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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马共内部的“007”间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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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1 21:46: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马来西亚,我见到了久想见面的一群马共游击队老战士。座谈中,目睹这些昔日在丛林里昼伏夜出的军医、冲锋枪手,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暴戾之气,不禁暗暗称奇。只是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的文革和改革时,他们有所回避,反复说:“我们怀念毛主席,他是真正国际主义者,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而他们自己跨着尼康相机而来,坐着轿车而去,举手投足,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社会,只是精神活力已经定格在那个“难忘的年代”了。
我之所以想见一见这群现代社会里的特殊公民,原因有二。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所有外来信息被封闭,用收音机接收境外广播,一“听”就犯法,以“耳”治罪。唯一的例外,是“马来亚革命之声”,不受任何干扰,清晰可闻,女播音员普通话字正腔圆,高亢清脆,可以与北京官方任何女播音员媲美。后来才知道,这是设立在中国内地的“外台”,受文革当局刻意保护,而那位女播音员,恰恰是在北京长达28年的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夫人。“马来亚革命之声”也已经定格为我少年时代的背景之一,四十年过去了,这些老战士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活得好吗?
第二个原因是马共历史特殊的悲剧性。在东南亚武装革命中,它坚持的时间最长,长达41年,最后竟然在1989年与政府签约,和平解散。国际社会一直流传一个神秘的故事:马共总书记曾经是一个三重国际间谍,那间谍还是一个越南与中国的混血儿,此事之离奇,超过詹斯邦007连续剧的想象,在长达150年的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此次实地探访,我也是带着这一疑问而来,大致理清了这一事件来龙去脉。
莱特,1900年出生于越南。原本是法国人在越南的间谍,但是因为身份暴露,而被法国人「拱手」送给英国人。从1934年到1947年是英国间谍,被英国情报当局安排进马共卧底,因雄辩滔滔,熟悉马列经典,谎称是共产国际代表,在马共党内赢得「马来亚的列宁」之美誉。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之后,逮捕了莱特,发觉他有利用价值,因此没有杀他,而要他继续潜伏在马共,为日军提供情报。
莱特1937年至1945年任马共总书记,长达八年之久!1942年莱特策划了全马高级干部在雪兰莪的黑风洞开会,然后通知日军围剿。两千名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以炮火猛烈攻击。马共领袖们且战且退,最终还是死了18人。日军将他们的头颅割下,在吉隆坡街头示众。
被莱特出卖而殉难的马共高级干部,共约100人。在这之中,甚至包括他本身的得力助手郑声烈(亚宁),终年仅25岁。而莱特当时是44岁。以一个中年「长者」来陷害自己的年轻助手,何其残忍!
莱特对马共事业的最大破坏,是1945年8月15日军投降、英军9月底登陆,在这一政权真空时期,马共拥有当时国内最大的武装力量,游击队超过一万人,而且已经控制了部分地方政权,莱特居然能以共产国际的指示诱骗马共,不去建立全国政权,坐失大好时机。
1946年,泰共和印尼共产党领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新、马地区。在此之前,莱特口口声声说他是共产国际派来马来亚的代表,结果一碰面,莱特的马脚露了出来。1947年3月马共召开中委会议,以证实莱特身份,真假国际代表可以各执一词,对面对质,使真相水落石出。但是,莱特事先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所以在会前已经潜逃。马共中委等了许久,仍然盼不到这个平素以列宁式的准时而要求党内同人的“总书记”,最终委任陈平接任总书记,并授权他调查莱特事件。
陈平花了一年时间,提呈了一份有关莱特问题的报告,证实莱特确实是一个法—英—日—英多重间谍,日本投降后,重投英国政治部。这份文件指出莱特从来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不是越南共产党的中坚份子。他从来没有获得越共或中共授权进行任何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国际接触。调查报告也揭露莱特在日据时代私吞了29万元日币,170枚金盾和23万两黄金。在战后,他挪用了13万新加坡币。1947年之后,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莱特的行迹和生死。即使后来他重新归属的英国情报机关,也无法联络到他,只能假定他已经遇害。
这个谜底,直到1998年马共总书记陈平在泰南边境秘密接受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报纸《星洲日报》专访,才透露莱特已经被被杀。莱特从马共出走后,去香港、泰国寻找中共、泰共和越共,企图重施故技,东山再起。1947年8、9月间,几位「中共海外支部」的华侨党员(一说是泰国共产党人),在曼谷街头偶然撞上了莱特。莱特试图挣扎逃脱,街头撕扯中,这些中共华侨党员怕他喊出声来,竟意外地把莱特掐死!
陈平本身对莱特这个人也存在着许多不解:为什么英军在日军攻势下败退时,不带走莱特以保护他的个人安全?为什么莱特在身份败露潜逃后,不寻求英国当局的保护?随着莱特的「意外丧生」,这个谜团也许永远也没有人能解开了。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马共历史长达50年,最后不得不在1989年解甲归田。即使不出现莱特,这一结局是否就能改写呢?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冲击,殖民体系崩溃,新兴国家涌现。十月革命崛起苏俄帝国,以红色意识形态改造世界,又迅速冲击这些新兴民族的稚嫩独立。如果说,四百年前欧洲殖民者西来,是第一次改写苏伊士运河以东各民族历史,那么此时红色帝国意识形态扩张,则是第二次改写这些民族的历史。除新加坡罕见特例,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出现两种前途:不是陷于“种族政治”,就是陷于“主义政治”。


  所谓“种族政治”,是指宗主国或其他外来力量撤离,内部被压抑的种族矛盾迅速上升,该地区现代自组织能力发育滞后,青黄不接,秩序失控,迅速陷入种族仇杀,甚至与邻国发生种族纠纷,恶化为地区性种族战争。从六十年代亚非拉美的种族冲突,到刚刚平息的南斯拉夫种族屠杀,能看出这一来龙去脉。甚至今日恐怖主义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生于此“种族政治”的后期流毒。
所谓“主义政治”,则在内部种族压力较弱地区发生,大多发生于新兴国家的知识层,他们接受苏俄意识形态狂热,强化阶级斗争,否定传统社会以及市场机制,推行计划体制,建立暴力专政。
此外也有第三种地区,“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综合并发,如印尼,既持续发生排华风潮,又出现共产国际第三大党——印尼共产党,总统苏加诺试图混合二者,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亦属此类,只是分而出之:回教统治阶层沿袭种族政治,如巫统;中下层华族知识分子则走向“主义政治”,如马共。(马共内部也有“种族政治”成分,这一侧面可证之于外部接受祖籍所在地文革中国影响甚至援助,内部受困于所在国华裔少数民族范围,始终不能发展至马来社群,并最终因此而败亡)。然而,相对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潮流,“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或分或合,毕竟是支流,终不能摆脱歧途旁出重归主流的结局。现代化主潮并不以宗主国撤离为转移,甚至经此曲折,一旦回潮,益增其澎湃,沛沛然不能御。国际关系全球化,经济体制市场化,政治发展民主化,人心所向,三者合一,既消解种族政治,也瓦解“主义政治”。1989年苏东剧变,“主义政治”分割世界的最长铁幕落下,此前有多少新兴独立国家,此后就有多少改革转向的国家。恰在这一年,陈平结束28年在境外北京指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奇特生涯,回国与政府签订艾合和平协议,马共解散,回归社会。陈平这一急剧转向,是否还是受中国从文革转向改革的新政压力,尚难遽断。但对两千万长期受战争之苦的本土居民,毕竟是福音。就陈平以及马共战士而言,这当然是悲剧,却属于更大范围悲剧的一部分,这一结局不能避免,也无从避免。
从陈平个人经历看,正如千百万“主义政治”的忠贞信徒,并不是出身于所谓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过比当地无产阶级好得多的教育。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出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此后二百年,是“公共知识分子”左翼创造“主义政治”的历史。他们从书斋观念走向街头政治,再从街头政治走向暴力革命,先是席卷世界,后被世界席卷。有些人生前已经醒悟,有些人尚未醒悟,就被推上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主义政治”之祭台。这些人中我们熟悉的有:法国罗伯斯比尔,俄国布哈林,中国陈独秀。知识分子创造的“主义政治”,是此岸世俗形态的救赎政治,却比他们的前人——中世纪神父创造的彼岸形态救赎政治,更极端,但也更残酷。因此,仅仅称二十世纪的历史为“极端年代”,显然不够。“极端”在哪里?除了人类在其他世纪反复出现的冷酷自残,本世纪的特有极端是“热祸”,不将这一世纪命名“热祸年代”,也应命名为“中世纪回流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刷新了此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惨纪录,这一纪录很快被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主义政治”刷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屠城记录200万,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饿死无辜农民,仅官方记录即为2000万以上。这就揭示了百年历史中最为吊诡的底页——给穷人造成最大灾祸的,并不是其他,竟然是来自知识分子“为穷人的主义”,这是“热祸”之一;更为意外的是,造成如此“热祸”,与其说来自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卑下部分,不如说来自现代神父的高端动机,宁可信其救世情切,不必责其道德卑污。倘停留于道义谴责,则是思想懒惰,“热祸”一定会乘同胞们思想懒惰,一来再来。
四十年前陈平在北京或许会聆听伟大领袖教诲,诗言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此救世气概,其实应改为另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更为内省的说法:“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而这些“救世功业”,上可溯源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下可追忆二十世纪中国“文革”。马共之悲剧,只是夹在中间的一小段。退一步说,即使陈平一生不悔,到暮年还在坚守自己的信念,那么则可由旁人为他庆幸:他能有机会解甲归田,平静写出《My side of history》,而不是被推上祭台,这一生也是不幸之大幸。而其他知识分子,如果许身“公共”,更有救赎心切,热血奔腾,无论是当年拿起武器——所谓“武器的批判”;还是今日以批判现代性而自慰——所谓“批判的武器”,都能从上述二百年祸害中照见自己的身影,或浓或淡。知识分子者,更兼“公共”也,能不慎乎?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多普通民众在救赎下的命运,“Their side of history”。当年中苏决裂,东南亚风起云涌,人们惊呼这里会有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恰恰相反,最后发生骨牌效应的,是“主义政治”在这一地区的内讧:苏共打中共,中共打越共,越共打柬共。在这场乱局中,唯有马来西亚例外,以黎民生命为念,以朝野双方体面妥协结束。我们且看1989年艾合和平协议:
政府对马共自1930年以来所作的贡献,表示「了解与感谢」,并「不否认马共在加快独立进程中所起作用」;政府也同意马共三个坚持,即在正式文件中不用「投降」字眼、不说马共党员「重返社会」、不要求马共「交出武器」。马共则不坚持「马来亚共产党」合法化、不坚持「停止服役」、并在签署协约后,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代表见证下自行销毁武器。事后,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称赞首相马哈迪高瞻远瞩,为和谈扫除障碍。
如此光荣妥协,要在陈平祖籍所在的中文教科书出现,尚待多年,而在他年青时阅读的红色词典中,则找不到如此教诲。但在1688年或有先例可循,英国人曾经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结束了48年纷争。陈平和他最后700名战友,也坚持了41年。在二十世纪东南亚武装风暴中,这一国家结束得最晚;但在最后结束时,却比他们的任何邻国、邻党表现得更有教养。这一教养或许只能在英格兰留下的文化遗迹中找到出典?大英帝国的统治应该结束,也早已结束,但它如果是这样收回夕阳余辉,那它还就有一点理由来告慰自己: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东南亚是三教汇集之地。耶稣、佛陀和穆罕穆德共同教诲下的善良民众,似已宽恕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的现代救赎神父了。而他们自己应该反思的,恰恰是那句经典的反面:
全世界知识分子们联合起来!他们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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