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实际的它跟当前一样的复杂诡谲

yangharrylg

听了王老师的讲座:上海工人新村建设——历史、挑战与思考,顺势、快速和不成熟的写一点点观后感，以及一些补充。只谈两点，实际状态复杂诡谲的多得多，但不妨碍我们把它看作社会主义新景观和60年以来沪上日常生活文化的底的事实。

一、工人新村的源起

1950年代的工人新村，它的源起，实际上必须三方面进行回溯：

（1）政治经济学空间中的溯源，从空想社会主义、巴黎公社、新协和村以及大量新兴工厂主的“道德工厂”，到毛泽东在湖南兴起的“新村主义”的实践，无疑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实际上这方面，还要到苏联拐个弯。总之，它形成了工人治国的政治经济学景象，一种曾经的乌托邦走到现实的政体统治诉求；

（2）国外买办组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建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在1920~1940年代的中国、上海兴建的大批工人旧工房，比如裕丰工房，永安纱厂职工宿舍（今永安里），渔光村。

（3）国外城市规划理论和实际城市建设中的“邻里单位”类型的城市住区建设原型。这无需赘述。

多层次、多维度的作用，以及已经存在的现实路径，促使工人新村在上海率先成为新的现实，但是改变了内部的社会关系，成为标志社会主义的新景观。

二、工人新村的发展历程

非常认同王老师的分段，家国同构、家国解构和家国重构。但也可以分别解读一下三构的复杂意涵：

（1）同构。最开始的曹杨一村算得上是上层设计主导的政治同构，以81位市级及以上的劳模入住作为基本标志，最鲜明的体现工人治国、劳动光荣以及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保障（也有极少量住房极其困难户的工厂先进分子），这时它是图式化的、简直就是宪法模板的映射同构。接下来的同构，确实在社会的阶层演进过程中，逐渐结成的科层制同构。越往后发展，“工人”的属性越弱，进入工人新村的居民逐渐多了行政系统和事业系统的人，工人的比例被压缩了；“科层”的属性越来越强，既要体现效率（太过于稀缺）、又要体现公平（还是太过于稀缺），以此作为分配的基本方式是最恰当的，因此工人新村的居住属性变成了组织结构的“体系同构”。同时，为了稳定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加入了更加公平的保障机制，也就是对住房极其困难户进行倾斜的逆向分配（曹杨新村内部就有长宁搬迁过来的滚地龙住宅户），这在事实上也在稀释“宪政同构”，而强化“体系同构”。

（2）解构。实际上，解构的过程是非常的被动的， 长期欠缺的住宅建设，使得这一时期住房紧缺成为“天字第一号问题（政府书面用词）”，需要安排住房的居民是多元、多样、多层次的，不仅仅是科层制体系和工人体系的，比如返沪知青和大量没处安放的鸳鸯。在这一时期，建设了最大量、也是最后一批居民新村大型住区。同样是新村，几乎同样的居住小区模式和公建配套模式，但组建形态、建筑形态和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逐步的脱钩解构了。这与政治和组织体系上的缓慢变化相比，可以称之为“解构”。

（3）重构。重构一词即可以说是对现象的描述，也可以说是一种希冀。1990年代以来，工人新村进入了更新、改造和动迁期，新建的历史已经过去。94方案和98房改催动了原有工人新村的社会形态变革和物质形态变革。比如，在曹杨新村，“两万户”的痕迹已经擦除干净，盖起了高层住宅和新式楼盘。“1002户”成了优秀历史建筑（群），大量的老居民就被困在了里面。更大量的工人新村老居民通过住房成套改造，购买了产权以后，或售或租，然后搬走了，去过新生活了。经过了这一复杂诡谲的社会过程和城市过程，工人新村内部的居住阶层产生了下沉，形成了老的工人阶级和科层家庭、他们的继承后代、购买新村二手房的新老市民和租户，并存的居住格局。如果算上完成初次用地循环、被改造的原工人新村住房——1980年代建造的多层和高层住宅楼以及1990至今建造的楼盘住房，它们重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体系，这一生态体系，与城市政体的“国”又成了“同构”的，多阶层混合在一起，难分彼此，共同使用着同一套成熟而且具有较高质量的公共设施体系。
上海工人新村简史
主讲人：王伟强
回应与讨论：Chris Connery

上世纪50年代起兴建的工人新村是上海解放后最重要的城市建设，改变了这座向工业转向的城市中很多人的生活。支撑工人新村的建设的是怎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各时期的工人新村从设计规划到使用和改造过程中经过了怎样的变迁？建筑空间是否真正改变/改造了工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一实践带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王伟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专长于城市空间理论、城市设计理论及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等领域的教学研究与实践，同时他还长期关注城市与影像的议题。

Chris Connery，加州大学圣克鲁兹文学教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2010年起居住于上海，并对曹杨新村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思考。
http://www.douban.com/note/314667485/?start=0#35954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