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先欣评《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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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

华盛顿大学董玥教授主编的该本《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收录了最近20年间英语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论文12篇。就作者观之，该书作者群中既不乏周锡瑞、杜赞奇等老牌大鳄，又有墨磊宁（Thomas Mullaney）等学界新锐；就内容言之，则涵盖了区域与国家、革命与历史、城市与日常生活、社会与历史延续四大主题，对近年来西方中国研究学界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论题几乎均有涉及。选题和作者范围的广泛度、论文的分量都显示出，编者力图以这样一本论文编集，对过去20年间英语学术圈内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向国内读者和学人做一总结性绍介。同时，也许因为意在总结，该本论文的收辑并未追求最新或最前端的学术成果，其中不少篇幅自发表至今已有十数年甚至二十数年。但这样长的时间跨度正好也呈现了最近20年来英语学界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动向和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原计划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的近代史分册。但因出版社顾虑与革命相关一辑的论文内容，导致该书面世颇经历了一番周折，最终书稿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接下，以如今面目出版。关于这一过程的前后状况，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刘文楠博士在自己的书评（http://book.douban.com/review/6217001/）中有具体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加以参看。）

英语世界的中国研究在二战后和冷战期间经历了中国学/东方学向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转变，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区域研究的基本设定和研究模式又转而成为了学术反思的对象。本书的标题“走出区域研究”，显示出这一辑论文的编辑选择，首先处于此一学术范式转变的大前提之下。作为编者的董玥教授通过“世界•区域•国家”、“革命作为历史变化形式”、“城市与日常生活史”、“社会与历史之延续”四个主题的拟定，将“走出区域研究”之后的西方中国研究领域内主要的学术思潮和方法总结为：在区域和全球视野下，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反思；后革命时代对中国革命的重新探讨；以“日常”为分析方法的城市史关注；以及社会生活与文化实践作为新的研究焦点，及其带来的对历史分期的新理解。本书中所收各篇论文，因而可说是从具体的案例和角度出发，凭借这些新视角和新方法，各自对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做出了推进。关于各篇章涉及的论题和观点，董玥老师在为本书所写的长篇导言中有详细的绍介，本文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但与此同时，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区域研究构成了新思潮的出发点，那么将这些看似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新视角和方法再次进行综合性的思考和估量，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诚如董玥老师所言，从1960年代开始，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代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已经在通过“在中国发现历史”对“冲击—反应”模式进行反拨，试图走出区域研究（p.4）。但若论到“区域研究”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和自我反思，则仍有待1990年代之后。1990年代不仅在知识上见证了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全面进入人文学科，同时，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性大变局，更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一个转折性的关键时段。应当说，1990年代而后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出现的几大趋势，都与冷战结束这一事件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按照周锡瑞的说法，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我们所知的革命时代终结于20世纪……革命性进步（以及通过革命取得进步）的叙事不再具备吸引力。”（p. 182）过去30年间，英语学术界对中国革命话题兴趣的缺失、相关研究的沉寂，可说是其直接结果。尽管1978年中国朝市场经济的转向已经让一部分敏感的学者意识到革命正在走向终结，但直到1989年，“革命”方才真正被“告别”。革命时代结束造成的另一后果，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对立消失。这也同时意味着，此前以对抗方式出现的两种关于社会和人类进步的叙事，在1990年代之后只剩下一种。裴宜理直截了当地描述到：“我们更为信奉市场、法庭这样的自由主义制度，并认为‘民主改良’这条途径比社会革命更适于政治发展。”（p. 214）而对于福山而言，这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在历史的尽头，民族-国家作为超越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一种普遍的现代国家形式浮现出来。民族主义当然是19世纪以降的老话题，并在此之后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图景和国家面貌；但真正以有深度的学理方式对其展开的讨论，却迟至1960年代末方才出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明确表示，1970年代末，以跨越国界的阶级联合为理想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因主权问题操戈相向，这一事件是促使他产生“想象的共同体”思考的一个直接刺激。1991年苏联解体成十数个以民族为基础单位的独立国家，似乎更进一步证实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现代国家形式的普遍性和不可抗拒性。“民族-国家”也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关键概念，如果说此前大量的研究兴趣注目于理解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发生，那么新的学术任务似乎是要揭示中国如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但在各种新的民族主义理论涌出的前提下，所谓民族国家建构的讨论在方向上又有别于此前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民族国家不再被视作理所应当的现代目标，相反，其内部结构中的非自然性和各种问题才构成研究的核心所在。如果我们把“民族-国家”视为“民族”与“国家”的复合物，那么不仅民族自称的起源、传统、边界和内部同质性受到拷问，同时在福柯微观政治的视野下，国家的内部治理如何通过各种现代性的“发明”形塑了人们的认知和生活方式，也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新兴的文化史方法则进一步推进了这两个面向上的研究。

《走出区域研究》一书中呈现的四辑主题不同的论文，如粗略观之，可说几乎都分享了这一民族国家的基本视野——虽然在具体的论述上，不同研究者有各自的取向和立场。在后革命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有助于突破党派化的意识形态历史叙述，它揭示出，民国和共和国往往分享了共同的历史目标和潜在结构，在具体的国家治理方面，也多有一脉相承之处。本书中，叶文心的论文试图将1949年以前资本主义银行中集体生活和工作中的时钟体现的权威结构与1949年后的单位制度与时间管理联系起来（叶文心：《时钟与院落：上海中国银行的权威结构分析》）；墨磊宁也指出，1954年在云南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的一个重要知识基础，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建立的民族学和分类学论述（墨磊宁：《放大民族分类：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及其民国时期分类学思想根基》）。如此不仅可以“打破1949障碍”，甚至可能将晚清至民国再到共和国的历史脉络打通为一个整体来开展观察，从而展现出在这一长时间段内，各种现代性如何以民族国家为主要中介，与人们的各种思想和实践深刻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这种视角同样也影响了我们对于革命的理解。本书中收入的费约翰的论文《被误解的革命：1923-1926年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是其早年之作，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权力的争夺视作国共两党共同追寻的目标；而长期以来关于国民革命的不同意识形态论述实际上掩盖了这一时期真正重大的问题，即“局部利益与国家利益如何关联？”“国家应在何种程度上渗入社会？”（p. 236）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费约翰看来，国共两党都意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有主权的中华民族国家，但国家治下的公民并不单纯服从与国家或民族这一全体性利益，他们同时也分属各个社会集团，具有自己的局部利益。以孙中山、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试图用“民族”这一概念调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并压抑冲突，共产党人则以阶级矛盾定义这些社会冲突，从而希望以社会分化的方式继续革命，直至建立起民族利益与特定的社会阶级利益趋向一致的国家形态。费约翰用一个更为广义并中性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取代了阶级或民族的论述，以往革命史中强调的解放性和动员性因而就转换成了国家对社会结构的压抑，或对后者反抗力量的征用。尽管国共两党有不同的革命意识形态，但他们的实践似乎都服从于同一个民族国家的逻辑：即寻求建立一个以民族为统合方式、同时国家控制力空前强大的政权形式。费约翰的这一主题后来在他1998年获得列文森奖的著作《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中有更深入地阐发。与费约翰相比，周锡瑞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中的表述则更为直接：“与其将革命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远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统治结构被创造出来，去对抗、击败、取代另外一种统治结构。”（p. 187）周锡瑞的这一论断意在否定西方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革命目的论”。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试图重估国民党在革命性变革中的位置、强调共产党革命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偶然性因素、更精细地分析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社会构造以及将革命看待成一个一个长的历史过程。这些新议题的目的在于吁求一种新的革命史研究，其特点是：“不仅要关注引发了革命的矛盾冲突，而且必须同样关注使得中国产生后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的那些因素。”（p. 211）正如裴宜理已经指出的，周锡瑞此文中呈现的态度与其1970年代的立场大为不同（p. 217）；而此种转变，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感到关于革命性进步的叙事“在1990年代……显然是过时了”（p. 211）。

如果革命性进步的叙事已经过时，那么民族国家的世界同样危机重重。杜赞奇对民族国家的关注由来已久，他的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集中批判了以民族国家为历史主体和基本单位的历史叙述方式。在近作《主权与本真：满洲国与东亚现代》（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中，杜赞奇以“满洲国”试图按照民族国家形式为自己创造民族性“本真”的建国历史为切入点，并将其放置在日本、中国、苏联等东亚力量互相角力的环境下，呈现出“民族国家”与周边区域的复杂互动关系。本书中收入的《从东亚看民族国家的全球和区域构建》，也希冀通过一个空间上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从宏观上来审视民族主义在全球和区域内得以持续和不断改变的权力结构和循环。杜赞奇指认了民族国家在传播到东亚时与帝国主义之间一体两面的关系，并试图用这种关系来解释民族国家对国土之内或之外的“他者”与“异己”的蔑视、征服和竞争。在这个意义上，二战前的日本应被视作一个帝国主义式样的民族国家，其对外的征服和竞争一方面激起了东亚其他地区的反帝民族主义浪潮，但另一方面，其民族国家的样式又极大的影响了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话语。杜赞奇也区分了反对派的或大众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前者表现各种激进的、追求被压迫族群的平等和解放的尝试，后者则顺从于国家保障自身利益和安全的保守逻辑。而对这二者的辩证运动可能产生的结果，杜赞奇却并不表示乐观：“……我们不能对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最主要的目标视而不见：最终夺取国家政权，创造民族国家。一旦这一目的得以实现，民族国家很快就陷入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不论是为了生存，为了获取优势，还是为了谋利），而且将保障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安全置于其他一切之上。”（p. 52）中国的个案因而同样表现了“民族运动和意识形态中的激进的和跨国的欲求被以发展和竞争为目标的国家主义所吸收。”（p. 54）根据这一论述，民族国家似乎无可避免地要陷入国家强力控制和资本主义竞争的泥潭——尽管杜赞奇认可社会主义的尝试有可能使民族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的竞争模式，冷战后的国内保护一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又悖论性地可能导致基于错认“本真”的狭隘民族主义。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同时见证了区域间基于经济交往的高度互相依赖，以及资本主义竞争和由错认民族性本真引发的焦虑和摩擦；这种情况似乎还将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杜赞奇在试图超越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视角时，选择了东亚作为观照的出发点。东亚当然本身在地理上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并且具有很长的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和影响的历史，从而使得“东亚”这一概念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自然性。但另一方面，现代的东亚或杜赞奇关注的东亚又与古代由朝贡贸易体系或汉字文化圈维系的东亚世界存在微妙的差别。汉字文化圈的东亚不仅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同时还包括安南（越南）；朝贡体系维系的东亚则更囊括了包括蒙古、西藏、新疆及其周边的内亚中亚地区。这些地区经历的殖民历史、民族主义和独立浪潮也都构成了极有意思的话题，遗憾的是杜赞奇未能加以处理。尽管他解释道，他的意图在于讨论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期（1870年代至1945年），因而要聚焦于以儒家思想联系的东北亚核心区域（日本、朝鲜、中国、台湾），但日本对东北亚和满蒙内亚的各种想象和征服尝试同样是其扩张性民族主义和大东亚共荣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部分内容有意无意地忽视某种程度上也暴露出，杜赞奇使用的东亚概念仍是一个由资本主义主导、处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视野下的区域，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仍与北美区域研究的冷战出身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这一方面提醒我们“走出区域研究”的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对民族国家的超越也许需要更为广阔和审慎的视野。

与杜赞奇相比，柯瑞佳的论文《创造亚洲：20世纪初世界中的中国》同样探讨亚洲与民族主义问题，取向上却大不相同。柯瑞佳意识到，我们熟知的那种以国家为中心、反帝国主义的亚洲地区形式背后，存在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与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的双重结构。在其2002年的著作《世界大舞台》中，她更进一步清楚指出，此种亚洲概念实际上基于“民族”和“国家”的混同，从而将西方以国家为历史主体的普遍叙述当做了实际发生的历史现实。因而她试图发掘另一种关于“亚洲”的话语，这种话语一方面质疑国家的主导性，另一方面建基于亚洲地区人民的历史性流动中体现的多元文化和当代实践，从而拒绝成为西方或欧洲的他者投射。柯瑞佳在本文中分析了“种族”的概念在晚清时期如何不一定完全遵循科学和分类的逻辑，反而构成了某种强调全球一致性和共同性的政治活动空间。“同种”一方面指涉了这些群体共同面对的全球处境，一方面又强调了地缘和交往历史带来的亲缘性。“同种”因而不但能够包含菲律宾、越南、朝鲜等传统意义上的亚洲近邻，还能囊括波兰、南非、土耳其、古巴、印度和夏威夷；而这些地区可能被放置在同一个空间内进行想象，首先基于他们共同面对与反抗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压迫这一背景。晚清知识分子在东京与菲律宾革命党人、以及印度人、越南人、朝鲜人等在东京的交往和联合（以亚洲和亲会为例），则更进一步展示了这种“创造亚洲”尝试内涵的激进性。作为亚洲和亲会最积极的参与者，刘师培不但将日本归于“白种”，因而排斥在反抗性的亚洲概念之外，同时还将亚洲概念的基础放置在几个世纪以来地区间因人口流动而带来的民族和文化交流互动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人民”被“提升到了文化—历史维度的中心位置。”（p. 133）柯瑞佳当然也承认了这一范畴和激进尝试的短暂，以及未能在历史上真正发挥具体效用的事实。但她仍然试图打捞一种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维度的亚洲想象形式，在这样一种亚洲构想当中，人民的联合和解放成为革命的动力与目标。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种真正发生过但同样短暂的革命与世界的联合方式。事实上，柯瑞佳在《世界大舞台》中坦承，她1980年代在中国与菲律宾共产党员的私人交往，是促使其思考关于这个世界的革命的对话如何在中国有了可能性和重要性的历史条件的最初动机。在这个意义上，消逝的革命仍然是超越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源泉。

裴宜理的《找回中国革命》构成了另一个在今天这样去革命的时代里重新挖掘革命的正面价值的案例。裴宜理选择了安源作为自己研究的样本，安源1922年成功举行的非暴力性罢工，以及共产党人在罢工前后于当地组织的各种矿工组织和教育活动给当地民众带来的尊严感受，被裴宜理视作摆脱中国革命当中的暴力因素的另一种可能性源泉。她也指出，当今形形色色的革命再阐释往往忽略了作为革命绝对主角的中国普通民众。就革命仍有可能带来民众的解放和尊严这一点上，裴宜理依旧抱有信心。

有趣的是，周锡瑞在发表《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提倡告别革命史主导的中国历史研究数年后，在《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一文中，又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周锡瑞此言当然是针对美国中国史研究当中文化史方法的泛滥，以及对福柯及后殖民话语权力理论的滥用。他希望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视角能够与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综合，在关注文化和话语实践的同时，继续追问中国近现代历史选择的特殊道路的原因，从而加深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但他的提醒“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革命），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仍是值得重视的。事实上，北美学术圈中关于共和国和冷战历史的研究正在引发新的热潮，尽管暂时还无法预计这种兴趣能够延伸至多深多广、以及持续多长时间。但在“短的20世纪”也即革命的世纪终结20多年之后，身处一个完全由资本主义和霸权体系主宰、并不断制造加深全球性的不平等和冲突的世界，无论是出于正确估价历史的需求，还是出于设想另一种或温和或激进的可能性，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仍然值得继续发掘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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