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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30 0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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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11．我的末代大学生活剪影
北京的秋夜果真像秋，我站在北大迎新卡车上，兴奋劲儿很快冻僵了。我是在哆哆嗦嗦中第一次看见心仪已久的天安门，耳畔还是响起那首圣歌《东方红》，在心里也嗦索哆哆地唱着：“东方红，太阳升......”
车进校园南校门，林荫路旁的梧桐枝叶不时拍打着我，我用手臂护住头----这热情也太过了。有人安排我临时住在28斋。房里高低床木板上，有薄褥垫，却没有床单枕头。我很睏了，就是睡不着，身上越来越痒。我打开灯，掀开垫褥，天啦，只见许多满肚乌血的臭虫，如同坦克般开来开去的，谋划着如何向我发起进攻。我个人是无法应对那么多臭虫，与之抗争的，只好使劲摔打、抖动垫褥，然后放在水泥地上，和衣而卧。我并不迷信，还是想，这是什么预兆吗？这就是我憧憬的北大生活吗？5年半后，当我坐在出租三轮上，黯然神伤，灰溜溜地走出南校门，走向茫然时，又想起入校那夜的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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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中文系一个语言专业班，两个文学专业班。我分到63（3）文学班。系里举办迎新晚会，领导讲话完毕，便是新生的才艺表演。当时朗诵之风盛行，晚会上朗诵较多，有高尔基、鲁迅和现代诗人的作品。二班身材娇小的女生武思敏，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雷锋之歌》第二章，声音清脆甜润，情感起伏跌宕，不比从收音机里听过的差。有唱家乡民歌的，也有跳新疆舞的；有演奏月琴的，也有说山东快书的。还有位连唱了好几种地方戏曲段子。众人欢笑鼓掌，我却潜生一种土包子蹩进大观园的感觉，自卑感随一个个表演而一阵接一阵袭来。
我听说（2）班有位同学带有自己的“电影分镜头剧本”，我怯怯地向他借，独自认真地拜读。内容记不住了，强烈的感受是：我别说写，连“分镜头”、“淡入淡出”、“推摇”等名词术语，都前所未闻----自惭形秽呵！
第一次写作课作业，各人随便写，老师也不加批，让同学相互交流。同班女生幺书仪记叙与好友们最后一次在公园聚会的情景，人物都有个性，语言清新活泼，类似女作家刘真的小说风格。我记得一句：“我很奇怪，桃花近看很美，远看咋那么脏呢？”我写的是《我与夏老师》，文章虽长，却停留在过程的叙述，不懂得要抓取个性化的典型细节，文章才能立起来----我到底是半道出家的文科生呵。
最受打击的是外语课。老师几乎全讲俄语，我根本听不懂，更不要说主动回答问题。前几月我还是班里的尖子，于今连课都上不了。巨大落差让我心急如焚，沉重的挫败感使我难过得暗抹眼泪。下课后，同学都走了。女老师站在我桌前，掏出手绢，递给我。开头语是：“看你的高考成绩，俄语底子不错啊？”其后便是询问中学情况，让我别急之类的话。可我----能不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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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后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参加国庆节集会。头天晚上，每人扎一束鲜花。第二天凌晨乘车去天安门，北大清华队伍被安排在广场最前面，离金水桥很近，正对天安门。第一次能那么清楚地看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所有中央首长，喜悦幸福之情自不必说。
第一次正式写作练习，就是以此为题材，题目自拟。我与多数同学一样，都是描述扎花时的喜悦，车行时的兴奋，等候时的急切，《东方红》乐曲响起时的激动；重点描述领袖们出现时，自己和全场的欢呼雀跃与幸福热泪。
写作课。评讲第一次习作。洪子诚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在概括习作的总体优点与不足之后，给我们介绍了一篇与众不同的习作：细致描述扎花与等候在金水桥前的许多细节，综合运用语言、动作、情态、心理描写，表现自己和大家对伟大领袖与国家的无比热爱。而当《东方红》乐曲响起时，文章戛然而止，用省略号给人们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
洪老师是广东人，说句大不敬的话，他脸部棱角过于分明，宛如尚差一道工序的雕塑。一口广东普通话，显得说话有些困难。可他关于“构思”的讲述，所崩出的每一句话，却像钥匙慢慢旋转，开启着我的茅塞。“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老师的评讲，对照自己的作文，我似乎开启了对“构思”“空灵”的理解，领悟了“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姜夔《白石诗说》）的要诀。
谁也无法预料，几年后，文革伊始，我班李名伟以“驱虎豹”的署名，率先贴出了要批斗洪老师的大字报，主要“罪行”，就是这次评讲。他在批判会上，用激愤的语调说：“我们革命的后代，谁不是无比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写国庆，能不着重写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的激动与幸福情感吗？可洪子诚偏不许我们正面描写对伟大领袖的热爱，这是什么问题？是阶级感情、阶级立场问题，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其他同学的调子虽不及他的高，也批判了老师的“阶级感情问题”。我作为班主席主持会议，也表现出愤激的情绪。可我心里，却第一次感受到，在政治斗争中，言不由衷，昧着良心说话的滋味！这也是我此生难以抹去的歉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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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年困难时期患黄疸肝炎后，我一直有失眠的毛病。与其在床上辗转反侧，还不如“用积极休息代替消极休息”。于是，我悄悄爬起，独自来到漆黑的“五四”运动场跑步。几只懒洋洋的昏黄路灯，勉强地睁着惺忪的眼，连个陪伴的影子都不给我。我有节奏地连续吸气，再一口一口地呼气，同时默念着数字，尽力抑制思维活动。
天亮了，锻炼的人越来越多，我也跑够一二十圈了，便回去洗脸。如果一二节无课，就先将书包送到图书馆占座位，然后去吃早餐。午饭后也不回宿舍，就爬在图书馆桌上，迷糊半小时。晚上找个教室自修，快熄灯时再回去洗洗睡觉。北大藏书丰富，有许多《金瓶梅》之类的禁书及古籍孤本，致力于文学史或古典文献的同学，可凭专业借书证去内部阅览室借阅。我除必读篇目外，多数时间是泡在期刊阅览室看文学报刊。
我自知语言功底差，想出一个笨办法。那时，《人民文学》常发表超短小说如《开顶风船的角色》、《取经》等等。我选定
一篇，规定只读一遍或两遍，接着追忆默写。然后将默写与原文逐句逐段对照，比较不同处之优劣。譬如我写的是“他捏着豆子，然后把它轻轻放到XXX面前的碗里”，而原文是“他捻着豆子，轻轻放到XXX面前的碗里”。一比较就明白，“捏”是静态动作；用“捻”，能显出人物投票时的复杂内心活动，且“然后把它”也是多余词语。当然，也有自觉优于原文的时候，那就轻狂一把，也不妄自菲薄。一篇千余字的小说，往往要花一个上午，可我觉得值。读《诗刊》《散文》，也常用此法。
教授文学理论的是位和善的女老师，我是课代表，她曾邀我去家里玩。她几次说：“中外文学理论流派很多，你如果有什么疑问想探讨，可随时来找我。”可惜我那时胸无大志，白白糟蹋了老师的好意。
刻苦努力，终有收获。第一学期各科成绩，除一个“良”外，其余都是“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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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盛行一个新口号----要做一个“自觉的清醒的革命者”。我对其真实内含不甚了了，但我能感觉到，这背后定有我尚不知晓的深刻背景。紧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成为时代的精神基调。
那时各种政治报告很多。我记得，北师大有位女生要嫁给一个资本家老头，就成报告人严厉批判的对象。我校东语系有位学印度语的学生被选派到西藏，却中途当了逃兵，从而成为教育我们的活典型。系里还组织我们看过话剧《年轻一代》，该剧通过两兄弟的对比，批判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唱响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大食堂里，常见扔有窝窝头，甚至还有白面馒头块。如吃红薯，则桌上地下到处都是红薯皮红薯块。一天，一个穿连衣裙的女生，腰一扭，手腕一转，将咬了一口的白馒头扔到洗碗槽下。一黑衣男生看不过去了，气愤地说：“你咋这样？捡起来！”一高个男生出来护驾，操着海派口音说：“关你么事啦？想欺负女生啦？”黑衣男生说：“什么欺负，这样浪费不该管吗？”护花使者边挽袖子边说：“自家花钱买的啦，想扔就扔，你管得着吗？找揍啦？”一些学生围过来：
“这是农民的血汗，这样糟蹋说得过去吗？”
“这些西语系的公子小姐，臭毛病多，就得管管！”
也有人起哄：“要打架啦，不好啦！”
下午，食堂里大字报越来越多，不仅是谴责浪费，更多的是上升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社会主义大学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晚上大家议论这事，同寝室的郭晓嘟啷道：“红薯皮也要人吃，那是人吃的吗？”我忍不住接了几句：“咋不能吃？你知道农民吃的什么吗？困难时期，不少农民还吃观音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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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北大的历史资料。从前上体育课，老师喊道：“老爷，请向左转！老爷，请向右转！”而我们的体育课，几乎成了反修防修课。我们的老师头发都花白了，可精气神极好。教我们打拳时，他喊道：“前面就是帝修反----出拳！”冬天在未名湖教滑冰，他的动员令是：“要立场坚定，就要学好滑冰！”夏天到颐和园教游泳：“要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就要学好游泳！”他说着，右手还用力一挥。
一次，一帮同学要游到昆明湖中的岛上去，张东苏鼓动我也试试。我见有六七百米，不敢。他说：“你小子怕什么？有我呢。”游了一多半，我的小腿有点抽筋。张东苏故意看着我喝了几口水，才用手托住我。他笑道：“喝几口水，你小子才经得起大风大浪嘛！”
我爬上岸，累得不行。几个换好衣服的同学，坐在长椅上催我快点。我侧着头单腿蹦着，抖耳窝里的水，一边去更衣棚。刚蹦到棚门，正要进去，一女生出来了，把我吓了一跳。他们全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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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学期要集中劳动锻炼半月。记得在延庆农场时，本来天气还不错。忽然天边发黄发灰。农场职工喊道：“快到地陇沟里，卧倒别动，快！”我们刚趴下，沙尘暴就旋卷着杀奔而来。约十多分钟后，我们爬起来，耳朵里都灌进了黄沙。返校时，需两人押运行李，其余同学坐大客。我是班干，主动要求押车。我连口罩都没有，卡车跑起来，那寒风就像成把的针在扎。回校第二天，我脸上冻脱一层皮。
有一次是插秧。同班有七八个农村学生，可多是北方的旱鸭子。只有团支书裘雪耕与我插过秧，我自然成了二教练。高兴之中，又记起当年生产队长那扎心的竹签：“不咋样！不行又咋地？还能叫你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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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校没几天，61级女生刘蓓蓓约我谈心---她是系学生会文体委员。未名湖的夜晚宁静安详，鳞鳞的湖水漂洗着婵娟的裙裾，分外恬美宜人。我们坐在柳丝下的石凳上，她很健谈，一下就消除了我的隔膜感。她谈了大学生活的许多趣事，我也谈了一些中学情况。之后，她这才转入正题----邀我担任班文体委员，我欣然答应了。
裘雪耕生长在浙江嵊县农村，大概是从小家境困苦的缘故吧，脸上还铭刻着天花的记忆。他中学时就是老资格的团支书，为人憨厚，富有亲和力，我们都尊重他。到大二时，他先个别征求意见，酝酿改选团支部、班委会。我听得出，他主要改选对象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张大雷与班主席王松龄.
张大雷的父亲是右派知识分子，他为人谨慎，连说话都是轻声细语，仿佛是唱旦角的。在我印象中，他很有涵养，对所有同学都亲善友好；另一方面，他有思想负担，谨言慎行，胸有城府。这也可以理解，其它方面也没啥不好。
王松龄出生工人家庭，本是“根正苗红”，且为人坦诚；但由于生长在大城市，较注重穿着仪表，用彼时代的视角，可说是有些“小资情调”。譬如围巾吧，他在茶缸装上开水，细心熨烫；戴围巾，绝不胡乱缠绕，而是分搭在肩侧，前稍短，后稍长。他善美声唱法，曾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合唱演员。有天排练回来，他给我讲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我们二十多位核物理留苏学生，在归国途中，突然飞机失事，全部丧生。周总理向他们宣布这一恶耗时，声泪俱下地说：“同志们啦，这都我们的国宝呵！这笔血账一定不能忘记！”
王松龄给我讲这事时，眼里还噙着泪花。
在当时“左”的气候中，我又觉得裘雪耕的意见也有他的道理。一帮“红孩子”挤在304宿舍，关上房门，开预备会。一通七嘴八舌后，通过了第一议程，我也表态赞同。接着是第二议程----讨论新人选。出乎意料，竟有人提议我当班长。我连忙推迟，是真心的------这也有顾及我与王松龄友情的因素，可大家否决了我的推辞。
全班正式召开改选会，也没通知班主任。一些简洁的发言之后，举手表决，就定好“生旦净末丑”。
在我看来，一个班里的选举，如同现在的村民小组选举一样，小事一桩。可谁也不知道，此时的哲学系，以聂元梓为首的“戊戌七君子”也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有此背景，系校领导也把我们的自发改选视为“政治事件”，内定成“非组织活动”，还将定性材料塞进了裘支书的档案！
2010.10.26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27/09/12730439_302762806.shtml
12。四清日记摘录（上）
1965年11月2日
北工大新来了一位王老师与大二女生林宜.组长老徐让我将青年与妇女工作交给小林，我开始专搞对敌斗争。王负责各方面的资料收集与整理；郭晓仍抓生产，组长负责全面，重点是贫协与生产队班子。分团马上要召开第一阶段工作总结大会，确定由我组介绍妇女工作经验，需立马向小林介绍情况，帮她准备发言稿。
从初步摸底看，主要清查对象：1。地主张凤善不法问题。2。队长张玉合丈母娘程依惠的成分问题。3。贫农吴广元土匪历史.4。中农毕世仁伪警问题。
龙爪村主要是张、吴两大姓，关系又盘根错节。地主张凤善为人狡黠，好多小青年说：“我以前看他挺和善的。”“我以前看他干活比贫下中农还老实，叫他干啥就干啥。”队长张玉合的父亲解放前是张凤善家的长工，病俄致死；张玉合的母亲张王氏给张凤善家喂猪喂马，一次饿迫了，偷吃了两口喂猪的剩饭剩菜，被地主婆张吴氏看见了，张凤善狠抽了张王氏几拐杖。可我首次找张王氏访贫问苦时，她竟然说：“人都是死生有命啦，怪不得谁。”“我要不给人家干活，也早俄死啦。”
张凤善的儿媳景秀凤贫农出生。在工厂时与张规雄在一个车间。一次，景秀凤衣服被机器绞住了，此时，张规雄拼力抱住了景秀凤，撕碎了衣服，才避免了死伤。他俩由此恋爱结婚。1961年工人大规模下放，景秀凤随张规雄来到龙爪村。景秀凤看不惯地主公婆，常回娘家，现在又走了半年多。我想请她回来参加运动，老徐很支持。于是我以工作组的名义给景秀凤写了封信.
12月11日
进村以来，大力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现在形成高潮。村里墙壁上到处是主席语录。
今天轮到在贫协主席李闻宇家吃饭。大嫂说：“今天撒泥粪，吴姗姗哪一组，光投快，没完全撒开，跟狗拉屎似的。”李闻宇说：“你咋不说说呀？”“干部没说，我一个平头百姓充什么人物呀？你俩已经够出风头的啦！”李闻宇说：“毛主席批评说：'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就是自由主义！”他女儿说：“你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犯的是自由主义第三种。”大嫂说：“敢情《反对自由主义》全是批的我呀？”
同时，村里开了一次次诉苦会，新旧对比会，还组织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参观大型泥塑《收租院》，群众的阶级情感也调动起来。我们不仅摸清了张凤善的剥削发家史，还掌握了他大量拉拢腐蚀干部，仇视新社会的现行反革命言行。第一功臣当属景秀凤。
那天很晚了，我们正准备睡觉，忽听有人敲门，喊道：“我叫景秀凤，我来向工作队报道！”进门后，跟机关枪似的：“我是贫农的女儿，感谢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对我的信任！我在娘家也是积极分子，接到你们的信后，那边的工作队也支持我回来。我刚进村，先来向你们报道！”
然后她就说起张凤善两口子对新会不满的言论。还特别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她发现张凤善房里柜子后有个墙洞，开始还以为是藏的银元什么的。后来她趁家里没人，偷偷看了，原来记的全是哪儿哪块地多大，都分给了谁。“这不就是翻天帐，想等国民党回来反攻倒算吗！”景秀凤气愤地说，脸都气红了。我们当即决定叫来贫协，一起去搜查。挪开柜子后，果然从洞里找到了翻天帐。
在景秀凤的开导下，她丈夫张规雄也变化很大，揭发了张凤善许多新的罪行。如张凤善曾对老婆说：“天下本不该毛坐，该朱坐。你看吧，早晚有一天朱毛得干起来。”1960年困难时，张凤善还以“可怜”为名，煽动一些人偷抢村里种子粮。只是由于以妇女队长许纭英为首的几个党员干部及时发现阻止，才没抢成。
张规雄还坦言了活思想：“我以前不敢揭发张凤善，一怕揭发了人家还不信任我，认为我是假积极，耍阴谋；二怕揭了他，人家会说，他老子那么坏，他儿子好得了？更不把我当人。”“我成天想着，将来老地主死了，我就情等着当二地主，接着挨斗吧，还活个啥劲呢！贫下中敲锣打鼓欢迎四清队进村，听着敲一声锣，我就暗滴一滴泪……”我觉得他说的是真情话，很能代表地富子女的心理。
12月25日
昨夜一场大雪，大地银装素裹。分团通知，尽快将不法地主主要情况上报。老徐看看老王整理的材料，老着脸说：“咋还是这样？你知道啥叫'整理材料’吗！”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组长如此生气。王老师面子下不来，但还是说：“好，我重搞……”
我与小林在吴大妈家吃饭，有一盘腌黄瓜，金黄色，脆脆的，咸中带甜，真好吃。吴大妈说，她把拔掉的黄瓜秧上的瓜纽摘下来，用佐料腌制的。吴大妈解放前长期当佣人，好厨艺。其儿子媳妇都是国家干部。她如今是村里最幸福的老人，特感谢新社会。
言谈间，老人为积雪犯愁。她的房顶多年未修，最怕化雪洇水。饭后，我拿把木推杷，爬上屋顶，骑在屋脊上，向下推积雪。小林非要跟上来，单向坐着，用锨推雪。突然她身子一滑，哧溜下去。幸好屋檐有堆积的雪挡住，但还在下滑。我连忙趴在屋脊上，将推杷伸过去，她抓住了，这才没掉下去。
小林的父亲是右派知识分子，但她一向表现积极，入村来工作有声有色。村里经常歌声飞扬：“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许多歌全是她教的。
1966年元月2日
区团通知，已将张凤善定为公社斗争大会批斗对象，要抓紧落实取证，培训大会发言人。组长把这些事交给别人，我转入查证其它几个案子。
据揭发，毕世仁当了许多年伪警察，很神气。晚上我第一次找他谈话。
我说：“今天想找你了解一下你解放前的情况。希望你……”
“我知道，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打断我的话，抢着说，“我这人性子直，我一定竹筒倒豆子，有啥全说了；讲清了，就没事了。”
“你是哪年回村的？”
“47年……不，是48年。家里没啥地，主要是给地主张凤善家扛活，受他剥削。”
“回来之前都干啥？”
“当警察听差，混饭吃呗。”
“你的同事都有谁呀？”
“我一个小跑腿的，跟谁都没私交；这么多年了，姓名早忘了。对了，记得一个叫王大志的，北京人。”
我叫他把地址写给我，他爽快地接过笔，眼睛离本子很近。我知道他近视。群众说，他有眼镜，只在家里偷偷用，出门从没戴过。看得出，这家伙很狡猾。
元月15日
王大志地址是真的，可前年就死了，线断了。再找毕世仁。“怎么这么巧？你唯一记得清的同事偏偏就死了？”他立马装出吃惊的样子：“死了？哎呀，这还有谁能证明我们的清白呀，我是有嘴也说不清啦！”看来还得想别的法子。
程依惠原来自报贫农，群众揭发，她丈夫是国民党，解放不久逃跑了，程的女儿嫁给张玉合，她也跟过来了，看当时穿着，不像穷人。我们作了张玉合两口子的工作，她终于承认是地主。“你为啥自报贫农？”她说：“我想我女儿已嫁给贫农了，就报了贫农。”我又问：“你丈夫呢？”她显得很紧张，支支吾吾地说：“他本是共产党，后来……不知死哪儿去了……”
吴广元贫农不假，可有人反映，他当过土匪，听说还有血债。这事也得抓紧查。
区团《四清简报》：XX村有个土匪头子，女组长找他谈话时，那土匪蓦地哈哈大笑：“搞了几个月，你们还不知道大爷有几条人命，啥能耐！”说着抽出暗藏在桌下的片刀，要砍女组长。幸好门外有人听到，进来及时。土匪自抹了脖子，组长也受了重伤。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我一定要竭尽全力，深挖暗藏的敌人！
元月25日
春节期间，除老徐留守外，我们都回校休整了几天。系里通报了一件事：我系大四一女生，与大队民兵队长发生不正当关系，影响极坏，被清除出四清工作队。这对我们是又一次警醒---自觉加强思想改造多么重要。
昨日归队，今天分团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传达了华北局农村四清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出要从“反修防修”的高度认识四清运动，要实现政治、思想、生产三大目标。我们深受鼓舞，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延安，我们革命青年一定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向左！向左！向左！
下午组里研究工作，老徐说，春节期间有一股歪风，矛头集中对准贫协主席李闻宇。有人嘲笑说：“李闻宇就积极了七天----在东边种芸豆三天，在西边弄塑料棚三天，用棉袄袖子给工作队擦凳子也算他一天。”还说：“李闻宇走到哪儿都揣本毛主席的书，夜里睡觉当枕头，这样做梦也走不错道。”还谣传李闻宇刚来龙爪村时，戴着大沿帽，穿着皮筒靴。老徐曾找意见最多的人开了一次会，让他们尽管“放”。老徐分析说，这股风主要来自吴姓，认为生产大权仍在张姓，贫协大权落到李姓，吴姓靠边了。根子在党员吴南亭,在“三干”下楼会上，李提了他不少意见，他至今耿耿于怀。另一方面，有坏人暗中煽风点火，谣传实际来自毕世仁。李的历史是很清白的。当然，李闻宇个人也有些毛病。
我很同意组长的分析。譬如，我曾看见李闻宇对老农吴老爹说：“你上土这样不行，应该……”吴老爹当即撂下锨，说：“我不会，我不干还不成吗！”直接批评小青年可以，这样对老把式说话就不妥。这对我而言也是个教训。张玉合就不一样。有天他说：“大伙收工吃饭，晚七点开社员会！”有人说：“你家有人做饭，回去上炕就吃。我们回去还得现捅炉子眼！你他妈的挨了批反倒更积极！”张玉合也不生气，笑呵呵地说：“没饭吃吃肉呀，你不会啃她去？”“啃她？太老了，光骨头，啃不动；啃屁股----要放个屁咋办？”张玉合说：“我不怕，我帮你啃去？”众人大笑。晚上我注意了一下，那人还是准时到会了。
关于专案，老徐说要把内查与外调结合起来，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元月26日
我与老徐第一次找吴广元，先让他自己谈解放前的情况。他显得爽快：“我早知道你们要找我----我当过土匪，抢过人。”接着主动讲了当土匪的时间、地点、抢过谁及同伙人。我本想问“有带血的事没有”，可又一想，没有一点血债的证据，还是不点的好，他毕竟是两代贫农。
老徐最后问：“你同你家老大有啥过节吗？”吴广元反问：“你是要问我放火的事吧？我是点了他家的茅房。”“为啥要点火？”他说：“你们同志要分析分析，要是国民党也像共产党一样好，有冤可上法院，我干嘛要点火呀？”
2月5日
前两天跑大兴县，昨天去通县。返回时，要路过一块很大的乱坟岗，又是傍晚，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雪，颇有点瘆人。坟岗间是一条蜿蜒的羊肠小路，我时而骑车，时而推车，想起鲁迅对坟场的描写，更觉阴森可怕。更让我害怕的是，通县在国民党时期，是“模范县”，大帮小帮土匪甚多。听老乡说，虽解放十多年了，北京人还是轻易不敢来通县马桥。我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不停地背诵主席语录，目不旁视，奋力骑车！
顶着霰雪寒风，回到公社，已是午夜。出公社有个长坡，我蓦然看见前方有车，急忙向右避让，不料那车也向我的右方，这样不可避免地撞车了，两人都摔倒在雪地。那汉子爬起来，气汹汹地责问：“你咋骑的？你会不会骑车？”我分辨说：“按规则你该向右走……”他酒气熏人，吼道：“啥向右向左？你把老子的车撞坏了，咋说吧！不赔，老子饶不了你！”他的前车轮的确撞扁了。我想，此时讲理是没用的，不然要吃大亏。我说：“大哥，我是出门外调的，身上没钱。要不这样，我们上公社四清团，我借钱陪你？”“啥？你是四清工作队的？”我说我是龙爪村工作组的，他立马说：“哈，咱还是一个大队的，我是贫农，正宗贫农！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不起……四清同志了！”他扛起车，走了。
我回到家，房东吴大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娘我担心死了。锅里还给你热着窝窝头呢，饿坏了吧？”顿时，一股暖流驱走了一身寒气。
2月9日
李闻宇悄声说：“你天天骑车早出晚归，群众议论纷纷，有些人怕是心里打鼓呢！”我笑笑，心想，有这效果也不错。
好多天没参加劳动了，会脱离群众的，上午干活去。队里要加盖猪圈，缺砖。有人建议将废井里的砖弄上来打地基，再拖坯垒圈，这样省钱。我去到井边看看，见井有两三人深，张规雄在井下拿铁锨，另一社员将拔下的砖放到铁锨上，张规雄再将砖抛上地面。我看了一会，想下去试试。副队长说：“这可是技术活，搞不好有危险。”毕世仁说：“工作队是干大事的，可不能像咱社员，干这冒险的事！”其他人笑起来。我听出这话里暗含歹意，笑声里别有滋味。此时，工作队员更应用实际行动回应挑衅，宣传群众。我下去换上社员，要张规雄把锨给我。他叮嘱说：“一定要注意抖手腕的力量与方向。”
我先试抛一个半截头，有不错的抛物线；再抛整砖，也成功了。副队长说：“一看你的架势，就知道你是干过活的，家在农村吧？”这话又勾起我对那些艰难岁月的回忆。
我越干越顺手，胆子也大了，抛砖时也不再仰视那砖。真是大意失荆州，抛出的砖竟直落下来，砸在我头上，晕了过去。我醒来时，已躺在炕上，公社医生检查过了，说：“幸亏砖是平砸在头上的，还没大碍；要是尖角砸下来，问题就大了。”好多社员来看我，小林还特意跑公社，买来点心。
2月21日
通过证人找证人，跑了四个县，吴广元的同伙多数找到，情况搞清了。他那伙是个小帮，最大的“买卖”是抢过一次富农家，两个商贩。从1945--1946年间，吴广元间断地跟着干了五六次，他那时才19---20岁，是小伙计。在通县，土匪血案是常有，但他们这伙只作“小生意”，的确没干过杀人之事。所在地的四清队也清查过，结论是一致的。我们组集体研究后，上报分团。领导认为可以结案了，不予追究；等对敌斗争阶段结束时，再公开结论。
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今天我到市里调查毕世仁回来，进村就听说，吴广元今日凌晨，自己跳井自杀了。就是那口废井，他怕栽不死，跳前怀里还特意抱了块大石头。
他为何突然心生绝念？这是个谜。社员议论纷纷，有些人的话里有怪罪工作组之意。冤！
20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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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四清日记摘录（上）
1965年11月2日
北工大新来了一位王老师与大二女生林宜.组长老徐让我将青年与妇女工作交给小林，我开始专搞对敌斗争。王负责各方面的资料收集与整理；郭晓仍抓生产，组长负责全面，重点是贫协与生产队班子。分团马上要召开第一阶段工作总结大会，确定由我组介绍妇女工作经验，需立马向小林介绍情况，帮她准备发言稿。
从初步摸底看，主要清查对象：1。地主张凤善不法问题。2。队长张玉合丈母娘程依惠的成分问题。3。贫农吴广元土匪历史.4。中农毕世仁伪警问题。
龙爪村主要是张、吴两大姓，关系又盘根错节。地主张凤善为人狡黠，好多小青年说：“我以前看他挺和善的。”“我以前看他干活比贫下中农还老实，叫他干啥就干啥。”队长张玉合的父亲解放前是张凤善家的长工，病俄致死；张玉合的母亲张王氏给张凤善家喂猪喂马，一次饿迫了，偷吃了两口喂猪的剩饭剩菜，被地主婆张吴氏看见了，张凤善狠抽了张王氏几拐杖。可我首次找张王氏访贫问苦时，她竟然说：“人都是死生有命啦，怪不得谁。”“我要不给人家干活，也早俄死啦。”
张凤善的儿媳景秀凤贫农出生。在工厂时与张规雄在一个车间。一次，景秀凤衣服被机器绞住了，此时，张规雄拼力抱住了景秀凤，撕碎了衣服，才避免了死伤。他俩由此恋爱结婚。1961年工人大规模下放，景秀凤随张规雄来到龙爪村。景秀凤看不惯地主公婆，常回娘家，现在又走了半年多。我想请她回来参加运动，老徐很支持。于是我以工作组的名义给景秀凤写了封信.
12月11日
进村以来，大力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现在形成高潮。村里墙壁上到处是主席语录。
今天轮到在贫协主席李闻宇家吃饭。大嫂说：“今天撒泥粪，吴姗姗哪一组，光投快，没完全撒开，跟狗拉屎似的。”李闻宇说：“你咋不说说呀？”“干部没说，我一个平头百姓充什么人物呀？你俩已经够出风头的啦！”李闻宇说：“毛主席批评说：'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就是自由主义！”他女儿说：“你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犯的是自由主义第三种。”大嫂说：“敢情《反对自由主义》全是批的我呀？”
同时，村里开了一次次诉苦会，新旧对比会，还组织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参观大型泥塑《收租院》，群众的阶级情感也调动起来。我们不仅摸清了张凤善的剥削发家史，还掌握了他大量拉拢腐蚀干部，仇视新社会的现行反革命言行。第一功臣当属景秀凤。
那天很晚了，我们正准备睡觉，忽听有人敲门，喊道：“我叫景秀凤，我来向工作队报道！”进门后，跟机关枪似的：“我是贫农的女儿，感谢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对我的信任！我在娘家也是积极分子，接到你们的信后，那边的工作队也支持我回来。我刚进村，先来向你们报道！”
然后她就说起张凤善两口子对新会不满的言论。还特别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她发现张凤善房里柜子后有个墙洞，开始还以为是藏的银元什么的。后来她趁家里没人，偷偷看了，原来记的全是哪儿哪块地多大，都分给了谁。“这不就是翻天帐，想等国民党回来反攻倒算吗！”景秀凤气愤地说，脸都气红了。我们当即决定叫来贫协，一起去搜查。挪开柜子后，果然从洞里找到了翻天帐。
在景秀凤的开导下，她丈夫张规雄也变化很大，揭发了张凤善许多新的罪行。如张凤善曾对老婆说：“天下本不该毛坐，该朱坐。你看吧，早晚有一天朱毛得干起来。”1960年困难时，张凤善还以“可怜”为名，煽动一些人偷抢村里种子粮。只是由于以妇女队长许纭英为首的几个党员干部及时发现阻止，才没抢成。
张规雄还坦言了活思想：“我以前不敢揭发张凤善，一怕揭发了人家还不信任我，认为我是假积极，耍阴谋；二怕揭了他，人家会说，他老子那么坏，他儿子好得了？更不把我当人。”“我成天想着，将来老地主死了，我就情等着当二地主，接着挨斗吧，还活个啥劲呢！贫下中敲锣打鼓欢迎四清队进村，听着敲一声锣，我就暗滴一滴泪……”我觉得他说的是真情话，很能代表地富子女的心理。
12月25日
昨夜一场大雪，大地银装素裹。分团通知，尽快将不法地主主要情况上报。老徐看看老王整理的材料，老着脸说：“咋还是这样？你知道啥叫'整理材料’吗！”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组长如此生气。王老师面子下不来，但还是说：“好，我重搞……”
我与小林在吴大妈家吃饭，有一盘腌黄瓜，金黄色，脆脆的，咸中带甜，真好吃。吴大妈说，她把拔掉的黄瓜秧上的瓜纽摘下来，用佐料腌制的。吴大妈解放前长期当佣人，好厨艺。其儿子媳妇都是国家干部。她如今是村里最幸福的老人，特感谢新社会。
言谈间，老人为积雪犯愁。她的房顶多年未修，最怕化雪洇水。饭后，我拿把木推杷，爬上屋顶，骑在屋脊上，向下推积雪。小林非要跟上来，单向坐着，用锨推雪。突然她身子一滑，哧溜下去。幸好屋檐有堆积的雪挡住，但还在下滑。我连忙趴在屋脊上，将推杷伸过去，她抓住了，这才没掉下去。
小林的父亲是右派知识分子，但她一向表现积极，入村来工作有声有色。村里经常歌声飞扬：“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许多歌全是她教的。
1966年元月2日
区团通知，已将张凤善定为公社斗争大会批斗对象，要抓紧落实取证，培训大会发言人。组长把这些事交给别人，我转入查证其它几个案子。
据揭发，毕世仁当了许多年伪警察，很神气。晚上我第一次找他谈话。
我说：“今天想找你了解一下你解放前的情况。希望你……”
“我知道，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打断我的话，抢着说，“我这人性子直，我一定竹筒倒豆子，有啥全说了；讲清了，就没事了。”
“你是哪年回村的？”
“47年……不，是48年。家里没啥地，主要是给地主张凤善家扛活，受他剥削。”
“回来之前都干啥？”
“当警察听差，混饭吃呗。”
“你的同事都有谁呀？”
“我一个小跑腿的，跟谁都没私交；这么多年了，姓名早忘了。对了，记得一个叫王大志的，北京人。”
我叫他把地址写给我，他爽快地接过笔，眼睛离本子很近。我知道他近视。群众说，他有眼镜，只在家里偷偷用，出门从没戴过。看得出，这家伙很狡猾。
元月15日
王大志地址是真的，可前年就死了，线断了。再找毕世仁。“怎么这么巧？你唯一记得清的同事偏偏就死了？”他立马装出吃惊的样子：“死了？哎呀，这还有谁能证明我们的清白呀，我是有嘴也说不清啦！”看来还得想别的法子。
程依惠原来自报贫农，群众揭发，她丈夫是国民党，解放不久逃跑了，程的女儿嫁给张玉合，她也跟过来了，看当时穿着，不像穷人。我们作了张玉合两口子的工作，她终于承认是地主。“你为啥自报贫农？”她说：“我想我女儿已嫁给贫农了，就报了贫农。”我又问：“你丈夫呢？”她显得很紧张，支支吾吾地说：“他本是共产党，后来……不知死哪儿去了……”
吴广元贫农不假，可有人反映，他当过土匪，听说还有血债。这事也得抓紧查。
区团《四清简报》：XX村有个土匪头子，女组长找他谈话时，那土匪蓦地哈哈大笑：“搞了几个月，你们还不知道大爷有几条人命，啥能耐！”说着抽出暗藏在桌下的片刀，要砍女组长。幸好门外有人听到，进来及时。土匪自抹了脖子，组长也受了重伤。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我一定要竭尽全力，深挖暗藏的敌人！
元月25日
春节期间，除老徐留守外，我们都回校休整了几天。系里通报了一件事：我系大四一女生，与大队民兵队长发生不正当关系，影响极坏，被清除出四清工作队。这对我们是又一次警醒---自觉加强思想改造多么重要。
昨日归队，今天分团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传达了华北局农村四清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出要从“反修防修”的高度认识四清运动，要实现政治、思想、生产三大目标。我们深受鼓舞，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延安，我们革命青年一定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向左！向左！向左！
下午组里研究工作，老徐说，春节期间有一股歪风，矛头集中对准贫协主席李闻宇。有人嘲笑说：“李闻宇就积极了七天----在东边种芸豆三天，在西边弄塑料棚三天，用棉袄袖子给工作队擦凳子也算他一天。”还说：“李闻宇走到哪儿都揣本毛主席的书，夜里睡觉当枕头，这样做梦也走不错道。”还谣传李闻宇刚来龙爪村时，戴着大沿帽，穿着皮筒靴。老徐曾找意见最多的人开了一次会，让他们尽管“放”。老徐分析说，这股风主要来自吴姓，认为生产大权仍在张姓，贫协大权落到李姓，吴姓靠边了。根子在党员吴南亭,在“三干”下楼会上，李提了他不少意见，他至今耿耿于怀。另一方面，有坏人暗中煽风点火，谣传实际来自毕世仁。李的历史是很清白的。当然，李闻宇个人也有些毛病。
我很同意组长的分析。譬如，我曾看见李闻宇对老农吴老爹说：“你上土这样不行，应该……”吴老爹当即撂下锨，说：“我不会，我不干还不成吗！”直接批评小青年可以，这样对老把式说话就不妥。这对我而言也是个教训。张玉合就不一样。有天他说：“大伙收工吃饭，晚七点开社员会！”有人说：“你家有人做饭，回去上炕就吃。我们回去还得现捅炉子眼！你他妈的挨了批反倒更积极！”张玉合也不生气，笑呵呵地说：“没饭吃吃肉呀，你不会啃她去？”“啃她？太老了，光骨头，啃不动；啃屁股----要放个屁咋办？”张玉合说：“我不怕，我帮你啃去？”众人大笑。晚上我注意了一下，那人还是准时到会了。
关于专案，老徐说要把内查与外调结合起来，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元月26日
我与老徐第一次找吴广元，先让他自己谈解放前的情况。他显得爽快：“我早知道你们要找我----我当过土匪，抢过人。”接着主动讲了当土匪的时间、地点、抢过谁及同伙人。我本想问“有带血的事没有”，可又一想，没有一点血债的证据，还是不点的好，他毕竟是两代贫农。
老徐最后问：“你同你家老大有啥过节吗？”吴广元反问：“你是要问我放火的事吧？我是点了他家的茅房。”“为啥要点火？”他说：“你们同志要分析分析，要是国民党也像共产党一样好，有冤可上法院，我干嘛要点火呀？”
2月5日
前两天跑大兴县，昨天去通县。返回时，要路过一块很大的乱坟岗，又是傍晚，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雪，颇有点瘆人。坟岗间是一条蜿蜒的羊肠小路，我时而骑车，时而推车，想起鲁迅对坟场的描写，更觉阴森可怕。更让我害怕的是，通县在国民党时期，是“模范县”，大帮小帮土匪甚多。听老乡说，虽解放十多年了，北京人还是轻易不敢来通县马桥。我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不停地背诵主席语录，目不旁视，奋力骑车！
顶着霰雪寒风，回到公社，已是午夜。出公社有个长坡，我蓦然看见前方有车，急忙向右避让，不料那车也向我的右方，这样不可避免地撞车了，两人都摔倒在雪地。那汉子爬起来，气汹汹地责问：“你咋骑的？你会不会骑车？”我分辨说：“按规则你该向右走……”他酒气熏人，吼道：“啥向右向左？你把老子的车撞坏了，咋说吧！不赔，老子饶不了你！”他的前车轮的确撞扁了。我想，此时讲理是没用的，不然要吃大亏。我说：“大哥，我是出门外调的，身上没钱。要不这样，我们上公社四清团，我借钱陪你？”“啥？你是四清工作队的？”我说我是龙爪村工作组的，他立马说：“哈，咱还是一个大队的，我是贫农，正宗贫农！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不起……四清同志了！”他扛起车，走了。
我回到家，房东吴大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娘我担心死了。锅里还给你热着窝窝头呢，饿坏了吧？”顿时，一股暖流驱走了一身寒气。
2月9日
李闻宇悄声说：“你天天骑车早出晚归，群众议论纷纷，有些人怕是心里打鼓呢！”我笑笑，心想，有这效果也不错。
好多天没参加劳动了，会脱离群众的，上午干活去。队里要加盖猪圈，缺砖。有人建议将废井里的砖弄上来打地基，再拖坯垒圈，这样省钱。我去到井边看看，见井有两三人深，张规雄在井下拿铁锨，另一社员将拔下的砖放到铁锨上，张规雄再将砖抛上地面。我看了一会，想下去试试。副队长说：“这可是技术活，搞不好有危险。”毕世仁说：“工作队是干大事的，可不能像咱社员，干这冒险的事！”其他人笑起来。我听出这话里暗含歹意，笑声里别有滋味。此时，工作队员更应用实际行动回应挑衅，宣传群众。我下去换上社员，要张规雄把锨给我。他叮嘱说：“一定要注意抖手腕的力量与方向。”
我先试抛一个半截头，有不错的抛物线；再抛整砖，也成功了。副队长说：“一看你的架势，就知道你是干过活的，家在农村吧？”这话又勾起我对那些艰难岁月的回忆。
我越干越顺手，胆子也大了，抛砖时也不再仰视那砖。真是大意失荆州，抛出的砖竟直落下来，砸在我头上，晕了过去。我醒来时，已躺在炕上，公社医生检查过了，说：“幸亏砖是平砸在头上的，还没大碍；要是尖角砸下来，问题就大了。”好多社员来看我，小林还特意跑公社，买来点心。
2月21日
通过证人找证人，跑了四个县，吴广元的同伙多数找到，情况搞清了。他那伙是个小帮，最大的“买卖”是抢过一次富农家，两个商贩。从1945--1946年间，吴广元间断地跟着干了五六次，他那时才19---20岁，是小伙计。在通县，土匪血案是常有，但他们这伙只作“小生意”，的确没干过杀人之事。所在地的四清队也清查过，结论是一致的。我们组集体研究后，上报分团。领导认为可以结案了，不予追究；等对敌斗争阶段结束时，再公开结论。
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今天我到市里调查毕世仁回来，进村就听说，吴广元今日凌晨，自己跳井自杀了。就是那口废井，他怕栽不死，跳前怀里还特意抱了块大石头。
他为何突然心生绝念？这是个谜。社员议论纷纷，有些人的话里有怪罪工作组之意。冤！
20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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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四清日记摘录（下）
1966年 3月1日
老徐调分团专抓对敌斗争，新组长要过一段才能来。此期间，分团指定我为临时负责人，另派龙德贵作为联络员，来参与我组工作，晚上回去报告情况。
老徐本是某厂车间组长，新党员。我送他去大队，颇有“一送红军大路边”之伤感。他充分肯定我的优点与工作成绩，也指出我要加强与同志的团结，对郭晓要“一分为二”，多主动接近他帮助他。他还鼓励我积极争取进步，相信运动后期会看到我光荣入党。
我又汇报了对毕世仁的调查情况，已从派出所查到市公安局档案科，但还无收获。他说，对毕世仁的问题，加强对他的子女工作是一个方面，主要的还是继续外调。
分手时，他不停地摁响车铃，我不停地挥手，不禁热泪盈眶。
3月4日
大收获！我终于从敌伪档案中，查到毕世仁“警长”身份的登记表与照片！按政策，这可是“够线”角色！我兴冲冲地赶回村，报告了这一喜讯。晚上，我与龙德贵一起再找毕世仁正面交锋。
我有了底气，劈头就问：“你要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什么人？”
没想到他竟阴阳怪气地说：“中国人呀。”
我火了：“你老实点！你知道，党的政策是什么！”
“知道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我早坦白了呀，我干过警察。”
“什么警察？啥级别？”
“这你们知道，跟班的小警察呀！你也调查这长时间了，还不清楚吗？没有的事，我也不能瞎说是吧？”
这家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货！我更火了，说：“我们当然调查了，你不是什么跟班的一般伪警，是警长！你要我拿出你的档案吗？”
毕世仁终于张嘴结舌，头上冒汗！
3月5日
一大早，老徐来了，张口就说要看昨夜的谈话记录。看完后，他神情严肃地说：“你知道昨夜分团领导听说后，有多着急上火吗？你写个检查吧！当务之急，一是要尽快做好毕世仁的家属工作，由小林负责；你要好好挖挖你的思想根源！”
我这才猛醒，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指明问供，是违反政策的；我被敌人挑逗火起，轻易抛出所掌握的仅有材料，急于求成，归根到底，是个人名利思想作怪！
我噙着泪水，写了长长的《检查书》，最后一段说：“毛主席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我诚恳地请求党支部给我处分，并把我的《检查书》印发全团，以便让更多的同志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我也一定进一步反省自己的错误，更努力地工作，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弥补我的过错！”
3月8日
今天，分团副支书老杨来找我谈话----他是我校政经系的党员教授。他分析说：“你先要想想，你轻易把材料抛出去，如果他心一横，自杀或他杀，那后果就严重了，损失就无法挽回了！再说，如果那样，对争取教育他的子女很不利；对挖掘暗藏敌人、改造敌人也不利，是吧？第三，你就那点真东西，随便抛完了，他就不交代其它问题了，专等你抛，你咋办？所以，对狡猾的敌人，你只能在关键时刻抛一点，打他的态度，主要还是要迫使对方交代。第四，对狡猾的敌人当然是恨，但恨不能代替政策；敌人挑逗你发火，看你的哈哈，模你的底牌，这时你越发要稳住，要冷静，讲求斗争策略。你说是不是？”
后来他又说：“支部都看了你的《检查》，认为你态度诚恳，自我要求严格；处分、印发就不必了。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好同志，各方面表现很好，群众反映不错；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出色的。我们支部希望并相信你能放下包袱，不要再有任何思想负担，继续大胆工作……”
领导如此耐心帮我认识错误，如此热情鼓励我，是党对我的关心与爱护，我一定不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
3月21日
通过查阅大量敌伪档案，终于有新的发现----毕世仁最迟在1946年就参加了国民党，还是中统外围组织“政训团”的成员！我还通过档案查到7个同警局的人，找到其中的四个。他们的供言完全证实了毕的真实面目。
心里高兴，离城前在澡堂洗个澡。我这才感觉身上好痒，脱下背心一看，好多虱子，身上也有好多小红点。我生怕别人看见，连忙把内衣卷成一团。“嘿嘿，它可是革命虫，干革命咋能没虱子？”我想起在哪篇回忆录中，看到毛主席所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4月1日
汽车转汽车，转了几道，最后又步行二十多里山路，才在次日中午来到密云马家峪。
工作组热情接待我，听完情况，就帮我找有关人员开调查会。原来程家是大地主，解放前几年虽有败落，还是划为地主。程依惠丈夫原是地下党，后叛变投敌，成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有血债。不知什么原因，解放时让他逃脱了。1953年一天夜里回来过，见家破屋空，就溜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搞完证言材料，工作组安排我在老贫农马大爷家住宿。我去时，马大爷正依门张望，等待孙子回来挑水做饭。一夜没睡，我委实很累，但还是主动给大爷挑水。当地是用长竹竿，把桶吊下去打水，拔起来很吃力。井口只有一块青石板，没有井台，更得当心。挑了两挑，水缸满了。我知道她孙媳也等水用，还挑不挑？说实在，我是有思想斗争的。要做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为人民服务就要“完全”“彻底”；出差在外，就是培养“慎独”精神的机会——我还是硬坚持挑满了。
插言：当今的人们会说，你是在编故事自我粉饰吧？你错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就是那般崇信党的话领袖的话，他们绝大多数就是这般自我改造，自觉革命；翻译成现时代的语言，他们就是如此傻冒，如此自虐！早已为社会淘汰的我，还有何自涂脂粉之必要？有的只是自我嘲讽！
4月5日
张玉合衔着烟杆进来了，说：“我俩磨破了嘴皮，她也只承认是地主成分。再要挖，就得找你们要本钱啦！”
昨天我与新来的组长老潘，一起与张玉合两口子谈话，希望他们再做程依惠的工作，她竟然还是咬死不交代。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明天再与程依惠谈话，点破我去过马家峪，看她如何反应。
4月25日
明天区团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藉此掀起对敌斗争高潮，给敌人强大的政治压力。分团指示，千万不能让张凤善发生意外。
吃过晚饭，组长召开贫协与队委会，主要是最后一次做好揭发人的工作及社员参会事项。小林找张规雄谈话，肯定他有很大进步，要他注意夜间家里有无特别动向。与此同时，我直接找张凤善张吴氏谈话。
我进家时，张吴氏在堂屋，张凤善在房里。张吴氏十分紧张，我猜，她以为我是要带走张凤善。我想进房，她有不想让进的意思，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进去了。我见张凤善独坐桌边，桌上有两盘菜，还有一碗酒。他见了我，哆嗦起来。我明白了，他是在喝“上路”酒呢。
“张凤善，你别紧张，我没有带你走的意思。”我开门见山，“你过去过剥削生活，这些年你又有许多不法言行，明天要开批斗大会----这你知道；只要老老实实接受人民的批斗，低头认罪，你还是有出路的。”
我这一说，他俩缓和多了。张吴氏说：“这么说，明天不会……”
“咋会呢？”我明白，他们是怕坐牢甚至枪毙。“你虽有不法言行，但没杀人越货、投毒放火吧？政府对你们这样的人，还是本着改造教育的政策。再说，你看景秀凤和张规雄两人进步很大，不也是你们的希望吗？”
他们这才放了心，话也多了起来，表示要老老实实接受批斗。张凤善忽然问：“听说批斗的还有郭金宝？”郭金宝原是大队民兵队长，支部委员，因困难时期有多吃多占、乱搞男女关系等问题，被撤销职务，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可他不思悔改，反怨恨共产党，以“反攻救国团”名义，贴反动小字报，这次运动终于破案，把他揪了出来。过去张凤善月月去汇报思想，郭金宝没少尅他，如今与他并肩受批斗，他心里定生快感。不过，这不是今天要理会的问题；能稳住他，就行了。
5月5日
分团通知，要调我去分团政法办，与老徐一起搞对敌斗争。除继续负责龙爪村的遗留问题外，主要参与分团大案工作。
晚上，等林宜青年会结束，我去与她告别。她在肯定我之后，也诚恳地提了些意见。她还主动说了她的家庭背景及她的思想。谈得很真诚，很知心。我忽然看见门外有黑影一闪。出去一看，从背影我认出，那人就是毕世仁的儿子----他是想偷听敌情机密，还是想抓我们什么把柄？
2010.11.07
【补笔】
1。分团党支书杭xx原是某厂车间支书，出生地主，四清后期奸污了龙爪村团支书、贫协主席李闻宇侄女，致使怀孕。文革不久，被押到龙爪村批斗，被剃阴阳头。他表示愿接受一切处理，但求不要遣送他回原籍。
2。文革不久，林宜在别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因她是右派子女，首先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此时，她曾偷偷到过北大，但终究没上楼找我。后要求回龙爪村劳动，学校派两人跟着监督。我听说后，根本不相信她反党，曾到北工大看望她。在女生楼下询问，一位挺秀气的女生，竟恶狠狠地说：“劳改去了！”
小林，我们并肩战斗了大半年，相互都有较深的认知。在告别的那个晚上，我真的想对你说一句话，却永远没那机会！如今的你，可好？？？
201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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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8”----搏杀序曲
6月3日，我们正吃早饭，区团突然通知，全体队员集体去看批判影片《兵临城下》与《舞台姐妹》。对敌斗争正处紧张阶段，怎么突然放下工作看电影？我大惑不解。
正观看时，突然广播响起，中央广播电台播报：彭真撤职了！宋硕撤职了！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已于5月26日晚进驻北大！是夜一点，分团召开紧急会议，听吴德传达李雪峰报告，讲当前文革形势和政策；特别讲到，北大的文革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
听完传达报告，分团党总支杭书记又宣布上级命令：明日上午，北大师生一律返校。我当时又激动又紧张----一场前所未有的上层政治斗争开始了！
4日上午上车前，杭书记单独找我说：“你的组织问题，支部已经讨论过了，支部认为，在你们同学中，你表现出色，成绩显著；还有小崔（同班崔长旺）,工作踏实，实干精神强。现在发展是来不及了，但我们会将支部意见转给学校的。”说实在，当时内心是有点不痛快，另一分团的两同学，上月就已解决了。
车到中关村，马路两边排满了客车、卡车、拖拉机，高擎红旗，手捧鲜花的洪流涌向北大。队伍不断高喊：“向北大革命师生学习致敬！”“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在锣鼓与掌声中重返北大。彼时，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末代大学生活已经结束，我的前方，是一场又一场愈演愈烈的政治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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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运动真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到处是揭露“黑帮”罪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到处是揭批走资派的演讲，辩论随时随处爆发。栗为名的第一张大字报《严正声明》，改名栗卫东---誓死捍卫之意。他公开说：“我这人与别人不同，特别热爱毛主席！”一时在同学中传为笑料。他的第二张大字报，是以“驱虎豹”名义，要揪斗班主任洪子诚。我们10多个同学在运动场共商后，批判了洪老师。
一天中午，有同学给系里打电话，要总支书程贤策到32斋看大字报。他来后，一群人架住他的双臂，戴上高帽子，背上挂个王八壳，写有“把你入册！”，要他交代迫害工农学生，追随陆平、彭佩云的反党罪行。他弯腰低头，连声说：“我反党，我有罪……”围斗的人越来越多，直到工作组来把他带走。不久，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挂在32斋的楼顶，在风中不停地晃动着。
工作组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1965.9---1966.5期间文化大革命斗争大事记，使我们更为激愤。文件说：彭真这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将北京搞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不仅大搞“和平演变”，还反对毛主席，“妄图篡党夺权”。这使我初步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在搞四清运动，抓基层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同时，又发动更大规模的文革运动！
北大运动如火如荼，毗邻的清华却死水一潭。我校一些同学去清华贴蒋南翔的大字报，清华送来大批回应大字报：“不许污蔑我们的蒋校长！”“你们的校长姓‘修’，我们的校长姓‘马’！”
在两校干仗步步升级之时，国务院作出了蒋南翔停职反省的决定，可清华竟出现了许多“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之类的反动大字报------其实，它正道出了中央内存在两个尖锐对立的司令部！当夜，我校一批批队伍自发开进清华园。我们一边***，一边高喊：“打到黑帮分子蒋南翔!”“支持清华革命左派！”“打到保皇派！”
有一楼上还贴着“清华党委是延安”的标语，我们跑过去叠罗汉---我在中层，将它撕下来。清华有两人阻止，说是工作组让保留的，许多人围住他们辩论，高呼“打到资产阶级保皇党”。他们溜走时，我亲见有人踹了一脚。我听说，清华有些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被抓起来了，清华已武装接管，每班都有工作组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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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工作组召开全系大会，专讲要自觉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张组长提出：“不学不用是丧失阶级立场，只学不用是党性不纯，假学假用是修正主义。”大家深受教育。我班新选出的5人领导小组商议，双日下午集体学习，并立即开一次讲用会，确定几个重点发言人，以带动全班同学。
我班两个新党员朱希豪与郭春鹰发言后，王小敏发言。她父母是北京地下党，1947年被捕入狱。敌人要开始大屠杀。一看守对她妈说：“反正是快死的人了，不如把这小姑娘给我，也好给她一条活路。”她妈说：“这是革命的后代，宁可死了，也不能跟着你们当反动派！”一些叔叔阿姨临刑前抚摸着她说：“希望你能像鲜花一样在阳光下开放呵！”后来她妈托出监的同志把她带出去，寄养在孤儿院。直到解放，父母才把她领回。她讲完这段经历后，沉痛地检查自己深受封资修教育毒害浑然不觉。看了毒草电影《早春二月》后，内心实际非常欣赏，根源在于自己小资产阶级情调很重；对一些农村出生的同学常看不惯，觉得他们太土。她重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认识到爱与恨是有阶级性的，感情问题实际上是个阶级立场问题；出身于革命阶级的人，不一定就没有思想、感情与立场问题。她的发言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过了两天，见老裘找一个又一个同学说什么，挺神秘似的。最后大声通知，让大家去系会议室开会。我傻乎乎的问他啥事，他把我叫到走廊尽头，突然问起我父亲。我照实说了父亲的革命经历与牺牲情况后，他说：“那怎么档案里说，是叛徒还是烈士暂无定论呢？”
我这才知道，原来是“红五类”到工作组会议室听内部报告，其他人另开会。我一时火起，说：“我哪个会都不去！”老裘劝我冷静，要正确对待。我口头答应，心里在说：“你们等着吧！”我连忙给五哥写信，让他尽快将《烈属通知书》挂号寄来。在等待的日子里，我仿佛是个“偷斧子的人”，总感觉别人看我的眼神异样，我算是体验了“黑五类”的感受。但是，我表面上不予理会，故意昂头走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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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作组要求，连续多日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了毛著学文件，学了文件学报纸，不满情绪悄然增长。有人开始说我天天统计参学人数是搞“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其实我也怀疑：“难道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就是天天坐而论道？”
6.17日夜，快熄灯就寝了，校内忽然传来批斗口号声，接连好几起。第二天一早开始，揪斗声势越来越大，我系再次揪斗系总支书程贤策。一些同学说，不能光斗一号，系主任向景洁也是陆平的忠实走狗，我班领导小组长朱希豪已是系筹委会成员，他反对，老裘没表态。我和崔长旺等人不管那么多，要去揪向景洁。实话实说，我仅是见过面而已，其它的一无所知。但运动重点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那个位置，能不执行那条路线吗？这就是我参与揪斗的动因。
进系办大院，我看见总支委员华秀珠在办公室。她是工人出身干部，据说还是烈士遗孀，同学们很尊重她。我提议听听她的意见。她沉默了一会，说：“我只能说，要注意政策，这是毛主席反复强调的。”我与老崔一人拉着向景洁的一只胳膊，在众人簇拥下，往外走。刚要出院门，有人将一碗墨汁泼到向景洁脸上，我也溅了一身。人越围越多，就在院门台阶上批斗起来。向景洁身边主要是我班的同学。
下午系工作组召开紧急会议，要大家冷静下来，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其不满的态度显而易见。我班开会，很少人发言。晚上十点，张承先向全校广播讲话，语气严厉。在泛泛肯定广大同学革命热情之后，话锋一转：“但是，一小撮历史反革命、政治扒手、惯偷、流氓，利用广大同学的革命热情和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在我们革命队伍正在形成的时候，在我们正要向真正的阶级敌人猛烈开火的时候，在全校工作组正在听报告的时候，制造了这场大混乱，导演了‘6.18’反革命事件，出了许多反革命案件，影响极坏！……”
第二天我还未下床，就听见门外有人嘲讽：“昨天你们班可真卖力气呀！”“那可不？三班历来是风头班！”上午，32斋楼内外贴出越来越多的大字报与大标语：《彻底清查我系“6.18”反革命事件的制造者！》，《坚决揪出政治扒手！》，“揪出反革命事件的黑先锋！”……矛头愈来愈指向我班，尤其是我。
有人说，揪斗向景洁时，有人暗中揪他的睾丸。还直接谣传我动手打人。我曾当众问老崔：“我俩一直在一起，你说，我打人没有？”我一向认为忠厚坦诚的老崔，居然避而不答，不说“有”，也不说“没有”。我愤怒了：人的变化怎么这么快？这么不可理喻？
我班参与揪斗向主任的有10多人，我与老崔的行为完全是一样的，为何矛头集中指向我？事出有因。早在四清之前，栗为名与王小敏有恋爱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那时，王小敏与我们班干关系还很近。有一次，我邀她一起去看望住院开刀的女同学。路上谈心时，我坦率地说，栗为名品德有点问题。岂料自那后，她心存芥蒂。前不久要重新选举班“文革领导小组”。酝酿五人小组时，“栗特爱”与“监狱之花”暗中活动，传播我是“叛徒”的儿子，王还率先提名栗为名与林春芬。她这一招还真让我对她刮目相看！谁都明白，提名林春芬纯粹是为了遮掩她力挺栗为名而已。结果我还是比栗为名多好几票。现在，他俩要趁机报复了。
我猛然承受着前所未有政治压力，第一次品尝到政治斗争的冷酷无情！
恰在这时，收到了五哥的挂号信。我立马给系工作组写了一封信，连同《烈属通知书》，一并先给老裘看看。他明确地说支持我，要我顶住压力。
我在信中，承认自己积极参与斗争向景洁,不自觉地被坏人利用，承认有人泼墨水、戴高帽都是违反党的政策。但又直言，斗争过程中没有打人现象，根本没见谁“捏睾丸”。最后，还加了一首打油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父辈，
还有我继承。
红心永向党，
继续闹革命!”
张组长看完后，虽口头肯定我的革命热情，鼓励我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但我看得出，他是很不满意的。老实说，我用“
继续”二字，确有辩诬、抗争之意！
2010.11.9
【补言】从网文披露得知，这第一次打击，实根 源于刘少奇6.13 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准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2013.06.19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 ... p;ct=clnk&gl=cn
15。“7.14”大爆炸
“七一”上午，陶铸同志到我校作报告，中心内容是：不彻底破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文化，就不能真正创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我觉得中央首长的报告充满了彻底批判旧世界的战斗精神。我记得很清，在报告的最后，他突然说：“我们革命者没有个人的奢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我去世之后，在我的墓碑上刻着‘共产党员陶铸之墓’，我就心满意足了！”在同学们长久的鼓掌声中，我不觉心一沉，暗想，他是刚坐飞机进中南海的，已是中央4号人物，怎么突然讲这话呵？
插语：我彼时的疑惑不是没有道理的。文革后我从一篇批判文革的材料中看到：66.12.24日的文革小组会上，江青质问：“为什么不批斗余秋里、谷牧？谁作梗？”陶铸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制定，是我不让斗。”张春桥跳起，说：“党内最大的保皇派就是你陶铸！”后来，其女《一封终于没有发出的信》曾被列入高中课本，是太子帮声讨檄文中，可信度最高，最有才气的一篇。平心而论，我并不相信陶铸同志要搞修正主义，其所以被打成“叛徒”、“最大的保皇党”，是他对老毛发动文革的初衷不理解、不支持所致。
在此后的10多天里，系工作组除组织同学批判程XX两次外，主要是要求大家遵照陶铸的指示，批判旧文化。我主要是重看了文学史李白一章，以及林庚讲授李白的课堂笔记，然后重读毛主席的论文艺。在我的学习心得中，有这么一段：
什么是“民主性”“革命性”？“民主性”应是指在彼时代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益；“革命性”应是对推动历史发展起一定的进步作用。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李白的诗歌主体都称不上“古代优秀的具有人民性的文化”。李白那种蔑视权贵放荡不羁的性格，为许多资产阶级学者所称颂，实际上它不过是没落士大夫的情感宣泄，在当时也无进步意义可言，与人民的反权贵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今天，还过度吹捧李白，大肆宣扬“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就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摆脱党的领导，抵制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毒品。革命的文学青年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现在看来，当时是何等的片面与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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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日，地物系陈必陶等五位女生贴出一张质疑北大运动的大字报，为“6.18反革命事件”翻案，认为是革命同学自发掀起的革命行动。有如给沉寂一个月的未明湖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这文章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大字报、辩论会又随处可见。一派为之大声叫好，一派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作“6.18”的参与者与被打击者，本能地成为支持者！我认为，说工作组“镇压革命”有失偏激，但将“6.18”打成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即使有个别坏人参与，将这少数人清查出来就是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广大同学自发的革命行动。于是，我起草了一份大字报初稿。
郭群英参加工作组召开的党员会回来，激愤地说：“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栗为名神秘兮兮地对老裘说：“我找过工作组了，组长说，这张大字报，反映了自6.18以来，一部分同学要摆脱党的领导的政治倾向。你表态可要慎重呵！”王小敏也两次对他说：“你的看法还没变？我们是怕你栽跟头呵！”“有些人是要为自己翻案，你不能受这些人的影响呀！”
在班会上，我提出请大家带着这问题，各人好好学学毛著与中央文件，王小敏立马说：“不是天天在学吗？现在才是检验真学假学的时候！汪志银、林逢春等人起哄：“对，现在才是检验真革命假革命！”连一向不轻易表态的葛晓颖、李全成等人，此时也成了积极分子。班内的分裂公开化了！
朱希豪抽到校工作组协助工作去了，五人小组中，只有李学文的观点与我一致。老裘呢？我俩一起找他。老裘说，其实，一开始工作组就单独找过他，工作组的态度他早知道，但他坚持认为，不应把“6.18”打成“反革命事件”。我拿出我的大字报草稿，他俩看过后，李学文同意，说“只是还要斟酌修改一下”。老裘不同意贴，说：“班里已经分裂明显。老郭是坚决否定的，老朱自不用说；我们三个再把它贴出去，领导小组就公开分裂了。以后咋办？”
我反复思索，从四清到文革，出发点就是反修防修；而核心问题就是要自下而上地解决搞修正主义的黑根子。群众批斗黑帮，这有什么错？这完全符合主席思想；群众主动性地革命，就是摆脱党的领导？批评工作组的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党？
恰在此时，西语系一女生颀xx找我---原来她是TF中学64届的。她把她妹妹的信给我看，我这才知道，夏援道和我五哥等老师，因批评工作组而被打成“保皇党”“反革命”。北京高校也有好多学生因此而成“反革命”---小林就是其中一个。我若坚持把大字报贴出去，会不会也自食其果？我犹豫着……
李为名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地物系大字报的要害就是摆脱党的领导”，“就是要揪出6.18的政治扒手”等等，火药味极浓，指向性明显。当晚，工作组到各班“收集意见”，说：“我们欢迎真正的革命左派给工作组提意见。”这分明是他们已把一部分人打成了右派---我真的愤怒了！
大概连工作组也要喟叹“天有不测风云”吧？16号上午，校园气氛陡然大变，李为名等人将自己昨日刚贴的大字报也撕了。老裘悄然告诉我，党中央和新市委很重视这张大字报，态度是基本肯定的。“看来6.18要彻底平反了！”他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消息很快传开了。在走廊里，老裘本是同王小敏开玩笑：“我们要跟你们辩论了……”王小敏气恼地说：“你们为什么昨天不辩论，现在来找我们辩论！？”
晚上，我和老裘在他宿舍敞开谈心，交换对一些人的看法。外班虽也有两派意见，但不像我班这样尖锐对立，他忧心今后的工作怎么搞。最后，他一边洗脚，一边开玩笑说：“你知道吗？我经常在日记里提到你----两年前你是‘坏蛋’，一年前是‘模范’，现在是‘英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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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群英主动找我们谈心，沉痛检查自己把工作组当成党的化身，没从运动的大方向分析问题。他诚恳的态度，令人感动，我们都热情地肯定他鼓励他，我们又和好如初。
王小敏却说，李为名开始也是支持大字报的，是她由于认识片面，说服他改变了态度。而同学反映，李为名找了五六个人谈话，谎称王小敏“对大字报是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系学生党支部书记金xx将我们团支部四人及他们俩找到一起，试图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总结教训，团结对敌。可李为名矢口否认是探听消息搞投机，而王小名迫不及待地为之辩护。结果不仅没消除隔阂，反而矛盾更深。
斗争一浪接一浪。7.19号，有人贴出大字报，比陈必掏更进一步，指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存在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的大字报还提出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些人又将之称为“反革命宣言”。
老朱抽到校工作组，短时是回不来了。我想，为了应对日益尖锐的复杂斗争，是否考虑再补选一个团支委？我向林逢春等三人征询一下意见。之所以找林逢春，也是想缓和矛盾，消除派别对立。我在饭厅碰到老朱,直接说了我的想法，他没吱声。
始料不及：很快谣言四起，说我在“积极策划改选”，栗氏二人甚至公开煽动，说我是“耍阴谋，争权夺利”，“对党员支书啥态度，妄图篡党夺权”。
老裘狠狠地尅我一顿：“现在分裂问题还没解决，你也不商量一下，就冒然提出补选，这不是引火烧身吗？我们不怀疑你的动机，但主席说，‘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你看看是何后果！”
在班会上，我首先如实讲了我的动机及事情经过，然后说：“当初选举五人团支部，分工时，是我首先提出由老朱担任团支书，体现党对团的领导---这有各位支委作证，我根本没有要选掉老朱的意思，根本扯不上‘篡党’。第二，我已经是支委，还夺什么‘权’？又有啥‘利’可争？第三，我在饭厅向老朱当面谈了我的想法，行为是光明磊落的，何来‘阴谋’？”我感觉得到，我的陈词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我益发兴起，接着说：“第四，我对所有人说的是‘补选’而不是‘改选’，是谁蓄意歪曲成‘改选’？这是别有用心的陷害，要揪出来！”
李为名、林逢春等人抓住此话，立刻跳起来：“你这是对待同志的态度吗？”“你要揪谁？你这不是把同学当敌人打击吗？”……我自知失言，可已经身处交叉火力网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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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会。我检查自己太冲动，作了不该作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给支部工作造成被动局面。李学文说：“那帮人太有手段了，在这点上，我们这些农村同学的确不如他们。”我说：“李为名那帮人自己有错误不检查，抓住别人一点就无限上纲，造谣煽动。我们很多话又不便说，不能说，憋屈死了！而他们越来越无所顾忌，搞得班里正不压邪。我看，干脆，就来个改选，我下去，我也可以针锋相对地反击！”老裘老郭口头劝我冷静，但我估计，他们心里在考虑我的意见。
李学文忽然问：“那封信呢？”一月前，他偶然捡到栗为名一封家信，给我看。栗为名父亲是某县武装部长，信中对文革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情绪。当时我曾想把信寄给省军区；后来又想，这样对同志不光明磊落，干这偷鸡摸狗的事不好，就撕了。“撕了？”李学文说，“我们也太老实了！”
节后的两天，学生党支部出面，广泛听取两派意见，做说服工作，终于大多数人同意改选：老朱和我下去，补上张冬生和王小敏，一边一个；仍由老裘担任团支书。改选进行顺利。
新支部首次召开全班会，主题是通过加强学习，相互交流思想，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团结对敌的目的。我不理会老裘的定调，首先站起来，说：“今天，我要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谈谈我对目前主要问题的观点！”我观察一下反映，气氛有些紧张，包括老裘---他是怕我乱放炮吧？
“7.14大字报出来后，为什么有些同志明知工作组的态度，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他活学活用，无私无畏，借用有些同学的话说，是‘真学’，是‘真革命’！为什么有些同学站错队呢？这有两种情况：多数同学是对毛主席指示与中央文件领会不够，没有从大方向分析问题，不自觉地犯了认识错误。我相信这些同学能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个别人，就是靠打听消息，搞政治投机！”
李为名耐不住了，说：“你在含沙射影说谁呐？”
我截住他的话，毫不客气地说：“说李为名，就是指你！怎么，想封住我的口？我是革命群众，谁也不能剥夺我的发言权！我就举几点吧。第一，你是不是找了工作组之后，立刻按工作组的调子攻击革命大字报？这不是搞政治投机是什么？第二，你听到风声变了，是不是立马偷偷撕毁你刚贴出的大字报？目的是不是要掩盖错误？第三，这些天来，你不仅不反省错误，反而大肆活动，与某些人相互辩护掩盖错误，这是不是事实？……”我一连列举好几条，有理有据，打得李为名王小敏等人无可反驳。
冯xx是因受处分，留级到我班的，从来对班里的事不插言。会后，他低声对我说：“你不当干部，比当干部的作用还大！”
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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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30 00: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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