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淮：田汉对我说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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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波兰军队文工团来华访问。鉴于是较庞大的艺术团，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决定，请田汉坐镇指挥接待工作。田汉和夫人安娥一起来到接待办公室，当田汉介绍安娥时，我大吃一惊：“安娥！《渔光曲》的作，我年轻时还为《渔光曲》跳过舞呢！”
　　安娥大姐问我：“你那时多大年纪？”我说：“13岁。”她说：“啊！那你是老同志了！”我未敢再说话。
　　随后陈沂将军、李伟（时任文化部宣传处处长）、马寒冰、黄文友（中国驻波兰使馆秘书）相继来了。陈沂向大家介绍田汉、安娥等，并鉴于田汉是文艺界的旗手，随口说了句“田老大”以示尊敬的意思，田汉摆摆手笑了一下。
　　接着就谈起波兰艺术团接待的有关事宜。同时，自即日起田汉先生就住在宾馆，安娥当天就走了。
　　我作为接待办公室的秘书组长，除给了田汉“接待计划”外，还把当天的活动日程向他汇报。
　　田汉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说话。他生活规律，晨六时前洗漱完毕，穿着拖鞋坐在椅子上，桌上摆着纸和笔，一直是沉思……没有人打扰他，他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我还是向他汇报当天的日程，排练的时间及剧目、晚间演出的安排、国家领导人请柬的发放情况、晚间的宴请……
　　当我汇报客人的节目排练情况时，表示我想去看一下，他当时说：“主随客便，节目我们原则上不表态，除非十分出格的例外。去大胆地工作吧。”我却想着“外交无小事”。马寒冰也有时贸然地说“田老大”，田汉却连头都不抬，像是什么都未听见似的。
　　按照日程，波兰军队歌舞团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广州、武汉等城市访问后，一站直达安东（今丹东），列车在车站稍事休息将赴朝鲜访问。对着客人的领队、团长及翻译，田汉说：“韩淮，你把波兰团到朝鲜的访问计划及朝鲜现在的情况，向他们做个简要介绍。”
　　我说：“朝鲜刚刚经过残酷的战争，建筑物从城市到乡村受到严重的破坏，虽然停战近三年了，但是战争遗留给朝鲜人民的依然是千疮百孔。条件很差，无论是生活、吃住，特别是演出条件，都是很差的，请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田汉说：“鉴于我们是兄弟国家，说话就不客气了，韩淮同志介绍的朝鲜情况是真实的，我没有什么再补充的，请你们参考。”
　　波兰军队文工团团长拉特科夫斯基上校热忱而真诚地说：“请你们放心，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难最严重的国家，我们经历过德国法西斯的屠杀和战火，死的人成千上万，我们团有80%的人是从二战中过来的，我们对战争情况以及朝鲜的条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点请你们放心。”
　　我们和客人的看法非常一致，谈的十分愉快。不久，列车开动了，波兰团进入了战后的朝鲜。田汉和我在站台上向他们频频招手告别。
　　回到宾馆稍事休息，我说：“田老，您我见面以来，从未深谈过，但我从您的表情上看，您一直是心事重重，思想上充满了忧虑，是这样吗？”
　　他说：“开始我以为部队的同志一直都是单纯的，看问题都是片面的，而且很肤浅。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我觉得你是正直的，思想也比较活跃，所以我向你流露一些我的看法。说起来话就长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体上从总的方面是可以的，但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中国几亿人口，只提个“为工农兵服务，未免就狭窄了点。远在三十年代中期，我们还说‘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我写《义勇军进行曲》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包括56个民族，我还怕不够就用了‘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样动员起来的全国人民，力量自然是无限的，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
　　“然而‘为工农兵服务’，首先指着工人，可中国的工业是很不发达的，工人阶级是极有限的；‘农民’就更是一盘散沙，唯独‘兵’，兵才有几个？充其量还不到100万人。再说‘为工农兵服务’，就把上亿的学生排除在外了，还有最有影响的教授、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这些都是抗战中必不可少的力量，然而这些广大的阶层，都被‘为工农兵服务’一句统统减去了，这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都是不相符的。”
　　“我的话扯得太远了，再说近的。去年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我插话说：《人民日报》抛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支离破碎，只言片语，好多人都看不懂，连总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也说是一篇“断章取义”的文章，看不明白。可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据说都是毛主席阅批的。我问田汉：“您认识胡风吗？”
　　他说：“何止是认识，还是老相识呢！”
　　田汉接着说：这场运动不只是对胡风的，而是对着整个文艺界的，甚至是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因为它指的是“集团”。
　　我说：“那您怎么办呢？”
　　他说：“只是我和胡风没有什么通信这就抓不到什么把柄，可我的思想、观点和胡风都是一致的。”
　　我说：“这不就麻烦了！”
　　他说：“胡风写的对中国当代科学技术、文艺领域建设的文章，你看过吗？”
　　我说：“没有。”
　　他没有说话，接着就是沉思，许久说了句：我担心的是中国文艺的方向，更担心文艺界。这次要多少人挨整，死多少个作家，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集团”不是哪个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将来怎么收场，中国将来的文艺战线、文化艺术工作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值得深思的。
　　我说：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是英明的。
　　田汉说：“双百”方针是英明的，但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繁荣文艺和科学技术吗？那就不一定了。
　　我说听说过“双百”是为“引蛇出洞”！
　　田汉说：这不就明白了，“双百”刚说过，接着就是“香花、毒草”！作品要是“香花”还行，要是“毒草”呢？但“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如何界定？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这都是人们所担心的。
　　我说：章乃器先生说过一句“中国是中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
　　田汉接着说：自尊心人人都有，毛主席也不例外。章乃器先生的话当然伤了他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不满。不过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不满，不信任远不止章乃器先生的那句话。早在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时及以后的“抢救失足者”中，当时延安和边区共打出特务15000多人，结果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不过王实味还是死于康生的枪口之下，那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时期，党中央从延安撤出时发生的事。
　　这是我和田汉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是波兰军队文工团访问朝鲜的第五天，当晚到新义州，下着小雨，我想把该团的几百吨重的服装道具装卸车简化一下，就赶往新义州。当我走出宾馆将要上车时，田汉拿着他的一件雨衣，疾步跑到门口，喊：“韩淮，你把这件雨衣穿上。”
　　当晚他接到文化部的急电，要他立即赶回北京。
　　我是当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一天中午我给田汉先生打电话，首先向他汇报了波兰访问结束回国情况，他说：他们好，没出什么事就好。最后我问他：何时您在家，我给您送雨衣去。
　　他大声而斩钉截铁地说：“我很忙啊！韩淮同志，很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雨衣就送给你了，你还这么小家子气！”
　　这就是我和田汉先生的相识、相别和最后一次通电话……
　　这是我与田汉先生1956年初冬的对话，地点是丹东市一个宾馆。回忆“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了田汉的忧虑，对待文化艺术更是使人不寒而栗。中国文艺界受到的摧残，文化人的命运——田汉老人死于红卫兵的铁蹄之下，老舍先生跳进太平湖，邓拓含冤身亡，上官云珠高喊着：“我没有勾引毛主席！”而跳楼自杀……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原台办室主任）
　　（责任编辑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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