胆子不要那么大。不懂，又要装好汉，情况不明，决心大，是要闯祸的。”
少奇问“六十条”（指《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讨论过没有，群众有什么反映。胡绩伟回答：“群众说，就是拿六十条来试我们的心，可不能说真话。”
原来群众怕引蛇出洞！如果政策失去连续性，天天变，越快越好，还以为这是“不断革命”，群众自然疑虑丛生。一句话，失去的信任不是几篇演说就能挽回的。
一天下午，少奇要出去走走，围着大院从大门到山上走了一阵，又到东湖塘公社看了山林、水田和群众的住房。见到的人都是愁眉不展，面带病容。少奇说，以前田埂上坡坎上都点种蚕豆豌豆，现在都搞绝了。他小时候进城读书，这路上树木遮天蔽日，飞禽走兽，清溪流泉，令人心旷神怡。如今毁得这么惨，就像到了戈壁荒滩。他望着远山顶上似乎有座寺院，说：“这是狮顾寺吧？从前狮子盘桓的地方，都是大森林，现在小鸟筑巢恐怕都找不到一个树枝了。”
村边有座屋子往外冒烟，我推门钻了进去，一个妇女守着火塘煎药，火塘上悬挂着一根竹竿，挂着一个水吊子。我不等主人邀请，就搬个竹凳子坐了下来，想攀谈几句。我问她给谁煎药？家里几口人？孩子是不是上学了？她把头一摇：“听不懂！”里面有个男人问：“谁呀？”这妇女唧唧呱呱嚷了几句，抽身往屋后去了。这无疑宣告我是不受欢迎的人。这人家四壁萧索，不喂猪，不养鸡，还有病人，日子该怎么过呢？难怪她看见公家人要冒火，不打扁担就算客气了。
少奇比我乐观，虽然有一种无形的墙把我们与群众隔绝开来，整个生活气氛也是令人不快的，但丝毫没有失去信心。
“这点困难不算什么，政策对了头，形势会好转。”少奇说：“我在一九二一年到过苏联，那时列宁还在世，我在莫斯科是看了一年的。一九三○年我又到苏联住了一年，这一年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间，是斯大林领导的，我也看过。他们的情形和我们比起来严重得多。”
一九二一年春天，少奇和任弼时等几十个青年团员，从上海到海参崴，经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少奇是组长，领导着这个小组，他们坐火车走了三个月，才到莫斯科。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是烧木柴的，有时候还要乘客到山里搬运木柴，火车才能继续行走。有时候领不到面包，只好饿两天肚子。他们一到火车站，围起来的尽是要饭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情形也不见得好。市场没有东西卖。少奇是抽烟的，买一包烟好困难呀！要开条子到秘密商店，才能买一包。他是外国人，才享受到这一点优待。街上饭馆的食品，都发了臭，有个中餐馆，因为消灭资本主义，也关门了。 “就是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他们的困难，他们发生的问题，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所发生的后果，比我们大得多。”少奇这样作着比较。“他们那时有他们的困难，我们客观条件比他们好些，所以我们也应该好一些。我想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不出一点偏差，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曾经想过，苏联犯过错误，我们可以不犯了吧？现在看来，人家的经验还是人家的，你还没有经验，你要搞，你还得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经验，倒没有犯严重错误。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有了一点经验，反而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不少负责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精神。”
商业部副部长杨波同志也在这里做调查，碰到的难题也是一大堆。目前农村有三条商业系统，国营商店、供销社、自由市场。但是，农产品收购不上来，农民有肉有蛋也不肯交给国营商店，愿意拿到自由市场去卖。因为国营商店拿不出东西，许多凭证供应的物品，到不了农民手里。杨波汇报的时候说，没有人主张取消自由市场，他担心再搞下去，会产生暴发户。
“这有什么要紧呢？无非是多了几个资产阶级分子。”少奇明确地回答。“即使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也不要怕。社会上有点资产阶级分子也好，这些人积极得很，很会钻空子，可以弥补我们的缺陷。资产阶级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不要怕资产阶级泛滥。甚至有些人开地下工厂，也不要怕，除了他们骗人之外，他们生产的东西，总是人民需要的。”
社会生活已作出回答，当初被目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是割社会主义的肉。人类原来就有尾巴，并不是造物主割掉的，而是发展进化的结果。几个月的胎儿，都有很长的尾巴，在发育成熟之后，尾巴也自然消失。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我们受到了惩罚。我们是有过教训的。然而，形势略有好转，有人便要情不自禁地学堂吉诃德手持长矛同风车决战了。他们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懂得经济基础搞好了也会促进人们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唯心主义的迷魂阵呢？
四月八日
几天离群索居的生活，使我难以适应。每天给少奇读文件，作摘记，把问题归纳起来，供他斟酌处理，也够忙的。只是一想起我们如同待在孙悟空画的禁圈里，越雷池一步会遇到妖精，心里便会觉得别扭。因为少奇来得匆促，这里没做准备，有些情况摸不清，省里的负责同志怕出意外，不敢贸然让我们同外面接触。少奇不愿给人出难题，决定借机会去韶山参观。
花明楼虽与韶山隔山相望，只隔几十里路，少奇却一直没有机会去过。临行前，李强准备打电话通知韶山做准备，少奇制止说：“不必准备，更不能招待。招待必有浪费，也有贪污，招待费这笔账，是一笔贪污浪费账。”
吉普车绕道经过炭子冲旧居门口，少奇不让停车，只在车里匆匆一瞥。我还没看清正门开在什么地方，车子就开过两旁长满冬茅的甬路。
晚上，中央调查组组长胡乔木同志来看少奇。他们下来一个多月，也到处遭遇阻力，没人敢说真话。在长沙天华大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湘潭望仙桥，在安化县同样如此。常常遇到这样的公社，这样的大队，他们护短，生怕你发现他们的缺点，你去调查，就搞一套假的给你。不经过曲折的斗争，就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韶山的情况要好一些，没有遭到破坏，社员的情绪也稳定。
“这是托毛主席的福啊！”少奇由衷地说。
少奇对毛主席的钦敬爱戴之情是发自内心的，常常以当好助手来自勉。他早年同毛主席接触不多，一九三二年冬天他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才有较深的体会。以后每逢重要关头，他都是同毛主席站在一起的。在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高峰的时候，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解除了毛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改由周恩来、李德、博古负责。毛主席休息养病去了。一直搞了好几年。遵义会议，少奇和多数同志都拥护毛主席重新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四五年“七大”开会时，王明拒绝承认错误，党的领袖问题还没有解决，少奇提议在党章中写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后来有的同志批评他搞“个人崇拜”，他很坦率地回答：“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太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邓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这完全不是为了哪一个人，更不是为了我个人。在革命队伍中间，个人的威望，若干个人的威信，跟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集体的威信，党的威信，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多少个人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信这一点来讲，无产阶级的威信长时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比如我们毛主席的威信，过去比不上蒋介石高嘛！在长时间里面，两个阶级的领袖是悬殊的，不把资产阶级的威信和它的领袖的威信打下去、把无产阶级的威信和它的领袖的威信提高，压倒它们，无产阶级就不能得到胜利。没有一个有威信的党，没有一个有威信的党的领袖、有威信的党中央委员会，想把党团结起来，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是不可能的。”
他是真诚的。他以为他是在拥护真理。但是，个人崇拜的发展，也造成消极后果。“人献给神的愈多，他留给自己的就愈少。”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庐山会议，他同样站在毛主席一边。虽然他认为彭德怀同志信中所说到的一些事情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同情彭德怀同志敢批“逆鳞”的勇气。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把一切错误归咎于一个人，是不公平的。而且，彭德怀同志信中指出的缺点与错误，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在一九五八年的郑州会议上已经发现了，并且采取了纠正措施，这次庐山会议也是纠“左”的，会议中间提出这些问题，就有可能造成党的分裂。
即使你是正确的，中央是错误的，你也不能违反纪律，要少数服从多数，不能闹分裂。如果分裂党，不如让错误路线搞一个时期还好一些，保持党的团结，慢慢地错误路线也会纠正的。
少奇这段话完全是真实思想的流露。我们可以责备他的迂阔，但不可以怀疑他的真诚。
四月九日
清晨，我被林中的鸟鸣闹醒了。少奇是习惯夜间工作的，回到家乡之后，人体的生物钟似乎又回到了往昔的节奏，今天，他也醒得特别早。我们一起到室外散步，穿过依山迤逦的长廊，来到一个山头，韶尖又神奇地映现在眼前，她身披金色的阳光，拖着轻纱一样的长裙，像在蓝天飞翔，又像在碧海遨游，更像妙龄少女凝眸含笑，冉冉而来。我完全迷向了，怎么也记不起那是进山的地方，难怪毛主席小时候从家中逃走，一天也没有转出韶山冲。少奇指点着说，山下是长冲，那被称为“韶”的小山，正和毛主席旧居相对。
少奇平日少有故园之思，这次过家门而不入，也没有流露眷恋之情。但也许是他性格内敛的缘故。记得毛主席在接见斯诺时说过，他看见群众欢呼致敬的场面，禁不住要想有多少真，多少假，多少怀有敌意，他念念不忘那个百分之五。而少奇在这种场合，往往想的是这些人要吃要穿，要学习要工作。因而心中如有重负。一个想着乱，一个想着治。正如技艺超群的演员喜欢弄险，而有自知之明的人多循规蹈矩。这种思想性格的差异，本来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早饭后，少奇去看毛主席旧居。我们走下山坡，过了一道小溪，上了大路。田里已经开始育秧了，水田飘散着热气，大路旁，田埂上，这里那里都开着紫的、黄的小花，像碎锦，像彩纸，像繁星，散满一地。有几辆载重车，往西边运水泥、木料，听说是修建滴水洞。毛主席旧居陈列室的工作人员在门前坪地迎候，少奇问了好，同大家握了手。他的目光突然停在堂屋上横挂的匾额“毛泽东同志故居”上，说：“这个‘故’字用得不妥。它有‘过去’和‘去世’的两种意思，毛主席健在，应该为‘旧’字。”其实，“故”改“旧”是我的意见，后来加在了少奇的身上。少奇回到故乡以后，真是回了家，看什么都亲切。“故”字改了以后，毛主席很高兴，我们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时，他说他知道了，大概是家乡的人告诉他的。
这是一所极普通的土砖结构农舍，它不同于北方农村的四合院，每间房屋都是相通的，室内的门特别多，采光通风不好，似乎很不宜居住。毛主席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后来在这里办了农运讲习所，建立起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大跃进年代他才回到故乡，相去几经三十二年。
“毛主席一家有五个人为革命牺牲，可谓一门忠烈。”少奇指着一张毛主席亲属合影介绍说，“二弟，三弟，妻子，妹妹。主席的母亲文夫人没有女儿，收养了主席的堂妹，这个妹子当过红军的师长，在作战中牺牲。还有岸英，主席的长子，在抗美援朝中牺牲，当时没敢对主席说，后来主席看到报上登了为岸英扫墓的消息才知道……”
少奇一边观看图片、旧物，一边为我讲解。惭愧，有的农村用具，我竟叫不上名字。
韶山环境保护得比较好，山上树木茂密，房屋整齐，旧房拆的很少，清扫得很干净，社员们体质健壮，精神焕发，都像安居乐业的样子。少奇处处留心看，高兴地说：“都像这样就好了！”随后又嘱咐李强：“回去对省委说，保护好韶山，如同维护毛主席的尊严。这里是国际观瞻所系，应该建设得更好些，特别要注意保护森林。”其间，安子文也来韶山，谈到主席的故居太特殊了。少奇讲，主席有国际影响，花点钱就花点钱，别人不要这样。
午后稍事休息，动身回长沙。少奇忽然想起一件事，就问李强：“郴州有个刘桂阳的女工，到北京那个贴反动标语的案件，你知道吧？”
“开始不知道。”李强回答。
“你是公安厅长，应该知道。”少奇说。
“案子发生了，把刘桂阳押回来，我才知道的。”李强说。“刘桂阳是衡阳县人，十八岁招工到郴州鲤鱼江电厂当工人，现年二十一岁。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二日请假回家探亲，见到父母亲患浮肿病，还有不少乡亲患病无法医治而死去，又听说姑母因生活困难投河自杀，她在一气之下写了十二张‘打倒、铲除、消灭人民公社’的反动标语，跑到天安门，就贴在中南海北门，贴了还叫执勤的卫兵来看。她说只贴了六张，还有几张要贴，她拿出一张给卫兵看，写的是‘毛主席啊，共产党啊！中央各首长啊！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到下面去看看人民的痛苦生活吧！’……”
“她还是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领导下去看看嘛！”少奇说，“这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
“是啊！”李强也说，“卫兵把她送公安部，经过审讯，情况属实，就通知我们派人带回，转送郴州。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七日，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五年，因她已经怀孕，便保释回家了。”
湖南省公安厅认为刘桂阳案可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公安部写了报告。少奇离京前看到这份报告，写了一段批语：“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处理意见，并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在认识上和做法上的错误。”为此，他很关心落实的情况。
“张平化同志和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同志亲自到鲤鱼江电厂，与厂里领导一起同刘桂阳谈了话，同时告诉厂领导要关心她，要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绝不能歧视。刘桂阳同志非常感动。”李强应对自如，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这几天混熟了，他也不那么拘束了。
少奇历来主张，在人民内部，要说服不要压服，要疏导不要堵截。一九五七年，有些地方出现了“闹事”。春天，少奇到各地视察，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工农兵学和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群众谈。记得在河南新乡，有家国营大工厂，因为任务缩减，调了一百多人到五金生产合作社去做钳工。厂领导工作草率，采取压服的办法，引起工人闹事，还定为“反革命事件”。少奇同志在火车上听了汇报，一言未发，到新乡后把有关干部、群众和闹事者代表找到车上，仔细询问了事情的原委，认真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他认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决定推翻原结论。他找来了当时处理这件事情的干部，耐心做说服工作，打通思想，让他们主动去平反。并告诉他们，能勇于改正错误的同志，只会赢得群众的更大信任，将来可以更好地进行工作。
少奇同志认为，当干群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或过高要求，也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至于群众的合理要求，如暂时不能满足，也应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说：“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
这几年，我们的工作中确有失误，“五风”对于农村的破坏相当严重，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坏人乘机捣乱是有的，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少奇一贯认为，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不清的时候，首先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亲属。可不能随便给人家扣反革命帽子。反革命应该越打越少，搞不好会越打越多。他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不要为手段而忘记目的。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他一生信守这个原则，至死不渝。
傍晚，车过湘潭市郊徐家泷，少奇提议下车看看。车子在街心停下来，少奇信步走进一屋场，看到一个木匠师傅在做活。少奇打招呼说：“好忙啊！”木匠只忙着干活，头也不抬。少奇凑到凳子上坐下来又问：“这是做什么呢？”木匠抬头一看，怔住了，好面熟！当他最后认出是少奇同志时，就手忙脚乱、大呼小叫起来，顷刻间跑进来十几个人，挤满了一屋。
木匠叫王运林，是在修门窗。少奇问他家几口人，屋够不够住。他说，办食堂把住房打乱了，有的屋拆了，有的屋有人住没人修。少奇听得入神，他却岔开话头让烟让茶，不肯多讲了。少奇看天色已晚，就出来到各户看望，听说严凤莲是食堂炊事员，就问：“食堂好不好？”她说：“蛮好！”问她是否吃得饱，有没有浮肿病，她就笑。似乎没听懂，又似乎说，这还用问？别看这些普通社员，会施展各种巧妙的手法，令职业外交官都瞠目结舌。
少奇听见另一个小屋有人呻吟，忙去看望。屋里光线很暗，我打开电筒走近床前，轻轻掀开被角，一股恶臭扑鼻。病人挣扎着说：“不用看，不用看，腿上生了恶疮。”少奇请随行医生留下来，给她好好治一治，病人的媳妇千恩万谢。
我们上路了。之前，少奇又到公社食堂看了一下，十分冷清，笼屉上都上了锁。晚来风急，寒气袭人，我裹着军大衣，倚窗而坐。强烈的灯光下，野鼠穿路而过，天黑了，这些小动物也四处觅食。
回到蓉园，已是晚上八点。张平化同志正在住处等候，大概他担心路上会出什么事情吧！ 四月十二日、十三日
天华大队是湖南省树立的红旗，据说不仅粮食持续增产，其他方面也搞得不错。中央调查组去了一个多月，熟悉情况。这个大队属于长沙县广福公社，位于公路线上不远，距长沙六十三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联系也方便，省委要求少奇去看看，解剖这只麻雀，对于指导全局，会更有意义。少奇宁乡之行，只短短几天，又同群众隔绝，即使得到一些肤浅的印象，也是不愉快的。满目荒凉，没有生机。他未尝不希望那是一个例外，多了解一些情况，可以作比较，这对于正确判断农村形势是有好处的。因此，少奇便欣然同意了。
这天突来寒潮，气温骤降，我们穿上军大衣，冒着五六级风出发。少奇不让省委另派人，仍留李强作向导。出了市区，少奇倚窗而望，一边观察来往行人，一边自言自语说：“这里比宁乡要好，田里有人干活，社员体质也不错。”可是，进入丘陵地带后，他忽然连声叹息：“森林破坏严重……”
窗外，光秃秃的山丘，飞闪而过，那里也许有过茂林修竹，瑶草琪花，仿佛遭到一把天火，一切都毁灭了，如今灰飞烟尽，只留下一个个丑陋的伤疤。
少奇招呼司机把车子开慢些，好仔细看看，山全都是光的，红壤土，没有植被。小高炉，大食堂，两个不肖子，把母亲大地的血髓都榨干了。她变得这样枯槁，这样衰老，令人心疼，也令人震惊。
“停下！”少奇的声音有些沙哑。他跳下车，又问：“这是什么地方？”
李强递上一幅自己绘制的地图，向少奇解释说，西边是黄花公社，我们停留的地方就是广福公社，离天华大队不远了。
旋风卷起灰尘，满天红雾，吹得人透不过气来。这里同宁乡多么相像。上车又走了一程到了王家塘地界。李强说这是大队所在地。少奇下车沿着田埂走到事先安排好的住处，那是三间的一套小房，堂屋做会议室，东边小屋做厨房，炊事员郝苗住在厨房里。西边小屋是卧室，用两条长凳架起两块门板，铺点稻草当床，这里的稻草都是从外地拉过来的。窗户挂块粗布挡风。
安营扎寨完毕，天也黑了。吃罢饭，少奇要看看别的同志住下没有，东询西问，才找到吴秘书，他住在一间柴房，没有床，打了个地铺，李强几个人住在一户人家的过道里。
“这里多冷，别冻病了。”我说。
“这里腾不出房，”李强实话实说，“社员一人合不到半间屋。”
有一个材料写着天华大队一人一间房，李强说，那是公社食堂化以前的数字，自从提倡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家家吃食堂，百分之六十的社员被动员搬出老屋场，这两年谁也不盖房，除了拆的、倒的，还征用一些办食堂、办托儿所，能剩一半就算好的了。
“让你们辛苦了，”少奇说，“眼前正是春耕农忙季节，我们搞调查，也要参加田间劳动，不要脱离群众。”
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同报纸上吹得那个天华大队，竟如此不同。这使我想起过去常常遇到的一种怪现象。其实，中央领导出外调查时，沿途接待的人就暗中互通声气，在这里谈过什么、问过什么，用电话通知下一站。明天到那个地方，他们就顺着你的口气说，按人家关照过的办。你在那里谈过技术革命，这里就请你参观技术革命的好典型；他们介绍过吃饭不要钱，我们来个锦上添花外加四菜一汤。你喜欢什么，就有什么。如果你不清醒，只有听凭这些导演的支配，去扮演官僚主义的角色，去跳这些好人设下的陷阱。他们全是好心，无丝毫恶意，只不过是为你提供一点“大好形势”的论据而已。这可不是无中生有，你都亲眼看到了嘛。好人做坏事，总是比坏人理直气壮的。这次到天华大队，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第二天上午，少奇约天华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谈话。看样子这个妇女很泼辣，颇有男子气，裤脚卷得高高的，像是犁了田才回来。她刚开始介绍大队的情况，大队总支委们也来了。彭梅秀说：“感谢刘主席下来帮助我们。”少奇说：“我是来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的。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
彭梅秀重又开始汇报了，她把数字记得烂熟，田地多少，人口多少，耕牛、池塘、灌溉面积、粮食产量、征购任务，都是脱口而出。还说群众在刮“共产风”中所受损失，已退赔百分之九十，在全县名列前茅。
“我在省里听了汇报，中央调查组也写了一大本。”少奇拿出那个本本笑着说，“你们确实有成绩，很辛苦。不过，当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存在的问题。否则，就会故步自封，成绩也不会发展。我想提出这个问题，请支部特别是彭梅秀同志好好考虑一下，因为你是领导。”
彭梅秀不做声，其他同志都望着她，座谈会冷了场。
“请同志们好好想想，”少奇说，“耽误你们一上午，回去晚了，怕食堂不给开饭，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下午听中央工作组汇报，少奇又拿出那个本本对胡绩伟同志说：“你们调查了一大本，看了，没有多少印象，对决定政策没有多大作用，如公共食堂、幼儿园、社办工业等等究竟应该怎么办，就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胡绩伟认为这批评一针见血。因为调查是根据汇报材料写的，调子是省委定的，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
“那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呢？”少奇说：“调查目的无非有三个，一是了解中央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比如现在公社实行的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等，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经实行的政策够不够，出现什么新情况，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使它完善。三是脑子里原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要积极发现新问题，提出应制定些什么新政策。”
散会的时候，少奇还再三嘱咐：“调查是个认识问题，只有认识清楚了，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实际弄不清楚，就没有地方出发了。”
四月十四日
“家丑不可外扬”，天华大队也未能免俗，他们护短，怕暴露缺点。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就向社员作了布置，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怕官就怕管”，谁敢乱说，自找麻烦？送来的总结报告，提出的问题倒也不少，生产队的规模办多大？超产量留几成好？口粮、种子归谁保管？开荒限额多少才妥当？屋前屋后空地留五丈还是留十丈？真是山高路长，哪一条都够你奔波几天。
不能再捉迷藏了。少奇让大家进行个别访问，到屋场找人谈心，下田帮助干活，看群众情绪如何，都想些什么？我也套上白大褂，背上药箱，同医生一起走家串户。
我的医药知识，只有“感冒可服用阿司匹林”的水平，而当时天华大队最流行的是浮肿病。有一位社员彭妹贞，病得奄奄一息，卧床不起，看她那憔悴的病容，像是刚从池塘里打捞上来的溺水的人，问她哪里难受，她连应答的力气都没有。用手指轻轻按腿，陷下一个坑。我同医生商量，能否给她注射一点葡萄糖？医生略有犹豫，因为葡萄糖在当时算是一种“贵重药物”，但还是注射了两针，救人要紧。当时在市场上买不到药，带去的也不多，所以医生也不愿给社员药，不给也不行，打不开局面。
“你觉得好些吗？”我问彭妹贞。
好久，彭妹贞才呻吟一声：“毛主席啊，救命的恩人。”
“不要紧，调养几天会好的。”我极力宽慰她，想给她煮点稀饭。可这个家一贫如洗，既找不到米，也找不到锅。
像彭妹贞这样的家庭，本来并无奢望，只要能安居乐业，无病无灾，就会感到满足。可是一个“吃饭不要钱”，闹得连温饱也不可得，历史巨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行走，谁也无法使它改变进程。还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就拼命去追求，便只能将无作为。天华大队的干部为了博取一点虚名，不得不瞒报产量。产量报得多，公粮随得多，仓谷送空了，就拿社员的口粮抵数，社员每餐只吃二两多米，有的家庭把饭打回家，再掺上糠壳、野菜、树皮来吃。彭妹贞要保丈夫出工，还得少吃一口。 当我们走到群众中间的时候，生活中的阴暗面就不断展开来。尽管人们躲闪回避，不肯倾心而谈，但他们一个眼神，一声叹息，都在表示着处境的艰难。我们这些“外来户”，有的挑着簸箕给田头送粪，有的去种菜园，也有的钻人堆，晒太阳取暖，把听到的片言只语串起来，粗略勾出了天华大队一幅不太清晰的图画。社员们说，食堂办起以后，勤人变成懒人，因为出工不出工，一样吃饭。干多干少一样吃，谁还愿干？他们说，食堂败山，只烧不栽，森林毁了，天华山成了秃山，再来栽树，成林还得二十年。他们说，食堂败屋败家，自己的房屋家具归了公，房屋不检修，倒塌的倒塌，家具也都拆散，当柴烧了。他们说，病人缺医少药，屋场天天死人，过了今天不知明天。下田的人，天天减少。再死下去，将无人下田，怎么得了啊？！
少奇也走访了附近的屋场，还看了社员的厕所、鸡窝、猪栏。他问“十二条”贯彻的情况，几乎无人能答复上来。我们的住地王家塘，全小队七十二人，共一个食堂，做饭、砍柴、整米、种菜、挑水、喂猪都是专人。全年后勤用工一千六百六十三个，占了生产队总工分的三分之一。对面的施家冲，十一户社员，过去分住九个屋场，办食堂后，把住在天华山、油铺湾、干塘坡的几户都硬迁到施家冲来，住房拥挤不说，冲里的零星田土荒废了，厕所、猪栏、热水氹少了，家肥、土杂肥也少了，家庭副业几乎一扫光。几个屋场挤在一处，天天闹纠纷。少奇说：“麻雀也要有个竹筒眼，人不安身，怎么安心呢？安居才能乐业。”
浮夸之风，祸国殃民。当然，也不能全怪报纸瞎吹，这是一种社会病态。一个浪潮涌来，把你卷进漩涡，尽管你不发昏，也很难挣扎出来。一九五八年，我参观过一个幸福院，十位老人，居然养了几千只鸡，一天下几千个蛋！天晓得是怎样抓来的。我们的生活真是太戏剧化了，好像还有人引证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劳动是戏剧化的。于是就有热心人画个花脸，穿上戏装，到田里扭来扭去。其实，你要调查食堂怎么办，总可以找到一些根据的，你要证明高指标是可行的，也必定会找到一些材料做论据。
“针往哪儿穿，线也往哪儿走。”端看你往哪儿下针。
下午三点钟，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同志来看望少奇。少奇同他们谈了很久，话题还是普遍存在的不敢讲真话之风。“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连话都不敢讲，又哪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我们一起去食堂吃了晚饭，添了两个菜，一个鸡蛋，还有一个人从田里捉了不少泥鳅，炒了一大盘。夜里十二点，他们才回长沙。（未完待续） | 
发表于 2014-2-13 18:2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