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时代：关于目前“大饥荒”死亡人数争论的一个综述

yangharrylg

这个问题最近很火。 《开放时代》杂志搞去年11月搞了一次研讨会，讨论大饥荒的问题，网上流传有相应的录音整理文字。参会者既有到主张千万级别的曹树基，也有反过来主张“不到250万”的孙经先。文字的内容比较长，也可以看到两人直接的对话。（文中出现的相关论据均在文后的参考文献和推荐阅读中给出。）

以下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综述——

2007年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出版80万字的《墓碑》，其中认为“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600万”。这一数字，是走访各个地方查阅当地县志，当时的会议记录，作家的报告文学，走访当事人等方法得到材料后进行甄别加总得到的。其叙述方法与其记者出身的职业习惯很有关系（也有点像今天的吴晓波）。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把死亡数字还原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和人，和吴晓波一样，完成了“一种文学的叙事”，更直观，也更容易打动人。较之其他大饥荒的研究专著，这本书也收获了更大的影响力。

2011年，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上发表《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一文反对科尔、王维志、杨继绳、金辉、曹树基等为代表的研究和观点。

孙经先的主张在于：如果考虑“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之前，有大量的农村人员进城之后新报户口，而原户口没有被注销的话，在这三年之前，人口其实存在大量虚报；而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之后，这些新进城人员相继在其后的经济调整中遣返会原籍并注销了自己在城市的户籍，于是人口的虚报也就消除了。前后一加减，涉及的虚增人口数量约为1162万人上下。同时，“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之前已经存在没有注销的“已死亡人口”约750万人。再加上60年到62年从城市返回农村，在城市注销户籍而没有在农村新报户籍的1482万人。孙经先认为，三者合计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再用其他方法核算，他认为“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中的“营养性死亡”不到250万人。

这类观点的持有者，基本否认了饥荒有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需要说明的是，孙经先的数据来源是198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这个年鉴首次公布了中国人数总数，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有意思的是，金辉先生也是用这个来源，计算出“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人。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李若建（2012）在评价孙经先观点的时候，则说：

“1988年统计局和公安部联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这一迄今为止官方公布的全国性最全面的涉及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这本资料恰好公布了历年的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人数。孙经先如果仔细看过这些数据，就会发现，1956-1959年，全国净迁入774万人，1960年-1964年净迁出242万人。即便是把净迁入全部当成重报，虚报；净迁出全部当成重报虚报被注销，怎么也得不出孙经先的结论。”

其实在孙经先的书中，1988年这个《资料汇编》同样多次出现，但孙经先没有说这本资料汇编上给出的户口问题，多少有点刻意回避的意思。

比较这孙经先和杨继绳的主张，最大的特点在于：两者基本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对话，而是自说自话。可以说，两者根本没有什么能够相互对话的交集，也谈不上谁“反驳”谁的问题。孙经先的文章出来之后，以google scholar的结果看，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很少有人引用他的研究。同时，孙的论文的“简编版”，也就是新闻报道，在网上出现后被左派网友奉为圭臬，而被其他很多网友狂骂不止。

其后到去年年底，孙经先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8月23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这几篇文章开始把杨继绳的《墓碑》里的相关故事拿来做核实，并认为其中的故事存在大量的夸大和“不实之词”。具体而言，孙经先的批评在于杨文“记载错误”“把死亡人口总数当成饿死人口数”以及“不合常理”等方面。

可以说，两者终于在“一个频道”上对上了。孙经先的文章也引来了杨继绳的回应。杨继绳着重强调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语言环境，给出了“那个年代讲死了多少人就是在讲饿死多少人”“不合常理的可以再议”“记载错误的可以改正”等回应。杨继绳继而认为，孙的论述基本脱离了当时的历史。其后两人的文章也基本围绕这几点展开重复。

需要指出的是，在孙的专著里还是在孙发表的各个报刊文章上进行比较，作为人口虚报主要例证的山东省的数据在论文里没有出现，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出现了。而且这个数字的出处没有说明，应该说臆想的可能性很大。仔细查证孙经先的诸多论述，都存在与当时的历史史实不符的问题。交大的曹树基先生对孙经先的批评也主要在这个方面。目前的争论基本停在这里，孙经先是不断重复背自己的观点，其他人的批评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双方再次面临“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话”的问题。

而我自己对孙经先的专著的一点观感——孙经先号称“用高深的数学方法”计算了当时的“超线性死亡数”。翻看他的专著，这个分析做得其实很简单。拿1949年到1982年的死亡率（83年年鉴数据）列在excle表格上，然后让excle表格做个线性回归，推算出“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应然死亡率”，再算出那三年的“正常死亡人数”。把这个数字拿来，与经过他调整之后得到的人口死亡数字进行比较，得出“超线性死亡人数”死亡“少于250万人”的结论。至少我以看到这个分析时，觉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孙经先关于蒋振华的研究的批评，这个是孙的专著里另外一个出现大量数学内容的地方（一本书一共就这两处）。孙经先的书里没有完整说明蒋振华的研究方法，从孙的摘录中，可以看到的是蒋振华应该使用了数学上的最优化的方法讨论这个问题（蒋正华的研究目前仅有几篇简短的论文，并不能完整说明其研究内容，学界也一直在希望蒋正华能完整公布自己的研究过程）。

孙的批评里，有一条我觉得可以作为代表性的批评：

“在约束条件| x |< 2下求凸函数x2的最小值，这是一个典型的约束为开集的凸规划问题，这一问题显然有解x = 0，所以约束为开集的凸规划问题可应该说是不合理的。”

在我看来，x=0即使是满足等式的解，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口学意义，那么这个解就应当被舍去，蒋正华的处理方式也说不上“不合理”。所以这蒋正华和孙经先，也可以说是“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对话”。

今天来看，本来只是一个学术问题的“死亡人数研究”恍然间变成了个敏感的话题，这实在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公平展开。

参考文献和推荐阅读：

李若建：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探讨（地址被豆娘和谐，文章百度可得）
孙经先：“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http://www.jlpa.gov.cn/pinganwenhua/2013-08-27/992.html
“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http://www.guancha.cn/SunJingXian/2014_01_27_202758.shtml
《揭开三年自然灾害人口死亡真相》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s7AQeyy8toq3K98zT_NWAngeDHcuokQfd1sxgLHqiG0E34550d22y8Tgkq7zc-R8I09oWhiG6pTfim49LSai7NsNikOTIKDn-XzdK4spuu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r060628a.html
曹树基：关于三年大饥荒的不同回忆（地址被豆娘和谐，文章百度可得）
林蕴晖：ed2k://|file|[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6].林蕴晖 第2讲 三年大饥荒.rm|103250745|D94B3532638FD9EBE7E81627B6F1A441|/
杨继绳：驳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http://www.guancha.cn/YangJiSheng/2014_01_27_202791_s.shtml
《墓碑》全文下载http://pan.baidu.com/share/link?uk=1795718953&shareid=1512&fr=2388176117&fa=2388176117
《开放时代》杂志社举办的相关讨论：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73&aid=1782
吴晓波：《最困难的三年》http://blog.renren.com/blog/237759421/481635785?bfrom=01020110200
周其仁：和平年代罕见大饥荒的根源（地址被豆娘和谐，文章百度可得）
东夫：“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92330276
陈意新：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及饥荒的比较研究 http://zxm70987093.blog.163.com/blog/static/2555534220139316513414/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李隆虎 ：《浮肿病:大饥荒的医学化与社会控制》
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reference/zhoufeizhou/ZhouFeizhou2.pdf
天涯论坛：三年大饥荒没有造成大规模农民反抗的根本原因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4958-1.shtml

http://www.douban.com/note/32949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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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收到某网友的一点评论，我觉得蛮有意思，此处贴出评论和回应，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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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杨继绳处于靶子地位，应引用别的材料来佐证他，所以暂不列为信史。
2.死亡人数之争，不能沦为左右口水战，而是要立足现有数据、史料、研究，有理有据论辩，在数量级上达成公共共识。
3.理想中的综述，希望建立在对一手宏观数据和二手重要研究的深度处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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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1.《墓碑》出版后，时任中央党校教授的韩刚先生评价为：“史料价值非常高的一部著作。”我想作为“信史”也没什么问题。且不说其他那些不靠谱的批评，孙经先这个“看似靠谱”的批评：
（1）要么指责杨继绳的证据“不合常理”，这算什么批评？
（2）要么指责杨继绳错误引用材料（某干部在记录临夏自治州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时，笔误写成了“临夏市”，杨继绳照引），夸大事实（杨继绳说了，这个错误下一版改。这在我看来也不是什么“错误”，因为杨继绳在计算的时候，没有张冠李戴把“临夏市”和“临夏自治州”混成一块）；
（3）杨继绳引用某作家记叙某地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文章，孙经先说“没有县志或其他材料佐证”。这是在说“这个作家的数据是错误的！”么？如果不是，这又算什么批评呢？

所以，孙经先对杨继绳的批评其实是在质疑杨继绳的“动机”，但孙经先没有这么说，杨继绳也没这么回应。综述就不能这么写。因为算是明显偏袒杨继绳而不是在做综述了。文章中，我简单把两人的来回攻防提炼了出来，原文写的是“其后两人的文章也基本围绕这几点展开重复。"

这其实已经说了，双方并不任何对方的指责或者回应“买账”。一般说来，综述到这里就不能再写了，再写就是“夹带私货”了。

2.你说的这个问题在杨继绳、李若建、曹树基等人的研究里都已经做了综述，我在没有新的发现时，要写就是抄袭了。

我的文章题目也写了，是关于“争论”的综述，而不是关于“饿死了多少人”的综述。把各个争论的主要参与者都干了些什么写清楚就可以了。这文章不打算使读者“达成公共共识”，只求让多数不了解本次争论的人明白双方在吵什么，因为这才是现实的问题。要不然外行争论必然沦为意识形态之争。

3.这个应该说是第二点的重复吧？在诸多学者的曹树基的研究应该比较符合你的要求，推荐你看看；

4.关于我怎么判断这个数据，其实看完李若建先生的论文和《开放时代》的会议记录，我自己都觉得没谱到底怎么算这个数据合适。怎么说呢，材料看得越多，理解也就越深，也就越发不敢轻易给出我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了。所以列出参考和推荐文献令读者自己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