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1966.5—19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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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5月，绵阳地委决定，由旺、平、青、德、绵、江、三、盐、射、蓬、遂等县抽调机关干部组成社教工作团来广元，进驻城乡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队，开展“四清”运动（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即“大四清运动”。
5.16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党委立即行动起来，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化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随后，县委组织工作组进驻各文化单位，发动声讨《三家村》活动，从此拉开了广元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参加社教运动的干部相继转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6.1—2 中共广元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属以上厂矿党委正副书记和17级以上党员、干部共81人参加会议。县委书记王寿茂在会上宣读了《五.一六通知》及附件，与会人员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拥护中央解散原中央“文革”五人小组（成立于1964年，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撤销其制定的“二月汇报提纲”，新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的决定。
8.5 全县14个区、87个公社、649个大队，4298个生产队，56个场镇、6个专属厂矿，开始进行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第四期“四清”运动。
8.8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并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对象，“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城市、农村的所有文化革命组织机构“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并提出要“依靠革命的左派”，“放手发动群众”，“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至8月21日止，县城机关干部职工共贴出大字报6万多张，诬称县委统战部、县林业局和嘉陵镇等32个单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了领导权”，306名科局级以上干部中有41人是“牛鬼蛇神”。
8.31 北京钢铁学院、政法学院学生钱一平等来广元串联，点火，在广元县城街头演讲，宣传北京大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于是城内各种造反组织随即建立，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当权派”。
9.1 城乡中小学的“红卫兵”如决堤洪水冲向社会，全面开展“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群众运动。
10.3—8 “社教”工作团党委、广元县委联合召开有2919人参加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结成绩，交流经验，表彰先进，树立标兵，号召对毛主席要有“三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信仰、崇拜、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要树立“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具体要求是：要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十六条”。
12.8—17 “社教”工作团党委、县委联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省委三干会议精神，中心要求“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搞得更好”。
1967年
年初，广元县称“兵团”、“纵队”、“分团”、“战斗队”等名称的群众组织有33个，人数号称51040人。他们到处“造反”、“夺权”，使机关瘫痪，学校停课，厂矿停产，社会处于混乱之中。
1.23 中央发出解放军“支左”决定，县人武部奉命派出人员对金库、粮库、广播站、监狱等实行军管，驻广部队亦分别对邮局、中央厂矿、仓库等实行军管。
1.27 在上海“夺权风暴”影响下，凌晨4时，广元县“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成立，由李绪洪、李仁武、谢洪军、李××（7812部队副政委）任执委，周仕海、许世荣、龙天海等7人任常委，张克英、冯敬之等12人为委员，宣布：自即日起，全县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归“造委”行使。自此，各造反组织相继开展夺权斗争。
2月初，各级党组织、政权组织及公、检、法机关被先后夺权，工作停顿，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有的被打成“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土皇帝”、“反党黑帮”、“牛鬼蛇神”，任意揪斗，有的还遭到肉体摧残。全县工农业生产停滞，陷于混乱状态。
2月 遵照中央指示，各地“社教”工作团撤销，所有工作人员回本单位本地区参加“斗、批、改”。
广元开始“二月镇反”。
3.13 根据成都军区党委指示，广元县成立了“广元县生产委员会”，由驻广部队、县人武部、地方干部组成，县人武部政委刘文明任主任，主持全县工作。此后，城乡各级党组织相应建立“生产委员会”。至此，全县党、政、财、文大权归县武装部掌握。
5月，遵照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广元县人武部、驻广部队联合成立了“三支、两军”临时党委和“支左办公室”，实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并把“生产委员会”改为“抓革促生产委员会”，由驻广部队首长乔从武任主任，这对抑制社会动乱局势起了一定作用。
6月，“红卫兵成都部队”赴北京告状，分乘数十辆汽车和一列火车，途经广元时，广元驻军负责人遵照中央指示，成功将其劝阻返回成都，保证了交通畅通，避免了武斗和混乱。
7.23—8.5 由“三支两军”临时党委主持，广元县城召开县、区、社三级“造反派”代表和干部918人参加的揭批大会，县委领导王寿茂、王汝伟、范俊德、杨振山、熊林等，被称为“修正主义分子”、“土皇帝”、“黑县委头头”、“黑县委帮凶”，接受批斗。此后，城乡掀起揭批高潮，并改组各级领导班子，“造反派”代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8.28 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又改名为县“生产指挥部”，组成人员同前。县级各局及区社亦相应建立生产办公室。同时对公、检、法实行军管。
两派组织（一派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广元分团，简称“成造”；另一派是广元红色工人联合造反兵团，简称“红工联”）论争激烈，势不两立。
9.4 成造建1—3分团200余人，从广元分乘6两大卡车前往青川县城，伙同当地造反组织，轮番6次冲击青川县人武部、县中队、基干队，抢走枪支弹药。
10月 广元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开始抢劫县人武部及广元驻军7811、7812等部队，特别是“399”国防仓库的枪支弹药，使广元武斗步步升级，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10.31 各区、社先后按系统、部门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了广元县联合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各区成立了分会。
12.9 县人武部奉命对县公安局军管，并组织公安局干部、群众进行有序的业务工作。
1968年
4.7—8 广元两派（“成造”与“红工联”）在城内发生较大武斗，互有伤亡，大体持平。“成造”主要勤务员被打，多人重伤。
4.11 “绵阳、南充8县联防指挥部”在剑阁成立，剑、旺、广三县造反派头目任正副指挥长，阆、达、苍、南（部）等县造反派头目任常委和委员。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稳成都，乱重庆，打南充，夺全川”，行动口号是：“文攻武卫，军民联防，武装保××县”，“支持苍阆红十条派打回老家去”。
4.18—7.29 广元造反派头子刘发林、谢洪军、吴越等串通南充、达县、绵阳、江津、凉山等6个专区44个县的“造反派”20600人，在“八县联防指挥部”的策划与指挥下，先后连续55次抢劫“399”国防军火仓库、7811部队，抢走各种枪支2840支，弹药725.76吨，打伤解放军指战员500余人，造成解放军二等功臣、仓库主任、部队长（正团职）任存仕同志当场牺牲。其中，尤以4.20广元造反派头子郭勇等纠集千余人，策划、实施的抢劫事件最为突出，抢劫枪弹多，死伤人员多，除解放军外，“造反派”死4人，伤十余人，成为震惊全川的“4.20”抢枪流血事件。
5.5 成造红工联的肖作军、黄太昌、柯虎臣、王含宇等同驻军代表李彦超、勾东等签订“关于立即制止武斗、上缴武器的协议”。
5.7 “成造”与“红工联”发生武斗，“红工联”退出广元城，撤往朝天、中子等地，“成造”占领城区。
7.1 “红工联”向“成造”反击，围攻广元城，鏖战一日，“成造”败退宝轮、三堆等地，“红工联”控制广元城。两派两次夺城之战，双方共死亡190余人。
9.8 省、地革委批准，撤销广元县生产指挥部，建立广元县革命委员会，由驻广部队首长陈星耀（56044部队政委）任主任。
9.10 县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县革委成立。县革委下设办事组、生产指挥组和人民保卫组。县革委取代了原县委和县人委的职权。县革委发出一号通告：自即日起，全县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归县革委。并号召城乡革命群众组织于10月5日前全部交回所抢枪支弹药和一切杀人凶器；发动群众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流毒，全面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禁止武斗的布告，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尽快实现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归口革命大联合。
9月前后，经地、县革委批准，全县1个镇、14个区、89个公社成立了革委会，县级各局、各单位也分别建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行使政权组织职能。
9.27—10.27 县革委组织有驻军参加的共1230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上18万多册《毛主席语录》，到农村按户平一册分送农民，并在社、队普遍张贴禁止武斗的布告，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
9—12月，群众组织双方上交各种枪支2905支，手榴弹4427枚，子弹140.3万发。
10.10 二机部五洲化工厂（八二一厂）由甘肃迁来广元，动工兴建。
10.31 绵阳地革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上寺煤矿解决该矿武斗及抢劫等重大事件。该矿先后发生武斗中打死2人、社员7人、伤5人，拦劫19次特快列车及抢劫银行、粮站及供销社等14起重大事件。
11月，全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县革委要求各地各单位放手发动群众，把混进革命队伍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统统挖出来批倒斗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2.31 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组织3000余人的“清查大军”，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第一次“政治大扫除”，清出来自陕、甘等9省6市44县的不明身份者1100余人，经审查属“五类分子”和“两劳人员”的10人，长期流窜作案人员245人。
1969年
1月7日，中共广元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县革委主任陈星耀兼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实行“一元化”领导，没有建立党的工作机构，由县革委的办事机构承办党的业务工作，以政代党。
1.10 晚上，广元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在地、县革委和广元驻军的直接领导与支持下，组织了有6096人参加的专政大军，对铁路沿线的7个区、2个镇进行第二次“政治大扫除”，查出来自陕、豫等7省，广州、上海等6市及阆中、南部等66县身份不明者1622人。经审查，其中属于“五类分子”和长期流窜作案者230人。
1.30 晚，“造反派”抄砸了7个基层革命委员会，并抢走被批斗对象的档案材料，刮起“反复旧”妖风。
2.12 县革委发出“紧急通令”，为迎接党的“九大”，捍卫“红十条”（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革委会和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制止武斗。
3.5 “成造”、“红工联”两派再次发生武斗。至此，武斗在全县打死干部、群众200多人，伤残者更多。建筑一社的造反派在武斗期间私设监狱，采用酷刑“吊半边猪”、“烤人油”、“放血抽筋”等，打死从外单位抓来的群众14人，伤多人。群众称其为“白公馆”、“渣滓洞”。
5.4 造反派冲击广元监狱，抢走看守监狱的解放军的枪支、弹药。
5.5 “成造”、“红工联”达成“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成造”的刘发林、郭勇等8人，与“红工联”的王含宇、怀广生等8人，与地革委主任张金省、县革委主任陈星耀、副主任刘文明等3人，三方在7811部队会议室签字。到9月止，双方上交枪支265支，子弹212发，炮5门，其他凶器多件。
6.7 两大派代表邓绍伦、刘发林、王寿荣、袁旭光等12人同地革委主任张金省、县革委主任陈星跃、人武部部长季清明等5人签订两派第十次“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
7.15 县革委在体育场召开有5万人参加的狠批根“左”思潮、清查“5.16”、“三老会”誓师动员大会。会后，全县开展以“批修整风”为中心的“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运动。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为指导，使不少干部受到错误批斗、处理：有的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有的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的以办学习班为名被隔离审查，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7.16—30 县革委及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在县城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九大”会议精神。
7.18 省革委、成都军区、解放军7848部队首长张国华、李大章、郑志士、但坤蓉（女）等在地革委领导陪同下在7811部队会议室接见广元县革委全体成员：对两大派联合作出明确指示，责成两派头头认真执行第十次（“六·七”）协议，停止武斗，交出枪支弹药，为解决广元问题作出贡献。
7.18 县革委宣布：全县领导干部（含省、地管）694人，已“解放”460人，占总数63.1%。
7.22 省革委、成都军区、7848部队首长张国华、李大章、郑志士、刘伯堂同志接见广元县党员代表会议全体代表、两大派及部分单位革委会代表，发表重要讲话，严厉批评“造反做官论”、“唯我独革”，继续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不讲团结，坚持派性，严重影响生产和交通等问题，要求全力维护县革委权威。
9.9 县革委出动清查大军2171人，对嘉陵、宝轮镇、火车站、皇泽寺、东山及城郊等地进行第三次“政治大扫除”查出外流人员1395人，其中重点审查对象252人，并查出枪支弹药及雷管、收音机等物品。
11.25 省革委批示：陈星耀调离，王兴武（驻广部队政委）接任县革委主任。
秋，县革委毕业生安置领导小组开始动员初高中66—68级学生及社会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此后连年动员知青下乡，直到1977年。
秋，宝成铁路马角坝至广元段电气化通车，在广元车站举行通车典礼。广旺铁路广元至嘉川段通车。
12.21 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1600名代表参加。大会决议指出：学大寨人以“斗私批修”为纲，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树立为革命种田思想。
是年，全县城乡掀起“三忠于”、“四无限”热潮：上下订“忠”字计划、表“忠”字决心，添“忠”字措施，跳“忠”字舞，唱“忠”字歌，绣“忠”字像，坚持每天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讲话前先背毛主席语录。
1970年
6.30 经中共四川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批准，中共广元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由县革委主任王兴武兼任，县革委副主任刘文明、范俊德任副组长，由此结束了自造反派夺权以来，长达三年零六个月广元县党组织领导空白的历史。
11.7 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立“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办公室。
11.24 “中共四川省广元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广核发（07）04号”通知，自11.25起启用印章。
12.1 省革委通知，田逢源（县人武部政委）、王虎山（县人武部部长）任县革委副主任。
12.8 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通知，李敬育任广元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12月下旬，广元县“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全面转入查证落实、定案处理阶段。据统计：清查出9种反革命分子2527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590人；定案处理614人，追回脏款55万元，粮食66万斤，布料1.8万尺。
1971年
1、全县大部份共产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此后，农村区（镇）和公社党委（党总支、支部）逐渐恢复了组织机构并开展工作。
5.18—6.4，全县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重点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全县17级以上（10月后扩大到22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
9月，县革委群众代表邓绍伦、周仕海因长期参与派性武斗被撤销常委、副主任职务。
10.17 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开门整党”。这次整党建党工作，否定了1969年的整党建党工作，对那时发展的党员重新进行了审查，凡符合条件的，补办了入党手续。
11.7 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从机关抽调750名党员干部，经过两天培训后，分成14个宣传队，分赴基层，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文件精神。
11月 位于西山乌龙包北侧的广元火葬场建成。
1972年
1月，自重新开展整党建党以来，全县89个公社，1个镇，新建党委88个，占原有党委的97.8%；新建党支部757个，占原有支部的90.7%；“吐故”72人，“纳新”430人。全县有党员17700多名。县级各部门、区、社党组织先后恢复了活动，绝大多数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
2.4—7日，中共广元县第二次党代会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671人，列席代表50人。大会听取和通过了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兴武所作的《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定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广元县第二届委员会，李敬育当选为县委第一书记，田逢源、于济舟当选为书记，丰东河、皮知仁、苟登寿当选为副书记，熊林、王维东、王虎山、王兴裕、赵桂英（女）等11人当选为常委。二届县委委员40人，候补委员9人。
大会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把“四人帮”的罪恶行径说成“伟大胜利”，因而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是错误的。
大会决定撤销“中共广元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至此，被迫停止工作近6年的中共广元县委得以恢复。
9.8—21，县委召开扩干会，传达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精神，揭批林彪在四川的代理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的错误。
1973年
5月下旬，广元帮派势力拼凑的“河街政府”出笼。造反派头子刘发林、谢洪均、吴越等策划成立了“广元地区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县委部分成员批修整风办公室”，由9人组成领导小组，谢洪均任组长，刘发林等3人任副组长，下设“宣传、办事、接待”3个组办公，地点设在下河街原工商联（今市商会大厦）院内。
6.10 “河街政府”以办公室名义发表《浩然正气与世长存》的反动文章，宣称“县委无能领导‘批林整风’运动”、“指挥棒失灵”、“要由谢洪均、刘发林等人的‘批修整风办公室’取而代之”。
10 “河街政府”的办公室，改名为“批林整风办公室”，与县革委对着干。
10.14 县革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于济舟任组长。
1974年
2月，刘发林、谢洪均等帮派头子宣布撤销河街“批林整风办公室”，成立“广元地区反潮流总部”，并炮制了“思想上夺权、政治上定性、组织上更新、经济上跃进”的反动纲领。总部由大小帮派头目128人组成“勤务组”，刘发林、谢洪均、吴越、郭勇等11人组成核心领导小组，并挂出“总部”牌子，启用“总部”公章，编印战报，与县委、县革委分庭抗礼。
2.12 县委、县革委在人民广场（即原体育场，今蜀门市场）内召开万人大会，贯彻中央（74）1、2号文件，动员全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2.20 县委成立“批林批孔”和“落实政策”办公室。
4.28 帮派骨干分子傅国才聚众200余人，打伤县交管站负责干部，抢走汽车队汽车10辆，造成该队停运10个月，损失200余万元。
4.1—5.10 在刘发林一伙影响下，广元社会治安极度混乱，发案率大幅上升，仅此40天内，全县发生抢劫案53起，打群架、捅刀子案233起（其中百人以上参与者18起），受伤群众130余人；盗窃案17起。公路交通经常中断，多次运住南充、达县等地生产生活物资的车辆受阻。
6.4—5 县委、县革委召开城区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会议要求：凡年满17周岁的中学生必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县委、县革委决定：在现有在队知青4828名基础上，再动员3717名下乡。
8.5 县委、县革委组织知青专干、“工宣队”、贫下中农代表等全面检查知青工作，解决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并严肃处理少数知青发生的违反治安和生产秩序的事件。
9.21 县委、县革委在人民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广元县城镇民兵指挥部”。会后民兵组织游行中，刘发林、谢洪均等制造了伏击游行队伍，打伤民兵57人（重伤14人）的“9.21”流血事件。
同日下午，刘、谢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撤销“广元地区反潮流总部”，成立“中共广元县委、县革委群众代表办事处”（群众称为“广元河街政府”），同时挂吊牌、发“文件”、出“照会”、开“阳台会”，书写张贴反动的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反革命舆论。期间，帮派势力在广元闹得乌烟烟瘴气，使全县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10月 “河街政府”倒台，刘发林、谢洪均、吴越、郭勇、傅国才等先后被捕法办。
本年由于刘发林一伙散布“不为错误路生产”，广元粮食减产22.9%，总产较上年减7000万斤，人平90斤。工业总产值下降22.6%，财政收入下降16.8%。
1975年
4.6—8.2 解决广元问题汇报会议在成都召开，历时117天。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常委李敬育、于济舟、王维东及县级中层干部，共50人。会议由省、地委领导主持。会议根据毛主席三项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精神，联系广元问题的实质、影响、危害、后果，深入进行讨论，统一认识。同时，为进一步解决广元问题，县委举办了与广元问题有关的40人参加的学习班，提高觉悟，明辨是非，交待问题。
8.2 省委决定：匡政桁任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主任。钟戡、张玉德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委副主任。陈昌明、刘方治、周德、王汝伟任县委常委。免去李敬育、于济舟县委第一书记、书记职务，免去熊林县委副书记职务，免去王维东、王虎山、王兴裕、杨振山、李英县委常委职务。
8.26—9.10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到会850人，省地委负责人自始至终出席会议。会议传达省委解决广元问题的重要指示及广元在成都召开的汇报会议情况。会议根据毛主席三项指示精神，讨论、揭发批判刘发林、谢洪均、吴越等篡权复辟的罪行。县委书记匡政桁传达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9.10 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到会3万余人，传达省、地革委解决广元问题汇报会议精神。
9.15—10.12 县级机关开始集中学习、整顿。参加学习的局以上单位28个，局属单位8个，参学人数1313人，占干部总数82.9%，深入学习贯彻解决广元问题汇报会精神。
10月 王家、大石两区建成紫云水库（库容1100万立方）、观音水库（库容1000万立方），是全县最大的两座水库。
12.20 县委组织1115名党员干部参加的工作队，由县委3名副书记带队，分赴3个区的18个公社、场镇和县属较大的6个单位，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
1976年
1.8 周恩来总理逝世，广元军民分别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总理。
2.11 县委根据中央（76）2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委安排，向城乡干部、群众传达中央（75）23、26号文件，全面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吴越等帮派势力头目借口反击右倾翻案风，上窜下跳为刘发林等人翻案，说省委对广元问题“定性错误”，逼省地县委领导改口，说“广元问题搞错了”。但省委坚定指出“广元问题定性正确，刘发林等人不能翻案”。
4.13 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据统计：城乡投入14.7万多个劳动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完成改田改土4.3万亩；开工水利工程562处，完成262处，增灌1.8万亩；新修河堤44处，增地4700亩，绿化面积1.26万亩，成片造林8.66万亩；建集体养猪场1288处，修乡村公路、机耕道545公里。城乡自去年12月22日起，每日出动机关干部、部队指战员、厂矿职工、街道居民、郊区农民万余人，大搞南河改造工程。
7.6 朱德委员长逝世，县城机关干部群众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进行沉痛悼念。
8.16 受松潘、平武（8月10日晚）发生7.2级强烈地震影响，广元连续发生有感地震，县革委成立地震办公室，负责全县防震指导工作。城乡居民纷纷在室外空旷地面搭建防震棚，躲避地震灾害。
9.9 毛主席逝世，城乡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设灵堂、献花圈、戴黑纱、白花、开追悼大会，隆重悼念毛主席。
9月，省委召集地、县委多数常委到成都开会，解决对广元问题定性发生动摇的思想认识错误。
10.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城乡人民闻讯后奔走相告，机关干部、驻广中央、省、地企事业单位职工连日列队游行，举行大会，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0月下旬，中央下达揭、批、查指示，彻底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广元县委成立揭批查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点名批判“河街政府”骨干分子吴越的翻案活动罪行，以打砸抢刑事犯罪名义逮捕法办帮派骨干分子几十人，并清查其他人参与河街政府夺权与翻案活动的种种错误。
至此，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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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收集整理：范明辉 校对：王永雄 收集整理时间：2006.2—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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