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科斯、王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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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徐尧、李哲民/译）一书的第一章

　　导言

　　1976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当时，中国仍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煎熬。“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于1966年发起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旨在为社会主义重新注入活力，摆脱腐败，消除官僚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的眼里，这只是他所主张的“继续革命”的开篇。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蓝图，毛泽东着手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运动，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的。毛泽东坚信，只要中国人民能将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把智慧和热忱投入到集体建设中，中国必定能够摆脱贫困，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昂首前进。中国人民将在无私和无产中获得重生。没有了历史包袱和封建制度的束缚，没有了物质利益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诱惑，中国人民将义无反顾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然而，事与愿违，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和政治运动深受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经不起推敲和检验。中国不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它所继承的千年文化传统也被无情地切断，现代化进程陷入绝境。原本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中国人民迅速沦为社会主义机器中了无生气的螺丝钉。

　　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不幸令人扼腕，然而，他也为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不朽功绩。《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曾经写道：“归根结底，毛泽东毋庸置疑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成功者：他敢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民为中心的革命战略思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取得了政权；他引导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从一个被战乱和贪腐蹂躏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统一的人人平等的、没有饥荒的国度；他让中国重新找回了民族骄傲感和自信心，用他本人的话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尽管这篇文章对中国饥荒的报道严重失误，但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否定毛泽东的革命运动给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激励和影响。1972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大门被重新开启，他赞誉毛泽东为“一代伟大革命领袖中独一无二的人”。巴基斯坦前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是毛泽东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政治家，他评价毛泽东为“革命的儿子，代表了革命的精髓，无疑谱写了革命的旋律和传奇，他所建立的无与伦比的新秩序撼动了世界，他是至高无上的缔造者”。他还补充道：“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一百年才出一个。”

　　带着充满矛盾的历史遗产，中国开始了后毛泽东时代的漫漫征程，没有任何蓝图在手，也不知何处是目的地。谁也不会想到，3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耀眼的市场经济下庆祝它的60岁华诞。毛泽东的经济遗产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除非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一个整体把握，否则我们恐怕无法理解毛泽东之后中国经济让人难以置信的转变，无法理解在这60年中，中国究竟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更令人好奇的是，毛泽东之后的改革绝不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一次调整。早在1958年，毛泽东便亲自发起过一场大胆的分权运动，期望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束缚。但这次尝试最终湮没在了“大跃进”（1958~1961）的灾难中。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试图调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然而，这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毛泽东之后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未竟事业的延续。1985年3月28日，日本自由民主党代表团到访中国。邓小平在会见代表团时介绍了中国最近的经济改革情况，并首次将这次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领导了中国第一次革命，由此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被广泛赞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此后的许多场合中他都重复提到了“第二次革命”，这个说法后来也成为叙述经济改革的一个标志性官方术语。第一次革命成功地重新统一了饱经战乱和动荡超过百年之久的中国。但如果说第二次革命是为了完成前次革命的未竟之业，那毛泽东究竟留下了什么遗志未完成呢？又是什么阻碍了毛泽东完成他的宏愿呢？第一次革命有什么缺点和局限是邓小平必须克服的呢？

　　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其独特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国上下一时沉浸于一片喜悦和欢腾之中。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胡风当时正从香港回到内地不久，他专门写了一首长达4 000多行的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来庆祝祖国这一历史性的时刻。1911年，清朝退出历史舞台，结束了一段冗长的屈辱史，但中国并没有因此得以喘息。随后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及三年血雨腥风的内战，已让中国大伤元气，体无完肤。在经历了这一切磨难之后，中国终于再次统一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饱受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和动荡，中国人民急切渴望着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回归。

　　不幸的是，中国重建家园的路走得崎岖而坎坷。和许多其他在“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一样，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毋庸置疑，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立。从意识形态上而言，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共产主义的追随者。

　　最初，莫斯科一直倾向于由孙中山于1919年建立的中国国民党——一个有丰富经验、组织庞大的革命政党，同时还敦促中国的共产党员加入其中。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信奉联俄联共，毫无保留地接纳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蒋介石接替了他的位置。在联俄联共问题上，蒋介石的热情远不如他的前任。此前一年，蒋介石曾造访莫斯科，并用了三个月时间学习苏维埃制度，其间他还会见了里昂·托洛茨基及其他一些苏联领导人。这次莫斯科之行，蒋介石得出了一个结论——苏联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1927年，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地位得到巩固，随后他便与共产党决裂。一年后，他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在这时，莫斯科决定出面，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追随马克思主义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组织城市起义。然而，此时中国的各大城市都由国民政府军重兵把守，共产党领导的城市暴动无异于飞蛾扑火。共产党的势力仅在少数几个苏维埃根据地中存活了下来。这些根据地由共产党的民兵组织控制着，零散地分布在国民党军队难以触及的偏远山区。1934年10月，共产党失去了一个规模最大、存活时间最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位于江西，当时领导者为奥托·布劳恩。奥托·布劳恩有着一个更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名字——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中拥有指挥权。根据地的失守迫使这群幸存下来的共产党人不得不转移。次年，他们开始踏上一段横跨中国南北、漫长而又艰险的征途。他们穿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穿过了被满怀敌意的少数民族及地方军阀控制的地区，甚至还穿过了许多人迹罕至的区域，包括大雪山和沼泽地。1935年10月，他们到达陕西，结束了这段生存之旅，不久，毛泽东将这次转移称为“长征”。一年后，另外两支共产党部队与毛泽东顺利会师。随后，他们在陕西北部一个破旧而干旱的古城——延安——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由此直到1948年，延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也是当时许多中国进步学生青年及西方中国支持者心中的一盏明灯。长征伊始， 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李德因为错误的军事路线被撤职，而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对军队的指挥权，从此确立。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不受莫斯科青睐。由于毛泽东常年在延安的窑洞中指挥中国革命，斯大林嘲讽他为“洞穴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本土化的独立于莫斯科的中国政党。毛泽东极少正面挑战莫斯科，但随着他手中政权的壮大，共产国际方面再不能颐指气使地随意支配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长征消耗了中国共产党90%的军事力量，也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培养了一批矢志不渝的中坚战士。长征的幸存者是一支品质坚毅、意志顽强、士气高涨的精华队伍。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北方获得了更开阔广大的生存空间。与他们在长征前所奋战过的南方山区不同，中国的大西北为共产党提供了更宽广的平台来对抗蒋介石。驻扎延安之后，共产党立即招兵买马，扩大革命队伍。同时，由于临近北边的国界线，他们也能与莫斯科建立安全的通信及支援线路。而且北方军阀势力强大，限制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日寇入侵中国后，南京政府被迫全面抗战。但时不我与，国民党屡战屡败，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这给常年在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其得以在军事和政治上迅速成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很快发现，他的老对手早已不能同日而语，而对方对内战的准备也比自己充分得多。三年后，蒋介石败退台湾岛，将中国大陆拱手让给了毛泽东。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此后，斯大林却无法再忽视毛泽东，莫斯科也不能继续挑拨共产党和国民党而牟渔翁之利。1949年12月中旬，共和国成立刚过两个月，毛泽东匆匆出访莫斯科。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踏出国门，会晤斯大林。在此前的漫长革命岁月里，斯大林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并拒绝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随着内战接近尾声，面对国内被战火蹂躏得残败不堪的经济状况以及冷漠无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急切地需要找到一个政治和军事同盟。这是毛泽东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但莫斯科似乎不为所动。尽管斯大林以歉意的姿态与毛泽东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毛泽东不得不在寒冷刺骨的莫斯科滞留了两个月，说服苏联与中国建立外交同盟关系。后来，斯大林最终松口。1950年2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踌躇满志的毛泽东立即凯旋归国。他不可能想到，这个来之不易的条约却会把中国捆绑在斯大林主义的樊篱之上。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毛泽东的建国之路一波三折。为了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困境，中国却一步步深陷计划经济和激进意识形态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这些不可言喻的苦楚和无助的挣扎将伴随毛泽东的余生。
尽管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有着纪律严明而专注奉献的政风以及混合经济强有力的帮助，社会秩序在短短的三年时间（1949~1952）便迅速恢复。其间，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农村社会掀起了阶级斗争的狂潮。尽管此次土改运动猛烈而又充满血腥，但中国的经济仍然在稳健地复苏。随后，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一五”计划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为原型，并得到莫斯科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虽然生硬，但能以行政手段调动大量资源，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集体化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工人和单位也被捆到了一起。战后在农村和城市涌现的个人企业和自由经济戛然而止。不久，中央计划的缺陷暴露无遗。虽然社会主义高举人人平等的旗帜，中国社会却是金字塔结构。身处金字塔底部的百姓缺乏激励机制，积极性和主动性淡泊；而高居塔顶的领袖深受信息不对称之苦，而且几乎不受任何问责机制的约束。整个中国政府正在学习打造一个全新又包罗万象的“新社会”，错误不可避免。




　　然而，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话所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没有完全抹平毛泽东时代所打下的经济烙印。以此为出发点，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拉开了序幕。




　　对许多学者而言，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依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全盘推翻毛泽东的遗产，而另起炉灶。例如，一位作者将毛泽东之后的改革称为“大逆转”。值得称道的是，一些研究修正了这个观点，并揭示了毛泽东时代经济与后毛泽东时代改革之间隐藏的延续性，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承认。尽管如此，在毛泽东取得的经济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所做出的承诺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他还在思考权力交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此时的中国，人们曾经高昂的士气已经松懈，曾经坚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已经变得模糊，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社会已经从内部枯萎了。尽管所有人看上去无动于衷地活在惰性和冷漠之中，但他们的内心早已坠入了失望的深渊。即使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想要的改变，他们也一定期盼着能听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一些最有思想的人不禁自问：“如果这个新中国并不是我们和战友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中国该何去何从？”




　　二




　　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在毛泽东时代占全国人口数量的80%以上。1953年，中国政府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补贴工业化。1958年实行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人口流动性，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这两个政策都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1947年到1952年，共产党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并分发给穷苦的农民。但是，几乎就在土地改革结束的同时，土地又逐渐被政府重新集体化。农民失去的土地，先是回收到农村合作社，后来归人民公社所有。1956年，“社会主义高潮”席卷中国农村，毛泽东对此欣喜不已。随后的“大跃进”中，数千万人死于饥荒，而这场悲剧几乎完全发生在农村地区。如果说中国的农村在公社的管制下变得更有秩序，那么唯一不变的，则是无所不在的饥荒。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所注意到的，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之后，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便“再也没填饱过肚子”。由于这样和那样的误农、伤农政策，到1978年，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收入低于50年代的水平，有三分之一甚至还不及30年代的水平，比日本侵华之前还低。




　　尽管人数众多，但由于缺乏政治力量，忍饥挨饿的八亿农民并没有让政府担忧。然而，另外一个群体却处在中国政治的中心。在毛泽东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中，一批又一批军队和党的革命元老被革职。许多人被囚禁，甚至失去了生命。在这些蒙受羞辱的革命老战士中，有的是直接遭到了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牵累，有的则是受毛泽东身边“战友”们的迫害。一些人能够以毛泽东的名义追逐个人私利，铲除异己。有些人则铮铮铁骨，敢于表明与毛泽东立场不一样的观点，有少数人甚至敢于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由于深受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的很多政策都背离常识，这的确难以让有独立见解和良知的人缄默其口而不表达异议。数百万人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和“走资派”。




　　刘少奇是其中一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并在“文化大革命”伊始担任国家主席。他毫无防备地被扣上了“头号走资派”的帽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然而，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成了中国领导核心，并欢迎市场经济重回中国。在一次批斗会上，刘少奇高举一本共和国宪法，试图保护自己，但无济于事。在一群已经丧失理性和判断力，一心消灭社会主义任何敌人的“红卫兵”面前，刘少奇的反抗苍白无力。没有任何审判，刘少奇被撤销了所有职务，随后被剥夺自由，遭受不断的批斗，直到被秘密运离北京接受“监护”。反复的病痛折磨，但求医无门，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孑身一人离开了人世。刘少奇的火化单上写着：姓名——刘卫皇，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而朱镕基，这位日后的国务院总理（任期1998~2003），在1958年也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的职务也被撤销。1962年，朱镕基复职，到了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到“清理”，并被下放到农村长达5年之久。直到1978年，朱镕基才又得以复职。




　　有许多党内高层领导人在“文革”中失去了生命。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六位未能幸免，其中包括中国第一任国防部长彭德怀（任期1954~1959）。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官员不愿看到毛泽东的错误政策再继续下去。这些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希望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但是，他们建立的中国却把20多年的时间浪费在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上。随着毛泽东的去世， 他们觉得现在是时候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经济建设上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五常曾多次到访中国，在其中的一次早期访问中，他在北京的中央党校会见了一组政府官员。令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听众对他所提出的告诫竟表示了强烈的赞同。“你们把这个国家弄得一团糟，现在，你们必须把它搞好。”




　　三




　　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忍受的羞辱和苦难恐怕无人能及。在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是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知识精英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苦读圣贤书，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林。因为中国共产党信奉社会主义和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这意味着新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将会是狂风暴雨般的关系。而毛泽东的张扬个性更是推波助澜。毛泽东嗜好读书，生性好学，自信而富有反抗精神，但对正规的学校教育没什么好感。在毛泽东十八九岁的时候，当时的学校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曾在高中休学一年半，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省图书馆，阅读自己列出的一长串书单。24岁那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负责在阅览室里为教授们办理报纸杂志的借阅手续。为了求知，毛泽东毫不言怯，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教授们请教问题。然而，甚少人对这个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年轻人表示什么兴趣，更谈不上尊重。这些令人灰心沮丧的经历使得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或他们所代表的正规教育体制没留下什么好印象。成年后的毛泽东与曾经留学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王明等人进行过权力斗争。这些经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学术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抵触情绪。




　　在共和国成立之时，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人才都选择留在了大陆，因为他们对腐败的国民政府感到无比失望。一些留学西方的中国科学家也回到了这个新的家园，其中包括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创始人，后来被誉为中国火箭及航空之父的钱学森。然而，即使在最初，共产党对中国知识界也感到不安。




　　历史上，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处在社会的中心。作为儒家思想的解说人和传播者，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化的解释，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政府官员，他们在朝廷上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从而平衡皇权。此外，他们还是士绅阶层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士绅阶层在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和提供地方公共物品方面居功至伟。




　　社会主义一向被其追随者接受为科学的学说，能够准确无误地预测和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变和运作。在这种思想的武装下，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尽管如此，考虑到知识分子对经济重建的潜在贡献，新政府在最初的时候也试图尝试与他们建立工作关系。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他们在欢庆战争结束、喜迎毛泽东及其军队进驻北京的同时，自身产生了一种自卑而羞愧的复杂心情。面对他们的解放者，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没能参加解放祖国和投身革命战争而感到无能和内疚。抱着这样的愧疚心态，许多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的战后重建中。这导致他们过于急切地接受或迁就新政府，而主动放弃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大多数知识分子随波逐流，只有极少数仍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拒绝人云亦云。梁漱溟就是其中一位。他在20世纪初曾经领导过乡村建设运动，深谙农民疾苦。在1953年就中国新经济政策的看法上，梁漱溟当众顶撞毛泽东。陈寅恪，20世纪中国最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之一，恪守知识分子的道统，他提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理念至今仍传颂学林。陈寅恪拒绝了中国科学院请他回北京担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邀请，而继续执教广州中山大学。另外一位值得注意的铮铮铁骨学者是胡风，1955年初，他因主张将作家的自由独立性从政治意识形态中脱离出来而遭到攻击，被打成了“右派”。然而，总体而言，倡导独立思想的声音还是太过羸弱，轻易地就被社会主义浪潮的呼啸所淹没。


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长久以来一触即发的矛盾随着“反右运动”的发起而爆发。1956年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取代了曾经帮助中国战后重建的混合经济。随着私有企业的逐渐消除，政治权力的不断集中，官僚机构过度集权的种种缺点暴露无遗。1957年春，毛泽东决定在党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希望借此解决这些问题。知识分子被邀请参与讨论，政府鼓励他们畅所欲言地批评或建言，帮助党和政府更好地展开工作。大多数发言都是善意的， 其目的是为了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也有一些批评直接挑战了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甚至质疑毛泽东的领导风格和才能。毛泽东很快雷厉风行，把这些人都打成“右派”。一场原本是为了改进共产党执政的整风运动很快变质成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就知识分子而言，“反右运动”正式将他们定性为共产党政权的阶级敌人。就这样，中国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社会生产中最珍贵的人力资源被扫除殆尽，失去了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机会。对党和政府而言，“右派”的棒子可以随意挥舞，打倒任何胆敢质疑党和政府的人。神州大地，因言获罪者以百万计。风声鹤唳过后，万马齐喑。多年以后，薄一波写道：“从反右派开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达20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提倡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一直未能出现，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没有认真贯彻执行。”

　　共产党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重建被战火灰烬掩埋的中国。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和农村地主富农，悉数被打成阶级敌人。这一自我毁灭性的政治行为既摧毁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又破坏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农村和城市的渗透程度让以往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相形见绌。随着传统社会秩序的权威及儒家道德准则地位的丧失，外部社会力量及内部道德戒律基本上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被胜利光芒笼罩而又年轻的政党，它还没有时间去制定一个互相制衡的党内监督制度。

　　四

　　虽然毛泽东摧毁了思想市场，并垄断了整个精神领域，但他一直诟病行政集权。在列宁和斯大林看来，政治与经济的集中化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过程，而与他们不同，毛泽东一生都在为消除中央集权而努力。数十年的游击战经验让他明白，不管由谁看管，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无异于自杀。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一直有多个分散的根据地，根据地之间独立为各自的生存而战，与中央委员会仅保持着间歇性的沟通，而互相之间的联系则更少。这种中央指挥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方式成效显著。

　　即便是在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时时担忧可能即将爆发的战争。在20世纪5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有美国做后盾的台湾，但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威胁便被北边虎视眈眈的苏联所替代。中苏关系的瓦解始于1956年3月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披露了斯大林制造的红色恐怖，并公开谴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份报告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斯大林仍然被视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备受尊重的领袖，他的肖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毛泽东的肖像放在一起，遍布全中国。毛泽东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视为对社会主义一次蓄谋已久的攻击。随后，北京与莫斯科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渐行渐远，再加上中苏间的领土争端，最终导致了北京与莫斯科关系的破裂。随着紧张局势及敌意的不断加剧，矛盾上升，导致双方在1969年于中国东北部边境地区爆发了军事冲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边界几乎从来都没有安全感，这对国内经济政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毛泽东来说，备战的压力使他在战时形成的思维方式得以延续，这种思想让毛泽东对行政极权始终不热心。如果说列宁所想象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家单独的庞大企业，那么毛泽东的理想经济则是由很多结构相似、自给自足的子单元汇聚成的海洋。在毛泽东心目中，公社便是其理想社会中近乎完美的基础社会单元。每一个公社在经济和社会功能上无所不包： 农业由生产队负责，工业交给社队企业，医疗诊所雇用“赤脚医生”，公社还有托儿所和学校，甚至还可以组建自己的民兵组织。而各个公社之间相互独立，彼此间几乎没有横向经济往来。因此，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 各经济单元独自为战，谋求自给自足，不需要时时刻刻依赖中央计划，更不需要市场调节。

　　事实上，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确实出现过，但仅仅昙花一现。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2~1956）之后建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要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时期都更为集权。但是，毛泽东很快就觉察到了中央集权产生的严重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国家和生产单位（城市中的工厂及农村的生产队）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平衡，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前者，毛泽东作了如下评论：

　　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

　　在该节的最后，毛泽东写道：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上，毛泽东告诫说：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他继续说道：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在末尾，毛泽东还认识到中央集权的问题涉及整个行政结构，而不只限于中央政府：

　　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极度不信任促使其对经济制度改革做出了第一次尝试，希望将中国从正统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改革议案，并于1958年开始实施。这项改革议案的核心在于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因此，地方政府在经济规划、资源分配、财政和税收政策以及人事管理上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另外，绝大多数国营企业都被移交给了地方政府。约88%原属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国营企业被地方政府接管。

　　地方分权产生的一个意外结果，是毛泽东可以无须经由中央各部级传达而直接与省级政府接触。上海、四川及湖北更是积极接受毛泽东的思想和推行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虽然在经济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对于决策成败所要承担的责任却仍然少得可怜。在毛泽东“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下，地方政府作好了充分准备，迎接“大跃进”。

　　五

　　回过头看，“大跃进”完全是一场人为的悲剧。它的发生绝非偶然。除了少数人持异议（例如陈云）外，绝大多数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热衷程度并不亚于毛泽东，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大跃进”运动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不久前实施建立的分权管理机制也意外地促进了“大跃进”的发展。

　　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都为他们在经济上的表现激动不已。让他们感到分外惊喜的是，尽管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尽管完全没有经营国民经济的经验，毛泽东和战友们还是很快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他们对自己的功绩感到非常骄傲，并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实际上，他们的自信心不断膨胀，以至于他们认为只要敢于想象，没有什么事情是完成不了的。1958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有篇文章甚至这么描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迅速成为广为流行的标语并席卷全国，用以激发农民的干劲，对产量的追求也愈趋大胆，仿佛那令人沮丧的边际报酬递减法则已经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农民们也被敦促要快马加鞭地实现共产主义。在推行了农业集体化政策之后，中国领导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已近在咫尺，农民只需敞开胸怀去迎接它的到来。农村合作社逐渐让路给公社这辆被认为能实现共产主义的高速列车。在公社制度下，私人的生产工具统统被收归集体所有。1958年，公社食堂这一光彩夺目却极具灾难性的发明席卷了中国整个农村地区。建立公社食堂的初衷本是为了节省时间，促进农业生产协调。但公社食堂很快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认为公社食堂是共产主义的预演，因而强力在全国推广。粮食不再像原来那样分发到各家各户，而是全部集中在公社食堂。在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农民可以随心所欲地进餐，无时间数量限制。可想而知，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像明天不再到来，只争朝夕，尽情用餐。至少在这一片刻，公社食堂确实使农民享受到了共产主义的一丝曙光。

　　1958年秋，一份份农业产量报告由各地方政府递交给北京，这些报告无不夸大农业产量。“浮夸风”一时让不明真相的人相信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及其经济潜力。由于管理分散，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督，地方政府的精力几乎都耗在无止境的浮夸竞赛中。粮食产量一个比一个惊人，丰收的欢呼声此起彼伏。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亩产已达65 000公斤（实际产量估计应低于500公斤）。事实上，所有的地方官员都知道实际情况，但几乎没有人敢顶着风头说真话。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是告诉了北京想要听到的消息而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想安稳地坐好自己的位子，最好就别让北京失望，尤其是“反右运动”才刚刚过去。大多数敢于站出来揭露“大跃进”真相的人早在这场运动中惨遭迫害，即使漏网之鱼也噤若寒蝉。


此外，由于所有报纸和媒体都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之下，即使有反对声音也根本无法传递。同时，在一个信息被高度监控的社会里，任何通过国家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都会被视为权威和真理的象征。中国最为著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说，如果理论上植物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它们所接收到的阳光的30%，大米和小麦的单位亩产便能高达25 000公斤。钱学森的话没有经过任何争论，被毛泽东奉为农业“大跃进”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政府管控的媒体有效地压制了反对声音，偏听则暗，北京最终沦为自己政策的受害者。农业部盲目地相信各地政府递交的报告，并以此预测粮食产量在1958年将能提高70%。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甚至开始考虑如何储存和处理那数量惊人的多余粮食。不出所料，在1958年，农民手中的粮食被国家大肆征收，而到1959年，被收购的粮食数量仍不断上升。粮食出口额从1957年的193万吨飙升至1958年的266万吨，到1959年则达416万吨。到了1961年，中国开始进口粮食，但在此前一年，即1960年，中国粮食出口额仍高达265万吨。1959年，毛泽东宣称中国的粮食产量已达3.75亿吨，然而当时的实际产量大概只有1.7亿吨。当中国雄心勃勃地不断向外出口粮食时，国内却有大批农民死于饥荒，到处是一片食不果腹、哀鸿遍野的惨状。“天作孽，尤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没有什么灾难比这更悲哀和愚昧了。

　　另外一件悲剧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炼钢铁”运动，此举导致粮食严重减产，致使因饥荒死亡的人数持续上升。人们在自家后院建土高炉炼钢的景象恐怕是“大跃进”至今最让人难忘的一幕闹剧。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里最资深、最富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备受尊崇，甚至以跋扈出名的东道主赫鲁晓夫也对毛泽东表现得敬重有加。然而，中国经济发展迟缓，农业比重过大。在政治上，中国或许可以称得上是巨人，但在经济上，中国仍然是个矮子。要想保证中国经济与其政治地位匹配，就必须做些什么，并且要快。在当时，钢铁产量被公认为衡量国家工业化程度的一个可靠指标。因此，当赫鲁晓夫宣称苏联的钢铁产量会在15年内超过美国时，毛泽东便在其讲话中许诺中国的钢铁产量将在15年内超过英国。

　　然而，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生产能力。由于目标过高，现有的炼钢厂无法完成要求的生产指标。为确保完成任务，钢铁生产便成了每一个人的工作。所有工厂、事业单位，学校及农村生产队的劳动力都被招募参加了全国大炼钢的竞赛。农民在自家后院搭起土高炉，每天都忙碌于炼钢，甚至到收割的季节也不管农活儿，任由粮食烂在地里。可以想象，由这种土法制造出来的钢铁，绝大部分都无法使用。而且，这种全民炼钢运动有一个更为致命的后果，由于农民被大量调离去炼钢，农业生产无暇顾及。最近有研究表明，1958年到1961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大量转移。

　　河南最先接到饥荒报告，但由于害怕遭受惩罚，当地政府非但没有把情况上报中央，还千方百计地试图掩盖事实。如果抢救行动果断及时，“大跃进”的灾难或许不会饿死数千万农民。一个关键而短暂的赈灾机会就这样放走了。与此同时，由于农民被土地所束缚，即便遭受饥荒，也不得离开他们的村庄。对地方政府而言，任何大规模的农民流失都会被当作失职的表现。此外，由于私有经济被清除殆尽，粮食无法转移到短缺的地区。如果存在自由市场，粮商便会想方设法，从受灾程度较小、价格较低的地区购买粮食，并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将其销售到受灾程度最大的地区。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似乎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他曾写道：“在一个广泛种植谷物的国家里，只要存在自由贸易和信息交流，所有不同地区之间因为季节因素偶尔导致的粮食不足都绝不可能会发展成为饥荒。”由于粮食运输、人口转移及信息沟通都被禁止，政府在饥荒面前一筹莫展。地方政府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前途，力图与北京保持一致，至于政策是否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则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毫无选择。

　　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分权造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断联，“大跃进”不会落得如此悲剧的下场。从这个角度看，地方分权是个“帮凶”。“大跃进”之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分权改革宣告失败，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了中央计划的老路。中央计划至少能够结束“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恢复经济秩序。 中国经济在60年代中期得以复原。这个经验让许多中国领导人把中央计划奉为发展经济的金钥匙，对陈云而言尤其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陈云与邓小平一道主持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建设。

　　实际上，在1958年实行地方分权之前，中国就存在一些深层的结构性缺陷；若没有这些缺陷，“大跃进”很可能不会发生，也不会造成饥荒致使数千万人丧生。这些缺陷包括反市场化、剥夺居民迁移权、垄断媒体以及激进的反智主义。这些政策与分权制度本身完全没有关系。“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认识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大跃进”的失败主要（70%）是自然灾害（气候恶劣）造成的，而人为失误因素较小（30%），刘少奇对此持完全相反的看法。遗憾的是，对于“大跃进”的讨论，无论是最初的党内讨论抑或后来学术界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影响，并把讨论的重心落在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上。事实上，有证据清晰表明“大跃进”主要是人为造成的灾难，这个观点在后来也得到了许多定量化研究的佐证。由于众人争论的重点过于局限在对政策制定者的问责上，对问题的本质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致使中国经济和政治中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在此后得以延续，根植在了整个社会主义体制当中。这样，在最开始催生了“大跃进”并急剧加速了灾难发展的许多制度性缺陷，非但没被解决，反而在中央集权的回归及五年经济计划的复兴下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回过头去看，“大跃进”是对中国政府的当头棒喝，它应当以此为鉴，对整个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重新审视，避免重蹈覆辙。遗憾的是，成为众矢之的的却是地方分权政策。对于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人而言，“大跃进”的失败恰好验证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中央计划经济因此再次被奉若神旨。中国政府就这样失去了一次吸取教训纠正错误的绝佳机会。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其战时经验影响。但他没意识到，在战争时期，每一个根据地都要为其行为负责，因为一个严重的差错很容易并且往往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即便在实行了地方分权之后，这种硬约束条件在省级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机构中并不存在。只要北京满意，地方官员因经济管理不善而丢掉官职的情况极其少见。此外，由于政府内部的宣传工具和媒体都受到严格的集中控制，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能表达异议，更不用说会对中央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挑战了。毛泽东实行的地方分权并不允许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毛泽东也不认为有此必要。和苏联相比，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得很快，这也使得毛泽东开始相信中国已经迈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头上的“乌纱帽”而盲目服从中央下达的命令。然而，当这种一厢情愿破灭的时候，最后买单的却是无助的农民。

　　“大跃进”的悲剧说明了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认知和态度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只有在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全知全能、通晓一切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哈耶克曾强调说，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 这其中的深奥含义还远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但是，除非当事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从而主动寻求信息来帮助解决问题，信息自由化就没有实际意义，甚至看起来是一种浪费。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厚的认知基础假设之上：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要让中国有这样的认识绝非易事，即便有着“大跃进”的前车之鉴。

　　六

　　经历了“大跃进”的惨痛失败后，中国的经济及社会秩序在60年代初得以恢复。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运动，让刚刚起步的经济恢复和失而复得的社会秩序戛然而止。研究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复杂动机的文献非常多，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用心于此。可以肯定的是，向来反对集权的毛泽东绝不会容忍中央计划经济的长期存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打破为自己服务的政府官僚体系，让人民当家做主。然而，毛泽东对市场抵触更深。他未能想到，在一个既没有法治，也没有地方自主权的社会，一旦中央计划遭受攻击而坍塌，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混乱。而他所期望的“大民主”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中国的经济陷入了集权僵化、分权紊乱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党内政治斗争的激化，加上阶级斗争思想的延续，使“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上比“大跃进”要远为激进。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粹性，保护其不受资本主义的侵蚀及封建主义的腐化，毛泽东身边的红卫兵——大多数为大中学生——被授意扫荡一切旧事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声音此起彼伏。随着红卫兵的大肆破坏，许多寺庙、书籍、绘画及其他文物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到60年代后半期，人们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绝大部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少数被政府指定用以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样板书。其他书籍均被划为禁书，图书馆也被全部关闭。而教师和教授——尤其是从海外归国的教职人员——则受尽羞辱折磨，甚至被活活打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因无法承受屈打而撒手人寰。教育遭到空前的毁灭性打击，学术沦为嘲讽的对象。一时间，“知识无用”的口号响彻全国。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被关进牢狱，知识本身也因此成为致命的政治负担。此时，中国所有与日本及西方的经济联系全部被切断，中国进一步画地为牢，把自己孤立在现代技术文明之外。对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丧心病狂的戕害很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最为悲哀的一幕。它所表现出来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及对文化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各种极端行为——几乎等同于完全的去中国化——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以来，西方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优势日益凸显，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束手无策，反而开始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百般挑剔。然而，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抹不去的依眷情愫，他们一方面批评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另一反面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无不体现了自身的文化素养。但对于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红卫兵而言，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缺乏了解而没有太多的感情，更谈不上敬畏之心。年轻无知的叛逆精神一旦披上了革命的外衣，被扭曲、放大而恣意妄为，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暴力运动。这股疯狂而暴戾的浪潮被当作政治武器，冲向现有政治体制和文化秩序。政治和知识阶层首当其冲，是“文革”中最引人瞩目的受害者。


晚年的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挥之不去、无时不在的最大威胁，处之不善则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政治至上支配了毛泽东对经济的管理。在对中央官僚机构宣战的同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又一轮经济分权。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轮分权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得以在这场政治浩劫中幸免于难的重要因素。因此，尽管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政治暴力的肆虐，但相比“大跃进”时期而言，经济遭受的打击要小得多。诚然，经济在“文革”头三年也曾受到严重干扰，但此后，生产不但恢复了运转，在速度上还超越了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1969年到1972年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顶峰。然而，由于长期忽视消费品的生产，物资极度匮乏，经济仍然由以国家为中心的投资计划为主导，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甚至还不如以前。福利改善微乎其微，人口增长越来越快，阶级斗争无休无止，在这种局面下，越来越多的人逐渐醒悟，不禁自问：“这难道就是我们努力奋斗想要的社会主义吗？”

　　与此同时，共产党和国家机器亦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在“大跃进”时期，虽然大批农民被饿死，但“大跃进”的灾难几乎没有波及政治精英；然而，在“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恰恰是中国的政治精英， 包括年老资深的共产党员，整个政治结构及行政机器都被严重破坏。 刻板而集权的官僚机构和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官员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特征，这种模式显然不是毛泽东希望传承下去的财富。毫无疑问，中国奉行社会主义——没有私有财产，也不存在自由市场。但是，中央计划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却远远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至高无上。

　　西方国家曾经，很可能现在也依然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是苏联模式的模仿。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时候都极度闭关锁国，关于中国的消息几乎无法外传。因此，外界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都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上，而不是基于中国的现实。许多西方人都以斯大林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误解必然会出现。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的个人因素造成了中国政治及经济体系的分散，但其他一些更为难以捉摸但又不那么具决定意义的力量却仍然发挥着作用。中国疆域辽阔，中央计划者从北京治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颇为不易。正如中国一句俗语所说，天高皇帝远。于是，在中国出现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是难免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之后，行政集权（即古时的郡县）与地方分权（即封建）之间的矛盾就一直是中国执政者无法摆脱的问题。通过科举考试从社会各阶层选拔官员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官僚体制是中国古人治理社会的一个重要智慧，这个古老的发明现在几乎被所有现代国家接受。但在中国，集权与分权的共存由来已久。中央集权也许是传统中国政治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面，但传统政治秩序的稳定却要依靠集权与分权两股力量的平衡，正如太极中的阴阳相糅。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中国基本上白手起家，打造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工业基地。但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和经济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个困苦不堪的烂摊子以及一个漏洞百出的经济制度。同时，经济上的失败也激起了民众的深深不满，他们大都渴望改变。在毛泽东执政的末期，社会凋零破败，经济支离破碎，政治迷惘失向，整个国家在曾经笃信不疑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艰难匍爬。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中国迫不及待地要翻开全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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