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琳：我所亲历的“三支两军”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3-12-24 21:27:11

1968年2月，学校停课闹革命，部队在长寿中学征兵，我响应祖国召唤，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21军61师183团三营九连。当时61师驻防西安。经过一周的军事训练和整理内务训练，就戴上了领章帽徽，从一名学生很快变为一名现役军人。我们先是进入西安火车站进行军管，时隔不久我被派往西北国棉四厂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三支”就是支左（支持所谓左派组织和左派群众）、支工（支持工业）、支农（支持农业）；“两军”就军管（对一些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1967年年初，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大肆煸动造反派“打倒一切”、“带长字的一律靠边站”等，“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全国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地方党政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几乎失去作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种事务都由所谓造反派组织说了算，全国各地武斗成风，打、砸、抢、抄、抓屡见不鲜，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是辩论的人群，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铁路和公路交通严重堵塞。正在这种严竣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作出了由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先后选派了280多万军队干部和战士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到国棉四厂军宣队之后，军宣队教导员侯根堂给我详细介绍了企业的主要情况，我听了以后深感形势十分复杂，任务特别艰巨，开展工作困难很大。侯教导给约法三章：一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重大事情要请示领导，不能随便表态；二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勤奋工作，力争完成生产任务；三是加强时政学习，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精神，作好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化解矛盾，自觉遵守军人纪律。侯教导员还鼓励我说：只要你严格按照上级精神办事，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工作，相信你一定能出色完成支左任务。并说，你在学校和连队表现不错，文化程度高（当时部队高中生极少），军宣队研究决定让你作为细纱车间、动力科军代表，并担任专案组副组长。我虽入伍时间不长，但我知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没有任何考虑和商量的余地，我满口答应，很快投入了工作。
    西安当时群众组织名目很多，但归结起来就是两大派：工总司和联总司。他们都自称是“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而且相互攻击得十分厉害，污辱、漫骂、恐吓等等，往往到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程度。记得当时每到傍晚，西安市总是炮声隆隆，枪声整夜不停，直到每日拂晓时炮枪声才会停息，我们始终并不明白这些枪炮声是从哪发出的，怎么会没完没了，天天如此？国棉四厂也分为几大派，有些家庭也分成几派，父子反目成仇，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者时有发生。国棉四厂是当时的对外开放企业，办公楼、招待所、会议室、厂房等建筑物设计宽敞大方，环境优美舒适，纺织机械是当时全国一流水平，以生产军布和出口布为主，在岗职工8000余人。我所在的细纱车间，是全厂仅次于织布车间的第二大车间，有1300余名干部职工；动力科是负责全厂水、电、汽（蒸气，纺织企业要求必须保持一定的湿度）供应和维修的特殊车间，300余名干部职工。这些车间也分为几大派，一度时期你争我斗，势不两立，纪律松驰，质量观念淡薄，生产任务意识较差。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他们虽说观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承认自己是保卫毛主席、悍卫毛泽东思想的。有了这个共同点，就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们在临潼工人疗养院首先举办了群众组织头头学习班，并多次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文章和“抓革命、促生产”等重要指示，整顿生产纪律，加强内部管理，逐步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人事关系也逐步好转，基本上每月完成了军布和出口布任务，多次受到省支左委员会和部队的表彰，我也连续两年被军宣队评为“五好战士”。
    我所在的专案组共有72名干部，组长是国棉四厂组织干部周恩清。专案组的任务是负责对揭发、清理出来的“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以及刑事、民事案件的当事人等清查对象逐一进行内查外调，按照“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精神，认真讨论，反复研究，依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一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报经厂革委会批准后生效。凡当事人对所作结论提了异议的，再重新取证、讨论、研究，基本做到了当事人满意，因而未发生自杀、报复等恶性事故（西安几家企事业单位确有其事），还使厂里的一批干部得到了保护。我们和各派群众组织的关系都比较融洽。军宣队撤离后，我们六七人中没有一个人被企业传唤过。记得我1971年结婚时，宝鸡的水果糖十分紧缺，国棉四厂领导闻讯后还为我邮寄了20多斤水果糖，以示谢意。
    1970年10月，我们接上级通知，凡已经建立了党委的单位撤销“三支两军”人员的精神，除侯根堂教导员转业到国棉四厂任革委会副主任外，其他成员全部返回了部队，其他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在1972年8月21日之后陆续撤回部队。临行那天，闻讯赶来的职工群众，自发地排了长长两行，夹道欢送我们离厂，那恋恋不舍之情至今记忆犹新，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希望稳定的复杂心情。
http://www.bjszxws.com/manageradmin/news.asp?ArticleID=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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