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其奎:《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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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还没来得及进入发行销售渠道，就统统化浆销毁，内中的原因，世人无从知晓。事情已过去40多年，笔者作为参与过该书编纂的成员之一，觉得有必要将这桩“谜案”告诉世人。
　　一、依葫芦画瓢，拼凑成
　　一部小书
　　1972年1月的一天，笔者作为“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正在奉贤“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突接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宣队通知，要马上回校。回校后，工宣队头头告诉说：以后你不要再去干校劳动，调你去参加《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的编写工作，又说，这是市里有关领导决定的。
　　1970年张春桥把复旦大学作为上海市开展“路线斗争教育”的8个重点单位之一，指派朱永嘉协助他抓这个点。1971年7月1日由张春桥主持起草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文章发表，并授意上海可以编党史。朱永嘉心领神会，立即上马，7月21日，由复旦历史系和市委党校部分教师组成的党史组成立。经过几年的编写，这部吹捧江青、为“四人帮”树碑立传、歪曲史实的所谓“党史”，经朱永嘉批准，先在复旦后在上海各高校作为教材，发给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使用。
　　朱永嘉协助张春桥抓复旦这个点特别卖力，1971年“9.13”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之后，为了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向工农兵学员进行“路线斗争教育”，他又想出新点子，编写公社史。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指派罗思鼎成员吴某某组建《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写作组，并说：“首届工农兵学员进来了，不能让他们走‘老路’，得把他们带到社会实践中去。现在文艺组在七一公社抓《虹南作战史》小说，你到历史系同总支书记商量，叫他组织班子带学员到七一公社编写公社史。这个事主要不能依靠学员写，要有一个教师班子，长期固定在公社，作为一个基地，学员可以一届一届地轮换，几年内书出来，同《虹南作战史》可以成为姐妹篇。”
　　编写公社史为何选点七一人民公社，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七一人民公社是以中国共产党生日命名的上海市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二是1955年毛泽东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压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这篇反映七一公社地区原虹南乡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文章写过按语。借助这个特有的由头，可以将“两条路线斗争”统率全书，也正符合“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编写意图。由此，可以“移花接木”，大书特书。
　　1972年1月，由七一公社干部、土记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共10人组成的“三结合”编写组成立。此后编写组成员先是借住到七宝中学、后借住到七宝农校。开始编写组成员每人驻点一个大队，开展调查研究。七一人民公社共有号上、红明、东风、九星、友谊、中华、联明、七宝、宝北、沪星、新龙等11个大队，笔者被分配到九星大队。3至7月间，复旦历史系首届工农兵学员来到七一公社“开门办学”，名曰参加公社史的调查和编写工作。下来不久学员闹思想情绪，说“学不到文化知识，是误人子弟”，要求回校。为此，朱永嘉亲自下来训过一次话，大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说“学员不愿意参加战斗，是中了智育第一的毒”。分到九星大队的8个工农兵学员自办伙食，吃住在旧天主教堂内。调查工作由笔者协调、指导。在与学员近5个月的接触中，深感8人的文化基础很差，个别学员连便条都写不通，小学的文化水平都没有。写就的调查报告白字连篇、词不达意、错误百出，只有两三个学员写的报告可以参考。
　　调查工作进行了3个月之后，编写组集体讨论拟定篇目、试写初稿。在其后的编写过程中不断订正篇目、修改史稿，有时为了某些难题，通宵达旦进行讨论，还不时听到朱永嘉的发话：“这本公社史和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公社史的不同之处，就是要突出路线斗争，要写好文化大革命一章，要写夺权斗争。”
　　老实说，作为上海郊区一个农村公社，有其多方面的局限性，很难系统地、完整地体现这种编写意图。编写人员左右为难，上面的意图又要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在讨论编写篇目时只好依葫芦画瓢，将从土改至“文革”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一一列出，再对照七一公社所发生的一些所谓政治“大事”一一对号，拼凑成一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七一公社史。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共分七章：土地改革、从互助组到高级社、七一人民公社的诞生、在斗争中健全公社体制、一九六二年的严重斗争、四清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胜利前进。下列18节、共41个目，总文字量为141000字。这本只有10多万字的小书，共引证毛泽东语录66处，几乎都是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目录中的41个目，诸如争取解放的斗争、斗倒地主、整风整社、迎着风浪前进、批判右倾思潮、反对“三自一包”、打击反攻倒算活动、新的战斗打响了、把反革命气焰打下去、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等等占到总目录的三分之二以上。行文中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述，大多采取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合理”加工等方法，苦思冥想、动足了脑筋。
　　二、采取生搬硬套等方法，
　　记述“两条路线斗争”
　　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党内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农业合作化是由分散经营、集体劳动的互助组到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土劳分红的初级社再到取消土地私有、实行按劳分配的高级社。从1953年起原计划用15年的时间，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办法，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就全国而言，1953年试办初级社时，入社农户只占总农户的0.2%，但到了1954年一下子扩大到10倍，出现了急躁冒进。掌管国家经济之舵的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极不高兴，提出“反反冒进”。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大批所谓右倾的“小脚女人”，10月又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105篇按语，痛批党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在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压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这篇反映七一公社地区原虹南乡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文章写的按语是：“几乎带普遍性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互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到好处。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就七一公社地区农业合作化发展而言，实际情况不是“右”了，而是“左”的冒进。文中记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几个月时间，整个七一地区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到1956年所有农户加入高级社，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从1953年到1956年，从互助组到高级社，本来要15年完成，实际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很多情况是违反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强制农民入社，是道道地地的冒进。
　　毛泽东的这一按语，特别是最后一句“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后来成了七一公社乃至上海县地区的“专利”。号上大队当时是上海郊区农业先进标兵单位，在市农业展览馆展览时，宣传画廊的标题就是“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以原虹南乡为背景的小说，书名就叫《虹南作战史》；甚至上海县委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文章其标题也是“还要努力作战”。
　　从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反映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稿采取生搬硬套、上连下挂的方法，上连刘少奇、林彪，市连陈丕显、曹荻秋，下挂县、公社“走资派”，批判所谓党内“修正主义路线”。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在“左”的三面红旗指引下，人民公社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五风。这是我们党所犯的“左”的严重错误，但在史文中说是“刘少奇一伙恶毒地乱提无法实现的高指标，煽起‘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严重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损害了公社制度和集体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又记刘少奇“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系统地抛出了‘三自一包’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但人们都清楚，正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正视现实检讨“左”的错误，提出“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指出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行文中还记述陈丕显、曹荻秋“鼓吹上海郊区搞单干，污蔑农民是‘赞成单干、赞成包产到户’的”。说陈丕显亲自跑到七一公社开座谈会，鼓吹“发展自由市场”，“种好自留地，养好私人猪，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其实当时陈云就提出“集体饲养的母猪要下放给个人饲养”。至于在“文化大革命”章节中批判林彪主张搞“家庭副业”、鼓吹“割资本主义尾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更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经济大发展、农民生活普遍提高，充分证明刘少奇、陈云、陈丕显等领导人提出的发展农业经济的主张和措施具有远见卓识、是完全正确的。
　　“四人帮”的余党朱永嘉强调“要写好文化大革命一章”，“要写夺权斗争”。实际上，七一公社党委的几个主要干部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按当时的说法只不过是犯了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要把夺权斗争这一章重点写好，确实没有什么内容好写。编写组经过反复讨论，还是采取下挂上连的办法，重点写批判“资反路线”。这一章的第一节标题定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立公社革命委员会”，内容非常平淡、空洞。如说，“四清”运动后，“在七一公社，无论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里，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有的部门，甚至仍然存在着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公社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继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不讲政治，以高工分刺激群众生产”，“制定繁琐的工分定额，用大少爷种田思想影响群众”。“当陈丕显、曹荻秋散布‘大寨只有八百斤，上海一千斤，难道去学大寨八百斤？’的谬论，七一公社的领导人也跟着压制群众学大寨的热情”。 “公社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关键时刻，曾经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错误”。记述的文字几乎全是套话、空话、大话、假话。
　　三、记述批判以中农和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1955年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已经画了线、定了调，指出：“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
　　高级社时期，因为取消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的私有制，取消了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的大农具、耕牛等折价入社，分期付款。中农和富裕中农耕畜强壮、大农具质高量多且土地肥沃。入社后，很长时间拿不到折价款，自然会引起富裕中农的不满，要抽回土地退出高级社，出现了一股“退社风”。七一公社地区原宝南乡要退社的有210户，大多是富裕中农，新华高级社中要退社的20户，其中19户是富裕中农。他们认为，“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户”。其实有这种思想的不只是富裕中农，贫农出身的干部说“农民还像从前一样‘做到老、苦到老’”。这股“退社风”恰恰发生在1957年，城里开展“反右”斗争，城乡遥相呼应，农村人民公社开展反对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1958年七一人民公社成立不久，刮起了一股“共产风”。史稿记述：“刘少奇一伙，打起‘左’的旗号，把刚刚诞生的人民公社引入歧途，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七一公社，共产风的主要表现，是社“共”队的产，无偿调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资金、物资、土地、劳力和积累。特别是蔬菜大队上交公共积累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严重影响社员的分配。有的大队三分之一的劳力被调走。有的生产队的家禽、家畜调归公社。有的社员的私人东西以及生产队的房屋和砖瓦、竹木等材料也调归公社。这种无代价地调用引起社员的强烈不满。特别是家底比较厚实的富裕中农受损失最大，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办糟了”。高级社时他们要退社，这时要“单干”，提出“分田到户”。有的说“不要搞什么‘三包一奖’了，把地分给各家种，保证种得好”。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是富裕中农和中农，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下，相当多的社员群众心想而口不敢言。
　　1962年开放“自由市场”，七宝镇上各种农产品如大米、食油、布匹等物资涌入自由市场，高峰时私设摊位有300至400处。一些富裕中农埋头自留地，或下河捕鱼摸蟹，跑自由市场。这一切都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无休止的批判。同时，七宝镇上的茶馆店、剧场一些老艺人登台说书、演皮影戏，活跃农村农民的文艺生活。史文记述为“宣传孔孟之道，散布封、资、修腐朽思想，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之后，这些场所被关闭、艺人遭批斗。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继续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又大批林彪反党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史文记述，林彪集团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胡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刮“割资本主义尾巴”歪风，“妄图取消正当的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破坏工农联盟，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此后就在公社范围内大批以中农和富裕中农为代表的“重副轻农”的“资本主义思想”。
　　在农村批判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不仅挫伤了占农村人口20-30%的中农和富裕中农的积极性；更为严重的是，在农村形成了一种“恐富病”，“劳动致富”这一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口号，却没人敢说，更没人敢做。相反，有的 “以富为戒”，“以穷为荣”，张春桥及其余党，在农村要搞“穷过渡”就是典型的代表。
　　四、记述阶级斗争，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不管什么事情都说是地、富、反、坏
　　“四类分子”搞破坏
　　史文中记述两个阶级的斗争与记述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相比较为简单。记土地改革，主要记贫下中农斗地主，分田分地分财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史文记述阶级斗争，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不管什么事情都说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破坏。试举几例：七一公社地区成立互助组，“敌对阶级极度仇视，力图破坏”，“沈家巷有六户富农凭借‘贸易自由’大搞投机贩卖，每天从市里豆腐作坊买进豆腐渣，用自行车踏回来，再转卖给青浦、松江一带养猪户，‘牟取暴利’。”这种很平常的凭人力贩运，无限上纲，竟被说成是“敌对阶级破坏”。其实在上海郊区农村从事这种长途贩运营生的何止富农，贫下中农从事这种营生的大有人在。1957年开展“整风整社”时，批判党内右倾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打击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行为”。尤其是批判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往往把那些也闹过退社的地、富、反、坏与富裕中农捆在一起批判，说“退社闹得凶的富裕中农，背后往往有阶级敌人在煽动”。在史稿中，这种表述形式成了通例。如在人民公社时期，刮“共产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国内发生“三年自然灾害”，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兴风作浪，对社会主义发起新的进攻”；自由市场泛滥，“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浑水摸鱼，乘机进行破坏活动，有的贩卖黄金瓜，赚了很多钱，煽动别人闹私分”；公社出现“拆队风”，是富农分子“幕后操纵、捣乱，挑拨社员之间不和，煽动拆队”；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地、富、反、坏、右分子“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地主分子要收回土改时被没收的楼房，七宝原镇长向贫下中农催讨解放前的债款”；1962年“刘少奇刮起‘三自一包’黑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乘机破坏，煽动职工将集体饲料地当自留地来种、把私人的猪弄到牧场来养、杀掉奶牛到自由市场去卖”；“文化大革命”中，“挖出了地、富、反、坏分子妄图复辟的国民党旗、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血衣、反攻倒算的变天账和地契”。
　　写到书上白纸黑字的这些反革命罪证，笔者深知这些材料都没有向当事人调查核实，更没有旁证材料，相当多的是道听途说，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值得质疑。很显然，在“文革”内乱的政治气候下，由“四人帮”及其余党主导编写的“公社史”，无根无据、任意编造，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作为一部史书理应重点反映农村生产力和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生活的发展与提高，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变革生产关系。但这部《七一人民公社史》突出反映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歪曲篡改历史，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可以说这部公社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代表作。
　　从1972年至1974年历经两年多的调查编纂，定稿后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朱永嘉要求大量印刷（最后印制5万册），以后又同意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对国外发行。但好梦不长，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已经出版的《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还没能进入发行渠道，更来不及翻译出版，5万册书就化浆销毁了。参与该书编纂的人员每人保留一本，这成为笔者写作本文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教授）

《世纪》 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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