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娟：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的政策与对策

耕石

贾文娟：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的政策与对策

发布时间:2012-11-13 10:11作者:贾文娟字号：大中小点击:344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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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代》[align=start]| 来源日期：2012年第10期

“大跃进”前后日常生产中的国家控制与基层实践——以对广州市TY厂的考察为例（1956～1965）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人们呈现出了很高的劳动热情。然而，国家逐渐走向对现代化项目的偏执，通过官员强压、指标管理和政治运动等方式对工业企业的生产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直接生产者的需要却被忽视了。直接生产者亦通过各种策略来应对国家的控制和保障自身利益。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曾经的劳动热情逐渐为弄虚作假、舞弊营私、消极不安所替代。极端现代化项目的规划者往往将自己看得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这却反而损害了他们预期的受益者并阻碍了发展。 　　【关键词】工业生产　“大跃进”　劳动热情　弄虚作假 　　一、引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中，在党的情感动员下，普通群众呈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与奉献精神①，这实际上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成功完成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而在随后的“大跃进”中，党试图通过对群众热情的动员以达到既定的经济目标。在那时，人们似乎都被社会主义狂热的信仰紧紧地攫住了。每个人都坚信不疑共产主义的目标能够被实现。②然而，“大跃进”后群众的参与热情呈现出明显的衰退。尽管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工业企业中，但劳动生产率却停滞不前。③华尔德认为在“文革”时期，中国社会朝着庇护主义的模式与实用性私人关系亚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④，在生产上，工人明显缺乏积极性，劳动纪律松弛，管理者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⑤可见，学者们观察到计划经济初期工人的劳动热情，亦观察到其后期的热情衰退，但缺乏对中间时期（1956～1965年）的考察和分析。 　　本文认为，对这一时期的生产进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66年“文革”开始，中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是较为常态的生产时期——正是在这段时期，直接生产者的行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人们的生产参与是怎样从热情劳动转变为弄虚作假的？这种变化具有怎样的理论和政治意涵？ 　　周雪光发现，中国80年代末存在着“集体懈怠”现象，其表现是人们对政治运动缺乏热情，生产中缺乏效率和擅自离岗，以及逃避公共责任等。他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下，集体懈怠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当国家控制变得紧张，公开的反对过于危险时，集体懈怠就会出现。像是看不见的静坐，这种“懈怠”会因其“集体性”给予国家政治压力，对其合法性构成挑战，并阻碍其政策推行能力。⑥本文发现，“集体懈怠”并非突然产生，而是开始于生产之中——“大跃进”之后，“弄虚作假”等现象已经在生产场所隐蔽地发展和扩散了。 　　布洛维认为生产不仅是经济性的，还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这意味着人们在生产产品的同时再生产出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体验。劳动不仅是个体性的行为，还是政治性的，能够反映权力关系的微观运作。⑦通过对广州市一家中央直属的大型机器制造企业劳动情况的分析，我们得以发觉直接生产者行为变化背后的政治意涵，即国家对生产的控制以及直接生产者的灵活应对。 　　二、社会地位与经验生活：TY厂直接生产者劳动热情的兴起 　　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成立，主管民用机械、电信、船舶制造业。1953年，位于广州的三家钢铁机械厂合并组成南中国最大的通用机械制造企业TY厂，⑧并划归一机部第一机器工业管理局管理，成为全国六个通用机器厂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TY厂仅生产简单的通用机械，1955年，TY厂开始研发和生产制糖机械，并成为国家定点生产制糖机械的企业。⑨1958年TY厂下放给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随着“大跃进”的展开，TY厂主要产品拓展为钢铁设备、化肥设备、水泥设备、炼油设备等，并成为全国生产离心机的骨干厂，其产品曾在德国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⑩1962年TY厂重新收归一机部管理。因TY厂在全国工业布局和生产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多名中央领导人曾亲自视察生产，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于1961年、1964年两次进厂蹲点。11 　　在TY厂建设初期，工人和干部都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1956年，该厂确定生产制糖机械的专业路线后，在缺乏厂房的情况下，工人和管理者在烈日暴雨下进行露天生产，为了产品不暴露在外，人们一致同意将饭堂腾出来做装配车间。支援建设的苏联专家见到后说：“条件不是不够好，而是很糟糕。”然而在该年的劳动竞赛中，科室和车间每天都出现新纪录，据统计，该年2～11月共有12057人次突破定额、创新纪录，全厂先进生产者1044人次，平均每4　个人中就有一个先进生产工作者，共节约160481工时。12 　　从工人的口述史中，笔者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1950年8月份入厂的LGQ，清楚地记着当时的情况： 　　我们车间有个王师傅，他有9个小孩，到底哪个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但是，哪个零件在什么地方，加工到了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他清楚得很！他把精力全放到了工作上。（2011年5月1日） 　　王师傅并非个别现象，SYY于1958年进厂，2000年退休，在TY厂做了一辈子的工人，他对自己刚入厂的那段时间记忆犹新： 　　那时候刚刚“大跃进”，工人一天8小时之外，还要加班加点、义务劳动，连周六周日都要干活。那时候的人都很老实的，说加班就加班。上面说今天什么任务还没有完成，晚上要加班干完，大家都没话说的（不会抱怨）。（2011年2月20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者的劳动热情来自何处呢？不同于以往观点，本文发现，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热情既非直接源自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所怀有的崇高信念，也非源自精细的动员技术，而是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经验与感受。 　　其一，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中，直接生产者获得了尊重，认识到自身价值，感受到社会地位的提高，进而产生了报恩心理。 　　新中国成立前，TY厂的很多职工都曾经历过工头制并吃了不少苦头。如新中国成立前CX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做过三年小徒，按照他的亲身述说，在旧社会，工人讲话要是不守规矩，就会被工头或老板打，一点情面都不会留。而民主改革后，干部听取工人意见、亲身参加劳动，这使工人明显感受到新社会的不同，SYY说： 　　安排工作任务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发号施令。有的时候领导说：“这个工作要20号以前完成”，很多工人都说：“那怎么行啊？”我们有什么困难都敢跟他说，敢不买他的账。如果平时你对生产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通过生产会议、班组会议、车间大会等说出来，如果大家觉得你讲得对，就按你说的做。（2011年2月20日） 　　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尊重使他们感受到了主人翁地位，加之在八级工资制的情况下，工人与干部工资相差无几。在上级部门主导的调资升级中，工人的调升比率和速度还要高于干部。在当时，该厂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办公室的干部去见女朋友的时候还需要特地找工人借用工作装。13 　　生产之余，干部还主动帮助工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如在1956年，TY厂二机车间后勤工段的核心小组曾冒着狂风大雨到一名居住在危房的工人家中进行探访，并承诺帮助他解决住房问题，这名工人当即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从此他不但在工作中更为积极负责，而且在组内职工有困难时，也会主动帮助。14 　　无论意识形态多么吸引人、动员技术多么高超，如果缺乏生活经验的支撑，人们也难以积极地参与到生产中。正如LYM所说： 　　绝大多数老工人在解放前日子是比较苦的，解放后很多工人都是很高兴的——跟旧社会一比较，觉得真是当家作主了。有地位了，就很积极生产，那时的风气很好——特别是解放初期那几年。（工人）政治地位很高的，大家都觉得很光荣嘛，作为主人翁。所以那时候用口号就能动员工人。后来再讲政治就没有那么管用。（2010年12月23日） 　　其二，生产劳动与单位福利和个人生活水平休戚相关。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需求与个人对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是一致的，努力生产是利国利己的事情。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具有“公私嵌入性”的特征，即个人的生活领域是与单位的生产领域是嵌套在一起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嵌套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所有职工的福利与工厂的生产状况是联系在一起的。15在这个意义上，单位对职工而言是与自身荣辱相关的“家”，单位生产发展上去了，自己的生活才会好。 　　TY厂中，每个人都清楚，若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工厂就能够从上级部门获得奖金或利润分成，这些资源会直接用于单位福利的建设，以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16虽然利润留成政策经历了复杂的变化，17但多数被访者坚持认为利润的5％要用于单位福利建设。他们愿意为本单位福利基金的增加而努力工作。曾在铸钢车间工作的CX回忆： 　　利润的5％必须用于福利，这是固定的，这个谁都知道啦！福利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看病啊、伙房啊、厨具啊、制服啊，5％嘛！到个人手里的少，但是对厂而言就多了，利润大，个个积极性都很高。因为福利是牵涉到每个机构的利益问题，住房啊、医疗啊、伙食啊，都是在那里的。一般工人都知道生产上去才有希望。今年一百万块钱有五万，如果两百万呢，就有十万了。……那个时候比较自觉的。大家都是希望厂、希望国家发展得快一点。生产上去了，福利也就跟着好了。（2011年7月9日） 　　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TY厂生产成绩出色，1957年为止，TY厂的福利设施已经有：宿舍19988平方公尺、饭堂3所、营养食堂1所、职工子弟学校、职工业余学校、礼堂、浴室、托婴所、女工卫生室、医疗所、职工疗养所（别墅一栋）、理发室、招待所、三班休息室、职工俱乐部、图书馆、灯光篮球场、足球场及运动场、排球场、游泳池等。18除了福利设施，TY厂还使用这些费用开办合作社，向职工供应物美价廉的食物；工作之余，组织职工跳舞或与纺织厂工人进行联谊。这些福利待遇使人们认识到，为国家、为社会主义而劳动就是为自身利益而劳动。如同CX说：“干社会主义啊，希望给社会搞好了，以后就幸福了，作为一个目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急需建立在工厂中的地位，以全面控制工业生产，为了获得职工的支持，生产民主和职工福利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劳动”将个人需要与国家需要整合在一起：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劳动者获得了尊重，感受到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好转；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的劳动贡献给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然而，生产组织日趋完善后，国家政策逐渐侧重现代化建设事业，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生产者的需要，这对后来的基层生产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下文将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展开分析。 　　三、工业生产：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是国家对前一时期工作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的规划。通过对1954～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本文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国家对发展工业的目的、对企业的要求和对劳动者的态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直接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曾经被确定为所有工作的核心，也是新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目的所在。1954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现代工业的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19 　　在国家规划与政策支持下，单位社区与直接生产者能够从工业发展中获益。生产与生活相互促进，这构成了人们热情劳动的重要原因。 　　在接下来的国家规划中，工业化本身成为核心，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退居其次。195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讲： 　　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必须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使生产继续迅速地发展。 　　但即便如此，国家仍然保持着对工人福利情况相应的关注，并提出： 　　各企业的行政负责人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消费品供应状况、保障工人的安全而积极努力。20 　　“大跃进”标志着国家主导的、以高速工业化和全面改造社会为目标的“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项目在中国的开展。21在冷战形势下，中国开始与西方国家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竞赛，并以此衡量本土现代化项目的实施成效。1959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地显示出这一点：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在钢产量上，英国走了五十多年的路，我们只花了六年。……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到一九○七年，英国的煤产量才增加到二亿七千万吨，而我国也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就在一九五八年达到了这个水平。……在我们的生产资料工业跃进的时候，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间也增长了34％，这样的增长速度难道是资本主义世界有过的吗？22 　　然而，在国家对数字增长和宏大目标的追求下，人们的真实劳动、生活情况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对基层生活状况的汇报与规划逐渐从政府工作报告中隐去，这一点在1960年的报告中已经变得很明显。在鼓励各地建设公共食堂时，报告是如下进行宣传的： 　　应当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密切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劳逸结合。公共食堂问题是现在抓生活的一个中心问题。……办好这些福利事业，把社员的生活安排好，就更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23 　　这意味着生产的发展才是国家事业核心，人们的生活退到了辅助性的位置。 　　1964年，本已非常快的工业化速度仍然无法满足新秩序的设计者和规划者的要求，中国已然无法忍受“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极端现代主义的目标在60年代得到了延续和加强，规划者要求“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4在生活福利方面，关于要求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福利状况的话语已经从报告中消失，相反地，“艰苦朴素”得到大力倡导： 勤俭朴素，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铺张浪费，追求享受，是资产阶级的腐败作风。我们发扬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使这种作风形成社会风气，就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无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全国人民都应当为积累每一元建设资金并加以有效地使用而斗争。25 　　不难发现，一个依靠人民革命获取胜利并建设了新国家的政党，曾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福祉，现代化则是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成为了核心与主导。在冷战的动荡环境下，非工业世界的后独立时代领袖痛恨殖民统治的过去和停滞的经济，他们试图创造一群值得骄傲的“人民”，并逐渐遵循了发展逻辑——一种由科学和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对自然的改造所构成的整体性图景。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与西方进行的现代化与工业竞赛，26不同于西方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造方案规模和国家机器使用的工具都更为庞大，这些国家能够沿着“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道路走得更远。27 　　在这幅整体性规划中，重型工业企业始终处于极为核心的位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作为资源分配“单位”，它是国家对城市社会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工具，28更重要的是，工业企业担负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国家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提高其生产效率、增加其产量，以完成给定的生产任务和指标。 　　基于这个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单位中有关生产的一切也是在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的。这种控制通过三种策略加以施行29：第一，官员个人的强压。向上负责是中国官僚制度的特征之一，对于国家重点推行的项目，都会有相应的官员进行督促。这些官员通常具有相当的权力，并以其权力向直接生产者施压以保证上级下达的指令能够在底层得到执行。第二，指标化的生产管理。通过将生产情况指标化、全局化、简单化，不仅方便国家对工业产量和发展速度进行控制，也更容易同西方国家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第三，通过政治运动促进生产。尽管政治运动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与生产相互矛盾的，然而实际上在工业企业中，政治运动是围绕生产展开的，目的在于以动员的方式促生产。 　　四、弄虚作假的兴起：国家的生产控制策略与直接生产者的应对策略 　　“大跃进”以后，旨在促进生产的国家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却逐步地削弱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直接生产者热情衰退的表现是弄虚作假、舞弊行为与消极情绪在TY厂日常生产中的逐渐兴起。“在这些问题中，有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也有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搞小包工的，有瞒上瞒下、无政府状态的，也有伸手要钱、漫天要价的。总之五花八门，无所不有。”30本文认为，国家的生产控制策略在基层实践中损害了直接生产者的利益，上述各种舞弊行为实际上是后者对控制的灵活应对。下文将呈现国家的三种生产控制策略，以及直接生产者的应对方式。 　　（一）官员个人的强压与应付式生产 　　1958年，“大跃进”在TY厂开展之后，直接生产者所承受的最大压力既非来自生产计划指标，亦非来自频繁的政治运动，而是来自上级官员。大多数情况下，极端现代主义者是有权力的国家官员或首脑，极端现代主义与他们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31在中国的情境下，政治体制中的“向上负责逻辑”使得拥有权力的官员为其壮志得以舒展，32而将工业企业作为工具，并将这种压力转嫁到直接生产者身上。来自官员个人的强压使得直接生产者不得不服从于超长的劳动时间与很高的劳动强度，人们的体力完全透支。工人在各色命令下毫无讨价还价能力，其“主人翁”地位也无从谈起。 　　1959年以后，TY厂下放至广州市机电局管理，作为重型装备机械制造大厂，国家、省、市各级各部门领导统统将自己负责的生产任务转嫁给TY厂。负责水利工程设备生产的副省长要求TY厂尽快生产出水利设施，因为“这是牵涉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大事！”负责轧钢的省长要求“一定要把轧钢搞好！以钢为纲！”而市委工业部长则要求TY厂尽快推广“超声波发生器”，谁敢阻挡就“开除党籍，通报全市”。33“大跃进”期间在车间实习的LYM说： 　　省市领导一人抓一项工作，各个都说自己抓的工作重要——你也重要、他也重要，都是第一。我们工厂呢，工人就只有这么多，个个都要第一，那不是很难了吗？（2010年12月23日） 　　在这样的生产强度下，TY厂职工工作时间过长、休息严重不足，人们正常的生活与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大炼钢铁期间，在“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下，一筐筐包点放在转炉车间，然而工人因为过于劳累完全不愿予以问津，导致大量变质食品被丢入珠江。有人抱怨“大跃进带来了大紧张”，有人说自己“满肚子是气”，有人说“领导沙沙滚，为了完成任务，把人民财产当儿戏”。34“部分工人……产生埋怨情况，生产中表现得干劲不足，劳动纪律松懈，因而生产效率不高。……有形的浪费和无形的浪费亦大有存在。”35人们普遍认为问题出在上级领导对工厂的过分要求上。为了使生产和人们生活受到的损失降低，TY厂的直接生产者想出了应对官员的“推、拖、退”三部曲——对来自上级官员的任务能推的则推，推不掉的则拖，拖不了的则退，而送到车间的生产任务则由工人发挥才智进行应付式生产。 　　“大跃进”初期，广东省对大炼钢铁并不积极，中央有人打电话催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为什么广东大炼钢铁你放不出卫星”，于是广东省在1958年11月开始大放钢铁卫星。361959年初某日，广东省省长陈郁风风火火地来到TY厂，亲自下达生产大炼钢铁用3吨自由锻锤的任务。该产品的锤砧重50吨，远超出TY厂的生产能力。时任生产科副科长的LZL说：“不行呀，省长同志，这个锻锤的锤砧就要50吨，我们厂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炼炉，这个我们做不了啊。”陈郁很着急，接着去找到设备动力科工程师，但工程师仍然摇头表示TY厂无法生产该产品。这些拒绝合作的技术人员被一通训斥：“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典型保守右倾！工人，人家干活的，都说行！让你写个字、做个计划、下个命令，你就不敢！你们这些人，不怕共产主义建不成！不怕修正主义！最怕就是群众发动起来！” 　　陈郁走向车间，将命令直接下达至工人。在官员的强大压力下，工人们点头说行，随即展开生产。讽刺的是，铸件生产的正规程序是把熔化的铁水注入沙模，使铸件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然而，工人的应对方法则是先把生铁锭横七竖八地堆在沙模里，再把铁水浇淋上去。上级要求的铸件看似完成，然而由于铁锭并未被铁水融化，铸件内部仍然是空的，如同一个空壳，该产品仅仅用以应付上级。37 　　时任生产科副科长的LZL说： 　　工人为什么说行呢？不是工人品质不好，你硬逼着他没办法的，不能说不行！很多工人都不表态——他们看不惯，但又不能说话。省长亲自下来下指标了，有什么办法？机械工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对付你的。工人觉得你这样命令我，我就这样耍你。他们就想出来了这种浇注方法应对。（2010年11月26日） 　　在这样的应付式生产下，1959年废品重达1280.885吨。38最终，1964年陶铸在TY厂蹲点时清算出，TY厂在“大跃进”期间造成了价值超过18万两黄金的浪费。39 　　（二）指标化生产管理与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兴起 　　“计划经济是一种高度依赖指标进行管理的经济制度，没有指标来引导和控制经济，这一体制就无法运行”，40国家向企业直接下达的指令性生产指标涵盖了企业生产管理的方方面面。41实际上，任何制度下企业的生产管理都需要一定的指导性指标，但是计划经济时期工业企业的指标设定并非依据客观的生产能力和运营情况，而是基于国家对发展速度的期待而对地方提出的要求。伴随着国家总体的工业规划，企业需要完成的指标往往逐年上升，并与其承接的生产任务或其实际生产能力不相符合。这种指标化管理减少了官员所必须考虑的变量，同时也提高了行政的规范性，是生产简单化的一种体现。 　　TY厂以计划指标来指导产品生产始于1953年。因为全国各工业生产企业仍处于建设初期，国家在计划指标制定上也处于尝试期，所以这时的生产指标仍较为宽松。尽管指标与实践难以完全契合，但TY厂通过自接任务、不断修订计划、调整生产组织，以及组织劳动竞赛，最终都能够予以完成。 　　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期，令工业企业真正担忧的是计划指标过高，而生产任务不足。“大跃进”时期，尽管计划指标飙升，但是在生产任务足够多的情况下，通过应付式生产，TY厂仍然可以完成计划。指标化生产的问题真正变得严肃起来是在“大跃进”之后。6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方针的改变，国家大量撤资、生产大规模压缩，许多企业都陷入了财政困难。1961年7月底，TY厂银行贷款2604万元，月息15万元，生产任务严重不足、成本大幅上升、不合格产品大量积压，并于9月份出现了一次大停产，10月份生产下降到几年来最低水平，11月份企业出现亏本。421962年，计划生产指标仍是“大跃进”时期的一半，而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仅是厂生产能力的28％。在这种情况下，TY厂决定揽活打杂，组织自接农业机械、轻化工业产品的订货任务——这些自接任务占其商品产值的66％。43 　　尽管人们努力地投入到生产中，两班顶三班夜以继日地工作，生产指标的完成仍是未知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同直接生产者经验生活的需要的矛盾在于，如果不能达到国家的生产指标，单位便无法获得奖金，职工整年的努力劳动会付诸东流，人们“生产涨一寸，福利涨一分”的愿望不会实现。企业整体地位若因此下滑，从上级部门获取资源将更为困难。这样，TY厂使用以下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和投机取巧的策略。 　　一方面，因为“上面下达指标，是秀才闭门造舟。……订计划是凑产值”，所以TY厂的统计都是“用假的编出来，从质量、计划、成本都是浮夸”。44LZL给笔者讲了当时情况： 　　有些人的月历是有40天的！下个月10号以前能完成的产品都计入本月。把没有完成的产量报完成，这样工作就推到了下个月，每个月都这样往后推，到了年底任务就堆积得很多。年度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就弄虚作假了！实际上年计划没有完成就报做完成！……这里头有很多种完工方式，有的是缺件完工——产品零件未全就报完工，有的是质量未通过检测就报完工，有的是实际工作量还没有完成，就报完工。生产总值更糟糕了！生产总值怎么算出来？商品产值加上在制品，在制品就是还没有装配成商品的。在制品是靠估算的，黑幕很多了！一算，完不成计划了，那就给在制品估计多一些，以前只完成50％，那就加到60％、70％，那个产值不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从来都是完成计划的。你（在档案上）看到那时候的生产总值全都是估算的，很少有是真正算出来的！（2011年5月1日） 　　这种弄虚作假是否部门或领导的个人行为？工人对此持怎样的态度呢？LZL说： 　　关于这个，厂里面谁都知道，但是一机部根本查不出来——有很多方法蒙他们的！而且工人也支持这个，为什么呢？要是没有完成计划，整个厂就拿不到奖金，厂拿不到奖金你就没有好处，所以工人也参与其中，宁愿弄虚作假，没做完报做完。（2010年11月26日） 　　另一方面，对订货厂家隐瞒因赶工而导致的质量问题。例如，为了赶商品、抢吨位指标，铆焊车间的工人焊接锅体洗涤塔时不够细致，导致该产品第一圈试水的时候存在轻微的渗漏情况，但是为了避免拖延交货期，以及将该产品计入生产指标内，质检科科长看见后并没有提出检查该产品出问题的原因，而是叫车间赶快把把缝隙焊好，不要让订货方知道了。又如1961年，黑龙江轻工业厅向TY厂订制3台1250离心机，在部分仪表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发货并收了货款，直至3年之后，该厂仓库里还积存了一批漏欠客方的产品附件，这些附件的价值超过3万元。1964年11月，TY厂铆焊车间承制105超速离心机的出水管与盖，生产完毕后因不符合图纸尺寸要求，一直没有入成品库，然而，生产工人和车间领导都不愿意返工。该零件拿到二机车间以后，经过检验员的研究，认为产品能用就可以，便入了成品库。45弄虚作假的情况并不是突然产生，“这情况很早就存在了，未引起我们注意克服，未完成就报入库，缺外购件也报入库，赶产值时忽视质量，特别是赶节日献礼……”。46 　　这种弄虚作假并不是某个部门或领导的个人行为，在单位利益的统合下，厂级领导、中层领导、工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其中：厂级领导的参与主要在于直接的指标作假，以及对上级部门予以应付、对下游订货厂家假以威胁；中层领导的参与在于进行厂内协调，沟通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信息，使得职工的口径和目标保持一致；而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基层工人，则是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加速生产，同时，支持并隐瞒上层领导的作假行为。在这种情况下，1961～1965年间，TY厂浪费损失达1700多万元，积压物资700多万元，约占其固定资产的60％。47此后，弄虚作假的情况受到了批评，但并未中断，反而愈演愈烈。 　　国家的视角在于要求单位发动一切力量以达到由指标定义的结果，然而，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这却反而损害了他们预期的受益者。48以指标促进生产固然是为了达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想，但当指标化管理不顾及工厂劳动过程实际并因此损害了直接生产者的实际利益时，他们使用各种计谋予以应对，对于生产中的弄虚作假的行为，最终埋单者仍然是国家。 　　（三）政治运动的压力与消极态度的蔓延 　　与指标管理并存的是动员式生产方式。作为生产简单化的极端，这种以政治促生产的策略注重人们的情感，而不是具体的生产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从“反右”斗争到“文革”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将人们的热情动员起来并转移到生产中去。1956～1964年间，TY厂先后经历了“肃反”、“整风”、“反右”、“三反”、“整风整厂”、“五反”等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中，有些是由本厂党委进行组织，有些则由市委工作队进行组织，前者组织的运动相对和缓，后者组织的运动斗争性极强。然而，一轮接一轮的政治运动不仅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更造就了直接生产者得过且过、谨慎多疑的消极态度，并消解了人们的热情。 　　那些在生产中犯错误的工人会被怀疑成阶级敌人，并受到重点审查。1964年7月“肃反运动”期间，有工人因怀疑组织对他的不信任而自杀。1961年，该工人的弟弟在农村死亡后，他曾在车间说过弟弟是饿死的，并表达了对棉布供应的不满，从此便开始担心领导对他不信任。“五反运动”后，该人向支部交待自己当工会小组长时忘记登记几毛钱，思想顾虑加重。1963年在生产上出过两次质量事故并受到工段长与车间主任的批评，该工人更加害怕，担心被说成故意的。1964年，为了照顾其身体，车间安排他做钳工并停上夜班，并告知其他工人少接近他，有些会议亦没有通知他。然而，在“肃反运动”的背景下，该工人过度紧张，竟然在厕所上吊自杀。49 出身不好的工人在运动中容易成为斗争对象。1958年，因为所属的地下组织暴露了，阿荣从香港回到大陆。她刚到广州时，很多人在火车站欢迎她，令其非常感动。在进厂初期，阿荣满怀热情，工作非常积极。1961年，她申请回香港探亲，因提前3天回厂，被怀疑与特务有联系，至此便成为了“运动员”——但凡有政治运动，被批斗的总是她。若是香港的亲戚寄来食品，她就被说成与特务进行联络，若是找医生开病假单，就被说成无病装病。加之难以获得工资升级的机会，她非常生气，工作时也毫无心情，同他人的配合也成了问题。改革开放之后，阿荣马上申请回了香港。50 　　在政治运动中，除了犯过错误的工人与背景有问题的工人忧心忡忡外，普通工人也存在四怕：“怕说错话，怕犯错误，怕戴帽子，怕送农场”，不安全感与消极情绪在车间中蔓延开来。51然而，在运动中最不安的实际上是干部。LYM说： 　　干部一个星期要学习很多次的嘛，学习完了还要发言，你不发言就不行，说你不积极，发言的话又怕讲错话——这个讲话很难说的嘛！工人学习就简单了，班后很短时间，工人本身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不可能弄得太清楚。干部责任就重了，历次运动干部都要检讨的，要过关，有的工人说当了干部，笔比铁锤还要重，写几个晚上都写不出来，过不了关。加上干部的工资待遇比工人低，人们都不愿做干部。（2010年12月23日） 　　1960年“整风运动“中，600名一般干部中，有170人不愿意当干部。在工人提拔上来当干部的人之间普遍有“当干部不如当工人”的思想。在TY厂58个科级干部中，不安于位的有22人，其中要求回车间做工人的有17人，这17人中，从工人提拔出的占12名。机装车间9个工段长中，8个是不愿意当干部，铆工车间5个工段长中皆有不愿当干部的想法。主要原因是“认为当干部开会多、责任重、批评多、上压下顶，工资升级慢，又无奖金和加班费，不如当工人好”。其中，铸铁车间副主任认为自己文化低、能力低、理论水平低、身体不大好，不愿当车间副主任，要求当普通干部。总务科科长（党员）为了达到调科室的目的，曾准备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撤职降两级。机装车间工段长（党员）说：“当干部受气，升级慢”，工具科梁耀华说：“做干部一点好处都没有，开会多，苦战多，加班毛都没有一条，准我离职，让我倒贴一百几十元我都愿意，一离职，我就去劳动局登记当工人。”52甚至有人说：“用机枪对准我，我也要说‘当干部吃亏’！”53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变得小心多疑、谨慎处事、劳动态度愈加消极，而干部对于管理亦缺乏动力，因担心在运动中被工人批判，而不愿意得罪工人，他们对日常生产中的营私舞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工作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进一步助长了生产中的消极态度。政治运动，这种旨在激发直接生产者愤怒、感动、兴奋等情感进而促进其生产积极性的策略在实践中逐渐丧失了效果，并将人们的情绪导向了相反的方向。 　　五、劳动热情的衰退：勒福特悖论与国家视角的实践结果 　　生产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劳动过程中直接生产者从热情参与到弄虚作假的转变不仅显示出他们同国家关系的变化，还揭露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矛盾。“勒福特悖论”意指现代性意识形态主张（ideological enunciation）与意识形态规则（ideological rule）之间的分裂和矛盾——前者体现了启蒙主义的理念，后者则是现代国家权威实际上在意的问题。54在社会主义国家，该悖论体现为，建立在共产主义理想上的政党国家的目标是使劳动者乃至全社会得到解放，然而这个目标却要通过国家对社会和劳动者的全面控制而达到。55 　　勒福特悖论源于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二重性。社会主义被定义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经济形态。56它既包含了生产的发展，又包含了人的需要。劳动者的解放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却不具备这个条件。这样，国家的宏观视角以及面向未来的规划使其确信要达到美好未来需要暂时的牺牲。57加之，中国处于因冷战而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使用权力加速进行一种巨大的、乌托邦式的改变以建设一个所有人都能享受福利的现代社会成为国家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脱离现实的生产图解被规划出来，活生生的社会秩序却被忽略了。 　　对直接生产者而言，社会主义理想不应该与人们的具体利益存在矛盾，他们的劳动热情本源于经验生活——在劳动中受到的尊敬、业余文化生活的丰富、福利水平的提升。然而，在极端现代主义下，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本身成为了生产的目标，在官员个人的强压、生产指标化管理以及政治运动的压力下，直接生产者的生活受到了负面的影响，人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天天这样苦战不行的，要慢些来”、“工作是一辈子都干不完的，星期天和晚上回厂加班没有必要”。58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分歧变得明显：当国家放眼于未来时，庶民更加关注当前；当国家敦促各项生产指标的提高时，庶民关注的则是实际生活的变化；当国家认为现实生活应让步于未来理想时，庶民则认为脱离了生活实际的理想并不可靠。在“浮士德”似的理想中，国家逐渐走向对现代化项目的偏执，而庶民则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消极应对，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曾经的劳动热情逐渐为弄虚作假、消极不安所替代，在“文革”中表现为政治投机，59在80年代发展为“集体懈怠”。60 　　时至今天，怀有良好意愿、旨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造福地方社区的现代化项目仍然在进行着，这些项目或多或少由数字指标所指导，并且受到了各级官员的关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怀抱良好愿望的项目的实施实际对直接生产者和地方社区居民的经验生活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底层民众作为这些项目的改变对象和直接参与者，他们的劳动、生活、感受所受到的影响都是需要关注与思考的，以避免那些有着良好意愿的项目收到适得其反的结果。 　　*本文为蔡禾教授主持的中山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国有企业组织变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相关论述可参见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载《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6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②这种论述来源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 　　③参见Robert Michael Field， “Slow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Industry， 1952-1981，”in China Quarterly， Dec. 1983， pp. 641-664. 　　④ ［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页。 　　⑤同上，第235页。 　　⑥Xueguang Zhou，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8， No. 1 （1993）， pp. 54-73. 　　⑦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Verso， 1985. 　　⑧ TY厂的前身是1949年2月成立的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属广州制钢厂、1948年6月成立的原公私合营的广东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专为纺织厂修配机件所设的原广东机械厂，新中国成立后三个厂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业厅接管，命名为广东省钢铁机械一厂、二厂、三厂，属地方国营。 　　⑨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6卷（上），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685页。 　　⑩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6卷（下），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11陶铸每次蹲点时长都超过一个月。 　　12《1956年工作总结》，载《TY厂综合档案》1956年第1卷。 　　13这段论述源于对LYM 的访谈，访谈时间：2010年12月23日。 　　14《家访谈心把思想工作做到日常生活中去——二机车间家访工作的经验》，载《TY厂综合档案》1956年第24卷。 　　15宋少鹏：《“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载《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4期。 　　16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国营企业提用企业奖励基金暂行办法》规定：电业、机器制造业企业在完成国家批准的计划后可以申请从利润中提取3.5％，从超额利润中提取15％作为本企业奖励基金，企业奖励金一部分可以被用作福利基金支出。1953年增设福利补助金，福利补助金按工资总额2.5％提取的，可与企业奖励基金调剂使用的。1958年国务院发文将奖励基金改为企业利润留成，留成比例以主管部门为单位计算确定，见《国务院关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几项规定》（1958年）。1962年企业奖励基金制度得以恢复，1969年医药补助费、福利补助金及企业奖励基金三项合并为企业职工福利基金。参见《广州市志》第9卷（下），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17因隶属于一机部，TY厂利润留成较高，利润水平完成计划部分按3.5％进行利润提成，超计划的部分按照18％提取，1959～1961年间为地方企业，则利润留成额为9％，1962年又重新归属中央管理。 　　18《1953～1957年我厂有关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历年发展情况介绍》，载《TY厂综合档案》1957年第21卷。 　　19《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1954年5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23/content_208673.htm，2012年3月18日访问。 　　20《195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1956年6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23/content_208738.htm，2012年3月18日访问。 　　21詹姆斯·斯科特认为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执着地认为“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秩序”。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计划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2《195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23/content_208774.htm，2012年3月18日访问。 　　23《196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1960年4月6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27/content_212502.htm，2012年3月18日访问。 　　24《196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摘要）——1964年12月21日和22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23/content_208787.htm，2012年3月18日访问。 　　25同上。 　　26参见［美］罗丽莎：《另类的现代化：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7［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计划是如何失败的》。 　　28对单位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李路路、李汉林：《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6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Martin King Whyte &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Xiaobo Lv & Elizabeth J. Perry，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 E. Sharpe， Inc.， 1997； David Bray，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9尽管这三种控制方式在计划经济时期是被同时使用的，但不同时期的组合方式和侧重是有所不同的。 　　30《在干部中检查揭发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情况的小结》，载《TY厂综合档案》1964年第1卷。 　　31［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计划是如何失败的》，第5页。 　　32李若建：《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3来源于LZL个人日记。 　　34《反右倾整风运动总结（初稿）》，载《TY厂综合档案》1960年第3卷。 　　35《1959年生产工作总结》，载《TY厂综合档案》1959年第1卷。 　　36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 　　37该案例来源自LZL个人提供的材料：《回忆XYG》。 　　38《反右倾整风运动总结（初稿）》。 　　39LZL个人提供材料。 　　40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41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这些指标包括总产值、主要产品产值、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职工总数、年底工人到达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1957后减少为4个：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利润，其他8个指标作为非指令性指标，各部门可以根据企业需要增加个别指标，1960年又恢复为“一五”时期的水平。 　　42《1961年生产工作总结》，载《TY厂综合档案》1961年第1卷。 43《1962年大事记》，载《TY厂综合档案》1962年卷首大事记。 　　44《整风整党鸣放汇集》，载《TY厂综合档案》1961年第5卷。 　　45《TY厂在干部中检查揭发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情况的小结》，载《TY厂综合档案》1964年第1卷。 　　46《党委黄书记在二月八日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三级干部联合大会上的报告》，载《TY厂综合档案》1961年第5卷。 　　47《关于反浪费斗争工作小结》，载《TY厂综合档案》1966年第4卷。 　　48［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计划是如何失败的》。 　　49《关于XX上吊死亡的调查报告》，载《TY厂综合档案》1964年第46卷。 　　50事件是从对LYM的访谈中获得的，访谈时间：2010年12月23日。 　　51《一个车间党支部工作情况调查》，载《TY厂综合档案》1961年第23卷。 　　52《反右倾整风运动总结（初稿）》。 　　53《五反运动小结》，载《TY厂综合档案》1963年第36卷。 　　54Claude Lefort， The Political Forms of Modern Society： Bureaucracy， Democracy， Totalitarianism， MIT Press， 1986. 　　55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6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7［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计划是如何失败的》，第125～126页；Baruch Knei-Paz， “Can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Falsify ideas？ Or， Karl Marx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Dec. 1994. 　　58同注35。 　　59［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60同注⑥。 　　贾文娟：中山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