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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萍乡煤校系列之一、还原“火烧萍乡煤校”历史真相
上网输入“火烧萍乡煤校”字样搜索,有幸看到王文仲先生《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几点回忆》。本人对文革记者深怀敬意。文革时,一大批记者受毛主席党中央所托,不怕苦、不怕累,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直插基层文革第一线,调查研究、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及时向上汇报情况,当好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眼睛、耳朵和哨兵,为毛主席党中央解决各省各地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以解放军报记者、周总理联络员身份被派到江西的刘宝铭同志,曾到萍乡调查“火烧江西煤校事件”,虽然未曾谋面,他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的品质作风在广大群众中传为佳话。王记者谈到随刘同志亲到萍乡,更激起我的浓厚兴趣。看到《参加周总理接见和周总理被欺骗》一节,愈看愈不是滋味,作者的叙述尚显得平实可信,谈到火烧煤校的结果没有死人也算是事实,但主观推论到“造反派造谣欺骗周总理”、“周总理受骗错误处理江西问题”、“连累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领导蒙冤受屈”就差之千里了。在蒋家王朝心脏与蒋介石周旋几十年,当几亿人口的大国宰相几十年,与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大人物打交道几十年,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是那么好欺骗的吗?主流彻底否定文革,造反派成了洪水猛兽、青面獠牙。自作孽,不可饶;泼脏水,不地道。造反派真的造谣欺骗总理了吗?
无独有偶,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苏多寿、刘开汶共同编撰的《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文》(2001年版)有火烧煤校专页,查阅须付币,未得见真容,网页显示的主题词竟是:“1967年7月,造反派火烧江西煤校”。那时的萍乡煤校就叫江西煤校,现名“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明明是在武装部鼻子底下,保守派组织“萍总”调动上千人武斗围攻并纵火焚烧煤校教学大楼,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巨大损伤,咋就变成了造反派火烧煤校了呢?难道历史可以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你有权力政治上可以否定文革,可以夸赞保守派烧得好,烧死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妖魔鬼怪越多越解恨,但不能把“保守派火烧煤校”的事实篡改成“造反派火烧煤校”。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总书记主政,感到单纯否定造反派有“搞派性”之嫌,还不算彻底否定文革,发明一个新创意: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实质都是造反派。于是给保守派带上了造反派的帽子,凡文革中发生的“坏事”、“罪行”,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让造反派万劫不复!该不是党史的作者从中汲取了灵感,才大胆创新了呢!
文革中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江西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支持了保守派组织——江西“联络总站”,这是被周总理直接认定、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萍乡煤校明明是江西省军区支持的“联络总站”下属萍乡保守组织“萍总”放火烧的,怎么在权威的江西党史里变成造反派火烧萍乡煤校了呢?
记得后来“彻底否定文革”,江西省委上报经胡耀邦任总书记的党中央批准,撤销了毛主席时党中央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省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红六条),为当时支持保守组织、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省军区负责人平反昭雪。那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省军区负责人也变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抵制林彪四人帮的英雄人物。时代变了,形势变了,与时俱进了,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变了,同一件事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其实对那时的省军区负责人,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了被群众批判一下,顶多挪一挪地方,该当什么官还照样做什么官。平反归平反,昭雪归昭雪,但事实是事实,真相是真相,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难道还能张冠李戴、歪曲篡改、捏造谎言、贼喊捉贼吗?
“1967年7月,造反派火烧萍乡煤校”,时间、地点、动词、宾语均没错,只是主语错了。应该是:1967年7月13日晚8时25分,江西省军区少数负责人操控、支持的保守组织“联络总站”麾下“萍总”(全称江西萍乡矿务局保卫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放火烧了萍乡煤校教学大楼(楼内驻有江西“大联筹”属下萍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的革命造反派和萍乡“市红司”的红卫兵小将)。简言之,保守派放火烧了驻有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的萍乡煤校教学大楼。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真相,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也是历史真理。若是造反派火烧萍乡煤校,岂不是造反派自己放火烧自己,再嫁祸保守派,欺骗毛主席和周总理。这正是“萍总”的代表当时在周总理面前竭力狡辩企图达到的目的,却被把“火烧萍乡煤校”当做麻雀认真解剖的周总理用调查得来的客观事实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
文革记者王文仲回忆记述了周总理处理江西问题时有关火烧萍乡煤校的零星片段,加上随总理的联络员刘宝铭亲赴萍乡调查的个别结论,断言周总理受了造反派的欺骗,冤枉了支持操纵“联络总站”保守组织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负责人,甚至蒙蔽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错误地批发了处理江西问题的“红六条”,使之含冤受屈十多年,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平反昭雪。以王文仲记者当时的身份地位,应能知道调查火烧萍乡煤校的全部结论,知道周总理处理火烧萍乡煤校的全部过程,这些在当时都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的、是当着两派四方——省党政领导、省军区和两派群众的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的,哪像粉碎四人帮后为撤销毛主席批准、周总理主持制定的“红六条”而发的中央文件,规定文件只在县团级以上干部中宣读,不传达到群众,以利局势“稳定”。前后两相比较,谁相信群众、谁忽悠群众,谁光明正大、谁偷偷摸摸害怕阳光?不是一目了然、经纬分明了吗!
王文仲先生的回忆为什么不谈“萍总”是怎么围攻萍乡煤校的?萍乡煤校教学大楼是谁烧的?教学大楼里住了多少人,这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又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陷入火海、落入虎口、经受磨难又逃脱魔掌的?大火燃烧的过程中,近在呎尺的市人武部都做了什么?谁破坏火烧煤校现场,企图掩盖真相的?谁千方百计、贼喊捉贼、栽赃嫁祸于人又阻挠总理所派调查组调查真相的?面对头戴矿帽、手持棍棒梭镖的暴徒重重围困,面对浓烟滚滚熊熊燃烧的冲天大火,你能想象晚饭粒米未进的红卫兵小将是怎么度过那短暂却又漫长的几个小时煎熬的吗?开始阶段,尽管被断水断电,凭自备发电机还可以向铁路机务段的战友们通报情况,及时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后来,火势窜上三楼、直上房顶,发电机毁了,唯一联络外界的通道断了。最后,楼顶爆裂了,火光冲天而起,映红了整个煤城。为了逃生,小将们悬绳而下,绳子断了,小将们从三楼直接跳下,可等待他们的,不单是硬实的地面和摔伤的危险,更多的是萍总暴徒的棍棒和抓捕。接踵而来的还有“萍总”、公安“前卫”、市人武部沆瀣一气炮制出的“红卫兵自己烧自己”的慌言诽谤和逼供信以及对事实真相信息的封锁。坚守在铁路机务段的造反派战友们,眼睁睁看着教学大楼在火光中化为灰烬,数百个曾经生龙活虎的战友生死未卜、活不见人、死未见尸,个个义愤填膺、欲哭无泪、欲救不能,仅仅通过前去救火却被阻隔在外围的革命群众目睹耳闻得到一些不完整且无法核实的信息。以致事后近两个月,才知道当场被“萍总”抓走106人,分别被关押在鸡冠山垦殖场、南坑公社、市委、市人武部,少则4天,多则10天才在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支左部队干预下重获自由。有数十人在楼上战友的掩护下,在周围革命群众的帮助下,侥幸逃出魔掌。高坑矿一名造反派欧阳福竟是头一天入驻大楼,第二天火烧煤校,当时从三楼西侧跳下,混乱中向西滑下一个斜坡,进入萍乡体育场(拆迁改商城),碰上供电所暴徒堵截,急中生智装作追赶造反派受伤,迷惑了对方侥幸逃了出来。那晚,还有几十人守卫东侧,火势漫上屋顶,他们果断拆除桁架檩条,切断火路,保留了大楼仅余下来的八间教室,晚十一点多,暴徒退走,在机务段造反派的劝说和接应下撤离守卫一个多月的阵地。造反派来自萍乡四面八方,都是普通家庭的子女,大家原来互不相识,为了一个共同革命信念,走到一起来了,没有登记造册,相互叫不出姓名,据说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看望守在大楼里的姐姐,竟摊上火烧煤校的事,不知道她们怎么逃出虎口的。即便事后近两个月,仍有5人下落不明。
说到这里,基本可以肯定火烧煤校造成的后果中没有烧死人。难道这就是文革记者王文仲先生所说造反派欺骗了周总理,冤枉了江西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根据吗?看看周总理处理江西问题的八次讲话记录,正直无私、正派公道、经验丰富、聪明睿智、认真负责、追根究底、实事求是、心中装着劳动大众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耸立我们面前,能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的吗?组织上居于弱势“乌合之众”似的造反派在政治上代表革命、进步、光明、正义,自不会栽赃陷害保守派,更不会欺骗周总理;倒是由地方诸侯权力支持的“萍总”貌似强大、色厉内荏、恃强凌弱、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政治上代表保守、落后、阴暗、丑陋,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掩盖真相、栽赃陷害、强词夺理企图蒙骗过关,终究逃不过总理和以刘宝铭为组长的调查组的明察秋毫、火眼金睛。
围绕火烧煤校真相的争论不只是史实之争,它代表着肯定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垮台后批林整风,上自福州大区下至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有人提出翻案;批林批孔运动江西省“三全会”对此有深刻的揭露批判,翻案图谋破产;四人帮垮台后,又打着批判四人帮、彻底否定文革的旗号,再为火烧煤校事件翻案,王文仲的回忆文章,《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文》上的专页说明翻案梦想成真了。然而2008年5月18日萍乡日报第7版(文史连载)专栏《安源故事(15)》刊载了该校纪检干部撰写的“文革中的火烧煤校事件”,尽管他是站在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上,使用模糊造反派和保守派路线斗争实质的手法,但还是尊重历史史实,写出了“萍老总”围攻煤校、挑起武斗的真相,指明是“萍总”放火烧的。不啻自己人打了自己人一个嘴巴。好在保留历史真相的材料还在,亲身经历火烧煤校事件的两方人员还在,有人敢于出面证伪,不然真相石沉海底,谬种误导人世千年。
说一个开发商和农民工的故事。开发商看中了一农户住房的土地,欲夺为己有。乘农民夫妻外出打工之机,指使属下爪牙烧了房子,抓走逃生的老人和孩子,逼他们承认自己放的火。农民夫妻闻讯赶回,发现房子烧了,家里人活不见人,死没见尸。以放火杀人罪把那爪牙告到法院。后法官查明案情,解救出被扣押的人质,以纵火罪判了那爪牙的刑,责成开发商检讨管教不严失职之错。那爪牙对主子忠心不二,隐瞒受指使内幕(有人说,那开发商有钱有权有势,爪牙讲了也白搭,不如自己顶罪,等待出头之日)。果不然,在开发商努力下,那爪牙很快保释出狱。再后来法官换了人,开发商反诉到法院状告农民诬陷欺骗罪,明明没烧死人,那农夫却说爪牙杀了人,连带自己也受了委屈。新法官原本就是开发商发小同伙,立即复查宣判爪牙没杀人无罪,为受了委屈的开发商平反昭雪。读者看了,对照火烧煤校时各方各层的角色,自然会明白无疑。滑稽可笑吗,你能笑得出来吗?
这里推介一个人物,邱维范,南下干部,文革前15级,任萍矿武装部长。农民出身,文化不高,谈不上多高的马列水平。战争年代失去一只眼睛,据说并非敌人打瞎的,老百姓背后叫他邱瞎子,当面喊他邱部长,他大大咧咧,坦然面对,毫不介意。他工农干部,性格豪爽,哥们义气,脾气火爆。他军人历练,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身为武装部长,自然与市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关系密切。1967年3月,毛主席、党中央命令解放军支左,他在军方支持下,当上萍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主任,入掌萍矿党政财文大权。受军方领导思想路线和组织的影响,赤膊上阵积极支持“萍总”保守组织,把好端端的萍乡城搞得乌烟瘴气。他名义上没担任“萍总”任何职务,实际上却是“萍总”的“太上皇”、黑高参和武斗前线总指挥。那时的造反派和萍乡市民百姓提起他名字,恨得牙痒痒,要油炸他、枪崩他,大人哄吵闹的孩子,一提“萍老总”、“邱瞎子”,小孩立马不吭声了。他率众持枪上山“打游击”,被抓回后,坐了3年牢。70年出来先劳动,后被群众谅解“解放”,1973年后任萍矿六六一厂党委书记。粉碎四人帮,换成造反派进班房。一次到厂挨批判,我要守卫人员转告邱维范书记,班房里吃不饱,要管我吃顿饱饭。守卫是否转告,我不得而知,但中午饱餐一顿却是事实。进入21世纪,大家都退休了,见面打招呼,互相微笑示意,谈天说地和熟人没有两样。邱老经意不经意地谈到火烧煤校事,“都是(福州)大区个别领导人惹得祸,说煤校是造反派楔下的钉子,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邱老后来虽然得到了上级的“平反昭雪”,但在历史的真相里,他得永远为这某个领导背黑锅,在拷问人性道德的法庭上,他得永远留在被告席,接受道义的谴责。他选择了说出真相,没把秘密带进黄土里。到此,曾经翻来覆去又沉睡数十年的“火烧萍乡煤校”惊天迷案终得破解而尘埃落定。你相信吗?反正我信!
《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先生谈到怎么判别历史的真伪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正确的历史观时有一段话引述如下:“我们认为历史有三种,何兆武先生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第三种历史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这是‘历史三’。因为史料太多,我们不可能全部占有材料,所以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有更强的选择性或主观性。”对比之,王文仲先生主观选择了“火烧煤校没有烧死人”的历史事实,却错误地得出“造反派用谎言欺骗了周总理”的荒谬结论。这连‘历史三’也算不上。而《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文》专页“造反派火烧江西煤校”更有歪曲、篡改、伪造历史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嫌了。当然,少不经事者、被人忽悠者除外。
谁都知道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评价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造反派们认定工农大众享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拥有结社、集会、罢工、游行示威自由的文革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盛大节日”。官僚资改精英们认定把自己“赤身裸体”暴露在百姓睽睽众目之下的文革对他们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一场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立场不同,经历不同,感受不同,总是“正确”、“反思”、“和谐”不到一块儿。真实、真相只有一个,真理只会越辩越明,让我们冲破历史禁区,拨开迷雾、拂去灰尘,记述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探求历史的真理吧。
本专题包括:
1)还原火烧萍乡煤校历史真相;
2)周总理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处理“火烧萍乡煤校”实录;
3)火烧萍乡煤校事件调查报告;
4)亲历火烧萍乡煤校事件受害者记述;
5)“火烧萍乡煤校”纵火者的自白和知情者的告白。
6)附录:《萍乡日报》2008年刊文“文革中的火烧煤校事件”(作者为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纪检干部郑洲先生)。
7)记煤校红卫兵6.11抗暴斗争。
附录一:
《党史博览》2009年第9期 往事追怀
1967年2月到1969年5月,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了28个月,40年已去,许多往事忘记了,多亏朋友的帮助,给我找些资料,才实现了一些残事的相互连接。现将回忆起的几件事整理如下,以备不忘。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几点回忆
——王文仲
神秘的花园村1号
最初印象
1967年2月,我从辽宁省军区某部连副指导员任上,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略)……
参加周总理接见和周总理被欺骗
周总理:记者站记者到了没有
我在记者站通联组工作了六、七个月,先期派在江西南昌的记者王福生等要返回北京作新的安排,记者站领导便决定派我去南昌,采写报道江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1967年7月下旬,就在记者站领导决定派我去南昌的当天,我买好了第二天去南昌的火车票。谁知到晚上,当我正收拾行装准备出发的时候,记者站领导又通知我把火车票推掉,告诉我先参加一个重要活动后再走。
“重要活动”,就是周总理接见江西来北京汇报的各方代表。上级指示让派在江西的记者刘宝明和我一同参加接见。刘宝明是江西记者组组长,已经在江西工作半年多了。
接见是在夜间。晚上8点多钟,记者站就派车把刘宝明和我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安徽厅等候。一直等到次日凌晨1点钟,周总理来到了安徽厅。随同周总理一道来到有姚文元、肖华等。周总理刚刚接见完另一个省的群众代表,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走进了安徽厅。
参加接见的有100多人。其中,有江西省“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简称“大联筹”)和“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简称“联络总站”)各50人,江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部分负责人,还有“首都红代会”4人。
会场气氛比较紧张。“大联筹”、“联络总站”两派代表分坐两边,中间用通道隔开。这是周总理提议这样坐的,为的是发言时便于区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负责人大都不敢往前坐,有的就在两边或后排。
会议开始前,周总理还问了一句:记者站记者到了没有?
刘宝明和我站起来说:到了。
周总理说,好,并示意让我们坐下。周总理:你们再这样吵我就退席了。
会议开始,周总理的开场白话音刚落,“大联筹”的代表抢先发言,指责“联络总站”撕毁“八条协议”,继续制造流血事件,并与武汉“百万雄狮”(即被王力、谢富治宣布为保守组织的“百万雄狮联络站”)串通一气等。
“大联筹”代表发言讲的“八条协议”是指1967年7月12日,在周总理主持下达成的《江西省双双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有双方30多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上面签了字。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武斗;不得再动员农民进城;收缴武器弹药;“抓革命、促生产”;立即释放扣留的对方人员;全部拆除宣传广播车;严惩流血事件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总理接着“大联筹”代表的话说:火烧煤校的事是13日,包围火车是15日,这两件事都是在“协议”签订后发生的事。
据“大联筹”代表控告:“火烧煤校”是安源老工人揭发的,说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策划了7月13日火烧萍乡煤校事件。“包围火车”,是指“联络总站”7月15日用机枪扫射58次快车,打死5人、打伤7人的事件。
“联络总站”不接受“大联筹”的说法,认为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双方在会场吵了起来。周总理几次制止,但双方都没有停下来。姚文元坐在那里,一句制止的话都没有。周总理生气了,站起身说:你们再这样吵我就离席了!并离开座位真的要走。这时双双的争吵才停了下来。
周总理又听了一会双双的陈述,对“联络总站”的代表说:“你们联络总站”在地方的力量大,既达成了“协议”,就应该遵守这个“协议”,就不能动员农民进城。周总理还质问萍乡武装部:你们配合烧房子。攻打火车,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人回答。
总理接着说: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人武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停止武斗。
在这里,周总理向大家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成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事。他说:对解决江西问题,我们正设想一个方案,最好能促成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要再搞军管。有群众组织代表参加,有亮相的领导干部,条件成熟时军区也参加。
就在会场气氛刚有缓和的时候,自称来自安源的几位老工人,控诉起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策划火烧煤校的罪行,会场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这几位老工人在谈到红卫兵被活活烧死时,声泪俱下。周总理相信了这几位老工人的说法,很难过,又气又急,一连串地追问::多少人包围?“老保”(指保守派)有多少?学生有多少?
周总理十分生气地对萍乡武装部的领导说:你们武装部干这样的事,你听一听!他又对江西省军区领导说:吴瑞山!吴瑞山!你们就干这些事情,你听嘛!还有抚州、宜春、莲塘、萍乡、赣州、吉安,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们要负责任的。
吴瑞山站起身向总理保证说:我们查清楚要严肃处理。
肖华接过话说:要把策划的祸首抓出来,严肃处理!
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一定要捉拿凶手!随后他又对“首都红代会”的代表说:你们在北京组织一个联络站,设在西苑吧,把这些材料调查一下,主谋要严办。调查完后,可交给联络员。
周总理这次接见,持续了3个小时,到4点多钟才结束。
下飞机后,几名汇报情况的老工人不见了
出了人民大会堂后,在车上,刘宝明对我说:总理今天的讲话,对我们记者组今后的工作很有指导性,但鉴于两派对立的严重性,我们的报道要慎重。听得出来,他这是以组长的身份向一个新成员讲这番话的。停了一会儿,刘宝明告诉我,回去抓紧时间准备,咱们还得往机场赶,我们坐飞机去南昌。
飞机是周总理给“萍乡煤校事件”派的专机。刘宝明是调查组成员,我不是。我算是派往江西的记者,要随同调查组一起去了解情况。
9点多钟,飞机在沙河军用机场起飞。这是一个小飞机,只有十二、三个座位。随机的人中,除调查组和记者外还包括在会场向周总理控诉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策划火烧煤校罪行的那几名老工人。调查组是要他们带路的。座位不够,机组人员先让我们几个年轻一点的坐在过道地板上。过了一会儿,又让我们坐进了他们休息的服务舱。快到下午1点钟的时候,飞机降落在南昌向塘机场。
一下飞机,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热。一股热浪袭来,衣服顿时都让汗水浸透了。进到机场休息室,有事先准备好的冰镇绿豆汤,又解暑又解渴,暑气缓和了许多。当我们稍事休息准备乘车去萍乡时,却发现那几位老工人不见了。调查组屋里屋外去找,也不见踪影。等到把“萍乡煤校事件”调查清楚后,才发现,那几名所谓的老工人向总理汇报的情况是假的,根本没有烧死红卫兵的事。调查组分析,他们是怕事情不好交代才偷偷溜掉的。
这几名所谓的老工人汇报到情况,是他们的本意,还是被人利用,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安源的,也无从查考。后来,我再没有接触这件事。但宜春军分区、萍乡武装部以及江西省军区,却背着策划火烧煤校的罪名,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以昭雪。
“萍乡煤校事件”调查告一段落,调查组随即返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刘宝明以安排记者组工作为由,抽出身带我去南昌,并把我介绍给在那里留守的孙璞方,交待一些事情后就回北京去了。
毛主席为我改文稿(略)
——2013年7月17日自《道客巴巴》网录得
附录二: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苏多寿、刘开汶共同编纂《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文》。2001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ISBN:7—210—02462—X),内有记载文革期间萍乡火烧煤校之专页。查阅需付费,故未得见内容。网上显示:万方数据新方志首页江西省《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文》1967年7月,造反派火烧江西煤校。
附录三:补充几个问题
一、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阶段
江西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细究起来,确实复杂。粗略观之,泾渭分明。从文革发动到1967年8月中央解决江西问题大体经过这样几个阶段:
省委以下各级党委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各级党委很少能引火烧身,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绝大多数循历史惯性,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要么在文化教育卫生宣传战线抛出几个头面人物,给自己挡风遮雨当替罪羊;要么派工作组或组织官办“文革领导小组”、“红卫兵”、“工人赤卫队”,打着“破四旧”的幌子,造反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么给群众分类排队,从历史或现实表现入手,抓群众的小辫子,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从而把自己推向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
广大革命群众组织起来造反夺权阶段。学校红卫兵小将杀向社会,特别是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批判各级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昭雪。下从党支部起,上到各级党委,主要领导者普遍受到冲击,仅仅程度不同而已。部分顽固者不仅不愿意为受害者平反、销毁整人的黑材料,还暗中策动自己的亲信打手,蒙蔽部分群众,组织保守组织,企图保自己过关,但很快就在一波波批判资反路线的声浪中声名狼藉。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不少单位进行了夺权的尝试,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往往变成了夺权的闹剧。
“三月黑风”阶段。元月底,毛主席指示军队支左,2月福州大区派出政委刘培善来江西,指导省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由于对文革阶级斗争新形势认识不足,与地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地方公、检、法人员及城市企业基干民兵绝大多数参加了保守组织,很快便选择支持保守组织,打击甚至取缔造反派组织,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抓捕一批造反派群众,重犯地方领导压制群众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大规模挑动农民进城、操纵“联络总站”,武力镇压江西“大联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5月,毛主席已经在一个批示中指出省军区负责人支左中的问题,但军区政委林忠照、参谋长周子韬听不进去,反而阳奉阴违、变本加厉、赤膊上阵,打击冲破阻力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省委领导干部,在全省范围挑动和组织农民持械进城、拦截交通、对城镇企事业单位“农管”,支持鼓动保守组织大搞“打、砸、抢、抄、抓、关、杀”,甚至发枪给保守派屠杀造反派和红卫兵,制造诸如“南昌莲塘事件”、“赣州六二九事件”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省军区少数负责人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错误。
特别是7月12日,在周总理主持下双方赴京汇报团代表,就“立即停止武斗、收缴枪支弹药、停止农民进城、严惩武斗策划者和幕后指使人等项”达成了“八点协议”。可签字的墨迹未干,7月13日,在萍乡市武装部的鼻子底下,“萍总”为首的萍乡保守组织千余人围攻萍乡煤校教学大楼,制造了震撼国人的“火烧萍乡煤校事件”。
二、萍乡文化大革命脉络
当时萍乡煤校教学大楼和萍乡铁路机务段,是萍乡城区仅存的两块红色根据地。火烧煤校时,我是江西大联筹属下萍矿“联司”高坑矿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也是“联司”勤务员之一。是从六月中旬被迫撤退到机务段内的。那时的萍乡城,保守派势力占上风。他们有省军区、宜春军分区、市武装部、公社城镇和企事业单位武装部直接支持;市公、检、法专政机关人员组成的“前卫”战斗团以及各单位基干民兵为核心骨干;矿、局和市镇当权派虽然被当做“走资派”暂时打倒,仍然台前幕后操控支持保守组织,其属下政工宣传组织纪检武保干部绝大多数成为保守组织的头头、参谋、干将;保守派或明或暗地控制着各类权力资源、人力组织和档案资源、钱粮财物福利资源,具有明显的组织能力优势、经验丰富优势,后勤供给优势。他们为了剿灭造反派,敢于欺上瞒下、不顾影响、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捏造谎言、蛊惑人心、蒙骗群众。诸如“造反派是牛鬼蛇神大杂烩”、“造反派掌权、地富反坏右翻天”,蒙蔽对毛主席、共产党有朴素阶级感情的工农基本群众。污蔑仗义执言力挺造反派的省委领导干部刘瑞森是大地主、大叛徒,“大联筹‘支刘’、联络总站‘打刘’”,“‘支刘’就是支持大地主、大叛徒,‘打刘’就是打倒大地主、大叛徒”,混淆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制造“造反派上台,退休的劳保都没有了”的谣言,蒙蔽退休老工人加入保守派组织。“萍总”盘踞局机关大楼时,组织成员实行出入证制度,随时查验成员身份。还制定内部纪律,实行互相监控,违者处罚,防止成员动摇、脱队、“叛变”。五月份,他们的上访人员在京受到全国革命形势熏陶,看到江西形势渐趋明朗,思想起了变化;回来后,领导不允许他们传达。青山矿修砌区工人铁正坤流露出不愿干下去的思想,被同伙察觉实施武力“家法”教训,竟致误被打死。同伙吓得不知所措,头头们竟使人把其头割下来,丢弃大楼后水塔旁,使其身首两处,制造他杀迷案,栽赃造反派。将尸体入殓、组织抬棺大游行,绕萍乡主要街道一周。沿途声嘶力竭、高喊口号,一面攻击造反派,一面假惺惺“要文斗、不要武斗”,滑稽无耻至极。据载时萍乡市长牛德林亲自参加游行,揭开了萍乡武力镇压造反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中央对江西问题表态后,毛主席、党中央派济南军区等部队入江西支左,6013部队进驻宜春、萍乡各地。“萍总”坏头头竟公开武力对抗,造谣“周总理受了欺骗、毛主席受了蒙蔽”,萍矿武装部长邱维范(“萍总”高参和直接指挥者)欺骗率领部分武装暴徒持枪携弹上山为“匪”。暴徒炸安源工人俱乐部,枪青山镇银行,袭击公交客车杀害乘客,杀害前去做转化工作的大联筹战士,侵犯当地山民利益,恶贯满盈。他们流窜上栗金山、高山一带,与湖南某企业武装部长范立成率领的湖南“高司”保守组织武装暴徒会合,经萍乡芦溪、大安里向安福、井冈山流窜,企图“农村包围城市”、东山再起。10月5日,在萍乡、安福交界的山岭上被守株待兔的两地大联筹战士全部生擒。
三、火烧煤校时的萍乡城
话说回来。7月13日下午两点起,“萍总”围攻煤校,一直牵动萍铁机务段数百名大联筹战士的心。从5月下旬到8月上旬大约80天左右的时间,江西正处于毛主席说的“天下大乱”的时段。各类学校停课已久不说,几乎所有工矿企业停工停产,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也不工作,逍遥派很少且为人所不屑,几乎全部卷入文革的洪流之中,大浪淘沙、浮沉自然,“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不需强迫动员,大家辩论是非曲直,不见真理不低头,“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保守派文斗不过造反派,就来硬的,用拳头、棍棒、刀枪说事,武力镇压造反派。老保“安司”打砸了造反派“燎原”总部,打断勤务员张洪迪等人的肋骨;“青司”用鸟枪火铳血洗“青山总部”,打瞎了工区长文庚发的眼睛、重伤造反派多人;“高坑矿司令部”设下陷阱、“六、九俱乐部事件”重伤测量工人朱启田(后不治身亡),抓走高东方红公社和“联司”战友李炳智、郑训武等多人,郑被抓辗转宜春、萍乡拾多天,遭非法拘押、拳打脚踢、刑讯逼供,侥幸逃出后南昌住院疗伤半个月之久;局机关“总司”盘踞办公大楼和招待所,把造反派全部赶出机关,设置工事,作为武斗总指挥部,非法软禁支持造反派的中层干部,把支持造反派经历长征的老红军胡仕龙、局总工程师牛传禄以及一批中层干部抓去鸡冠山劳改一个多月,7月8日光天化日之下乱棍打死前来上班、同情但未参加造反派的生产处主任工程师王谷声(当日重伤延误治疗致死)……。那时的煤校位于萍乡镇中心。前不远有市委、市政府和武装部挡住出口;后隔小山包是矿务局断其后路;西边不远是镇政府、供电局恰卡位在煤校与机务段中间。煤校通往机务段除了经过武装部门口外,八一大道两侧供销大厦(老)、萍乡饭店、市委第二招待所、物资局(老)楼房都是“萍总”控制的制高点。大白天,时而穿着蓝色工装、头戴矿帽、手持梭镖棍棒的“萍总”武装巡逻队往返穿梭巡逻,时而手持扁担锄头、领着武斗津贴、不明真相的农民游行走过,住户关门,店铺落锁,一片萧杀景象,犹似国民党反动派时期伪五十八军糟践萍乡城。
四、萍铁地区机务段——造反派的红色根据地
造反派有家不能回、有岗不能上,数百人有时上千人蜗居在机务段。没有住房,就睡在轨枕上、铁皮车厢下,下雨就躲进车厢里,白天烈日炎炎,就在树荫下席地而坐纳凉。吃饭,铁路虽有食堂但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就买些熟食制品充饥,好在铁路交通便利,本身就有为旅客生活服务的传统和设施,不缺食品饮水。洗澡,铁路水源充足,水池、水龙头几乎遍地都是,南方人冲个凉不难解决。那时铁路属国家准军事组织,除旅客进出车站,其余地段有专人巡视、闲人免进,外人很有神秘感。
萍乡站客货两运,是浙赣线上少数几个大站之一。下辖调度室、工务段、乘务段、电务段、列车检验段、机务段以及车辆加水、上煤、餐饮供应服务后勤保障等,还有铁路公寓、铁路医院、铁路子弟学校。上千名员工来自祖国四面八方,青壮年多,文化程度偏高,加之信息通畅、交通方便,受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的熏陶感染,除调度室几个老保外,几乎清一色的革命造反派,名副其实的萍乡城造反派的中坚和先锋。尤其是机务段,上百名火车司机和维修人员,年轻力壮、高大威猛、内部团结、训练有素、技艺精湛、荣誉感和战斗力强,几次“萍总”围攻煤校红卫兵小将,都被机务段造反派解危于倒悬,所向披靡的战斗力,令以“武功之乡”上栗农民轮换工为主力的“安司”闻风胆寒。
东西走向的浙赣铁路在萍乡城转成南北向,再回复迤逦西去,萍乡站就依偎在这南北段的路东侧,坐西朝东,横断在城西端部。背后是绿树掩映下起伏的山丘,前面一条站前路的居民住宅和商铺把铁路地区与闹市隔开。区内东侧,以车站候车室为起点标志的各类房屋鳞次栉比依次向北排开,向内高大成林的树木绿茵如盖,再向内铁路正轨、副轨、和十数条辅轨平行交错向南北两端延伸一眼望不到尽头,北端就是威名远扬的萍铁机务段。这里与人为伴的就是威风凛凛的钢铁怪物——火车头。当数辆、十数辆蒸汽机车沿铁轨穿梭运行时,场面蔚为壮观。煤块在炉膛燃烧的噼啪声,钢铁怪物撞击铁轨的铿锵声,火车汽笛尖利穿透长空的鸣叫声,蒸汽机阀门放汽的嘶嘶声……,组合成一首首威武雄壮的革命乐章,大长革命造反派志气。蒸汽机放汽,数百度高温高压蒸汽喷涌而出,整个机务段立时如云幛雾绕,变成吉凶难测的陷阱,让人不寒而栗、望而生畏。进犯它,不单背负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而且性命堪忧。它的交通电讯便利条件,天造地设、浑然天意,直接把毛主席、党中央和萍乡80万民众的心连在一起。萍乡文革社情民意,毛主席、周总理可从这里采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关怀,可从这里送出转达。萍乡铁路地区和它的机务段自然而然成为白色恐怖笼罩中的一片红色净土——文革中萍乡的井冈山、革命造反派的根据地、走资派们痛彻骨髓却无计可施的眼中钉、肉中刺。文革最艰难的岁月,她像一位伟大的母亲,接纳了萍乡四面八方流浪的孤儿,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赋予离乡背井的造反派战士安全的生存栖息之地、学习交流的课堂、经风雨见世面实践的战场、磨砺成长成熟的熔炉,为萍乡的文化大革命保留了火种、训练和输送了骨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造反派——顺应天时、助党反腐防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历史进步的正义之师
实话实说,相对政工干部多、党团员骨干分子多、劳模多的保守组织,数量不菲的造反派队伍有点像“乌合之众”。尽管没有“地、富、反、坏、右”分子参加,也没有所谓的“公安六条”规定人员参加,他们是社会的95%以外,属于专政或准专政对象。但他们解放前后出生正值年青气盛的子女,除极少数被阶级斗争吓怕了外,大多或绝大多数参加了造反派。其中不乏佼佼者,甚至一度担任群众组织的头目,随着斗争的深入和矛盾的激化,逐渐淡出领导层,起当当参谋、出出点子的作用。那时的基层社会称为“人民”的同心圆中,党的负责人是圆心,党、政、军领导和机关干部属核心圈,党团员、积极分子、基干民兵属骨干圈,工农劳动出身的职工属基础圈占职工整体的绝对多数,向外如前述可教育好的子女、种种原因对领导或对社会不满人员,大问题不犯小问题不断的“刺头”“浪子”,历次运动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打入“另册”的人……属边缘圈。从平等、自由、民主权利观看,同心圆内向外人的权利由强势依次转为弱势,政治地位依次由高走低。从独立思考、解放思想、探求真理的角度看,未必是内强于外且常常相反。这与核心人物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官宗旨、思想作风、工作经验能力、群众关系、道德品质有极大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办企业有着本质区别。资本家或其代理人管理工人靠的是饥饿纪律,只要工人生存需要钱,一切就好办,怕就怕工人不为钱、不要钱。社会主义企业是大家的,为大家办企业,靠大家办企业,“鞍钢宪法”才应运而生。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搞文化革命,社会主义企业才需要文化革命。干社会主义,一个地方或单位,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或解决好四个矛盾:1)官民关系(或党群关系或干群矛盾),这是主线;2)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政工干部和生产、技术、业务管理干部关系或政治与业务的矛盾);工农劳动群众(含工农出身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矛盾);4)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中老与新的关系或矛盾。实际还是“官”、“民”和“知识分子”三者的关系。理想状态,大家都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办事,党为民、官清正、民风淳,一幅和谐画面。现实社会却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冷战、海峡两岸共产党与国民党敌对,中央到地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都要反映到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社会成员身上。
解放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成了官员的绝对主体,代表工农劳动大众掌控权力资源、自然和物质财富资源、文化和意识形态资源,这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对不怕流血牺牲、经历枪林弹雨的革命者而言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却有另类思考,进京前就把进京当做第二次赶考,和周总理讨论后坚定自信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不当李自成!及时提醒全党注意胜利后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的滋长,警惕不拿枪的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革命、不断前进。实际上,共产党员也是娘生肉长的,也有七情六欲。能有多少人真懂马列主义,具备毛泽东式的清醒头脑,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性”弱点,自觉克服“四种情绪”的惰性,战胜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跳出“翻身自腐”、“掌权蜕变”的自在自然逻辑,破解千古历史封建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且不说官阶越高、特权越大越多越封闭越神秘、越少见阳光越脱离工农劳动大众,就县团级以下官员,他们基本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直接与工农劳动大众打交道,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天然的防腐剂。毛泽东时代,不停的政治运动,就是经常给官员敲警钟,经常让官员照镜子、正衣冠,经常让官员洗洗澡、搓掉灰,吃吃药、治治病,或动点手术、割除毒瘤、除旧布新。开初这些事,往往是上级要下级做,监督下级做,甚至官员监督群众做,久而久之成了习惯。群众一旦要领导做,下级一旦要上级做,就翻天了,就反党了,就成右派了,就变成反革命了。于是,下级噤声了,群众沉默了;下级和群众学会看领导脸色说话行事了,丢掉独立思考分辨是非的能力了,变成驯服工具和奴隶主义了。失去工农劳动群众的监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变成官僚主义者、当官做老爷了。工资高了,住大房子了,用保姆了,以车代步了,穿西装革履了,鱼肉荤腥吃腻烦了,困难时期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了,跳舞上瘾了,玩弄女性刹不住车了;争名、争利、争权、争功诿过了;拉山头、闹宗派、任人唯亲不搞五湖四海了;高高在上不平等待人、喜欢训人骂人了,工作不注重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自以为是发号施令了,马列主义“马”别人自己自由主义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言行不一了,工作拈轻怕重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了,不愿意参加苦、脏、累、险的体力劳动了;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形而上学多起来了;为人民服务变成人民为自己服务了,干群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了,脸皮厚、架子大、老虎屁股摸不得了;衣帽不整不愿照镜子了,灰尘三尺厚也不愿洗澡搓灰了,病入膏肓更不愿意动手术了,懒、馋、贪、占、变了,私心变贪心、贪心变野心、野心变敌人了。共产党会变成国民党反动派了,社会主义会变成资本主义了,中国也会变成前苏联了。
文革前17年,毛泽东采取自上而下的运动方式防腐防变,虽然也消除一些阴暗面,但总不彻底。应对美帝杜勒斯之流“和平演变”图谋,深刻总结国际共运苏联东欧变修的教训,为给新中国开辟跳出王朝兴衰周期律怪圈之路,毛泽东有生之年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以中国为主战场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扫除封、资、修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方针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交给群众的武器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告诫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
六、文革干部普遍受冲击受“迫害”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舞台,党、政、军,官、民、学,生、旦、净、末、丑都要都会登台表演。旧的传统习惯势力太强大了,党政军官员考试及格的少,尤其运动初期大都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自觉不自觉地执行刘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下级或群众,真是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啊。正是如此,运动斗争大方向问题,支持群众造反还是把群众打成反革命问题,保护群众还是镇压群众问题,成了文革第一阶段(三结合革委会成立前)路线斗争的焦点。这正是各级干部文革中几乎普遍被“冲击”、“打倒”和广受“迫害”的根本原因。“王光美把蒯大富等众打成反革命,蒯大富起来造反又批斗王光美”正是全国各地、各单位普遍复制普遍发生的典型现象。有所发挥的是走资派(或顽固执行资反路线者)挑动群众斗群众,蒙蔽群众组织保守组织企图保自己过关。党委一线领导阴谋破产后,公开转隐蔽了,却把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推上前台,重蹈前任的覆辙。由于手中有枪,不能随便抓人,干脆支持保守派武力镇压或剿灭那些所谓“反军”的造反派,1967年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一手制造的“七、二0”事件就是典型代表。这正是各地武斗不止,全国“全面内战”的根源。
无疑,文革造反派原本是被体制边缘化的群体,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居于核心圈的极少,十或有一、二;居于骨干圈的属少数,能达三、四成;基础圈内可到对半;边缘圈里则有七、八成以上。17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受害者,文革初期资反路线的受害者,被抛出来的“黑帮分子”,体制内思想敏锐正派公道的干部,及早反思资反路线的觉悟者,各种对“当权派”或社会现实不满的分子,往往成了第一批造反派队员,正应了毛泽东那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的名言。造反派反对政治歧视、专制、压迫,追求政治上平等、民主、自由的权利;反对用“组织、纪律、秩序、条条框框”束缚下循规蹈矩式的“革命”,只接受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导,争取与一直强势的书记官员骨干们比赛“革命”,比赛“学习李自成、不当李自成”的权利。
萍乡煤矿文革前夕是江南第一大矿,属地、师级国家重点企业(萍乡市还只是县级市),有15474名职工(1966年统计),五万居住人口,政治、经济上左右着萍乡大局。文革前夕的萍矿已经经历一次“和风细雨”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洗礼,经不住三年困难时期考验大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假借协作之名搞物资交换破坏国家计划侵吞居民生活物资的,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贪图享受腐化堕落的,问题严重、浮在水面的“走资派”已经得到清理或正在做结论。然而传统的官管民、民怕官思想,群众的命运捏在官员手中,运动过后“怕穿小鞋”、怕打击报复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打碎束缚群众的精神枷锁,实现群众监督、选举、罢免官员(公仆)的民主政治。文革中的造反派有着区别于保守派的鲜明特点:
1)群众自发、自愿、自觉组织起来,撇开下层党组织,直接听毛主席和党中央、听毛泽东思想指挥,基层没谁强迫,没谁奉命,没谁策划;
2)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指向刘邓资反路线和17年中因路线或“左”或右祸害了群众的“走资派”;
3)是文革前17年中的非主流群体、非权力群体、非驯服工具群体,是人民内部矛盾两方中的的弱势群体,感受党内“阴暗面”最深的群体,物极必反要求鼎故革新的群体;
4)最具信仰(信仰毛泽东思想,此时走资派和保守组织却认为毛主席“老糊涂”了),顺应时代潮流(揭批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占有道德、“人权”高地的群体;
5)最勇敢、最守纪律、善于学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群体。
他们没有组织优势,没有财力物力优势,没有斗争经验,却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1966年底到1967年10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干革命,造反派总是冲在前头;耍阴谋、施诡计、使绊子、搞武斗、打砸抢抄抓烧杀,走资派操纵的保守组织十分内行,造反派处处被动受害。直至毛主席、党中央派出支左解放军,支持造反派“文攻武卫”,才转危为安获得“第二次解放”。这一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犹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浓缩,造反派犹如经历一次中国民主革命的考验,这是学校里、课堂上、书本中学习政治绝对无法比拟的。
七、萍矿造反派队伍分析
文革前夕,萍矿局级领导干部10人,党委副书记张鹏鸣(13级)主持工作(66年9月调贵州水城),副书记窦建柏(14级)兼工会主席、张调走后主持工作,监委书记徐振东(13级)长征老红军,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兼组织部长李长淼(15级),党委常委、高坑矿党委书记吴希田(14级)因调山东没执行资反路线;行政5人,经理李开录(12级“三八式”干部)、64年从山东调入,副经理张循(13级),副经理丁克(15级)兼付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牛传禄(武汉大学毕业老萍矿留用人员解放初入党),机电付总工程师段万明(清华大学毕业老萍矿留用人员解放初入党)。其中李开录基本倾向支持造反派,丁克、牛传禄、吴希田旗帜鲜明支持造反派。他们支持造反派的原因与造反派造反的原因有共通之处,文革十年都走过了曲折起伏的过程,但头一年,支持造反派却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思想、能力、资历、影响力、斗争经验和政策水平是造反派极为需要的。萍矿的造反派牢记并感谢他们。
萍矿有矿、处级干部100多人,支持造反派的约20%,参加保守组织的约70%,尚有态度不明朗者10%,走资派高压下态度不明朗实际多倾向造反派。萍矿有600多名科级干部,粗略统计支持造反派的约占三成,支持保守组织的约占七成。
57年反右后党组织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较紧张,政治上知识分子对工农干部、技术干部对政工干部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文革中萍矿350多名技术干部九成以上是造反派,他们文化高、思想敏感、较长时期与工人一起摸爬滚打,是社会上与工农结合比较好的那类知识分子,他们文斗内行、武斗外行,成为文革初期萍矿革命造反派的突击力量。萍矿有中小学教师469人,他们成工矿企业文革初资反路线的首批受害者,批资反路线七成左右是造反派。萍矿职工医院在萍乡、赣西,规模、技术、装备一枝独秀,各矿、厂有卫生所,井口有卫生站。全局医生、护士等卫生技术人员240多人,医生中造反派属少数,护士中造反派属大多数,另有护理员、工友绝大多数是造反派。隶属医院的萍矿卫生学校1966年招医士班50人,在医生老师的“主导”下,仅仅6人参加造反派;萍矿技工学校同年从赣南农村招收采煤、机电两班100名男青年,随同校长、老师全部是造反派。
萍矿工人队伍中强体力劳动的采煤掘进一线造反派占四成多,技术性较强的机电运输洗煤以及后勤福利等辅助部门造反派可达六、七成。汽车司机中,为领导服务开小车的是保守派,而拥有百多名职工、数十辆解放牌大卡车的运输大队(含维修人员)却全部是造反派,有的参加过滇缅抗日,大部为解放后复转军人,武卫的战斗力极强。工人队伍中青年工人造反派多,老工人、劳模中保守派多。萍矿主要矿、厂中高坑矿造反派、保守派平分秋色,安源矿造反派居于弱势,青山矿造反派居于优势,偏僻些的巨源矿造反派更弱,机修厂造反派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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