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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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編

[align=justify]自傳是傳記中的一種，即自己介紹自己的生平活動。起源於古人著書後作的自序，有的敍述自己生平，即是最早的自傳。如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即具有自傳性質。漢代王充的《論衡•自紀篇》、南北朝江淹的《自序論》、晉代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等都是自序形式的自傳。

[align=justify]但是，離開書的單獨自傳，中國古代並不多見。直到現代，在中共的歷史上，自傳才成為一種幾乎每個人必須撰寫的檔案廣泛出現。它比個人簡歷要詳細些，要交代自己的活動、家庭社會關係，更要交代思想認識變化。這是古代自傳所沒有的，和政治鬥爭的需要有關。加入組織如入黨，要寫自傳；幹部接受審查，要寫自傳；甚至重要政治犯在關押中，也要寫自傳。所以，在政治運動不斷的上個世紀，一個人經常要多次寫自傳。正因為自傳帶有供組織上審查的目的，所以自傳一般都很真實詳細，是不公開的個人檔案，不能像當今提交招聘會的個人簡介那樣吹嘘和大打廣吿，這就為我們研究歷史人物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align=justify]張春橋在各個歷史時期，寫過六次自傳（包括帶有自傳性質的歷史「自我檢討」）。唯獨最重要的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沒有寫。他自己解釋是組織 上對他比較瞭解。這顯然不成為理由，而是另有內情，在本編中作了披露和考證。 姚文元一生中寫過三次自傳（包括不同歷史時期的「思想匯報」），次數和字數都 少於張。兩人因為是搞文化出身，所以自傳也寫得比較生動和清晰。通過他們的自傳，勾勒出了兩個文學青年，怎樣走上革命道路，又怎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滑向禍國書生的深淵。至於他們在自傳中袒露出的思想認識是否真實，還是留給讀者自己去判斷吧。

第一章　張春嬌筆下的青少年時代

一、封建家庭和少年生活

[align=justify]遊手好間嫖女人的袓父張協中，被全家叫做「白臉奸臣」－祖父把袓母捲在蓆子裡逼瘋一下了大獄的祖父，還得靠兒媳婦四處奔走營救－也不學好的父親張開益，督郵當不成，又混跡軍閥門下－在外祖母的鄉下，找到了孩提的快樂－從伯父口中，得知江西有神秘的紅軍－張春橋口中的「慈母」，女傭眼中的「母老虎」一聽説父親要討小老婆，母親帶着張春橋追到開封－見到大革命的尾聲

[align=justify]一九一七年二月，張春橋出生在山東省巨野縣。

[align=justify]巨野縣位於山東西南部，因地處大野澤而得名，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縣，從 秦代就設縣治理。縣裡出過幾個歷史人物，但多是以反叛著稱，如起兵反秦，又 背叛劉邦，被剁成肉醬的彭越；如明代利用白蓮教成為農民起義領袖的徐鴻儒。 到了近代，令世人疇目的，就是發生在一八九七年的「巨野教案」。兩個行為不端的德國傳教士途經張家莊，被憤怒的大刀會殺死。雖然以後德國政府逼迫清朝 官府處死了一些民眾，又趁機租借了膠州灣，但巨野老百姓，特別是張姓不好惹 的名聲，也傳了出去。

[align=justify]中國的縣城，一般都有城隍廟，作為一城的守護之神。城隍廟所在地，大都 是縣城的民間文化、商業中心。張春橋的家，就祖輩三代居住在巨野縣巨野鎮城 隍廟前街（今文化街）。這是一個有十五口人的家族，宅院是由瓦房、土房、草房共同組成的三進院子，瓦房張家人住，土房和草房住傭人和雜用。

[align=justify]張家鄉下土地不算很少，一般保持在五六十畝，少時也有三四十畝，但全部 出租，自己不耕種。其中一部分租給張春橋祖母的娘家（富農）種。每年收一部 分租子，但主要靠買糧食吃。到土改時統計，張家共有土地八十九畝九分，房屋 二十二間。除土地外，出租在外的土房七間、瓦房六間一九五六年也被沒收。

[align=justify]張春橋的祖父名叫張協中，是一個封建小地主兼官僚，常年包攬錢糧經徵 處，以代官府徵收賦稅從中盤剝剋扣為生。張春橋的父親叫張開益，母親叫宋惠 卿。生有七個兒女，張春橋是老大，五個弟弟依次叫張秋橋、張鐵橋、張濟橋、 張月橋、張天橋，一個妹妹叫張佩瑛，排行老四。

[align=justify]按理說，這樣常年既有地租又有銀錢收入的家庭，生活應該還是富裕的，但 全家人的日子，除祖父張協中外，過得很壞。因為張協中在家裡，是一個專制而又自私、殘忍的封建家長。

[align=justify]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任八路軍晉察冀邊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副總 編輯的張春橋，在《反省自傳》中這樣厭惡而痛苦地回憶着祖父張協中：

[align=justify]在我的記億中和母親的述說中，祖父是一個吝嗇的虛偽的道德惡劣的封建主。比方，全家常年吃的是高粱麵，莱裡面很少看到油，但祖父自己卻絕然不同，經常吃掛麵、钹、肉、雞蛋，大量的芝麻油等等。曾祖母八十多了，給他要一點白糖，或是要一個燒餅都很難辦到，常常因為這樣，站在大街上罵他，「丟他的人」。對祖母，也是一樣。聽母親說，他曾把祖母用蓆捲起來，倒豎好半天，以致後來神經錯亂，近似瘋癲。[align=justify]
[align=justify]他是一個偽善的人，表面上一切按「朱子治家格言」行事，「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但是把一家大小叫起來，做飯的去做飯了，掃院落澆花的去掃院落澆花去了 ，他卻去睡覺了。晚上，讓大家都早睡（省燈油），他卻去嫖女人了。

[align=justify]在家裡很「嚴厲」，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我記得，因為在父親箱子裡發現了紙煙嘴，叫父親罰跪。姑表兄逃學，用皮鞭打他，光着身子跪在毒熱的太陽光下。母親剛生過妹妹，就叫她去推磨。但對外，他是軟弱無能的。記得有一年經徵處賠錢了，他被縣政府押起來，而且捱了打。他表現出怯弱無能，要我母親到處去借錢（平常是不准出大門的）把他弄出來。平常也不敢與人爭。

[align=justify]這是二三十年代舊中國農村小地主的典型縮影。但就這個不直接從事農業、

[align=justify]商業經營，主要以食利為生的大家庭來說，又帶有濃厚的寄生性質。

[align=justify]對張協中，全家沒有人喜歡他。張春橋的外祖母常用戲文中的人物比喻說， 他是一個「白臉奸臣」。一九四六年，張協中死在了家中。

[align=justify]張協中有兩個兒子，他的大兒子，即張春橋的伯父在家中很識趣，一心讀書， 能執行張協中要求別人不嫖不賭不抽煙不喝酒不大吃大喝的戒律，因此討得歡 心。他考上北京大學，一直到畢業，都得到祖父的充分供給。其實讀了書、接受 了新思想的他，十分崇拜胡適、陳獨秀，也很鄙視家庭和父親的為人，一九二四 年在北京大學畢業後，就遠走高飛去江西贛縣當高中教員。除每月給張協中寄錢 以外，九年沒回來過。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回到濟南，在濟南高中教書。張春橋才 第一次見到他，第一次聽到江西紅軍游擊戰爭的事。在他口中，紅軍是類似古代 傳說中的「盜跖」，橫掃官軍，打家劫舍，帶有神奇色彩。

[align=justify]對生於一八九九年的二兒子張開益，即張春橋的父親，張協中並不喜歡，因 為他雖然聰明，卻品質不好，和父親一樣染上遊手好閒和嫖女人等等惡習，被只 許自己胡作非為的張協中認為「不老實」。因此，雖然張開益與哥哥一起考上了 北京大學，卻沒有念成，只在山東省立醫科專門學校裡讀了兩年就做事去了。

[align=justify]後來，張開益考上了郵務員，混了幾年，到山東北部高苑縣當上了三等郵政 局長。幹了幾年，他感到發展不大，就又投入軍隊，在北洋軍閥吳佩孚部下一個 師部當秘書。吳佩孚被北伐軍打垮，他又跑到河南，投入到瑪玉祥的國民革命軍 裡做事，先在兵站統監部裡當科員，還當過一陣張自忠師部的軍需官。蔣馮中原 大戰後，馮軍打敗解散，他又到開封東南部的陳留和杞縣當煙酒稅局長，因為貪 污和賠錢，被縣裡關押了很久。放出來後再到河務局當辦事員錄事等小官。

[align=justify]他在外地宦途中奔波了十幾年，總想往上爬，但到處碰壁，終於有些累了 ， 一九三一年又回到濟南，從事以醫務為主的職業，先在公安局衛生科作三等科 員。一九三七年，也就是張春橋離開家到延安去的那年，他任山東省會公安局第 二棲流所所長，管理常住和流動人口戶籍和衛生情況。日本佔領濟南後，他曾任 偽濟南警察局衛生科庶務主任，山東保安三團軍醫主任。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七年任國民黨政府濟南市政府戒煙院院長。

[align=justify]張春橋對他的回憶，是比較同情而又帶些鄙視：

[align=justify]他希望我和弟弟都做醫生、郵務員、鐡路職員、報務員，「不管哪個年頭來都牢靠」。抱着一連串的幻想，對於我的參加革命，他只不同意我私去上海，我從濟南到延安，他是同意了的，並允許我把二弟帶着。他當時的憂慮是：共產黨有前途，就怕將來國共再分裂，我們不容易見面了 。

[align=justify]我和父親的關係是淡漠的，在去上海以前，我很少和他說話，主要原因是我討厭他「不務正業」，搞女人，而為母親的艱辛抱不平。但對父親的兒女負擔，作為一個長子，我又戚到同情他，需要分一些他的重荷。從上海回來，我已學習了些社會知識，要同父親講統一戰線了，他對我也較前親近，覺得我懂了不少事情，在社會上有了名譽地位，在他的朋輩中得了讚譽。在此時間，在母親的指示之下，我開始同他在一個桌上吃飯，談一些問題。

[align=justify]新中國成立後，張開益先在濟南巿人民政府衛生局工作，一九五二年起到濟 南市公安醫院當醫生，但不久就因病休養，一九六一年到張春橋家同住在一起。 他的一生經歷比較複雜，大致上從事過郵政稅務職員、軍隊後勤衛生官吏和醫生 三種行業。所以張春橋在歷次填報家庭出身時，有意無意地有不同的寫法。

[align=justify]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他剛到延安填寫《人員登記表》時寫道：「父：小職員，母，無業。」

[align=justify]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他給黨組織寫的《反省自傳》中說：「我的父親，在二十幾歲時考上了郵務員，當了三等郵政局長。他是一個不得志的知識分子。」 「我剛到延安填表時，在出身欄中，我寫了中農。應填城市小資產階級。」[align=justify]
[align=justify]這時，他與在淪陷區的家庭已經失去聯繫，給後方的伯父寫信詢問，也不得 而知。實際上，這時候張開益已經在偽政權中做官了。無論如何不是小資產階級。

[align=justify]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七日他填寫的《黨員登記表》中說：「父親一代是醫生，近二十年來一直在國民黨－日偽－國民黨機關作醫生。家庭經濟情況，如同一般城市小資產階級一樣，靠薪金維持。」

[align=justify]一九七三年在《中共十大代表名冊》上他填寫的是：「家庭出身：自由職業者。」

[align=justify]張春橋的母親宋惠卿是一個富農的女兒。同多數兒女對母親的印象一樣，在 張春橋記憶中，她對孩子慈祥，又很嚴厲，精明強幹，會管理家務，會做各種合 體的衣服和可口飯菜等，更是他精神的溫床：

[align=justify]母親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她的不向困難低頭的精神，不管生活多麼苦〈在家有祖父。在外有父親。精神上的苦痛是極大的，又生了一群子女，弄得身體極壞，最後檢査有肺結核〉。雖然我常常看到她痛苦，卻總不見她說沒辦法。她把希望寄託在一群子女身上，我們兄妹7個，是她的希望。她常常鼓勵我們要有志氣〈我們在家裡連歎一口氣也不行），不要學祖父那樣的「白臉奸臣」，也不要學父親那樣胡槁。

[align=justify]自然，她的思想並不是革命的，而是濃厚的封建思想。但她不曾阻礙過我的革命活動。在上海時，她接濟過我，我去延安時，她也同情〈雖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知道兒子是留不住的，一方面她知道我曾私去上海，既要去延安也留不住，一方面怕敵人打過來，沒法子。父親也有這種想法）。母親的愛是我童年時期的唯一的依靠。 後來，在我為黨的事業進行鬥爭的時候，我也常常想到母親，我知道她的痛苦的社會原因，徹底摧毀她們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社會原因，只有我們黨能夠徹底做到。

[align=justify]然而，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也許是授意而為，她家的僕傭下人把宋惠卿 描繪成另一副嘴臉。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文章《張春橋 家是個大惡霸》裡，山東巨野縣夏官屯大隊貧農社員賈蓮閣口述控訴說：

[align=justify]我從小就跟着爹娘逃荒要飯，十三歲那年’窮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為了找條活路，爹娘把我賣給張春橋家當丫環，誰知從此進了虎狼窩。……有一回，我暈倒在雪地裡，善寶（張春橋乳名）娘這個地主婆，揪住我的頭髮把我毐打一頓，又逼着我到大坑裡砸開半尺多厚的冰，給他們洗衣裳。在張家眼裡，我真是連個雞狗都不如啊！記得有一年春天，善寶娘硬賴我偷了他家的錢，用笤帚疙瘩劈頭蓋臉打得我鼻口流血，白天罰我幹重活，晚上罰我跪在她床前，一連跪了三夜。……一天，張家叫我去 宗莊給善寶老娘家送東西，俺路過家門口順便看看娘，叫善寶他娘知道了，抓住我的頭髪，按倒地下，毒打一頓。

[align=justify]既「同情革命」，又是「大惡霸」，可能也是真的。人都是有兩面性的，只不過隨着政治的需要，往往只讓我們看到一面。

[align=justify]張春橋後來的榮升，使母親宋惠卿晚年極為得意。然而，當「四人幫」被粉 碎，張春橋成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白臉奸臣」後，她終於無法忍受這樣的 剌激和恥辱，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在上海自殺。

[align=justify]一九一七年二月出生的張春橋，小名「善寶」。在祖父的冷酷大家庭裡，他度過了童年最初的六年，一九二三年就隨母親去山東北部的高苑縣，找在那裡做 郵政局長的父親。因為父親一有錢，總是想討一房小老婆，母親為了制止，也不 斷地追趕到他身邊。

[align=justify]在高苑，張春橋入了小學，另外父親也在家中教他學一些英文，但毫無收益， 到參加工作時就全忘記了，只能在登記表上填「外文：不能」。張開益去職後，他隨母親又回到家鄉巨野讀小學。當時的縣城小學，雖然稱為「國民」小學，但 仍是遵循北洋軍閥孫傳芳的「尊孔」文化，掛五色旗，唱「卿雲歌」。教育也是舊式的，學校設在文廟裡，講《四書五經》，校規上明訂有打手板、罰站等措施。

[align=justify]當時的齊魯大地，是軍閥爭奪的主要戰場。頻繁的內戰使學校的學習時常中 斷，他就到在農村的外祖母家去住。在外祖母家裡，張春橋的回憶如同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裡描寫的那樣[align=jus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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