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作者和读者的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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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读者的新自由——庆祝谢宝瑜《玫瑰坝》在苹果电子书店发行销售
三十秒钟买书在iPad（不是大多数人都有，但是很多人有）上，点击“苹果商店”，输入“玫瑰坝”三个字，马上就可以看到这本书，再点击购买键，这部长篇小说就会立即出现在眼前。——很简单很容易。这是今天生活中平常的事情。然而我知道这本书走过的漫长的路程。六年前，我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是一名在网上认识但未曾见过面的读者写来的，问我是否愿意读一本题为《玫瑰坝》的长篇小说，非常长，写的是农村的事情；作者叫谢宝瑜，住在加拿大；他自己出版了他的书。我回信说，我愿意读。我自已刚出了一本书，知道其中的辛苦，所以我请她把她已经看过的那本寄给我，我会看完后寄还给她。书很贵。假如一本书只有一个人读，太浪费。但是她没有听这个建议。很快，我收到了作者从加拿大寄来的书。书封面是浅浅的蓝灰色，印有黑色的书名、作者名字和出版社的名字“绿野”。全书919页。卷首有一页“玫瑰坝方言”，解释了书中一些特别的四川方言词语。我能大致听懂四川话，所以直接就开始看正文。一位担任图书馆长的朋友告诉我，他多年不读中国小说，因为多数当代中国小说把读者当作弱智的傻瓜，看不下去。但是这本书我一口气看了300页。从这个虚拟的地名“玫瑰坝”的“镇反”（镇压反革命）、“土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这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直往下看去。中间我放下书去做那时必须要做的事，后来又找时间把全书看完，——看到“玫瑰坝”的文革，以及主要人物的死亡。能很快读完这本九百页的小说，首先是因为这本书语言明白易懂，行文生动流畅。看了一部分之后，人物变得立体化和熟悉起来，阅读和理解的速度也就快了。四川话本来就有趣。小说里的人物如果个个都讲标准普通话，一定会令人觉得是假模假式从官方报纸里走出来的。我也知道，这也是因为我想要读到对乡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在我小时候，能看到的长篇小说主要只有两种，一种写怎么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另一种写夺权后的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后者中最出名的是《艳阳天》以及同一作者在文革中发表的《金光大道》（其中增加了大量“阶级斗争”描写）。尽管小孩子其实和成年人一样经受了饥饿和匮乏，但是意识到正是这种小说里鼓吹的农村政策和社会改造直接导致了人们的痛苦，是在下乡当“知识青年”之后。即使已经不是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代初，我也看到了很多因营养不足而发育不良的农村孩子，以及因为营养不良而严重水肿的产妇。“知识青年”下去后想方设法回城，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想要吃到好一点的饭食。在城市里，每月还有一张“肉票”（大概半斤。北京作为首都不需要），而生产食品的农民却吃不到。
建构中国农村史文革结束后，新的当局解散了“人民公社”。我到北京大学读书时，中关村有了最早的“自由市场”（是指在毛时代后的北京。市场——当然是“自由”的才算“市场”，显然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在中文里有“市”这个字之前）。农民们来出售他们种植的蔬菜。大学生们则来买毛时代吃不到的花生和葵花瓜子。很讽刺性的是，应该说容易改变得多的文学和历史写作方面却迟迟不改变。 有一天校中有个讨论会，讨论世上是否存在“人性”以及 “人性”是什么。当时这算是一种“突破”，因为毛泽东说过没有超越阶级性的“人性”。主张有“人性”的学者的主要论据是马克思说过“人性”一词。但是对于马克思的话还有怎么解释的问题，于是一位学者开始说明，德文（马克思的母语）中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在俄文（俄国时第一个实践了马克思的理论建立了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是什么样的，在英文中……。在拥挤而空气不流通的教室里，我的眼前出现了因营养不良而双眼浮肿成为一条细缝的产妇的脸（她姓万，是我们生产队里的劳动好手）。像人要吃饭这样一个“人性”和不让人们吃饱饭是十足的“反人性”的问题，为什么要用这样奇怪的方式来讨论呢？所以，我一直想要看到用自由意志书写的关于乡村生活和历史的书。虽然暴露改革前的农村问题可以明显给“改革和开放”新政策加分，但是显然也会引起人们质疑制度和权力的根基。所以，文革后当局并不愿意完全指出并说明这一社会制度改变，不愿意暴露和记录黑暗的过去。
像今天的中国盛行各种笑话“段子”一样，苏联末年也有不少笑话出现。其中有一个是：一个人问：他们说共产主义是科学，是这样吗？另一人回答：一定不是。如果是科学，他们应该用小白鼠做试验。这是挺幽默的。可是好几年来多次听到有学者在强调毛泽东进行伟大的乌托邦试验，动机是真诚的。还看到美国人韩丁（写过关于中国农村的《翻身》和《深翻》书并在文革期间多次访问中国受到隆重招待）在1990年代写文章说中国应该坚持毛泽东的农业政策坚持大寨道路，却无人反驳，我不由得怀疑起这个笑话了。经历过饥饿、贫困和匮乏的几亿人，保持沉默，莫非真的变成了小白鼠？《玫瑰坝》正是一部揭示真相的大书。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回到了那个已经几乎被忘却的年代。我们在普通农民和乡村“干部”之间，目睹共产主义的社会改造怎样开始和发展，以及伴随着这场社会改造而发生的迫害、饥饿、贫困和死亡。《玫瑰坝》只讲了在当时来说普通而平常的故事，却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和残酷。例如，书中描述了在“吃饭不要钱”（表明了被毛泽东称为“资产阶级法权”之一的货币的废除）的“公共大食堂”（表明了几千年来全家人一起吃饭的传统被打破而私有制的基础之一家庭也因此被削弱）里，“干部”掌握了食物分配大权。大饥饿随着公共食堂的建立而来，书里的一个干部拿两个玉米馍，就足以诱惑和胁迫村里的女人就范。小说也并不把事情简单化。此人好色贪吃，却在大饥饿最严重的时候抗拒上级指示，允许农民私自举火煮点草根树皮来吃，后来又不严格执行“政策”，允许老百姓偷偷种点私有的庄稼，让人能有点活命的口粮。这些故事表明，坏的“政策”远比坏的个人造成更大的灾祸，而坏的理论又是坏的政策的来源。《玫瑰坝》也写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自身矛盾。公共食堂似乎是“一大二公”而“平等”，但是马上建立了“大灶”“中灶”和“小灶”。领导干部吃“小灶”，“突击队员”吃“中灶”，普通人吃“大灶”。很明显，没有这套等级奖惩，这个制度也难于维持。所以谁要指出这种自相矛盾，那么只有等着迫害落到头上。他们的“理由”也很清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领导干部掌握分配权，决定他们自己“需要”更多。小说对这种“按需分配”作了有力的揭示和讽刺。小说里的人名地名都是虚构的，但是小说里可以揭示人的心理变化过程，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举一个例子，《玫瑰坝》中写到：按照传统的规矩，当地的男人从不打女人；那里的女人从不打人，因为打人的女人嫁不出去。是在1950年代初的“斗争会”上，“玫瑰坝”的小姑娘学会了打人，而且后来当上了干部，也嫁给了大干部。我自己写文革历史。我调查了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1966年夏天，十个学校中有三名校长（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和两名教员（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和第十女子中学）被女红卫兵活活打死。最近几年有几个前红卫兵起来否认暴行，那原因并不费解。但是也有年轻人觉得难以置信。要是他们读《玫瑰坝》，会对这打死五名校长和教员的案例有所理解。六个月以前我写了《历史写作的力量》一文以庆祝杨继绳先生《墓碑》书的英译本出版并试图说明我对这本书的理解。那是“历史书”，没有丝毫虚构。作者用事实和统计数字来让我们了解和认识毛泽东时代规模巨大延续持久的大饥饿，1959-1962那场饥荒导致了三千六百万中国人饿死。在80万字的最后部分，作者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极权主义统治是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墓碑》去年同时翻译成四种语言出版发行，也体现了这种伟大的“历史写作的力量”。实际上，《玫瑰坝》也有这样的作用。小说能形象地细致地写出那个时代的人物、风俗和世情，人们的心态和心理，在不同的层面上建构历史。《玫瑰坝》里所写，和《墓碑》所写，可以互补。读《墓碑》和《玫瑰坝》这两部不同的作品（相同之处是他们都很长），也可以理解为何俄国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他的长篇巨著《红轮》中采用了“实验性”的写法，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虚构的人物和他们的成长同时写在一起并行。这种手法可以帮助作者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重构俄国二十世纪历史。感谢中国的几十名俄文翻译专家，把这部二十卷的巨作翻译成了中文。我每次购买的时候（有几次是为了送给朋友），都会想到这个翻译者群体的用心之一是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作品。“超人”作者我从未见过《玫瑰坝》的作者，只是和他通过几次电话和电邮，知道他生在1950年代中期。小时候父母离异，主要是因为所谓“政治问题”，在那一代人中这不是少见的例子。他随祖父母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长大，看到了听到了并也经历了那里的各种故事，这就是《玫瑰坝》的资料来源。文革后重建高考制度，他考上了大学并读了英美文学硕士，后来到了加拿大，读了经济和管理的学位，现在是会计师。他在加拿大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他写了这本书。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就自己注册了一个出版社，名为“绿野出版社”。他花了一万多块钱（加币），印了一千本。我收到的，就是那一千册中的一本。听说在中国一个书号（ISBN）可以卖两万块钱（中国钱）。现在中国可以允许私人企业，从小饭馆到大煤矿。但是私人媒体和出版社，却是绝不允许的。所以书号可以私下卖到这个价钱。在中国之外，任何人可以到网站上注册出版社和申请书号。例如，注册“绿野出版社”只用了75块钱。因为用信用卡付款，那也就是说，只要几分钟，你就可以“搞定”你的出版社和马上出版你的书了。我怀疑这里是否要用“搞定”这个比较新的汉语说法，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容易而迅捷，而汉语里的“搞”似乎是指一些不简单而且暧昧不清的行动，比如以前常说的“搞阶级斗争”。这一简单易行的建立出版社的方法，显然是“出版自由”的具体体现之一。谢宝瑜用了这个自由。绿野出版社现在只出版了一本书，他欢迎别的朋友来使用他已经获得的ISBN书号。而他最近在网友们帮助下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在“苹果商店”出版和发行《玫瑰坝》电子书。我在本文标题中称之为“作者和读者的新自由”：对作者来说，他不需要再付一万块钱来印书，而且，他时刻知道在哪里有人买了他的书，总共卖出多少本。对读者如我来说，我花了三十秒钟和六块钱，就得到了这本书。在网址http://rmeiguiba.wix.com/greenwildspress#!how/c23ar上，他详细教给大家怎样做电子书出版，不用花任何钱。当然，这里的“机会成本”很高（经济学上把如果你不做这个工作而用这时间和精力做其他工作能赚的钱也列为一种“成本”，是很有道理的说法。而那些为从前做了坏事的人辩护者说那些人是为了理想没有得到物质好处的时候，也忘却了那时候社会不给人别的出路，所以那些人的“机会成本”是零，而得到的权力大大。）电子书上网出售以后，谢宝瑜来过一个电邮，说他在某章某节又发现了两个错字，字里行间透出懊恼的意思。我回信说，本来，除了作者，还应该有一个叫做“编辑”的人，参与成书的过程。这个职务存在很久了，孔夫子就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伟大编辑，他编辑的书籍成为经典。你现在不但是作者，而且是编辑，还是出版人。过去，你上班挣钱来付款印书，现在，你自己设计和制作电子书。身兼数职，足够伟大，不必自责。然后我又添了一句：你已经成为“超人作者”。我们当然知道，谁也不是电影里的“超人”，有特异于常人的神通。我用这个说法，只是指以异乎常人的努力来工作并且很有效率的人。此外，我在标题中说的“新自由”，和所有的“自由” 一样，只是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而不是确保我们的成功。甚至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条件和高技术给我们的“自由”是一种压力：当你绝不会因为被搜抄走的手稿进监狱的时候，你会不会来写一本书呢？当你有一万块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候，你会不会用来自己出版印刷一本书呢？当你有了时髦的iPad，你会购买一本什么书来阅读从而也是支持那位作者呢？最早向我介绍《玫瑰坝》的朋友，曾经撰文对中国人没有写出像俄罗斯作家那样的伟大作品深感遗憾。她说的是事实。可是也应注意到，我们当中就有一些不凡的人物在出现和成长。让我们向“超人作者”致敬。

原载《开放》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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