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美度：1967年陈丕显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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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30 日。上海康平路，发生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在上海“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北上返沪二兵团司令耿金章指挥下，十几万“工总司”队员，包围了在康平路请愿的两万多名赤卫队员，对他们大打出手。31日赤卫队员愤而上京告状，步行到昆山，耿金章带人追到昆山，又打伤赤卫队多人，造成了沪宁线交通中断。
　　“文革”开始时，陈丕显因患鼻咽癌而退居二线，曹荻秋在一线顶着，昆山事件发生后，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陈丕显出来工作。
　　此时，全国各省市的第一把手都在造反派的围剿中，有的已经被打倒。北京12月25日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澜。

　　一、陈丕显说：我现在还是市委第一书记

　　1967年元旦凌晨3时多，在上海北站铁路公安局，陈丕显接到周总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向陈丕显询问了铁路运行不畅通的情况，及上海工人赤卫队去昆山的情况后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他强调指出：“要把革命秩序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张春桥给徐景贤打电话，说周恩来已经给陈丕显打过电话，要陈丕显出来工作，解决铁路中断问题。你们不要让陈丕显抓到棋子，要让造反派抓。现在曹荻秋出不来了，现在要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的，但现在不要急，等以后算。
　　凌晨5时，周谷声（“炮司”红卫兵）骑着摩托车到海员医院找我，要我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早在安亭事件中，我在南京遇到了港驳公司的青年工人顾明德，回上海后，他常到巨鹿路691号来找我，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叫“红炮”，他说为了不忘记我和包炮，从我和包炮名字中各取一字。他还邀我到港务局帮助他们筹备造反队，我说：“太好了，我就是想到海港去！”1966年12月中旬，我到港务局和他们一起筹建了“工总司”海港联合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海员医院。
　　拐进东湖路，我们来到上海市委东湖招待所门口。新鲜事，门口站岗的竟是“炮司”的红卫兵。他们穿着洗干净的旧军装，臂戴“炮司”红袖章，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看来是新来的成员。
　　周谷声庄重地向我介绍：“红鸥，陈丕显出来了，周总理出面保他。他是红小鬼，没有什么问题。周总理要他出来工作，把上海的生产抓上去。今天这个会也是他召开的。我们炮司除了协助陈丕显工作以外，还负责保护他的生命安全。目前陈丕显住在东湖招待所，我带着一部分炮司红卫兵也驻在这里，招待所门卫以及陈丕显寝室门口都有我们红卫兵日夜站岗，还有一支巡逻队日夜巡逻。”
　　我们一起走进会议室，会议已经开始，上海的各路造反派都到齐了，陈丕显站在会议桌旁主持会议。
　　陈丕显此际临危受命，如履薄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副烂摊子。沪宁线全线停车，几十列客、货车停运；码头上，中外货轮无人装卸，外国老板向中国海关提严重抗议，索赔上万美元；客轮停运，挤满赴京告状的工人；邮电局停止送信送报；有的公交汽车停开；上千家工厂停产或半停产；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
　　上海面临三停：停电、停水、停煤气。
　　陈丕显临危不惧，不愧为有胆有识的老干部，他传达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表明自己挽救上海大局的决心。他说：“大家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不要武斗，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尽快动员铁路员工和沿线群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我们都被他出于公心的话所感动。谁知徐景贤中途造反说：“陈丕显！你不要又得意起来了！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让你出来不过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是由我们造反派自己来解决，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王洪文怀疑陈丕显搞“阴谋”，当场走出会议室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周恩来指示，周的秘书证实陈丕显传达的是周恩来原话。
　　陈丕显方寸不乱：“我现在还是市委第一书记，我是在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1966年12月18日，上海市委后院起火，以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为首的机关干部宣告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原为曹荻秋写检查的徐景贤从这天起跟定了张春桥。
　　我、周谷声及在座的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包括耿金章，都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执行周总理的指示而不是吵的时候，更不是争权的时候，上海已经乱成一团糟，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吵能解决问题吗？真三停了，谁负责，你，王洪文？还是徐景贤？说实在的，谁也负不起这个责。所以大家都保持沉默，不附和徐景贤。
　　面对徐景贤的挑衅，陈丕显纹丝不动，继续和大家商谈挽救大局的方案。
　　会议一致决定：1.全市红卫兵、革命师生紧急动员起来，到昆山、工厂、码头劝阻北上告状工人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2.造反派组织联名写一封给全市人民的信，指出赤卫队员北上告状是受蒙蔽的、是错误的。在全市广为张贴。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凑成《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一文。
　　徐景贤拒不签字，王洪文也中途退场，耿金章自说自话代表“工总司”签了字，接着“红革会”、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签了字，我和周谷声代表“炮司”签了字，一共有11个造反派组织签字。
　　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表示支持，也签了字，并交给《文汇报》铅印，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到处张贴。

　　二、我们在一艘艘客轮之间奔波，宣传周总理指示

　　1966年年底，经济主义妖风从北京刮到上海，“签字风”、“抢房风”越演越激烈。工人把当权派当作抢手货，抢到就斗，斗完逼他在发劳保用品或补发工资的要求上签字，不签再斗，一直斗到签为止。造房子反的市民擅自强占扫四旧时抄家的空关房子……
　　从东湖招待所回到海员医院，天已大亮。我向“海联指”负责人梁飞及小兄弟们传达了东湖会议精神，我说：“各港区造反队要拿出造反精神，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击退经济主义妖风。”
　　梁飞说：“你再去搬些兵，组成小分队，到每艘客船上去宣传，我们海联指揪住当权派，不让他们再签字。”
　　周谷声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刻派来继光中学张鸿祥等七八个中学生，我们人虽不多，却给自己起了一个“炮司”海港纵队的名字。
　　二十几艘停靠在码头上的客轮，挤满了北上告状的工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大多穿着蓝色工作棉大衣，坐在舱房里和过道上，耐心地等待轮船开航。
　　我们举着红卫兵的旗帜，先后登上这些客轮，向工人们读语录，读周总理来电，劝工人们从大局出发，立即回到生产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
　　不少青年工人看到红卫兵串联，早就心痒脚痒了，恨不得自己再回到学校去，尝尝串联的滋味，他们谁也不愿意放弃到手的机会，和我们硬磨，倒是老工人听了我们宣传后率先离开轮船。
　　“工人同志们，上个月成都有两千多工人要上北京，总理先后七次打电报劝说他们不要去北京，但最后有八百多工人无视周总理的紧急指示，强行上了北京，总理批评了他们，要他们顾全大局。我们工人同志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总理的话，我们要——”我正在“工农兵十七号”客轮演讲，红炮急急找来，打断了我的话，他的眼睛冒着火星，说话快得像连珠炮：“小左派，快，两个流氓抢了海运局的钱，现在正在强迫驾驶员开船！”
　　我一听，非同小可！说了声：“走，走！”就跟着红炮跑下轮船，一边跑一边催自己：快，快不要让轮船开了。跑了一会儿，他领我登上一艘客轮，我们直奔驾驶室。
　　驾驶室里有两个穿海运局制服的男人，还有两个头戴棉军帽，身穿蓝棉工作大衣的青工。
　　“快开船！快开船！”两个青工用粗哑的声音狂喊。
　　穿制服的男人一个是船长，一个是驾驶员。
　　船长与他们软磨：“我也想开船，局里不让开，我也没有办法。”
　　红炮抢先一步奔到青工面前，两只眼乌珠一瞪：“开什么船！快把钱交出来！”
　　“老保，太平点，你给我立到一边去。”一个五大三粗的青年瞧不起地说。
　　“你才是老保，哼，我造反，你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废话少说，快把钞票交出来。”红炮气极。
　　“就不交，我们要到北京告状。”另一个瘦长条说。
　　“你敢？”红炮逼近一步。
　　“谁怕你。”两个青工也逼进一步，双方像斗牛一样脸红脖子粗站着。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和船长挤在他们中间，船长和颜悦色地劝说：“你们没有票，硬要乘我们的船，如果全国人民都像你们，我们国家就完了。”
　　我看这两个青工不像坏人，可能是一时糊涂吧，我恳切地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看看周总理来电，”我递给他们一人一张传单，“周总理要工人坚守岗位，不要北上告状，有事当地解决。周总理是代表毛主席说话的，你们应该听周总理的话，停止北上告状的错误行动，工人同志誓死保卫毛主席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行动上。”
　　两个青工看了传单后，也知道错了，瘦长条嗫嗫嚅嚅地：“我们不是抢，是借，我们要还，我们想到北京告状，没有钱怎么行……”
　　粗实的青工还有点不买账，他说：“你们如果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把钱交出来。”
　　“行。”我果断地说。
　　“意大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什么？你说什么，你明知故问，说明你思想极其反动。”红炮厉声大喝，我也被吓。两个青工毕竟初出茅庐，一听说“反动”，真怕了。赶紧把一叠人民币拿出来，交给我。
　　我说：“你们自己去交给海运局，我们陪你们去。刚才你们问意大利的事情，我可以回答你们，意大利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头子墨索里尼把法西斯主义说成了社会主义。”
　　1月4日《文汇报》宣布夺权，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同日。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之后，之后与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密谈。
　　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文汇报》刊登《急告全市人民书》——首次在官方报纸上刊登了一张群众组织的传单。
　　6日。乌云密布，雪花飘飘。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批斗会除了在人民广场设了一个中心会场之外，还在全市设了369个分会场，并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上海电视台同时转播批斗会的实况。王洪文作中心发言，他的发言经张春桥审定修改，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梁国斌、常溪萍等被拉到台上批斗。
　　这次大会对上海市委特别是对陈丕显和曹荻秋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陷，罗织了许多“罪状”。
　　这天，我没有参加大会，我还是在一艘艘客轮之间奔波。

　　三、陈丕显口述

　　给海港工人的信
　　7日。港务局还没有正常运转，仍有许多工人没有到岗，四十多万吨货物仍然积压在码头货船上，无人装卸。
　　面对港务局的无序状态，我想起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元旦造反派联席会议上，我见过他一面，是他在风口浪尖上领导我们大家反击经济主义妖风的。我才不管你徐景贤王洪文要打倒他，我小左派偏要支持他的工作，因为他做得对，大方向是正确的，在我单纯如一汪清水的心底里，正义与善良是至高无上的，谁对，我支持谁，谁错，我反对谁。主意打定，我对红炮说：“看来光靠我们还不能改变海港的混乱局面，我想找找陈丕显，请他帮我们想想办法，陈丕显是红小鬼老革命，又是周总理保的，找他准能解决问题。”
　　红炮没说的，举双手同意，另外一个海联指常委左秋根也赞成，我们三个来到了东湖招待所。
　　门卫是“炮司”红卫兵，他们问明情况后同意我们进去，但是要我们做到二点，一是保密，陈丕显住在东湖招待所，不能对任何人说，亲爹娘也不能说，二陈丕显患有重病，谈话要短。
　　我们一一答应。
　　陈丕显住的病房不大，门敞开着，很整洁，室内有一床一桌二椅，床上盖的是绿军毯。
　　当我们走进病房时，看见一个慈善的中年男子斜靠着枕头闭目养神，望着他憔悴的病容，我想昨天他站在雪地里挨斗，现在的他一定心力交瘁，我打扰他合适吗？但想到四十多万吨积压的货物，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只得硬着心肠走了进去。
　　秘书向他打招呼：“陈丕显同志，海港的工人同志和红卫兵小将找你有事。”
　　他睁开眼，连忙起身下床，我们三人抢上去：“陈丕显同志，您不要下床，您身体不好。”
　　“红卫兵小将，工人同志，你们好。”陈丕显的喉咙有点嘶哑，伸出的手微微有点颤抖。我想他可能有些激动，因为昨天刚被宣布“打倒”，今天还会有群众找他，说明人民不认可“打倒”，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握着他厚实的手，一双出生入死为革命握步枪的手。
　　他问了我们的姓名后说：“小红，你们有什么事啊！”
　　我连忙把海港瘫痪，工人不上班，四十多万吨货物没有人装卸，外国船长向我们国家提抗议，波兰船长把我国国旗倒挂，损害我国国际威望的事汇报了一遍。左秋根补充说：“客轮全部停开了，上面挤满了北上告状的工人。”
　　陈丕显知道张春桥、王洪文正在收紧打倒他的网，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用信任、期待的眼光看着他，他不假思索，快人快语地说：“小红，我是红小鬼，我参加革命时，比你还小得多，喏，就这么高。”他用手比了一下：“是党把我抚养成人，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历史上没有任何污点，总理保我出来，是要我出来工作。你们反映海港的事，是对我工作的支持。这样吧，一方面，我把海港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另一方面，我写一封信给海港工人，请他们尽快返回工作岗位，以主人公的态度恢复海港的生产。”
　　“太好了！”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地说，被他的坦荡无私，忍辱负重所感动。
　　他口述，我笔录，很快把信写成了，他又仔细看了一遍，签上他的名字。临走时，他还一再关照：“小红，别忘了代我问候海港工人。”
　　以下是陈丕显给海港工人的信：
　　上海港的工人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我受周总理的电话指示抱病出来主持工作，我决心尽一切努力，把上海的工作做好，也希望工人同志们支持我的工作。
　　现在我呼吁海港广大工人立刻行动起来，以上海的大局为重，说服去外地串联的工友，立即回沪，说服北上告状的工友，立即离开客轮，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以主人公的态度，迅速恢复上海港口的正常生产，恢复我国国际威望。
　　工人同志们，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不能乱，上海不能垮。我相信海港广大工人最听毛主席话，是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指示的模范。让我们共同奋斗，尽快刹住经济主义歪风。
　　陈丕显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
　　走出陈丕显的病房，我口袋里放着他的口述信，眼前仿佛看到了海港恢复生产后人来车往的繁忙景象，我兴奋地对红炮他们说：“嗨！我要做第一个响应者，立马到海港顶岗上班。”
　　我们火速返回海员医院，在“海联指”办公室，我对梁飞及小兄弟们说：“陈丕显同志委托我代他问候海港工人，还是他的信。”我把陈丕显的信交给梁飞，委托他把这封信刻印出来，在海港广为散发。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造四十万吨的反，港务局各港区的造反队员要顶岗，我也马上到上港二区参加劳动。”
　　（作者为上海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退休人员）


《世纪》 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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