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文革十大新说”纽约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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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大新说”在纽约初现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小记


   “文革十大新说” 


   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常遇一怪事，离事发现场时空愈远，其真相往往愈清晰，其本质揭露往往愈深刻。对于中共“党史”称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其真相在其“产地”中国大陆一直扑朔迷离，讳莫如深，莫衷一是。但是，远离文革中心北京万里的美国纽约，在距“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和“结束”三十周年的2006年5月12日至14日，猛力打破中国大陆禁谈文革的“戒严令”，倏然首次向全球初现“文革十大新说”——

   文革不只一个，而是有两个文革：“毛氏（官方）文革”与“人民（民主自由者）文革”（详见刘国凯《论人民的文革》）； 
   文革不只十年，至少可从１９５７年算起，文革的实际运动时间至少有二十年；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详见朱正《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发明权并非源于中共毛泽东，而是来自前苏联的斯大林，早在斯大林时代就有了“俄式文革”；是马列主义中国化后才有了“毛氏文革”；在世界各国共运史中，都有过不同形式的文革（详见程晓农《中苏文革比较》、程映红《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胡承伟《文化大革命和法国》、郭建《毛泽东、阿尔图塞和文化大革命》）； 
   文革并非毛泽东一人“亲自领导和发动”，而是中共集体领导共同发动，包括文革的头号敌人刘少奇在内；刘少奇对文革亦有独特贡献（详见宋永毅《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余杰《北大文革血与火的记忆》）； 
   文革中惨绝人缳的大屠杀，主要源于各地中共领导人的“本地派”与“外来派”之斗争，是“本地派”与“外来派”两派中共领导人为了私利而蓄意欺骗百姓互斗的结果（详见苏阳《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 
   文革中确实发生过兵谏、兵变——武汉“7.20事件就是一场反毛氏文革的兵谏、兵变（详见徐海亮《武汉“7.20事件”》）；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为虎作伥作用远大于林彪，堪称文革二号元凶（详见丁凯文《比较林彪和周恩来》）； 
   “文革造反派”多是上承“右派”下启“今日自由主义思想者”的民主自由追求者，是至今未能昭雪的一大冤狱冤魂（详见陈奎德《文革化大革命中中国自由主义的萌芽》、潘国平《也谈造反派》、遇罗文《“出身论”事件和当前中国的维权运动》、焦国标《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李逊《文革中上海工人造成反派与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 
   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就出现了黑社会犯罪组织（详见夏明《文革期间的黑社会犯罪问题及文革后的错觉》）； 
   “巴金文革博物馆模式”过大于功——文革实际是是一次专制极权制度的自杀运动，最大受害者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共极权体制；“巴金文革博物馆模式”无视这一文革本质，误导了许多文革博物馆期待者（详见朱建国《大陆文革博物馆萌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八仙过海”竞展风采 


   “文革十大新说”在纽约初现，其“核磁共振”来自世界各地的６０多位各具特色的“文革”研究专家相聚于纽约港这个有“免于恐怖的自由”的“思想原子反堆”。学富五车的世界一流“文革”研究专家与饱经风霜的“文革风云人物”，或大厅共聚，或花前对坐，或“象牙塔”中直面同道砥砺，或图书馆里热情对话萍水公众；先深入专论人人平等２０分钟，后自由答辩“真问题”者优先优惠；以现场实证与历史追究实时互动，引学者思想与当事时空融为一体；时力排众议浪遏飞舟，时求同存异水天一色；文革与改革互究，自由与共生齐飞；无数新思想，纷纭新观念，若道道闪电划破夜空，争相雷鸣，终于隐现文革十大真相轮廓。

   谁说会议只是短短三天？其间有１５组专题演讲，每组４－５人，每人限时２０分钟，每组附半小时自由答辩。免午睡，废晚会，人皆见逢插针，夜以继日，“不觉东方之暨白”；不分餐桌车上，不计床头厕边，人人进入思想风暴，“坐地日行八万里”，“一天等于二十年”！

   且看“八仙过海”竞展风采：

   精悍如钢筋的林培锐（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和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说中文流利于北京人，上台致开幕辞怒发冲冠，痛斥“禁止研究文革”，“大珠小珠落玉盘”；下台找角落睁大眼睛静静细听，不迟到不早退，始终兴趣盎然。

   “人比黄花瘦”的严家其虽无力正式参会，却也抱病在开幕前与旧雨新知合影留念，对会议将超越《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无比欣慰。

   健壮敦实的宋永毅（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代执行主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问题专家），从会议策划到会务接待，从会议主持到论文集合，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永不疲倦。

   满头飞雪的朱正（中国当代史专家，著有畅销史书《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因交通迟到错过发言正点，无怨无悔地以台下交流“堤外损失堤内补”，依然将其《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要点满场遍传。

   “英俊少年”夏明（纽约市立大学政治比较学教授），年方不惑，层层剥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四个时代的“政治糖衣”，直挖文革期间的黑社会犯罪问题对改革时期中国大陆的深层影响。

   胖乎乎的潘国平（文革时上海工人造反兵团总司令），一边回忆３９年前如何在张春桥亲自授意下将“司令宝座”让与王洪文，一边披露汪东兴发起粉碎“四人帮”的绝秘资料，进而揭示出一个由保皇派在逼上梁山成为文革造反派的心路历程。

   秃顶不颓志的遇罗文（遇罗克弟弟，旅美独立作家）：认为弟弟遇罗克只能在文革初期写出《出身论》，由此证明文革确有两个文革，如果说文革中有三次思想大解放，那么第一次就是遇罗克写出《出身论》之时，第二次则是“９１３事件”，“林彪翔叛逃”让中国人明白了毛泽东思想的可疑，第三次则是尼克松访华。遇罗文相信文革初期的许多事件和当前中国的维权运动有着共同的意义。

   虎虎有生气的李振盛（摄影师，文革时为黑龙江省报摄影记者），在会议上放映了他从自己的一万多张文革新闻照片中精选的文革照片经典。作为文革镜头的全程摄像者，李振盛为今天的学者认识文革真相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现场。世界许多国家争相邀请李振盛去展出“中国文革照片”， 李振盛相信，他的文革照片展已是一个流动的国际文革博物馆。

   目光如炬，白发如火的朱学渊（旅美博士，国际知名网络时评家），虽没有向会议提供文本论文，却以精彩的即席演说活跃自由讨论，既让人感悟中国知识分子家族在文革中的血泪，更不断向与会者爆出一个个“真问题”，推动会议一步步逼近文革十大真相。

   会议的“告别节目”是一个受到“红太阳”第八次接见的“红卫兵”，他先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一个“趣味文革故事”——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下午四时，在北京西郊机场受到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的２００万红卫兵，在毛的检阅车刚过去，就自动男女各自在原地围成圆圈“小解”（因为２００万红卫兵为等待毛主席到来已整整１２小时没法上厕所了），一时北京西郊机场形成上万个“男女小解圆圈”，创造了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２００万男女机场圆圈尿尿的今古奇观——而后在展示广东三个“文革博物馆萌芽”时，提出大陆文革博物馆萌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证明：“巴金文革博物馆模式”过大于功！没有真正认清文革本质，仍然对毛体制寄予幻想的“巴金文革博物馆模式”，误导了许多中国人，以致文革博物馆历经２０年的呼唤，依然处于萌芽状态。 


   　　　　　　　　　　　更多华彩乐段 


   然而，会议的更多华彩乐段是众多杰出文革研究专家演奏的，这些演奏家全是著名教授、博士、专家，依出场次序先后是——

   陈永法、吴国光、华新民、程映红、周原、梅振才、胡少华、苏阳、郭建、孙万国、司马黛兰、胡承伟、程晓农、陈奎德、杨睿、程惕洁、周明朗、周泽浩、司徒斐然、徐海亮、程光、康正果、丁凯文、刘国凯、郭飞雄、魏楚雄、陈彦、任不寐、焦国标、高瑜、杨国斌、吴一庆、何频、胡平、余杰、王怡、徐贲、丁抒、潘明啸、李劫、朱健国。

   另有徐友渔、邢晓群、唯色、崔卫平、丁东、谢咏、何蜀、唐少杰、李逊、叶曙明十人因受到大陆有关阻力而未能出席会议，但都托人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要点。

   徐友渔托人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是一个会议纪要——《“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在文化大革争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2006年3 月24日—26日举行。召开研讨会的目的就是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讨成果，促进和深化对于文革的研究。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在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 的文革史专家，与会者共16人。他们是：郝建、崔卫平、徐友渔、丁东、唐少杰、徐海亮、吴迪、叶维丽、邢小群、陈家琪、何蜀、陈东林、沈迈克、光奇、赵诚、吴小龙，还有其他文革研究者提交了书面发言。

   有趣的是，与这一右派基调的“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相对立，还有一个“2006. 美国西雅图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参加者多为海内外“新左”学者，这个会议也专程派代表在纽约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会议概论——全盘赞同文革。

   至此，舆论皆评说“纽约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多元化、全球化、高层次、新开拓的文革国际研讨会，成为全球“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热潮”的号角和序幕。《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观察》主编陈奎德、《动向》主编张伟国、《开放》主编金钟、多维网总编辑何频等诸多媒体当家人驻会既开会又采访，纽约《世界日报》、英国BBC电台、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等世界各地媒体都多次莅会采访报道。大陆为回应会议压力，也不得不在５月１７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评说文革四十周年的官样文章。 

   2006年 ５ 月 ２７日于深圳“早叫庐” 

   ——原载《动向》2006年6月号
http://blog.boxun.com/hero/2006/zhujianguo/8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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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會忘記

一個高壓下在北京舉行的文革研討會

曾慧燕

         在文革 40 周年到來之際，儘管北京官方「嚴防死守」，不准公開出現任何形式的紀念活動，並阻撓大陸學者出席在美國紐約舉行的「文化大革命 40 周年國際研討會」，但在民間，無論是退休幹部、知識分子，還是眾多的文革過來人，都無法忘懷那場給整個中華民族及個人帶來深重災難的浩劫，要求當局正視歷史悲劇。

        5 月 14 日，在紐約舉行的文革研討會進入最後一個環節討論時，與會的大陸學者徐海亮，在會上介紹了「 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召開的情況，這是一個不被官方認可的「地下」研討會，但反映了民心所在──大陸人民不會忘記文革。

        徐海亮在會上宣讀了一份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徐友漁執筆介紹會議情況的簡報。據介紹，這個會議是 3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北京密雲水庫舉行，由北京學者郝建倡議，與崔衛平、丁東及徐友漁共同發起，目的是回顧、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進和深化對於文革的研究。

        參加研討會的有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四川、山西等地的學者，以及來自海外正在北京從事訪問研究的美國歷史學家和瑞典文革史專家共 16 人，包括：郝建、崔衛平、徐友漁、丁東、唐少傑、吳迪、葉維麗、邢小群、陳家琪、何蜀、陳東林、沈邁克、魏光奇、趙誠、吳小龍，以及這次到紐約出席國際研討會的徐海亮，並有其他文革研究者向會議提交了書面發言。

        研討會的特點之一是結合論文宣讀和專題討論，把重點放在有關文革的重大問題和學術界當前最關心的問題上，分為四個單元進行。第一單元由徐友漁和瑞典隆德大學教授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介紹海內外文革研究的情況。

        徐友漁在題為《中國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一文中，概述了從1967 年至今，中國觀察家、評論家、學者、民間思想者、官方理論家等人研究文革的努力和成果，以及中國大陸幾家刊物在 10 年前開闢有關文革的討論受到打壓的情況，並介紹了今年海外有關西藏文革書籍的出版情況等。

        徐友漁特別指出，由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文革研究中發揮了重要基地的作用，同時由於宋永毅、王友琴等旅美華人學者的長期努力，從 21 世紀初開始，基本改變了「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在西方」的局面，中國人在文革研究方面開始占主流和主導地位。

文革學在西方成冷門

        瑞典中國通沈邁克以在西方人中熟練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資料著稱。他與人合著的一本厚達 700 頁的文革史著作《毛的最後一場革命》，即將於今年 8 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沈邁克在會上介紹了西方研究文革的主要機構、文革研究發展的幾個主要階段，研究資料的來源，包括當時大陸官方的宣傳品、各種群眾組織小報、對從廣東逃到香港的文革積極分子的採訪、駐華外交機構的報告等等。他指出，當初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是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學者，但在毛澤東逝世之後，特別是中共三中全會以後，他們對文革的興趣急劇下降，轉而研究當代中國的其他各種社會問題，現在，文革學在西方已經成為冷門。

        歷史學家葉維麗的發言題目是《卞仲芸之死》，談的是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芸在文革中被該校學生毒打致死一事，芝加哥大學的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對此已有充分的調查和記錄。葉維麗文革時是師大女附中初三學生，她力圖把這一事件放到文革史的「文革再次發動」的概念來理解，並談到暴力在此階段的作用和意義。

        陳東林提交的論文是《文革與中國的政治改革》。他認為，否定文革是完全正確的，但為什麼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體制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而蘇聯卻沒有？他認為文革的發生是一個重要原因，它是毛澤東試圖改變中國模仿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的一個嘗試，帶有探索和改革的意義，只是因為錯誤的手段而帶來極大的災難。

        第二單元的主題是評價文革的標準，首先由丁東作題為《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尺度》的發言，介紹相關背景。他說，在國內，評價尺度的變化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毛澤東的尺度為標準，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報告。毛澤東的基本看法是：這次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第二個階段是以鄧小平的尺度為標準，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個決議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在當時啟動了中國大陸反思文革的語境。

        不過，丁東指出，今天回頭看，鄧小平的尺度也存在幾個突出的問題：一、把毛澤東的責任歸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回避了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劉少奇和各級黨委按照反右模式領導運動整人的後果；四、不能正視黨內一部分高級幹部曾經在文革不同階段追隨毛澤東支持文革的事實。

        第三單元討論「兩個文革」說與對文革中造反派的評價，所謂兩個文革，除了指毛澤東發動、利用群眾打倒劉少奇的文革，還有一個群眾趁亂爭取自己利益，爭取民主權利、甚至企圖改變現行制度的文革。

        徐友漁說，據他的研究，最早正式提出「兩個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現居美國舊金山 )，他在 1981 年發表「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一文，提出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兩個文革」說脫胎於「社會衝突論」，這是文革研究者認識和評價文革的一種很有影響的方法和理論。

        徐友漁說，李鴻永、陳佩華、安德佳、駱思典、白霖等西方學者主張，研究文革不應集中或局限於中共領導人之間的路線鬥爭、政策分歧和權利鬥爭，還應該研究群眾的行為，他們的矛盾和衝突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矛盾。楊小凱 (又名楊曦光 )、鄭義、劉國凱、王紹光等人也持「社會衝突論」。

        他指出，在 1996 年紀念文革發動 30 周年的時候，「兩個文革」說的討論和爭論就十分熱烈，今年，同樣的爭論更激烈。劉國凱 (現居紐約 )在《北京之春》 2006 年 1 月號上發表《論人民文革》，其觀點引起很大爭議。

        出席北京研討會的學者基本上都不贊成「兩個文革」說。有人舉例，比如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裏面寫到的劉鳳翔，他的地位曾經很高，五○年代是湖南一家報紙的總編輯，被打成右派，他對這個體制可以說看得徹底清楚，他想從文化革命、天下大亂的局面中實現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發動起來了，而且無產階級專政機器也砸爛了，就給人們留下了活動的餘地。他就聯絡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自覺地既要改變右派的命運，又要改變中國當時那種專制制度。

        第四單元的發言圍繞「文革研究的環境與方法論」進行。首先提出討論的問題是：如何看待三個時期，即文革前 17 年、文革 10 年和文革後到今天 28 年的關係？官方的研究更多的是從 17 年來看待 10年，他們否定 10 年或者否定文革，理由是因為和 17 年對立，其實10 年必然從 17 年而來，17 年和 10 年的關係非常微妙，就是說文革怎麼爆發的，和 17 年的關係是什麼？再有就是從否定文革以後和改革開放以來的 28 年，實際上是文革所帶來的走向現代化對以前的一個反撥，這個 28 年和前面的兩個時期的關係非常有意思。

        第四單元討論得最熱烈的問題是口述史與文革研究的關係。與會者認為首先要注意的是搶救歷史資料的迫切性，40 年過去了，當年 10歲的中學生，現在已經 50 多歲；當時的中年人，現在已經 80、90歲，再不搶救，歷史就要被帶進棺材。但口述史的問題也很多：口述者的記憶偏差和有意回避，使口述史的真實程度受到懷疑。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口述歷史是不是信史？

        從歷史的經驗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把口述史和某些回憶錄作比較很有意思，在當今大陸語境下，官方組織撰寫的高幹回憶錄，不論是否歸入正史，其價值往往低於口述史。有學者認為，儘管口述史有不可靠的危險，但不能棄而不用，達到信史，固然很好，但在目前中國大陸的環境下，以認真態度整理出來的口述史，發表出來進入公共視野，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有總比無好，即使不準確、不到位，發表出來引起爭論，也可以推動文革研究。



文革研究的重要推手

宋永毅挖掘歷史真相

曾慧燕

        美國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執行主任、洛杉磯加州大學圖書館技術發展部主任宋永毅，是主辦「文革 40 周年國際研討會」的重要推手之一。

        宋永毅指出，今年是文革發動 40 周年，某些歷史真相並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越來越撲朔迷離，甚至在人們的記憶中面目全非。目前他對文革致力兩方面研究：一是挖掘歷史真相；二是澄清或恢復歷史記憶。

        針對目前海外的文革研究，宋永毅引用美國漢學界三句話來概括：一、對歷史學來說太年輕，因文革才過去 40 年，西方史學界比較願意研究先秦、老子等；二、作為政治學來說又太老，不如作中國鄉村研究、選舉、金融改革等更熱門，而且這些項目很容易獲得研究經費；三、作為社會學卻缺少必要信息，同時在統計一些數據上面臨很多困難，如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如何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等？

        為搶救歷史檔案，1998 年，原職賓州迪金森學院圖書館員的宋永毅，與一批華人學者成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編委會，開始「里程碑式的圖書檔案工程」。宋永毅等人走遍了全世界的亞洲圖書館，並訪問很多私人收藏家，獲得很多珍貴資料。

        1999 年 8 月 7 日，宋永毅在北京收集文革材料時，被中國安全部門拘留。經過一段時間的監禁，同年 12 月 24 日，被以「向國外提供情報資料」的罪名正式逮捕，引起國際關注。中國政府在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國際媒體、國際圖書館協會及美國政府的巨大壓力後，於 2000 年 1 月 28 日將他無罪釋放。他從一位默默無聞的普通學者，成為名噪一時的新聞人物，隨後接連在專業領域獲獎。

        宋永毅去年獲美國圖書館協會頒發 2005 年度保羅‧哈羅德「勇氣獎」。這是他繼獲「美國國家 21 世紀圖書館館員獎」後，獲得的第二個全國性榮譽。宋永毅自言因禍得福，北京當局讓他一夕成名。

        美國圖書館協會指出，宋永毅之所以得獎，是因他在圖書館專業領域的貢獻，具體表現在多年來堅持不懈研究中國文革，中國政府一直將文革列為禁區，學者們無法公開查閱和使用那段時期的歷史材料。

        該協會指出，宋永毅在整個牢獄之災中，捍衛了一個圖書館館員和信息學專業人員的專業精神和尊嚴。一如此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凱爾‧布羅所言：「我們之所以把 2005 年美國圖書館協會的保羅‧哈羅德『勇氣獎』授予宋永毅，是因為他直面中國執政者的巨大壓力和反對，忠實地記錄和保存了中國文革的真實歷史。直面這些壓力和反對，突出地表現在他為追求精神自由而經歷的牢獄之災，而宋的抗爭體現了該獎所倡導的「一種精神的質量，它可以使人堅毅地、不屈不撓地直面逆境、困難甚至危險……」

        2002 年，宋永毅等華人學者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編撰出版《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包括文革期間的最高指示、首長講話、中央文件、特別期刊、重要報刊社論和大字報等資料，共 3500 萬字，並陸續出版共 112 卷的《紅衛兵小報》，其中 60卷已出版，另 52 卷正在出版中。

        宋永毅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郭建和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周原合著的英文版《文化大革命大辭典》，也即將問世。

        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

        宋永毅 5 月 13 日在文革 40 周年研討會上，發表題為《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你不知道的故事》的演講，觀點新穎獨特。

        宋永毅說，把「劉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作為一篇論文的題目，「似乎是矛盾乃至殘忍的」。因為劉少奇是文革的受害者，並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劉少奇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文革後幾乎所有悼念劉少奇的文章中，都只是強調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分，並強調他在六○年代初經濟政策上和毛的區別。

        宋永毅指出，歷史的真相往往是矛盾和弔詭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一身分，他們和迫害者的身分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

        他指出，劉少奇悲劇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澤東，已經認定劉少奇是自己身邊的「赫魯雪夫」，嚴重地威脅著自己權位，絞盡腦汁除之為快。

        他說，回顧歷史，會遺憾地發現：劉鄧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領導人」，都為文革作出他們各自的貢獻。頗具諷刺的是，其中要數文革最大的殉難者之一劉少奇的貢獻最大。事實上，文革的發生和發展，絕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也不僅僅是他的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所為，劉少奇等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中共高層重要領導人都是有份的，他們曾是文革的積極推動者和擁護者。

        因此，宋永毅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也就是集體犯罪的結果。

        宋永毅說，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又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如果沒有對歷史罪惡的聲討和清算，如果沒有對其制度根源的發掘，那麼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災難，也就無法向文革時代作永遠告別。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 來源: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 日期:2006/05/21)

http://www.tangben.com/Huiyan/060601HuiYanWenG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