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公堂”文革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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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年近古稀的安真光老先生亲眼目睹了“至公堂”在文革中遭遇的一次劫难。

　　“就差那么一点点，至公堂这个文物就被毁了。”安真光说。

　　应该说，老兰州人基本上都知道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至公堂”，也差不多只要去过医院的人，都曾看到过一座古老的建筑和那座古老的建筑上悬挂着的一块匾额——“至公堂”。尽管现在那座古建筑已经被拆的所剩无几了。

　　刘宝厚老先生是老兰州，他在“至公堂”旁的家属院里居住已经几十年了，所以，关于“至公堂”的历史和故事，他很熟悉。
　　
　　“至公堂”这块匾额是由陕甘总督左宗棠于1875年甘肃举院建成时亲笔题写的。到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了。

　　甘肃举院的建成，其意义上在于它结束了甘肃自己没有科举场所的历史。

　　“至公堂”是甘肃举院内纠察官防总摄闱场事物的大员（也称为临监）和在考场提调监试的官员（也称为外帘官）办公的地方。其门楣两侧悬挂的楹联也是左宗棠亲笔撰写的。

　　亲眼目睹了“至公堂”所遭遇的那一次“劫难”的安真光老先生和在兰大二院居住了几十年的刘宝厚老先生都表示，至公堂是文物，更是甘肃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见证，为此，它们呼吁有关部门能对屡次拆除后剩余的部分建筑给予保护和维修。
　　
　　讲述人：
　　安真光，系兰大二院离休人员。
　　刘宝厚，系兰大二院离休人员。
　　
　　故事：
之一——出手保护“至公堂”

　（是一块不值钱的三合板挽救了那块由左宗棠书写的百年历史的匾额——“至公堂”。）

　　到现在，我还都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几月几日。那是1966年6月7日。

　　那天下午我在门诊上班，就在给一个患者诊病的过程中，这个患者的陪员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今天下午（兰州）十六中（即现在兰州民族中学位置）的一些学生要到二院来“除四旧”，听说主要针对的目标就是医院里的“至公堂”。其实，在当时那个时候，不论是说话的还是听话的人心里其实都明白，所谓的“除四旧”说白了就是打砸抢。

　　文革期间，我除过承担着医疗工作之外，还担任当时医院“文革大批判专栏”的宣传工作。在我听到这个消息不多时，院长又派人来找我，来人告诉我说院长找我，很紧急，让我立刻到院长家里去。于是我就赶忙赶到了院长家里。一进院长家门，就见院长手中拿着一把推子，一见我，院长立刻就嘱咐我赶快帮他把头发剃光了。当时虽然心里还有点纳闷，不过看到院长神情严肃，我也就没有问什么，随手接过院长递过来的推子，三下五除二地帮院长剃了个光头。也就在给院长理发的过程中，我又一次从院长口中证实了下午有人要到二院来“除四旧”的消息确凿无疑。

　　从院长家里出来，时间已近中午十二点的开饭时间，我急忙赶往孩（黑？）管组，这个地方是文革期间管制医院里的所谓的“牛鬼蛇神”的地方。在向门口站岗的警卫说了“下午有人要来除四旧的事”后，我便被允许进入管制区，随后，我又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几位“牛鬼蛇神”，并让大家迅速吃饭，吃完饭后和我一起去“办点事”。

　　半个小时左右，我和几位“牛鬼蛇神”赶到“至公堂”，先取下了“至公堂”门楣两侧的四块楹联，（两块是左宗棠亲笔题写的，另外两块是监临使者谭钟麟撰写的。）随即，我们将这四块木制楹联快速地藏到“至公堂”前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下面，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主席台是“文革”中为了开批斗会而搭建的，我们把楹联藏匿于舞台下面后，又在台前堵了许多砖瓦。“那么“至公堂”匾额怎么办？情急之中，我们想到了个应急方法——找一个东西把它盖在下面，随后，我们找来了一块三合板，按照匾额的大小对三合板尺寸进行加工，尺寸合适后，我们又找来红色的油漆快速地刷在三合板上，由于当时正是盛夏之际，天气十分炎热，刷在三合板上的油漆没过多久就干了，随后，我又在刷了红油漆的三合板上用毛刷蘸上黄油漆写了“革命堂”三个大字，然后将它挂到“至公堂”的上面位置。等这一切都忙完时，时间已经是下午的二点半左右了，这个时间距离“破四旧”的人来医院也没多久了。

之二——“至公堂”的楹联真的“失踪”了

　（谁也想不到的是，在“文革”中没有丢失的四块珍贵的楹联却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不见了”！）

　　果然，那天下午3时不到的时候，那些“除四旧”的就来了，大呼小叫的，将院里的领导、群众集中在“至公堂”前，将院长在内的一些领导“揪”到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进行批斗，当那些人要给院长剃“阴阳头”的时候，才发现院长是个光头，只得放弃了。

　　在批斗会进行的同时，一个带头的指着“革命堂”匾额问这里什么时候变成“革命堂”的？但是，当时在场的没有一个人吭声，这个时候，我心里其实特别紧张，就担心这些人会又进一步的动作。万幸的是在无人搭理的尴尬境地之下，那个人也只得作罢，继续上主席台进行批斗演说。折腾了三个小时左右，那帮人才收场离开了。

　　第二天，我偷偷又到“至公堂”，从舞台下找出楹联，在它们上面涂上石膏，然后刷上红油漆，用仿宋体分别写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后，又把它们挂到原处。

　　上世纪80年代左右，“至公堂”和楹联一切都回复原型，但是，不久之后，我出差回来后发现“至公堂”的楹联不见了。在多方询问打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兰州通用机器厂搞厂史工作，所以医院里的个别人就擅自做主将楹联借给了兰州通用机器厂，随后，经过多次协商，总算是物归原主了，不过，遗憾的是，其中左宗棠题写的两块楹联中的一块被锯去了近二尺，原本珍贵的文物遭到了意外的破坏，实在令人惋惜。

之三——左宗棠与“至公堂”

（甘肃自明代起其行政管理就隶属于陕西，直到康熙二年，即1663年时才从陕西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省。

　　左宗棠于1866年任陕甘总督。

　　在明代至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前，甘肃一直没有自己的科举场所。陕西和甘肃的科举考试考场设在陕西，甘肃学子如果想参加考取举人的科举考试，必须前往一千多公里外的陕西有关的闱场应试。）

　　清光绪以前，时逢西北战乱，甘肃连续十年未曾科考，这无疑使得许多甘肃人才被埋没，也使得甘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左宗棠亲自写了一份奏章上呈朝廷，也正是这份奏章“成全”了甘肃的学子们——自此以后，甘肃有了自己的科举场所——甘肃贡院。

　　当时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已七年之久，在刚刚领兵打完肃州之役，当他听说了不少科考合格的甘肃士子常常因家境贫寒，难以筹措到前往陕西参加乡试的路费而不得已放弃乡试的情况后，他深为甘肃众多贫寒士子惋惜，也就在那一时刻，同是举人出身的左宗棠决定向朝廷上呈一份奏章，请朝廷允许将陕甘两地分别乡试取士，并分设学政，这样甘肃士子就可以在省城兰州乡试。据说，当时皇帝阅读左宗棠这份奏章时，也深为奏折中的所透露的情真意切所感动，当即朱批准予。

　　左宗棠奏章经朝廷批准后，甘肃全省各界情绪高涨，踊跃捐助白银用于建立贡院，前后一共捐了51万两白银，而作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更是身先士卒，他亲自组织人马在兰州勘察场地以及筹建事宜。光绪元年即1875年在兰州城西北郊的海家滩（即现在的兰大二院院址）建成了 “甘肃贡院”。因为贡院系科举取士之第，所以也称“举院”。

　　甘肃贡院占地纵140丈，横90丈，外筑城垣，内建棘闱，棘闱即试院，中为“至公堂”，堂前建有明远楼，楼左右为南北考试号房，举院的大门在城西，门楣上书“为国求贤”四个大字。

　　甘肃贡院落成后于当年的八月举行了甘肃首次乡试，参加乡试的士子超过了3000余人，比以往前往陕西参加乡试者多出几倍之多。左宗棠不但奏请简派考官，他自己更是以陕甘总督的身份亲临贡院并落座督考。获得此次乡试第一名举人的是来自秦安的考生——安维峻。

　（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兰州开始兴办各类新式学堂，其中，校址设在甘肃举院旧址上的有：
　　有甘肃农工商总局的总办彭英甲于1908年创办的农林学堂和矿物学堂；陕甘总督长庚于1910年创办的高等巡警学堂；1913年，由蔡大愚改组法政学堂，成立甘肃公里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张广建改建成他的“子爵府”。1927年甘肃省政府代主席刘郁芬奉冯玉祥令，在甘肃成立大学，省政府决定在“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大学，1928年成立了“兰州中山大学”；1944年改“兰州中山大学”为“国立甘肃学院”。194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决议成立国立兰州大学，并将翠英门内全部地基划归学校。）
http://100.lzu.edu.cn/XiaoQing/suiyue/200810/30-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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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7日，地处偏远的兰州就有学生要“除四旧”并对“牛鬼蛇神”剃阴阳头？北京的红卫兵也不过是在8.19开始倡议破四旧的。我觉得老人在回忆时把时间弄错了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