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文化部长茅盾与电影《武训传》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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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长茅盾与电影《武训传》批判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商昌宝

【原文刊于《文史精华》，2013年第5期】

1949年后的大陆中国，政治运动可谓是司空见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有切身体会。作为思想和文化界的第一次整肃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具有开历史先河的地位和影响。尽管此前学界关于这一运动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也取得很多成果，但是在一些历史细节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盲区，例如作为文化部长的茅盾是如何具体参与到其中，一直以来还缺乏足够的学术关照和梳理。

一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基本事实很清楚。1950年，由上海昆仑电影公司拍摄、名导演孙瑜执导、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公映后，以饶漱石为代表的华东局、上海市各级党政领导均表态称颂。随后上海、南京先后掀起观看、评论《武训传》的热潮。孙瑜欣喜异常，于1951年2月亲自带上影片的新拷贝前往北京。如同上海的结果一样，茅盾与朱德、周恩来、胡乔木、袁牧之以及参加一个会议的一些领导人共同观看了影片，朱德还大加赞赏说：“很有教育意义”。电影公映后，电影界、教育界、新闻界都给予高度评价和广泛重视。据《人民日报》的社论统计，截止5月20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报刊上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近50余篇。
事实上，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武训传》备受好评并非仅仅是因为历史上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感人，更主要的原因是影片中加进了大量奉迎政治的“彩儿”。因为这些“彩儿”，影片在拍摄前的剧本审查中，能够顺利通过中宣部的审查，也轻而易举地得到郭沫若以及中央文委的认可和资助。关于影片修改的指导思想，据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中讲，导演孙瑜在1997年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自己原本想把《武训传》拍成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而1949年“文代会”期间，周恩来作了指示：“（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之后，陈鲤庭建议改成兴学失败的悲剧，郑君里、沈浮建议周大“逼上梁山”，而后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向地主恶霸讨还血债。孙瑜后来也撰文说，自己听从了这样的建议，以“戏说历史”的方式将剧本改头换面，重新结构起一个另类的《武训传》，并在影片结尾安插了这样的镜头：老年的武训在剧终看到“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装农民弟兄们在原野上英勇地跃马飞驰而过，高喊着：‘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孙瑜或许觉得这样还不够，又在剧尾处安排了女教师对听故事的学生所作的一段“点睛”结论：

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各类颂扬文章纷沓而来，并且由颂扬武训而掀起颂扬陶行知的高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教育》、《文汇报》等媒介上大量登载了有关武训和陶行知的相关文章。
1950年11月，北京出版社推出《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上）。茅盾循着以往的思路和惯性，撰文《在人民的立场》予以支持。文中，茅盾开篇便写道：“行知先生是教育家，而且是前进的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完整：在人民的立场，可以说是人民本位的教育。他的教育理论在我看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倘用另一方式，这句话便是‘做人民的老师同时又做人民的学生’。”应该说，茅盾对陶行知的解读是完全按照阶级分析的角度进行的，也符合思想改造的主流意识，因为其一，所谓“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与实际并不相符，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虽然在支持力度上不是很大，但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干扰和破坏。茅盾这样说，是为了证明国民党反动派不干好事，尽做坏事，所以武力推翻它是合法的正义的；其二，茅盾将践行平民教育的陶行知打扮成“人民”中的一员，使之成为“我们的人”，其实是在偷换概念。陶行知立足平民教育不假，但是他本人生前并未有实际的赞同阶级革命的思想言论，他之谓平民，与阶级话语中的“人民”不是一个概念。茅盾并非不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他与陶行知是同时代人，但不是“同志”，连“同路人”都算不上，他这样撰文立意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二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对武训和《武训传》给予了严厉批评，称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同时，他还有所指地批评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经发布，原本颂扬的主潮顷刻被批判浪潮所取代。武训、提倡“武训精神”的陶行知和孙瑜、赵丹、马叙伦、李士钊、端木蕻良等颂扬者，以及倡导“活教育”的陈鹤琴、美国的教育家杜威，后来都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专栏中特辟“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共产党组织应参加关于《武训传》的讨论”等栏目，并指示：“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结论。”一时间，1949年后第一次批判和检讨浪潮形成。据统计，一个月内，仅《人民日报》一家就收到批判和检讨的稿件1279件。
茅盾对此真是措手不及。审看《武训传》时，自己的确没有意识到问题，甚至还被那种主流叙事和手法所吸引，即如朱德、周恩来、郭沫若、周扬等老革命“被蒙蔽”一样，没有提出批评意见完全情有可原；写作赞扬陶行知的文章，又明明是一番好意，是为主流政治添砖加瓦、笼络人心的。而且众所周知，1946年陶行知去世时，延安也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还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大会还宣布将延安中学改为行知中学，8月12日的《解放日报》几乎成为纪念陶行知的专刊，胡乔木、陆定一、钱俊瑞等宣传大佬们当时都在上面撰写过颂扬的文章。即便是1949年新政权建立，也曾发动过集中纪念和颂赞陶行知的活动。如1950年7月《人民教育》的“社论”中写道：“陶先生的道路，是一个诚实的教育工作者逐步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社论还号召用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及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来丰富陶行知的学说；教育部长马叙伦还在“社论”的题词中说：“陶行知先生所走的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为人民教育开路，立下不朽的功绩。他始终是不屈不挠地甘为工农大众服务，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愧为人民的先师！”所有这些，茅盾都是清清楚楚的。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句流行语：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说的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形势发展太快，让人应接不暇，难以跟上。的确，此时茅盾也真的有些跟不上了。但是，又能怎么样呢？身为体制中的文化高官，茅盾只能调整思路参与到中宣部组织的全国性批判《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运动和接下来的文艺整风运动中。
其实，关于《武训传》的批判，早在1951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率先捕捉到信息的周扬，就已经开始批判《武训传》了。3月20日的会上，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号召“电影工作干部、文员干部和观众对《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二部影片组织讨论和批判”。这一时期被批判的还有1950年上映的影片《清宫秘史》。此事毛泽东在1954年10月《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正式公开提出。信中写道：“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意指刘少奇——本文注）称为爱国主义的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茅盾在这方面上显然要显得迟钝得多，所以也就不好积极主动，知趣地自居边缘。韦韬和陈小曼在《我的父亲茅盾》中这样写道：“这次批判，使父亲知道了该怎样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洞察事物的本质。但另一方面，父亲总觉得武训是旧社会中的一个好人，批评他阶级觉悟不高可以，把他说成是阶级叛徒，甚至是反革命帮凶之类就过分了，因为毕竟武训不懂马克思主义。”这自然是后话，不足为训。
有一点比较奇怪，《武训传》、《清宫秘史》和《荣誉属于谁》等最高领袖关注到的以及基层干部、群众发现和举报的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问题影片接连出现，茅盾虽不负有直接责任，但作为文化部长和电影指导委员会主任，应该负有领导和监管职责。不过，在郭沫若、周扬、夏衍、钱俊瑞等人都竞相表态时，他竟然没有主动写检讨，也没有被责令检讨，就得以顺利“过关”，而最高领袖和那些“热心读者”这时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是耐人寻味。是因为“非党”身份和思想觉悟的低标准，还是他一贯为人低调而遭轻视；是思想上实在没有转过弯来，还是“一慢二看三通过”的处世哲学起作用？恐怕茅盾自己也搞不明白。

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武训传》批判和检讨正酣之时，由中宣部发起、毛泽东亲自指示和部属的文艺整风运动烽烟再起。1951年11月24日，首都文艺界召开整风动员大会，胡乔木、周扬和丁玲分别作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和《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等报告，拉开全国文艺界整风的序幕。茅盾虽然被安排为该运动学习委员会的成员，但除了照例出席会议就坐主席台外，连个像样的发言都没做，尤其是相比于风头正劲的主任委员丁玲，茅盾甚至都不是相形见绌，而简直是个形同虚设的木偶。此后不久，由他掌管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从副主编艾青到编辑部其他成员，来了一个大换班，这么重大的人员调配，他只能冷眼旁观却爱莫能助。
进入1950年代，整个大陆中国都是一种运动状态中。在整风运动期间，同时还有其他运动竞相上演。如针对党政机关的“清理中层”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全国范围内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俗称的“洗澡运动”；“三反”（也称“打虎”运动）、“五反”运动。这些运动虽然都与茅盾没有直接关系，但仍要作为领导被安排与会，也仍要继续做摆设，其中的无聊无奈和苦辣酸咸，局外人恐怕很难真切地体会到。有时想想，即使是体制内的高官，也不都是风光无限、耀武扬威，其中两种境况比较尴尬：一是参加一些无聊的会议、酒席。不得不去，但去了也就是装点门面；不得不说，但说也是言不由衷；二是“荣休”后的巨大反差生活。以前大权在握时是左右簇拥、满场恭维和门庭若市，后来作为退休老干部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一前一后，真是天上和人间了。
活动可以不积极，但思想要跟上去，茅盾对此是心领神会的。1952年，乘出版《茅盾选集》的机会，他在“自序”中汇报了自己的思想，他说：“数十年来，漂浮在生活的表层，没有深入群众，还是耿耿于心，时时疚痗的事。年来常见文艺界同人竞订每年写作计划，我订什么呢？我想：我首先应当下决心订一个生活计划：漂浮在上层的生活必须赶快争取结束，从头向群众学习，彻底改造自己，回到我的老本行。自然，也不敢说这样做了以后一定能写出差强人意的东西来，但既然这是正确的道路，就应当这样走！”这段文字，一方面检讨了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委婉地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武训传》批判和文艺整风运动的折腾，文艺界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周巍峙晚年在接受徐庆全的采访时，提到周扬1952年曾在全国电影厂长联系会上讲到，1951年文艺整风运动的负面影响是：“教书的人不敢教书了，写文章的人不敢写文章了，而最大问题是一年多没有本子，电影片的生产几乎停顿了一年。”显然，作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周扬是着急了，他自己也说过，造成这种局面“文化部负主要责任”。而作为文化部长和电影指导委员会主任，看到一年里全国只有《神鬼不灵》这样一部影片上映，茅盾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么办呢？于是英明的领导们想出了这个作家、剧作家、导演等定创作、拍摄、演出计划的招数来。如果从积极意义来说，这种狡兔三窟的伎俩，无形中丰富了社会主义的“计划模式”，即在“计划经济”之外，又新增了“计划艺术”，真是别出心裁的创新之举。而且，是否也应该作为马列主义中国化后的又一丰硕成果，需要很好地总结、贯彻呢？
检点完自己的思想，还要顾及整个文化界的思想。值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茅盾在《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中不得不坦言：“毋庸讳言，我们文艺界还存在着性质严重的思想混乱状态，我们的工作还有严重的错误或缺点，去年文艺整风学习时已经暴露了若干，接着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了若干。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很多的，但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于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理解得不够，似懂非懂，自以为懂，因而在执行政策时，常有偏差或错误。而推究这些偏差或错误之所以能发生，主要又由于我们不能坚决执行‘为工农兵’的方针。”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问题时，茅盾不无感慨地说：“近来陆续发现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生活于工农兵中，投身于现实斗争，为时甚久，而思想终未得到彻底改造，则当环境改变时，受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便会失却立场，铸成大错。我们应当从这样的事实吸取教训，痛切地认识到，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若仅仅下乡数月，进场半年，就认为改造已经成功，沾沾自满，那是非常危险的。”在谈到如何克服问题时，他强调说：按照《讲话》指示，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其次是‘如何为法’的问题，要真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非进行思想改造不可，而我们的工作方向就只有一个工农兵的方向”。
在1952年9月所作的《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茅盾一方面很形式化地肯定了三年来文化艺术“配合着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等伟大运动”取得很大成就，一方面也指出“不免发生偏向乃至严重的错误”，包括“在文艺工作者之间，也还严重地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现象”。针对文艺整风运动，他概括说：“经过了这一个运动，文艺工作者挖掘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根源，澄清了文艺思想的混乱，端正了创作态度。”最后，他再次强调说：“文化、艺术工作者在文艺整风运动已得的基础上还必须继续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在领导方面，就必须继续不断加强文化、艺术工作中的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把握普及及工作第一的方针，在工作中而不是在纸面上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茅盾这样的官样文章，表面上看是在履行工作职责，对上、对下都有个交代，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也是一种耳提面命式的叮咛、嘱咐。毕竟，他是文化艺术界的领导者，问题出的越多，他受牵连、被批评、作检讨的可能就越大。
纵观茅盾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可以发现，尽管作为体制内的文化部长，但与权力核心却有很大的距离。在最高领袖“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棋局构建中，他不过是一个前路在何方的普通棋子。同时，作为阶级革命的亲身参与者，与其他被改造的自由派作家、中间层作家一样，茅盾也要面对思想改造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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