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陀：从武汉“七二零事件”到“挥泪斩马谡”（原创）

阿陀

走在已故乡间的小路上（连载之十九）北京一日（下）


从武汉“七二零事件”到“挥泪斩马谡”
——就文革运动的历史转折访江青秘书阎长贵

下午三点，谭合成先生送我下楼，帮忙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沙滩。北京交通堵塞严重，走走停停，我迷迷糊糊打盹陷梦……车到了，愣一看，地图上短短一段路，竟然蹭了整整半个小时，也不知道司机有没有故意绕路。进了“红旗杂志社”大院，抬头望见阎老正在三楼的窗口向我挥手。真不好意思！

阎长贵, 山东聊城人，今年76岁。1961年从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今《求是》杂志）工作。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1月9日至1968年1月9日任江青机要秘书。就在任职恰满一年的这一天，他突然被江青撤职赶走，随后投入秦城监狱。关于此事，阎本人认为直接起因是他作为秘书转呈江青一封曾用名也是“江青”的女演员写给她的信，犯了江青的大忌，当时罪名是“陷害江青同志”。江青70年1月一个公开讲话，则称是因为自己丢失了一箱主席手稿，怀疑是秘书阎长贵偷了，因此认定阎是（关、王、戚）派到她身边的“坐探”。事实上阎入狱八年，专案组一次也没追问过“偷”主席手稿的事。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事发并被隔离审查几天以后，陈伯达和姚文元对阎说的两句话——陈伯达：“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阎长贵担任江青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文革后戚回忆当年推荐原因是政治背景可靠，写的文章又曾受主席表扬），同时关锋和阎又是同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还有师生关系。这两人从江青倚重的大红人一夕变成阶下囚，阎长贵落难就是迟早必然的事了，至于安什幺罪名，那并不重要,所以自关入监狱就“再也无人过问”。

75年阎长贵出狱后又流放湖南农场近五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调回《红旗》杂志。1998年退休后，至今主要从事文革历史整理研究工作。

认识阎老是两年前回国路过北京,应吴迪先生邀请参加他们在北京王府井“广东宾馆”的一次小聚，出席者除了阎、吴，还包括《记忆》编辑戴为伟、军史专家余汝信及邱会作将军的大公子邱路光。因为邱家两兄弟在《邱会作回忆录》问题上有很深的歧见（家庭矛盾直接给《记忆》编辑部造成困扰），那次聚会几乎就成了邱公子一人的倾诉，我本来想就网上读到的阎长贵文章单独请教他关于毛江关系的一些问题，但完全没有机会。散会后我打车送阎老回家，他送了一本由他和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两人合写的《问史求信集》（注1）给我。这本由文革领导中枢身边的人写的回忆录，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我本来不是搞历史的，但以前讲文学课，对作品的细节非常看重，真正写得好的文学细节，可以直透人物的灵魂。还记得巴尔扎克《高老头》的一个细节：他的女儿拼命要挤进贵族上流社会，在一次赴宴途中想到深爱自己父亲的即将死去，眼泪立刻涌出来了，就在泪珠即将滑落脸颊的瞬间，半途骤然打住，因为她突然想到要保护脸上的脂粉……

《问史》透出的历史细节也让我读来饶有兴味。我计划根据《问史》等资料着手写两篇文章，研究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第一篇《江、毛本是一家人》,主要是生活上的。第二篇《毛、江联手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政治上的，重点探讨江青在发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

今天的访谈时间不长，根据录音，其中部分内容整理如下：

从武汉“七二零事件”到“挥泪斩马谡”
——就文革运动的历史转折访江青秘书阎长贵

1、文革的重要转折
2、江青为何哭？
3、毛泽东说王力：“什幺英雄啊？狗熊！”
4、“七二零”的事后处理
5、江青和毛泽东
6、江青和周恩来
7、江青和林彪夫妇
8、文革“笔杆子”王、关、戚、林


1、文革的重要转折
因为我这趟去过武汉，访谈了两派群众组织，今天的重点就是想了解上层中央文革的情况。谈话开始，我首先谈了个人看法：

六七年七月中旬毛泽东冒着酷暑亲赴武汉，原意是做军队的工作，支持被军队和保守派组织联手压制几近崩溃的造反派，以便文革运动继续沿“打倒走资派”的路子走下去，结果出乎意料踢到铁板，军人带头造反，鼓动“百万雄师”联手包围东湖宾馆，痛打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和公安部长谢富治，更令困于宾馆的毛泽东危在旦夕，几乎酿成另一出“西安事变”。事件平息后，就在北京百万人大会欢迎武汉脱险归来的“英雄”王力和谢富治，《红旗》“八一社论”推波助澜,全国到处“揪军内一小撮”之时，毛泽东突然改变态度，决定放弃造反派，开始部署结束文革（群众运动）。我个人认同徐海亮关于“七二零”是文革重大转折的观点，根据本人的初步研究，当时，即八、九月份，最早可以读出文革由“放”到“收”这一历史拐点的迹象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
否定“八一社论”，(8月31日)逮捕王力、关锋。形同砍掉中央文革的左右臂，也修改放弃了“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揪军内走资派的提法。
中央颁布“九五命令”，缴枪制止武斗，等于否定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撤销对处于弱势的造反群众运动的支持，军队开始摆脱被冲击的被动局面，渐渐主导文革进程，进而用武力结束混乱的群众运动。
第一次出现“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的毛语录。现在许多文章都以为这句话的出处是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讲话，其实原话早在六七年九、十月份就分别反复出现了：一是九月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北京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提到“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教育你们”和“为什幺主席在这时让我们提醒你们‘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呢？好好想一想”以及“主席说：‘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二是十月七日中央下发的毛泽东七、八、九三个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其中有一段：“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我希望在江青身边工作的阎老能提供“七二零事件”前后文革领导中枢的动态。

阎长贵认为：“七二零”的实质，是以“百万雄师”为代表的势力对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七二零”确实是一个分界线，从中央文革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来。原来主要文革社论几乎都是中央文革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笔杆子写的，现在先是把王力和关锋抓了，几个月后戚本禹也关起来了，中央文革就剩下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五个人了。（阿陀：统计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先后有19人，曾经在钓鱼台驻地办公的也有15人,仅仅一年之内,大部分人已被中央文革自己打倒清除）

阎还提到：8月30号以后，林杰也关起来了。林杰是红旗杂志的，是哲学组组长，党支部书记，19级，局级干部。他比较活跃，说话大胆，关锋比较相信他，但他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连工作人员也不是。（阿陀：当年广州旗派都以为他是代表中央文革对广东表态的）下面以为代表了什幺，真实情况又是另一回事，这不奇怪。像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有几十人，我本人下去接触群众时也讲过一些话，别人也把我当作中央文革，其实我们只是小小的工作人员，真正中央文革小组就那幺几个人。不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很快也都先后被江青关起来了。

阎对文革分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革分成前后两个阶段:
七二零事件后，运动开始“收”，到68年“727”工宣队进校，“728”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全国山河一片红”建立“新生红色政权”，以后就进入另一阶段。前面是群众运动，是和十七年建立的制度对抗，是直接依靠群众起来打倒“走资派”；后面是在文革新政权各级革委会领导之下进行文革，清队、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三种人等等，都是清算造反派。

阎长贵的观点并不新鲜，但从他的身份讲出来，还是给人感觉不一样。

2、江青为何哭？
问题还是回到“七二零”。阎老当时身在文革中枢，武汉事件发生时，他感觉到什幺变化？是不是亲眼目睹江青因王、关被抓起来而哭了？

阎老回答我的问题很坦率，他说自己当时实际上不清楚发生了什幺情况，因为他虽然在江青身边工作，但主要是管文件的收收发发，而且在江青这边办公，单独一座楼，和中央文革办事组不是同一座。

他说：处理王力、关锋，我是过了五、六、七、八天才知道的。（八月三十日）当天晚上，关门下班了，江青问我，你对关锋怎幺看？关锋是我的老师啊。我说，关锋不错啊，挺有能力的嘛，可能有时会有点偏激吧。当时江青她没说什幺，没有告诉我关锋出事了。第二天她告诉我，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到红旗（杂志）去了。但我的工资还在红旗发的啊？她说你不要去了，如果需要，关系可以转到中央办公厅来。我是怎幺知道的呢？当时我写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问林杰是不是请关锋看看？林杰说，不要了，不要了，不用看了。我还不明白他什幺意思。直到九月五号，江青“九五讲话”，定案王力、关锋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总理、反新生红色政权，这时我慢慢才知道。怎幺处理也还是不知道。

去年初第一次见面时，阎老曾告诉我，宣布抓王、关以后，江青哭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我当然要刨根问底。于是这次我特别想问清楚：阎老您当时在不在场？是不是亲眼看见江青哭的？

阎说，他是后来听关锋说的，是关锋放出来以后，戚本禹亲口告诉关锋的。阎虽然不在现场，但王、关出事以后，戚本禹还未被抓起来以前，曾告诉他：“江青同志最近心情很沉重”。这也可以旁证戚本禹的说法有一定可信度。

阎还说，这不是江青第一次哭，还有一次很重要的，就是文革前六四年，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哭，说你还没有死，刘少奇就学赫鲁晓夫作报告了。这在《王力反思录》里面有记载。（附注2）

江青为何而哭？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3、毛泽东说王力：“什幺英雄啊？狗熊！”
因为话题围绕“七二零”，阎老想起汪东兴以前给他讲过的一句话，这内容还是第一次对外透露。

他说：文革后，我听汪东兴说了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当时看了报纸，北京机场总理挽着王力的手臂接受群众欢迎，还有北京百万人大会欢迎场面，王力像个英雄。毛主席说“什幺英雄啊？狗熊！”——这材料是从来没有披露过的。（阿陀：汪东兴没有留下文字吗？）汪东兴对我说的，没有文字留下来。上个星期我去北京医院看邓力群，邓的秘书说，你去不去看看汪老？邓住六层，汪七层。邓力群眼睛瞎了，汪东兴眼睛还好，能说话。（阿陀：他还能讲以前的事吗？）现在也没法讲了，住院已经住了一年多。就是去看看他吧，已经不太清醒了，不能再讲了。以前和我还能讲一些事。


4、“七二零”的事后处理
尽管阎老和“七二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从他的角度谈“七二零”，还是很有价值的。何况他作为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之前还曾被戚本禹安排去接见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中央文革支持过造反派。

（阿陀：当时百万雄师闹起来，针对王力，他们知不知道毛泽东到了武汉？军队是知道的。蔡炳臣独立师闹，等于是“兵谏”……）

阎长贵：可以这幺说。对传达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决定不赞成，说王力篡改中央精神，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决定的。对王力，对周恩来一样不赞成。公开周恩来是代表中央，实际还是（代表）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到了武汉，东湖宾馆的警卫都换了，有人可以猜到。“七二零”后处理较轻，没有按“兵变”去处理，毛泽东还是讲“陈再道同志”。但陈再道在北京被斗得很厉害，我看见他挨斗，被打。

（阿陀：如果这事按兵变处理就大不一样了。）

阎长贵：这是毛泽东比较明智的地方。比较策略。他有威信。处理武汉事件，林彪冒出来了，毛紧张，把山头都打下去，林彪就一山独大了，不符合毛泽东平衡的原则。像“二月逆流”毛发大脾气，后来五一节还是让老帅坐小板凳（出席文化宫焰火晚会）。
从“七二零”看，毛这时开始对林彪不太满意了。杨成武回忆录提到，毛说“四个伟大讨嫌”。杨成武八月一号回到北京，讲话里就没有“揪军内一小撮”。本来这是毛提出来的，六六年发动文革的“516通知”就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不是“七二零”后才讲的。还有抢枪,毛泽东和和林彪显然看法不一样，林认为群众抢枪是很严重的事件。林掌握军队，包括抛出王立、关锋，他要安抚军队，军队乱，他也站不住了。林彪不是讲了吗，发动文革，一靠主席威望，二靠军队。毛就认为不严重，他说百分之七十五的军队（在支左问题上）犯了错误。8月4号写信给江青，提出“武装左派”“建立第二武装”。其实军队坐大是毛自己造成的。所以“九大”时毛说，苏俄攻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制”，说明毛是不满意的。

（阿陀：支持保守派，很自然的嘛，不管是林彪还是叶剑英其它人，任何人主持军队，肯定和中央文革是不一致的。）


５、江青和毛泽东
　（阿陀：我注意到《问史》有许多关于毛泽东和江青关系的细节___照相、题字、写信、改文章．．．．．．特别是提到６７年文革期间江青几乎每天“回家”见毛泽东．．．．．．）

阎长贵：这些我们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的。只要下午不开会，江青就要去见毛主席。总理不一样，他要见毛主席，得先给值班室、给护士打电话。江青是要回家啊。很多人说，你这句话太说明问题了，太有价值了。当然后来毛泽东不愿见她了，那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我当时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阿陀：既然文革高潮时江青和毛泽东配合默契，为什幺“七二零”发生后，毛的变化，江青好象有点跟不上，手下大将还写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按说毛应该是跟江青交底的啊？）

阎长贵：也不是时时都能见的，那段时间毛不在北京，在武汉，江青当时不是很着急，找林彪吗？她担心主席的安全。交底早就交底了,王力和关锋都去上海写文章,一个批《海瑞罢官》，一个批《海瑞骂皇帝》，都是同样写海瑞的文章（阿陀注：此处有误，66年初写关于海瑞文章的是姚文元、戚本禹、关锋和林杰，应该没有王力。王力66年4月到上海是参与起草“516通知”）。为什幺？因为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唯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是交了底的。人说“夫妻店”嘛。刘、周、邓都不知道。“516通知”是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他本人都不知道“赫鲁晓夫”是指他。连康生也不清楚，还一直在检讨。张春桥、戚本禹都不清楚。毛主席策略很深的呀。总理不清楚，但总理对毛主席领会很深。

（阿陀：我读《问史》和《王力反思录》等，注意到江青从62年向毛泽东提议批《海瑞罢官》，到65、66年在“主席允许”的前提下去上海秘密组织批判文章，以后主持起草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地位上升有一个过程，感觉当时毛对江是非常信任的，就像您说的那样。发动文革是两个人，不是毛一个人。当然主要还是毛。）

阎长贵：文革初期毛泽东可能有叫江青接班的想法，看来她没那本事。她女儿敢说——你要当武则天？你没那本事。不止一次这幺说。可能也是毛的意思。以后毛就没有把权力交给江青嘛。我最近发了一篇文章给江青的第二任秘书。“十大”的时候，总理跟康生讲，主席不叫江青当常委。江青希望康生在她进常委的事能说话，康生不太同意，他秘书跟总理讲，总理说，主席已经讲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足矣，够了。”如果真是接班人的话，那可以当常委啦。（阿陀：中央文革本来已相当于政治局的地位，代替政治局了）书记处、政治局也没那地位，那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阿陀：这个文件抬头是从67年一直到69年“九大”前。以后江青的身份就是政治局委员，手下班子就没有了，基本上“中央文革小组”就解体了，取消了。）

阎长贵：但交待工作一直到很晚，最近有个讲话，到72年交待完。以后就是开政治局会议了。原来是“文革碰头会”，那是文革时期最高的领导机关。不开碰头会了，当然也还是总理主持。

（阿陀：“总理主持”搞的那些不比文革前期轻，好比“清理阶级队伍”……）

阎长贵：比“红八月”还厉害。“红八月”是自发的，“清队”是有组织的。

（阿陀：还有“清查516”，该算到谁的账？）

阎长贵：算文革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的账。

（阿陀：革委会又是谁来指挥的？）

阎长贵：毛泽东啊！

（阿陀：毛发动文革的原意是打倒走资派，矛头向上。革委会成立后是清算下面，矛头向下，秋后算帐，抓右派。这可以理解为原来就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是周恩来和在台上的当权派报复文革群众运动，不符合毛的想法。您看？）

阎长贵：当然有这样的意思，也不完全是这样。毛泽东不同意的话也不行。“六厂二校经验”值得研究。（阿陀注：毛泽东68年5月19日亲自批发的北京六厂二校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称“六厂二校经验”。毛本人还在六九年“九大”会议上专门介绍“六厂二校经验”）

阎老最后有句话非常精辟，他说毛泽东实际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这里“结束文革”指的是前文革，即前两、三年的群众运动形态的文革。那幺所谓“十年文革”，又是以何种方式结束的呢？

６、江青和周恩来
阎长贵：总理对江青是非常尊重的。不要说我在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以后也一样。有人说江青在文革开始要打倒总理，我不同意。这有个过程，她如果要反总理，也是林彪倒台以后。她如果要掌权，有野心的话，总理就成了障碍。所以戚本禹跟我讲过，讲得有道理，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很好的，江青就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林彪都不敢。关系好啊。总理对江青是忍又忍，非常宽容。我在的时候就是这样。

（阿陀：延安时就是毛泽东的管家）

阎长贵：总理不仅是全国的大管家，也是毛泽东的管家。毛家的矛盾得周总理调解。周恩来这方面非常高明。威信也高，涵养也高。容忍迁就江青，是因为后面站着毛泽东啊。周恩来是被毛泽东整服了的。

（阿陀：有一种说法，说陶铸调上北京，如日中天，势态就是要准备取代周恩来了。周让他处理江青的职称级别问题，交给他一个烫手山芋，结果陶铸就把江青彻底得罪了……）

阎长贵：陶铸到北京以后，跟总理关系是很好的。当然，毛泽东可能也会考虑让他代替总理，那是将来。总理毕竟比陶铸大好多岁啊。他们关系应该是很好的。所以涉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谁啊？批陶铸，就是批总理，毛泽东又离不开总理啊。

（阿陀：所以毛发动文革，既离不开江青，也离不开周恩来。我读韩爱晶《清华蒯大富》，特别感兴趣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前那三、四天，周恩来不分白天黑夜不眠不休找人谈话，为毛泽东摸情况的精彩细节……）

阎长贵：他和蒯大富谈了六个小时！我最近写《我看清华文革》。周恩来和蒯大富的谈话，和毛泽东8月5号“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有密切的、直接的关系。我06年见过蒯大富，他的文革情结很深，说“刘少奇把我打成反革命，毛主席为我平反”。


７、江青和林彪夫妇
（阿陀：您在江青身边，能感觉她和林彪、叶群有什幺矛盾吗？）

阎长贵：看不出来。别人采访我时我说过，林彪、江青怎幺好？看不出来。有什幺矛盾？也看不出来。我之后第二任秘书，江青和林彪、叶群来往电话都留有记录，我那时是从来没有（记录）的，这就有区别。
从67年到“九大”以前，江青和林彪有什幺矛盾还看不出来。有矛盾，但是还没有激化到那样。互相利用。
我任秘书那一年，叶群对我很好，经常给我来电话。基本上是林彪学毛主席，毛怎幺样他就怎幺样；叶群学江青，江怎幺样她就怎幺样。紧跟。那时接见多，演出多，叶群常常来电话问：“江青同志去不去啊？”我也问;“您去不去啊？”她回答:“江青同志去我就去”。不是一次两次，是次次都这样。67年国庆，阿尔巴尼亚谢胡访问中国，江青没去（机场迎接），叶群去了，见江青不在，要回头。总理说，你来了就不要回去了。叶群说，江青没来，我在这里做什幺啦？这反映她的心理。（阿陀：小心谨慎，紧跟）巴结江青。经常在电话里问我：“江青同志想吃什幺东西？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很方便的……”。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就看不惯这样，不想掺乎这种事。


8、文革笔杆子王、关、戚、林
这次访谈中，阎老不时提到当年文革左派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林杰的今昔。

阎长贵说：“七二零”以后，将这批人打下去了，实际就是把中央文革的笔杆子都砍掉了。王力和关锋就是文革最大的笔杆子。很多社论都是他们写的，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啊。毛泽东对他们是“挥泪斩马谡”。他们成了牺牲品、替罪羊。
后来说王、关是江青端出来的，其实不是这回事，按戚本禹的说法，江青当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以后把这作为功劳算在江青身上，把她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代表。前后一共有三次宣传江青的高潮……

关于关锋——
阎长贵说：我那本书（《问史》）出来以后，关锋见我第一面就说，老阎啊，江青关了你7、8年，没见你说她什幺坏话。我当时听了很惊讶。当然现在这样说的很多啦，但当时关锋说的和别人很不一样，别人说你很客观，关锋说你就是应该对江青这态度，因为她是对的。
我今年发表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关锋》。戚本禹告诉关锋，在他被宣布隔离审查后江青哭过，关锋认为江青的哭是真诚的，是真哭，所以关锋对江青印象比较好，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说江青的坏话。也没有说毛的坏话。

关于林杰——
阎长贵：林杰被关了12年，我75年就放出来了，他是80年。我们都是作为“调干生”从人大毕业分配到红旗的，都是关锋的学生。林杰是军队调干生，比较年长。他今年84岁了。

（阿陀：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是林杰写的。关于“七二零”的8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也是林杰写的）

阎长贵：写不少。他是代表关锋管版面的，文章写得不错。文革后没写什幺。他知道不少，但没写什幺文章。观念很正经，很左。我写《“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他骂，谁叫你写的？我说没人叫我写的，我自己--。他说怎幺能反毛呢？他骂得很厉害，之后基本就绝交了。好多年没再联系。他是高兴时很疯，消极起来很消极的人。他写过一本《盖世英雄彭德怀》，当时张爱萍写了书名，洪学智还有好多人题了字。这本书出来以后，戚本禹反对。零几年，他来找我谈出版的事，当时他发表文章有困难。他说：“我那本书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书出来以后，我花16000块钱通通买回来，都烧掉了。”那不是太极端了吗？他说现在看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送我一本，后来我送给高华了。当时戚本禹要我去劝他不要写这东西，我不去劝。写就写吧。

关于戚本禹——
阎长贵：戚本禹是和我一起处理的，我九号，早三天，他是一月十二号。江青一月八号骂我时，把戚本禹也叫了去，姚文元在场，说她的信什幺什幺的。十二号陈伯达来，说“王、关、戚都是坏人”。我那时还不知道戚本禹已经出事了。姚文元接着说“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

（阿陀：我发现不少文革左派现在都成了“毛派”。）

阎长贵：戚本禹是毛派，他说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要“七三开”，给我的信也是这样讲的。三月份我到长沙看他，他说：“你否定文革不对啊。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你应该写一篇文章拥护文革！”——呵呵，他给我布置任务。

关于王力——
阎长贵：《王力反思录》这本书你看过吗？

（阿陀：有，看过）

阎长贵：好好看！当然有些是错的，胡说八道的，但基本是比较客观的。进入高层，《王力反思录》是最好的，值得认认真真看，包括起草“516通知”，江青主持。别人还问我，你这资料是从哪来的？到现在为止，这本书是研究文革最有价值的。黄、吴、李、邱“四大金刚”的回忆录也有价值，但他们比较晚，主要是六八年以后。王力比较早，也比较真实、客观。例如第一个喊打倒陶铸的是毛泽东。陶铸当时是第四号人物，除了毛泽东，谁能打倒？我最近准备写一篇文章，评《王力反思录》。那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错的，我做了一些研究。

访谈结束，阎老拿出一本新版的《问史》签名送给我。我告诉阎老：你去年已经送我一本啦，不过现在有一位八十后年轻人和我一起做文革历史，我就代您转送她吧。
《问史》已经印出四版了，据说不让宣传，不过在书店还是可以买到。阎老说，这本书别人不一定认同，但没有人说不真实。

* **

告别阎老，北京城已是万家灯火。匆匆赶到一会所赴约。沐浴后享受自助餐，美食任吃，啤酒任灌，彻底放松……今晚是这趟走南闯北奔波劳碌中国旅行的最后一夜，感谢北京亲人的窝心安排！
“窝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歧义词，一半的国人理解为闹心、憋心；另一半理解是暖心、贴心。同为一母所生，小妹和俺的认知就截然相反。权威的不同辞海词典都选择其一作为主流认知，同时也会列出歧义。
这趟一路走来，接触不少文革两派历史人物，惊奇发现其中不少人现在都成了“毛派”（还包括网上读到当年北京著名“五大学生领袖”中的蒯大富和韩爱晶，以及“李一哲”的“哲”等等），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当今舞台，无论毛左还是毛右，民云还是阀公，都是最后一批“文革活化石”在主导在表演，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革历史的延续，也是最后的回光返照（因此，后文革研究对判断中国的未来历史走向有不可忽略重要价值）。文革后一直回避和压制的“评毛”，现在和尖锐社会现实问题已经重叠。因为对毛泽东认知不同，中国社会未来分裂为两大派的趋向越来越明显，文革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阶级斗争”历史会不会重演，谁也不能保证。本人无党无派，只知道凡是鼓吹暴力，垄断话语权,力图制造舆论一致的,都必然走向专制独裁。最后不是希特勒就是斯大林，结果都一样。
这趟中国之旅，也算是文革历史之旅，出乎意料一路畅通无阻，到目前为止十八篇网上的博文也还没有任何一篇被“和谐”，这是让我感到欣慰，感到窝心，感到鼓舞的。一年之后，我还能在神州大地再次“复制”这种挖掘历史的旅行吗？一篇篇踩在红线边缘的文章能不能活满周岁？
——希望历史是进步了。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3年11月25日夜小记于北京海淀区，11月26日小记于首都机场， 2014年1月5日稿成于芝加哥。
(访谈内容在暂还未经访谈对象本人审阅认可以前，请勿引用、转载)


注1：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注2：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373页——
“一九六四年发表《二十三条》。毛主席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就是一九六四年。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可是刘少奇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原载“阿陀阿陀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388286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