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荣升：我所亲历的云大文革运动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3-10-9 17:28:57

我是1964年考入云南大学的。一进学校，便看到雄伟的会泽院，宽敞的运动场，巍峨典雅的实验大楼和新建的图书馆。校园里绿树成荫，道路两边绿茵铺地，花团锦簇，景象美极了。当时尚未开学，但大学生们已陆续到校了，他们或活跃在运动场上，或在树荫下攻读，……校园显得是那么和谐和充满生机。负责接待新生的高年级学生对我们十分热情而周到，我们内心充满了幸福感，有一位毕业生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们真幸运，赶上了云大最好时期，你们可要珍惜啊！
入学后不久，我们就领会了那位学兄话语的深刻含义。1960年，高治国调任云大校长，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转变治教和治学理念，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短时间内，云大在云南率先摆脱极左的桎梏。高治国反复强调，学校就是要把教学放在第一位，要保证教学时间，保证提高教学质量，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高级人才，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高治国还把这些理念，写进《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里，该文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领导的肯定，批准刊于《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上，并连同评论员文章向全国发表和广播，该文对教育战线上流行的“政治可以代替一切”、“劳动代替教学”、“反白专道路”等等错误倾向进行了无情抨击，矫正了学校的办学方向，对扭转各级各类学校的混乱局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高治国的领导下，云大师生的教与学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经过几年的努力，云大的教学秩序得以全面恢复，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空前提高，到1964年已达到最佳状态。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全国局势的好转，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也同步深化。六四年底，四清运动在全国多数农村开展，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政治空气骤然窘迫，校园里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多起来。六五年下半年，政治、中文、生物、化学等系的大部分师生被迫停下学业，抽往大理州搞四清工作队，其余各系虽在上课，但不时受到各种政治活动的冲击，那些右派教授，历史“不清白”的老师，陆续又被赶下讲台，撵出实验室。
六五年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起初我们并不在意，以为与我们理科生无关，只看到报刊、杂志闹腾得越来越历害，先前占优势的“批姚派”很快就转化为劣势，并纷纷登报作自我批判。
“五·一六通知”前，云大成立了以副校长、著名文学家李广田为组长的“学术批判领导小组”，以领导学校的学术批判，讨论吴晗的《海瑞罢官》中的清官与贪官等学术问题。鉴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讨论并不热烈，此时的云大似乎是风平浪静的。五月底之前，理科各系照常上课，文科是早上上课，下午开批判会。当毛泽东于12月21日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指示传开后，批姚派彻底败下阵来，吴晗落马了。5月10日，姚文元又抛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纪）的反动本质》，矛头直指吴晗，剪伯赞的黑后台——北京市委，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出台，北京市委被改组，彭、罗、陆、杨倒台，中央文革小组及江青等一干人从后台走上前台，神州大地上空，风云激荡翻腾，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老师私下跟我们说，一场比反右派、反右倾更为历害的政治斗争开始了。
6月1日凌晨，我们步入食堂正准备吃早点时，校园里的喇叭一改往常播放悦耳乐曲的常规，反复疾呼，说稍后有重要广播必须收听。七时正，广播里播出的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随后播出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同日，《人民日报》报发表了《融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正式吹响了。曾经试图努力维持有限的教学秩序的云南大学，再也抵挡不住这场革命的风暴。6月2日晨，校党委副书记袁光以低沉的声调宣告：“云大自今日起正式停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后各系、级党组织层层布置，号召大家口诛笔伐，把矛头对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向“黑帮分子”开火。我们顺应上级号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首先向老右派，“历史反革命”和反动的学术权威开火，这些人被界定为“黑帮”，之后这批人便遭到了灭顶之灾，家被抄了，并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被冠以高帽，胸前挂着黑牌敲着铜锣游街示众，有的还被剃阴阳头，抹黑手……其状令人惨不忍睹。
云大揭批的第二轮高潮是批斗李广田。李广田时任云大副校长，是中国著名的散文家、教育家，解放后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是叙事长诗—《阿诗玛》，后来改编成了电影，李广田担任电影文学顾问，但该电影在文革前夕就被封杀，为批倒批臭李广田，我校师生得以破例观看，我们都被这部艺术性、观赏性极高的影片所吸引。当然观后还得违心地批判一通，说它是宣扬“爱情至上”、“三和一少”的大毒草。李广田的散文《花潮》、《线秀》与《云南日报》副刊“滇云漫谈”均被批为云南文艺黑线的代表作。在全省的报刊杂志上大加挞伐。李广田及其文科的几乎所有老师都被打成黑帮而被残酷斗争，并对他们的人格和肉体极尽侮辱和摧残之能事。
云大从六月中旬以后便异乎寻常地热闹起来了，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奇形怪状的游斗队伍穿梭不停，随处可见抄家、焚书的狼籍景象。一个驰名中外的大学，神圣的知识殿堂，沦为了人间地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云大先后含冤死去的著名学者有：刘尧民、王士魁、何衍璿、李广田、戴钟珩等等。
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和对“文艺黑线”的批判，只是文革的前奏，运动深化的逻辑就是挖出“黑根”。随着“五·一六”通知发表和彭、罗、陆、杨的落马，斗争的矛头直指各级党委，揭发批判窃踞高位的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领导不力而受到批评，只好采取舍车保帅的办法，忍痛把原云大校长，后调任分管教育，宣传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抛出来，高治国这下可就惨了，他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但在覆巢之下岂能免灾，几经残酷迫害后被逼自戕，幸好抢救及时未死。
随着运动的深入，各大专院校局势一片混乱，为了控制局面，省委分别向各院校派驻了工作组，进驻云大的工作组阵容最为壮观，组长是省委秘书长马文东。工作组进校后就发布禁令，制止抄家和体罚，大字报要张贴在指定的室内，揪斗对象必须经工作组批准，等等。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起了较好作用。然而，工作组暗中对学生进行摸底排队，抓反革命的消息泄露出来。还有传言说“昆明几大监狱在腾位子，准备关学生中的反革命”。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心理恐慌，表面平静的校园里，一股不满工作组及省市委的暗流开始湧动。
1966年8月23日，以昆明工学院的学生为主，并有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师院部分学生参加，共约三千多人在昆明工学院集会，在黄兆琪（江苏人，昆明工学院研究生）的率领下，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呼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口号，浩浩荡荡地游行示威，队伍沿闹市区进行，先后到昆明市委、云南省委大院闹腾。这次造反行动，史称为“八·二三”事件，这一事件首开云南造反的先河，揭开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八·二三”事件爆发后，在昆明地区起到了极其强烈的轰动效应，大街小巷、机关、学校议论纷纷，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就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希望乱，有的人指着造反派骂道：“我们这才过上几天好日子，你们是不是又要翻烧饼了！”有从专县上昆办事的基层干部激昂地高呼：“我们信得过以闫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是反革命行动”！
是啊，云南从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严重灾难的阴影中走到现在，不过四、五年时间。和全国一样，云南在中央和以闫红彦为首的省委的领导下，制定和贯彻执行一套适合云南实际的方针政策，着力整顿经济秩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经过六一年至六五年一系列艰苦的调整工作后，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六二年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六三年正式成为粮食调出省，六四年人均占有粮食780多斤，每户大牲畜两头、猪3.3头，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六五年工业总产值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生产率创历史最好水平，[2]全省物资供应充足，市场繁荣，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云岭大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打心眼里感谢党中央，也由衷地爱戴闫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亲切地称“闫政委（闫红彦兼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作者注）是云南各族人民的贴心人”。
最难能可贵的是，闫红彦是冒着极大风险和顶着巨大压力抓云南经济的整顿工作的，当时中央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政治上“左”的错误政策，干扰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工作。而闫红彦却反复强调，云南省情是“民族落后，边疆特殊”，针锋相对地提出“云南农村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开始不久，闫红彦却说“边疆不提两条道路斗争，不搞整党内走资派”。文革初期，他又指示“边疆只进行正面教育”，等等。为此，闫红彦受到西南局主要领导的严历批评和中央的斥责，被迫做检查，事后，闫红彦感慨地说：“想给老百姓做点好事，真难啊！” 117
八·二三造反派所列举的闫红彦的一系列“罪状”，恰恰是云南人民公认的丰功伟绩，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的反对，很多工农群众自发地与造反派进行辩论，出现群起而围攻造反派的场面。8月24日下午，云大师生数千人走出校园，高举“保卫省市委”的大旗，沿大街走向昆明医学院、民族学院，最后到省市委大院，声援省市委。队伍行进中不断有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加入游街行列，声势远比“八·二三”大，造反派的气焰暂时被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八·二四”保皇事件。
“八·二三”之后，昆明出现了许多身穿土黄色军装，腰扎皮带，臂套红袖章的首都红卫兵小将，他们是受中央文革的指使，来云南煽风点火的，实际上，“八·二三”事件就是由他们煸起来的。“八·二三”事件以后，北京的红卫兵小将越来越多了，他们到处游说鼓动，在短时间内就发展了很多造反组织，增强了文化大革命的声势，不过，与全国一样，总体上看，运动仍处于胶着状态。
为了打破僵局，毛泽东三次检阅红卫兵队伍，并亲自戴上红卫兵袖套，鼓励青年学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中央文革邀请外地师生分期分批地到北京串连，参观学习北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经验，以推动全国各地的造反运动。9月15、16日，云大师生分两批乘火车直达北京，我们参加了国庆节大游行，接受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首长的检阅，当时心情是十分激动的，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央排名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的刘少奇的无精打采的窘态，预感到刘少奇是不行了。我们在北京期间也参观了北大、清华等首都院校、观看了他们的大字报和一些批斗场面，更多的时间是参观风景名胜区，反正吃、住、乘车均免费，致于“革命经验”说老实话，也没有学到多少就是了。
我们北上时，首都红卫兵和北方的红卫兵又纷纷南下，并在云南设立了各式各样的造反联络站，造反声势已盛况空前，云大师生从北京串连返回后，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产生了严重分化，云大乱了，昆明乃至云南也乱了。
我们看着眼花缭乱的局势也坐不住了，几个同学合议了一下也跟着成立了一个战斗队，投入到了革命造反的洪流之中。此时云大，战斗队多得难以计数，大家各自为战，其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战斗队是两支，一支是物理系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另一支是中文系共产党宣言公社，通常是由这两个团队牵头召开批斗大会或组织游行集会。斗争的矛头已不再是指向“死老虎”（校、系领导和五类分子这时已变成了死老虎——作者注），而是指向以闫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和以赵增益为首的昆明市委。不过，云大的造反势头由于有过“保皇”前科，无论怎样做作，都显得底气不足。

昆明工学院是“八·二三”的发源地，在首都红卫兵的指导下建立了全院统一造反大军——《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师院也相继建立了“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大也通过串连建起了统一的战斗团队“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方向东（物理系学生）任司令。此外还有规模相对较小的“云南大学共产党宣言公社”。这两支队伍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配合也较默契。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化，尤其“一月风暴”后夺权斗争的需要，昆明乃至全省的众多战斗团队逐渐进行整合，一般而言，造反精神强的往往与昆明工学院挂钩，名称改为XXX“八·二三”战斗队（或兵团），这就形成了八派，而原先“保皇”的或造反迟的人群所组成的团队就与云大挂钩，也就形成了“炮派”。这两大派一开始虽然有着分岐，但在大方向上还是一致的，只是在夺权斗争全面展开后，在干部的保与打方面，特别是掌权名额分配上，分歧也越来越剧烈，甚至由口角之争演变为大打出手，云南两大派的对峙已在所难免。
随着造反大军的壮大，造反声势的激化，在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通过首都红卫兵）指挥下，万炮齐轰省、市委、数万群众涌向省、市委大院，接连几天，院内外队旗招展，口号声震天动地，扬言不揪出闫红彦誓不罢休，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出面做工作，也被愤怒的人群将他拽上客车车顶。在摧残一番后押向街市游斗。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党政机关和公检法系统受到冲击，全省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全省上下陷入了混乱状况，闫红彦面对这种局势，多次向中央反映，要求中央制止动乱，停止迫害干部，结果招致中央文革小组的粗暴指责。闫红彦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于1967年1月8日晨，吞下大量安眠药，以死抗争，他在遗书中写道：“腾波（即闫红彦夫人王腾波——作者注），我是被陈迫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这纸遗书，充分展现了这位开国上将的铮铮铁骨。
闫红彦去世后，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也因庇护闫红彦，对抗群众运动，而被指责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被拘往北京软禁起来，造反派得到中央文革的鼓励，造反势头更为猛烈，几乎所有的各级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残酷摧残，叛徒、特务越揪越多。1月23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央赋于军队支农，支工、军管等项任务，主旨是支持造反派。军队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二月中旬，经中央批准，成立了省军管会，主任是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他在区分谁是真正的左派上，颇煞费苦心，最终在感情上倾向于“八·二三”，这就为挑动两大派武斗埋下了伏笔。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革命的“三结合”》。云南的两大造反派对哪些领导干部进入“红色政权”问题上产生分歧。在省上，八派争取并支持原省长周兴，而炮派则支持赵健民，彼此争论不休，进而拳脚相加，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在一月至五月下旬的这段时间里，云大师生绝大多数未介入社会活动，理科各系都组织复课，也搞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我作为本系级的小头目，有时也参加学校炮团的会议，致于全校性的集会，我也组织同学们去参加过，校外集会仅参加了一次，而这一次却永远定格在云南大规模武斗的历史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叫做“五·二八”事件。
1967年5月28日早，我们接到校筹委会通知，叫集合队伍到北郊场参加昆明军区卫生学校“联指”成立大会。我们理科各系及中文系等共约2000多学生，举着校旗浩浩荡荡地开赴北郊场。参加庆祝会的还有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学员，昆明师院等院校的学生。大会尚未开始，“联指”的对立派——“红总”组织了数百人，高呼：“不许老保翻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抬着大旗冲进会场，几个人还直冲主席台，与会议主持人发生冲突，几个维护会场秩序的卫校学员将那几个“红总”战士推下台，并驱逐出会场。大会进行不上20分钟，昆明工学院学生及附近工厂的工人数千人包围了会场，领头的高呼“交出打人凶手”。原来是有人跑到昆明工学院，搬来救兵，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此时要出去已不可能了，会场指挥便将参会人员撤入大礼堂，说是已报告省军管会，叫我们耐心等待。但直到傍晚，仍无解围的消息，而包围大礼堂的人越聚越多，已逾万人。我们困在礼堂内，又冷又饿，还天真地等候军管会来解围。然而等来的却是黄兆琪的最后通牒，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时播出通告，勒令礼堂内人们限期出来投降，否则后果自负。我们将各道门堵死，并卸下桌椅的腿、脚，以备自卫。5月29日晨7时，通牒时限已到，黄兆琪下达了总攻击令，随着一阵凄历的军号声，冲击的勇士们揭开屋顶，冲破大门、窗户蜂踊而入，见人就打，逢人便抓，棍棒敲击声，人们的惨叫声震天动地，到处散落着鞋子，帽子和破碎衣裤。一个个被打伤，打晕的人在地上翻滚，血渍随处可见，真是惨绝人寰！
经过几个小时的搏斗，我们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虏了。被俘的我们双手抱头鱼贯而入工学院四号楼，囚禁在教室里，被关押的人数不下3000人。我在当天下午，趁看守人松懈逃了出来。我是被关押“俘虏”中逃出的第1人，炮派指挥部（炮派指挥部始建于“五·二八”事发当天——作者注）的头头听到这一消息，便把我找去，在了解情况后，又将我送至昆明军区大院内。大院内外到处是炮派群众，几辆宣传车的喇叭对着军区大楼高叫：“严惩‘五·二八’、‘五·二九’肇事者”！“还我红炮手”！“李成芳挑动‘八·二三’镇压红炮手罪责难逃！”……我被推进宣传车，叫我现身说法。我按事实真相声泪俱下地进行了控诉。无疑地，我的控诉激化了围攻军区群众的情绪。
在“五·二八”事件中，受害者除云大、师院的学生外，还有步兵学校、军卫校的学员，而受害面最大，伤得最惨的也是他们，这些学员都是部队选送出来重点培养的尖子。我们的遭遇得到社会、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同情，纷纷指责李成芳“坐山观虎斗”、“拉一派打一派”。有的甚至呼出“向八派，向军内的幕后黑手讨还血债”，有的直呼“打倒李成芳”！
中央文革小组及时地捕捉了这一战机，把昆明“五·二八”武斗事件纳入全国“揪军内一小撮”的战役之中。他们当即表态支持炮派炮打李成芳的革命行动，进一步激化了炮派与昆明军区党委的矛盾和冲突。署名为《评论员》的文章连篇累牍，犹如重磅炸弹轰向昆明军区。后来知道，这些文章都是首都红卫兵的大作，康生多次发指示严责李成芳。康生、江青等还先后在京接见炮派驻京代表及云南告状人员，进一步肯定炮派的斗争大方向，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革命行动。六月中下旬，中央文革派出了以谢富治、王力等人的工作组奔赴云南，主旨是整顿昆明军区党委班子。他们严历批评李成芳为首的军区党委，判其犯了方向性、路线性、原则性错误，责令向全省公开检查，李成芳被拘往北京审查。谢、王等随后对省军管会进行改组，由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陈康任主任，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任副主任。
谢富治、王力一行人离开昆明后，又马不停蹄地直奔揪军内一小撮闹得最凶的成都、武汉等地，使两地局势急剧恶化。在林彪、江青的直接指挥下，谢、王等人导演了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人民日报》还发表经中央文革同意署名为“红尖兵”文章，公开鼓动揪军内一小撮。顿时，全国多数省市出现了冲击部队领导机关，冲击军事机构，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风潮，很多地方出现了军队直接介入地方武斗的情况，不少群众组织公然抢劫武装部仓库的枪枝弹药，有的连部队执勤的枪枝也抢去，而有的在与军队首长默契之下，明目张胆地去拿武器以武装自己。武斗已由冷兵器迅速升格为真枪真炮，武斗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惨烈。尤其是江青7月22日讲话，公开号召“文攻武卫”后，全国局势一片大乱。
昆明自“五·二八”以后，两大派之间的对抗急剧升级，通过多种形式，两派都搞到了大量武器弹药，甚至连兵工厂的大口径炮也搬出来了，人们随处可见全付武装队伍在游弋，昆明市区、四郊随时可以听到激烈的枪声。昔日繁华的正义路、东风路，如今店铺关闭，门可罗雀，并不时有街道行人被冷枪击毙。有一次，东风西路下水道因堵塞而导致臭水四溢，掏出的堵塞物却是具无名尸首。我曾亲见一小孩到东风商店大楼前捡子弹壳，被大楼里的狙击手打死，中文系一个老教授的幼子，在家门外生炉火，也被冷枪击毙。
8月27日，炮派因本派人员被对方残杀，而在昆明东风广场召开“文攻武卫”誓师大会。会议快结束时，接到情报，说是将有八派要血洗省军区（省军区属于亲炮派—作者注），炮派总指挥沈昌雄决定派兵支援，昆明师院当即组织近百武装学生，直奔省军区，他们乘坐两辆黄河牌大卡车快接近军区大门时，遭到先期设伏的机枪手的狂射，当场击毙8人，送至医院因抢救无效又死去一人。9个鲜活的大学生，刹那间就因“误会”而惨死。整个师院沉浸在一片悲恸声中。
“八·二七”之后，又有云大、医学院及工学院的学生相继被杀害，医学院死难的学生还被活活地挑了双脚筋，凶手是谁，我敢说，至今仍是个迷。
六七年八月以后，两大派的武斗迅速蔓延至全省，为统筹掌控全省武斗局势，两大派先后组建了总指挥部。八派的总指挥部设在工学院，总指挥是黄兆琪、杨树先、刘殷农，炮派的总指挥部原设在五华山，总指挥是李毅、杨凯、沈昌雄，后因五华山太靠前，又移驻云大。反正当时云大学生也差不多走完了，空房有的是。炮派指挥部驻会泽院，四周岗哨林立，并砌有暗堡，令人望而颤悚。两派均派驻京代表各自保持与中央文革及首都红卫兵总部联络，并都宣称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江青同志，哪怕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两大派头目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或间接（通过首都红卫兵）的操纵和指挥下，把云南的武斗规模和惨烈水平推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1967年12月28日下午，炮派指挥部在云大大礼堂召开了团队长会议，我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主旨是“收复被八派占领的黑林铺地区”。由沈昌雄作战前动员。令我等惊奇的是，居然有很多团队长踊跃报名担任主攻或突击队，最后由几个军事工业单位承担攻击任务。12月29日夜晚，只听到昆明西郊枪声大作，炮声隆隆。经过一夜激战，炮派以伤亡近百人的代价攻下了黑林铺。30日凌晨，指挥部通知物理系、化学系的护校队前往黑林铺后山伏击突围逃出来的“匪徒”。七时许，领队的校革委副主任周律型，看到溃逃人群多为老弱妇女，足足有一千多人。此时，周律型严肃地宣布：“大家听我指挥，撤”！伏击的学生们纷纷收捡起卡满子弹的轻重机枪，匆匆撤回学校。由于周律型的明智之举，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至今回想起来尚心有余悸。
当我们回到学校时，看到一批批双手抱头的“俘虏”，他们被荷枪实弹的“红炮手”押进大礼堂囚禁，总数至少有八九百吧，几挺卡满子弹的重机枪对着礼堂大门口，夜晚传来一阵枪声，听说是击毙了一名企图逃逸者，此时的云大变成了一个集中管，给云大蒙上了耻辱。
“黑林铺大捷”后，炮派又趁势拔除了八派的几个据点。八派也组织了有效的反击，相继在北郊、南郊清除了炮派的据点，炮派被驱赶出来的人群扶老携动地住进了云大。云大主教学区——四合院住满了难民。时值隆冬，难民们为了烤火取暖，将好端端的桌椅劈了烧，雪白墙壁熏得乌黑，到处是垃圾、粪便，过往行人为之作呕。卫生科室内、过道里住满了伤病员，伤员的呻吟声，小孩的哭闹声，大人们呵斥声，闹得个沸反盈天，此时的云大简直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收容所。
昆明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很快便波及全省，几乎所有各县都大干起来了。文山、广南、下关、腾冲、昭通等地还动员了武装民兵进城搞武斗，过去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野战”，“攻坚战”，“麻雀战”……在云南都变成了现实，武斗就象一架巨大的运转着的绞肉机，将难以计数的人们吞噬，仅下关一次武斗，两派死亡人数超过300人，真是骇人听闻。据估计，云南全省在武斗期间参战人数近百万人，阵亡人数至今尚无精确数据，有说是7万多，有的说超过10万，至于伤残者那更是无法计数，而公私财产的损失恐怕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1968年8月21日，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把炮派支持的赵健民抓到北京。在京西宾馆，康生以相面术把赵健民诬为叛徒，捏造他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说他支持炮派搞武斗，组织“滇西挺进纵队”这个反革命别动队（滇挺案已于1975年予以平反——作者注），目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随后便由谢富治宣布将赵健民逮捕入狱，这一关就是8年。炮派，一个拥有300多万人的群众组织，由于保了“大叛徒”赵健民，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一夜之间，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
8月初，中央决定派谭甫仁到云南主持工作。他在昆明军区的“八·八”讲话，下关的“一二·一九”讲话中，把陈康、张力雄及一大批军队干部打成赵健民阴谋集团成员，公开支一派打一派。他在六九年元旦讲话以及省革委第六次、第七次全会上，公开提出的“以人划线、以派划线”的政治方针，血腥地开展“划线站队”运动。为了在全省推开划线站队，决定从云大开刀，从而一手导演了震惊全省的云大“一·六”事件。
1969年1月6日，在云大大操场召开了“划线站队”的誓师大会，为了在气势上彻底压垮云大师生，还招来外单位队伍，参会人数上万人，而当时云大留校学生只有两个级1200余人，当天，我与140多个师生被五花大绑地押跪在大礼堂前石阶上接受批斗，被批斗者每人都头戴高帽，胸前挂巨大黑牌，黑牌上写着“坏炮头”、“反军乱军分子”，“赵氏爬虫”……我们每个人后面均站着一个手持皮鞭或棍棒的工宣队员，伴随着会场上的每一次呼口号，我们便遭到一顿毒打，不时有人被折磨得昏厥过去，鞭笞声、哀叫声不绝于耳。
“一·六”之后，驻校工军宣队在省革委会的直接指挥下，掀起了划线站队的高潮，把云大绝大多数师生都打成“站错队”的分子，驻云大工军宣队队员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接下来，在1月14日、19日又分别召开了规模更大的批斗大会，被揪斗和关押的师生越来越多。工军宣队在云大私设监牢、看守所10多个，被关押的师生员工达200多人，被迫检查、认罪的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的80%以上，外语系六九级英专二小班，仅有学生19人，被批斗的有16人，被长期关押的竞有9人；中文系68级，共有学生59人，被迫检查的有43人，被揪斗的有14人，被关押的有6人。[3]工军宣队用尽了攻心战术和严刑逼供，抓出的现行反革命达100多人，他们只等上面批复下来，便予以无情镇压。
云大这个蚂蜂窝被捅开后，划线站队便在全省铺开了。刹那间，云岭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各个单位都设立公堂、牢狱，对站错队的群众进行了残暴的刑讯逼供，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划线站队”运动中，云南大批干部，群众被扣上“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帽子，遭到诬陷迫害，14000多人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者不下百万。[4]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不在少数。
“一·六”事件以后，云大学生就以各种形式进行过反抗，七月下旬之后，以外语系张必居、苏跃宗等人为首，通过地下串连的形式，联络了各系有反抗精神的同学，与驻校工军宣队作斗争，我和物理系的丁恒杰，陈贻等人也成为其中的骨干，我们或在校外同学家中，或在翠湖公园林荫下密商，决定了以下几个事项：一是写匿名信向中央控告；二是分别串连师院、总站等几个单位的原炮派骨干，广泛发动群众，先地下后公开与谭甫仁斗争。后来决定8月1日将反抗活动公开化。7月31日晚，在文林街、云大校门口刷出了反对谭甫仁、反对划线站队的大标语，八月一日凌晨，在云大大操场旁的大字报栏内刷出的大标语尤为醒目，字体比斗大，上书“谭甫仁必须向云南人民低头认罪！”吸引了校内外群众热议。
此后，方向东等人直接赴京向中央控告谭甫仁利用划线站队，搞乱云南、迫害军内外干部群众的罪恶行径。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央的注意，八月上旬我们通过内线得知，中央即将派出4名记者到云南了解划线站队的情况，内心十分激动，我们分头将消息传递给相关人员，并通知作好汇报的准备工作，8月14日傍晚，由张必居、苏跃宗等人向中央派来的记者汇报，并约定次日上午在云大大礼堂内公开汇报，这实际上是公开控诉。
8月15日上午八时，当我们冲破工军宣队的阻挠，来到大礼堂时，大礼堂内已经坐满了人，大家群情激昂，受害者将大量划线时，所使用的高帽、黑牌、绳、棒及其凶器，还的将本人伤残照片及批斗现场照片展示给记者们看，很多人争相上台控诉，台上台下一片涰泣声，一桩桩、一件件血泪史实，充分揭露了谭甫仁及其追随者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滔天罪行。我看到记者们也为之动容，他们答应一定要把大家的声音及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向中央汇报。
谭甫仁待记者返京后，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右倾翻案风”，“右倾分裂风”的运动。云大工军宣队随即将我们几个发起人控制起来，将所有控诉人及反抗者送进校外学习班，开展批判斗争。
一1970年7月中央下达关于六九、七〇、七一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由于云大学生绝大多数属“站错队”的，分配工作时倍受歧视，被解放牌车一车车往各专县运走，我也在被运走的行列中，就这样离开了深深眷恋的母校，也离开了云大的文革运动。

[1]马荣升，曾任云南省腾冲县教育局局长。
[2]选自2005年第五期《炎黄春秋》刊载的文章《云南少数民族的知心人闫红彦》上。
[3]摘自原云大革委会副主任周继文《致周兴省长的一封公开信》。
[4]选自《共和国历程》刊载的文章《康生其人其事》。

http://www.archives.ynu.edu.cn/bjyjl/24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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