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讲稿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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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 讲稿完整版（金雁、杨奎松、雷颐、杨念群、周濂、许知远）来源：富书部FRC的日志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
——理想国文化沙龙 清华大学专场

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新书沙龙
发言嘉宾：金雁、杨奎松、雷颐、杨念群、周濂、许知远
时间：2013年5月11日（周六）14：00—17：00
地点：清华大学主楼 后厅
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清华大学时代论坛
注：本日志内容来自蔡伟人人日志

【嘉宾简介】
主持人周濂：
大家下午好！首先向大家尤其是梁文道的粉丝说一声抱歉，由于他家里临时有事，不能来到现场，由我来代替他做这个嘉宾主持。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周濂。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非常有幸邀请到了许多重量级的嘉宾来参与这个讨论，先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今天莅临现场的嘉宾。
第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杨奎松老师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是海内外公认的权威学者，去年刚刚出过四卷本的合集《革命》，非常的令人震撼。今年又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忍不住的关怀》。这本书其实已经突破了他的研究的领域，他把中共党史从1949年之前延伸到了1949年之后，并且不再只是聚焦于中共的历史，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
接下来是享誉人大经久不衰的老帅哥杨念群老师。这么说是因为有很多离校多年的人大女生，至今提起杨念群老师依然念念不忘。杨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所担任副所长。
今天来的嘉宾知识结构特别广，既有清史的专家杨念群老师，也有近代史的专家雷颐教授，而杨奎松老师是中共党史的专家，还有金雁老师是俄罗斯和东欧问题的专家，当然还有我们的许知远先生是一个是博览群书，全才型的知识分子。（笑）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清华的同学非常熟悉的金雁老师。去年她出了非常厚重的一本书，叫做《倒转红轮》，反响特别大。
接下来是中国社科院的雷颐教授。我不晓得雷颐老师的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是不是算了《周易》，因为《周易》的第二十七卦叫做山下有雷。我查了这个卦，卦辞的意思是要谨慎言语、避免灾祸。所以我们刚刚在二楼的时候就警告雷颐老师，今天说话要小心。大家去看雷老师微博，会发现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
接下来这位外表非常的粗犷，但内心纤细的许知远先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人。我很少这么表达对同性的喜爱。今天看到一则让我非常感叹的消息，昨天在单向街发生了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一个年轻人在单向街求婚成功了。那个年轻人大概是1987年出生，把单向街做成了一个求婚的现场。许知远先生是单向街的老板，相信大家都了解。知远兄十几年前出版了著名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忧伤的年轻人变成了忧伤的中年人。他最近还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书，《祖国的陌生人》、《时代的稻草人》。总而言之，知远兄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永远的局外人。局外人的角色使他能用一种非常怀疑的、若即若离的、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我们这个时代，所以他会经常给我们带来一些很有贡献的观察和思考。


【引言·周濂】
周濂：任何的痛苦都比不上政治高压强迫你进行转变所带来的痛苦
出版方给了我一个任务，在介绍完嘉宾之后要做一个引言。因为在座都是史学界的专家，我不敢班门弄斧谈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及其现代命运”，我就想给大家讲讲我个人的一些小小的经历。
大概在22年前（1991年），我跟在座的朋友年龄差不多，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大家知道再往前推两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预备役知识分子，我必须先到石家庄军事学院做一年的预备役军官。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是个特别要求进步的青年，因为虽然时隔20年，但依然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要求进步的人。比方说因为正步踢得好，被任命为当时的区队的副区队长，掌管了36名学生。再比如说我当时真诚的认为自己不够格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非常严肃的去研讨、研读《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且和同学唾沫横飞的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
大概是一周以前，一个同学知道我现在已经堕落成了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就在微信里面揭发我的历史问题。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周，曾在军校讲‘红旗能打多久’，目前要考虑去政治化和自由问题”。我看了这段话就毛骨悚然，因为他竟然不直称我的名字，而只说“周”，这让我想起文革。我当时这么回复他，我说，第一，关于红旗能打多久的演讲真的不记得；第二，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爱过一两个人渣呢？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这原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一定深有体会，你曾经如痴如醉、如疯如魔地爱着那个人渣，你曾经说离开他一分一秒你都不能过。但是，时过境迁，你回过头来，你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阅历的增长，有可能是因为你知识的增长，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整个的人生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诸如此类。我相信这种转变它可能会伴随着非常强烈的碰撞，但是，相比之下，任何的这种痛苦都比不上政治高压强迫你进行转变所带来的痛苦。
杨奎松老师的这本《忍不住的关怀》，讲述了三个用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的人物的故事。第一个人是张东荪先生，原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第二个人王芸生先生，《大公报》的主笔和主编；第三个，跟在座同学关系更大了，是清华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1949年鼎革之变的时候，张东荪先生已经63岁，潘光旦51岁，王芸山最年轻，也已经48岁了。大家想象一下，到了那个年龄，已经形成了各自相当成熟和稳固的三观，然后要被迫出于外在和内在的原因批评否定昨日之我，这是如何可能发生的？
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弯曲的脊梁》，这本书的作者有一句话非常好，“一个人将会一步一步的被推得越来越远，直到跨过某一界限，然而却没有注意到脊梁正在以一种几乎无法觉察的速度弯曲了”。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弯曲了自己的脊梁。但是我又觉得“弯曲的脊梁”这个说法虽然非常的有画面感，但是依然不足以解释一切的现象。
杨奎松老师的这本书给我们展现了脊梁是如何弯曲的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记得米兰·昆德拉曾说，“极权主义不仅是人间地狱，而且是天堂之梦。因为在它血淋淋的外表之下，它其实有着玫瑰色”。后来汉娜·阿伦特说，“大众对于极权主义的支持，有可能既不是出于无知，也不是出于洗脑。因为极权主义的幻觉是非常吸引人的，它能够极大的激发起人们对公共善、勇敢、奉献、正义、勤勉、乐观、忠诚等等非常正面的美好事物的美的向往和追求。”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漫长的批判性传统，可以上溯到汉代、宋代的太学生运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跟官方始终是一种共生共荣的、皮与毛之间的关系。当然，在1949年鼎革之变之前，由于专制政府的控制力还没有真正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于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还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周旋的空间和余地。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不能高居庙堂之上，至少可以处江湖之远。不过这种进退有据的张弛法度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个叫做金耀奇（音）的人说过，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用国家彻底地笼罩或者说取代社会，使得每一个个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藏无可藏，逃无可逃。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必须要被卷入到这个政治化的过程当中去。

周濂：身处《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变态结合体的时代，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
二十世纪有三本非常著名的反乌托邦的著作，《我们》、《1984》和《美丽新世界》。前几年波兹曼的《娱乐至死》非常流行，这本书仔细分析了《1984》和《美丽新世界》，我觉得这个对比非常有意思。他说，《1984》的作者奥威尔担心的是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而《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担心的是书籍根本不用被禁止，因为人们将自发地不再阅读书籍。奥威尔担心的是真相会被掩埋，而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相将会被无关的信息汪洋淹没。奥威尔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将被禁锢成一片荒芜，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因琐碎而杂草丛生，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物所痴迷。所以波兹曼最后说，《1984》当中，政府是制造痛苦和恐怖来支配大众，而《美丽新世界》当中，政府是制造娱乐来支配大众。波兹曼的结论是，是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正确的预测了人类的未来。
但是在我看来，波兹曼的结论并没有cover整个人类历史。有些地方正在实现的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某种变态结合体，这个变态结合体的基本特征是言论审查与自媒体同时存在，知识分子被官方收编，同时知识分子被普通大众所抛弃。当权者左手是暴力，右手是娱乐。如果身处这么一个《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变态结合体的时代，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答案我不知道。
我读杨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喜欢，大概的意思是说，年轻人还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有可能是问题的解决者。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在我看来是个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今天要有请我们在座的嘉宾去探讨。但我相信，有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最终要由在座的同学们、年轻的你们给出答案。
那么我就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引言，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要以非常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杨奎松教授做他的15分钟的演讲。谢谢！


【嘉宾发言·杨奎松】
杨奎松：我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如果你的老师站在台上做检讨或者自我批判，那个时候在座的同学，在座的精英、教师，会不会像费孝通那样来出面捍卫他的老师，捍卫他认为的真理。
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到清华大学的大礼堂来做一个发言。
同样的情形，同样的地点，虽然不是同样的礼堂，61年前（1952年），潘光旦在清华的好几个礼堂做过批判，做过检讨，做过各种各样的反省。从1952年2月份一直到10月份：全校性的检讨做过五次，学院规模的检讨做过大约4次，在清华支部做过四五次。你可以想象在那几个月他整个的生存状态。
在看了所有资料和各种各样的记录之后，我唯一庆幸的是，在清华里面居然还有一个人帮他说话，是费孝通。费孝通当时在清华担任校一级的职务，可以说是新中国的追随者，思想觉悟比潘光旦要高。但是因为他是潘光旦的同事，也自认为是潘光旦的学生，所以即便在那样一种政治高压下，所有人，甚至包括潘光旦的子女都被请回来在台上发言批判他，但费孝通还是几次在会议上为潘光旦辩护，替他说情。以至于清华民盟的成员，清华文学院的教师、学生，对费孝通是否改造好发生了质疑。好在费孝通是统战对象，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伤害。在那样一种情形下，他会站出来说话。我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如果你的老师站在台上做检讨或者自我批判，那个时候在座的同学，在座的精英、教师，会不会像费孝通那样来出面捍卫他的老师，捍卫他认为的真理。
研究历史是为了什么？昨天的一个记者还在问。我研究历史，一个重要的初衷是想要去了解历史当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无论喜剧、悲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是在研究知识分子，我是在研究人。
我其实是透过这三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来研究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历，他们的思想，出于什么原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透过这些故事，我希望展现那个时代，那些和这些三个人朝夕相处的他们身边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怎么对待这些事情的？他们怎么对待过去被他们看作榜样的人物。为什么运动一来，潘光旦就被当成问题人物了？不光是在中国，这是很多国家的历史当中经常出现的许许多多悲剧当中的一个。
我想要写的另外一种书是讲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同样遭受了类似的命运。我关心、更想写的是处在一个政治浪潮过程当中，处在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剧变的过程当中，人性是怎么表现的。
这里涉及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一个历史评价的问题。所有人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会被自身的人性支配。人性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每个人都会表现出自己人性中的特色。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整个制度怎么去引导。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拿什么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一段历史或者整个人类进步的标准？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令人困惑，特别是对落后国家。我之所以要强调落后国家，是因为所有的悲剧性的问题，尤其是带有群众运动性的悲剧性的问题大部分发生在落后国家。
为什么说落后国家非常容易出现群众性伤害？原因在于它的落后本身。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对很多事情是悲观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够马上改变很多现状，我也不主张我们要通过激进的方式去改变很多东西，因为过去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很多激进的、试图根本改造整个社会的方式，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

杨奎松：我真的非常惋惜这个人，因为我知道他本身是一个好人，是环境导致他最后走上那样的路，导致他最后被枪毙。
前些天看电影《悲惨世界》。我在文革的时候看过这个小说，不过那时候没有太多的触动。但是没想到上个月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掉眼泪了。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突然意识到《悲惨世界》里所展现的很多人物，很多的场景，很多的历史发展阶段性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残酷，那种悲惨，活生生的表现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
我在监狱里的一个狱友的整个情况和冉阿让非常非常相似。在没有这些经历之前，冉阿让的故事，《悲惨世界》的故事对我不会产生这样的触动。跟他同住了四个月，知道他为什么走上犯罪道路，从一个小偷变成一个现行反革命。我出狱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他被枪毙了。而他过去最大的历史其实就是偷东西，偷东西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父母管教特别严，晚上跑出去不回家，没有东西吃，就偷东西。偷东西以后被抓住，被父母送进少管所，一步一步的，反复的出来、进去，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变成了一个坏人。因为你只要进了那样一个地方，你再出来就被打上了一个记号，无论你在学校还是将来工作，他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也不会找到适当的工作，最终结果就是一步一步滑向了盗窃。滑向盗窃还好说，问题在于在滑向盗窃的过程当中，最后他被定义为坏分子。定义为坏分子之后他就被从城里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农村的管制非常非常严，他要做最苦的活，要睡最少的觉。作为一个城里的孩子，到那种情况下，最终结果就是他偷听地下的广播，偷听台湾的广播。那越偷听这个广播，最后他傻乎乎的写了一封信，跟另一个同样的人，他认为可以拿到钱，写信到那边要钱，给自己封了一个支队的参谋长。他不知道所有这些信都统统进了公安局，紧接着他就被抓。
从他的经历来看，他没有一天正常的生活。在当时的制度下，最终的结果是走上现行反革命的道路，但是他没有做过一天的所谓真正反革命的事情。他认为自己不会被判死刑，不会被枪毙。但是我出狱的时候，居然发现他竟然被枪毙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惋惜这个人，因为我知道他本身是一个好人，是环境导致他最后走上那样的路，导致他最后被枪毙。
所以冉阿让的故事让我触动非常深，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一个主教？没有人能够启发他人性当中良性的东西，让他有一个正常的发展空间，引导他去走正确的路，没有。一旦这个社会形成某种价值观以后，没有人能够去抗拒。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如果你是坏人，你永远就别想翻身，这就是冉阿让那个时代的问题。
我们知道，西方的今天和过去完全不同，强调人性，强调人权。它的根本在于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给每一个人提供可能使它自救的道路，特别是那些犯过各种各样罪行的人。人本质上不见得都是坏的，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敌我的观念，用一种阶级斗争的观念，整个社会可能会出现一个分裂，好坏会变得泾渭分明，要不选择这边，要不选择那边。潘光旦和另两位知识分子的故事，也表现出来这么一个严峻的社会特点。
《悲惨世界》讲的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事情，是野蛮资本主义阶段，所有人想争取的都是物质利益。在片子里反映出来的，从女工到普通市民，到街头所谓的社会渣滓和流氓，求的就是利益。真正像冉阿让这样的人其实是理想化的。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变得非常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形成那么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太腐朽、太野蛮。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段所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读《包身工》你就会知道那个时候上海工厂里的工人，跟恩格斯在1844年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个小说里的状况一模一样。换句话说，中国已经经过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可是并没有完成，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还在走原始积累的阶段。社会道德的沦丧，信仰丧失，犯罪、群体性事件频发，对人的权利的随意剥夺，跟《悲惨世界》里反映的非常相似。可是我们经过了一次革命，我们曾经准备迈向一个远远超出资本主义世界、更高人类理想的社会阶段，结果我们要重复走那样的道路。说实话我只能概括为历史发展的这种渐进性和人的主观的幻想之间所形成的一个反差。我们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这个社会，去另外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其实都是做不到的，一定会带来大量负面的后果。如果你不尊重过去旧的文化以及过去发展的基础，那么它就可能给我们自身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

杨奎松：他们为什么还是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去跟上这个步伐。因为不跟上这个步伐他们内心很痛苦。他们相信，一切应该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想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怎么样，民族怎么样。知识分子只要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得多，能给中国带来希望，那么他一定会选择留下来。书里的三个人，其实在政治上都是绝对认同共产党的。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他们的思想转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要想完全改造一个人的思想，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何况刚才主持人也讲了，他们都是年过四五十，甚至年过六旬的人，他们怎么可以轻易改造自己的思想。他们的改造跟不上政治改造的节奏，这是必然的。
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还是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去跟上这个步伐。因为不跟上这个步伐他们内心很痛苦。他们相信，一切应该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
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美好的愿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共产党是对的，他们用这样一种思考方法来反省、批判自己，尽管困难，他们还是努力去做。但是结果我们非常清楚，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条道路，它都有它的局限性。何况，我们早期的这种道路本身就发生过问题。在这样一种的背景下，要求我们所有知识分子必须要改造、适应这样一种政治道路、政治方向，最终的结果就只好用运动的方式。
当然，这三个人经过二三十年，他们的思想确实大部分都被改造了。但是如果他们活到现在，他们对当年的改造会怎么看？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抱着一份同情、理解的心情。我们应该知道，每一个人处在那个时候都不可能真正的去发现或了解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我还是强调，历史本身是鉴定的，历史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希望所有在座的，包括今后所有能够读到这些历史的年轻人，能够多一份反省，多一份自觉，能够通过过去的故事，提醒自己：当那样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当别人告诉你那个东西，那个集体所有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时候，一切都要服从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不是说你要不要去跟随那样一个潮流，而是说你要不要去伤害别人。我觉得最大的悲剧，写这本书我感觉最痛苦的一点，就是那些在有意无意的、自觉不自觉的在做着伤害他人的尊严、伤害他人的权益的那些人，他们也许不是刻意的，也许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良心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客观上确实助长了这样的一种伤害。
今天在这里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今天来的同学都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们应该重人性，讲人道，护卫我们的人权。
谢谢大家。


【嘉宾发言·杨念群】
杨念群：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知识分子？
杨念群：谢谢所有在座的清华学子。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做这个交流。刚才杨奎松教授结合他个人的经历和他书中研究的三个人物的经历，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和所谓时代的境遇做了很好的概述。
个人理解，杨奎松老师对这三个人物提出了两个问题和一个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座的，从宽泛的意义上讲都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没有资格做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超越职业的限定，超越了学问的小圈子，是具有社会良知和批判角色的这样一个形象。如果按照这个形象来要求自己，或者要求当下的知识分子，我觉得可能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那么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知识分子？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杨奎松书中所提到的三个知识分子都是处于时代的风潮里，不断地希望自己去适应这个时代，但是在适应的时候，内心充满矛盾、困惑、纠结。但是这个纠结往往是后人对他们缺乏理解，给他们的一种苛求。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是不是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的人格是不是比他们更加高大。
我想把这两个问题的稍微往前推一下，从历史上追溯，简单地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讨论什么叫知识分子，这是个非常难的问题。知识分子本身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中国古代的士，士阶级，士人知识分子的角色是相当接近的。如果放在非常具体的历史脉络里面，会发现这个差异实际上非常大。我们古代的知识分子或者士阶层的理想状况，和它的实际历史中的状态要做一个区分。
我们可能对中国有没有知识分子会产生一些困惑。从一个非常简单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士阶层其实是双重性的。因为他们具备了一种承担道德、承担社会批判和反思的职责。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跟政治纠缠不清的一个阶层。这两种特点纠缠在一起，使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就是士阶层，跟我们所想象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具有一种若即若离的一种疑似的关系。这种关系未必是一个真正的关系。
中国士人的产生，非常有意思，士本身是跟儒家有关，但是儒本身最早是跟帝王纠结在一起的。有人说，儒家就是一个大巫，就是跳大神，为了皇帝而通天地人，起了这么一个职责。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失，求诸于野。”孔子变成了一个人民教师。他的地位从巫者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教书先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士好像跟政治拉开了距离。但是到汉代，士重新通过制造一些政治神话，为汉代的统治者制造了大量的神话式经书。士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重新返回到政坛，重新成为帝王身边的谋士，或者说帝王身边的历史形态的一个制造者和辅佐者。士重新又变成了一个跟政治纠结不清的角色。
继续往下看，到宋以后，士阶层重新变成了人民教师。很多的士阶层通过科举制这样一种循环的制度，沉潜到了基层，士实际上担负着基层教化的责任。这种情况下好像中国的士阶层又跟政治和帝王拉开一些距离，但实际这两者之间一直在不断纠缠。一直有一个困惑，作为士阶层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已经脱离政治，保持我们对政治的距离感或者一种反省的姿态。但是从历史来看，我们本身的士、儒者都跟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所谓的士，对政治的批判反省又在什么意义上进行。
第一点，笼统的谈知识分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打上引号，要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状态和脉络里面进行定位。
第二，从第一点引申出来的，在媒体上，在学术讨论当中，老是在谈道德的问题。道，知识分子具备道统的承载者的角色，或者实现道德的使命感的一个角色。由此我们生发出一种无比的自豪感，我们可以用道德守护这样真理性的良知，去对抗社会的一切不公。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道德失守了，我们是在非常世俗的状态之下，用我们所失守的道德标准去对抗一个非常复杂的外在世界，可能有皇帝、有官僚制度，有整体社会年代的压力。所以这个研究实际上非常的让人苦恼，知识分子道德本身的失守往往跟帝王有一定关系。
举个例子，宋神宗和王安石。大家都认为宋代是一个以所谓“知识分子”与皇帝共治天下，共同管理天下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时代，但是往往是由帝王本身的态度所决定的。如果帝王不跟你合作，不跟你共治天下，那“知识分子”永远是帝王的附庸品。这种状态如何解决？如何使我们道德具有超越性、具有宗教性，是我们讨论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属于中西比较非常大的差异。有人说，儒教就是宗教，我非常不同意，这完全是瞎说。儒家本身是非常世俗，如果把它看成宗教，这是不对的。内在的韬略性怎么能跟上帝对父母的规范性比？你怎么能用内在的东西实现所谓反省和批判的东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真正的殉道的精神，就是在艰苦条件下内心孤独感和承受力。

杨念群：中国没有真正的隐士
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没有真正的隐士，只有假隐士。隐士往往最希望皇帝把我召回去，又进入到庙堂里面去，江湖只是我的姿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内心感受。
随便举个例子。柳亚子先生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可靠的朋友。我看到一个材料，中央把他安排在颐和园修养，只是临时让他修养，但是柳亚子误以为中央领导毛主席会把颐和园赐给他，但是毛主席没这个意思。于是我们的柳先生就非常的焦虑，惶惶不可终日。惶惶不可终日到什么程度？他对周边的人会非常不耐烦，甚至据说打了他的警卫员。后来毛主席去接见他，当面说颐和园是你的，你可以长期居住。过了一阵子，毛主席对柳先生已经不耐烦的差不多了，于是就托周恩来总理带去一首诗。这首诗大家可能都背得下来，其中有一句话叫“莫道昆明池水浅，风物长宜放眼量。”什么意思呢？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太小心眼了，你要从长远的角度看，颐和园算什么啊？就这个意思。然后他不接见，托周总理去。再隔几天之后，毛主席亲自登门拜访。但最终的结果，颐和园并没有给柳亚子先生。至于后来安排在什么地方，我不太清楚。
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杨奎松也谈到了我们要注重人性在时代的位置，不要从一个非常硬性的规定或者硬性的框子里面去看知识分子本身的角色，要把他放在具体的时代变迁的一个长镜头去看角色扮演得怎么样。知识分子本身往往屈从于对士和时的安排。他不一定具备非常独立的人格。这个也是知识分子和士阶层最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反省。
国家的强大当然是我们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但是国家的强大并不是全部，当我们国家强大之后，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要做。
如果没有抗美援朝，中国共产党很难确定合法性。因为和美帝国主义干了一仗，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所敬仰的民族主义的英雄。但是这次战争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据粗略统计，可能伤亡100万人。没有人反省这个是不是值得的。
  美国反思越战，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越战的角度反思抗美援朝，当然我这个比喻可能是不恰当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类似历史的话题上拥有我们自身的立场，有我们自身的反思，而不仅仅是从国家富强和民族主义的这种大的、普遍性的这样预设的框架里面去理解历史。
我的结论就是，不管我们是不是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建立起对世界评价的一个真正的反思的系统。



【嘉宾发言·金雁】
金雁：理想主义越强烈，对权力也就越渴望
金雁：大家下午好。看了杨奎松这本书让我想起一个话题。有一些学生问我，书生为什么会在政治中败下阵来。我说，在斯大林模式的这类国家里，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中的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发展非常不以为然。斯大林曾经说，“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中有很多是自由主义的东西，我喜欢的是能够贯穿我们意志而自己没有想法的人”。波洛斯基（音）说，“在这个社会我们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实际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供应来源的国家里，反叛等于饿死。而且还可以看到，当初理想主义越强烈，越想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越希望规划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这种愿望也就越迫切，对权力的渴望也就越大。这也就是马尔代耶夫（音）说，在社会主义身上都能看到小波拿巴情结。
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前的灌输，到革命中的忘我构思，再到建设时代的改造和驯服工具的问题，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展开的。革命在地下状态时，因为没有政治权利，需要争取群众，所以非常亲民，知错就改。但是一旦拥有权力，就会以新的统治面貌凌驾于个人之上。一旦你进入到这个组织系统，你就必须服从。如果一个人有个性、有想法，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直言顶撞上级，那么你距离敌人的位置已经不远了，何时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坏分子的帽子只是个时间问题。

金雁：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的差异。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和国家培养奴性总是相冲突的，而且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和创造性决定了知识分子是最难整齐划一的。由于进行的是精神生产，不直接产生物质产品，所以在这种新阶级的划分当中，他们注定成为有罪阶级，要一次次的脱裤子、割尾巴、洗澡（这都是我们经历的年代的常见词汇），把所有人变成砖头，变成螺丝钉。每次政治运动，拿这些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刀，是难免的。
大家都非常关注，中俄知识分子在遭遇上有什么不同？苏联不搞一场一场的运动，而是根据领导的好恶。苏联经历了二十年代的曲改（音），三十年代的镇压，四十年代是民族压倒一切，知识分子喘了一口气，五十年代的时候，基本上是胡萝卜加大棒，两手都高举，你听话就胡萝卜，你要不听话就是大棒。到了六十年代末的时候，人们私下已经相信那些学说，私下开始调侃了，政治笑话满天飞，已经觉得有两种语言，面对麦克风的叫党语，党语也是俄语，但是老百姓私底下都知道，这个语言是面对公众时的语言，是一种生物的废话，是毫无意义的话，老百姓在私底下不会用这样的语言讲话。
总的来说，这个时代是双重的分裂人格，跟中国相比俄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环境没有这么封闭。他们有大量的俄侨，有社会革命党，有孟什维克，还有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这些人大量存在。孟什维克在美国办《社会主义公报》一直办到1965年，700多期。这些思想活动到八十年代末，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又很快填补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空白。所以对苏联知识分子来说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精神寄托。
有不少学生问我，为什么在沙俄时代，知识分子敢于反抗沙皇专制，而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却不敢。沙皇的专制与斯大林的专制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沙皇时代的知识分子不端政府的饭碗，有社会空间的存在，有一块自己的领地。
我举个例子，像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有多少领地呢？6300亩，这在俄国也就是一个中等的地主，靠这些他就可以完全生存。这使得他们反抗沙皇有一点底气。
一般来说，在具有社会风气的国家，反抗都会义无反顾，比如团结工会。在军管时期，之所以工会领导人会前赴后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它有超越世俗价值的教会存在。当时的波兰人保罗二世就说过，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谁也不能剥夺来自民间的呐喊。工会的人都知道，罪不致死，而且他的妻儿老小会有人照顾。工会当时办地下工厂，使得团结工会的人可以前赴后继，第一代死了，第二代再出来。当时像库容（音）等一些知识分子的加入，使他们具有更加隐性的、更加持久的信念。而苏联和中国的大部分时期，社会被管制，不具有这样的环境，所以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的差异。

金雁：如果换了我，我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
杨奎松这本著作谈到三个个案，他从各种史料去研究这三个人与现政权的磨合关系。想起了另外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我的老师，二十年代清华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赵立孙（音）先生。一个左派学生，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从文本上，这种人是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一点都不困难。但是，他到延安一看，发现和他想象中有非常大的差异，他觉得现实中的延安和文本的落差太大，他到了延安就退回来了，此后一直纠结在逻辑和现实之间。这些人的心路历程是有普遍性的，很多人都经历过从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到屈从于共产党的专制这种转变。
我特别注意到一句话，是我们很多人都可能提的，“如果换了我，我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当初看我父亲日记的时候就想过这样的问题。父亲留下了40年的日记，闲来无事经常会翻看。当时有几个感受，第一觉得他是一个自我萎缩、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过程。日记当中最好看的部分，最有文采的部分是解放前，甚至是高中生的时候，把一个热血青年暴露得淋漓尽致。后来的日记我觉得基本上是想当初而不成这样的一种状态。我非常了解那个时候政治高压。
最尴尬，最好笑的事是在文革抄家的时候，抄出来父亲的情书，1940年写的。文采非常好，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很酸。也许是父亲当时不好意思寄出去，压在日记当中，抄家的时候拿出来，他自己非常尴尬。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父亲有这样的一面，我和哥哥两个人跑到门外大笑了一通，害怕外人责备我们少年不知愁，在抄家的过程当中竟然还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到父亲的这一面。（笑）
另外一个感受是，父亲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在积极的向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没有选择性，没有参照情况下，必须说服自己接受这样一个目标。我在日记中看到一句话，“全体干部开会被排除在外，心理压力很大”。我念给女儿听的时候，女儿说，这算什么，你让我听那种无聊的报告，我才不想去呢，我才没有心理压力呢。这就是政治残酷，生存状态的破坏。在那个年代就意味着你被划到那边去了。
另外就是利用人的自我保护来驱动人去整人，用这种办法，靠表决心，靠揭发，把知识分子变成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两部分。这就使得每一场运动都有响应者。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帮助父亲跟那些人辩论。我很小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想法，等我有这方面能力的时候，我要找这些人理论。可是我真的见到那些人的时候，他们流着口水坐在轮椅上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所有人都被作为工具，只是早晚而已。这些人被利用，那些人被利用。这只不过是一个早晚的问题。
还有一点，我后来问父亲，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要坚持些什么？他第一个回答是，你不要拿你们现在的环境来要求当时的我们。第二，他问我，坚持什么？因为我知道作为左派学生的话，几乎没有另一个话语。到八十年代以后，他也不读那些东西。所以他问我坚持什么。第三个他问我，你还记得当初你怎么做的？
我不知道他具体指的哪两件事。但是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一是文革马上要开始的时候，我们被下放到甘肃省的定西镇，非常穷，父亲为了我的教育把我送到姥姥家。姥姥是国内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在那儿读书的时候她老跟我讲，当年怎么创业，当年怎么样。但是已经处在文革马上要开始，阶级斗争马上要打响的时候。我从所学的知识和政治时髦的话语说，你不要老怀念过去，你那个时候是剥削人的状态，你不要老在这儿跟我忆过去的甜来思今天的苦。我老跟她有这种语言上的冲突。姥姥觉得我不好管教，给父亲写一封信，说我现在受到的教育与常识相违背。父亲就来责备我。我当时回信说，在政治斗争中，我们不应该被这种思想所麻痹。父亲无以回答，他两难，他也知道政府的宣传和常识的教育是一个冲突，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召回来。
另外一件事，就是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我们私底下议论，我们当时说，林彪想要谋害毛主席，人家都说是王洪文救了毛主席。父亲脱口说了一句，要是一条狗救了毛主席呢？什么都给他，不能把国家给他。我马上反驳父亲，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父亲马上就沉默不语。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这两件事，通过他的叙述，我感受到，如果我处在那个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的人格也是一种双重人格。如果我在那个时候，如果比他们做得好，下场一定会比他们惨。我记得因巴乔夫（音）说过一句话，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是不可能幸福的。但是以我当时所受的教育，以我当时的那种状态，我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育非常单一。举个例子，父亲一直有嗑齿的习惯，在文革当中，我心里在暗暗想过，他是不是像文革中所揭露的间谍一样，在牙齿上安了一个发报机。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谢谢大家。


【嘉宾发言·雷颐】
雷颐：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矛盾
雷颐：大家下午好。我的研究方向大体是两个：一是中国近代史，二是从九十年代起研究现代知识分子。
这些年我研究了胡适，张君劢（音），丁文江，包括清华大学的张申府。清华大学还专门请我来讲过一些张申府的一些思想。在研究他们的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处在几个很难摆脱的矛盾之中。
第一，国家和个人，国家的利益和个人权力之间有一种矛盾。
第二，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矛盾。国家被侵略的时候，是坚持学术，还是参加救亡，在学术和政治之间徘徊不定，有的反复纠结。有人在抗战时候研究国学，考证一些字，后来自我安慰说，我研究国学也是为了民族寻根。这实际上反映了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矛盾。
还有，尤其到四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对当时政权的腐败是极其反感的。这个时候，哪个政权能够实现民族的独立或者国家强大，中国知识分子就容易认同和接受这个政权。比如说胡适和丁文江，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在文章中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就从生物学、从蚂蚁、从蜜蜂来论证，为了集体，为了大我牺牲自己。他们从生物学来论证，为了国家放弃自己。
  西方自由主义认为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觉得为了大我可以牺牲小我。所以，丁文江，甚至胡适，一度对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工业化非常羡慕，觉得它虽然很残酷，但是迅速地使一个落后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
“9·18”事件发生之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有一场争论，他们批评国民党政府，说中国现在面临着亡国，恐怕不是好政府和坏政府的问题，而是中国有没有政府的问题。丁文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是作为白俄在西方享受自由，还是在斯大林残酷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他的选择是宁愿在苏俄的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也不愿意流亡当白俄。194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就面临一个选择，是到海外流亡当白俄，还是在新政权里当工程师。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雷颐：知识分子的“百年孤独”
为了中国富强又和追求公平正义的世界潮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时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普遍是左派。比如说罗曼·罗兰看到了很多斯大林统治中的负面东西，在日记中做了记录。但是他觉得立刻公布会伤害一个伟大的事业，打算50年以后再公布。后来等到他去世50年后公布了，他对斯大林的罪恶很清楚，做了很多记录。但是他在内心中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可以实现人类理想的政权。法国作家纪德也是这样，他到苏联访问，看得很清楚，但他热爱这个政权，热爱斯大林，他写文章批判是为了让苏联改正。
新政权希望国家富强，这种思潮很容易被知识分子接受。但知识分子是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而这个新政权说你不仅要服从我，还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从内心要认同我。于是互相揭发，互相检举，思想改造，人人过关。老师和老师之间互相揭发，互相批评。
当年的很多学生现在80多岁了，就写文章，写自己当年看到冯友兰怎么样一遍一遍的做检查通不过，看潘光旦一遍一遍做检查通不过，觉得很过不去。但是，当时觉得你就是资产阶级，你没有检查深刻，应该受罚。
怎么改造？就是通过制造阶级意识，通过诉苦，让知识分子知道自己是有“原罪”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富人家出身，让你听贫下中农诉苦，使你自己产生原罪感。
举两个人的例子。作家老舍，文革中投湖自杀了。1950年从美国回来，回来之后在天坛参加了几次诉苦会。他在1950年写了自己的经历，说我开始听到诉苦，有人去打恶霸。因为像老舍在美国留学，看不惯暴力，但是他说我听到这么多人诉苦，我最后情不自禁喊出来，打打，要治坏人，就要打。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定义为坏人之后你就可以打。
到了1966年，他也成为坏人了。红卫兵觉得你是敌人，你是坏人，说他在美国出书，还拿了美元，被红卫兵看成是滔天大罪。
北大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岳盖明（音），47、48年上的北大。负责接他这批新生的是一个比他们大的中文系的研究生，叫陈先策（音），中共地下党员。在路上就灌输，唱苏联革命歌曲。当时17岁，有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年轻人的浪漫，对那种参加地下工作的那种冒险，种种结合在一起，岳盖明也成了地下党。1949年初北大参加土改，岳盖明和一些地主住在一起。突然有一次参加大会，把地主当着他们的面就枪毙了。
一个知识分子直接感触这种枪毙的现场，觉得很难忍受，很难理解。因为陈先策始终是他的一个老师，碰到不理解的问题就去问陈先策。他觉得这地主没那么大罪，不至于枪毙啊？陈先策说，“我们应该看到，他剥削人民，应该枪毙，而我和你一样，也有这种很难说的同情，觉得太残酷，这是我们自己头脑中受传统教育，受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教育毒害太深了，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残余，我们应该抛弃人道主义这些残余”。
  陈先策后来当了北大中文系的党组织书记，文革一开始，北大就被批斗，作为修正主义大本营，斗争很厉害.开第一次批斗大会，其中挨斗的就有中文系的陈先策。这个陈先策，后来去香山，服毒自杀。从这里可以看出，北大学生其实也是这种感觉，你们就是最坏的人，应该用最残酷的方法对待你。陈先策就是这样。
我觉得人道主义是所有的教育中最基本、最基础的，当把这个抛弃之后，这个社会的罪恶感就很难产生了。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刚才金雁也讲到，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弯曲的。我也推荐《弯曲的脊梁》这本书。在大时代面前预测未来很难，没有几个人做的到。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包括我的父母，当时也是大学生，在香港自己有一技之长，一听说这边要解放，就马上回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对知识分子起了很重要的一本书是《延安新日记》，觉得延安那么廉洁，全城只有四个警察就那么井然有序。这本书很多人推崇，后来傅特连（音）也去延安，他说延安就是整个社会实现军事化，所以社会很严整。但是整个社会军事化的后果也是很可怕的，但当时持这种观点的是少数。
全世界知识分子都是左倾的时代，在中国，就把延安和国家的救亡紧密结合在一起，造就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如果非要下一个结论的话，可以用“百年孤独”，既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国家政权也不信任你，又想关心一下政治，又想搞学问，又想保留一些个性，这都是一种矛盾，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命运。
好，讲到这儿！


【嘉宾发言·许知远】
许知远：潘光旦曾非常心痛的说，如果大家丧失自由教育，那就只能变成一个残疾的人，不健全的人，很可能被改造成各种工具，被工具化了。
我刚才坐着的时候看着初夏窗外的树在动，突然想起两个月前的一个旅行。在仰光大学一个初夏的下午，我在学校乱逛，看到一些学生在烧烤。这个学校非常漂亮，带着深深过去殖民地的痕迹。我就问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这个大学已经被关了20年了。原来我行走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废墟之上。
1988年仰光革命之后，军政府就强行关闭了仰光大学，摧残了思想最活跃的仰光大学，就没有人作对了。当然现在的仰光又充满了新的生命力了，很多造反的大学生都坐了牢，关了19年、关了7年、8年，现在都已经回来了。他们参加1988一代的革命，现在又是一代，他们是仅次于昂山素季的第二个大组织。我在一个小楼里面，跟他们交谈。很多年轻人，三十六七岁，甚至更年轻，普遍坐了4年、5年牢，也有年龄大一些的，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让我非常的感慨。
提到仰光大学，是因为北大也好，清华也好，我们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我们走在自己的精神废墟之上，这个废墟正在继续。遭遇这么大的一场精神上的屠杀，印象很深刻。
杨奎松先生书里面提到潘光旦，潘光旦曾非常心痛的说，如果大家丧失自由教育，那就只能变成一个残疾的人，不健全的人，很可能被改造成各种工具，被工具化了。我觉得，清华也好、北大也好，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只不过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忘记了这种精神废墟，忘记重新思考此刻的生活。

许知远：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好，被斩断与过去的联系和过去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无根的人。一个无根的人就是一个被轻易处置的人。重新去寻找这些过去的传统，这些发生的故事，是我们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感慨。当年方励之躲在使馆里的时候，在一本书中说，文革中成长的那一代人已经很少知道关于反右的事情了。当北京一些学生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们也很少知道关于文革的事情了。记忆就这么一代一代地被掩埋。非常庆幸的是，此时有了全球范围内的媒体革命，我们有各种数不清的方式来记录这些事件。1989年的事件就被记录下来了而没有被淹没。
但是在20年之后，美国的PBS做了一个纪录片（《坦克·人》TANK MAN）。问北大的学生，这是什么照片（挡坦克的照片），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好，被斩断与过去的联系和过去的关系，变成一个无根的人。一个无根的人就是一个被轻易处置的人。重新去寻找这些过去的传统，这些发生的故事，是我们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记得1997、1998年我在北大的时候，出了一套反右派的书。我当时对这些东西非常不以为然，觉得一些学者为什么老是谈自己的伤疤，不断地揭开来给别人看。当时也因为年轻，一心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但是在接下来的成长中，随着年龄的成熟，一些记忆慢慢复苏。
还有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些回忆里的个人细节？个人的叙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个人的叙事经常欺骗自我，麻痹自我，夸张自我。怎样在个人的记忆、社会的叙事和重大的历史背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从而来寻求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角色，是一个问题。
杨奎松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喜悦，是他试图去完成这样的叙事。如果个人的细节不放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中，这些细节就会失去它原本的生命力、鲜活力和说服力。西方世界里，像经过纳粹时代的德国也好，东欧社会也好，这种叙述非常常见，但是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的出现。

许知远：简单化的诱惑
读这本书，想起多年前读过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写的《被禁锢的心灵》。他讲为什么在1948年的时候开始热烈拥抱斯大林的信仰、拥护苏联的模式，为什么能够轻言的放弃自己。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说三四十年代的思潮像麻醉剂一样，吃了之后，所有的困扰和忧虑都消失了。这背后的逻辑是，人们想找到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杜克拉多（音）在十九世纪末写希腊文明的时候说，基督教必然会征服全世界。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会对人类的生活提供一套最简单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学说本质上是半宗教性质的，你相信了马克思，那么所有的政治、社会、现实的困扰都获得了解放。这种简单化的诱惑在二十世纪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的运动和摧残特别剧烈，这种简单化倾向也变得更强烈。
提到1949年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就很难回避在二十年代开始的简单化的运动。为什么当时各种主义突然占据了上风？因为中国面临这么多的困扰，突然有一种学说可以给你提供解决方案，可以战胜欺压者，同时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凝聚力。我觉得人内心都追求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可能属于某种群体，可能属于某种巨大的信仰。当你获得了归属之后，可以回避压力和困境。逃避自由是永恒的主题。
我不知道未来的国家和社会是怎样的，但是我相信每个人会去真正的寻找那种充分的个人自由。二十世纪个人自由在中国没有获得生长，五四时刚刚展开了一点点空间，年轻人准备拥抱世界主义的时候，又突然被党派主义吞噬。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改变。自由度稍微增强，但我也看到，精神上的新的国有化已经开始了。这种新的精神上的国有化与五十年代的强制性不一样，知识分子给他们唱赞歌，年轻人放弃了承担个人自由的渴望，这么多人去考公务员，希望成为庞大系统的一部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危机。这个危机与1949年之后的改造，甚至二十年代改革浪潮都有关系。如何去寻找这些事情的内在关联，怎么去探讨中国的经验在整个世界范围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他们的差异，此刻都变成了非常重要的难题。当然这个难题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强烈的自我满足的东西，我相信只有在这种对精神世界探讨之中，我们真正获得自我精神生活的意义。
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周濂：
按照主办方的要求，提问环节不采取直接提问的方式，而是用写纸条的方式传上来。这可能是出于某些考虑，但没想到是由我来做审查。

提问：
在当前中国环境中，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合作是不争的事实。从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目标出发，您更赞成知识分子和执政合作，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更赞成知识分子倾向于民众，自下而上，倒逼改革？
许知远：
因为我是一个题外人，可以随便乱说。
从我的感觉来说，从来没有无压力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改革，包括台湾。台湾的抗争，始终在继续，从电台到美丽岛事件。这样的压力促成了最后的改革。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这样发生的，不存在有一天他们突然觉悟了，自动放弃权力。因为权力那么迷人，他们怎么会主动放弃，都是一个被迫的产物。

提问：
造成当今专家成为了“砖家”，教授成为了“叫兽”，这个知识分子污名化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雷颐：
由于自媒体的发达，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都可以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这个过程中，必定有些意见是很可笑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是要吸取教训的，我们应该更谨慎进行这种发言。
但是，刚才杨念群和几个人都讲过知识分子的定义，超越自己的职业，对一个公共事务的关怀。只有在这种状况下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以前没有一个表达的空间，现在有一个表达的空间了。虽然表达的过程中有的人水平高，有的人水平低，有的人很荒诞，有的人很精辟。很荒诞的就是“叫兽”，有的是“砖家”了。
我再多说一句，在很多地方，“推特”是社交和分享平台。而在中国，微博是谈公共事务的，原因在于所谓的传统媒体不具备这种功能。大家在电视、报纸上发言，会理性得多慎重得多。但是不具备的时候，微博就成为了论政的地方了。应该让那些所谓传统的媒体、自媒体、电视台都有不同的观点，在一起探讨，变成一种理性、开放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学会了怎样讨论，怎样尊重不同观点。
我们经历过文革，文革两派武斗是怎么形成的？起初是对自己单位的两派辩论，有一派上去，抢麦克风，不许你发言。另一派要发言，互相打。只要拳打脚踢，就会上升到拿棍棒，就回拿菜刀，有的地方可能就会拿枪炮相对了。要锻炼大家尊重不同的观点，要有一个合理的秩序，才能使大家更理性，使专家成为真正的专家，教授成为教授。
杨奎松：
我补充一句。现在整个的言论空间，所谓140个字小小的微博的空间，你要想讲道理是很难的。我们是一个革命国家，或者说是一个革命后国家。革命国家和革命后的国家会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就是敌我观念，把一切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当成敌人的声音，当成敌人的意见。微博根本不能充分讲理，于是干脆粗口。所以应该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一个革命者。

提问：
请金雁老师回答一下。在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知识分子对于改造运动的态度和反应是否有鲜明的对比和不同，如果有的话可以分析其根源。
金雁：
我刚才讲的时候已经谈过。表现形式不太一样，可能俄国的表现的更直接，要用你就用你，不用你就杀你。
周濂：
他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官方对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对改造运动的反应。
金雁：
这个也是根据他所处的环境。比如他们都有一个面包时代。什么叫面包时代？就是生存是第一位的。在沙俄时代，他们可以选择不要面包。到苏联作协的时候也讨论过面包时代。有人写过一本小说，名字叫《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面包》。结果《真理报》就发表了一个社论，说本来作协的这些作家就是让你指哪打哪？现在吃着党饭还敢说沉默理论？结果大家就讨论，无一例外的选择面包。

提问：
既然了解了历史中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后的境遇和困惑，当下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做出既保持自律性又相对合理的选择，同时不为强权所淹没，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在哪里？
杨念群：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要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应该保持多样的选择和多样的状态。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保持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独立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你的选择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取向。你可以去当国师，但是你在当国师的时候，或者你想进入政府部门的时候，应该采取一个基本的态度。在心里面保持对国家、对文化、对传统的一个基本认识。以这个为基础的话，你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政府部门的时候，可能会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一种底线。这是一种选择。
还有一种选择，以学术本身为职业的选择，也是很多人在做的。学术本身是无用之用，很多人觉得学术一定要成为转化成实用的东西才发生作用。在我看来，很多的东西是作为一种本身的姿态，一种身份，一种立场，你会影响到基本的整个的气质和状态。
比如说历史，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问历史有什么用？历史最大的用处就是它的无用之用。它没有用，但是如果很多人去读史，从中国的历史中得到一些智慧和启发的话，就会使整个的气质有所提高。这是第二种选择。
第三种选择，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处于所谓政界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状态是最难选择，也是最难把握的。自己具备相关的主见和主体性，把他的思想通过某种方式和渠道渗透到政治中去，去改造这个政治结构。在历史上有这种人，民国以来这种人非常的多，晚清也可以看的到，但是在现在的状态下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他具备非常强的定力和他能力。同时，他又会跟政治保持一种基本的界限。我觉得第三种是最难选择的，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我想这个恐怕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

提问：
王朔等一代作家用痞气消减了文革时的话语，使人们一听到“为人民服务，中国向何处去”这类话就会发笑，这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权力，但是也使人们远离了严肃思考，请问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雷颐：
实际上我觉得金雁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了，她谈及苏联时代政治笑话特别多。包括现在微博上各种流行段子，当你没有一个正常的表达渠道的时候，民间这种东西就会相当有影响力。
当一个威权表现的比较神圣的时候，类似于王朔的语言是一个解构，但把理想、崇高同时解构了。这个时候，有人说全都倒在了一片精神的废墟里。归根结底还是要正常的渠道，包括批评、探讨研究，大家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可以说，不需要用调侃的方式来批评他。
当你把自己的小孩11、12岁送到英国的名牌学校里去读书，让别人的小孩去唱红歌？这时候人们觉得这里面巨大的道德反差，觉得社会主流都是这样，我们何必去遵守什么道德。最关键的还在于社会主流道德体系的建立。

提问：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勾勒了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困境，在他看来这是当前政治环境是知识分子成为原子化的个体，难以形成组织，把知识分子内部的差异又使得知识分子难以形成共识，犬儒化使知识分子相互背离，在这么一个困境下面，知识分子以及能做什么事？许知远：
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刚才想借着雷颐老师讲的，想起一个有意思的小片断。在1980年工会成立之前，就是说在饭桌上讲真笑话的人至少减少了一半，酗酒的人开始大量的减少，人们开始突然感到组织带来参与的力量，这个实际上一种巨大逃避，就是一种虚假的伪高潮。现在我们都面临这么一个伪高潮的时代，不知道怎么办？其实大的方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但是我相信，我始终很喜欢普罗斯基（音）他总是很会应对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来应对这样一个情况，自身强大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就非常不屑于，六十年代莫斯科流行一种相互取暖的方式，逐渐熟悉相互取暖在一起，但是在本质上都在逃避个人要面对自由所要承担的责任，他希望更多的人去流亡，变成一个坚强的个体。对我来说，面对中国现在的环境，对我来说极端的个人主义仍然是我心目中最高明的手段。

提问：
请问杨奎松先生您在革命中认为败者自败，成者天成，理也，势也，命也。同样论点是否适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杨奎松：
首先我还没有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去想，没想过这个东西。因为作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的大势，国共之间的斗争可以用这样的话做一个形象概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的逻辑。但是知识分子其实我觉得问题更复杂，因为知识分子的问题按涉及到人，涉及到每一个人人性的问题，涉及到个性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分子群体整个的构成问题，最主要的是涉及到整个中国文化传承的问题，那么也涉及到它西学学养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或者说我们过去，包括潘光旦的时代整个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其实说起来已经没有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旧学的渊源。更多的大家都是新学熏陶出来的，当代的知识分子我想大概这个特点就非常非常明显。那么如果你的所有的文化的背景、教育的背景、你的知识的背景基本上西化了，你在这里空谈所谓这样那样的规律，我想这个是很难很难的。
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其实今天一直在西化，一直在步西方的后尘，但是我们是以一种落后的方式在步，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讨论的问题从来没有超出我们民族、国家的范围。像许知远讲的个人主义这些东西，西方上基本属于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我们现在很少去做这样深入的思考，这样一个讨论。所以我想，我们很难真的完全为我们自己归纳出来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逻辑。
好，谢谢。

【结语·周濂】
周濂：这场报告在这里就结束了。我想起法国作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说的一句话，“人们或许要问我，你不是一个君主，也不是一个立法者，为什么要论述政治呢？我的回答是，的确我不是，正因为如此，我才要论述政治。如果我是君主，是立法者，我不会浪费时间，我就去直接做事了。”卢梭的意思其实很清楚，作为知识分子，之所以要论述政治，是因为我们手中没有权力，我们所拥有的只有嘴巴和笔杆子。后来箫伯纳用一句特别精彩的话去概述卢梭的意思，他说“能者做事，不能者教书。”不能者唠叨，我们为什么要唠叨一下午，我们因为对政治的关怀。谢谢大家听我们唠叨了一下午，谢谢。

PS：感谢戴学林先生提供完整版的文字稿及图片。戴学林先生最初向所有报名者提供了一个简本，在向戴学林先生请求发布该简本的时候，戴学林先生主动提供了完整版文字稿及图片。本文在原来接近4万字的文字稿基础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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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en

修订几个人名：
金耀奇（音），是金耀基
波洛斯基（音），是托洛茨基
马尔代耶夫（音），是别尔嘉耶夫
曲改（音），是驱赶
库容（音），是库龙
赵立孙（音），是赵俪生
因巴乔夫（音）是利哈乔夫
岳盖明（音）是乐黛云
陈先策（音）是程贤策,中共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
傅特连（音）应该是傅斯年

yangharrylg

多谢！陈兄看得很仔细~

yangharrylg

http://cul.qq.com/zt2013/shuyuanYKS/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