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伯华：小镇刮来造反风

yangharrylg

按：本篇节录自作者已经写完、正在修订的长篇回忆录。标题和小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文革时为重庆市巴县第四中学初三学生，巴县木洞镇反到底指挥部负责人之一。回忆录全稿由其弟倪伯忠整理、录入。

小镇概貌

我的家乡巴县木洞镇，位于重庆下游约40公里的长江南岸，东流的长江水到了这里，突转一个90度的急弯，折向北奔腾而去。
在文革爆发时，木洞是一个区属小镇，中共木洞区委、区人委（政府）都设在镇上，属重庆市巴县管辖。全区有木洞镇和木洞、水口、栋青、长坪、马家、丰盛、双河、麻柳、羊鹿、清溪、天池十一个公社，人口十万人左右。木洞镇由五个街道地段组成，从西面小河边到东面陡石梯，依次分别称一段（石宝街）、二段（小东门至新街口）、三段（新街口至四方井）、四段（四方井至水沟子街马路口）、五段（涧上），镇上居民约六千余人。
木洞的得名，缘于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相传当年大禹治水，将这里的洪水引退，人们特建“禹王庙”纪念。但建庙缺少合适的木料，正好鲁班师傅路过此地，便借助神力，施展法术，在西面小河边一高耸的悬崖（狮子崖）下凿开一个石洞，引出一条天河，源源不断的上等木料便从洞中奔涌而出……从此，这个“洞出神木”的地方就叫作“木洞”了。
自明清时代到民国时期，木洞是川东四大名镇之一，是重庆近郊有名的水码头。这里与南川、涪陵、长寿几县接壤，无论是从长江下游水路上来的商船，还是邻近几县从旱路到重庆去的客商，肩挑背磨的力夫，过路的学子、官员等，都要在此歇上一宿，第二天一早启程，当天下午到达重庆。因此，这里成了商贾繁荣、物流囤积的重要集散地，是连结川、黔商品出川、入川的门户，素有“小重庆”之称。
中共执政后，经过“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运动，镇上店家商铺衰败凋零，在计划经济的大一统下，各种特色经营失去活力。随着铁路、公路的发展，运输格局变化，木洞更是失去了原有的地理交通优势。因此，曾经兴旺发达的商贸，渐渐衰落下来，往日喧闹的街面，除了赶场天，慢慢安静得有些冷清了。
文革前的木洞是一个以小手工业为主的城镇。镇上没有产业工人，各类行当如食品加工、竹篾编制，传统的造纸业、修配业、屠宰业等，都是作坊式的生产，比较称得上“工人阶级队伍”的，只有运输社的船工和铁业社的工人。
木洞镇有两所中学，巴县第四中学（简称巴四中）和木洞农业中学（简称农中）。巴四中创建于1950年，是公办的正规中学，其前身是由木洞富商胡裕隆（著名学者胡大泽之父）、丁玉枢（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之兄）等人出资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最初设在木洞中坝，1951年搬到镇东边的一个小山坡上，由一所天主教堂改建。大跃进时期增办高中班，三年大饥荒后取消高中班改为初级中学，学校建制虽然缩小，依然算是木洞的“最高学府”。农中则是一所民办中学，设在交通不便的中坝岛上，校舍简陋，师资素质和教学质量均不能和巴四中相比，安排的课程也不正规。但镇上几所小学每年近200名毕业生中，最多只有极少的10来个人能够幸运进入巴四中，被录取的学生除了学习成绩突出外，还要看家庭出身和父母的政治面貌（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夕在这方面是愈来愈强调），因此镇上大多数能够继续上初中的学生只有到条件较差的农中读书。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笔者正是巴四中初中毕业班的学生。

江姐之子彭云前来煽风点火

进入8月盛夏，镇上突然热闹起来。每天重庆到木洞的班船一到，就有很多市里来的学生到镇上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传播各种新闻。通过他们的宣传、鼓动，我知道北京有了红卫兵组织，毛主席还亲自给首都的红卫兵组织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起来造反。
第一次听到“造反”两个字，感到大惑不解。按我的理解，“造反”这两个字多半用在小说中的绿林好汉、江洋大盗、草寇山大王身上，也用在那些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农民身上，褒贬不一，民间则多半带有贬义。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还要鼓动人民起来造反？通过这些学生的引导，结合报纸上舆论的宣传，我才明白，在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内，在各级领导层中，还有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很多权力。毛主席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反，就是要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反就是革命，照毛主席的话干，没错！
到镇上来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外地来的红卫兵，站在街头教唱当时最流行的造反歌曲：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
“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歌曲激昂，具有煽动性，又有号召力，很快在小镇流传。
在一派“造反有理”的喧嚣声浪中，开始了“破四旧、立四新”的行动。木洞镇被改为“上游镇”，镇上有名的石堡街改为“反修路”，大坪改为“向阳坪”，新街改为“四清路”；镇上一些有名气的传统老字号店铺如“永茂商行”、“柳村园”都改成了“工农兵商店”或者叫“一食堂”、“二食堂”，镇上所有的茶馆通通关闭，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娱乐场所、藏污纳垢的脏臭之地！
有一天市里下来一些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外地学生，他们拿起剪子在街上巡查，扬言要对蓄长发、穿花裙子、高跟鞋的男女青年采取“革命行动”：要将长发剪去，男的推个“平头”，女的剪成齐耳短发即所谓“革命头”；要将花裙子剪烂，将高跟鞋砸掉后跟。他们站在正街的各个路口上，吓得镇上一些追求时髦的青年男女一时不敢上街。最后红卫兵们在永茂商店旁逮住一个外地姑娘，把她穿的花裙子剪成了破片，这个姑娘带着羞辱与惊吓，含着眼泪仓惶而去。
1966年8月底，木洞来了几个神秘的红卫兵。他们是首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鬼见愁战斗队”的学生，领头的是著名的渣滓洞烈士江姐的儿子彭云。彭云在重庆市第四十一中读高中时，曾随学校到木洞支农，住在我们巴四中学生宿舍，并与巴四中师生一起在苏家浩（现在称桃花岛）收割麦子。同学们都以能有幸见到这位著名烈士的后代而引以为荣，应学校广大师生的热情要求，彭云当时给大家做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1965年他考入哈军工，成了这所有名的“红色干部子女学校”的高材生。文革开始，彭云作为第一代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接见；接着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文章，表达了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战到底、誓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然后马不停蹄地来到重庆这块洒满包括她母亲在内的共产党烈士鲜血的土地，进行煽风点火。
他们一行来到木洞，才知这里还是死水一潭。只见巴四中校门紧闭，冷冷清清不见一人（此时学校正放暑假，还未通知学生返校），没有一点外地大城市已较常见的文革造反运动风起云涌的迹象。于是，他们便找木洞镇上一些单位的青年团员进行串联，先后找到榨菜厂职工程光权，市管会（当时的市场管理机构）职工唐永康（外号唐九）、周祖惠（女），供销社职工龚天惠（女），中心校教师王周碧（女）等人，安排了一个时间在木洞供销社秘密开会。
在会上，彭云等人很严肃、紧张地告诉大家：中央出了问题，形成了两个司令部，有人想篡夺毛主席的权，中国革命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听到这些情况，青年们的心情都紧张、激动起来，一致表示要立即行动起来，成立红卫兵组织，投身文化大革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率先炮轰区委的“九三”事件

9月3日这天，青年团员唐永康、周祖惠、王三富(税务所职工)、龚天惠、程光权以及小学教师王周碧等鼓起勇气、打破情面，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他们在四张报纸上写了四个粗体大字“炮轰区委”，由4个人（具体是谁已记不清）各自用手牵开一张，在街上游行，顿时吸引了上百人的围观，还受到前来交公粮的水口公社农民刘世忠、张子辉、贾伯川等人的赞同附和与大力支持。大家汇合在一起，从正街向地处大巷子的木洞区委涌去，要求区委领导表态支持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区委主要领导避而不见，派出姓刘的组织干事出来挡驾。
刘干事代表区委表态：不允许各单位成立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在各单位内部进行，不许跨行业、跨单位成立组织，并且严厉批评唐永康等人今天的行动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非法活动，必须严肃处理。双方发生严重的争执。
这件事，后来被称为木洞的“九三事件”。
市管会唐永康、周祖惠和税务所王三富三人随即联名写出大字报，抗议区委粗暴压制群众的革命行动，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木洞地区文革中第一张批判、攻击区委“政治错误”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立刻掀起轩然大波，人们争相观看，议论纷纷，影响在迅速扩散。
区委赶紧采取灭火措施，调动各种力量，对参与这次事件的人员进行围攻、批判，指责他们的行为是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攻击党组织的反党行为，并将“九三事件”定性为“九三反革命事件”，在镇上以市管会、税务所作重点，抓“带头闹事”典型。唐永康、周祖惠、王三富三人被定为“首犯”，受到公开严厉批判，其他人员则在各自单位接受审查。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九三反革命事件”的所有参加人员都被迫写了检讨，承认错误；部分“骨干人员”如唐永康、周祖惠、王三富、龚天惠、王周碧等，还被送到涧上的箭桥拦河坝工地一带参加劳动，进行“改造”。
轰动一时的炮轰区委的“九三事件”，没有多长时间，就烟消云散了。但后来批判镇压“九三事件”的“罪行”，要求为其公开平反，成了木洞地区各造反派组织共同的“革命要求”，既是造反“联合阵线”的政治基础之一，也是揪斗区委当权派的主要借口之一。

官办“校革筹”与“思想兵”

“九三事件”后，我们巴四中全校同学得到通知，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沉寂了一个多月的校园，又一次喧闹起来。
大部分的同学都按时返校了，我们毕业班的人缺席多一些，部分同学认为反正升学已无望，便心安理得地在家务农或闲耍。
教职工结束了在青木关的集训，带着一身疲惫，心有余悸地回到学校。校长陈孔义及教师王治林、白云、张苏东、曾统均还在审查之中，回校后就被关进了学校设的“牛棚”内。
学校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由原来学校的政治教师刘老师主持学校的工作，学校的领导机构改名为：巴四中校革命领导筹备小组，简称“校革筹”。
新上台的刘老师，论学历、资历和教学水平，与其他教师相比都多少有些差距。但由于有一张共产党员和转业军人的金字招牌，才安排到学校当政治老师。也许是他历来政治立场坚定，在运动中又表现积极，这次摇身一变，坐到了学校领导的宝座上。
返校第一天，刘老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我们这次返校是搞文化大革命，暂时不复课，毕业班的学生安排，等到运动后期再处理，大家要在校革筹的领导下，积极投入运动，没有校革筹的允许，任何人不准外出！
在校革筹的安排下，同学们按班级成天关在教室里，由班上团干部组织学习“十六条”，学习报纸，学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那时，毛主席已在北京检阅了两次红卫兵，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已成燎原之势。我们却还像小鸟关在笼子里一样，感到心神不宁、坐卧不安。
几天后，刘老师宣布：我们也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同学们一阵惊喜，高兴得手舞足蹈。消息传出的第二天，巴四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就宣告成立了，战旗、袖章已经由市里统一制好，连夜派人送来。批准参加的同学全部都是贫农、下中农、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
我的家庭成份是“小贩”，没有批准参加“思想兵”，感到十分委曲。我找到刘老师说：我父亲解放前也出身贫雇农家庭，年青时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流浪到涪陵城里给人“帮丘二”（川语，即为人帮佣，打工），学了门杀猪宰羊的手艺，混碗饭吃。临解放时才逃到木洞落脚安家，做一点贩肉的小生意，艰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小贩这个成份在旧社会也应算是城里的贫下中农，为什么我不能参加红卫兵呢？
刘老师对我爱理不理，他说：“小商小贩怎么能与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相比？再说，你本人的表现……”
下面的话虽然没有说出口，我已经明白了，在他的心目中，我还是一个“只专不红”、政治上不及格的人。
我后悔不该来自讨没趣，触了一鼻子灰。
“思想兵”战斗团的成立大会在学校的大操场举行，加入“思想兵”的同学戴着鲜红的袖章，列队站在前面，一个个精神焕发，激动不已，人人脸上都是充满骄傲和自豪的神情。
没有被批准参加“思想兵”的同学，排在后面，没有发袖章，取名为“毛泽东思想赤卫军”（简称赤卫军），算是外围组织。我也被编在赤卫军的行列，观看周围其他与我一样的同学，大家多少都有些自愧。
“思想兵”的头头，由“校革筹”指定六七级的黄家金同学担任总指挥，据讲他是一个贫协主席的儿子。黄家金激动地接过刘老师授予的战旗，迎风挥舞，鲜红的战旗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几个金黄色的大字分外醒目。
随着战旗的飞舞，“思想兵”一齐热烈鼓掌，掌声很响亮、很热烈，站在后面的赤卫军也不好意思地跟着鼓掌，但掌声并不热烈。
黄家金带领全体“思想兵”庄严地举起右手，面对毛主席像宣誓：“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巴四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体战士一定忠于您老人家，一定在您老人家的指引下，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把剥削阶级的旧世界彻底摧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镇上也成立了为数不多的“工人纠察队”。
“思想兵”和工人纠察队都是自上而下的官办组织。他们也打起造反的旗帜，实质上充当各级当权派的卫道士。哪里有当权派被揪斗，他们便出来解围。他们宣扬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散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谬理论。他们的一切活动经费都由市里拨专款报销。
“思想兵”一出笼，就遭到造反派的强烈攻击。山城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思想兵，思想好，天天跟着市委跑！”
“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麻饼二两；全家保皇，铺盖两床！”
后来大家干脆把“思想兵”戏称为“麻子兵”。
我们学校的“思想兵”成立没几天，就得到市里分来的二十几个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名额，往来全部费用由公家报销，有专人安排食宿，并配有专车接送，不必像其他串联的红卫兵那样去挤火车、睡过道，站上几天几夜受活罪。
对于一个山区的孩子来说，能够一下走出家门，到祖国的首都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可以说是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很多的同学连重庆城里都没有去过，在全校的师生中，到过北京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当全校师生看着这二十几个同学，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喜气洋洋地走出校门时，一个个都羡慕不已，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我们班的耿品禄、蒋国碧、谭志培三人，就在这些“最幸运的人”之中。此外，农中也有几个上京名额。
1966年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我校“思想兵”赴京代表与80万红卫兵一道，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最高领袖的检阅。当晚，刘老师从北京发回加急电报：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校园里一片欢腾，师生们沉浸在幸福的暖流中，大家激动万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没几天，赴京的同学回来了，一个个成了骄傲的天使。
从此“思想兵”更加威风八面。根据上面的部署，他们将杀向社会，一场血腥的大抄家运动在木洞展开了。“红色恐怖”顿时弥漫在小镇上空……

官方主持的“思想兵”大抄家

1966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凉风习习，秋意浓浓，我接到学校“思想兵”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全校同学立即全部到校，有重要活动参加。
我急忙赶到学校，一进校门，就感到今晚气氛紧张神秘。只见操场上挂起一盏明亮的汽灯，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吴眼镜与刘老师正在操场一角低声交谈，一会儿又见吴眼镜掏出个本子，在上面比比划划，两人好像在商量安排什么事情。“思想兵”的大小头目都在忙忙碌碌地准备着，还有两个“思想兵”的战士拿着本子逐一登记到校人员的名单。这一切表明，今晚的行动非同一般。
晚上十点钟，刘老师召集全体人员在大操场集合，简短地宣布了连夜召集大家到学校来的目的和任务。“思想兵”总指挥黄家金挺身站立在吴眼镜和刘老师的前面，大声发出号令：今天晚上我们巴四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杀向社会，搞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大行动，要大造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反，要大造资产阶级的反，要抄他们的家，端他们的黑窝！在行动中，大家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各行动小组，按照指定的对象，分头执行。没有安排行动的赤卫军同学，今夜一律不准出校！
其他没有获准参加行动的，还有许多镇上的同学，估计可能是担心他们与抄家对象万一有什么关系，怕到时抹不开面子，斗争立场不坚定。后来还知道，一个身为“思想兵”的团员女同学也没有去参加抄家，因为在事前安排任务后她“因事”先回家，结果“大人不让参加”。
各个抄家小组，像战士接到冲锋命令，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冲出学校，奔赴指定的阵地。刘老师和吴眼镜则留在学校坐镇指挥。
我不但没有资格去参加抄家的革命行动，这天晚上还暂时失去了行动自由，而不准我们走出校门的理由，竟然是防止我们暗中去给“牛鬼蛇神”通风报信！
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我和六七级戴光荣、曹选伦等几个被打入“另册”的镇上同学，在校园里来回走动，吹牛聊天，打发时光。没有去参加抄家的革命行动，大家多少有些失落感，情绪很低落，不免抱怨牢骚几句，尤其是戴光荣，愤愤不平的，气话中带了不少刺。
到了下半夜，又冷又困，单薄的衣服已挡不住阵阵寒意，不得不在双杠上做些暖身活动。刘老师出来巡视，见我们无事闲逛闲聊，不知怎么便点上我，安排与其他几个赤卫军同学去看管关押在“牛棚”受审查的“牛鬼蛇神”教师。戴、曹二人借机溜之大吉。我当时还自我感觉有些荣耀和感动：这下好歹有点剩余的革命行动让我去接受考验了。
好容易等到天亮，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去，沿途见到的情景令我大吃一惊。一夜之间，镇上像电影中日本鬼子进村扫荡后一样留下一片狼藉，很多的家庭遭到了抄家洗劫。街上到处堆满了抄出来的家具、衣物、书籍、生活用品，乱七八糟一大片。那些被抄之家的主人，神色沮丧，愁容满面，呆立一旁，望着那些被抄出来的东西，茫然不知所措。他们由手执木棒、皮带的“思想兵”看管着，稍有不如意之处，就会遭到皮带、木棒抽打。
所有被抄家的对象，都是由镇上和派出所预先拟好名单，交给“思想兵”去执行的。除了一部分是地富反坏、管制分子外，相当一部分是在单位上班的职员，这些人在民国时期有点资产，以后属于私营改造对象。经过公私合营改造，原来的企业或店铺被剥夺后，安排在商业部门上班。昨天他们在表面意义上至少还属于人民队伍中的一员，一夜之间天降厄运，现在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享受罪犯的抄家待遇，而且比那些已经明确了身份的阶级敌人还要被整得厉害。
整个镇上都惊翻了天。围观的群众在那些被抄人家的门前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像一道密不透风的人墙。为了体现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体现红卫兵的首创发明，各个抄家小组开始了现场的“活学活用”。他们给被抄之家的主人挂上黑牌，写上姓名、罪名，再用红笔打上一个大叉，让他们站在木凳子上、桌子上，向群众低头认罪。有的还独出心裁，把抄来的旧式衣服、瓜皮帽给他们穿戴上，让他们一手举算盘，一手举“账本”，做出地主老财剥削人民的造型，强迫他们像雕塑一样，长时间保持一个丑态不变，否则就挨皮鞭抽打。
学校旁边一喻姓人家，首先遭到了抄家。这家人开了一个副食店，店主外号人称喻麻子，待人很和气，平时生意还算可以，学校的学生们喜欢到店里去买东西。只因主人在民国时期是一个商人，据说有点积蓄，这次就上了抄家的黑名单。抄家的时候，将家中彻底翻遍，连后院一个水池的水都放干了来搜，也没有搜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店主不在，“思想兵”就拿他的女儿出气。那女子不到二十岁，正值青春年华，人也长得十分漂亮，平时就招人注目。她被几个“思想兵”揪出来，脸上抹些黑灰，披头散发地站在家门口。几个恶作剧的“思想兵”，还把一些女人的内裤、内衣和一双烂鞋，挂在她的胸前，让她举一块纸牌，上面写着“资本家的大小姐——×××”，然后打上一个惊叹号，加上两个大字：“破鞋！”
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从来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过这般侮辱，她低着头，又羞又气，泪水不停地流着。

批斗“大特务”闹剧

石堡街有一衣衫褴缕、蓬头垢面、脸上有一伤疤的中年男子叫颜成才，平时靠敲打白铁皮、换锑锅底、配钥匙、修面盆维持生活。此人少言寡语，极少接触人，唯一的爱好就是下象棋，据讲棋艺还算上流。文革前，学校组织学生参观渣滓洞、白公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观看“美蒋特务罪行展览”时，有位同学眼睛尖，发现罪证中有一张国民党警察局逮捕长江电厂地下党员的黑名单上，有一校对员叫颜成才。这位同学的阶级斗争觉悟高，一下就想到镇上那个颜成才，莫非他是一个漏网特务？回校后，他立刻向派出所报案。天下同名同姓者甚多，谁知他的怀疑竟成了事实。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镇上的这个颜成才，确实是在伪警察局当过校对，鉴于他主动投案，又没有直接的人命，受到宽大处理，作为内部监管对象。派出所的人还透露，颜成才脸上的伤疤，是他在解放前夕，为逃避打击，自己毁容所致。
抄家运动一来，颜成才便由内部监管，变成公开批斗打击对象。好像是早有预感，他已做好应对抄家的准备。家里除了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具，几床烂棉絮之外，可以说是四壁皆空、一无所有，就连米坛子里的粮食，也只够吃上两三天。
他的老婆和孩子，冷漠无神地望着抄家的“思想兵”，一副无可奈何而又听天由命的样子。
“思想兵”认为抓到一个大特务，家里肯定藏有发报机，至少还保存有国民党的服装，反复地拷问颜成才，威逼他交出这些罪证。但任凭百般拷问，颜成才死活也不承认藏有这些东西，到最后，干脆低着头装哑巴，并不时抬起那张有伤疤的脸，瞅一眼革命小将，似乎有些蔑视意味。
整整折腾了一夜，小将们一点收获都没有。“思想兵”气得发怒了。天亮后，他们连拖带拉，把颜成才揪到门外，找来一张大桌子，让颜成才站上去，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做出投降的姿势，胸前给他挂上一块黑牌，上面写着“渣滓洞、白公馆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颜成才”。
听说颜成才是个暗藏的特务，镇上很多人都感到吃惊，不少大人小孩都跑来亲眼见识一下。大家对着他指指戳戳，七嘴八舌，发表议论。这个说：“看不出来，他还隐藏得深呢！”那个说：“莫看他现在这个窝囊相，解放前可是个腰皮带发叉、肩膀上扛花的角色……”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思想兵”令他自报家门。颜成才故意装糊涂，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黑牌上的“罪名”：“我叫颜成才，颜成才就是我。我是渣滓洞、白公馆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渣滓洞、白公馆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就是我……”
他那有气无力的腔调，举手投降的姿势，配上那张丑陋难堪的面容，使周围的群众忍不住发笑，仿佛他真的就是一个杀人魔王落到了可悲可怜的地步。
颜成才这样反复念了多遍，“思想兵”有人决定改变方式进行现场审问。
一个“思想兵”担任审讯员，另一个“思想兵”拿起笔记本做记录：
“颜成才，你要老实向革命群众交待，江姐是不是你杀的？”
“是我杀的。”回答得很干脆，群众一阵惊叹！
“许云峰是不是你杀的？”
“是我杀的。”回答得仍然很干脆，群众又是一阵惊叹！
“小萝卜头是不是你杀的？”
“也是我杀的。”回答很肯定，部分群众有些义愤填膺了！
“用什么武器杀的？”
“我用杀猪刀杀的！“
群众先是一愣，随后一阵哄笑，看得出这家伙完全是在装疯糊弄人。
“思想兵”怒不可遏，大骂颜成才在胡说八道，侮辱革命先烈，罪恶滔天。于是，木棒、皮带一齐向他腿上乱打，随后又将他从桌子上揪下来，拳打脚踢，打得颜成才鬼哭狼嚎一般乱叫，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额角上都流出了鲜血……
打够了，又把他揪到桌子上向群众低头弯腰，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就这样足足折磨了一天，直到晚上，颜成才双脚已经发肿，失去了知觉，实在支持不住，从桌子上跌了下来，才让家里的人背进屋去。

丁雪松之兄被抄家批斗

在石堡街与新街的交界处，大码头旁边，普通的板壁门面里住着一户人家，主人是后来的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的亲哥哥丁玉枢。丁玉枢以前家境较好，经营布匹、丝绸生意，算是木洞八大富商之一。妹妹丁雪松年轻时就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几十年未曾回家。1949年后，经过公私合营，丁玉枢被共产党政府安排在镇上供销社的商店站柜台，卖布匹。
奇怪的是，尽管有个红色高干妹妹，丁玉枢在这次抄家运动中也未能幸免。当思想兵深夜破门而入之时，他简直惊呆了。
从丁玉枢家里抄出来的东西不外乎就是几件古色古香的旧式家具，几件质地很好的丝绸衣服、被面。还有一些精致的文房四宝，因为丁玉枢喜欢书法。这些都算不上是什么罪证。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他卧室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大坑洞，可容一人蜷曲着钻进去。
经审问，他交待这是他私人挖的一个家庭防空洞，还没有完工。
文革前，全国上下开始备战，各地大搞人防工程，随时准备打仗。丁玉枢看见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政府是不会首先考虑他们的安全的。亲身经历过日本大轰炸劫后余生的他，对战争的残酷记忆犹新。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决定在自己的家里挖一个防空洞，以防不测。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家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了起来。好在他家的后门紧靠河边，挖出来的泥土倒在河坝也没人注意。只是未曾想到还未完工，抄家运动袭来，就全暴露了。
“思想兵”突发奇想，把这个洞穴说成是隐藏敌特的设施，是为了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做准备，再不就是家中一定藏匿有巨额金银财宝，挖个洞穴就是用来暗藏宝物的。
他们对丁玉枢进行了轮番的审讯，大打出手，硬要他交出隐藏的金银财宝，或者说出洞穴的真实用途，可得到的都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回答。
“思想兵”决定打掉丁玉枢的威风。他们把丁玉枢揪到他家附近的万天宫前石梯上去“亮相”，扩大影响，动员、发动群众斗争。
万天宫，1949年后改作木洞税务所办公及粮店售卖、加工粮食的场所。它位居镇中心，地势居高临下，面对长长的街道，可以容纳很多人。文革中凡有重大的活动、集会，一般都在这里举行，被当地人称为“木洞的解放碑”。
丁玉枢被“思想兵”揪到万天宫最高的一层石梯上，面对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他咬紧牙关，面色严峻，两眼发出冷冷的目光，已是深秋时节，他那秃了顶的头上还冒着大汗。
“思想兵”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打倒丁玉枢！丁玉枢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一声高过一声，声声如雷贯耳，现场气氛十分激烈。
丁玉枢昂着头，没有一点服气的样子。一个“思想兵”小头目从背后伸手去按他的头，要他端正态度，把头低下去。倔强的丁玉枢不愿低头，将手臂往后一挡，正好顶在那个“思想兵”的胸口上，随后顺势一抬，只听一声尖叫，那个“思想兵”一下倒在地上，捂着手臂连声叫痛。
这时全场秩序大乱，主持会议的人急忙扶起跌倒在地的“思想兵”，火速送往医院。有人急忙跑进税务所打电话，向派出所报案。一会儿派出所的警察赶到了现场，不由分说，将丁玉枢拷上手铐，当即关押起来。
批斗会没法开下去。社会上顿时传言纷纷，有人说丁玉枢会武功，用了一招什么拳术击断了别人的手臂；有人说是用的点穴术，有人说是用的暗器伤人，还有人说是用的气功……舆论越传越玄，倒给丁玉枢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那个负伤的“思想兵”送到医院后，第二天就出院了。他胸前吊了一根绷带托住右手，没几天就取了绷带，手臂根本没有折断，可能是脱臼，或者只是扭了气，不然恢复不了这么快。
这个“伤员”很快被安排回家休息，刘老师和“思想兵”的头头有令，不许打听他的伤势，也不许他接触其他人。
就在丁玉枢在万天宫挨斗的时候，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有一位身穿草绿色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外地女红卫兵，那是由北京来重庆串联刚到木洞的丁雪松的独生女儿郑小提，千里迢迢来见舅舅，不想却目睹了这一幕，与舅舅连一句话都未说上，就悄然离开了。
丁玉枢随后就被送到巴县看守所，投进监狱，罪名是：毒打红卫兵，对抗文化大革命，一关就是三年多，后来才落实政策，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再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血衣与遗骨”事件

木洞在抄家运动中可说是奇闻百出。当时一件骇人听闻、轰动巴县、轰动全重庆市的“血衣与遗骨事件”就发生在镇上一个叫田仁逸的家里。
田仁逸是镇供销社“三八”商店的一个营业员，其夫蒋立全在民国时期任过巴县参议员，参加过民间帮会组织袍哥，1949年后他积极服从和配合共产党新政权的接管工作，有一种说法是他还颇受第一任区长邢厚安的赏识，曾被推荐上“西南革大”（西南革命大学，实为培训干部的短训班），但不知何故未去。随即，蒋立全被镇上明伦小学（原福音堂小学，五十年代后改称“新民小学”）聘用，在这里教书。“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天晚上政府开展统一行动，蒋立全在家被抓走，关押在镇人委（民国时木洞警察局原址），几天后在八洞桥附近的河沙坝公开枪决。据老一辈人讲，临刑前他神色自如，还在公审大会的主席台上讲了几句话，口里含着纸烟，向熟人打着招呼，被押解着走向行刑地。死后，尸体由家人收敛掩埋。
田仁逸本人没有直接的“反革命”罪行，且出身贫苦，又传说是被蒋立全强占为妻，丈夫被镇压后作为内控对象，安排在供销社当营业员。这次抄家运动，作为被共产党政府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属，她也在劫难逃。
“思想兵”贴出战报，宣称在她家中抄出了她隐藏的丈夫遗骨和血衣！这是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是阶级敌人仇恨共产党、妄图变天的铁证！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市、县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思想兵”总部、重庆日报社都派人下来整理材料。
为了宣传抄家的成果，教育群众，“思想兵”还把“血衣”和“遗骨”摆在田仁逸家中展览，每天前去参观的人排成长队，络绎不绝。
我随着人群去过现场，看到田仁逸被“思想兵”限制在屋内一角，低垂着头，头发散开遮住了大半个脸。面对来一拨、去一拨的人群，她一言不发、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屋内的一张桌子上摆着几张报纸，上面放有一截骨头，由于时间已久，骨头已经钙化，呈灰白色，分不清是哪个部位的，也不敢确定是否是人骨；骨头的旁边放着一件旧式的对襟汗衫，灰白色的，没有展开，胡乱地揉成一团，是否完整也看不出来。透过肉眼观察，汗衫已经发黄，很多地方起了霉斑。我还特地注意观察汗衫上是否有枪眼和血迹，但没有发现，只觉得有些地方颜色污暗一些，并有细细的孔眼，像是被虫子蚀过一样。
几个“思想兵”维持秩序，不许参观者触摸“血衣”和骨头。一个“思想兵”担任现场解说，给大家讲，“遗骨”是在田仁逸床上的床柱子里藏着的，是把床柱挖空了藏进去的，以便夜夜陪着亡夫而眠，时刻不忘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血衣”是在灶孔下面挖出来的，我看了一下墙角的灶膛，确实已经破坏，灶孔下面挖了一个大坑。
到现场参观的人都说“深受教育”，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指着墙角的田仁逸大骂不已，有的还向她吐口水，恨不得将她撕成几大块。
但一些年纪大的人看后，却在私下议论，说那骨头不像是人的骨头，还有那件汗衫，像个儿童的衣服，见过蒋立全的老人们都说，蒋立全身材高大，不可能穿这么小的衣服。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那遗骨的来源，按一般常识，死者必须要入土掩埋，经过一段时间尸体腐烂以后，才能开棺取出骨头，作为一个胆小的妇女，又弱不禁风，她能干得了这事么？
“思想兵”大肆宣传抄家的成果，层层上报，没几天，“思想兵”总部的人就把“遗骨”和“血衣”带到重庆城里的枇杷山公园，参加全市红卫兵抄家成果大展览，并且放在显眼的位置，成为整个展览的一大热点。
从此以后，田仁逸一家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强大的社会压力把她儿子逼疯，三亲六戚也受株连。为了讨个清白，田仁逸也多次提出上诉，要求对“遗骨”和“血衣”进行鉴定。可每次的申诉，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人受理。后来上面干脆回答：展览会结束后，两件东西不慎丢失了，找不到证据。今后再要上诉，就是翻案，定要从严惩处！一家人只好背着黑锅，夹起尾巴做人。
几年后，我问过她家的一个亲戚，谈到此事，他连连摇头，大喊冤枉。他说，抄家的时候很混乱，田仁逸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她都不知道这两件东西从何而来。他判断，可能是老鼠铺窝，不知从什么地方叼来的破烂衣服和骨头。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始作俑者的那几个当年的“思想兵”才最清楚明白。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人能站出来说一句实话，帮助解开扑朔迷离的谜底吗？

批斗中出人命了

抄家运动进入到第三天，就出了人命案。
那天下午，一个身材矮小、体质虚弱的中年妇女被几个“思想兵”从正对小东门的一个巷子里揪到大街上。看样子，那妇女已经被折磨得浑身无力了，苍白的脸，显得那样憔悴，凌乱的头发，破旧的衣衫，看上去像个路边的乞丐。
这位妇女叫颜开悟，是镇上胡裕隆的儿媳妇，丈夫胡大泽在外地一所中学任教（改革开放后胡大泽调重庆教育学院，曾任历史系主任，是有名的近代史学者）。
胡裕隆在民国时期也算是木洞镇上的富商之一，办有面粉厂、裕大电灯公司（发电、照明），还兼营其它生意，热心地方公益，救济弱孤，捐资办学，我们学校巴四中的前身就是由他和几个富商出资筹办的。
由于家境较好，儿子胡大泽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因学习成绩优异，所在大学给予高材生称号，并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四所高校批准去作研究生，但未去。据说，读大学时，他还有一个英文名字：约翰·大泽。中共执政后，胡大泽曾任木洞镇共产党新政权的第一任镇长，五十年代初在巴县获得过模范镇镇长称号，1956年保送到南京大学攻读近代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59年留校教书，1964年调回巴县第一中学（铜罐驿区）任教。
中共执政后，胡裕隆积极靠拢新政权，捐钱捐物，响应共产党号召，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后，被安排在食品厂上班，一家人安分守己，做事谨小慎微，但不料这次也被上了抄家黑名单，被当成“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受到清理。在抄家策划者们的眼中，他那有英文名字的儿子自然也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混进教师队伍中的异己分子。
“思想兵”横蛮无理地冲进胡裕隆家里，威逼他交出隐藏的黄金白银，还有儿子胡大泽的外文书籍（以便作为里通外国的罪证）。胡裕隆自然会矢口否认藏有这些东西。
“思想兵”当然不甘心，把家里反复搜查了几遍，也找不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恼羞成怒，把一肚子气发泄在家具上。他们任意砸损家具，几把红木椅子顿时被砸烂。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兵”在一只高脚木盆中间的夹层里发现了金条，于是继续追逼，接连砸了一些旧式家具。
“反动资本家”胡裕隆是既不敢怒更不敢言，而一旁的儿媳颜开悟却实在是看不下去，忍不住与“思想兵”顶撞了几句，就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思想兵”立即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颜开悟，对她进行了百般凌辱，采取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准睡觉等方式。但“思想兵”还觉得不解气，于是扯着颜开悟的头发把她揪到大街上，当众亮相，围攻批斗。
小东门附近的街道上很快聚集起许多看热闹的人，我也在这些人群中，所以亲眼目睹了这场暴行惨案的发生。
他们搬了一根凳子，逼着颜开悟站上去，低头弯腰，向人民群众请罪。身体虚弱的颜开悟，头发被扯掉一大把，头皮渗出缕缕血迹，一站到板凳上就双脚发抖，身体打晃，满脸惊恐，虚汗直冒。“思想兵”认为还不过瘾，一个学生把颜开悟猛推下来，众人再一把将跌倒在地的她抓扯起来，又加了一个板凳上去，强迫她站得更高点。
颜开悟这次费了很大的劲，怎么也抬不起酸肿沉重的腿，按“思想兵”的要求站到凳子上去。“思想兵”说她是装死狗，几个人抓住她的衣领，连推带拉，把她提了上去。
颜开悟站在两根重叠的板凳上面左右摇摆、东倒西歪，此时的她很难控制身体的平衡。一个供销社工纠队员正好路过这里，上前狠狠踹上一脚，和其他“思想兵”一起踹倒了凳子。颜开悟连人带凳一下倒了下来，头部重重地跌在街上铺的青石板上，抽搐了几下，便气绝身亡，惨死街头。
围观的群众惊叫起来：“不好了，出人命了！……”几个肇事者见势不妙，拔腿就跑了。街坊邻居自觉地围成一圈，保护现场。
过了一会儿，派出所的吴眼镜来了，装模作样地简单看了一下现场，没有拍照，没有做记录，更没有验尸，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就走了。
只见一个年轻女孩匆匆跑来，手里还提着一个提篼，见到颜开悟躺在街边惨死的样子，不由一下扑在尸体上，哭得肝肠寸断、眼泪横飞，提篼扔在一旁，掉出剪子、小刀（剔菜头用的）一类东西。这女孩可能是颜开悟的女儿或亲戚，大概是在中坝榨菜厂做“挑菜筋”的零工，听到消息跑回来的。这一凄惨的场面，令在场的一些人也控制不住地掉下了眼泪……
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伤心欲绝的女孩及家人将颜开悟的尸体抬回家里。
当晚，小东门一带的街上三五成群地挤满了群众，许多人从镇上其它地段赶过来，胡裕隆家所在的小巷子和小院更是挤满了人。大家纷纷在议论，都说颜开悟死得太惨了，死得太冤了！不知国法何在？天理何在？
这时，镇上却有人放出空气，说颜开悟是“畏罪自杀”，与抄家的红卫兵没有任何关系，舆论来自派出所，借此为施暴者开脱罪责，转移群众视线。
我目睹了在大街上批斗颜开悟整个现场情况，可以肯定地说：颜开悟绝对不是死于自杀！
死者尸骨未寒，又遭人污蔑攻击。我无法想像，惨遭不幸的这一家人是怎样度过这个悲痛欲绝、凄风苦雨的长夜的？！
第二天，在巴一中当老师的胡大泽赶了回来，简单地安埋了亡妻。送葬的队伍从我家门前走过，经过石宝街向小河边方向而去。我看见送葬的人很少，只有几个亲属参加，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更没有鞭炮，只有家人及亲属死去活来、呼天叫地的凄惨哭声。
胡大泽面对亡妻之灾，表现得既无奈又很坚毅。他可能心里很明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纵有血案冤情也无法向谁申诉，也可能还受到某些压力，所以处理完丧事后，就悄然无声地离去了。

我庆幸没有资格参加抄家

这场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抄家运动，持续了一个星期。时间尽管不长，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灾难却是巨大的！他们除了精神上受打击、身体遭折磨、人格受侮辱之外，经济上也蒙受了惨痛的损失。大多数被抄的家中，家具被损坏，门窗被砸烂，衣物被抄走，一些值钱的字画、古董下落不明，连锅碗瓢盆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具都被毁坏不少。我家对面一个原佛享轮船公司主要股东之一的陈德璋家里，被“思想兵”怀疑藏有海外存款，硬是把地皮都挖去了一层！
那些被抄出来的家具、衣物、古玩等等，全被当成“四旧”物品没收。为了扩大影响，抄家行动的组织者和“思想兵”从中挑选出部分物品，在万天宫斜对面的二食堂举办了“红卫兵抄家成果展览”，每天前去参观的人排成长龙，一时盛况空前。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又出现了丁雪松女儿郑小提的身影，她事隔不久又一次来到木洞，依然还是一身红卫兵的装束。经人提醒，负责解说的“思想兵”知道那个“对抗运动”的“打人凶手”丁玉枢的外甥女来了，便故意提高了声调，对着人群大声进行解说。但郑小提始终保持着淡然的表情，一言不发地随着人流观看着。
抄家告一段落后，大件的衣柜、家具、分别存放在各地段（居委会），贵重小件物品则集中堆放在区委的一间屋子里。由于整个抄家过程混乱无序，物品的清点登记也比较马虎随意，一些品行不端的人趁机浑水摸鱼，大发抄家的不义之财，一些金银首饰等贵重小物品，落入到一些贪婪之徒手中。
看到抄家这样的野蛮行为和后果之后，我才不再因被剥夺了参加这种“革命行动”的资格而后悔，并有些暗自庆幸，没有卷入那些让个人良心蒙上污点的暴行。现在想来依然感到很庆幸——凭我当时的年轻幼稚，对革命的热情偏激，以及渴望证明自己进步、洗刷“只专不红”的急切心情，真不知也会跟着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三个南下学生遭到驱逐

校革筹画地为牢，“思想兵”一统校园。他们严密封锁外界的消息，不允许师生们随便外出，更不允许外来串联的学生迈进校园一步。
可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红卫兵的大串联、大点火势不可挡。有最高统帅的支持，有中央文革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红卫兵如虎添翼、所向披靡，从北京一路顺风杀向全国各地，所到之处，如电闪雷鸣，似洪水猛兽，小小的一个县区小镇的中学岂能挡住这股狂流。
10月的一天，校门口来了三个外地的串联学生，两男一女，都操着北京口音，穿着最时髦的红卫兵服装，胸前戴着闪亮的毛主席像章，臂上的红袖章鲜艳夺目。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此时正在校门口向一些同学了解学校的情况，向大家介绍首都及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形势，鼓动同学们要起来造反，到外面去大串联。
南下学生的话很有煽动性，很多同学都跃跃欲试，但又担心校革筹不同意。南下学生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胆小怕事，要自己解放自己，打破束缚革命师生的条条框框。你们要赶快行动起来，到北京去，那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毛主席在那里等着接见你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同学们，不能再犹豫了。”
我和几个毕业班的同学向他们反映：运动初期，工作组支使人搞毕业生的鉴定，很多同学的政治都不及格，毕业鉴定至今也没有公布……
南下学生听了，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那是极端错误的作法，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是挑动学生斗学生，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中央已经下达了文件，凡是运动初期整学生的材料，都是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白专道路”的学生，一律要平反。北京的大、中学校都这样贯彻执行了，你们不要害怕。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几个同学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感到一阵轻松。
南下学生接着讲：“你们这里死水一潭，保守派掌权，真正的左派还没有站出来，群众没有得到发动……”
他们的一番讲话，顿时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打开了思想的闸门，点燃了胸中的激情。一群本来就敢想敢干的青年学生，谁不想去闯闯世界，谁愿像小鸟一样成天关在笼子里？
聚集在南下学生周围听演讲的人越来越多。南下学生从挎包里拿出一些花花绿绿的传单、宣传资料，分发给大家。同学们争相索要，拿到传单的人，如饥似渴地看着。
这时，刘老师带着几个“思想兵”头头来了。他们走到南下学生面前，用轻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这几位不速之客。
“你们从哪里来的？”刘老师开始进行盘问。
三个小将根本没有把这个无名小卒放在眼里，非常傲慢地回答：“我们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
刘老师触了一鼻子灰，忍了一下，然后加重语气：“到这里来干什么？”
“进行革命的大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把介绍信拿出来看看！”刘老师像查户口式地喝问。
“哈、哈哈……”
三个红卫兵一齐放声大笑起来，也许是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问得太荒唐了，所以引起他们大笑不止。
“什么介绍信？搞文化大革命还需要介绍信？请看这个，它就是走遍全国通行无阻的介绍信，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的介绍信！”一个瘦高个的南下同学得意地指着手臂上的红袖章，自豪地回答。
刘老师一连碰了几个软钉子，心里早就不舒服，这下他沉不住气了。他把脸沉了下来：“对不起，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不欢迎你们来当救世主，不需要你们来指手画脚。本单位的问题，本单位解决，请你们离开！”语气非常强硬地下了“逐客令”。
几个南下学生，视自己为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一路通行无阻，所到之处都被待若上宾，没想到会在这个小镇上受到如此怠慢和轻蔑，他们气愤不已。那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当即冲着刘老师说：“你们这里太落后了，太保守了，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我们要回北京去，给中央首长汇报，我们要拿起无产阶级的千钧棒，彻底打碎这个保守阵地，开创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天地来！”
南下学生还在滔滔不绝地争辩，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刘老师害怕影响扩大，便假意请他们到办公室去谈。随即给几个“思想兵”头头一个眼色，他们便上前挟持着三个南下学生进了校门，走到一间屋里，随即将门关上。
刘老师组织一些人对关在室内的三个南下学生训斥、围攻，大耍地头蛇的威风，但这三个人却一点没有惧色，慷慨激昂地大声辩驳、据理力争。也许他们觉得，被保守势力围攻、关押，是他们的骄傲和光荣。他们手挽手，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随后又深情地唱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歌声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悲壮，透过窗户传了出来……
很多在校的同学们，包括“思想兵”的同学都为之感动了，他们围在小屋周围，久久不愿散去。
夜幕降临了，三个南下学生还被关在屋里，尽管又饥又饿，但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一会儿背诵毛主席语录，一会儿唱革命歌曲，一直坚持到午夜时分。
快到下半夜时，刘老师叫人打开房门，把三个南下学生放了出来，责令他们马上离开。三人不愿就这样被轻易打发走，还在那里争辩、抗议，要讨个说法，一群“思想兵”骨干将他们轰出了校门。
第二天，这三个南下学生在镇上贴出了大字报：《向木洞地区的走资派、保皇派开火》，文字不多，措词严厉：我们是首都南下串联的红卫兵战士，来到木洞地区传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不料却遭到一小撮走资派操纵的保皇组织的非法围攻、关押，失去人身自由长达6个小时。这是严重的政治迫害！为此，我们特向木洞地区的走资派及保皇派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勒令你们公开赔礼道歉，向革命小将低头认罪！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彻底砸烂你们的狗头！
但大字报贴上墙后，学生们还没有来得及对围观群众进行充分的控诉和宣传，很快就遭到镇上组织的一群地段妇女积极分子的围攻，她们高声吵骂，将大字报撕扯了下来。这些婆婆、妈妈们口沫飞溅，指指戳戳，推推搡搡，有的还拿着“响竿”（当地撵家禽的一种工具，下端破成几片的细竹竿）挥舞着，把这三个“秀才遇到兵”的革命小将一路轰赶着，要他们“滚出木洞”，还不准他们到码头等候轮船“安逸地离开”，而是将他们驱逐到了小河边，逼着他们过河向西落荒而去。

学校失控了

从这件事发生后，学校开始失控了。不论是“思想兵”还是一般的同学，都已人心浮动、坐卧不安，都想要冲出校园去搞大串联，去见大世面。尽管刘老师还在放出语言恐吓同学们，说不听招呼私自外出的同学要放到运动后期当成右派处理，但已经没有多少人惧怕了。
巴四中，或者说，整个木洞的形势，就像是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引燃一片烈焰。而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又岂止是火星！
刘老师权力失控，“思想兵”逐渐停止活动。根据上面的指示，关在学校“牛棚”里的五个“牛鬼蛇神”被释放出来，恢复了自由。
校园里又一次沸腾起来。同学们显得格外兴奋，大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恨不得一步就飞出校园，到北京去，到各大城市去，到外面去“经风雨、见世面”，亲自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去练就一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赤胆忠心！再说，在积极投身运动的同时，还可以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串联，何乐不为？！
大家开始了自由组合，仅仅三五天的时间，全校就共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十几个外出串联小组，并立即忙碌地准备出发。
我和班上平时几个相好的男同学也组成了一个串联小组，大家聚集在一起，雄心勃勃地拟定了一个串联计划，精心设计了一条串联路线，同时还推荐我和谭志培当队长，我们两个乐意地接受了。
经过两天的准备，带着简单的衣物，怀着壮士出征般的心情，我们出发了。


《昨天》第16期