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历史研究》复刊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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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在“文革”后期复刊，目的是“批林批孔”，还是为了跟苏联辩论中苏边界问题？抑或兼而有之？“四人帮”在此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且听知情人的回忆
《历史研究》杂志于1954年创刊，1966年因“文革”爆发而停刊，1974年复刊后延续至今。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和权威性的史学刊物，它不仅反映着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是那段逝去岁月的时代掠影，体现着国家和民族跳动的脉搏。
“文革”末期的《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于1974年复刊，当年只出一期，文章目录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历史》、《农民反孔斗争史话》、《论曹操的法治路线》等等，均是诸如此类的文章。
其后的1975年至1976年，每期《历史研究》发表的内容大率如此。如1976年第三期目录：《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什么会变成走资派》、《历代关于商鞅变法的两派论争》、《政治谣言与篡权复辟》，等等。第四期目录：《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反修防修的锐利武器》、《第二国际的投降主义》、《论孔丘的反动“仁学”》、《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汪精卫》，等等。
像这样的所谓“历史研究”文章，今天看来真是惨不忍睹，说是史学，其实连史学的边都不沾；称之为典型“文革”风格的“大批判文章”，则名副其实。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倘若从历史的发展来回顾，无疑是十分自然的。因为那段时间虽已是“文革”末期，但恰恰是“四人帮”的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也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最为险恶的时期，报刊杂志自会深受其影响，而学术研究当然是连影子也谈不上。
但十分奇怪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在一片肃杀萧索之中，偶尔也会夹杂一两篇与此浑然不类的文章，像《试论原始公社末期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从我国古代神话探索天文学的起源》等，似乎都带有几分学术味道，也很少含有大批判内容，与其他纯粹的大批判文章明显不同。
何以如此？这样的文章在当时的环境中究竟是为什么以及怎样被刊出的？当时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幸读到陈铁健先生所撰《绿竹水南集》中的一段回忆，才恍然大悟：
1975年夏秋之际，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迟群主管的《历史研究》重新交还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原主编黎澍接管。他从近代史所借调丁守和、丁伟志、严四光、陈文桂和我到编辑部工作。我因无意做编辑而拖延了一段，去时已是初冬时节。不久，“反右倾翻案风”刮起来，《历史研究》在十分复杂而微妙的严峻形势中艰难行进。有时不免采取合法斗争手段，力争发表一点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紧张的气氛中，编辑部内部也不平静。我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对批邓反右“不感兴趣”，便被记上黑账。只因受到黎澍、丁伟志的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原来如此！原来我看到的“带有几分学术味道、与其他纯粹的大批判文章明显不同”的文章，都是在当时那样险恶形势下的编辑们，力图“采取合法斗争手段，力争发表一点有学术价值的文章”的努力的结果。而从其后陈铁健先生在“批邓反右”中挨整、又于不幸中而有幸“因受到黎澍、丁伟志的保护，才得幸免于难”的遭际中，亦不难看出这种努力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小环境背景。这种努力真是何等的不易和可钦可佩！却又是何等的无力和有限！它既体现了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不甘屈服于权势的可贵良知，也折射出恶势力肆虐的黑暗形势下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心境中的悲凉与无奈。
《历史研究》为什么在“文革”后期复刊
《历史研究》为什么在“文革”后期复刊？复刊之前和复刊以后与“四人帮”究竟有无关系，以及有着怎样的关系？由于被访者的地位和角色不同，陈述也很不相同。先看当时主持其事的曹青阳先生的讲述：
我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时间，是1974年8月24日到1976年1月底。当时是急如星火地把我找去。为什么《历史研究》要急于恢复，背景是什么？表面一个背景，实际上有另一个背景。表面的背景是批林批孔，实际的背景主要是跟苏联辩论中苏边界问题，三北边界，东北、西北、华北，当时这个是不能讲的。领导同志交的底以及后来我们组稿的重点、配备的顾问，让我主抓什么都是这个思路。因为各报刊都在批林批孔，没有必要专门搞个《历史研究》来批林批孔，从刊物出来之后的反响看也不是批林批孔。
当时要我限期出刊，那年的国庆节前必须要出刊。出刊前重头文章已经组织好了，余绳武的文章，讲中苏边界问题，那是重点文章，别的都是临时凑的东西。为了配合外交部，必须在国庆节前出来，这是给我的任务。
关于与“四人帮”的关系，曹青阳先生如是说：
这里有好多斗争，当时有两条线，“四人帮”是一条线，周总理是另一条线，李琦是周总理这条线，组织上针锋相对。当时这是跟苏联的关系，不能讲。我单独去见外交部的余湛，单独去见中联部的罗青长，都是讲国际斗争的事，这跟批林批孔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人都是周总理的班子。李琦主抓《历史研究》，不是迟群。李琦是周办副主任，后来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如果不是李琦主抓，我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因为我的顶头上司是李琦，不是迟群。“四人帮”想从组织上控制就两次，最明显，一次想夺权，一次想派人，都干掉了。这些对外我从来没讲。赶走朱××，李琦都害怕：“老曹，你胆子太大了，他搞到上边怎么办。”我说你别怕。我敢作敢当。
但其他一些人的说法就大不一样了。丁守和先生说：
关于1974年复刊的情况是这样的。“文革”后期，也就是1973年吧，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一种刊物，这不好，应该恢复几种。迟群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听到以后，捷足先登，从各地高校调来一批历史系教师筹备，于1974年恢复了《历史研究》，当年出了一期。
丁伟志先生是这样讲的：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的刊物只有一个没有停，就是《考古》，其余全停了。1974年批儒评法，突然要恢复《历史研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抓，把学部撇开了，具体是梁效抓，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不可能具体管刊物的事。从全国高等院校调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业务尖子，住在前门饭店，待遇极好。《历史研究》一复刊就轰动了，因为它要贯彻批儒评法，批《水浒》，评《红楼梦》，等等，实际是贯彻“四人帮”的政治意图。
那时《历史研究》完全是两报一刊，完全是他们（指“四人帮”）直接控制，没有一个说话的地方。但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当时“四人帮”还没有动，毛主席还在，不断发表最高指示。邓小平出来后，在高压下做这点动作，实在是难得很，表面上还得顺着，完全另搞一套还不行。先接过来，建立起阵地，再慢慢地做工作。实在是艰难。7、8、9三个月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整个大气候没有变，所以很困难。就这样接管下来了。所以胡绳说：黎澍是挺身而出。黎澍的贡献确实很大。
大概是唐山地震前后，姚文元派《人民日报》的记者偷偷地来，不是正式地来，到办公室，接待的是马力，要了解黎澍和各方面的联系，办刊上的一些敏感事情，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马力表现得非常好，顶回去了：我是普通工作人员，你要了解，办正式手续，找我们领导，通过组织关系，我不能随便说。一点情况也没有讲，然后向我们汇报此事。
再看宁可先生的说法：
《历史研究》复刊以后，我看稿子主要是把政治关，政治上不要出任何问题，要送梁效审查。……我去梁效送稿子，交给8341部队一个姓李的人，名字我忘记了（李家宽），过几天他们打电话再叫我们拿回来，也没提什么意见，汤先生（指汤一介）他们更不提什么意见了，这些人后来连面也见不到了，稿子往会客室一送就走了。
那年夏天，迟群回到清华。四届人大以后，教育部由周荣鑫负责，曹青阳也调走了，到教育部当办公厅主任。《历史研究》由学部接过去了，黎澍又当主编，恢复了工作。人也换了。
社科院清理队伍，与“四人帮”有关系的叫7+2，7个是正式的，两个是外在的，我属于外在的。回到师范学院以后，和《历史研究》的关系就断了。但我虽然离开了，时不时还搞个关于我的材料。我就逐条答辩，哪条哪条不符合事实，开始调子很高，后来也就变了。也没什么结论，至少没告诉我。
说我的问题是，紧跟 “四人帮”，态度很厉害。比如在江青指挥下写唐代服装。我说不知道啊，江青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不是江青直接告诉我的，后来改成江青授意下。我说授意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是曹青阳布置的。
胡绳武先生则如是说：
（恢复《历史研究》）当时肯定与批苏修有关，从调人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调陈得芝、周维衍？这两个人都是搞历史地理的，画地图的，有关系，当时正和苏联谈判。肯定不完全是批林批孔。但那个时候在批林批孔，不能不批，这是主流。
曹青阳来了以后，我们当时定了几条，其中之一是：两报一刊的文章得转载，中央机关的刊物，《历史研究》怎能不转发呢。曹青阳来了以后，他把稿子送给梁效审，梁效从来不置可否，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也没改稿，也没退稿，就搁在那里，送是送，也不提意见，也不说哪篇好，哪篇不好。最近看到梁效的笔杆子范达人写的回忆录《梁效往事》，他那里讲道：恢复《历史研究》，让周一良做主编，范达人做副主编，梁效不放，我们（梁效）实际上成了《历史研究》的审稿单位。实际上他们一个字也没改过，一篇文章也没改过。
曹青阳脑子活，他要找靠山，你审不审，反正我送给你，曹青阳大概是这个主意。
一开始，江青好像对这个刊物还比较注意。我记得有一次她接见很多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人也去了。还有一次是毛主席送芒果，是曹青阳去的，带回一包芒果，说你们不要供了，你们就吃了吧。
迟群始终没给《历史研究》讲过一句话，也没有任何的意见。来过一次，是曹青阳拉来的，也没正式开会，坐一会儿，半个钟头就走了。
《历史研究》的主管是李琦，他管三个刊物，龚育之一个，甘子玉一个，《历史研究》一个。一两个月李琦召开一次会议，让我们汇报有什么问题，我和曹青阳去。李琪同志也没讲什么，就听听情况，发些什么东西。
还有一件事可能是江青插手的，有一次曹青阳带来一个题目：“唐代妇女服装”，他从哪里拿来的也不知道，好像是从梁效那里拿来的。这个怎么写呀。宁可、胡守为是搞隋唐的，正好金应熙来了，他也是陈寅恪的学生，让他在《历史研究》呆了一个月。他们三个人写“唐代妇女服装”，也没什么精神，就是给个题目，弄了一个多月，交不了卷。打这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人管了。现在回过头来想，这可能和江青有关，她要搞江青服，连衣裙。
再看金冲及先生的口述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刊物也停刊了。1974年复刊，1975年又归学部管，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又分两个阶段，1974年到1975年中是科教组管，1975年中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是学部管的。这两段历史怎样看？我好像得到一个印象，好像前一年是“四人帮”控制的，迟群控制的，后一年把权夺回来了。这段时间我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都没有我的份，我在旁边看，一点也没感觉到这两段有什么差别。
前面的一段是不是 “四人帮”控制，我到现在还存疑。
我当时还知道科教组分工管《历史研究》的是李琦，我们文献研究室的老主任，也好像听李琦说过，两三个月他们开一次会。那时3个刊物，一个是《历史研究》，胡绳武、曹青阳负责，一个是龚育之负责，《教育革命通讯》，一个是甘子玉负责，《自然科学争鸣》。李琦找他们开会，谈谈情况。究竟怎么管的，我也不知道。
那个时期刊物的内容主要侧重两个，一个是评法批儒，一个是反修边界问题。
曹青阳把稿件拿给梁效，梁效也没提什么意见，也没说过要发什么稿子。
我后来问过胡绳武：“迟群是怎么管的？”他说：我只见过迟群一次，是曹青阳把他拉来，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坐了半个小时，也没讲什么。稿子都是我们这些人弄的。
就是那么一些人在编，也没更具体的“四人帮”、迟群、梁效要怎么办，看不出来他们在那里管。
吴荣曾先生的回忆十分有意思：
江青是通过迟群控制《历史研究》的。迟群来前门饭店听汇报，我们很少发言，他讲一通。那时控制得很严。和其他几家嫡系，比如梁效、唐晓文（党校的写作班子）比，《历史研究》还是不行。上海的罗思鼎最厉害。《历史研究》是边缘，等于庶出。
当然，江青也很重视这个刊物，等于她手上的一个拳头。刚到前门饭店时，江青异想天开，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要求《历史研究》给她完成一个任务，写一篇关于唐代妇女服饰的文章。我们不知道她的目的何在，是通过曹青阳把任务布置下来的，要几个月的时间完成。我们不知道她的要求，也不知道怎么写。我一个，还调来了中山大学陈寅恪的弟子金应熙，我们也没有写出来。后来不了了之了。
迟群经常来，科教组军代表薛玉山来过一次。迟群下面就是曹青阳。迟群有什么想法通过曹青阳传达。我们当时就能感觉到，对《历史研究》的信任不如另外几家。
讲述得最为明晰的还是徐宗勉先生的回忆：
这些材料是黎澍交给我的，是关于1973年－1974年《历史研究》复刊交接的过程的材料。复刊是毛泽东1973年说的。这有一份黎澍记录的1973年5月19日驻学部军宣队传达的《毛主席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这是毛泽东在4月24日姚文元汇报工作时做的指示。听到传达以后，黎澍马上准备《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1973年6月5日，黎澍拟就了《〈历史研究〉杂志概况和复刊计划》。“计划”中说：“在听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恢复刊物的指示的传达以后，我们立即对《历史研究》杂志复刊问题进行了研究，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虑。”这份计划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情况，二是复刊的条件，三是复刊计划，四是对上级提出的要求。
复刊时间定在1974年1月，仍为双月刊。拟先恢复1964年停刊的内部刊物《外国史学动态》（月刊），“提供了解帝修反历史学动向的便利，为组织写反修文章准备条件。”1974年3月黎澍再次提出《关于〈历史研究〉杂志复刊问题的报告》。6月18日学部发出《关于恢复〈历史研究〉等刊物（给国务院科教组并请转报中央）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未见批复。其实复刊第一步是由国务院科教组做这个事情。1974年8月1日，科教组给姚文元写了《关于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的请示报告》，8月18日，姚文元批示同意。8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了（74）科教办字220号文件《关于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的通知》。通知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适应批林批孔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需要，在斗争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队伍的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史学阵地，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黎澍批注：“下面应加一句：兹将编辑出版计划通知如下”。
11月11日，科教组给姚文元写了《关于〈历史研究〉试刊号修改后正式出刊的请示报告》，13日姚文元批示，张春桥、江青圈阅。12月20日正式公开发行第一期。
黎澍是老编辑部的人，复刊时也征求了他的意见，但不是他负责。复刊的第二步是由科教组移交回学部。四届人大召开后，组成新的政府，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周说：《历史研究》怎么弄到教育部来了，还是回到学部吧。1975年8月学部领导小组组长林修德正式通知：《历史研究》将交回学部，要准备接手。9月4日晚，宁可访黎澍，说：《历史研究》经7个政治局委员批准，交学部接办。9月8日，李琦带同曹青阳正式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办理交接。就这样，刊物回到了学部。学部要黎澍做主编。
上述被采访的回忆者，无一例外都与《历史研究》复刊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因具体地位、角色的不同，所了解的内情并不一样，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自然其利害关系及立场便不一致，故口述的回忆也就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不但如心理学所说的“诿过”机制在其中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有些内容还难免有猜测的成分。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尽管存在较大的差异并有自我维护或猜测的成分，但所有讲述者所叙述的内容却可以连接成一个大致完整的整体，极少有截然相反南辕北辙的情况。
之所以如此，应当与被访者总体的群体素质和学者良知密切相关。
尚未发现《历史研究》被“四人帮”直接控制的确证
《历史研究》何以复刊，又是怎样复刊的？在此过程中“四人帮”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综合所有被访者的陈述，并在充分考虑具体情境的前提下对所陈述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历史研究》复刊的背景有两个，一是批林批孔，二是出于当时与苏联辩论中苏边界问题的现实需要；直接原因则是《毛主席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
第二，《历史研究》复刊之后的历史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74年到1975年中由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中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由中科院社会科学学部管。
第三，从《历史研究》开始酝酿复刊，“四人帮”便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刊物的工作，但这种介入基本上是间接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历史研究》被“四人帮”直接控制的确证。
第四，尽管有种种传闻猜测，但从总体上看，“四人帮”对《历史研究》并不十分看重，其地位远不如两报一刊。
综合其他材料，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上述归纳应当大致无误。
（作者为《历史研究》原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特聘教授，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本与历史”课题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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