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迈克：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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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30年前，在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和两位资深的中国外交官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我正在酝酿以中国的“大跃进”为题材的博士论文。交谈中我提到，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材料里我偶然看到有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以下简称中调部）的机构，可我在《人民日报》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机构，所以请他们证实一下，这个神秘机构过去或者现在存在过吗？他们抱歉地说不能证实，对这个机构也一无所知。
　　和我交谈的这两位外交官对中调部当然非常熟悉，但当时这是国家机密，对于一个好奇的瑞典博士生的询问，他们只能讳莫如深。毕竟这是一个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相当的中国机构。就算是在英国，也只是到了1994年3月《情报法》（即《政府情报公开实施报告》及其《解释方针》——译者注）颁布以后英国政府才正式承认英国秘密情报局这个机构的存在。换言之，如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问两位英国外交官是否有军情六处这个机构存在，他们同样也会否认。这是因为我的学术好奇心和国家机密相冲突。
　　几年后，我看到有关中国的资料里出现了中调部这个名称。1983年它变成了国家安全部，中调部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已经成为历史，于是我决定利用能见到的来自中国的零散资料撰写一份中调部简史。　

　　中调部的前身

　　中调部并不是某些二手材料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已经组建，而且它的前身也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工作部。中调部成立于1955年，此前它经历过一个不短的过渡期。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工作部撤销。1949年以后整整6年，无论是军事情报部门还是地方（政治）情报部门，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管理。撤销后的中央社会部的一些部门于1955年组成中调部，但从1950～1955年，它的名称是中央军委联络部。这一时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周恩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情报活动的发起人，从一开始就坚持在所有形式的情报（人事情报、技术情报、战术情报、战略情报）工作中投入较大资源。他认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1950年4月1日，他又重申：“要战胜敌人，非有情报工作不可。”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49～1955年中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较好地适应了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位著名记者兼学者提到朝鲜战争带来的重大影响时认为，朝鲜战争“迫使共产党加速建设中国的秘密情报队伍。通常情况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压缩到2～3年匆匆完成，所以，在组织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不过，现在看来，当时还不稳定的苏联情报机构在决定新中国的情报机构如何组建方面可能也起了作用。俄罗斯情报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瓦西里·米特罗钦称，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处于“混乱”状态。当时正是情报委员会时期，该委员会试图把苏联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和苏联军事情报局归并到一起，但这次改组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委员会建立一年后便出现问题，于1951年下半年撤销。因为来自莫斯科情报委员会的高级顾问们（他们形式上归苏联大使馆管辖，实际上直属莫斯科）积极参与帮助中国建立情报机构，所以，这一时期他们给中国提出的建议现在看来可能同样是“混乱”的。
　　1949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周恩来于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组建等问题。7月11日，周恩来同意中共华北局提出的建议，将华北局社会部并入中央社会部。后来的结果表明，这是撤销当时已有的最高机构的开始，因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8月9日在给各解放区中央局及分局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中央政府成立时，为政府的情报、公安两部）。”该计划后来只实施了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后，中央社会部的保卫工作确实移交了，但列入计划的情报部却没有成立。
　　1949年10月11日，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他公开的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长）。此前，从1948年5月起他一直是社会部的负责人，先是担任代理部长，后任部长。1949年后，中央军委在各地成立了“开展国际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李克农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这一时期担任李克农助手的是罗青长。1955年中调部成立后，罗青长担任秘书长，1983年从中调部最后一任部长位置上退休。他与周恩关系密切，1954年兼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情报工作。
　　从目前的资料中无法勾勒出1949～1950年冬天这段机构调整期，后来的调查部和此时军委的情报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史研究者可以根据现有资料确定军委情报部何时成立，谁是领导人，但对于调查部，现有资料都语焉不详。从一份有关罗青长职务的准官方列表看，有一个时期，这两个单位实际上是一体的，罗青长同时担任军委的情报部一局局长和联络部一局局长，1950年底担任联络部高层领导职务的人员中有后来任中调部主要领导的邹大鹏、马次青和冯铉。
　　1950年是中国高层情报官员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一年。李克农曾撰写中共情报活动的（不公开的）官方历史，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新中国情报工作的政治和业务发展”。而其同事则对中央社会部的政策和业务构架进行评审，使之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向国外派遣情报人员是需要解决的众多敏感问题中的一个。它已经不单纯是由一个革命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派遣，从事实和法理上是由中国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对国家最初的一些情报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会前，在1月底召开的第4次东北公安工作会议上，对于大力开展境外情报工作指出：“必须建立反奸情报派遣工作。因此东北公安部、辽东、辽西省厅、沈阳、旅大公安局，应物色具有派遣条件的我之干部或可靠关系，以及个别向我秘密自首并能掌握而有适于派遣的党特分子，加以秘密训练，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务：主要是以设法打入蒋、美、英、朝、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侦察其敌特活动情况、阴谋计划和向我区派遣人员的线索等情报。但这种派遣，必须精干隐蔽，长期打算，单线领导，不要滥竽充数，不准发展关系。但对其中利用分子，应时刻警惕，防范敌人的反间阴谋。”
　　当时情报工作（特别是国外情报工作）的总体政策是什么？1950年4月1日，周恩来指出，情报工作要从单纯的军事情报向军事和政治情报转变，还需要增加经济情报，科技情报还没有搞，要开辟国外的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完全是为了主动防御。10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与副部长罗奇清和政保局局长陈龙谈话时指出：“中国进行国外情报工作的原则和帝国主义分子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敌人针对我方的阴谋。我们的目的是防御，是积极防御。只有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周恩来等人设想的情报工作就总体而言仍处于初始阶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各地情报部门业务干部量少质差，主动不够，尚影响工作开展。”李克农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进。这些改进最终促成了1955年中调部的成立。
　　1950年12月10日，军事情报、技术情报和政治情报正式划归新设立的机构——总情报部负责，由李克农任部长，直属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总参谋部管辖。这种组织形式有助于横向协调，但对于提高获得情报的能力帮助不大。1953年1月29日，总情报部撤销，李克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继续分管联络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病情加重，3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离岗治疗。1954年春，由谁通过什么渠道给联络部提供经费出现了争论，这个问题通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部长邓典桃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磋商得以解决。这是源于1954年中共中央对各直属机关的“预算外资金”进行规范管理。1954年秋，机构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1955年中调部成立

　　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之前，外国学术界对于中调部成立的确切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它的成立时间和成立经过，汉学家和情报史专家们只能猜测。杨尚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4年中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了他日记中提供的信息，我们终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轮廓。
　　1955年2月23日，联络部的罗青长、邹大鹏和马次青拜访杨尚昆，毛诚陪同前往，商谈联络部的“归宿”问题，他们表示愿意回到党的系统中来，称这是“群众的一种情绪”。28日，杨尚昆找到李克农，和他谈联络部（在日记中称之为“政情部”）归属单位的问题。李克农的意见是放在党的组织内为好，可成立一个部，名称可以叫做调查研究部。周恩来倾向于让李克农兼任这个新部的负责人，以便统一管理，并且要经书记处讨论后再决定。
　　3月4日，在周恩来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周恩来、杨尚昆、粟裕、李克农、罗青长等。会议决定把联络部中的军事情报单位划归中央军委，在党内成立一个调查部，仍由李克农兼任部长，由周恩来当晚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晚上8点在刘少奇的办公室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持续到3月5日凌晨1点30分，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文件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什么时候批准这份文件现在还不得而知，但4月8日，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一份资料中称：“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原属总参谋部的联络部归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起名为‘中央调查部’。”李克农的儿子称：“1955年7月，总参联络部调整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由我父亲兼任部长。”


中调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农与杨尚昆联系，重大事情则要请示邓小平。《杨尚昆日记》中1956～1958年的记录不太完整，从1959年开始，《杨尚昆日记》中有他和孔原频繁定期会面的记载。1962年11月，即李克农去世9个月后，孔原正式接任中调部部长。
　　关于中调部组织结构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有一个秘书处，下属几个局。从新华社发布的肖赤（1911～2006）的讣告中我们知道中调部曾经有一个管理局，肖赤曾经担任局长。根据抗大一名毕业生从中调部联络局局长的职位退休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些局的分工是职能性的。除了数量不明的局之外，中调部还有一个对台办公室，这一点在杨荫东的简介中有所透露。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组和对台办公室，“对台办设在中央调查部，主任由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兼，杨荫东负责具体工作。”
　　中调部在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例如，1955年8月，中共广东省和云南省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分别建立了调查部，它既隶属于省委又隶属于中调部。广东省调查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及以后一直存在。中共云南省委调查部负责对外调查，但于1957年6月被撤销。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1955年6月成立。山东省调查部1978年12月成立，当时它的编制是48名干部，由4个处室组成。只有河南省从来没有成立过调查部。
　　中调部的情报一般呈送给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的决策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曾提到毛泽东阅读中调部1965年7月30日编印的第872号《调查通报》，即关于一位台湾人士谈李宗仁回国的问题。决策者有时也会有选择地把一些情报扩大阅读范围，不过仍限于高层。1958年11月4日美国议会选举刚刚结束（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失去很多席位），毛泽东便批示把中调部对美国议会选举及其结果的分析在八届六中全会印发。这次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16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给中调部的分析加了一个标题《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他还加了个人评语，称这个分析“很有意思”。

　　中调部的活动

　　中调部总体框架建立之后，其日常活动和政策必须十分慎重。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这样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须仔细、仔细又仔细，而且注意经常提请中央决定。”许多重要事项是在1955年12月由中调部主持召开的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上决定或同意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为会议题了词。毛泽东12月6日的题词是：“实事求是，努力工作”。刘少奇12月8日的题词是：“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争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更大胜利，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24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赞扬他们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进而强调：“这样一条路线的重要环节就是怎样争取国际和平。争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强。”后来也召开过同样的会议。如1959年2～3月，中调部召开了全国情报工作会议，2月26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接见了调查部工作会议的外国工作同志。
　　保密是中调部最为关心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内部出版的《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负责人名单汇编》中，既没有提到中调部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其主要领导人。其他信息则非常丰富，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级政府机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的名称和主要领导。在党的内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阅读者超出了“知密范围”但又必须提到中调部时，则使用暗语。1965年9月27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党委使用的是明确的名称，而中调部则代之以“在西苑的机关党委”。西苑是指中调部所在地北京海淀区西苑100号。　
　　中调部的保密工作从总体上看是很有成效的。在罗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编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该词典主要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公开信息资料为基础编成）中，认为李克农和邹大鹏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孔原被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贸专家之一”。
　　在香港，中调部驻港人员有时会在中国大型贸易公司名义上担任一些职务。鉴于其工作性质是“调查”，他们用得最多的掩护身份可能是记者。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在中调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成立于194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吴冷西指出，“在许多其他分社，新华社记者均接受调查部及使馆调查组指定的一定任务。几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应当加以总结。一方面新华社记者如果充分运用职业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协助调查部的工作，因为记者有很大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取得有价值的情报，这和调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记者不同于秘密情报人员，他的活动基本上是采取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在给予情报任务时，应当充分利用记者活动的这一特点，而不宜把他当作秘密情报人员使用。记者必须和专业调查人员在方式方法上区别开来。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面联系对象等，由记者出面就不合适，因如一旦泄露不仅不能立足，而且势将给新华社的国际影响带来损失”。如果发现新华社记者从事“与他们身份不符的活动”，外国政府或殖民地政府会用各种方式予以报复。在香港，因为新华社的特殊地位，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内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当局“今年以来，因怀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员逮捕了4个人。目前被侦察监视的有87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志和费彝民等人”。1963年，新华社驻布拉格办事处（这是新华社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驻外机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早一年）被捷克当局勒令关闭，因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一位英国作家把新华社的情报活动描述为是“谨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且总是低调”，他甚至援引伦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称：“中国在英国没有任何情报网络。”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站正式建于1956年7月，驻开罗记者站建于1956年12月，驻巴黎记者站建于1957年7月（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设记者站）。在日本，新华社的记者站直到1964年9月才建立。有人可能认为，中调部和新华社之间十分密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吴冷西曾建议在新华社与中调部之间建立某种管理机制，他指出：“中央调查部过去在记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经验我们均不详知，建议中央调查部考虑总结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如何运用记者的便利条件充实调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经验，同时就记者工作中哪些调查方式是不宜运用的作出规定，这对于记者今后加强和提高这方面的工作，同时避免可能遭到的损失，是有必要的。”
　　中共中央外事组对吴冷西建议的具体反应不得而知，但似乎从原则上是赞成的。1961年秋，杨尚昆在与孔原等研究后决定再召开一次全国情报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来自中调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军军事情报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等。10月20日，杨尚昆和一些与会代表商讨了如何整顿情报工作的问题和各系统的分工、合作问题。
　　中调部和外交部之间关系的性质尚不清楚。20世纪70年代，外国研究者对中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估计是：“中国谨慎得多”，“只安排大使馆少数主要官员进行这项工作，而且不是在每个国家首都都开展”。

　　中调部的发展、演变

　　中调部的预算是高度保密的，但它受到中国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点则不是秘密。“大跃进”时期，中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和贸易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建议，作为挽救措施之一，国家开支将减少31亿元。中调部的工作因此受到直接影响。4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中调部、国家科委和中共中央联络部紧急会议，“谈压缩非贸易外汇问题”。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大家都热烈拥护压缩，“各单位自报压缩数目不小，收获较大。”
　　1964年，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好转，在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提出了多项工作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这些建议许多都源于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1963年底撰写的一份报告，即呼吁积极开展研究外国的工作。毛泽东在文件的批语开头一句是：“这个文件很好”（他还专门提出中国要多研究世界主要宗教）。
　　其中一项直接影响中调部的建议是改善和扩大语言培训计划。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毫无疑问需要懂外语，而且对情报进行分析也要懂外语。1955年建立之初，中调部就从它的前身中央联络部接手了一所学校。该校的前身是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这个班是李克农根据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阎宝航的要求，于1949～195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大使和高级外交官开办的。第一批学员大多任职于外交部，有些人后来担任了中调部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这所学校名为“外事干部学校”，1961年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并第一次扩大规模。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布，未来几年急需大量懂外语的干部，“以便利用世界先进科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提高情报人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中调部再次扩大规模，“把现有的干部学校改为一所外语学院”的建议也得到批准。1965年，国际关系学院成立。
　　中调部部长孔原是参加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之一。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出台了所谓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揪出文件所称的“混进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1966年夏，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和员工在学校管理及政治问题上产生了派系分歧。当分歧可能影响到中调部的工作时，邓小平和李富春前往学院视察，很快平息了纷争。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他把中调部的管理权交给了康生。康生接手之后，中调部的日常工作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但在1966年12月6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对一些部门提出了批评意见，并特别指出中调部“搞神秘的东西”。周恩来要求，根据“文革”的整体部署，中调部的领导要和其他党政军部门一样接受从下到上的调查。1967年3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宣布对中调部实行军管。后来的两年，中调部由解放军和“造反派”共同管理。
　　1969年11月，中调部成为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一部分。孔原和其他领导有的坐牢，有的在“五七干校”劳动，中调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罗青长成为副部长之一。中调部和总参情报部合并了多长时间？历史资料没有提供确切的答案。1973年3月3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把1969年归属到总参的一些政府部门重新划归国务院管辖。这些部门包括测绘、气象、电信等。尽管没有明确的文件说明中调部何时恢复原先的隶属关系，但省一级的调查部在1973年夏或者恢复，或者重新更名为调查部（如果已经改名为革委会第X办公室的话）。2000年，熊向晖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从1973年10月到1982年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通过网上搜索，在罗青长的简历中写到，“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部长”。可见中调部恢复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独立机构的时间可能是在1973年3～10月。
　　1978年以后，中调部的物质条件开始逐步改善。1979年1月至1981年4月，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任中调部副部长。1980年，他大部分时间用于公审“四人帮”。中调部参与了调查康生的活动。1983年7月1日，有28年历史的中调部撤销，正式并入国家安全部。
　　本文对中调部的历史做了一个简略的梳理，有点儿类似于“大事记”。作者尽管多方搜寻资料，但很多读者可能还是会认为比较肤浅。事实上，笔者虽然十分希望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却难以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或长或短存在过的众多重要机构中，像中调部这样鲜为人知的机构绝无仅有，这是由它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这个机构在冷战时期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工作在“隐蔽战线”上的人们所做的贡献，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会大不相同。或许有一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会揭开覆盖在这个机构上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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