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毅军：参加中央工作组追查“梁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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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月7日上午，我先后接到二机部秘书组长张兴和政治部副主任赵振清的通知，他们悄悄告诉我：午后在刘伟副部长办公室开会，将被派往驻光明日报社的工作组。在下午的专题会议上，刘伟副部长传达了紧急任务：中央将派出多个工作组进驻新闻单位开展工作。并得知：毛主席逝世后不久，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大造舆论。10月6日，党中央果断采取措施，抓捕“四人帮”。为迅速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中央决定立即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新闻单位派驻工作组。暂时由中宣部负责人耿飚协调与指导，中宣部作为办事机构，设在钓鱼台8号楼办公。以二机部刘西尧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将尽快进驻光明日报社。工作组由二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王介福，政治部副主任赵振清、组织部负责人茅万斌、组织部干事孟连祺、保密委办公室主任张维鹏和我，以及来自中组部及其他部委的孙中范、王维澄等人组成。
　　次日，工作组成员在光明日报社集结。进驻光明日报社之后，工作组立即召集报社党组成员和编委会成员开会，传达了中央派遣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的主要任务，并宣布对报社党组成员、总编莫艾，党组成员、副总编孙关龙采取暂时隔离审查的措施。由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张常海主持工作。第三天，刘西尧部长从外地赶回北京，听取了工作组两天来的情况汇报，传达了纪登奎副总理的指示：光明日报社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一、控制舆论导向，把好关，力争不出问题；二、围绕《光明日报》刊发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开展专案审查工作，查清文章出台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人和事。目前，工作组着手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由孙中范、王介福等带领总编人员，进行报纸版面的审改大样工作。此时，中央尚未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四人帮”仍旧控制着舆论阵地，报纸上大篇幅刊登“按既定方针办”和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根据刘西尧部长的提议，在没有公开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前，多编辑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章，维持报纸各版面。二，由赵振清、张维鹏和我等多人组成专案小组，开展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相关人和事的审查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专案小组立即将莫艾、孙关龙两人分别实行监控，并查抄了两人的办公室和宿舍。将两人的有关资料和工作笔记，以及与《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相关的档案资料，分类封存。同时，派专人做好莫艾和孙关龙的监控工作。
　　10月14日，党中央对外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举国同庆。工作组的工作全面铺开。专案组先后多次分别对莫艾和孙关龙进行了审问。孙关龙交代：10月3日中午，由迟群、谢静宜来报社将稿件交到他手上，要求次日务必见报。迟群走后，他当即转给总编莫艾，莫艾阅后安排他去总编室发稿。他们两人承认对签发《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负有政治责任，已铸成严重错误，追悔莫及。但一再申明没有参与过这篇文章的研究和起草，也没有推敲和修改。涉案人员只有他们俩，稿件在报社停留15个半小时，夜班编辑仅仅做了校对，一字未改，并由孙关龙在编辑室盯到开印为止。我们也向当班的几个夜班编辑了解了情况，他们反映：那天晚上，孙关龙值夜班，全程负责，亲自校阅签字，开印后才离开。他们几个人只参加过一校、二校。
　　尽管对稿件在报社停留15个半小时的过程，及有关经手人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大家分析，一是对孙关龙与迟群、谢静宜的关系尚需进一步查清；二是由迟群、谢静宜转来的稿件，究竟出自何处，包括上线的活动，缺少线索，这是弄清问题的关键。要抓紧对孙关龙和莫艾再做些工作，消除顾虑，进一步揭发上线，了解文章产生的背景；同时，双管齐下，由张维鹏和我去秦城监狱提审迟群和谢静宜。
　　迟群和谢静宜由卫戍区收审，关押在秦城监狱。“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多囚禁于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大部分成员，也收审在那里。一审迟群，我们向他说明了需要回答的问题，并重申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面对迟群的歇斯底里，我晓以利害：必须认清大局，识时务，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一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用意何在？二是，由谁决定发表？三是，为什么选择在《光明日报》发表？我特别指出：必须丢掉幻想，彻底交代这三个问题，珍惜这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接着，我们提审了在押的谢静宜。她的表现不同于迟群，她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被江青器重，受影响颇深。虽然被囚禁，但每天都能听广播、看报纸，粉碎“四人帮”对她震动很大，深感负罪。她回答：《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稿子经过了“文革首长”研究，曾作为“行动纲领”由姚文元组织“清华200号”拟稿。与迟群有联系，当时的召集人是李加宽，我也参加了，参与了传递修改稿和联络工作。她说，《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稿子，经过姚文元最后修改，让迟群和我送去的，指定要次日见报，当时姚文元还询问我们时间怎样？迟群说不会有问题。当问及“文革首长”指的是谁？她回答：一般都称江青、张春桥为首长。
　　二审迟群，他依然态度刁滑，不肯说出参与《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见报的具体情况。我们以谢静宜坦白赎罪交代问题的态度告诫他，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只负责联络，没有参加过研究，曾听姚文元说过，中央文革领导在讨论这篇文章时，明确其核心问题在“夺权”，张春桥称其为“行动纲领”，说“按既定方针办”的命题，是画龙点睛，抓住了要领，有动员作用。他一再声明这都是张春桥的话。他说：稿子是姚文元修改后交给他和小谢送到光明日报社的。在回答为何交给孙关龙时，他说：正是午休时间，孙关龙接的电话，知道他是报社副总编，造反派头头，过去为发表“梁效”的文章有过联系，便让他亲自来传达室，将材料交给了他，告诉他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文革首长已过目，一定要安排在次日见报。当我们再次追问：光明日报社是否有人参加这篇文章的研究与起草？迟群立即说：报社没人参加研究和起草。过去在《光明日报》发表过几篇“梁效”的文章，与孙关龙见过几次面，比较熟悉。
　　三审迟群，当迟群确认已经把江青也给抓起来了，才陆续交代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最初由姚文元根据中央文革领导研究的意图，组织“清华200号”起草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亲自做了几次修改。张春桥也参加过审核修改，详细情况可以问“清华200号”的李加宽。至于文章发表的时机问题，迟群说自己不清楚，只负责传送。
　　“清华200号”是“四人帮”一个御用写作班子的所在地，李加宽是北大历史系的副教授，造反派头头，“清华200号”主要负责人。这个写作班子的大部分人是从北大、清华的文、史、哲等学科选调过来的教师，有专家教授，也有学生，约近百人，常以“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署名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多数是中央文革派任务，也有他们自己选题，经中央文革同意组织撰写。多由姚文元审定发表，也有李加宽审定后发表的。我们在二龙路看守所提审了李加宽。他承认组织写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姚文元曾同他们研究过内容，阐述了江青、张春桥的指导思想及重要性。但是，李加宽不肯提供具体活动的材料。经过我们的劝导，再次重申政策，并用谢静宜、迟群的坦白态度启发他，他才说了具体情况。在唐山大地震后期（约8月初）受命组织动笔，一个多月，三易其稿，送姚文元修改过两次。重点在于如何控制领导权。第二稿才逐步明确“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要求参照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强调其重要性，形成了社评的中心内容。9月19日由姚文元主持修改座谈会，他也参加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个命题，是张春桥提出来的，认为中心突出，醒目易记，用语既隐晦了“夺权”字眼，又使人觉得像“行动纲领”。在这次会上姚文元还提出这篇稿子不是一般的政治论文，是传达重要行动的信号，见报前必须严格保密。何时发表，由文革首长决定。李加宽证实：迟群和谢静宜为这篇文章来过“清华200号”三次，主要是传递修改稿，过问工作进度。
　　在多次审问及核实的同时，内查外调紧锣密鼓。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专案组认真分析了提审迟群、谢静宜、李加宽的情况，莫艾、孙关龙交代的情况，以及当日值班编辑及有关人员反映的材料。大家认为：初步查清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出台前后的情况和有关责任人，但还没有能够提供更多的上线活动材料。11月18日，刘西尧部长召开工作组专题会议，分析研究了专案小组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有关情况，认为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已初步查清，它配合“四人帮”的“夺权”活动，以所谓传递“启动”信号，动员实施“夺权”行动为任务，故而张春桥称其为“行动纲领”，可见其重要性。按照姚文元的说法：不是一般的政治论文。但这些是根据口供的分析和推论，还应进一步查证。涉及审问“四人帮”核心人物，有待中央决定。会议建议利用钓鱼台碰头会的机会，进一步沟通，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
　　设在钓鱼台的中央宣传组，每周二召开派驻各媒体工作组的碰头会。我和茅万斌随同刘西尧部长参加了碰头会。会议由耿飚主持，大家交流了各组的工作进度和需要研究的问题。光明日报社工作组重点谈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审查情况。会议认为，经过对迟群、谢静宜和李加宽的提审，以及对报社内部的查证情况，《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来龙去脉和有关负责人已基本查清，与中央领导的判断大体一致，可以将调查材料转给中央设置的“四人帮”专案组并案处理。至于取证问题，也由他们酌情办理。报社内部涉案人员的调查处理，应将清查情况综合分析提出处理意见，与中直机关党委协商解决。耿飚表示，各大媒体凡有列入中央专案的问题均应仿照光明日报社的办法，查清后移交给中央专案组并案处理。他强调：当前各工作组的任务，仍应以控制舆论导向为主，在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继续推动深入揭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从思想上肃清影响，清查有关的人和事，搞好新闻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抓紧把领导班子搭配好。
　　在这次碰头会上，派驻新华社工作组的负责人建议，如能将光明日报社专案调查的情况加以整理写篇评论，将对深入批判“按既定方针办”的政治阴谋，进一步剖析“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瓦解帮派组织，肃清其流毒影响，掀起大批判新高潮很有意义，并提议将文章题目定为《灭亡前的挣扎》。耿飚略加思索，表示赞同，并建议把题目改为《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会议决定，由光明日报社专案组尽快向新华社提供调查材料，并由新华社会同人民日报社组成写作班子，争取在11月底拿出初稿，经中央审定后，以评论员文章同时刊登在“两报一刊”上。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迟浩田认为这样很好，并可视大批判发展情况，加写“编者按”。当晚，我们专案组复查了内查外调的情况，并逐条核实了提审口供和访谈查证的材料。11月20日，由我整理成“备忘录”，向新华社有关撰稿小组做了口头汇报，并递交了“备忘录”。三天后，专案情况汇编提交工作组审议之后，正式移交给中央设置的“四人帮”专案组。
　　12月上旬，随着中央“两报一刊”发表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进一步推动了光明日报社的“揭批查”工作。紧张的专案工作也在大批判的逐步深入之中告一段落。2月8日，刘西尧部长召开工作组例会。有关刊发《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来龙去脉、相关的人和事，已完成调查，报送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初审认可，并案处理。近来也没有再发现新的问题，完成了专案工作的主要任务。此外，深入“揭批查”的运动顺利展开，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为整顿新闻队伍提供了参考。同时，工作组还酝酿产生了报社新领导班子的人选，并报送中央获得批复。
　　1977年1月，光明日报社的“揭批查”运动和业务工作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中央同意派驻光明日报社的工作可以结束，并任命了报社新领导班子。不久，报社召开欢送会，工作组成员陆续撤回原单位。
　　（作者为原二机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


《炎黄春秋》 201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