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诺切拉:谁有权回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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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现在，在事情发生近六个月后，仍有些难以理解，为何傅苹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在一些华裔移民的社区引发了这样的愤怒情绪——在这近六个月里，亚马逊(Amazon.com)上充斥着成百上千条抨击傅苹的负面评论；有人建起了一个专门用来攻击她的网站；傅苹的朋友和同事也一直受到诋毁她的邮件的狂轰乱炸。
54岁的傅苹大约30年前从中国来到美国。1997年，她创立了一家叫做杰魔(Geomagic)的公司，最近该公司以5500万美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出。2005年，《公司》(Inc.)杂志将她评为年度企业家。周六，傅苹将在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大会上发言。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乔·诺切拉

换言之，发生在傅苹身上的是一个典型成功移民的故事。你会认为这会给华裔移民带来自豪感。但相反，她却一直经受着中国人所谓的“人肉搜索”的攻击——这是一种自发的网络行动，目的是让搜索目标蒙羞。
傅苹的错误——如果你可以称之为错误的话——就是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一些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成长经历，在那10年内，中国陷入一片疯狂。当时，身为知识分子或教师就是一种罪，这些人时常会遭到批判和惩罚（有时被杀害）；数百万人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青少年成为红卫兵，行为肆无忌惮——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的认可下进行的。读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故事时，我们都不禁会联想到《蝇王》(Lord of the Flies)。
30年后，在中国几乎没人愿意深入探讨文化大革命。确切地讲，中国政府并不鼓励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对于那些切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而言，它仍是个十分痛苦的话题。
最近我和傅苹聊天时，她告诉我，她原本是想写一本有关她商业经历的回忆录。但一旦开始下笔，她就意识到，要解释她现在的样子，就需要写文革时她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傅苹出身优越，8岁时，她被从其位于上海的家带走，送到一个很远的宿舍居住。10岁时，她被红卫兵强奸，傅苹写道。她在工厂工作，还得扶养妹妹。尽管她说她看到了残忍暴行，但她同时也写了自己接受的善意。（爆料：我现在正为出版《弯而不折》的Portfolio写一本书。）
在中国，以发起网络批判运动而出名的博主方舟子决定对傅苹发起攻击。很快，亚马逊涌现大量一星评论，谴责傅苹是个骗子。她的批评者大多是华裔移民，对她的故事大肆抨击，尽管他们找到一些真正的错误，但其中多数批评都有很大的推测性。是的，他们似乎在说，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但它们不可能发生在傅苹身上。
“学校教育一定程度上被打断了，但学校还是存在的，”郝炘(Cindy Hao)颇为不屑地说道，试图驳斥傅苹提到的她在工厂工作的经历。郝炘是一名出生在中国的记者，现居西雅图，她已成为傅苹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傅苹的整个故事都是编造的，”郝炘对我说。
（说明：郝炘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自由职业译员，偶尔为分社工作，她曾帮助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做过一篇相关报道。她说自己是在文章发表后才开始批评傅苹的。她现在已不再被允许为北京分社做报道。）
在和郝炘及其他批评者聊天时，你不能不想到，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傅苹的书中是否有错，而是由谁来讲述文革的故事——或者甚至是这个故事到底该不该讲出来。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任教的文革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他的中文名字叫马若德——译注）告诉我，对于任何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那都是他们不愿想起的回忆。“如果文革期间，你是中国的一个青少年，你可能不是被打，就是在打人。不论哪一种，都是不光彩的回忆。”是的，傅苹的书中有错。但是很难理解，这些错误如何让傅苹所面对的那种极端、无情的污蔑变得合理。她真正的罪恶似乎在于，这是一个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触碰的话题，而她令他们感到不安了。
最近几个月，郝炘试图让美国图书馆协会取消对傅苹在大会发言的邀请。在一封信中，郝炘称傅苹“不诚实，无诚信，不值得信任”。
在我看来，这听上去像极了文革期间那些经常出现的、恶劣的语言暴力。

翻译：谷菁璐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03/c03noc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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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籍华裔女企业家、新出版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一书的作者傅苹是否为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编造了她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经历？这些经历是否有助于她通过申请政治庇护而获得美国身份？

她的批评者们如是说，其中很多同样是美籍华人。这样的指责可能会难以消除。正如《纽约时报》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声称政治迫害的人已经带动了一个移民产业，有律师帮助客户制作虚假的避难申请。

正如我在这周的“中国来信”(Letter from China)专栏中写道，有人指责傅苹在她的回忆录中编造了很多情节。她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她创立了杰魔(Geomagic)软件公司（3D系统公司[3D Systems]正在对它进行收购），并被美国政府授予“2012年杰出美国人”(2012 Outstanding American by Choice)奖。

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网站公布的信息，傅苹在美国白宫创新和创业国家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担任顾问，也是全国科技女性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Women in Technology)的成员。

傅苹否认了这些谴责。她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她在大学期间写了一篇关于杀害女婴的论文，她在1984年被“悄悄驱逐出境”后来到美国。但之前，她从来没有公开解释她是怎样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

她在接受《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采访时说，她保持沉默是为了保护她的第一任丈夫，后者是一名美国人，她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她说，他们两人是她住在加利福尼亚时结的婚。这显然是她第一次谈论这个问题。

“我从第一次婚姻中获得了我的绿卡，”她在电话里说。她在1986年9月1日结婚，三年后离婚。她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最近，因为网络上掀起了针对她的“抹黑”行动，并发展为现实中的骚扰，这些行动大部分是由谴责她说谎的中国人发起。她说，“他们抹黑我的名字，试图在网上曝光我女儿的名字，他们派人到上海围堵我的家人，还派人到南京骚扰我的邻居。”她说，出于她无法真正理解的愤怒之情，这些指责者联系了美国的移民当局，质疑她获得的奖项和公民身份，他们还联系3D系统公司的股东，称她是一个“骗子”，警告股东不要收购杰魔公司。她的第二任丈夫(Herbert Edelsbrunner)收到了很多“恶意电邮”，她说，“我只是不愿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两人自此离婚。

她的未公开的第一次婚姻或许可以平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但也还有其他问题。她说，其中一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夸大事实，或是由于她和合著者、洛杉矶的梅梅·福克斯(MeiMei Fox)之间的沟通不善。

在采访中，她主动列举了一个出错的地方：“月经警察”，即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早期，这些掌权者会通过检查女性的经期来确保她没有怀孕，这一描写广受批评。为了阻止女性使用别人的卫生巾来混过检查，他们有时会被要求用自己的手指来展示经血。由于福克斯的误解，这一段被写成使用别人的手指——这是对妇女身体的侵犯。

福克斯“写错了”，她说，“我纠正了这一部分三次，但都没有更正。”她说，妇女是用她们自己的手指来示血，但这个错误最终还是付印了。

傅苹说，总之，福克斯可能“只在互联网上进行了一些搜索，结果或许并不正确”。

傅苹说，错误主要在于使用“全部、绝无、任何”等词对事情定性，让人难以接受。她说，“她不了解中国的地理情况。”

她在回忆录的开篇写道，她在到达美国新墨西哥州后立即被一名越南裔美国人绑架，被锁在他的公寓里照顾他非常年幼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在一起离奇事故中离开了家。绑架发生地点是阿尔伯克基市，当地警察局记录办公室的女发言人称，她在他们的记录中找不到有关此事的记录。当被问及此事时，傅苹重复说，她没有要求立案，因为她刚从中国来，所有的警察都让她害怕，“如果没有刑事立案或记录，那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能保存记录。”

她说她帮助编辑过一本名为《吴钩》的杂志，这份杂志是由她当时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该学院后来更名为苏州大学）的学生在1979年制作的。她在一封发给我的邮件中承认，她此处的叙述有误。她在邮件中写到，实际上文中所指被带到北京参加全国学生杂志作者会议的并非《吴钩》，而是另一份叫《这一代》的杂志。“这个例子能很好地证明，每个人的记忆都可能会出错，”她写道。

但网上充斥着大量来自一些中国人和美籍华人社区对她的尖刻批评，这些问题更为重要，也依然存在。“20多年了，我对中国确实没有多少了解，我实在不曾想到我写的书会引起这么多人愤怒，”她说。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民族主义观点也越来越强烈”，她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分歧进行“文明对话”显然更难了。

Cindy Hao自西雅图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陶梦萦、林蒙克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0225/c25tat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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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我记得，在圣心修道院附近的大道上，我们一起聆听了夜莺的歌唱。但北美没有夜莺。”玛丽·麦卡锡在《一个天主教女孩的童年回忆》(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这样写道，这是作者在挑战童年记忆的可靠性。

查尔斯·普尔(Charles Poore)于1957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对这本书的评论，他写道，“我们都会从童年以后的所见所闻中摘取一些合适的片段添加到我们的童年记忆中。”

记忆的不可靠性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围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一书而产生的喧嚣。这是一本最近出版的商业兼个人回忆录，讲述了于1958年出生的傅苹的生平，她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后来去美国，并创立了一家成功的软件公司，杰魔公司(Geomagic)。

傅苹在南京也经历了“夜莺”时刻。她在书中写道，红卫兵把她从幼时的老家上海遣返南京（当时她在上海和亲戚一起住，没有居留证），让她回到其父亲任教的大学里生活。（根据她的叙述，在她来到南京后不久，她的父母被放逐到农村。）在南京，红卫兵还强迫她观看一名老师“在足球场上被四个骑马者分尸”。

诸如此类的细节激起了一些华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他们谴责傅苹撒谎。

他们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恶梦，但确保真实性很重要。傅苹的故事显然不真实。

“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是通过事实和严密分析来跨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多种知识鸿沟和文化鸿沟，而不是通过编造故事。”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凯文·涂(Kevin Tu)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涂写道，“虽然我喜欢读《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这类书，但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像傅苹这样的人，为了私利而故意作弊。”冯客(Frank Dikötter)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记叙了残酷的大跃进运动。

互联网论坛上充斥着对傅苹的谴责，冷静的声音几乎无处可寻。

其他让批评者无法信服的事例包括：她撰写了一篇有关杀女婴的大学论文，因此在1984年被“悄悄地驱逐出境”去美国；还有，她遭到红卫兵的轮奸。

关于最后一点，傅苹在美国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们不接受事实。”

她说，强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她坚持自己的陈述，即她被告知需要离开中国，但她承认在书中使用“驱逐出境”这个词不太妥当。

后来傅苹称，四马分尸这一场景是“情绪记忆”，麦卡锡在回忆录中讨论了“情绪记忆”的问题。可能还有更多类似的承认以后会出来。“如果我犯了任何事实错误，我很乐意在再版时作出更正。”

她的批评者们听到这种说法会感到高兴。或许平息这场风波所需要的是，她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Penguin)，任命一名事实核查员。

然而困难在于，一旦某事听起来很怪异，更仔细的调查会发现可能真相的一些有点道理的内核。

她写道，政府有关人员在了解到她的杀婴论文后逮捕了她，并把她拘留了3天，拘留的地方又脏又臭。这类事情至今在中国仍发生。

傅苹用电子信发给我一份手写信的扫描副本，说这是她的一个同学在1982年5月写给她的。在信中，这名男同学提到，当其他所有人都在完成毕业论文时，傅苹突然神秘离开学校，没有毕业。同班同学们对此议论纷纷，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个同学写道，学校官员说，傅苹在被男朋友抛弃后精神崩溃。一名同班同学被指认为傅苹的前男友。

傅苹在采访中称，那只不过是为了掩盖真相，实际上她遇到了政治麻烦。她的论文被一名有共鸣的教师偷偷转给了一家报纸，引起了一系列反应。她说，此事最终引发了关于独生子女政策恶果的国内国际丑闻。

在信中，这名同学怀疑那个抛弃的故事是否真实。他写道，他与这名“遗弃者”就傅苹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但后者显得很冷漠，而且“他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1983年，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了杀女婴的事。据那一年4月11日《纽约时报》文章援引同年3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当前溺弃女婴和虐待生女婴的妇女的现象十分突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妇女甚至被逼致死。”

如果重现事实很困难，是因为有个原因：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37年，但现在仍无法在中国对文革进行自由的研究和谈论，或发表相关出版物，审查制度非常严格。一些人称，因为某些显要人士需要隐藏太多过去的行为。负罪感仍然萦绕不散。结果是给人们制造混淆，尽管有丰富的个人记忆（又是记忆！）。这个领域给否认、夸张和耻辱敞开着大门。“证据”通常仅仅靠回忆，也就是麦卡锡所说的靠不住的朋友。

是傅苹说了实话、但是人们不知道呢？还是“夜莺”在自吹自擂的故事中唱歌？除非中国开放档案、允许公开讨论，否则我们将不得而知，至少无法确定。即使是中国问题“专家”也常犯错误，因为无人能获得事实。

翻译：陶梦萦、林蒙克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0222/c22tat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