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我经历的思想解放运动

yangharrylg

走上革命道路
[align=justify]沈洪：您在什么年纪入了党？最初是如何接触到共产党思想的？
李洪林：我入党是在西北农学院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同学李殿成是地下党员，他当时跟我住一个房间，我们俩很要好，他每天给我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后来还跟我讲延安，介绍他在延安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地方真好，能当个共产党员更好。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校园散步时我问他，你能不能找到共产党？他说：“我就是。”哎呀，我非常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就是共产党，而且是特委书记，有权批准入党。我说那我能参加吗？他说你行啊，我可以批准你，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你政治生命开始的第一天，你从今天就开始一个新生命了。那天是1946年6月30日，它和我的生日一样，我都会记一辈子。那时候入党只有危险，让国民党抓住是要杀头的，但当时完全不在乎，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学运、罢课、闹学潮。我当时别的东西都不懂，只懂得马克思主义，而且从心里相信共产主义是最伟大的事业，加入了共产党，一心一意就是为这个事业献身，别的什么都不顾。当时的心态真有点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
国民党那时候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差，重庆可以出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三联书店可以出版很多进步书籍，而且在大学里的小书摊上就可以买到。像中共七大的毛泽东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在西北农学院都可以买到。我上大学是全公费，吃饭不要钱。除了伙食费还有点结余。另外我还给报纸副刊投稿挣些稿费，所以我买了很多进步书籍。后来在中学教书时，用这些书给学生建了一个地下图书馆，书都分散在学生手里，互相私下传阅。可是学期快结束时，有个学生把一本苏联小说放在课桌上，被国民党派到学校的教导主任（实际上是个特务）发现了。他就开始查这本书的来头，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一看迟早会查到我这儿，所以立即找校长辞职，说叔父帮我找到了待遇更高的新工作，跑掉了。
我父母两个人辛苦一生，晚年唯一的指望就是我。如今我忽然渺无踪影，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两人昼夜倚门而望，终于都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我现在想起来就很后悔，对父母这样狠心，真是昧了良心！但那时候却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就像和尚出家，根本不管双亲。我从郿县逃出后，找到组织上的一个关系，和我的领导人李殿成一起到延安去了。把自己的慈母扔下不管，这是我那时的精神境界，它使我抱憾终身。

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李洪林近影。（受访者供图/图）

[align=justify]沈洪：之后理论工作是怎么做起来的？
李洪林：我和李殿成一起到延安，我到延大先要考试，就是写一篇文章，这我很在行。他们一看好像我还有点马克思主义水平，就留在教育处做理论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先在西安后去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一边做政治工作一边教政治课，之后又在中央党校学过两年哲学，毕业后调去中央政治研究室，可以说没离开过理论工作。
从历史博物馆到中宣部
沈洪：后来您怎么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工作？当时您又如何获得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这一兼职的呢？
李洪林：我在政研室的老朋友洪廷彦和丁伟志，我们是一批下放的，他们在北京都恢复工作了，丁伟志建议吴江（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把我调过去，洪廷彦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向杨振亚馆长举荐我，馆长看过我当时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觉得我人还可以，没等中央党校调我，就把我调来历史博物馆，还解决了我全家的北京户口。
我到历史博物馆当研究室主任，专门负责筹备建党28年党史展览。这个展览原来已经准备了一个基础，都是极“左”的那一套。整个展厅里全是红海洋，大红标语、语录，比如建党那部分，连陈独秀都不提。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我和博物馆的同事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原来那些不靠谱的叙述修改得比较真实了。
至于我之所以成为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并没有人专门告诉我说谁让我来，所以我也不能肯定到底是谁调我去的。可能是胡耀邦，因为他喜欢我的文章，而且是他点名把我调到中宣部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写过一篇《科学和迷信》。后来赶上《中国青年》复刊找我约稿，我就把这篇文章给了他们，胡耀邦是团中央出来的，对青年口比较关心，《中国青年》把这篇文章给胡耀邦看，他挺感兴趣，只拿红铅笔改了几个字，建议用“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并嘱《中国青年》问我同不同意不用我名字发表，我说那当然好了，特约评论员更有权威。因为这篇文章，胡耀邦当时就知道我了，1979年筹备理论务虚会时，胡耀邦就决定调我进中宣部。
我在历史博物馆做完党史展览后，就到中宣部报到并且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组了。
沈洪：1979年-1982年您在中宣部理论局任副局长，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洪林：理论局是中宣部分管全国理论动向的职能部门。当时分三个处，并且编印一种不定期的《理论工作动态》。
我除了日常业务以外，还用很大一部分精力组织双周座谈会。我认为理论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在理论方面抓得最好的一次工作，会议的思想活跃程度也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的一次，至于是不是“绝后”我不敢说，胡耀邦确实花了心血来领导这个会议，邓小平也有十个字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大家真正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理论务虚会的简报每一期都及时发到各省，与会的各省宣传部部长不等简报，每天晚上都用长途电话把当天最精彩、最重要的内容汇报给本省，及时推动各省思想的活跃，所以迅速形成一个遍及全国的思想解放高潮。
我当时在会上有个发言是《领袖和人民》，一点都不客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期简报也被发到全国。《中国妇女》一位编辑找我约稿时告诉我，她刚从沈阳约稿回来，当时辽宁省正在讨论张志新的平反问题，省委书记任仲夷思想开放主张平反，有人不同意，争执不下。有人说李洪林这个简报就是平反的理由，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那么张志新就应该平反，如果张志新应该枪毙，那李洪林也得枪毙。对方无话可说，马上平反了张志新。后来，《人民日报》1980年连续两天整版发表《领袖和人民》。
当时《人民日报》成为思想解放的旗帜，创造了每天发行六百万份的最高纪录。很多在监狱里服刑的人看到《领袖和人民》后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转给我，要求帮助平反。以前就有不少人给我写信喊冤，我都加上一点意见赶紧把信转到当地省委，有些信还真的起了作用。但这一次《领袖与人民》被《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下子给我引来一大批读者来信，都是因反对四人帮而以“恶攻”罪入狱，要求申冤。这使我根本无法应对。情急之下，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要地报告一下读者的要求，并选了几封来信附上。邓果然是雷厉风行，马上把我的信批给胡耀邦，胡立刻指示公安部检查，结果有几百人都解救出来了。我一封信起了那样大的作用，我都不知道。还是胡耀邦有一次到中宣部来才告诉我的。他见到我时，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哪！”这是我此生从事理论工作所得到的最大安慰。
我到中宣部后就想：既然理论务虚会的简报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怎样能把这种方法保持下去，才能继续保持思想解放运动的势头呢？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定期开小型理论务虚会，然后把有意义的内容整理成简报，一方面给上面送，一方面给各省发，用一根无形的线把大家连起来了。于是我很快找到了耀邦谈恢复小型理论务虚会的设想，并提议由他来主持。我说你主持，人家都愿意来，还能毫无顾忌地讲，对你来说可以及时掌握全国的理论动态，对下面来说又能及时听到中央在理论方面的精神，这就能使思想解放运动持久不衰。他也觉得挺好，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并决定每两周开会一次，同时叫我马上筹备。后来这个会开得并不多，因为胡耀邦当总书记后，事情太多，就不兼中宣部长了。
宣传四个“坚持”
沈洪：思想解放运动遇到过阻碍吗？
李洪林：从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一直都在反左。后来，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左倾”回潮，展开了反左与反右的拉锯战。三中全会决定了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和思想，这就是说要全面改革。三中全会文件的文字不多，但是有这么两条就够了，一方面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方面要全面改革，所以三中全会被党内有些人说成右倾。“左倾”回潮，也就是反三中全会的一种高潮。
《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个读者来信摘编，他们每一期都寄一份让我看，我看到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着激烈斗争，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东西，就在3、4月份写了一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党的三中全会刚刚决定的政治路线，并没有作废，谁也没有权力改变反左的大方向。我认为讲四项原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三中全会路线，于是就按照这个精神写了那篇文章，中心思想是：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反左的，不允许保守派打着“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号招摇撞骗。
这篇文章是5月初发表的，《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登，反响非常大。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普遍认为这篇文章代表中央精神，所以因“左倾”回潮而受压的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当时《人民日报》接到读者来信多极了，都拿麻袋装。他们还特地选些来信送给我，其中有些是直接请报社转给我的。我从写作以来，几十年间从来不曾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鼓舞和支持，所以决心继续写下去。
接着第二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写出来了，《人民日报》在6月20日同样用整版篇幅发表。文章的主题是：我们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发扬民主。《人民日报》出报当天，胡耀邦秘书打电话给我说，耀邦同志请你下午来一下。因为文章写得很尖锐，赞同的和反对的两面反应都很强烈。我想是不是又戳到谁的脊梁骨了，下午一上班赶紧跑到他家去了。我一进门，他说：“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接着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他很放得开，说得很透，说“左倾”思想根深蒂固，他很赞成我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基本原则，让我把四篇都写完。
第三篇是《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我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不是行政领导。政府是国家机器，依法有强制权力实施行政领导。
第四篇坚持马克思主义，我写了很长时间，没有写好，实际上是我自己一直没有想好。“以其昏昏”当然不能“使人昭昭”。后来写了一篇《信仰危机说明什么》，大致意思是说旧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说明新的现实了，它必须有个新发展才行，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
1981年4月，我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按照我在那组系列文章里的观点，论述了“三”和“四”的统一性：它们不是对立的，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就是在坚持四项原则。《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把它登在头版，相当于官方对这场争论做了个结论。
两件事
沈洪：您曾谈到1980年代初的一些事情，能否仔细讲讲。
李洪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个人创造的。虽然归根到底是民心所向决定历史进程，但在某个历史关节点上，个人依其所处地位，可以起重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看社会制度和历史时机。
1979年胡耀邦提出来一个“生产目的”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当时能深入讨论下去的话，能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提前十年。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大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文章指出：应该把生产的目的搞清楚，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这就是“生产目的”讨论的第一篇文章，结果惹恼了计委，计委找人用“石由”的笔名（即石油工业部）写文章批判《人民日报》。虽然“石由”的文章火气很大，但也未尝不可以平心静气地和他讨论下去。但这时胡乔木要求赶紧停止生产目的的讨论，以免引起党内不和。生产目的的讨论只好中止。
1980年，李维汉专门找到邓小平谈封建主义的问题，他主要指封建专制传统对党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谈话，邓小平同意李维汉的观点，当时政治局也做了决定要反封建主义。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又会是一次很好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时胡乔木又写了封信给邓小平，大意是要慎重，不要一哄而起，应该先指定几个人“研究一下”，弄出个“方案”，然后再正式开始。结果这封信写完就完了，他根本没有组织人来“研究”。
胡耀邦在改革之初
沈洪：胡耀邦在改革之初起了很大作用。
李洪林：批判“两个凡是”、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没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国转不到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领导理论大军打破思想枷锁，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解放“地富反坏右”，使他们抬起头来成为一个“人”，还是胡耀邦。所有这些被胡耀邦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和“五类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总共有一亿多人。胡耀邦敢于挺身而出。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真正的“勇者不惧”。没有他一马当先披荆斩棘，中国怎能转上改革开放的轨道？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有自己的班子、幕僚、助手或智囊，不能孤家寡人。胡耀邦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人；没有一个在危急时敢于奋不顾身、为他冲锋陷阵的人。虽然他拥有一支思想解放的理论大军，却都是“神交”，只是精神相通，毫无私交，连朋友式的来往都没有。
邓小平是1977年中才出来工作，到1978年底才掌握实权。在此之前，平反冤案、解放干部、解放思想，全都是胡耀邦一手运筹和领导的。包括华国锋和邓小平在内的整个共产党，对胡耀邦都是支持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众望所归，至于开会选举，当然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福日公司事件
沈洪：1984年，您赴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那里，您感到实际工作上的改革开放比思想领域更加艰难，难在哪里？
李洪林：项南到福建当书记后，中央给了一些特殊政策，他可以大胆做一些事情。他邀请我去当社科院院长，还兼党组书记。因为省里领导很开明，所以在开展理论研究方面可以放开手脚。但当我接触到经济方面的实际时，才知道旧的计划体制是多么僵化，多么不易突破。当时福建常务副省长张遗，是项南的得力助手。他主管经济工作，我们俩私交很好，因为观点都一致，很谈得来，他也常跟我发一些牢骚。他分管经济，最极端的例子是一次一条船的桅杆坏了，需要砍一棵杉树做桅杆，但旧体制管得很严，但凡砍树都得经过国家批准，他气坏了，说我这个省长连给一条船批根杉木的权力都没有。
我在福建接触到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福日电视机公司。1982年中央给政策后，由张遗经手，引进日本日立公司的技术，和福建电子设备厂合资，成立福日电视机公司。这个厂合资前有50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28000台，质量低劣。合资后，只增加了15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18万台，彩色电视机20万台，其质量是国内第一流的，并且打入国际市场，一下子赚了很多钱，而且还带动了一大批中国的小厂生产日立的零件，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技术水平。其实所谓“合资”，中方并没有另外花钱，只是把原有厂房作价入股（日方是运来全套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本万利，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但那时的国家计委派人来调查，认为福日电视机公司是日本的殖民地企业，还说了一些根本不懂现代经济的外行话。
1983年我到福建去，项南为此事向我诉苦。于是我专门调查了福日电视机公司。我调查得很细，最后写了一篇《福日公司调查报告》，实际上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开战。我用事实驳斥了那些外行们强加给福日的帽子，这件事使我痛感计划体制非改不可。它把手脚捆得死死的，中央不立项不给批原料，你根本没法动手。以前我的理论工作在中央，后来在福建的这段真正深入实际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改革真是太难了。

1962年春，毛泽东派田家英率团去湖南调查时留影。前排右一田家英，左一王任重；后排右一李洪林，左二丁伟志。（受访者供图/图）


http://www.infzm.com/content/92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