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县“文化大革命”运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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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我国自上而下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广元县同全国一样，大体同时经历了这十年动乱，全县的党政组织、民主法制、经济社会事业及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均受到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破坏。 广元地处三省交界，社会历史情况复杂，“文革”过程除与周围县区经历大体相同（如“红卫兵”运动、造反夺权、两派斗争、革委会诞生等）外，还有抢枪规模大、武斗反复多、合法政府（县革委）与非法政府（“河街政府”）对峙久等特殊之处，成为轰动全川的典型。十年动乱，使广元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广元是“文革”中四川的重灾区之一。1975年4月至8月，在中共四川省委直接领导之下，在成都召开了解决广元问题的汇报会议，随后省委、地委又从组织上、法律上采取了果断措施，广元的动乱局势才得以迅速平定。 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我区的跨越式发展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运动经过及重大事件 1、红卫兵运动和造反组织的兴起： 1966年5月，中共绵阳地委决定抽调绵阳、江油、平武、青川、旺苍、中江、德阳、遂宁、射洪等九个县和地区机关的大批干部组成“四清”（即清思想、政治、组织、经济）工作团，来到广元城乡，向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社队派出工作队、组，开展“四清”运动。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后，中共广元县委组织工作组进驻各文化单位，发动声讨《三家村》活动，从此拉开了广元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6月1—2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组织17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5.16通知》，拥护中央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随后全县14个区，87个公社、649个大队、4298个生产队，56个场镇，6个较大的专、县属厂矿，开始进行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第四期“四清”运动。7月初，广元全县中学教师在县委工作组带领下，集中在绵阳地委举办“集训班”，组织教职员用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对干部、教职员搞分类排队，整专案材料，直到暑假结束。8月8日，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对象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号召全国各地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形式，开展大呜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至8月21日，县城机关干部职工共贴出大字报6万多张，称县委统战部、林业局、嘉中等32个单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了领导权”，306名科局级以上干部中，有41人是“牛鬼蛇神”。 8月26日，北京钢铁学院学生赵刚立、钱一平等三位“红卫兵”来广元串联、点火，在街头发表讲演，介绍北京文革形势，在鼓楼国营饭店大门口刷出“广元必须大乱”的大标语，又到棉纺厂鼓动工人起来闹革命，在十字口闹市区揪斗资本家，使广元的平静局势很快动荡起来。接着在赵、钱影响下，嘉中、广中等校学生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8月底，“广元红卫兵造反联合总部”宣告成立。造反的红卫兵在城内大街小巷写标语，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如“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踢开党委闹革命”、“火烧×××”、“炮打×××”，“把×××揪出来示众”等等，广中校园内也出现了“县委工作组滚回去”、“踢开‘文革’（指县委建立的学校‘文革’领导组织）闹革命”等大幅标语。9月，红卫兵大串联全面开始，县委派组织部长、团委书记等带领广元红卫兵赴京参观，接受毛主席检阅。后来不少师生自发串联上京见毛主席。县上还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接待外地赴京过境的红卫兵。在红卫兵影响下，一些单位陆续建立起“革命造反组织”棉纺厂的“九·一五战斗队”，是县城内建立最早的造反组织。红卫兵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到处开展，揪斗领导和教师，随意抄家打人，毁坏文物古迹，破坏公益设施，都自认为是“革命行动”。学生组织渐渐介入到社会组织中去。社会上群众中的造反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至1967年年初，广元城内各种造反组织有33个，人数51040人。他们到处“造反”、“夺权”，使机关瘫痪、学校停课、厂矿停产、社会处于混乱之中。这些组织分别归属于三大派，一是“广元红色工人联合造反兵团”（简称“红工联”）和“成都红卫兵造反部队广元总部”（简称“广红总”）；二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广元分团（简称“成造”）和“成都红卫兵‘八·二六’兵团广元分团”（简称“八·二六”）；三是“红旗联络站”。这些造反组织往往同外地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向县委首脑机关和其他组织发起冲击，揪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许多干部被批斗，“四清”中排出的“四类人员”也被“横扫”。在造反派的猛烈冲击下，至12月下旬，县委和各级政府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陆续陷入瘫痪状态。“四清”工作团领导因被批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敢公开露面，并逐步将分团、工作队、组干部悄悄撤出县境回原单位工作，总团亦于次年2月撤销。 2、一月夺权和“二月镇反”： 1月23日，县人武部及广元驻军奉命派解放军对金库、粮库、仓库、邮局、中央厂矿、广播站、监狱等实行军管。在上海“夺权风暴”影响下，1967年1月27日凌晨4时，广元县“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成立，李绪洪、李仁武、谢洪均、周仕海等12名造反派头目任执委、常委，并立即强迫县委书记范俊德交出了县委印章，县人委的大印也随即交出。李等宣布：自即日起，全县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归“造委”行使。随后几天之内，全县各级造反组织相继夺了各级党政的权，公、检、法机关也被夺权，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当作资反路线代表人物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打成“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土皇帝”、“反党黑帮”、“牛鬼蛇神”，不少人在批斗中还受到肉体摧残。 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在全国泛滥之时，中央军委的老帅们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奋起抗争，全国各地抓了一批造反派头目，广元县人武部也把一些“造反”、“夺权”的活跃分子，如李绪洪、周仕海、石金谷等关进了监狱，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镇反”。江青、张春桥把这一切诬称为“二月逆流”，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3月13日，根据成都军区党委指示，县人武部党委决定成立“广元县生产委员会”，由人武部政委刘文明任主任，主持全县工作。此后，全县城乡各级党组织相应建立了生产委员会。5月初，县人武部、驻广部队联合成立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临时党委，“生产委员会”改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由驻军首长乔从武任主任，这对抑制社会动乱局势起了一定作用。可是由于“二月镇反”被“中央文革”否定，又引起了广元造反派对人武部和驻广部队的抗议和冲击。4月份当曾被关押的造反派获得释放后，他们组织内的人鸣炮庆祝，给这些人披红戴花，搞坐车游行。紧接着大街上就出现了“反击二月逆流”、“刘文明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生产委员会是二月镇反的黑司令部”等大幅标语，刘文明成天被造反派轮番批斗，游街示众，稍微稳定的局面又被搞乱了，而且较前更甚。 3、派性斗争和抢枪事件。 围绕“二月镇反”事件的态度，在造反组织之间迅速分化，被抓者“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未被抓者则被另一派称作“保守派”、“保皇派”，相互攻击，由此广元派系最后演变为“红工联”与“成造”两大派的严重对立和斗争。 1967年5月23—28日，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召开了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三干会，贯彻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肯定“八·二六”、“成造”等是革命群众组织，毛主席批评“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宣布撤销李井泉一切职务，建立以张国华为首的省革筹（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此后，城乡开展了反“保守派”、“保皇派”的斗争，群众之间的派性斗争逐步升级。 7月23日至8月5日，由三支两军临时党委主持，在县城召开县、区、社三级造反派代表共918人参加的“揭批县委领导王寿茂、王汝伟、范俊德、杨振山”大会，各地各单位随及掀起了批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高潮，造反派代表人物乘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8月28日，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更名为“生产指挥部”，组成人员同前。 7月22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广元两派由激烈论争发展到开始抢枪武斗，企图整垮对方。 9月4日，成造建1—3分团200余人，从广元出发，分乘6辆大卡车前往青川县城，伙同当地造反组织，轮番六次冲击青川县人武部、县中队、基干民兵队，抢走人武部武器仓库全部枪弹和县中队、民兵队部分枪弹，计有轻重机枪22挺，步、手枪230多支，手榴弹100余枚，子弹6500多发，望远镜一付，军装20套。抢枪中打死2人，伤多人。这是广元第一次大规模的抢枪活动。 10月，派性武斗愈演愈烈，开始抢劫广元县人武部、驻广部队7811、7812部队，特别是“399”国防仓库的武器弹药。 1968年4月11日，“绵阳南充八县联防指挥部”在剑阁成立，剑、旺、广三县造反派头目任正副指挥长，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稳成都，乱重庆，打南充，夺全川”。 为了增强武斗实力，广元两派自1967年6月起就陆续密谋并实施抢劫枪枝弹药，少数骨干分子先后参与在青川、绵阳等地的抢枪活动。1968年4月20日晚8点左右，经过充分策划，在邓绍伦、周仕海、郭勇的率领指挥下，“成造广元分团”下属的建1—3、宝轮煤矿等7个分团以及南充、阆中、南部、达县等地退守广元的“红十条派”共1000多人，分五路冲向“399”国防军火仓库，实施抢劫武器计划。解放军官兵劝阻造反派说：“这是援越武器不能抢”，造反派却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借枪保卫毛主席！”根本不听劝阻，直接冲入库房搬运军火，解放军向天鸣枪警告，造反派也打响机关枪。顿时枪声大作，造反派人多势众，大部分人加紧搬运武器弹药，少部分人占领四周山头掩护接应。解放军最后抓了几个造反派头目（第二天即放回）。整个抢劫过程持续了约一个多小时，仓库主任二等功臣任存仕同志壮烈牺牲，造反派死4人，伤十余人。这就是有名的“4.20”抢枪事件。 后据档案资料证实，自1968年4月18日—7月29日，广元各路造反派共55次抢劫399国防仓库、7811部队各种武器弹药726.76吨，枪枝2840支，打伤解放军指战员500多人。共有四川6个专区44个县的造反派20600人参加了抢劫活动，成为震惊全川乃至中央的抢枪流血事件。 4、两派的长期武斗 1968年4月7—8日，成造与红工联在城内发生较大武斗，双方互有伤亡，大体持平。“成造”主要勤务员被打，多人重伤。5月5日，双方在驻军和人武部首长主持下，签订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上缴武器的协议》，可是墨迹未干，5月7日，“成造”即控制了广元老城的制高点——东山（现凤凰山公园），并封锁了东、南、西城的出入通道，与控制城北云盘梁、将军桥一带的“红工联”发生了持续一夜的激烈枪战，“红工联”败退出城，撤往朝天、中子一带。7月1日，“红工联”向成造发起反击，围攻广元城，双方鏖战一日，成造败退宝轮、三堆等地，“红工联”控制广元城。两次夺城之战，双方共死亡190多人，许多无辜的青少年，为他们的派头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69年3月5日，两派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建筑一社的造反派在武斗期间还私设监狱，采用“吊半边猪”、“烤人油”、“放血抽筋”等酷刑，打死从外单位抓来的对方群众14人，伤多人，群众称之为“白公馆”、“渣滓洞”。至此，武斗在全县已直接打死干部群众200多人，伤残者更多。其他因武斗而间接死亡的，如枪支走火打死人、抢枪中打死人、武斗途中因车祸而死的人、武斗中误杀的自己人，乃至城乡各地批斗中被随意打死的人，包括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等等，也不在少数，无法准确统计。 为制止武斗，地县革委及驻军领导在双方头目之间反复做工作，省、地县委及军区、军分区首长张国华、李大章、郑志士、张金省等曾两次接见广元两派代表并发表长时间重要讲话，敦促两派停止武斗，上交武器，为解决广元问题作出贡献。5月5日，双方头目当着地、县驻军领导再次签订“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到1969年6月7日，双方共达成了十次这样的协议，可实际情况是随签随反，枪枝交了又抢，抢了就打，打了又抢，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前后持续了三年多，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了惨重损失。于由中央于7月3日、7月24日连续发出制止武斗的布告，号召实行归口大联合，上交武器弹药，广元的大规模武斗才逐步被制止。 5、县革委成立。 1968年9月8日，经省、地委批准，撤销广元县生产指挥部，建立“三结合”（军、干、群代表）的广元县革命委员会，由驻广的56044部队政委陈星跃任主任，人武部政委刘文明、原副县长皮知仁、造反派代表邓绍伦、周世海任副主任。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和人民保卫组。9月10日，县革委在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县革委成立，并发出一号通告，宣布自即日起全县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归县革委，并号召城乡革命群众组织于10月5日前全部交回所抢枪支弹药，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9月以后，经地、县革委批准，全县1个镇（嘉陵）、14个区和89个公社革委会相继建立起来，县级各局等单位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替代了各级政权组织的职能。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在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期间，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为指导，全县先后开展了“批修整风”为中心的“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和“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不少干部受到批斗后被错误处理：有的下放农村劳动煅炼，有的送“五·七”干校（宝轮农场）劳动改造；有的则以办学习班为名被隔离审查，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这时期，林彪反党集团暴露，“四人帮”加紧了篡权活动，全县又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运动。广元紧跟“四人帮”的帮派势力，在上述运动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抢官”、“夺权”恶浪。 6、中共广元县委第二次党代会召开： 1970年6月30日，经中共四川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建立中共广元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由县革委主任王兴武兼任组长，县革委副主任刘文明、范俊德任副组长，由此结束了自造反派夺权以来，全县三年零六个月无党组织领导的历史。但全县仍没有建立党的工作机构。至1971年10月，开展整党建党以来，大部分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农村区、社逐步恢复了党委（或总支、支部）的组织机构，共新建党委88个，占原有党委的97.8%，新建党支部757个，占原有的90.7%。“吐故”党员72名，“纳新”党员430名，全县党员总数达到17700名。在此基础上，1972年2月，中共广元县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组织、领导全面恢复。 中共广元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72年2月4—7日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671人，列席代表50人。大会听取了王兴武同志的工作报告：《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定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选举产生了中共广元县第二届委员会，李敬育当选为第一书记，田逢源、于济舟当选为书记，丰东河、皮知仁、苟登寿当选为副书记，熊林等11人当选为常委。二届县委委员40人，候补委员9人。本次大会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把“四人帮”的罪恶行径说成“伟大胜利”，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是错误的。大会决定撤销“中共广元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至此，停止工作六年的中共广元县委得以恢复。 7、“河街政府”的出笼和覆灭： 1973年5月下旬，正当县委领导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开展“批林批孔”、“学大寨，赶化林”夺取农业丰收的群众运动掀起热潮之际，广元的帮派势力由打派仗走向“联合”，联合起来向县委、县革委再度夺权。他们在刘发林、谢洪均、吴越等人策划下成立了“广元地区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县革委部分成员批修整风办公室”，由9个造反派头目组成了领导小组，谢洪均任组长，刘发林、周世海、冯志熙等3人为副组长，下设宣传组、办事组、接待组，在河街原县工商联所在地（现商会大厦）办公，公开宣称“中共广元县委无能领导‘批修整风’运动”，“指挥棒失灵”，“要由谢洪均、刘发林等人领导的‘批修整风办公室’取而代之”。1973年10月，“批修整风办公室”更名为“批林整风办公室”，1974年2月，更名为“广元地区反潮流总部”，1974年9月更名为“中共广元县委、县革委群众代表办事处”，并充实由128名大小头目组成的“勤务组”，谢、刘、吴、郭等11人组成了核心领导小组，下设四部一室：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行政部、接待室，炮制出“思想上夺权，政治上定性，组织上更新，经济上跃进”的行动纲领。刘发林公开叫嚣：“你县委是政府，老子河街还是政府！”“北街政府（县委、县革委驻北街）是伪政府，是国民党政府。”“河街政府是浴血奋战换来的红色政权。”“河街政府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公然宣布“群办处”要“负责处理广元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等重大问题。”他们相互吹捧，封官许愿。刘发林公然叫嚣“要为夺得一顶名符其实的金丝帽儿而奋斗。”谢洪均称：“刘发林是个好同志……是党外布尔什维克”，邓绍伦和刘发林说：“这一次我们应该趁建立民兵指挥部的机会，帮谢洪均争一顶官帽子”。刘发林说：“虽然我不是县委书记，就要当（dàng）一个县委书记来当（dāng）！”谢、刘、邓、吴一伙还提出了行动口号：“造反掌权，入党入团，提拔加钱”。为达到篡权目的，他们制订的反动策略是“时间要等，掌权要稳，目前要忍，将来要狠”。很明显，“河街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夺取“北街政府”掌握的政权，实现帮派分子的统治。 他们还通过发“文件”，印“通令”，出“照会”，办报刊，开会议，建“保安队”等抓舆论、抓组织、抓武装、抓要害部，以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两手策略把权力延伸到全县大部分区、社、大队，和县委分庭抗礼，架空县委领导，以求控制广元局势。他们控制了县委“批办”、“落办”两个重要工作机构，并迫使县委成立并操纵了“保卫批林批孔办公室”（“保办”），处处同县委决策唱反调，干扰县委、县革委的决策和实施。有时又盗用县委、县革委名义以售其奸。据统计，在“河街政府”活动最猖獗的1974年，自4月1日至5月10日四十天内，广元社会治安极度混乱，发案率大幅上升，先后发生抢劫案53起，盗窃17起，打群架捅刀子案233起（其中百人以上参与者达18起），受伤群众130多人。公路交通经常中断，火车不能正点运行。全年粮食减产22.9%，总产减少7000万斤，人平减产90斤；工业总产值下降22.6%，财政收入下降16.8%。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实际后果就是政治暗，人心散，经济垮，社会乱。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4年9月21日，县委县革委在人民广场（今蜀门市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广元县城镇民兵指挥部”，因谢、刘一伙未能挤进指挥部领导班子而进行了疯狂报复，他们预谋策划伏击民兵游行队伍，打伤民兵57人（重任14人）、群众20多人，砸烂汽车7辆，制造了“9.21”流血事件。省、地革委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于是年10月初先后逮捕、拘留了首恶分子刘发林、郭勇、傅国才等人，并明令取缔所谓的“群众代表办事处”。谢洪均、吴越等人又策划拼凑子“第二套班子”，打着“办政治夜校讲儒法斗争”幌子，继续负隅顽抗。1975年4月—8月，省委在成都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解决广元问题汇报会议”，彻底划清了广元问题的大是大非，逮捕法办了谢洪均、吴越等人。至此“河街政府”寿终正寝，彻底垮台。 8、解决广元问题的汇报会议：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四川问题时，曾引用古人的话批评四川乱得太久，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而广元在全川更是乱在先，治在后。这是为什么？刘谢一伙长期来在广元的所作所为，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还是篡党夺权的罪恶行径？刘谢一伙到底是“新生力量”、“依靠对象”还是搞乱广元的罪魁祸首？不分清这些大是大非，就不可能解决广元问题。为此，省、地革委指派领导同志在广元作了长时期的调查研究之后，于1975年4月6日，在成都召开了有县委常委在内、并吸收了县级机关部份中层干部、政法干部共五十人参加的解决广元问题汇报会议；同时又集中了40名造反派头目在成都举办学习班。汇报会和学习班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及邓小平同志“全面整顿”方针指引下，联系广元文革实际，深入学习对照，充分揭露矛盾，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了路线是非，统一了思想认识。通过近四个月的学习对照总结，一致认识到：广元问题的实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的激烈斗争，是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刘谢一伙的所作所为是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行为，他们长期进行的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篡权复辟活动是广元动乱的根源。据此，省委决定在全县开展深入揭批刘、谢罪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整顿活动，改组广元县委，对县委几个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主要负责同志作了组织处理。1975年8月2日，省委决定：匡政桁任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主任，钟戡、田逢源、皮知仁、张玉德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委副主任。陈昌明、刘方治、周德、王汝伟任县委常委。免去李敬育、于济舟县委第一书记、书记职务，免去熊林副书记职务，免去杨振山、李英、王维东、王虎山、王兴裕县委常委职务。 紧接着，全县自当年8月至年底，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集中进行了传达学习省委汇报会议精神的教育活动，普遍开展了揭发批判刘谢篡权复辟罪行的活动。县委又组织了1115名党员干部组成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3个区的18个公社、场镇和县属6个单位开展教育学习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明辨是非，提高认识，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1975年粮食总产量上升21.7%，工业总产值增长36.5%。 1976年，吴越等帮派势力头目，借口“反击右倾翻案风”，继续上窜下跳，为刘谢等人翻案，说“省委对广元问题定性错误”，要求省、地、县委领导表态“广元问题搞错了”。省地委领导坚定指出“广元问题定性正确，刘谢不能翻案”。9月，省委召集地、县多数常委开会，解决了对广元问题定性发生动摇的错误认识。10月下旬，随着“四人帮”的最后倒台，中央下达了揭批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指示，广元县委成立了揭批查办公室，点名面对面揭发批判了吴越的翻案活动罪行，逮捕法办了几十名帮派骨干分子，清算了其他人参与“河街政府”夺权翻案活动的错误，从根本上稳定了广元局势，广元的文革动乱局面宣告结束。 二、曲折发展的经济文化事业： 在“文革”中，广元多数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同左倾错误，特别是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艰难曲折、顽强不屈的抵制和斗争。正是这些抵制和斗争，使“文革”的破坏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广元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虽然遭受了巨大损失，也仍然取得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政治方面。虽然县委在文革初期被夺权，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于1970年6月恢复，通过整党建党，绝大多数基层组织很快恢复、党员组织生活逐步正常。1972年2月，中共广元县委第二届委员会诞生，各方面工作开始重新纳入党的领导范围之内进行，县委多数领导同志和大多数各级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以各种方式抵制派性活动，抵制帮派头目们散布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错误言行，坚守工作和生产岗位。许多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先后恢复工作和一直坚持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没有动摇对祖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热爱、拥护立场。尤其是广大工人农民仍然兢兢业业贯彻执行党的正确决策。 经济方面。农业上，坚持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力进行改田改土和兴修水利、农技推广等工作，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得到较大改善。1975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21.7%；1976年达到15135万公斤，比1966年增加1220万公斤。十年间，粮食年均递增0.8%。经济作物中的油菜籽，1976年较十年前增长70%，烟叶增长3倍，甘蔗增长7.5倍。1973年县革委在下寺建成茶园沟水库，后成为县旅游景点；1975年，王家、大石两区建成紫云、观音两座全县最大水库，库容达2100万立方。工业上，集体所有制工业在1970年后有所发展，由1965年末的84个增加到1978年的92个（不含乡镇工业175个），职工3736人，固定资产309.04万元。国营工业在“文革”中有较大发展。国家把广元列为三线建设重点，陆续投资兴办了一批地方工业，企业由9个增加到27个（未含军工），职工11484人，主要为电子、化工、农机、氮肥、建材等行业。1978年末，总产值达7511万元，其中县属工业产值3296万元。自1965年起，国家四机部、二机部一批中央企业陆续迁来广元建厂投产，081总厂（川北电子工业公司）所属的长胜、华昌、广明等7个专业化分厂，共有职工8472人，为国防、科研、民用提供电子系列产品；总产值7298万元；以821厂（五洲化工厂）为主体的军工企业，1969年兴建，1976年投产，逐步转产民用产品铝材、水泥、余热发电及钢塑制品，有职工7195人，总产值15326.9万元，实现税利2913万元。1975年，通过省委解决广元问题汇报会议的召开及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全县工业总产值较上一年增长36.5%。此外，1969年秋，宝成线广元至马角坝段电气化通车，广旺铁路广元至嘉川段建成通车；1966年至1976年，全县兴建乡村公路24条，通车里程295公里。 文化教育方面。文化教育科技领域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在大批“封、资、修”的年代，学校停课，书店停售、影剧禁演、藏书被毁、广播停播等视为“正常”。由于群众迫切需要，加上一批老革命家的支持，文教事业才得以逐渐恢复发展。文化上，为克服长期只演“样板戏”的单调枯燥，1972年，县文化馆组织的文艺汇演中，出现了一批群众自编自演的优秀节目，如豫剧《日夜饭店》，小话剧《让车》、《炉火红心》，少儿歌舞剧《金葵花》等在省、地汇演中获好评。1975年广元美术社徐中生的油画《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被成都市选作1976年年历画印行。1971年，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国产新片《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等连续通宵放映仍观众如潮，带来了影剧场的扩建和增设，城乡、厂矿电影放映队亦普遍兴起。1973—1976年，县文管所将分布在县境内的110多条红军石刻标语集成碑林，建馆陈列在皇泽寺南侧（现全部移存于南山红军文化园），后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9年以后，农村有线广播网有较大发展，到1974年建网扩大到81个公社，自架线路7870公里，通过556个大队，2980个生产队，入户喇叭7.5万支，社员能在家门口“听到北京的声音”，成为群众文化生活一大喜事。教育上，1976年全县普及了小学教育，农村学生上初小不出村，上高小不出乡。多数地方在乡中心校办起了初中“帽子班”，小学毕业生也可以就近上初中了。全县区级机关所在地在“文革”中，基本上都办起了单设初级中学，在校初中生1976年达到2.55万人，比1965年增加7.5倍。1972年高中恢复招生，到1976年全县已有41所学校设高中班，高中学生达到3477人，比“文革”前增加7倍多。至1974年6月，全县农村安置本县及成都等地上山下乡知青共8545名。此外多种职业技术教育也陆续发展起来，为“文革”后广元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卫生事业方面，1969年—1975年全县开展了系统的肿瘤死亡调查，为诊治此类疾病积累了重要经验。1971—1974年为落实毛泽东“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农村兴办了合作医疗。在国家扶持下，全县又开展了大面积试种中药材工作，共建成药材基地6个，药场38个，药园208个，种植品种44个，面积0.44万亩，其中有黄连、天麻、厚朴、木瓜等种植基地13个。三堆农民共种植人工栽培的大窝天麻4400窝，引来陕、甘、黔、湘、闽等省专人学习。1971年11月，广元建成西山火葬场。1971年7月，全县区、社及大队均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指导、管理工作，提倡“晚、稀、少”。到1978年检查证实，有57.3%的社队晚婚率达100%，城乡一胎率达81.6%。1976年广元县被省、地评为计生工作先进单位，先后有多人被评为省、地计划生育先进个人。 以上事实说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三、几点教训 四十年前发生的这场波及全国的“文革”运动，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充分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科学地总结“文革”教训，对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联系广元实际，我们应该深刻记取以下教训： 1、必须维护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行都是要坚决反对的。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也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不久，县委、县人委被造反派“夺权”，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斗，党长期培养、依靠的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被排斥，这就给帮派头目及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如刘、谢之流以可乘之机，大搞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革委会建立后，“河街政府”继续与之作对，架空党的领导，目无党的权威，处处分庭抗礼，妄图取而代之。八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们国家就会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会被断送。党的领导瘫痪了，人心就散了，革命和建设都无从谈起。党的领导被取消或削弱，这就是广元长期动乱的根源。 2、必须加强民主法法制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文革”期间，党的许多优良传统被否定，是非颠倒。少数人，尤其是那些打、砸、抢、抄、抓者，任意胡作非为，长期得不到惩治，反而被说成是“革命行动”，是“大民主”的需要。一些正直的干部群众对错误做法的抵制和斗争得不到支持，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戴上“反动权威”的帽子，遭到打击和迫害，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党的事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事实说明，“文革”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于党政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所制定的正确原则和措施加以解决，决不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再搞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否则，只能是历史的倒退。拨乱反正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系列重建民主和法制秩序而带来的改革开放新局面，也从正面说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否定“文革”错误理论和作法是多么正确和必要。 3、“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刘、谢等人曾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导致“河街政府”猖獗时期，全县工农业产值大幅下降，全县多数农民年均口粮在180公斤以下；全民所有制和县级企业减产亏损面达77%，不少单位贷款发工资。不知那些“响当当”的“左派”们想过没有，设若广大工农群众不从事物质生产，而是跟着他们的“正确路线”成天冲冲杀杀，搞“革命”，他们自己能否生存下去？能否“继续革命”？马克思说过：“人们只有吃、喝、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事情”，“只有在一切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时候，我们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共产主义’”。这些人类社会经历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在“文革”中被刘、谢一伙故意歪曲颠倒（在他们“执政”时却又大刮“经济主义”妖风），是为了乱中夺权而故意放出的毒箭，他们同样是凡夫俗子，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 我们要不知疲倦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大背景下，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才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强后盾，“落后就要挨打”是我们时刻要敲响的警钟。 4、提倡精神文明，宏扬传统美德，把被颠倒的是非观，道德观颠倒过来。 由于“文革”的长期动乱，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巨大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道德风尚在很大程度上被毁弃，加之各种错误思潮泛滥，致使人们思想混乱，精神滑坡；不少人更是美丑不分，良莠不辨，是非颠倒，道德失范。这种损失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且难于纠正。因此，在精神领域、道德观念上的拨乱反正尤为重要，尤为迫切。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强力制止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和封建迷信活动，彻底根治党风、政风中的腐败现象，大力宏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在改革开放中，既要吸收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继承祖国传统文化精神。最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荣辱观，概括精辟，内容深邃，体现了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彻底扭转被“文革”颠倒了的是非观、道德观的行为准则，我们更应深刻学习，努力实践。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所幸的是，正是我们党自己纠正了“文革”的错误，吸取了“文革”的教训，重新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四十年来，广元同全国一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我们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和进步，坚定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去夺取改革、发展、稳定的新胜利。 声明：本资料为重要研究成果，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和作他用 （史料收集整理：范明辉 校对：王永雄 收集整理时间：2006.2—3月）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i4iVV6HeAykJ:scgyzq.gov.cn:901/lzdsb/ShowArticle.asp%3FArticleID%3D3694&newwindow=1&hl=zh-TW&gl=hk&stri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