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种族政治”，是指宗主国或其他外来力量撤离，内部被压抑的种族矛盾迅速上升，该地区现代自组织能力发育滞后，青黄不接，秩序失控，迅速陷入种族仇杀，甚至与邻国发生种族纠纷，恶化为地区性种族战争。从六十年代亚非拉美的种族冲突，到刚刚平息的南斯拉夫种族屠杀，能看出这一来龙去脉。甚至今日恐怖主义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生于此“种族政治”的后期流毒。
所谓“主义政治”，则在内部种族压力较弱地区发生，大多发生于新兴国家的知识层，他们接受苏俄意识形态狂热，强化阶级斗争，否定传统社会以及市场机制，推行计划体制，建立暴力专政。
此外也有第三种地区，“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综合并发，如印尼，既持续发生排华风潮，又出现共产国际第三大党——印尼共产党，总统苏加诺试图混合二者，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亦属此类，只是分而出之：回教统治阶层沿袭种族政治，如巫统；中下层华族知识分子则走向“主义政治”，如马共。（马共内部也有“种族政治”成分，这一侧面可证之于外部接受祖籍所在地文革中国影响甚至援助，内部受困于所在国华裔少数民族范围，始终不能发展至马来社群，并最终因此而败亡）。然而，相对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潮流，“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或分或合，毕竟是支流，终不能摆脱歧途旁出重归主流的结局。现代化主潮并不以宗主国撤离为转移，甚至经此曲折，一旦回潮，益增其澎湃，沛沛然不能御。国际关系全球化，经济体制市场化，政治发展民主化，人心所向，三者合一，既消解种族政治，也瓦解“主义政治”。1989年苏东剧变，“主义政治”分割世界的最长铁幕落下，此前有多少新兴独立国家，此后就有多少改革转向的国家。恰在这一年，陈平结束28年在境外北京指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奇特生涯，回国与政府签订艾合和平协议，马共解散，回归社会。陈平这一急剧转向，是否还是受中国从文革转向改革的新政压力，尚难遽断。但对两千万长期受战争之苦的本土居民，毕竟是福音。就陈平以及马共战士而言，这当然是悲剧，却属于更大范围悲剧的一部分，这一结局不能避免，也无从避免。
从陈平个人经历看，正如千百万“主义政治”的忠贞信徒，并不是出身于所谓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过比当地无产阶级好得多的教育。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出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此后二百年，是“公共知识分子”左翼创造“主义政治”的历史。他们从书斋观念走向街头政治，再从街头政治走向暴力革命，先是席卷世界，后被世界席卷。有些人生前已经醒悟，有些人尚未醒悟，就被推上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主义政治”之祭台。这些人中我们熟悉的有：法国罗伯斯比尔，俄国布哈林，中国陈独秀。知识分子创造的“主义政治”，是此岸世俗形态的救赎政治，却比他们的前人——中世纪神父创造的彼岸形态救赎政治，更极端，但也更残酷。因此，仅仅称二十世纪的历史为“极端年代”，显然不够。“极端”在哪里？除了人类在其他世纪反复出现的冷酷自残，本世纪的特有极端是“热祸”，不将这一世纪命名“热祸年代”，也应命名为“中世纪回流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刷新了此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惨纪录，这一纪录很快被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主义政治”刷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屠城记录200万，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饿死无辜农民，仅官方记录即为2000万以上。这就揭示了百年历史中最为吊诡的底页——给穷人造成最大灾祸的，并不是其他，竟然是来自知识分子“为穷人的主义”，这是“热祸”之一；更为意外的是，造成如此“热祸”，与其说来自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卑下部分，不如说来自现代神父的高端动机，宁可信其救世情切，不必责其道德卑污。倘停留于道义谴责，则是思想懒惰，“热祸”一定会乘同胞们思想懒惰，一来再来。
四十年前陈平在北京或许会聆听伟大领袖教诲，诗言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此救世气概，其实应改为另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更为内省的说法：“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而这些“救世功业”，上可溯源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下可追忆二十世纪中国“文革”。马共之悲剧，只是夹在中间的一小段。退一步说，即使陈平一生不悔，到暮年还在坚守自己的信念，那么则可由旁人为他庆幸：他能有机会解甲归田，平静写出《My side of history》，而不是被推上祭台，这一生也是不幸之大幸。而其他知识分子，如果许身“公共”，更有救赎心切，热血奔腾，无论是当年拿起武器——所谓“武器的批判”；还是今日以批判现代性而自慰——所谓“批判的武器”，都能从上述二百年祸害中照见自己的身影，或浓或淡。知识分子者，更兼“公共”也，能不慎乎？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多普通民众在救赎下的命运，“Their side of history”。当年中苏决裂，东南亚风起云涌，人们惊呼这里会有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恰恰相反，最后发生骨牌效应的，是“主义政治”在这一地区的内讧：苏共打中共，中共打越共，越共打柬共。在这场乱局中，唯有马来西亚例外，以黎民生命为念，以朝野双方体面妥协结束。我们且看1989年艾合和平协议：
政府对马共自1930年以来所作的贡献，表示「了解与感谢」，并「不否认马共在加快独立进程中所起作用」；政府也同意马共三个坚持，即在正式文件中不用「投降」字眼、不说马共党员「重返社会」、不要求马共「交出武器」。马共则不坚持「马来亚共产党」合法化、不坚持「停止服役」、并在签署协约后，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代表见证下自行销毁武器。事后，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称赞首相马哈迪高瞻远瞩，为和谈扫除障碍。
如此光荣妥协，要在陈平祖籍所在的中文教科书出现，尚待多年，而在他年青时阅读的红色词典中，则找不到如此教诲。但在1688年或有先例可循，英国人曾经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结束了48年纷争。陈平和他最后700名战友，也坚持了41年。在二十世纪东南亚武装风暴中，这一国家结束得最晚；但在最后结束时，却比他们的任何邻国、邻党表现得更有教养。这一教养或许只能在英格兰留下的文化遗迹中找到出典？大英帝国的统治应该结束，也早已结束，但它如果是这样收回夕阳余辉，那它还就有一点理由来告慰自己：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东南亚是三教汇集之地。耶稣、佛陀和穆罕穆德共同教诲下的善良民众，似已宽恕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的现代救赎神父了。而他们自己应该反思的，恰恰是那句经典的反面：
全世界知识分子们联合起来！他们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是世界。
发表于 2013-9-21 21: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