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史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执政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006年，恰逢“文革”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尽管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研究热潮，但学术界还是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平静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从而推动了“文革”史研究的深入。为此，本文就这一年“文革”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作一简要评述，以管窥“文革”史研究的现状及未来。
一、总体研究情况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文革”史是当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国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之一，表现为：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缺乏稳定的研究队伍、社会科学的创新理论和方法不能及时应用、研究成果出版难、某些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等。尽管如此，2006年度学者们还是通过各种形式，或是集中研讨、或是独立撰文，为“文革”史研究的深化作出了努力。
首先，本年度举办了多种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如2006年5月，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在京联合召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学术座谈会。与会的近20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阐发各自观点，如：吸取“文革”教训，要正确认识形势；应当深入研究“文革”究竟在哪些方面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文革”宏观上要彻底否定，微观上要细致分析；要跳出“文革”来看“文革”；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应从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新的剖析等（郭晓燕：《“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第17期）。同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共同主办了“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与会的近30位专家学者，围绕“文革”的起因、“文革”的发动过程、“文革”时期的社会思潮、“文革”时期的世界和中国、“文革”史研究中的倾向性、今后“文革”史的研究和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吴志军：《“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这两次研讨会的主办单位和与会专家都比较专业，会议成果不仅集中反映了当前学术界对“文革”的最新认识，而且指明了研究中的重点、难点，对推动“文革”史研究的深入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各地有关单位也召开过多种主题的会议，各有特色，推动了“文革”史研究。
其次，出版或再版专著十余部。学术性专著主要是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精神指导下，对“文革”的历史背景与起因、简要过程及主要的经验教训作了较为系统、准确的阐述。这次修订，作者既保留了原书中较为成熟的史料、观点，又充分研究并参考了近八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既有部分重大历史史实、史料的深入挖掘和考证，也包括历史现象之间复杂逻辑关系的梳理、推论），对原书中某些史实、判断和表述作了修改补充，并增编了“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使该书的体系更加完整。这既是两位作者研究成果的结晶，也反映了当前研究的新进展，是了解和研究“文革”的权威著作。
除此之外，本年度还出版、再版了一些对“文革”研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口述史、回忆录、纪实文学作品。这类著作主要有：（1）纪念毛泽东、周恩来逝世30周年，反映毛泽东、周恩来与“文革”关系的专著，如邸延生著《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刘武生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评说晚年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扬勇著《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重庆出版社）等；（2）记述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经过的著作，如镡德山主编《中国大审判：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图文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当代中国出版社）等；（3）知青题材的著作，如黑明撰文、摄影《走过青春：100名知青的命运写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郑义华著《知青遗事》（武汉出版社），董平主编《腾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专辑》（云南民族出版社），鄢家骏著《知青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等；（4）反映“文革”期间个人经历的著作，如恩冬著《一个不可遗漏的角落：金城脚下“文革”底层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丁晓禾编著的“老三届三部曲”修订版：《狂飚：红卫兵狂想曲》、《尘劫：知青畅想曲》、《涅架：老三届随想曲》（中共党史出版社），马识途著《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1966—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彭子诚、陈敬编《我的1976》（长江文艺出版社），唯色采访整理《西藏记忆：二十三位耆老口述西藏文革》（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等。
第三，发表各种体裁的文章300余篇。这些文章体裁各异，涉及主题内容比较广泛，除在“研究中的新进展”部分将重点介绍的外，这里大体分类介绍如下：
1.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口述史、回忆录。如陈锦华口述《1976年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纪实（上、下）》（《纵横》第9、10期），金大陆：《复旦的“文革”资料哪里去了？——曹宠、秦邦廉访谈记》（《史林》增刊），金凤：《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炎黄春秋》第5期），江培柱：《“文革”中的样板戏风波》（《党史纵横》第7期），王广宇：《我所知道的陈伯达》（《党史博览》第2期），王文正回忆、沈国凡整理：《“文革”前后秦城监狱揭秘》（《文史精华》第10期），叶永烈：《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晚霞》第3期），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江青》（《炎黄春秋》第2期），余焕椿：《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炎黄春秋》第6期），张辉灿口述、叶介甫整理《我所亲历的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党史博采（纪实）》第2期），章立凡：《四十年前的“红八月”》（《文史精华》第7期），张治宇：《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炎黄春秋》第2期）等。
2.带有个人传记性质的资料性文章。如涤生：《“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党史纵横》第2期），方小宁：《吕正操在“文革”中》（《炎黄春秋》第10期），龚晓林：《蔡立坚：“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先驱者》（《党史文苑（纪实版）》第3期），洪波：《朱德元帅的“文革”岁月——纪念朱德诞辰120周年》（《党史博采》第12期），刘明钢：《陆定一蒙冤记》（《党史纵横》第5期），牛正武：《邓宝珊将军“文革”蒙难记》（《炎黄春秋》第9期），舒云：《傅崇碧和“杨余傅事件”》（《党史博览》第9期），宋凤英：《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史纵览》第2期），翁树杰：《邓拓：“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罹难者》（《党史文苑（学术版）》第7期），霞飞的系列文章：《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史纵览》第8期）、《除伯达与江青的明争暗斗（上、下）》（《党史纵览》第1、2期）、《谢富治的人生浮沉》（《党史文苑（学术版）》第1期）、《“文革”发迹前的王洪文（上、下）》（《党史博采（纪实）》第8、9期）、《王、关、戚的人生结局》（《党史天地》第2期）、《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上、中、下）》（《党史博采（纪实）》第3、4、5期）、《黄水胜浮沉录》（上、下）（《党史博采》第6、7期）、《纪登奎所经历的人生风浪》（《党史博采（纪实）》第12期）、《康生是怎样诬陷陈云的》（《党史纵览》第5期）、《李作鹏浮沉录》（《党史博览》第11期）、《毛泽东最后的几个决策》（《党史天地》第3期）、《吴法宪浮沉录》（《党史博览》第8期）等。
3.带有史料整理或史实考证性质的学术文章。如穆欣：《剑拔弩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纵横》第1期），史义军：《“文革”后期的梁效大批判组》（《党史博览》第3期），王爱菊：《四五运动在福建》（《福建党史月刊》第1期），霞飞：《知青运动回眸》（《党史天地》第4期），尹家民：《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党史博览》第1期）、《所谓“刘志坚叛徒案”始末》（《党史纵横》第1期）等。
4.从历史学与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视角对“文革”时期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的学术性文章。
这部分论文又可分为两类，其中属于宏观性、综合分析评论的文章，如有关“文革”起因、性质、经验教训方面，主要有：
逄先知围绕《〈毛泽东传〉对“文革”中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北京日报》8月14日）专门作了评述，肯定了这方面研究的进展。程中原的《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评议》（《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刘长泽的《“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改革的缘起——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第8期），王幼辉的《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炎黄春秋》第11期），柳建辉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重要启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8月10日）等，都从宏观的角度就某一大的方面作了较深入的论述。
成龙的《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攀登》第6期）一文，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海外“文革”史研究的基本经过、代表人物及主要文献，并比较客观地指出了海外关于“文革”研究的主要问题及怎样看待海外学者的研究等。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还有史桂芳的《日本学者眼中的“文化大革命”——加加美光行〈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介评》（《当代中国史研究》第4期），孙金华的《研究“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把握的几个问题》（《社会主义研究》第4期）。前述“文革”历史教训学术座谈会上专家的发言（《北京党史》第4期）等，都从宏观研究中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学术探讨。
属于“文革”微观“问题”研究或地方性的个案研究的文章包括：
福建师范大学叶青教授指导的两篇硕士学位论文（林林：《“文革”时期福建“批林批孔”运动的研究》、陈秋兰：《“文革”时期福建经济研究》），都是以福建为研究空间，以“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或社会经济为研究对象，既有历史史实的考证，也有多学科综合的逻辑论证和分析，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地方性重大历史事件的原貌，也有助于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反映当前“文革”史研究方向的方法论意义。
金一虹的《“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第1期）一文，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广泛参考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劳动部机关杂志《劳动》、全国妇联有关文献及一些省、部门的《劳动志》、《妇女志》等的有关文章，结合作者自1996年以来所做的若干个案调查，以及相关部门的统计资料和作者本人曾作为铁姑娘班副班长的亲身体验，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主要是“文革”时期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特别是通过这一时期推行的大庆的“男工女耕”和“铁姑娘”两种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来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对女性新的劳动角色形成的作用以及这种新的劳动角色对女性劳动产生的影响，很有特点。
这类专题文章还有：（1）红卫兵运动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如李宏敏的《浅析“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叶辛的《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社会科学》第5期）等。（2）“文革”时期的外交。如刘一斌：《“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尼断交始末》（《党史纵横》第1期），王朝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研究》第4期）等。（3）其他方面的文章。华中师范大学胡胜华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批林批孔”运动》，内蒙古师范大学兰继华的硕士学位论文《“林彪路线”的两面性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路线”的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启示》，何云峰：《“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黄振平：《试论“九一三”事件的客观作用》（《陕西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金冲及：《“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党的文献》第1期），余学玉：《论“文革”“革命大批判”的主要特征》（《滁州学院学报》第2期）等。
综观2006年“文革”研究的多种成果，数量令人欣喜，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多，但从整体上看，研究仍相当薄弱，不少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
首先，真正史学意义上的论著相对偏少。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专著只有1部，论文也只有50多篇，仅占到这一主题总数的1/6左右。
其次，著述仍以回忆录、纪实性文学作品为主，对这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史学分析、评论较少，甚至于相当多的重大历史事件长期无人顾及。如“全面夺权”阶段是“文革”过程中最为混乱、最为复杂的时期，整个社会全面动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运动进程反复无常，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台前幕后背景复杂。对这一阶段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是了解“文革”发生、发展的重要一环，但本年度的论著中对此几乎没有涉及。类似的情况又如“斗、批、改”运动，这是“文革”发动之际就已经出现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反映了毛泽东对整个“文革”目标的设想和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以及依据这些认识去实践着的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深入研究“斗、批、改”的思想内涵和实践不仅有助于理解“文革”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也有助于深刻认识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问题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探索的历史意义。但是，本年度的著述中，关于“斗、批、改”的研究成果很少。
二、研究中的新进展
从本年度“文革”史研究的成果看，学者们就该领域的某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新的进展。为此，本部分特作以下几个方面的介绍。
（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资料的严重不足是制约“文革”史研究开拓、深入的瓶颈。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资料当属核心档案资料。目前，有关“文革”的档案尚未完全解密，研究者只能依据二手资料进行间接考证，这就使得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和主要历史事件当事人撰写的反映“文革”的回忆录弥足珍贵。如马生祥在《“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文史精华》第7期）一文中，以一名普通北大历史系学生的视角记述了他在1966年6月至1967年6月红卫兵运动期间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感，其中包含了他接触的一些“文革”“名人”的言行举止，为了解和研究“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提供了资料。在这类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许多学者参与其中，形成了大量带有个人传记性质的资料性文章或带有史料性质的纪实文章。相对而言，这类文章增强了资料的真实性和实用性，但由于受当事人记忆、视野，特别是立场等方面的制约，研究者在应用时应注意做仔细的甄别、考证工作。
当前，对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查阅中央一级档案管理机构保存的“文革”资料比较困难，但地方性、部门性的资料，包括一些重大事件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却相对容易获取。因此，有条件的研究者如能充分利用地区、部门优势，有意识地搜集、整理地方性、部门性“文革”史料，不失为一件意义重大的奠基工作。有些学者已经开始了这类区域性的、中观或微观的资料搜集、考证，如耿化敏撰写的《“文革”时期妇联组织演变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第5期）一文，通过查阅散见于各级妇联的档案文件、地方志，走访知情者，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了1966年5月至1976年间妇联从解体、无组织化到组织重建的历史过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比较翔实、可靠的资料。
郭晓燕撰写的《北京市一九七五年的整顿》（《中共党史资料》第4期）一文，以北京市1975年整顿为考察对象，充分利用档案材料，比较系统地勾勒了北京市委从传达、贯彻中央整顿精神到中央明确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顿工作结束的历史过程，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北京市委在落实干部政策、加强经济工作薄弱环节和企业管理、农业系统转化后进队和后进单位、科技及教育等领域的整顿情况，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又如源清编写的《“文革”时期武汉地区有影响的群众组织》（《湖北文史》第1期），通过走访大量知情人，翻阅当时武汉地区党报、党刊以及各群众组织的小报、资料，按部门、行业分类整理出了“文革”时期武汉地区有影响的群众组织的材料，具有较强的资料价值。
王海光的《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炎黄春秋》第7期）一文，以中共中央党校收存的一份“文革”小报资料——《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为素材，分析了它的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认为“它不仅弥补了‘文革’思想史上在中共一般党员层面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反‘文革’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
（二）“文革”的性质、起因、经验教训的探讨
“文革”性质、起因、经验教训的探讨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重点、难点，并已取得较为重要的成果。本年度除上述两次专题会议集中讨论外，还有不少学者或是从宏观角度对上述问题予以阐释，或是就某一领域、某一专题作深入细致的剖析，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从宏观视角进行分析、论证的代表性成果是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党政干部学刊》第11期），文章指出：要解开这个历史之谜，不仅要研究伟大领袖的个人欲望和动机，而且更应该深入发掘和探讨这种个人欲望和动机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潮流。具体说，“文革”的发动、性质和特点与60年代中国和世界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即全球冷战对峙的热化期，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期，中苏两党矛盾的公开对抗期，我国周边环境的恶化期，国内和党内矛盾的激化期。对于“文革”的性质，作者认为应视之为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其特殊性表现在：领导特殊、理论特殊、对象特殊、方法特殊、目标特殊、动力特殊等方面。对于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作者不仅举例说明了“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传统看法，更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只有毛泽东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新理念。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作者尝试从毛泽东本人的角度，即毛泽东主观上的思考和他认定的理由来解释，这包括：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为促进世界革命，挽救国际共运；解决党变质的问题等方面。
谷正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探析》（《井冈山医专学报》第4期）一文，从毛泽东的主观意识，即希望创造一个“新世界”为切入点，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出现、发展以致理论化、系统化的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文革”的起源。
邓淑霞的《“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政治文化因素探析》（《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第5期）一文，从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的传承、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新中国政治文化演进的中断与偏执等方面揭示了“文革”发生的政治文化根源，代表了一种新的更加细化的研究视角。
冯静、赵先明的《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研究》（《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一文，依据《决议》形成以前，邓小平四次明确谈到的“文革”爆发原因，归纳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左”的历史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别的一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林蕴晖的《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党史纵横》第10期）一文指出：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和保障，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逐渐受到扭曲，是“文革”未能避免的原因。
王元周的《“文化大革命”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一文，以“文革”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考察对象，以“文革小报”为主要资料，分析了高校历史系内部青老教师矛盾的产生和激化过程，指出这种高度紧张的人际关系成为“文革”从大学校园首先被发动起来的社会根源。作者从这种微观角度来探讨“文革”发生的社会根源的研究方法，深化了对“文革”发生原因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邢和明的《“文化大革命”成因中苏联因素论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则从中苏关系的视角分析了“文革”的起因，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三）“文革”史的有关专题、个案研究
当前，“文革”史研究的重点正由全国性的、高层的、宏观的规律探究转向地域性的、基层的、微观社会层面的区域史个案考察，由静态的自上而下的审视转向动态的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领袖与群众的互动研究。这类研究中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
“文革”本质上是一场群众运动。千百万群众合法地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也因此催生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群众组织是群众运动的细胞、成分与结构，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互为因果，共同推动“文革”的发展，影响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因此，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研究是“文革”史区域个案研究的基础。自1996年海外学者提出“两个‘文革’说”后，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的研究被大大激活，学界推出一系列的研究成果。2006年有关“文革”的区域性个案研究中，群众组织的多视角、各学科综合研究居多，这类研究多从地区甚至“单位”的个案入手，通过叙述群众组织机构的发展演变过程，揭示群众组织与国家政权、群众组织之间、群众组织内部的矛盾冲突，来展现群众运动的形貌及其与“文革”的内在联系，从而更为深入地切入研究对象内里，深化了若干认识。
赖正维的《“文革”时期的农民“造反”组织及其活动管窥——以福建为个案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一文，利用某些地方档案资料考察了福建地区农民“造反”组织的形成、组织机构、群众组织与国家政权、红卫兵组织的互动关系，群众造反组织的主要活动及其对农业生产、社会安定及农村集体财产的危害，深化了对“文革”经验教训的认识。
黄岭峻、徐浩然的《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关于“文革”运动扩大化的政治心理学分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一文，依据“文革”初期武汉地区群众组织的个案材料，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群众组织间大规模的武斗现象进行考察，提出：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使阶级斗争理论能够迅速点燃群众的革命激情；集体行动的自主性，使参与者的责任意识缺位，其欲求渐渐偏离发动者欲求。“文革”的扩大化就是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之间交叉作用的结果。
福建师范大学林林的硕士学位论文《“文革”时期福建“批林批孔”运动的研究》，则以福建作为研究空间，分析了这场运动对福建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得出了“‘批林批孔’运动是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和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价值取向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长期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采用这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则带有毛泽东个人的色彩，具有偶然性”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的凶猛烈火，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红卫兵运动点燃的。郭晓明的《影响红卫兵政治心理塑造的政治环境因素》（《兰州学刊》第9期）一文，对影响红卫兵政治心理塑造的政治环境因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其中主要包括“文革”前17年中国教育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下的红卫兵家庭、舆论传媒的政治指向性、突发政治事件的爆发与刺激等。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由政府组织、牵涉面相当广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为何兴起，又是如何结束的？它对成千上万涉身于这场运动的青年的心理塑造和人生产生了怎样影响，它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历史的启示与借鉴？这都需要研究者予以深思并作出回答。本年度有关知青题材的文章主要是一些纪实性文学和知青回忆录，也有一些学者从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如陈红艳的《知青“上山下乡”中的文化势差分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一文，运用任继愈先生提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文化势差”理论，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考察，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付出沉重代价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次试图改变农村面貌，促进城乡文化交融的尝试，是一种主观作用下的文化势差现象，既具有文化势差的交融性，又具有独特的弱效果性。而优势文化代表性的缺失、文化势能定位的倒置以及文化交流环境差等因素，是造成这种弱效果性的主要原因。
高广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原因探析》（《党史文苑（学术版）》第8期）一文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历史必然性，经济因素是决定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性因素，教育、人口、政治等其他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孙怀安的《“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扩大化原因的多维视角》（《辽宁行政学院学报》第10期）一文，则从教育革命理论、经济因素、政治压力和个人崇拜等多个视角对这一运动扩大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3.“文革”时期的外交
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相比较，“文革”时期外交领域是受干扰时间最短、破坏程度较轻的一个领域，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中国当时是一个威权政治的国家，外交决策权掌握在国家主要领导人手中。他们在外交决策方面基本上是理性的，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准绳来制定外交政策；加之当时的国际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广交朋友，争取国际支持，所以“文革”后期中国相继与许多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山大学秦艳峰的硕士学位论文《外交政策的超意识形态性——对“文革”后期中泰关系的研究》，以“文革”后期的中泰关系作为案例对此结论进行了分析、论证，给人以启发。
上海外国语大学居新平的硕士学位论文《约翰逊政府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认知与反应》，借鉴认知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从最微观层次以美国约翰逊政府对“文革”的认知为个案进行研究，全面阐述了约翰逊政府对中国“文革”的基本认知，包括对“文革”动因的认知，“文革”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军事等层面造成的影响的认知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约翰逊政府对中国“文革”的反应，即“边角性”试探和期望“乱中取利”、逐步清晰和大门逐步打开、判断失误和退守观望三个阶段。
4.其他方面的研究
“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研究亦是备受关注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有150多篇文章发表，但此类文章多从文学、美学等角度予以分析认识，史学意义不甚突出，这里不再专门介绍。也有一部分文章对“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从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多学科综合的角度进行阐释，从而拓展了这类研究课题的视野。如周红的《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样板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样板戏”的形成、发展、改编的过程，指出：“样板戏”是特殊历史年代的政治产物，无论从情节、题材、内容的选择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样板戏”都带有深重的意识形态烙印。波谲云诡的“文革”政治事件、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纠缠着“样板戏”，并对它的生产方式、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起到决定性的规范与塑造作用。
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些领域，如革委会、教育革命等方面，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问世。这些成果中既包括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也有一些学者深入挖掘其隐喻的社会内涵，揭示复杂历史现象的源起和本质。如广西师范大学王海燕的硕士学位论文《“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通过考察“大跃进”以来的“教育革命”，提出“文革”的爆发是“文革”前各种“左”倾错误思想积累的结果，其中教育领域“左”倾错误的发展和积累是一个重要原因。“革命委员会”是“文革”中各行政区域以及各部门、各单位在“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因此是解读“文革”的一把钥匙。王爱菊的《福建省革命委员会述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一文，从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人员构成、机构设置及其消亡等几个层面进行了系统考察。由于作者查阅了福建省档案馆的有关资料，文章史实清晰、准确，为今后福建“文革”史的深入研究积累了重要史料。
从整体上看，这些“文革”史的专题、个案研究扩大了资料利用的范围，拓展了研究领域，开阔了视野，深化了对历史现象本质的认识，代表着未来“文革”史研究的基本方向。
（四）史学理论，方法的探讨和创新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是“文革”史宏观研究领域的又一大热点。在“文革”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文革”史研究必须拓展研究视野，既要对严谨规范的传统治史方法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又要借鉴西方史学领域一些先进的研究框架与理念，整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计量学、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以及口述史学研究方法等，都可以纳入可资借鉴的范围内。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美国的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就积极倡导并践行区域史的研究方法。所谓区域史研究，是指集中各门社会科学对某一地理区域进行的综合研究，是一门把各种学科的学者汇集在一起的新学科，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一学术理念已经在中国史学界得到共识，从而推动了“文革”史个案研究的开展。正如“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学者指出的：对于‘文革’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寻求历史真实‘因果律’以及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之类的宏大问题，同时也应该更具体、更生动、多角度地来研究‘文革’史。‘文革’既可视为一个政治事件，也可以视为时间、空间和一种政治结构，以此来研究“文革”中的人物和生活（不仅是领袖和大人物，也可以是小人物和普通百姓），审视在‘文革’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之，宏观性的研究考量有助于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微观性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再现历史细节，从而展现丰富、复杂、多样的历史图景，‘把历史还给历史’。”（吴志军：《“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
不少学者则从某一具体方面对“文革”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探讨。如王宇英的《口述史方法对“文革”史研究的意义》（《晋阳学刊》第2期）、《浅议“文革”史研究中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综合运用》（《史学集刊》第5期）两篇文章，结合实例分析了口述史方法和文献方法的典型特征及其在“文革”史研究中的作用，并强调了口述史与文献相结合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口述史方法既可以拓宽“文革”史研究的史料来源，还有助于实现研究过程中多层次、多视角、多种方法的综合考察。综合运用文献方法与口述史方法，既可以记录多个层面人物的口述史料，也可以将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微观的个案研究融为一体，从而有利于在“文革”史研究中拓展研究层面，真正实现研究工作的多样化。
唐靖的《政治文化研究在“文革”史研究中的意义与方法》（《宜宾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以政治文化作为切入点来解读“文革”的动因，不仅具有更为有效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可资参考的资料更为宽泛，既包括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著作，也包括大量的书信、日记、回忆录、文学作品等。文章还就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如抽样调查法、面对面访谈法、资料与文献研究法等。
山西大学杨玲的硕士学位论文《政治运动中领袖和大众的心理分析——以“文化大革命”为例》，把“文革”中的领袖和大众作为研究对象，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出发，通过对“文革”中领袖和大众的作用及行为的分析，对领袖、大众在“文革”中的心理及两者之间的心理互动关系进行阐述，总结出一般政治运动过程中领袖和大众心理及其互动的特征和规律。这篇论文突破传统研究模式的局限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将“文革”的研究向更本质的方向推进，从而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在心理上和行动上深刻反思“文革”所带来的影响，为防止此类政治运动、政治事件的再发生提供了借鉴。
刘忠、刘国忠的《“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及其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甘肃理论学刊》第6期）一文，则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文革”的文化背景，即“文革”年代人们对社会政治实践的观念反映与积累，包括文化心理、文化认知、文化情感、文化意识、文化伦理等。认为其思想资源来自三个方面，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战时文化、国际冷战格局下的苏俄政治文化。作者进而提出：“畸形的社会文化孕育了畸形的社会生活，畸形的社会生活反过来又强化着畸形的社会文化。‘文革’中所出现的许多现象令人匪夷所思，如缺失的爱情、丧失理性的文攻武斗、知青上山下乡……这些为我们研究这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符码”。
三、对“文革”史研究的展望和希冀
综合以上评述，可以看出，本年度“文革”史研究无论在传统的重点、难点问题上，还是在当前的热点问题上都有比较重要的成果出现，研究的广度、深度有了新进展，研究中借鉴和运用社会学、文化学、口述史学的方法，从而形成多学科综合的区域史研究新趋向，这些都是令人欣喜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革”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核心档案资料的不完全开放及其他资料收集、整理的盲目性、散乱性导致“文革”史资料难以满足研究需要，这就严重影响了研究者的积极性。另外，“文革”论著的写作和出版还受到许多体制因素的影响，加之没有全国性的研究机构，没有固定的研究阵地（主要指专门出版物），缺乏充足的研究经费等，这就难以形成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有效的学术交流平台，致使许多重大课题缺乏联合攻关。因此，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来推动“文革”史研究的深入。为此，有关职能部门应提高认识，重视“文革”史的研究，开放档案，提供资金，建立、健全专门机构和相应的学术组织，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以确保“文革”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同时，有志于“文革”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要以更艰苦、细致的努力，加强对“文革”史薄弱环节的攻关，深化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同时广泛开展研究者之间的横向交流，改变以往单兵作战的不良格局，推动“文革”史研究的进展。这是其一。
其二，海外，主要是美国学术界自20世纪60年代就曾出现过中国“文革”史研究的热潮，持续时间比较长，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也产生过不少重要成果。但这类论著的译介非常薄弱，从而使得中外“文革”史研究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交流，实现资料与方法的共享。海外“文革”史研究者在资料来源、立场观念、学术理路、认识角度、阐释理念、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国内研究者虽有差异，但很多领域存在一致性、互补性，有些方面如认识视野和研究方法等还具有明显优势。因此，深入研究海外学者“文革”史研究成果，学习、借鉴他们的长处，不断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真正掌握“文革”史研究的话语权，这无疑会对促进国内“文革”史研究起到有益的作用。
其三，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综合运用的区域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明确的、有效的中层理论的支持，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研究均有待加强。“文革”史研究在传统的宏观叙事框架内，在当前档案不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很难取得大的突破。因此，自1996年开始，“文革”史的研究理念、方法出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变并取得不少成果。这种转变对于充实“文革”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拓展研究视角、丰富研究方法、深化认识、还原丰富多彩的历史原貌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与宏观研究不同，这种转变需要借鉴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学说，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系统论、控制论、结构-功能论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从而形成指导具体史学研究的中层理论，以驾驭史料，得出相应的结论。总体来看，研究方法的不足是目前“文革”史研究明显的缺陷，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中层理论作指导，从而导致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研究仅限于个别研究者的尝试、研究成果史多论少，微观研究空洞而且分散。这就需要史学工作者努力学习、借鉴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结合自己的史学实践，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以推动“文革”史研究。
总之，2006年“文革”史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实现“文革”史研究质的进步。
（本文作者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建坡，中共中央党校2006级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北京100091）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 
发表于 2013-10-16 04: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