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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铁:“妖魔化”与“美化”皆不足为训——《“九一三”回望》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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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4 15:46: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妖魔化”与“美化”皆不足为训
——《“九一三”回望》读后


东方铁


有人说:历史事件离我们越远,其真相就越清晰。可是,“九一三”事件过去四十多年了,它却依然扑朔迷离。有多少人回望它、发掘它、研究它,却依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甚至可以说,有些情节不仅不清晰,反而更加模糊不清了。但似乎越是如此,它就越是有魅力,吸引人们去追寻真相。

最近,文革史学者余汝信先生主编的《“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出版了,对于我们接近事件的真相有所帮助。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上编汇集了七份珍贵资料,包括林立衡写给中纪委的材料、叶群的二次书面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571工程”纪要和毛泽东南巡谈话纪要。下编汇集了四位研究者撰写的研究报告。

书中的史料难得一见,真实地记录了当年的史实,为其他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继续深入研究的素材。三十多年前,我曾作为军队报纸记者,参加了“两案”审判的采访报道。书中列举的材料当时大都看过,也听说过林立衡有一份“万言书”,却未能见到。这次在书中看到了材料原稿的影印件,算是得偿所愿了。

四位研究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事件真相作了研究和辨析,很有价值。其中余汝信对《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的解读,依据材料原稿,抽丝剥茧,从十二个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他的分析,既有别于以往官方的版本,也不苟同于林立衡自己的说法,给人以很大启发。

我以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客观性。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是与对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林彪的评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战争年代林彪的评价比较一致,这里不再涉及)。这方面的评价,历来有两种倾向:(一)过去是一边倒“妖魔化”,而近几年“美化”的倾向抬头;(二)官方的评价基本仍是“妖魔化”,而民间则“美化”较多。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评价大相径庭,直接影响到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

但无论是“妖魔化”还是“美化”,都不可能得到事实的真相。

提及“九一三”事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林彪为什么要跑?这个问题,恐怕跟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有关。在历史上,林彪一向是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护者,是毛最信任的军事将领,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文革”中发生嬗变的。

不容置疑,林彪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在这方面他难辞其咎。但他与毛又有所区别,毛在“文革”的始作俑者,林则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毛是领导者,林则更多的是旁观者;毛搞“文革”是一意孤行,林则是三心二意,尤其在“九大”之后他的治国理念与毛有所不同。加上毛是一个多疑的人,视军权如命根子,对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崛起心怀很深的疑虑,这就注定了毛、林迟早要分道扬镳。

如果仅仅是政见有分歧,即便毛冷落林甚至夺他的权,也不足以促使林彪出走。但由于林彪的军人背景及性格,以及他们(包括叶群、林立果)有动武的可能性(哪怕只是策划),这就注定了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手很难在和平之中进行。尽管后来黄吴李邱和林立衡等人对“刺毛”和“武装政变”有种种辩解,但至少林立果是曾经企图动武的。动武牵涉的人很多,一旦审查起来是很容易败露的。“谋反”自古以来都是最严重的罪行,足可“诛九族”,对此,熟读历史的林彪当然很清楚。无论林彪是否事先知道叶群和林立果有“刺毛”之举,至少在出走前是知道了。他深知毛泽东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岂会对此善罢甘休。在斗又斗不赢,打又打不了的情况下,只有跑路了。

林立衡有关林彪被叶群、林立果劫持走的说法,殊不可信。单从众多人目睹林彪自己爬上飞机来看,他就不可能是被劫持。但如果说林彪走得不很情愿,则有可能。他对亲人特别是独子林立果有很深的亲情,在得知妻儿面临杀身之祸的时候,为了避开灭顶之灾,保护家人而出走,似乎符合林彪的心理。如果一定要说林彪被“劫持”,那么可以说,他是被亲情和家庭利益“劫持”了。

但是,林彪这么一走,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毛泽东在处理彭德怀问题时曾说过:“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这句话道出了他整彭的诀窍:把人往死里整,最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指控他与外国有联系。只要判了“里通外国”之罪,就罪加一等,永世不得翻身了。林彪也是如此,飞机飞出国境,就怎么也说不清楚了。

现在有人用“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来为林辩护,认为林走得有理。这种说法是不懂政治。林彪不是普通人,而是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中国军队副统帅,无论以何种理由,擅自出走敌对国都是叛国行为,这个利害林彪是很清楚的。也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曾为躲避迫害而移居外国。但那时他们都不是执政者,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哪里都能去。而林彪则有公职在身,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林彪的出走,实在是他最大的失算,也是他的死穴。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不能保持灵台清明,作出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智选择。所以,黄永胜才怒吼“跑什么跑!”毛泽东也才高兴地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个忙帮得太大了,不仅使毛将一切罪责推到林的头上,处理起来容易多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以反林彪“极右”为名,继续推行其极“左”路线。

研究“九一三”事件,绕不开林立衡。对于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角色、作用及其原因,余汝信等四位作者在书中作了认真的分析,他们的看法颇有道理。

“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为了给林彪翻案作了长期的努力,其志可佩,其情可悯。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对以往“妖魔化”的一种抗争,可以理解。但是,从大量的事实看,要想翻这个案,实在不容易。至少目前披露出来的证据,还做不到。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我以为,林立衡有典型的恋父情结。她与林彪之间的父女感情是极深的,其中既有对父亲的爱,也有对英雄的崇拜,加之与叶群不和,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情感。但因为她的举报,造成林彪仓皇出走而坠机身亡的后果,这是她始料不及的,也是心理上不能承受的。在当了一小段时间官方封的“英雄”之后,她的自责、悔恨心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我相信,假如事件重新再来一遍,她大概不会去举报。

书中谈到,从林立衡得知林立果想“挟持首长”到林彪出走,耽误了五天时间。其实,这怪不得她。要作出如此重大的判断和报告中央的决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肯定有一个了解情况和思考的过程,可以想象她有过迟疑、犹豫、焦虑、举棋不定,以致延误了时间。面对这样的事,谁都很难做决定。如果为此自责,则大可不必。

我不知道她这么多年有没有做过恶梦,但她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当年的行动即便不是追悔莫及,也是无法平静的。如同电影《沉默的羔羊》一样,她潜意识里的“羔羊”不会沉默。也许是这个原因,她才要用自己全部精力来为林彪洗刷,才制造出林、叶不和等说法,既为林彪辩护,也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或者说,只有为父辩护,才能在心灵上为自己辩解。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当年因她举报而间接造成父亲死于非命的深深歉疚,冲淡自己的负罪感,稍微抚慰自己不安的心灵。

因此,林立衡在材料里说的那些东西,既是想说服别人,更是要说服自己。这一点,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不去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在材料中一些说法不断变化,就不奇怪了。

事实上,林彪的出走并不像官方说的那样主动,也不是林立衡说的那样无奈和被动;当年林立衡的行为,既不是英雄行为,也不是弑父行为。她无须自责,也无须不安和悔恨。当年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都只能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历史背景去认识。谁也不用责难谁,当然更不用自责,是那样的时代造就了那样的事、那样的人。

林立衡最不能释怀的,是林彪集团受到审判。其实,她作为一个政治家族的成员,应该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首先,那次审判实际上是对“文革”罪孽进行清算的一种形式,以此为那段历史划上句号。毛泽东当然要对“文革”罪行负主要责任,而林彪作为“副统帅”,也有无法推卸的历史罪责。而且如前所述,对林彪的出走也要有个说法。我相信,假如林彪不走而被毛赶下台,即便他在“文革”中有严重的错误,后来也不会对他这样做。其次,是政治的现实需要。“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要掌控军权,需要采取这样“祭旗立威”的行动。当时一个“两案审判”,一个“真理标准大讨论”,一个对越自卫还击战,都是有相互联系的部署。

通览这本书,对“九一三”事件的回望,主要还是案头的分析,不少说法是推测,缺乏证据。但我们可以说的是,无论“妖魔化”还是“美化”,都不足为训。要想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还有待于发现更多新的有力的证据。我们只有继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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