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我是新疆文革造反派——文革人民线索的见证

hank · 发表于 2009-11-1 07:22:24

黄河清：我是新疆文革造反派——文革人民线索的见证
(博讯2006年6月28日)

1966年6月，我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子女一校参加了文化革命。 (博讯 boxun.com)

兵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处所呢？66年的元旦，我借穿了同寝室回族教师一双高筒黑靴，自我感觉很好，一大早起来，走来走去，远远看见女老师宿舍的年轻异性同胞们出门，就招手高喊：“姑娘们，你们好！新年好！”未料，第二天，领导找我谈话，要我以后不要这样大喊大叫，影响不好。当然，很委婉，先肯定我的热情。我纳闷，这领导是怎么知道的。原来那些姑娘中间，有一位团支书，很循规蹈矩很喜欢汇报思想的人。她大约觉得我这样大声问好肉麻，是资产阶级作风，很看不惯，就向领导汇报了。应该说，也不是一定有什么恶意，只是当时的教育灌输深入她的脑髓而自然而然的行为。现在回想起来这才是真正可怕之所在。那可真是一个大牢笼、大监狱啊！其实，即是当时，领导、舆论和我们自己也是把它公开地说成是一个大熔炉──改造思想的大熔炉的。大熔炉，比大监狱更厉害更可怕，所以许多人尸骨无存！

20岁血气方刚的我，受到当时报纸上批海瑞、批三家村大气候的影响，忘记了自己18岁时在浙江省文成县被打成反党分子的教训，又写大字报向校领导提意见。那些团干部、教研组长、党员、学毛著积极分子大多观望。很快，工作组派来了，我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观望的积极分子就活跃起来，写了许多大字报批判我。原先与我一起写大字报提意见的人里也有反过来批判我的。

我在平时学习讨论会上谈自己活思想的发言也成了罪证。那时，正学习解放军烈士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我说：为什么我至今还不写入团申请书呢？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格。我自问，如果我处在王杰当时的境况，我会不会扑过去用身体挡住爆炸的手榴弹救战友呢？我不敢保证自己会象王杰那样做。这被批判定性为“诬蔑英雄”。那个时候就是如此可怕的荒唐！

我大老远从浙江温州跑到新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没想到，又成了反革命。怎么检讨也不行。因为我总是说自己的动机是如何的好，如何的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如何的为了领导好，为了党好。我怎么也不能承认自己就是存心反党啊！因为我真是真的为党好啊！我怎么也想不通，很沮丧、很害怕、很无奈，几乎六神无主了。一次，在食堂吃完饭涮碗筷，出了神的我随手把吃剩的半个馒头扔进了泔水桶。在一旁的女性同乡金老师说：“你要死啊，快捡起来！”当时，所有的人避我如蝎虎。当时，浪费粮食糟蹋农民血汗是可以上纲上线的，尤其是我这个反革命。我至今感谢这位金老师当时给我的温暖。

我当时真的想死。大热天，我两个月穿着一件单军衣，里头一件背心，没换过──没想到换。我想到一个大水库去，游泳到中间的小岛上，就这样失踪不见死了算了。

幸亏，我没死。十六条颁布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工作组检讨了，黑材料销毁了，濒死的我解放了，重生了。救命的是谁？党中央！具体的指向是谁？当然是毛泽东！那种感激的心情是可以为他付出生命的。记得一次我听了传达的录音报告（有刘少奇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检讨录音的那次）后，独自一人，找到了兵团农学院的学生串连，学习革命经验。这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同学鼓励我成立造反组织。我看到农学院的大字报上战斗队的名称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触动了灵感，就为自己将要成立的造反组织起了个“呐喊兵团” 的名字。说是兵团，最鼎盛时期，也只有八个人。我们批判工作组、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我们对立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们很自然地成了保皇派。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批判资反路线、修正主义的，只不过，他们同工作组、当权派的感情在那儿，平时他们就是红人、重用者、倚靠者，长期建立的感情一时如何能真的割舍得了，划清界限。他们只在读语录的时候，念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并不真要“造反派”的头衔。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背景是：造反派就是革命者，保皇派就是右派、反革命者。

我们跑到乌鲁木齐串连，遇上了震惊全国的12、19绝食行动，我们也参加了。饿了两天多后，说是胜利了，可以进食了，先喝汤，再吃干。因为周恩来把绝食的头，一位叫王兵的兵团农学院造反派学生接到北京去解决问题了。我们在绝食现场听到的周恩来与王兵的对话录音和传达报告说，周恩来派了刘少奇坐的三叉戟专机来接王兵，超音速，只要两个半小时就可以飞到北京。我从温州到新疆，坐了一天一夜的轮船、五天四夜的火车。所以，对这个超音速、两个半小时印象很深，至今犹记无误。王兵到了北京，我们日夜盼着周恩来接见他，夸他、支持我们造反派的喜讯，可就是盼不来──周恩来把王兵晾在一边不理睬，似乎是两个多月后才接见了他。周恩来手腕高明──制你于无形──这是另话了，打住！

1966年的12月19日开始的绝食行动是新疆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分野。从此后，新疆的造反和保皇两派就定了名分。这也是我成为新疆造反派的正式开始。地方上的我已记不太清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则是以“兵农造”（兵团农学院造反兵团）为首的造反派与以“二野”（第二野战军）为首的保皇派。

兵团农学院还有一个造反派组织“红色导弹兵团”，其头头叫魏志勋，是兵团农学院造反派的二号勤务员，山西周至县人。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南山就在他家门口。我在1967年曾与魏志勋关在同一监狱，一起被送到莫索湾劳改场劳改。魏出身贫下中农，后来回乡当了官，官至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我在70年代初与他有联系，给他寄过一张照片，背后写了“志存不秋，勋功未酬，留影恼笑，念载警羞！”90年代中期，我流亡海外回国，设法再找到他时，他以纪委书记的身分，与我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我们虽然同是造反派，但还是走了两条路。

新疆的造反派和保皇派都各自做了些什么事呢？12、19绝食针对的是王恩茂，王震之后的新疆土皇帝。王恩茂当时是全国唯一一个身兼三职：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司令、新疆军区政委的封疆大吏、方面大员。（王还兼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第一政委。）造反派揭露新疆各级党委干部官僚主义、压制群众、打击造反、私生活上的污秽……等等。保皇派则竭力维护各级党委干部。总矛头都指向了新疆的刘少奇王恩茂。

这个时期（或称初期）造反派做的事其实就是1957年右派做的事的继续和升级。因为有了个毛泽东在煽风点火，在撑腰，在利用，所以，能一时得逞，一时横行，一时造反有理。走资派、当权派被批的斗的威风扫地狼狈不堪。保皇派也是参与造反的，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极少有公开说保谁谁谁的。那是一定会成为过街老鼠众矢之的的，任谁也招架不住批判、唾弃、打倒的火力的。

你说这是奉旨造反也好，是自觉造反也好，反正，矛头指向是各级党委、各级党委17年来所做的坏事恶事、胡作非为，各级党委干部、各级党委干部的丑事恶事。你说，这造反是光明正大也好，是私心杂念也好，是趁火打劫、公报私仇也好，反正是动摇了17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政权。许多人是从那时起觉醒开悟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位。从此以后，党委的神位坍塌了，党中央的光环没有了，连毛泽东的形象也开始模糊了。

无论以后造反派保皇派如何变化，如何打的不可开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派得势，一派完蛋或统统完蛋，这一条起始指向各级党委造反的行为则是历史事实，无可更移了。它是右派行为的继续，它是 79民刊的渊源，它是89学运的先声；再追溯的远一点，它是百年来追求民主自由仁人志士更大规模的后起。

那时新疆的大字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三件事。第一件：十年国庆，贺龙率团来慰问，一条通往农场的大道十来里长，全都铺上了麦草类的柔性植物，怕尘土飞扬，脏了贺龙；招待贺龙的一桌酒席，宰了五条牛，仅取牛脸上的一块肉。第二件：刘少奇从巴基斯坦访问回国途径乌鲁木齐，下榻处方圆十里的毛驴全都要“转移”──怕驴叫影响他休息睡眠；刘吃的米饭是一位挑选出来最细心最可靠的兵团女战士用纤纤玉手一粒一粒拣出来的──怕有沙咯牙、怕半粒米有碍观瞻影响食欲，刘吃的一盘炒素菜用了100斤大白菜──用其中拇指大的菜心。第三件：乌鲁木齐菜市场响应号召，将西红柿、俗称番茄者改名为“东方红”，有人贴出大字报质疑：如果西红柿烂了、要倒了，怎么说呢？

前两件揭发的高层穷奢极欲、抬轿子的逢迎作恶，不是文化革命，不是造反派，能如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昭示于众吗？其实，反右时，已有类似的揭示，只不过，没有这么直接严重，温文尔雅一些罢了。要不是毛泽东赶紧采取措施反击，恐怕也会不可收拾。清华教授、当代大禹黄万里的“花丛小语”就写了北京一条马路因官僚、因不懂行瞎指挥而总是灰尘漫天泥浆没脚。毛泽东亲自写了按语在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地批判他。所以，我才说，66年文革中的造反派与57年的右派无论在思想在行为，都是渊源甚深、一脉相承的；溯至百年，延至79、89和现在的维权，亦然。

这种现象，岂是毛泽东想的！岂是共产党要的？这种文革，不正是人民的、大众的、民主的吗？用刘国凯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文革”、 “文革人民线索”。

“西红柿－东方红”的笑话，则是那个时代悲哀的幽默、文化堕落的标志和见证。可叹的是，当下，这种悲哀、这种堕落，似乎是愈演愈烈了。悲乎！

（2006-06-24于地中海畔）原载：民主论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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